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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癌癥患者的重生
一個癌癥患者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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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志軍是峰哥尊敬的幾位作家之一。他寫過《交鋒》、《聯想風云》等等。2007年查出癌癥晚期。但到今天還健康活著。這五年經歷被寫成了《重生手記》。

  峰哥從幾十萬字中精選出 9000 字。都是血與汗中修煉出的智慧。花十分鐘讀完吧。你可能跟我一樣心存感激。

  (1)

  我在一次手術中切除了左肺的惡性腫瘤,但是我一直沒有接受手術切除腦瘤的治療方案。我拒絕了一些“抗癌特效藥”,也拒絕了化療和放療。

  術后出院時,我甚至連一片藥也沒帶回家。當我意識到腫瘤治療領域存在著一些致命的弊端后,我開始嘗試用一些純自然的方法恢復自己的體能,而不是急于用藥物圍剿自己體內殘存的癌細胞。

  這些方法在醫生們看來也許什么都不是,至少算不上醫學意義的治療,而我卻對它們寄托著生的希望。

  令人驚訝的是,我并沒有像醫生預見的那樣迅速死亡。

  (2)

  就在我最絕望的日子里,我所認識的一些美國人不約而同告訴我,癌癥不是絕癥,而只是一種慢性病。他們說,在美國,大多數人都是這樣來看待癌癥的。

  我對這種說法將信將疑,于是試圖檢查它是否有根據。結果發現,美國的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在最近十年里第一次被遏制,轉而呈下降趨勢。癌癥患者的“五年存活率”,也即醫學上所謂“治愈率”,提高到 81%。

  如今美國癌癥患者的平均存活時間達到 11 年,這并不比一些慢性病患者的平均壽命更糟糕。換一種方式來設想這種情況,就可以說,癌癥患者們的感覺,可能真的類似于得了心臟病或者是糖尿病。

  世界衛生組織公開宣布,三分之一的癌癥可以預防,三分之一可以根治,三分之一經過治療后可以長期生存。

  而在中國的癌癥患者,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三年內死去,能夠活過五年的只有 20%左右。這不僅大大低于美國,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明白癌癥治療仍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但我還是忍不住想象,有沒有可能讓我們國家癌癥患者的“五年存活率”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如果能,那么,在那些死去的癌癥患者中間,每五人中就會有一人不至死去。

  用公布的“世界平均水平”和“美國平均水平”做參照,我可以大致推算出,在我國每年死去的大約 200 萬癌癥患者中,有 30 萬-100萬人本來不至于死去,至少能活得更長些。

  在所有死亡的癌癥患者中,三分之一是被嚇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

  (3)

  其中一位認定,“目前癌癥病人符合規范用藥者僅為 20%”。另外一位則指出,“有 90%以上的癌癥患者沒得到良好的治療方案。”

  我們的最大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細胞的侵襲,而在于我們被中國式的癌癥觀念包圍著,同時還接受著中國式的癌癥治療。這種醫療環境正在造成一個悖論:醫學越是發達,也就越是剝奪患者的主動性和判斷力,越是造就病人的恐懼和錯誤。

  我們不了解自己的肌體,很容易過低地估計自己身體的自我修復能力,卻又過高估計藥物的能力,不知道那些所謂“特效藥”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殺手。

  我們會犯錯誤,除了因為我們恐懼,還因為我們過分相信醫生,不知道即使是最權威最有經驗的醫生也會犯錯。事實上,醫生不僅會犯專業性的錯誤,還經常會犯常識性的錯誤。

  然而他們的最大的錯誤,是從來不會把自己的錯誤告訴患者,只一味地對患者講述自己的成功病例。

  我們必須有足夠的堅強,去接受那些應當接受的治療。

  我們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去拒絕那些不應當接受的治療。

  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智慧,去分清楚哪些是應當接受的、哪些是不應當接受的。

  (4)

  去看一位權威醫生時,我注意到我的病情是“突發”這個細節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卻在轉瞬間就被他否定了。

