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晚明變革與中國近代化
字體    

龍的衰落—明代后期的中西方海上力量比較
龍的衰落—明代后期的中西方海上力量比較
歷史札記Jitler      阅读简体中文版

曾經,中國被列強由海上肆無忌憚入侵,卻忘了自己曾經也是海上強國;在鄭和航海后400年我們這個在海洋上曾經發現世界、領導世界的國度竟然淪為被奴役的半殖民地!而這一切始于明朝……

明朝曾經是全球獨一無二的航海大國—–鄭和下西洋時代的明朝擁有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的遠洋艦隊。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多少有點過于推崇中國,他對中國造船業的發明創造的統計還算公正,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造船和航海技術與西方相比較,在鄭和下西洋前中國造船業是遙遙領先于世界的。

一、獨一無二的鄭和時代

以下是一些航海技術發明的比較:

技術項目名稱     中國采用大致年代    歐洲采用大致年代
搖櫓         公元前1世紀       17—18世紀
平衡式梯形斜帆    公元2—3世紀(?)     15世紀末
船尾舵        1—2世紀        12—13世紀
平衡舵        11世紀         18世紀末19世紀
水密隔艙       古代          18世紀
船殼包板       11世紀         16世紀以后
車船(輪船)      8世紀          16世紀(?)
航海指南針      11—12世紀       12世紀末13世紀初
利用八面風      12世紀初        16世紀

  1974年泉州出土的宋海船,長30米,水線長26.5~27米,寬10.5米,型深4—5米,排水量在400 —450噸,其中平衡舵和大型鐵錨已得到使用,保障了船只的遠洋航行。這無疑是當時世界最大的海船了,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太就在自己的游記中記載:中國船象“移動的城市一樣”巨大;早在宋代,中國遠洋海船已直達紅海和東非。

中國又是最早使用火藥的國度,在歷史衍變中,中國的海軍戰術也由沖角戰、接舷戰發展到兩棲戰和炮戰。元軍遠征日本時,元軍戰船擁有的火炮使日本人的小戰船根本無法近身。元代的造船業在宋代的基礎上繼續大發展,具備了很強的造船能力。據《元史•世祖本紀》記載,元滅宋期間的至元七年(1270)造戰艦5000艘,至元九年,造戰艦3000艘,自至元十一年(1274)~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造海船9900艘,造船能力之強可見一斑。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送公主遠嫁波斯,“命備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張十二帆”,可見元代已有四桅船。

明朝初年,主管明朝廷的工部都水司,在長江中下游和東南沿海各衛都設有造船和修船的船廠,其中以南京的龍江船廠和直隸的清江船廠為規模之最,是完成鄭和下西洋大型遠洋船的主要廠家,由工部都水司直接派員管理,屬皇家直屬船廠。

《明成祖實錄》記載了永樂元年至十七年,(1403 —1419 年)造海船數達2735艘,僅永樂三年就造了1273艘。性能最為優良的是“福船”。《明史•兵志》這樣形容道:“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底尖,其上闊,……其桅二道……”可見船勢之宏偉。明朝出使的“封舟”亦為福船,規模可觀,做工精良。

如陳侃督造的五桅封舟,大桅長7.2丈,粗6.2丈;徐葆光監造的封舟,舵葉高2.55丈,寬7.9尺。正是在這巨大的造船能力的支持下, 才出現了九桅十二帆、據說是“最大長四十四丈,闊一十八丈”,“篷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的獨步四海,冠絕東西的鄭和寶船隊。不過有考證說這是小說家言,明以前的船只從未有長過20丈的。按《明史》和當時人的記載,專家推斷鄭和帥船最大為5000料者。

《天工開物》對船桅數有言:“船每十丈,有兩桅”。400料長約9丈,2000料長約船8丈,5000料船長約26丈。所以5000料之鄭和帥船,應該有四個以上主桅,2000料船可能有三桅。鄭和所立的《靜海寺殘碑》里就有“2000料”及“1500料”船的記載。

這里說明一點:自宋至明,中國船常用“料”為其大小的單位,文獻里常可見到“200料”,“2000料”等等。另外船的載重也常用“石”為衡量單位。據臺灣海大教授蘇明陽研究計算;按元人贍思的《河防通議》①資料詳細分析,船料是一只船可以載人、物之容積。一料是十立方尺(宋或明尺)。而一“料”容積之載重,則依貨物之比重而定。一料是十立方尺(宋或明尺)。而一“料”容積之載重,則依貨物之比重而定。船料可由船長、船寬及艙深的乘積估計求得。一般來說,有1料=1石=92。5斤的比例(《中國古代海軍史》149頁),不過并不準確,研究者有不同的估算法,估算結果也不同。

