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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中國之1935該不該嘲諷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
轉型中國之1935該不該嘲諷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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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1935年,是蔣介石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的巔峰。及該年末,運動已覆蓋全國25省市1355縣14條鐵路,擁有勞動服務團6萬余人。

但運動在當時及日后飽受詬病,批評與嘲笑的聲音從未停止。歷史,究竟該給這場運動一個怎樣的評價?

時人并不理解蔣氏借新生活之殼,行全民軍訓之實的用心

“新生活運動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全體國民的生活能夠做到整齊劃一四個字。這整齊劃一四個字的內容是什么呢?亦就是現在一般人所說的軍事化。……新生活運動,就是軍事化運動。”——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和目的》。

蔣氏認為:中國之所以不如德國,“完全是由于我們一般國民的知識道德不及人家”

1934年農歷新年元宵節(2月19日),蔣介石在江西南昌樂群電影院“總理紀念周集會”上發表演講《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新生活運動由此拉開序幕。蔣氏之講演,開宗明義即明白表示,搞“新生活運動”之目的,是為了“完成復興民族的使命”。蔣氏說:

“我們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簡單的講,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國民具備國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國民具備國民知識。道德愈高知識愈好的國民,就愈容易使社會一天比一大有進步,愈容易復興他們的國家和民族!”

蔣氏還以德國為例,對“國民道德”、“國民知識”與民族復興之間的關系,作了一番詳盡的闡釋,感嘆道:“(德國)不到十五年工夫,居然能夠復興起來……人家剛剛戰敗,過幾年就可以不付賠款,要賴債就賴了,而我們幾十年或百多年的賠款,到現在還是每年要照付。總之,德國也是一個國家,中國也是一個國家,德國沒有武力而能與各國平等,中國雖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這是什么道理?沒有旁的,完全是由于我們一般國民的知識道德不及人家”。…[詳細]

要提高“一般國民的知識道德”,蔣氏的藥方是提倡符合禮儀廉恥的“新生活”

如何提高“一般國民的知識道德”呢?蔣氏的藥方就是搞新生活運動,從衣食住行入手,使“所有的國民個個人都過整潔樸素一切能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為什么要從衣食住行入手呢?因為“一個人或一國國民的精神、思想、知識、道德,統統可以從基本生活的樣法,表現出來”。

為說明基本的衣食住行對民族復興的重要性,蔣氏將自己在江西的觀察和早年留日的經驗做了一番對比。據蔣氏說,江西“一般準備要做國家和社會中堅人物……的中學生”,“現在雖然大多數比較好了一點,但是我去年初來的時候看到的,幾乎無一個不是蓬頭散發,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紅穿綠,和野蠻人一個樣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車都沒有一個走路坐車的規矩,更不曉得愛清潔,甚至隨處吐痰。還有,看到師長不曉得敬禮,看到父母也不曉得孝敬,對于朋友,更不知道要講信義。這種學生,可以說完全不明禮義,不知廉恥!這樣的學生,這樣的國民,如何不要亡國?”

反觀日本,“他們雖口里沒有提出禮義廉恥來講,但是無論吃飯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動,其精神所在有形無形之中都合乎禮義廉恥!……日本人全國上下無論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臉,全國已為一種普遍的習慣,如果有人不如此,旁的人一定目為野蠻,不愛國。我們曉得:常常洗冷水臉,可以使人精神奮發,頭腦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膚強健,不受風寒,還有最要緊的,不致耽誤時間。別看這個習慣,事情雖小,益處卻極大,所以日本人全國如此;試問我們中國,無論是軍隊里學校里家庭里,有幾個人能終年用冷水洗臉?普通那一個不是非熱水不洗臉!往往因為沒有熱水而不洗臉,或因為等熱水而耽誤幾個鐘頭。由這一點就可以曉得我們的民族不行!我們和日本人不必在槍林彈雨之下來沖鋒陷陣,就只對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曉得高低強弱!”…[詳細]

蔣氏實際上是想借“新生活”之殼造就一種全民的軍事化,但時人并不理解

蔣氏提倡“新生活”,是其對中國出路長期思索的結果。或許鮮為人知,對國民黨自北伐以來的“革命”,蔣氏基本上持否定態度,1933年11月,蔣氏在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講話中曾毫不留情地說道:“幾年來,我們革命的成績,只有破壞,沒有建設,而政治上不進則退的惡影響,已將過去一切軍事勝利,銷蝕無余,整個社會的惰性或舊勢力,已早將十五年北伐所造成的革命新時勢,完全拉轉來倒退了,剩下的只是一個更支離破碎更腐敗黑暗更紛亂貧弱的社會。”