  看來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機器,相信那張沒有色彩沒有溫度沒有生命的膠片。也許他認為我的腦子已被損害,必定思維混亂,所以根本不相信我還能講清楚事情經過。

  用文字甚至標點符號來造成一種“模棱兩可”的診斷結論,對醫生來說是最簡單最安全的選擇。醫生要給自己留有余地,可退可進。

  但是,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這種“模棱兩可”比一個最糟糕的診斷結論還要糟。

  由于職業的關系,我接觸過不少成功者和失敗者,也和相當多的由成功走向失敗的人打過交道。在我的經驗中,輕率、傲慢和自以為是,是導致一個成功者犯錯誤的最重要的緣由。

  越是絕頂聰明功成名就之人,也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這樣的醫生手里,我不覺得是個明智的選擇。

  (5)

  我們意外地收到來自歐洲的消息。

  妹妹告訴我,對于我的病,國外專家的看法和國內專家并不完全相同。她詳細敘述了那次會診的經過。

  在一間擁有一個碩大的讀片器的房間里,這些醫生把我的全部 9 張腦部膠片依次排開,整整齊齊懸掛了半個墻壁。

  他們拿著放大鏡,仔細查閱每一張,又認真傾聽妹妹轉述我的發病經過,對于他們認為很重要的細節不厭其煩地反復詢問,然后回到那些膠片旁,重新依次查閱。

  整個過程持續大約 60 分鐘,然而還沒有完。他們又把膠片的數碼文本拷貝到電腦上,經過放大處理后再來比照,這才形成自己的意見:

  腦部病灶有 50%的可能性不是腫瘤,或者只是良性腫瘤。

  (6)

  僅僅一天前,妹妹親眼看著幾位外國專家把這 9 張膠片反反復復地看了一個小時。現在她卻驚訝地看到,這位中國的“主任”只不過在 9 張膠片之中挑出 3 張匆匆看了幾眼,就開始下結論。

  “中國醫生怎么會這樣啊?中國醫生怎么會這樣啊?”她一見到我就不住地感嘆。

  自從我知道此人是如此輕率和如此自以為是地面對病人的那一刻,我就不再信任他。

  沒有人可以無所不知。讓我意外的是,大多數醫生竟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來對待自己不懂的東西。他們也許覺得對病人承認自己不懂是一件丟臉的事!

  “你相信誰呢?”曉東問我。

  “當然相信我妹妹”。我回答。

  “你不會是只想聽好話吧?”曉東再問。

  “不!”我說。

  我不懂醫,但我了解妹妹。她在腦神經醫學領域里不是行家,但她是一個肯接受新事物和善于學習的人。過去 20 多年,她的治學嚴謹和卓有成效在全世界的同行中獲得了尊重。她可能會因為無力解決一個問題而茫然無奈,但她決不會因為自以為是而導致一個錯誤結論。

  還有更重要的,她是我妹妹。她在這件事上投入的不僅是智慧和專業學識,還有感情和責任心。那些專家行醫只不過投入了他們短暫的、以金錢來計算的時間,而妹妹投入的是全部心血。她也有可能犯錯誤,但她犯錯誤的概率一定要比那些專家小得多。

  后來的事情證明,這恰恰是我的疾病診斷過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環

  節。

  (7)

  真正能夠最準確最精微地感受到病人身體變化的,不是機器,不是醫生,而是病人自己。

  當疾病猝然加之的時候,我們必須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康復之門的鑰匙在我們自己手里。盲目順從別人的話,比身陷疾病的折磨還要糟。很多癌癥病人醫治無效,不是治療方法不好,而是從一開始就選錯了治療方向。

  這種想法開始占據我的頭腦,讓我更加不愿匆忙做出決定。

  過去兩周,無論是儀器檢查結果還是我自己的感覺,都沒有證據表明腦袋里的腫瘤在繼續惡化。既然如此,我為什么要匆匆忙忙切開腦袋呢?