《龍江船廠志》與《南船記》②是相當詳細,而且可信的明代造船書籍,其中也有鄭和寶船數據;再根據南京龍江船廠原址考古出土之11米舵桿(應該是當時最大船只的遺物)推算,以日本出土的明代中國船為比例合理估計一下,寶船應該是6000料,與明朝之最大“封舟”近似。其船長約為70米,排水量約為2000噸,載重量約為其半1000噸。這些寶船尺度、排水量等都只能是大約值。(資料來源《鄭和研究通訊》)而當時的西方,最大船只排水量不過1500噸,十五世紀威尼斯擁有一艘一千五百噸的船,船員1200人,但只能在地中海沿岸航行,而鄭和船隊利用指南針和“過洋牽星”③技術開辟了最早的橫越印度洋航線。

這些無疑可以證明鄭和時代,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艦和航海技術,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船隊,與鄭和巨型船只及龐大船隊對比,有如小巫見大巫。哥倫布的旗艦“圣•瑪利亞”號,長度只有80多尺,排水量約233噸。達•伽瑪的旗艦“圣•加布利爾”號較大,但也只約有400噸。麥哲倫的旗艦“特立尼達”號,僅為110噸。鄭和下西洋是明成祖這樣獨一無二的君主促成的非常之舉。就鄭和下西洋本身而言,確實是傳統中國最偉大的航海壯舉,輝煌但短暫,不久就成了唯一的一次奇跡。

1433年,鄭和在古里病逝,王景弘將龐大的艦隊和鄭和頭發、靴帽帶回中國。在盛夏的傍晚,遠洋船隊最后一次駛入太倉劉家灣,寶船將永遠停泊在那里等著腐爛。皇帝詔令:“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令停止”、“各處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

二、明末中西戰艦比較

第七次下西洋成了中國航海事業的絕唱,從此中國將南中國海和印度洋的海權拱手相讓。同時明朝的海禁政策持續200多年,由明太祖朱元璋起,洪武四年 (1371年)詔令“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明太祖實錄:卷 70》),拉開了海禁序幕,明成祖雖有官方的下西洋之舉,但仍“禁民間海船”,嚴令“原有海船者 ,悉改為平頭船 ,所在有司 ,防其出入”(《明成祖實錄:卷 27》)。嘉靖年間,明世宗下令:“不許制造雙桅以上大船,并將一切違禁大船,盡數毀之。”各沿海省地方政府也紛紛下達指令:“私造雙桅大船下海者,務必要一切捕獲治之,”“查海船但雙桅者,即捕之。”“沿海軍民,私與賊市,新鄰舍不舉者連坐”(《明世祖實錄》)

(一) 中國戰船

古代帆船桅的數量代表船的性能,桅高桅多即帆高帆多,駛風性能好,動力大,船速、噸位也決定于它。雙桅船的載重量則只能在500 石以下,這一影響持續了300余年,鄭和巨艦的建造技術漸漸失傳,明朝中后期的戰船極少有400料以上的了,400料船排水量僅為250至300噸。甚至到1820年,中國駛往東南亞的海船仍限制兩桅,載重在500石以下。顯而易見,中國的造船業在明未已嚴重地停滯和倒退。

在中國造船業日益衰弱倒退的同時,明朝海軍戰術發展也出現了衰退。1524年澳門的一位西班牙人對中國的海軍戰術作了輕蔑的描述:
“帆船上只裝有小型的鐵火銃,而無銅火銃,火藥也很糟糕……中國人的火繩槍質量低劣,彈丸連普通的胸護甲也打不穿,尤其是他們不懂得如何瞄準。他們的武器主要是竹槍、矛,有的裝有鐵矛頭,有的則用火燒硬,短而鈍的彎刀,護胸甲是由鐵錫制成。有時人們看到上百艘船圍攻一艘海盜船,這些船順風拋撒石灰粉,以迷盲敵人。因為他們數量眾多,可產生一些效果。這就是他們的主要戰術。”

明朝的水師艦隊,越來越專注于執行政府的禁海政策,這不啻是將發展海權的支柱變成了遏制海權意識和束縛海權發展的桎梏。在此期間,雖有少數文臣武將提出一些重視海洋和海權的積極建議,但此時的整個中央王朝最高封建統治集團已開始處于昏昧麻木的狀態,對此不予理解和重視。