既敢于坦言國民黨政治上的黑暗與失敗,蔣氏自當努力思考對策:“我們要起死回生,免于滅亡,那只有改革政治……將不適于現代生存的舊社會,徹底改造出一個嶄新的現代社會來”。而蔣氏“改造出一個嶄新的現代社會”的手段,正是“新生活運動”——早在1932年7月19日,蔣氏已在日記中寫道:“近日甚思提倡復興運動,與民族德性,而以勞力為主,以禮儀廉恥為體,以艱苦忍耐為用,以樹立紀律,整齊秩序為目標。欲救中國,如不從救人心入手,則緣木而求魚也。欲救人心,如不從注重德性入手,則亦不能見效。”禮儀廉恥、艱苦忍耐、樹立紀律、整齊秩序,這些關鍵詞,全是日后“新生活運動”的核心內容。此亦可見“新生活”背后有蔣氏長期的深思熟慮。

福建“新生活運動”十年(1934-1943)中公開禁止與提倡的主要事件

但對一般國民而言,“新生活運動”孜孜于衣食住行等生活習慣問題,與民族復興似乎很難扯到一起。即便是當時的前沿知識分子如冰心等,也難以理解這其中的關系。1935年11月,冰心接受記者采訪時,就嘲笑了“新生活運動”:“這,都是非常可笑的,這些事據說該由教育部或內政部管理的,而現在,……到綏遠去那次便有這個笑話:那邊小鎮上都有趕集的,但在新生活運動推行到了那里之后,有許多鄉民竟不敢出來了,因為怕強迫扣鈕子,他們本來便習慣敞胸或竟不用鈕子的。”(《冰心女士訪問記》,載《婦女生活》第一卷第五期)冰心不知道,她所嘲笑者(鄉民怕強迫扣紐扣而不出門),恰恰是蔣氏所深惡痛絕者。蔣氏素不務虛,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已經很清晰地闡明了“新生活”關注一般民眾日常生活細節的緣由,那就是:“講到這里,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么?簡單的講,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能夠養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勞,尤其共同一致的習性和本能,能隨時為國犧牲!”讓一般國民吃飯有吃飯的樣子,穿衣有穿衣的樣子,居室要符合基本的衛生標準,走路要遵守交通規則……這一切看似瑣碎,實質上都是為了養成一般國民的自制力(汪精衛稱作“制裁力”),這種自制力培養,實際上等同于一種“全民軍事化訓練”。執政者的這種用心,自然非冰心一類文人所能輕易理解。…[詳細]

借殼搞“全民軍訓”的一個重要隱衷,是為即將到來的中、日戰爭做準備

“新生活”以“全民軍事化訓練”為最重要的目的,與當時正在進行的抗戰準備有莫大關系。《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蔣氏有感于日本“全民洗冷水臉”,對比中國,不勝痛心疾首:“我們要復興民族,報仇雪恥,不必講什么槍炮,就先講洗冷水臉,如果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勝過日本人,其它的講什么!”此段言論,已將“新生活”與抗戰準備之間的關系點明。1934年3月7日,蔣氏又說:

“就整個國家之前途觀之,世界大戰必將于最近爆發,國家之存亡興替,即決于此。吾人……必在大戰之前夕,竭力準備。但目前因時間之迫促,人力物力之缺乏,與乎國家之迄未統一,一切準備已不能以全國為范圍,亦不能百廢而皆舉,只能在整個國家與民族利益之立場,擇定條件最完備之區域,集中人才物力準備一切,使成為民族復興之最簡式的根據地。予以為此種事業大概有兩種,一曰明恥教戰,即普遍的國民軍事訓練;一曰交通及基本工業之建設。”

蔣氏所謂的兩種為抗戰做準備的事業,前者即新生活運動,后者則是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正因為“新生活”肩負著為抗戰做準備的重任,1935年3月24日,鑒于運動進度“未能盡如吾人之所期”,蔣氏再度強調“新生活”須遵循“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三大原則:“軍事化者:在使一般國民能重秩序,守紀律,一切動作能迅速確實,共同一致。生產化者:在使一般國民能消極的崇尚儉樸,減少消費,愛用國貨;積極的更能勤苦工作努力生產,多為社會服務。藝術化者,在使一般國民能尚整齊,愛清潔,一切事物由整潔而自然美觀。”