  我們共同做出“暫緩手術,密切觀察”的決定,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全家人每天都在担憂“耽誤了治療最佳時機”――這正是來自醫生的最嚇人的警告。

  周良輔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認為是“腦轉移瘤”的診斷。他在仔細分析了“頻譜”掃描膠片之后,居然有了一個新結論:顱內病灶不像是腫瘤。它有可能是一種罕見的炎癥!

  周大夫肯定地說:“現在不必做任何治療。再觀察一個月。重新做核磁共振。”

  我意識到這是西醫專家第一次傳達給我們一個樂觀信息,也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暫緩手術,繼續觀察――第一次獲得醫生的首肯。

  我服了。不是因為終于聽到了自己愿意聽的話,而是因為周良輔這個人!他在努力幫助病人尋找新的證據,又在事實面前迅速修正自己的結論!

  (8)

  很多病友問我,怎么才能讓自己平心靜氣?或者說怎樣才能讓自己樂觀豁達一點?一直不知該怎么回答。

  昨晚重讀《消失的地平線》,有句話讓我忽有所悟。那也是我生病初期做過的事。摘錄于此給病友分享:“所有到這里的人首先要回顧自己來此之前的生活……這是達到清心寡欲境界的第一個步驟。”

  我們學會了調整自己的心情,學會了用微笑去迎接癌癥。我們在一起聽相聲,說笑話,不失時機地插科打諢,或者來個小幽默,故意把生活中所有好的情節無限夸張,把一切壞的跡象倒過來解釋,以此造成種種愉快的景象。

  (9)

  我發現,當我將今天和昨天比較,似乎感覺不到任何變化,但我若將這一周和上一周比較,竟有癥狀減輕的跡象,至少沒有像醫生預言的那樣日愈惡化。

  我為此高興,似乎看到了希望。不過,每當我對醫生述說這種種跡象時,他們看著我的眼睛就會條件反射般地投射出一種懷疑和不屑。

  他們不關心我的敘述,也不相信。看我遲遲不肯接受手術,還沒完沒了地要求他們做出這樣那樣的解釋,他們就理所當然地把我當成一個諱疾忌醫而又自作聰明的人。

  “你也是個有文化的人啊。”天壇醫院神經外科一位醫生說這話的時候,看著我的眼神怪怪的。

  說到身體里面細致入微的演變,我相信,無論是醫生還是他們手中的現代儀器,都不會比我更有發言權了,因為他們不會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體。

  (10)

  這些年來我忙忙碌碌,每天被功名利祿、燈紅酒綠簇擁著,很難想象咫尺之外竟有這樣一個從容恬靜、無物無我的清涼世界。

  總是發誓一定要讓自己的工作節奏放慢下來,夢想著每天清晨在透窗而入的和風中慢慢醒來、傍晚在柔和溫暖的斜陽里淺吟低唱,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忽然意識到,過去這么多年里,我每天在這公園的圍墻外面匆匆而過,竟從未進過這座大門。

  如今,一場疾病的降臨,讓我終于放下功名利祿,放下七情六欲,走進自己夢中的境界。

  “窮人有窮人的難處,富人有富人的難處。病人有病人的難處,健康人有健康人的難處。只有一種人沒難處……”他望著我,停下,故意賣個關子,然后突然爆發處一陣大笑,“就是不拿難處當難處的人啊!”

  (11)

  癌癥患者初期最容易犯的錯誤。

  ――恐懼,以至驚慌失措。

  “我不行了!”“我要死了!”“我這輩子就這樣完了!”“為什么是我?”“我怎么這么倒霉?”“我不想死。”等等等等。

  復活之路上的真正力量來自希望和信心,而非來自恐懼。

  恐懼是傷害的力量。勇氣是康復的力量。

  ――向病人隱瞞實情。

  如果你的家庭充塞著神秘、詭異、壓抑、躲躲閃閃的氣氛。你就沒有辦法與患者開誠布公地討論疾病和治療,更不可能齊心協力對抗疾病。

  ――讓家里充滿悲傷和絕望的氣氛。

  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不是用金錢救命,而是依靠希望和快樂的心情來救命。

  ――醫生說什么信什么

  在有意無意地營造出一派恐怖氣氛之后,醫生會讓你自己決定該做什么。他們會拿出一大堆文件來,讓你簽名,同意他們這樣做或者那樣做。同意接受一切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不幸后果,而且不會追究醫生的責任。

