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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為紀念第十屆九一記者節而作
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為紀念第十屆九一記者節而作
解放日報     阅读简体中文版

  今天是第十屆記者節。回溯這個節日誕生的歷史,這個節日適合全國人民余輿論界爭取抗日自由、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斗爭分離不開的。“九一八”事變發生,繼之以“一二八”上海抗日戰爭,激起了洶涌澎湃的全國救亡怒潮;當時各地新聞記者亦都爭先恐后,卷入這一怒潮,并紛紛向國民當局要求開放言論自由、停止壓制輿論、保障記者抗日權利。至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國民黨當局乃發布了《保護新聞工作人員及維護輿論機關》的命令。在群情迫切要求之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有此表示(雖然在這一命令發布后,國民黨當局仍繼續壓迫和摧殘抗日的記者和輿論機關,如史量才的被暗殺、杜重遠的被判處徒刑、大中生活等十四個抗日刊物的橫遭封閉等),這乃是全國抗日人民和輿論界艱苦斗爭的初步結果。嗣后“九一”這個日子,便由全國新聞界定為記者節。每年此日,全國新聞記者都要檢閱一下自己為抗戰服務的戰斗力量,以及和全國人民一起,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發揚抗戰的和民主的輿論的途徑。因此“九一”不僅是記者的節日,而且也是全國人民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節日。

  在抗戰初期,政治比較進步,國民黨當局對于輿論界的壓制曾一時減輕;各地新聞事業,特別是在武漢,曾呈現了一番蓬勃的氣象,對于發揚民意、動員民眾,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曾幾何時,在武漢失守以后,反共倒退的逆流即隨之而來。幾年來國民黨內反動派鉗制輿論、摧殘民意的行為,日甚一日。到了現在,大后方輿論界已經奄奄一息,形成了正氣消沉、邪氣高漲的可痛現象。在今年紀念九一節的時候,我國的新聞事業正經歷著空前未有的嚴重危機。

  國民黨當局實行新聞統制政策,口口聲聲強調“戰士統制”之必要,又把這種統制描寫成為“三民主義的新聞政策”。誰都知道,今天的中國是在“戰時”,是在抗戰的進程中,而抗戰正是為了打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照國民黨的說法,它的新聞統制,似乎應當符合于抗戰的利益和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原則。然而事實上怎樣呢?

  孫龐等逆率部投敵,吳逆開先奉日寇之命回渝進行誘降活動,逆跡昭彰,鐵證如山,國民黨宣傳機關卻不特隱匿其賣國罪行,反而曲加辯護,稱之為“剛強堅貞”、“矢忠矢勇”。第五縱隊托匪張滌非等九個人開會十分鐘,假借名義,狂吠反共,挑撥內戰,破壞抗戰,為全國正義人士所不齒,國民黨官方通訊社竟將張逆通電廣為傳播,勒令各報照樣登載。八路軍新四軍轉戰敵后,抗擊在華日軍百分之五十八,抗擊偽軍百分之九十以上,它們的戰報是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所引領樂聞的,然而國民黨當局竟千方百計加以封鎖,嚴禁各報登載。顯而易見的,這樣的新聞統制政策,沒有一絲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族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于抗戰的利益。相反的,這種新聞統制的方針,倒很象是為了準備投降日寇哩!

  在后方,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的政治主張橫遭壓抑,不許在報上發表,甚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解放”“國共合作”“各階層的人民”“少數民族”“三民主以為今日中國所必需”等,都被認為“謬誤名詞”,都在禁用之列;而頌揚法西斯獨裁的謬論反而受到縱容和包庇,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它們對于“異己”的進步報紙,采取各色各樣的限制、吞并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后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據民國廿六年政府統計,當時全國報館又一千零三十一家,而到了卅年十一月,據國民黨中宣部統計,大后方報紙獲得核準者僅二百七十三家,而去年一年大后方報章雜志被封閉者竟達五百種之多。尤可痛者,新聞記者的人權人格毫無保障,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派遣大批特務混入新聞界胡作妄為,另方面對現有記者的威脅利誘,無所不至,一起使他們俯首帖耳,供其驅使。由于國民黨反動派這樣的新聞統制政策,大后方的新聞事業已到了空前衰落的地步,而這種現象,又正是實行獨裁、摧殘民主的標志。這樣的新聞政策,沒有一絲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權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于抗戰的利益。相反的,者到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的法西斯新聞政策呢。