同時期的歐洲,著名航海先驅葡萄牙的亨利王子④贊助和主持了航海技術研究院,建立了海圖制圖學校及海員學校;在他的領導下,葡萄牙天文導航航海技術在15世紀中就已超越中國,⑤其后出現的揉合西方橫帆船(利于在狂風中遠航)和東方縱帆船(利于逆風航行)各自優良性能的全裝備帆船,其帆船可操作性和航行能力也迅速超過中國帆船。

當1434年鄭和第七次遠洋航行剛結束時,葡萄牙探險隊到達了西非博哈多爾角(北緯26度 ),1446年到達幾內亞(Guinea)海岸;l5l1年,馬六甲被葡萄牙人攻陷,中國勢力范圍與水域的大門被打開了,葡萄牙人隨后直接來到了中國的大門口敲門了。馬六甲王向宗主國明朝求援,明朝卻置之不理;葡萄牙人因此極其輕視中國的實力,葡萄牙首次派遣來華的使節托梅•皮雷斯1515年左右在其《東方簡志》中稱“馬六甲總督欲制服中國并不需要人們所說的那么大力氣,因為他們弱不禁風,不堪一擊。常去那里的人們及船長們說,率數十大船攻克馬六甲的印度總督不費吹灰之力便可拿下中國沿海各地。”

為什么他們這么狂妄自大?

我們先來看看此時的明朝海上力量和西方戰艦的比較情況。

明初沿海的防衛是比較周密的,海上有戰船巡哨,陸上有衛所軍隊防守,巡檢司弓兵盤查。到了嘉靖年間,戰船所剩無幾,軍隊缺額半數以上,所存士卒又都是老弱殘疾不堪作戰之輩,既不能防御倭寇于海上,使其不能登陸,又不能在陸上堵截圍剿,將其消滅。海防形同虛設,倭寇海盜紅毛夷如入無人之境,可以任意燒殺劫掠。

那么這時的明朝戰船是什么樣的?鄭和的巨艦早被人遺忘了,此時明朝戰船種類繁多,除承襲前代的一些船型以外,見諸文獻的就有30多種。明代造船家沈整《南船記》一書中列舉了明代十幾種戰船的用途,建造要求,用材尺寸,并附有圖樣。有用于作戰的四百料戰座船、二百料戰船、一百五十料戰船、一百料戰船、三板船、浮橋船;還有用于巡邏的四百料巡座船、二百料一顆印巡船、二百料巡沙船、哨船、輕淺利便船等。現分別介紹如下:

1.四百料戰座船這是水軍主帥的坐船,長27. 8米,寬5. 1米。
2 二百料戰船長約20米,寬約4米,二桅,有望亭。
3.一百五十料戰船長約17米,寬約3.6米,有二桅。
4.一百料戰船長約15米,寬約2.5米,單桅
5.三板船 長約12米,寬約2. 6米,單桅。三板船亦稱劃船,只能容納10余人,是戰船中體積最小,速度最快的一種。
6.浮橋船長約19米,寬約4.5米,用于橫渡江河。
7.四百料巡座船長約27米,寬約4.9米,雙桅。

以上船只主要用于江河,也有江海并用的。此外,明代還有多種專門用于海上作戰用的戰船。

據《明史•兵志四》、《武備志》、《籌海圖編》和《紀效新書》等古籍記載,明代的海上戰船有大福船、海滄、草撇船、開浪、艟樵、蒼山、沙船、廣船(又分烏槽和橫江兩種)、
八槳船、網梭船、漁船、鷹船、鳥船、蜈蚣船、喇叭唬船、兩頭船、鴛鴦槳船、赤龍舟、火龍船和破船筏等。如下為詳細資料::

1.福船為福建沿海建造和使用的戰船,有六種規格,能自成系列:大號和二號稱福船,是明朝水軍的主力。

二號稱哨船,四號稱冬船(.海滄船),五號稱鳥船,六號稱快船。.一號稱大福船,“吃水太深,起止遲重”,機動性能不好;二號福船較一號稍小,“合常用之”。 大號和二號形體相似,船底狹窄,船面寬闊,吃水約3. 5米,“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尾高聳。設樓三層于上,其傍皆護板,護以茅竹,豎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為四層,最下一層不可居,惟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最上一層為露臺,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旁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炮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敵又難于仰攻,誠海戰之利器也。”(《武備志》)是沖擊力較大的大型戰船,福船的缺點是機動性能不好,由于“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順風順潮,而回翔有所不便,又其“吃水深,惟利空闊大洋.在里海則易膠淺,須跟哨船接濟”。(《續文獻通考》)