  ――過度反應: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治。

  幾乎所有癌癥患者和他們的親屬都會這樣想:“不惜一切代價”、“就是傾家蕩產也要治病”、“請最好的醫生”、“用最好的藥”……

  其實,過度治療正是目前癌癥治療領域里最嚴重的弊端之一。有無數證據證明,過度治療會破壞人的基本的生理平衡,顛覆人體的免疫系統,致使患者更快更痛苦地死亡。

  有些藥,用在這個人身上是良藥,換一個人也許就是毒藥。

  (12)

  醫生為什么會犯錯誤呢?

  ――受制于人性方面的弱點。

  請記住:

  醫生不等于醫學。

  醫生=醫學+人。

  醫行天下者說到底不光憑借科學,還須有一份愛;不光是物質的,還是心靈的。所以,決定醫生高下的不僅僅是醫術,還有操行。

  ――在病人面前的職業優越感。

  醫生喜歡危言聳聽,有意無意地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架勢。這是他們的職業習慣,或者叫做職業優越感。

  如果一個醫生因此便以為自己無所不知,不接受新事物,不承認自己也有不懂的東西,甚至在病人面前不懂裝懂,那就注定會有更大的犯錯誤的概率。

  ――醫患之間嚴重的供不應求造成了普遍的麻木和厭煩。

  ――利益的糾葛。

  你有沒有考慮過,是誰在告訴你只有手術和化療能夠拯救你的生命?是那些以手術和化療為生的醫生。你有沒有考慮過,是誰在宣揚各種各樣的“抗腫瘤特效藥”?是那些以這些藥物謀取利潤的制藥廠和經銷商。

  對他們來說,你的出現只不過為他們增加了一個病例,或者是一棵極富潛力的搖錢樹。

  (13)

  醫生們總是告誡我,癌癥本是一種全身性的疾病。人體是地球上最博大也最精微、最嚴謹也最沒有一定之規的系統。

  同樣都是人,每個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狀態都是不同的;同樣是癌癥,其性質也是千差萬別,給不同的人身上帶來完全不同的進程和結局。

  因此,我經常猜測,一個醫生,只有掌握了最完整的信息,調集了最全面的技能、經驗和智慧,才有可能少犯錯誤。

  可是現代醫學卻不是按照這種邏輯設計的。“完整”、“全面”、“全身性”之類的概念,顯然也不太可能由一個醫生來實現。

  事情也許正相反,在醫學體系里,人被分解成好多部分,比如心血管系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神經系統、泌尿系統……。每個系統中又有很多部分,比如消化系統里里的胃、肝、膽、胰……。你走進任何一家醫院,又會看到無數的“科”,比如內科和外科、放射科和影像科……

  由于這種疊加起來的劃分數不勝數,一個醫生即使擁有高超醫術和高尚醫德,也只是專注于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就這樣,我們除了像個沒頭蒼蠅一樣在醫院的所有科室里到處亂闖,別無他法。

  最后我們發現,大多數醫生――不論西醫還是中醫――除了讓你感到他們自己無所不能,以及別人什么都不能之外,幾乎不能給你提供任何禁得起挑戰的意見。

  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這個課題:一個高墻林立、壁壘森嚴、充斥著門戶之見、連最基本的信息共享都不能做到的醫療環境,與醫生的誤診率乃至病人的治愈率之間,有沒有關系?

  我猜想也許是有關系的。設想一下,如果醫生們能夠共享那些最簡單的信息;如果醫院能夠避免“敲鑼賣糖,各管一行”;如果醫生之間能夠共享彼此的經驗,取長補短,而不是互相貶損揭短拆臺;最后,如果醫生和他選擇的治療方案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利益關聯,那么,我們是不是能夠指望醫生在面對癌癥時少犯一些錯誤?