蔣氏雖然屢屢強調“新生活”的全民軍事化目的,但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在公開發表的有關新生活運動文件和演說中,蔣氏始終不曾明言“抗日”二字。1935年2月27日,蔣、汪還曾聯名發布嚴禁排日運動命令;同日,國民黨中政會通告各報紙、通訊社,禁止刊載排日和抵制日貨消息。恰與前引蔣氏3月24日的講話所強調的“軍事化”、“愛用國貨”等內容南轅北轍,何為虛情,何謂真意,自不難判斷。外交上努力周旋拖延、內政上竭力預作籌劃,同時避免刺激日軍,是國民政府此一時期抗戰的基本策略。到1938年,全面抗戰已然爆發,蔣氏也就無所避忌:“老實說,我從前倡導新生活運動,提倡國民生活軍事化,生產化,以及合理化(或是藝術化),希望一致做到整潔簡樸、迅速確實的程度,就是因為鑒于國家的危險,要大家有應付非常事變,担當非常責任的準備。到今天,我們的同胞可一致明了我的意思了。這新生活運動的精神力量,就是我們民族抗戰最大的武器。”1948年,蔣夢麟亦撰文回憶說,1936 年,蔣介石曾在北平對他說過:“新生活運動要請你們在北方的同志好好的推動,我有一個深意藏在這個新生活運動里邊,我想發動全國人民,利用新生活運動發動全國人民,來作抗日運動。”…[詳細]

02

“新生活”為何未見實際成效,反鬧出許多笑話?

“新生活運動”自啟動伊始,即飽受批評與嘲笑,如與宋氏姐妹交好的項美麗說它是“全國性的一場不大不小的笑話”,馮玉祥說“新生活是說著騙人的”,最刻薄者,莫過于James Thomson的評語——“建基于牙刷、老鼠夾與蒼蠅拍的民族復興運動。”這些諷刺,建筑在“新生活”的失敗之上。“新生活”何以會失敗?

蔣介石承認,新生活運動“只做到表面一時的更新,而未達到永遠徹底的改革”

運動缺乏成效,是其備遭嘲諷的主要原因。運動兩周年之際(1936年),蔣介石曾發表紀念講話,并不諱言其成效之微末:“我們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新運的標語,而很少看到新運的實效;到處都可以看到新運的團體和機關,卻是很少看得見有多數國民確實受了新生活運動的效果。至于一般社會能在衣、食、住、行中表現禮、義、廉、恥的四維,其生活方式能達到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而且厲行勞動服務,具備互助合作的品德,愛國家民族的現代精神,那當然更是少了。”

運動三周年之際,蔣氏又總結道:“過去的工作,在推行方面,標語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實行少;在推行對象方面,只注意到社會上層,而未及于下層;只注意到通衢馬路,而未及于街頭巷尾。所以三年來新運的結果,只做到表面一時的更新,而未達到永遠徹底的改革。”

因其流于形式,“新生活”在當日已演繹出許多笑話。以禁止婦女燙發為例,因屢禁不止,湖南常德縣別出奇招,頒布法令規定全縣妓女舞女一律燙發,以資區別。此令一出,效果頓生。非但一般婦女不愿再燙發,連規定要燙發的妓女舞女們,也轉而把頭發弄直。無獨有偶,重慶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也曾要求重慶各理發店在門口高掛“燙發即是娼妓”的標語,企圖讓那些喜好剪發燙發的“閨秀名媛、知識女性、公務人員之主婦”能夠望而卻步。更惡劣者,如長沙市長王秉丞,將禁止女性燙發上升到中西文化優劣層面上來,說什么“現行燙發,學自西洋蠻俗,……有傷風化。……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而今用火焚炙,有乖孝道”——宋美齡向媒體解釋禁止燙發,其理由也不過是“崇尚樸素”;到王秉丞這里,卻成了荒唐的中西文化之爭了。…[詳細]

失敗原因一:運動本身“形、神分裂”,掛羊頭賣狗肉

1930年代,“民族主義救中國”是國民政府竭力推行的一種“國策”。受這一“國策”指導,政府在提升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雖然這些工作在今天看來可商榷之處很多,譬如由中央政府出面將所謂的“中國傳統武術”提升到“國術”的高度;再如將迄今尚未取得學術界共識的“四大發明”當作歷史定論寫入教科書,等等。“新生活”運動也不可避免地與這一“國策”結合到了一起。蔣介石說得很明白:“新生活運動者,……即求國民生活之合理化,而以中華民族固有之德性——‘禮儀廉恥’為基準也。”

1937年5月,延安城南懸掛的“歡迎中央調查團”、“實行新生活”的大標語

蔣氏一方面說一般國人在衣食住行上“吃飯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餐具零亂,吃飯以后弄得菜湯飯屑狼藉滿地……”,簡直“和野蠻民族一個樣”;一面又搬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禮儀廉恥),正是為了平衡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事實上,蔣氏并不號召國人向古人學習,他提供的學習對象,是分散中國各地的外國僑民和傳教士。蔣氏說:“我國今日復興民族,救亡圖存,亦惟有模仿外人,實行新生活”,“在中國內地一般普通華僑,其生活習慣、精神、行動,無不符合新生活之原則,吾人應取人之長,補我之短,以外僑之生活為新生活之實際模范”;“我視察各省,囑各省軍政長官,應與當地教會團體聯絡,因若輩之生活,多半合于新生活”。