注意資料顯示最大的福船仍是“帆桅二道”,按前述《天工開物》對船桅數有言:“船每十丈,有兩桅”,400料長約9丈,也就是說其排水量最多不到400噸。這已是明中后期人們眼中的最大船只了。

2.草撇船又名哨船,比福船小,是福船型中的第三號船。

3.海滄船又名冬船,是福船型中的第四號船,“與哨船同,特兩旁不釘竹皮耳”。(((古今圖書集成•戎政典•水戰部》)“海滄稍小福船耳,吃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其力功,皆非福船比。設賊舟大而相并,我舟非人力十分膽勇死斗,不可勝之,然二項船皆只可犁沉賊舟,而不能撈取首級。故又有蒼船之設”。(《紀效新書•治水兵篇》)

4.廣船因創制于廣東而得名。新會縣尖尾船,東莞縣大頭船均屬于廣船型。它是一種大型尖底海船,用鐵栗木制成,又大又堅。倭寇船系松杉木制成,其堅固程度遠不及廣船,若與廣船相撞,而被撞碎。廣船上寬下窄,狀如兩翼,在近海航行時,還比較安穩,如駛遠洋,則經不起風浪顛簸,故不宜于遠洋航行。船上裝有發煩、佛郎機、火球等武器,遇敵遠則射擊,近則將敵船撞沉。由于鐵栗木難以籌辦。造價昂貴,損壞后難以修理;在外海作戰和遇到風浪時船體搖晃.炮彈命中精度較差,所以只限于廣東一帶海域使用。(《中國古代海軍史》 八一出版社)

這些是較大型的艦只,另有諸多的戰船其實都是軍民兩用的,其排水量和載重都沒有超過400噸的。注意這些史料記載都仍在強調戰船的沖角戰、接舷戰的能力,譬如說福船“敵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海滄船“皆只可犁沉賊舟”,對于火炮在戰艦上的作用卻不太提及。實際上明朝艦船早就有了火器,以《紀效新書•治水兵篇》記載的戚繼光水師為例,如果把一個水兵營中4艘福船2艘海滄船和4艘蒼山船裝備的主要兵器加在一起,共計有:大發熕1門、佛郎機炮40門、碗口炮30門、鳥銃68支、噴簡500個、火磚620塊、火炮100個、煙罐800個、火藥箭2000支、弩箭2600支、藥弩66張、弩藥10瓶、粗火藥2600斤、鳥銃火藥680斤、大小鐵彈2240斤、火繩381根、標槍360支、砍刀34把、弓14張、藥弩34張、箭1000支、藤牌52面、鉤鐮34把、過船釘槍66支,以及各種船具。(戚繼光《紀效新書》卷十八《治水兵篇》)

戚繼光記載的大發熕和佛郎機炮都是1506年葡萄牙船到廣東后才輸入的。其中銅發熕屬于當時的重炮,由佛郎機炮發展而來,創制于嘉靖年間(1523年以后)(《中國軍事史.兵器》)重500斤,發射的彈丸每個重4斤。在西方技術影響下,中國艦船上也有了大炮,那么用這種大炮遠程轟擊敵船,不是可以事半功倍嗎?

關于大發熕的實際運用,據《籌海圖篇》記載,在水戰中“賊若方舟為陣,亦可用其小者。但放時,火力向前,船震動而倒縮,無不裂而沉者。須另以木筏載而用之可也。”

原來這種重炮在船上基本是擺設,在實戰中哪有拖著木筏開炮作戰的事?想象一下,在危急的臨戰時刻,水兵們還得忙著把大炮吊放到木筏上再作戰,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實際這還是和明朝此時的造船技術落后有關,不僅僅載重量大的船只不能建造,就連船體牢固程度也不如西洋船了—-大炮一發,就會“船震動而倒縮,無不裂而沉者”。火器發射產生的巨大后坐力對小噸位的船只影響很大,因此在整個明未,中國戰船最大者排水量不過400噸,水軍的主要戰術仍是傳統的沖角戰、接舷戰,火器是輔助力量而已。

明未鄭成功艦隊發明一種先進的戰艦隊形,這種隊形與當時英、法、荷海軍正在試行的“鉆石”形隊形相似。他把戰船分為5個部分,指揮船位于中間,以便指揮戰斗。而在此以前,指揮船在作戰時都處于后方。他的戰艦吸取了西洋船的長處做了改進,但是仍然沒跟上軍艦火炮戰術的潮流。他的戰船以攻臺灣的艦隊為例,實際上仍未擺脫中國傳統帆船模式:

為了收復臺灣,鄭成功積極修戰船,招幕訓練水兵。僅二個月時間就修造兵船300多艘。其中有大帥船,先鋒船、哨船等。船一般有二層甲板。主力戰船大青頭(船體多飾以青色)長約10丈,寬2丈1尺,高l丈5尺,吃水8尺,載重三四干担,總共只配備2門大炮,前1后1。(《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1962年福建版)
我們可以看到,明未清初中國最強大的鄭成功艦隊,其主力戰船仍然是排水量400噸不到,火炮配備極少。

(二)西方戰艦的發展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西方船艦的情況:

前面我們已經提過,15世紀初亨利王子為了東航探險而創制了葡萄牙輕快帆船,其后即有哥倫布登上美洲大陸;麥哲倫環球航行,達伽馬東航印度等一系列全球航海探險活動,導致了16世紀以后的地理大發現。長期遠洋航海的實踐,西方帆船性能和航海技術在全面超越中國的基礎上又有了長足的進步。

大炮上戰艦是海軍武器發展史的飛躍,雖然中國最早在船上使用了火器,但僅此而已,火炮一直是被固定在船頭和船尾的位置,不能靈活地瞄準射擊,艦炮技術發展一直停滯不前。諸多大炮在船上使得船的穩定性變差。而且,一旦開火其后坐力使得船更危險。

解決的辦法有兩個其一是提高艦炮鑄造的精度和鑄炮材料的強度;其二是發明了船舷炮門。這個金點子是被一個英國人想出來了:詹姆斯•貝克。他將火炮裝在下甲板,并在船體兩側開出炮門,讓炮能夠發射。在不使用的時候,炮門用帶鉸鏈的炮門蓋關閉。1512年,在伍利奇建造“大哈里號”采用這種設計,這是英國國王亨利八世時海軍旗艦。巨大的“大哈里”號,排水量超過了1000噸,仍保留中世紀的傳統模樣:裝有4根桅桿,前桅和主桅掛橫帆,后桅和尾桅掛大三角縱帆。“大哈里”號最引人注目之處,還是其高聳的首尾樓。船的武備也整個地顯示出過去冷兵器時代的遺跡,火炮的口徑不大,但數量眾多,有122門(說128門);軍艦上還有1200張弓和750個箭囊的箭。“大哈里號”地設計圖沒能傳下來,當時造船匠只把設計和建造船只的訣竅傳授給兒子,通常不傳給外人。第一本關于造船的綜合教材在17世紀末開始出版。(牛津版《技術史》第三卷)

但不管怎樣,這個時候,真正意義上的“軍艦”誕生了。因為,在“冷兵器”時代,海上作戰的方式主要是靠接舷格斗,那時的戰船更多地是起到了一種運兵船的作用。而火炮的大量使用,使海上作戰的基本方式有了革命性的變化。船舷炮門的發明,更使得這船成為了專門作戰的“專業戶”—軍艦,而不是隨便什么船都可以客串一下的。

1546年亨利八世的皇家艦隊分為4類:全帆裝船、風帆炮艦、三桅小帆船和駁船。共有從60―1000噸不等的全帆裝船20艘,重型火炮通過位于舷側較低位置的炮眼開火。

在16世紀,西班牙、法國、荷蘭和瑞典等歐洲國家都建造了大型的風帆戰艦以維護自己的海洋權益,但這些軍艦和英國軍艦的模樣大同小異,也都是用從眩側炮門里向外開火的艦炮來武裝。
16世紀西班牙建造的‘加列尼”號戰艦排水量1600噸.長56. 5米,寬15.2米,4桅7帆。裝有100門各種口徑的火炮,分別布置在三層甲板上。
1514年法國建造的‘大亨利”號旗艦,排水量1000噸長51米,5桅。裝有180門各種口徑的火炮,艦員700入(其沖400名是陸軍)。
1571年威尼斯在勒班陀附近的海戰中首先使用一種大槳帆戰船,長80米,三桅,一排槳,每槳9一10名槳手,載人800名,裝有70門各種口徑的火炮,還有沖角。(以上資料出自《中國艦船史》)

1588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共有船艦130艘:20艘四桅大船、44艘武裝商船、23艘圓船、22艘差船、13艘輕帆船、4艘中船和4艘長船(其中真正的戰艦約60至70艘),總噸位57868噸,火炮共計2431門,海員8051人。船上共載陸軍19000人,加上其他人員總計六萬多人。
其中:
1000以上(艘) 7
500–1000噸(艘) 50
100—500噸(艘) 20
100噸以下(艘) 25