  (14)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醫生們說的“三月大限”越來越近,奇怪的是,我卻沒有聞到一點死神的氣息。

  “你有沒有用激素?”

  “沒有!”

  “有沒有用消炎藥?”

  “沒有!”

  “有沒有吃過任何抗癌藥?”

  “沒有!”

  我們對腫瘤的恐懼心理排除了。即使是腫瘤又何妨。我們有信心控制它,也有信心與它和平共處。

  (15)

  在美國人那里,癌癥患者通常都會有一個專門醫生,有人叫做“私人醫生”,有人叫做“家庭醫生”,有人叫做“醫療顧問”,其性質和作用都是類似的。

  這些醫生通常并不直接對病人采取治療措施,與任何醫院、醫生、治療方案以及藥物營銷也沒有利害關系。他們為病人匯集各種信息,推薦醫院和醫生,對來自醫生的所有診斷和建議做出評判,然后幫助病人制定一個盡可能全面、詳細和可以持續的治療計劃。

  我從他的話中受到啟發,覺得自己也非常需要這樣一個醫生。

  (16)

  如果你把我的意思理解為“別聽醫生的”,那就錯了。

  我想說的是,對于醫生的話,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該聽的,什么是不該聽的。我希望能從醫生那里學到盡可能多的對自己有用的東西,同時排除那些會誘使自己犯錯誤的東西。

  如果我們不能迅速準確地確定自己應當做什么,那么至少應當確定自己不做什么。

  “不做什么”的意思,就是不要讓自己做一些錯誤的事。

  這是因為,在相當多的情況下,不是你的疾病讓你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是你在疾病面前的一個又一個錯誤讓你走向死亡。

  (17)

  我給自己規定了 10 條原則:

  1、不被醫生的話左右自己的心情--不論是樂觀的話還是悲觀的話。

  2、盡可能仔細、客觀地體會自己身體的變化。有沒有新的不良感覺?老癥狀是更嚴重了,還是減輕了?通過醫生的臨床檢查來驗證自己的感覺是否準確,并且把你自己的感覺與醫生的診斷加以對照。

  3、通過直接觀察和間接調查,對醫生的醫術和醫德做出評估,以確定醫生的可信度。記住每個醫生都有犯錯誤的可能,也會有失敗的病例。了解他的犯錯誤的概率,和了解他的成功概率同樣重要。

  4、盡可能全面地收集與自己疾病有關的信息。

  5、把所有信息綜合在一起,判斷哪些是無關緊要的,哪些有可能是錯誤的,哪些是正確的。哪些事應當盡快去做,哪些事應當暫緩和等待,哪些事根本不能做。

  6、對那些正面作用很小,副作用卻很大的治療措施,特別慎重。

  7、對那些不能肯定有正面效果、卻肯定會帶來副作用的治療措施,更要慎重。

  8、對那些有明顯或潛在利害關聯的醫生提出的治療建議,保持警惕。

  9、對那些特別關心你的身份和錢包的醫生提出的治療建議,冷靜面對。

  10、對那些名氣很大但卻過于自信輕率的醫生,切不可盲目追隨。

  與癌癥的較量是沒有后悔藥的,一著不慎就有可能滿盤皆輸,因之每一個決定都必須有足夠的理由,都必須是理性思考的結果,而不是沖動和盲從。

  請記住,用我們的腦子救命,而不是用我們的腰包救命。

  (18)

  癌癥這種疾病,不僅是在摧殘病人的肉體,而且對于病人的智慧、修養、品格和心理來說,也是一場真正的挑戰。

  在我看過的所有醫生中,石木蘭大夫是“少數派”。事實上,她是唯一的持有悲觀結論并且提出確鑿根據的醫生,但我卻相信她的意見比我見過的所有醫學專家都更具可信度。

  在我求醫問診的經驗中,很多醫生不是這樣的。如果他們不認識你,他們會用幾分鐘就打發了你。如果你有熟人牽橋搭線,他們就會對你格外熱情。他們關心你的來頭,在乎你的身份,在乎你的影響力。