一邊打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旗幟,另一邊卻號召民眾向外人學習,這種奇特的“形、神分裂”,貫穿了整個“新生活運動”。正因為存在這種“形、神分裂”,同在竭力推動“新生活”的賀衷寒和張學良,對“新生活”的理解,卻出現了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奇觀。賀衷寒說:“新生活運動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的破壞運動,改變成一個建設運動。‘五四’是把中國固有的精化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運動,是把中國固有的精華加以發揚”;張學良卻大唱反調:“外人不但在物質文明上勝過了我們,即在精神文明上也勝過我們。所有仍在崇信本國精神文明,以為在今日推行新生活運動無其必要的國人,我以為應當趕快覺醒了。”可想而知:這種“形、神”分裂,一方面不免將許多想要尊孔復古的人物和勢力吸引進來,另一方面又不免將許多抵觸“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排斥出去(譬如胡適),“新生活”當日被知識界扣上一頂“尊孔復古”的帽子,并非無因,宋慶齡1937年就曾在紐約《亞洲》雜志上刊文《孔教和現代中國》,斥責“‘新生活運動’的思想基礎是本質上反動的傳統儒家哲學。……對人民毫無裨益。因此,我建議取消這個迂腐的運動。”…[詳細]

失敗原因二:國民黨乎完全沒有深入到縣及縣以下社會中去,自然無法推動“新生活”

“新生活”何以不能有實質的大成效?蔣氏夫婦本人雖然可以身體力行過標準的“新生活”,以為國人之楷模,但不公正的社會游戲規則未變,楷模的力量其實也很有限。法學家章淵若當日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只有在一個賞罚分明、貪污絕跡、紀律振肅的國家,社會才有是非,才有公道,而民眾才會明禮義,知廉恥,有紀律,守秩序。否則,在好人終是吃虧的變態社會律下,有誰愿肅身自好呢?”說到底,能夠做到讓自己的行為忠實遵從內心的道德律的,畢竟是少數;大多數的一般國民,其行為依據,仍然是決定現實利益的社會游戲規則。

既然在現行“變態社會律下”,民眾無意向楷模學習,無意主動去過“新生活”,當局的強力推動就顯得至關重要。但蔣氏對是否以政治力量推動“新生活”,表現得相當矛盾。一方面,要求各級黨部“將新運列為黨務考績”。另一方面,又再三強調:“新生活運動乃是一種社會運動,應當要拿從事社會運動的精神來做,而不能以做政治工作的方法來做”、“新生活運動的推行,絕少依靠政治之力量,而必須大家以身作則,來做‘潛移默化’的功夫。”這種兩頭搖擺的結果,是主持新生活長達十余年的黃仁霖,也搞不清楚“究竟這一個運動,是一個政府機構,還是一個社團組織。”

蔣氏之所以搖擺,原因有二。其一,當日部分知識分子對用搞政治運動的方式來推動“新生活”本就相當反感,如胡適就曾公開刊文,勸告蔣氏:新生活運動應該是一個教育運動,而不是一場政治運動。生活是一種習慣,生活習慣的改革,要依靠教育的進步,而不能依靠政府的強制。其二,國民黨即便欲以政治運動的方式推動“新生活”,也是力有未逮。國民黨名義上號稱“一黨訓政”,但“黨”實際上既無力“訓”民眾,也無力“訓”政府。如高華所言:“國民黨只是在中央一級實行‘以黨統政’,省以下則實行黨政的完全分開,在省以下的基層,其黨務機構形同虛設。”1934年,曾有國民黨地方黨務人員在《中央黨務月刊》上刊文,憤怒聲討“一黨訓政”的有名無實:“本黨名為訓政,實無殊于退聽……各省市縣黨部坐擁虛位,毫無實權,絕不能過問各當地任何政務,偶一置喙,誹謗隨之。”大陸時期的國民黨,其組織幾乎完全沒有深入到縣及縣以下社會中去,黨既不領導政府,也不領導軍隊,甚至連基層的“地方自治”,也幾乎見不到黨的影子,“號稱數百萬黨員,……但大多數是掛名黨員,平日決不發生任何組織上的聯系”,據1942年的統計數據,70%的區分部連定期開會都做不到。國民黨在基層的黨力如此脆弱,蔣氏也就只好寄望于社會的自覺了。但如前所言,“變態社會律下”,社會是沒有過“新生活”的自覺的。所以,運動最后完全走形,鬧出各種笑話,也就不足為奇了。…[詳細]

結語

山東軍閥韓復榘演講云:“蔣委員長的新生活運動,兄弟我雙手贊成,就是一條,行人靠左走,著實不妥,實在太糊涂了。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左走,那右邊留給誰呢?”在一個各級政權遍布“韓復榘式人物”的時代,蔣氏的“新生活運動”用意雖好,但要想辦出成效,實可謂癡人說夢。
2013-02-19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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