相應的英國軍艦數據是:
1000以上(艘) 2
500–1000噸(艘) 11
100—500噸(艘) 150
100噸以下(艘) 30

從以上幾艘16世紀外國戰船與我國同期戰船相比,從噸位、航海性能上看都已超過我國,從火炮的數量上看已大大超過我國同期的戰船,發展也非常迅速,例如:1506年葡荀牙船到廣東時輸入‘佛郎機”炮;“鳥咀銃”是在平倭戰爭中擄獲后于1558年開始仿制的;1622年開始仿制從荷蘭輸人的“紅夷炮’等。

17世紀,海上爭霸時代全面開始。西方造船業和海軍力量不斷發展,中國卻日益落后。

1637年,荷蘭擁有了制造排水量高達1500噸、裝有100門大炮的三層甲板的戰艦“海上君主”號的能力。到1644年,荷蘭擁有1000多艘各類船只作為戰艦保護商業順暢,1000多艘大型商船進行海上貿易,6000多艘小型商船用于捕魚業和內陸運輸業,并擁有8萬多名世界上最為優秀的水手。

1639年9月,西班牙艦隊在海軍上將奧奎多的率領下(旗艦是“圣地亞哥”號)出擊英國。這支艦隊的實力大約有70艘船,其中有12艘排水量超過了1000噸(如“圣特勒薩”號為2400噸)。
英國海軍從1649年的39艘猛增至1651年的80艘,其中大部分是二層甲板、并擁有60至80門炮的巨型戰艦。
1637年建成的英國“海上君王”號,是詹姆斯的繼任查理一世時期所建的英海軍中第一艘有3層統長甲板的大型戰艦,1636年1月開始設計,1月16日在伍利奇船廠建造,1637年10月下水,總造價超過4萬英磅(其中一半是付給造船匠的工錢),主設計師佩特本想該艦只需裝備90門大炮,但查理一世卻硬要把炮數增加到104門(共重153噸),使之成為當時最大的戰艦。該艦龍骨長39米,總長51米,寬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該船重1683噸,有4層甲板。該艦豎以3桅,在主桅和前桅上掛有皇冠帆。該艦裝備102-104門炮,在低甲板及主甲板上架30門炮,在上甲板上架26門炮。在首樓上有12門炮,半甲板上有14個炮門,還有10門船首炮及若干尾炮。該艦隊有11只錨,每只錨重2噸。水兵800多人,最大的炮彈凈重60磅,一次齊射的炮彈重達一噸該艦先后曾參加了對抗荷蘭、法國海軍六、七次海戰,連續使用了60余年,最后,意外地被法國海軍擊毀于查塔姆(Chatham)海域。
雖然西方海上強國的大炮巨艦越來越多,但是作為海上武力標準的主要艦船仍然是二層甲板、裝有50—80門火炮。裝有大炮的快速帆船也開始建造:,一般排水量約為400噸、裝有30–40門炮。這種船結構堅固,操作靈活、火力強大。同樣排水量的中國的最大戰船只能安放2門大炮和若干小炮,兩者火力根本無法比較。以《紀效新書•治水兵篇》記載的戚繼光水師為例,一個水兵營中4艘福船2艘海滄船和4艘蒼山船裝備的主要兵器加在一起,才有40—70門火炮,勉強可和西方一艘小噸位快速帆船相比,而且中國最大口徑的船上大炮只相當于英荷等歐洲軍艦大炮的1/4重量—1637年英國“海上君王”號有炮104門(共重153噸),平均每門炮按明制為2000斤以上—-明未徐光啟等人從澳門買來的紅夷大炮,就是從英國沉沒軍艦上打撈出來的。

從以上數據可看出,中西海上戰艦的規模、武器和各種技術方面在明未都有了巨大的差距,這種差距導致中國在應付海上入侵時的被動局面。明未清初中西方的海上武裝沖突都是在中國沿海發生,中國的海上大門已是狼煙四起。
有人會問:既然如此,為什么明未中西海上沖突中國并未吃太多虧?
我打算接下來就談談明未清初的一些具體中西海戰情況。

三、明朝中后期中西海戰略述

我們先從中西方的第一次海上遭遇說起吧。雖說16世紀初大航海時代剛剛拉開帷幕,但歐洲海上列強著堅船利炮已打到中國門口了。此刻正是有名的荒唐君主明武宗四處游玩的時代,明朝還是處在生命的中期,但已開始顯露出暮態。