  就民生問題而言,讓我們舉一個明顯的例子――河南災荒,來再次說明國民黨新聞統制政策是怎樣執行的。河南災況的嚴重為近百年來所未有;凡有人心,聞之莫不同情。衡以常情,當局正應督促各報據實披露,向海內外大聲呼吁,庶幾可以籌集巨款,救濟三千萬災黎的生命,為國家民族保存一些元氣。奈國民當反動派,為了粉飾太平和掩蓋其救災不力的責任,竟令國民黨報之拒絕登載輿在的消息,同時卻大吹大擂,發表宋美齡宋子文等在美國和英倫不負責任的言論,說“中國沒有災荒”,一直欲蓋彌彰,騰笑中外。而國內報紙竟有因發表為豫省難胞呼吁的文字而遭處罚者(今年二月二日大公報發表這樣的社論而被處罚停刊三天)。這樣的蔑視難胞痛苦, 喪民族元氣的行為,誠不知國民黨反動派用心何在?此外,如囤積居奇的頭子不準揭發,貪贓枉法的大官不準批評,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樣的新聞統制政策,實在沒有一絲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生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于抗戰的利益。相反的,這倒很像唯恐我民族還有抗戰力量,所以亟亟于惡化民生、摧殘民力呢!

  綜上以后,今天國民黨的新聞統制政策,戴上三民主義的帽子,但實際上和革命的三民主義并無任何相同之點,這種反動的新聞統制政策,是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治代表對敵準備妥協、對內厲行獨裁的整個政治方針分離不開的。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推行這整個反動的政治方針,就必須統制輿論,壟斷輿論,是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希特勒說:“利用報紙,可使人民視地獄為天堂,”希魔這種愚民的辦法,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統制政策的藍本。

  和國民黨的反動新聞政策完全相反的,則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陜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的正確新聞政策。在陜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各界人民都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而漢奸和法西斯第五縱隊則不但沒有發言權,而且遭受嚴厲的鎮壓。各種報章雜志及其他宣傳品,只登載有利于抗戰、有利于民主、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消息言論,而破壞抗戰、破壞民主、擁護法西斯的文字則絕對不準發表。報紙和人民大眾維持著密切的聯系;除了職業的新聞記者深入民間采訪以外,還有大批的工農兵通訊員經常向報紙投稿;記者們在前線一面工作,一面戰斗(如何云同志即為其中英勇犧牲者之一),在后方則于業務之暇,積極參加生產。這樣的新聞政策,才是抗日的和民主的新聞政策。在大后方,亦應當實行這樣的新聞政策,但是這有什么希望呢?

  今天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統制政策,其手段之毒,為害之烈,有過于袁世凱、張作霖等北洋軍閥。袁張等屠殺少數異己記者,已經鬧得全國騷動,而國民黨反動派則更進一步,企圖窒死整個輿論界,拔去全國人民的喉舌,使整個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失去靈魂,成為獨裁政治的馴服工具。此種政策,若讓其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則不特全國新聞事業有毀滅之危險,而且民族正氣將被 喪無余,抗戰大業亦將遭受不堪設想的損失。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無怪大后方輿論界,對國民黨的反動新聞政策,提出紛紛抗議!在今年紀念九一記者節的時候,全國熱心抗日、愛好民主、仇恨法西斯的記者們和同胞們,應當一致奮起,挽救新聞界的危機,挽救全民族的危機,反對“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法西斯化新聞統制政策。并向國民黨當局要求立即開放言論出版自由,停止對任何抗日報紙的無理壓迫,取消強迫登載中央社造謠電訊的辦法,根絕破壞抗戰和宣傳法西斯的言論,嚴格取締混入新聞界的特務棍徒,保障記者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權!

  法西斯的末日已經到臨了!墨索里尼已經倒臺,希特勒岌岌可危,日本法西斯的失敗亦在不遠。我國以希、墨為師的人們,如仍一意孤行,必難逃避身敗名裂的悲慘命運。讓我們加倍努力,為抗戰和民主而奮斗吧!勝利是屬于我們的。

――<解放日報>社論1943年9月1日

2012-08-21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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