  在你敘述病情時,他們會不失時機地插幾句問話,不是問你的病,而是問你的來歷。你是做什么的,你是怎么認識誰誰誰的,直到婉轉地打聽你的財力和頭銜。他們會用很多話來談論病情之外的事,包括他們自己的履歷、或者他們的醫術如何高明、治愈了多少病人、還曾未卜先知地做出多少英明的診斷。

  可是眼前這老太太身上,居然看不到一點社會流行風氣掃過的跡象。我猜想,此人一定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我們自然也不能指望從她那里得到哪怕一丁點的特殊照顧。

  然而還有更重要的,她的古怪的和不近人情的稟性,更加叫我放心。因為她未被窗戶外面正在流行的那些亂七八糟的風氣污染。

  我意識到自己的幸運。我找到了一個真正的醫生、一個可以將性命相托的醫生。

  (19)

  決定去做開胸手術后,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選擇手術醫生。

  我決定把對石木蘭大夫的信任進行到底,于是請她推薦一位手術醫生。

  “劉向陽。”她沒有任何猶豫地說出一個名字。

  我嘴上答應,腦袋里還在我那專家名單上飛快旋轉。其中有一位,名氣更大,又有很高職位。

  也許我能聽聽她對這件事的看法呢!

  沒想到她哼了一聲:“別人我不評價。你讓我推薦,我就推薦劉向陽。”

  停了一會兒,她把眼睛從膠片上轉過來,盯著我又說:“不要被那些表面的光環蒙蔽了。”

  這話不太好聽,卻與我的閱歷不謀而合。于是,我們用最快的速度去約劉向陽大夫的門診。

  (20)

  見到劉向陽還不到一分鐘,我就想到“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古訓,不禁在心里笑出聲來。

  這個寬肩圓臉、慈眉善目的中年男人,卻有著一副相當怪異的脾氣,不通人情,不問世故,說話就像吃了槍藥似的。簡直和石木蘭大夫如出一轍!

  他的冷漠的臉色令人生畏,然而卻沒有一點矯揉造作的姿態。面對這樣一個人,你的第一感覺不是親切,不是熱情,甚至也沒有絲毫客套,但卻很真實。真實得讓人覺得牢靠。

  等到我有更多的時間了解他之后,就進一步發現,他為病人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職業的操行和為人處事的本性,而不是夾著什么別的動機。

  我在腦子里急速盤算這種局面:該不該請這個人個給我做手術呢?

  他不是一個容易相處的人,但我已經有了一種預感:他是個值得信任的人。

  我決定等!不管多少天都等!就等劉向陽!

  (21)

  我們這一路走過來,遇到的醫生真是不少。

  當初大多數醫生都認定,我的顱內病灶屬于“惡性”,必須立即手術切除,否則定會貽誤“最佳治療時機”,我卻執意“繼續觀察”不肯手術。

  如今大多數醫生都說,我的肺部病灶是“良性”的,可以“繼續觀察”,我卻只相信石木蘭大夫的“最悲觀的”判斷,迫不及待地想要躺到手術臺上去。

  現在看來,那一次我做對了。可這一次,我還能不犯錯誤嗎?

  我對曉東說:“我不懂醫,但我懂人。我知道該相信誰。”

  我一直很偏執地相信,決定一個醫生是否可以信賴的首要因素,不是他的醫術,而是他的醫德,越是高水平的醫生就越是如此。

  舉個例子。棋手的勝負,在九段之內者,棋術的高下更多地具有決定意義,但是在那些進入“超一流”境界的棋手中,我看來看去,最終決定勝負的就不是棋術高下,而是做人的高下了。

  我一直認定,一個醫術超常名氣很大的醫生,一定也要擁有超越常人、甚至超越一般醫生的道德水準。否則,他以往的成就很容易成為他犯錯誤的原因。

  (22)

  好醫生都同時擁有以下 9 個特點:

  1、不自吹自擂。

  2、不貶低同行。

  3、不僅關注儀器檢驗結果,而且關注病人。

  4、只關心你的病,不關心你是多大的官,不問你有沒有名、有沒有錢。當一個醫生直接或者間接地打探我的職業和我的支付能力時,我通常都選擇轉身走開。

  5、對求醫者一視同仁。

  6、不自以為是,坦率地承認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

  7、不模棱兩可。

  8、言之有據。能夠確診時,不僅告訴病人結論,而且告訴病人做出這個結論的根據。

  9、即使已經做出結論,也會特別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結論的證據,并且根據新的證據迅速校正自己的診斷。

  (23)

  對一個癌癥病人來說,僅僅依靠現代醫療設備、技術和藥物,是件非常愚蠢的事。就算你很幸運地遇到一個妙手回春的醫生,也不能代替一切。

  這是因為,治療的過程既是物質的,也是情感的。醫學說到底不光是科學,還是一份愛;不光是器物,還是心。

  在所肺葉切除手術后,我是迫不及待地離開醫院回到家里的,甚至沒有等到拆去縫合傷口的那一排金屬釘。

  說老實話,我不喜歡醫院。醫院是救命的地方,卻不是個養病的地方。病房是個公共場所,不是私宅。醫生護士不論多么和藹可親,也不是親人。

  (24)

  我對化療沒有先入為主的成見,只是因為與癌癥結緣,才留了一點心。結果發現,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種醫術能像化療一樣如此聲名狼藉,卻又如此廣泛地被使用在病人身上。

  一項研究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化療副作用的實際發生率要比臨床試驗預測的水平高 3 至 4 倍,而沒有化療的患者,接受急救和入院治療的比例反而較低。

  美國臨床腫瘤學協會才會在 2006 年洛杉磯年會上指出,腫瘤患者根本就無需采用化療。

  即使是化療的最堅定的維護者,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治療手段。它能殺死癌細胞,同時也在肆意摧殘病人的健康細胞。

  但是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還不在這里,而在于,化療的結局不論成敗順逆,其潛在邏輯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認定癌細胞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必須將其徹底剿滅。

  據說當年蔣介石肅清共產黨時有個口號:“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化療”也是這個邏輯。為了殺死一個癌細胞,甚至可以把病人殺得吃了就吐,滴水難入,全身衰竭,贏弱不堪。

  這不符合我剛剛建立起來的理念:癌癥不是絕癥,只不過是個慢性病。我需要的是“論持久戰”,甚至是“與癌細胞和平共處”。任何速戰速決、你死我活的想法,只是一種奢望,其結果很有可能適得其反。

  “化療的副作用我知道一些。”我問,“我現在想知道,它有多大的好處?”

  “像你這種情況,可以把治愈率從 60% 提高到 62%。”

  “那我還是不做了吧。”我說,“冒那么大風險,只為兩個百分點,好像不值。”

  “治愈率從 60% 到 62%”的結論沒有改變。可是具體到每個病人,“化療”的結果就不會是一個,而可能是三個:

  1、延長了存活期――你花錢受罪得到了回報。只不過概率很低,你只有2% 的機會。

  2、沒有延長也沒有縮短存活期――你除了花錢和受罪之外,一無所獲。根據統計,這種可能性很大,達到 98%,也即本來就該活的 60%,再加上本來就該死的那 38%。

  3、縮短了存活期――你花錢受罪的結果是更快更痛苦地死亡。這種結果,迄今為止沒有人能給我們確切的統計,所以我們只能借用醫生診斷疾病時常用的那個詞:“不排除”。

  所以,我決定不化療。

  我不是第一次“拒絕治療”。就像此前提到的,我曾經拒絕了開顱手術,拒絕了腦瘤穿刺檢驗,拒絕了“控巖散”,拒絕了一些所謂“抗癌新藥”。

  同時,我并沒有拒絕所有的治療,比如我接受了肺癌全切除手術。這樣看來,我并不是“拒絕治療”,而是“拒絕過度治療”。

2012-11-27 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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