1.屯門和西草灣之戰

明朝第一次接觸西方船只,是在正德九年(1504)最先抵達廣東屯門島的葡萄牙人的商船。當時的歐洲商船都備有大炮,亦商亦軍。葡人到中國南方沿海后,一方面力圖占據廣東沿海屯門一帶為據點,做為推行商業貿易和殖民活動的根據地;另一方面,又派使節入北京,要示與明朝建立關系,從政治、經濟上打開中國的大門。正德十二年,葡駐滿刺加總督派安特拉德與特使托梅•皮雷斯等人率船隊駛抵廣州,“放銃聲如雷”,震驚全廣州。因當時外國朝貢入明港口均無鳴炮行為,且葡萄牙又不屬明朝規定的朝貢國家,地方官員拒絕葡人登岸。

葡人最終靠中國翻譯火者亞三勾結上了正德皇帝⑥,得以滯留廣東沿海,實際上一開始葡人船隊用蕃貨賄賂了當地官員,又和當地富商貿易,雙方的關系還算可以;1518年載皮雷斯來華的船隊司令啡瑙•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安德拉德(Simon Perez de Andrade)接替了司令職位,西芒與中國官員來往時,粗暴無禮,缺乏策略,不像他兄長那樣謙恭有禮;他的妄為由于他在中國沿海的違法搶劫和海盜行為而登峰造極。西芒的斑斑劣跡不但惡化了葡萄牙與廣東官員的關系,更加速了葡萄牙使團使命的失敗。葡人由此顯示出海盜與殖民者的本色,蓋房建柵,配以火藥槍炮,儼然成一堡壘,又掠奪往來商船,甚至掠奪當地兒童販賣到海外為奴。如《名山藏》記載葡人“盤留不去,劫奪行旅,掠食小兒,廣人苦之”。嘉靖初年的給事中王希文在上疏中也稱:“正德間,佛郎機匿名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掠男婦,設棚自固,火銃橫行,犬羊之勢莫當,虎狼之心叵測”。“烹食嬰兒”之說純屬荒誕不經謠言,“擄掠男婦”則確實有之。

因此明朝官員都要求驅逐葡人,但因為火者亞三有正德皇帝寵幸,葡萄牙使者有了明武宗為后臺,所以正德年間葡人仍在屯門立足腳跟。
武宗死后,火者亞三被處死,比萊斯也被押到廣州關押。隨即明軍準備進攻屯門驅逐葡人。

關于屯門之戰,很多史料都提到明軍從出兵到勝利花了近一年時間,比如《東莞縣志》:“是役也,于正德辛已(1521年)出師,嘉靖壬午(1522年)凱還”。此戰明軍指揮者為廣東提刑按察司、海道副使汪鋐,他能調動的兵力為廣東沿海衛所的部隊,總計有數萬人。

而葡萄牙人的兵力,《澳門史》和葡人回憶錄等資料曾記載:“但是一五一八年,他的兄弟西門•特•安剌德(Simon de 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只到達圣約翰島”,而在這之前,西芒的哥哥在“1518年9月末,費爾南多•伯列士•德•安德拉吉再率全隊啟航,滿載榮譽和財貨進入馬六甲港”—所以我們知道了葡萄牙人在屯門的兵力最多不過700-800人。

中西第一次武裝沖突的過程有多種說法,綜合《廣東通志》、《東莞縣志》、《明史》以及外國史料的論述,可以看到這場理應明朝大軍輕而易舉勝利的戰役并不順利。《廣東通志》記載:“檄海道副使汪鋐帥兵往逐,其舶人輒鼓眾逆戰,數發銃擊敗官軍。尋有獻計者,請乘其驕,募善水人潛鑿其底,遂沉溺,有奮出者悉擒斬之,余皆遁去,遺其銃械”。該文指明了在交戰初期汪鋐遇到了敗仗,還提出沖突后期派人潛水鑿沉敵船,然后力戰退敵。更重要的是記載了官軍獲得佛郎機銃的方式–即由敵方遺棄的。《東西洋考》因而將沖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官軍力戰不能退敵,第二階段派人潛水鑿沉敵船,打敗了佛郎機。瑞典人龍思泰《早期澳門史》中說:“一隊中國士兵圍攻這座堡壘。如果不是一次對他極為有利的風暴非常及時地刮起,西芒將會死于饑餓。他利用這個時機,帶著三艘船逃跑了(1521年)”。

概括中外多種說法,我們知道汪鋐率領明軍擊潰葡萄牙人,是經過多個回合反復戰斗得來的。一開始汪鋐并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葡萄牙人憑借手中武器據險而戰,使明軍在交戰初期戰敗。之后汪鋐在劣勢裝備條件下,依靠兵力雄厚和本土作戰優勢改速決戰為持久戰,長期圍困將近一年以待敵疲。之后,明軍利用臺風或暴風雨的惡劣天氣,在火銃威力不易發揮之際,全線出擊打敗了對手。毫無疑問這是一次代價大而收獲少的勝利,西門的四只船有三只逃出了包圍。明軍應該僅僅是占領了空蕩蕩的屯門島而已。當時的人已經認為:"不數年間,遂啟佛朗機之釁。副使汪鋐盡力剿捕,僅能勝之"。屯門之戰使明朝認識到蜈蚣船和佛郎機銃的威力,在引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時也為緊接著的西草灣之戰取得勝利積累了戰爭經驗。

《殊域周咨錄》在敘述此戰時說:

  "有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朗機船,見有中國人楊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國,備知造船及鑄制火藥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賣酒米為由,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加賞赍,彼遂樂從。約定其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到岸,研審是實,遂令如式制造,鋐舉兵驅逐,亦用此銃取捷,奪獲伊銃大小三十余管。 ” 佛朗機炮就此傳入中國,還有葡萄牙人的“蜈蚣舟”也為明軍仿制了,因為佛朗機炮重火力猛,只能在葡萄牙人的“蜈蚣舟”上用,《明史》記載在嘉靖三年,“兵部議,佛郎機銃非蜈蚣船不能駕,宜并行廣東取匠,于南京造之"。到了嘉靖八年,"始從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機炮,謂之大將軍,發諸邊鎮”。但是明朝并未因此注重海防,按《武備志》記載:“其法流入中國,中國因用之,以馭夷狄。諸凡火攻之具,炮、箭、槍、毯無以加諸其成造也。嘉靖之四年其裁革也。嘉靖之十三年,數年之間未及一試,而莫知其功用之大者……”這種西式船只并未在中國推廣,不久就消失了。

嘉靖二年(1523年)的西草灣之戰,對明軍來說取勝得比較順利,《明史》中不但寫明了戰爭經過,而且還有戰果⑦。寇犯新會西草灣的是葡萄牙人麥羅•哥丁霍(Mello Coutinho)率領下援助屯門的武裝船隊,中國人稱其為別都盧,隸屬于葡萄牙駐印度總督。在寇犯中國前已經"恃其巨銃利兵,劫掠滿剌加諸國,橫行海外,至率其屬疏世利等千余人,駕舟五艘,破巴西國,遂寇新會縣西草灣"。在他到達滿剌加的時候,獲悉屯門船隊與中國關系惡化,但仍打算冒險前行。哥丁霍的性格不像西芒那樣暴躁,他勸告"部下力避沖突行為,于入港投錨后,急上岸求見廣東地方長官,請求許其和平貿易。廣東地方長官置之不理,不得已,由屯門港退出,然已遭中國艦隊之追擊"。(《早期澳門史》)

這是因為廣東當局在經歷了屯門之戰后,已經下令“不準中國人與葡萄牙人接觸。反而發布命令,要中國戰船一旦遇上懸掛葡萄牙旗幟的船只,就將其擊毀”。由于明朝水師求戰的堅定與急切,同時哥丁霍在是否開戰上猶豫不決,西草灣之戰一開始明軍就以突襲占了上風,經過反復較量,葡萄牙不得不接受失敗。
  
此后葡萄牙人仍然視中國官府如無物,繼續在中國沿海亦商亦盜。明朝政府死守海禁政策,弄得沿海地區海盜橫行,“倭寇”越鬧越大。葡萄牙人開始和中國海盜們作生意,在中國沿海各個島嶼建設基地,此后又和明朝軍隊有雙嶼之戰等沖突發生,最終在澳門落腳。實際上雙嶼也好走馬溪之戰⑧也好,和明軍戰斗的主力都是中國海盜武裝,走馬溪之戰俘虜的“海盜”96人中葡萄牙人僅10余個而已,其余全是中國人。

總的來說,葡萄牙人在火器和艦船上的優勢地位使他們在中國沿海能不被明軍趕走,但因為葡國是小國,戰線太長,人力物力不足限制了他們繼續擴張;而明朝政府學習了制炮技術,但沒有向西方學習造船技術,也沒有設法改善自己的戰船制造技術。其實,這時的佛郎機銃在歐洲已不算先進,而中國自制火器雖然落后,但在單純的軍事裝備上 ,葡人算不上有很大優勢,他們依仗的“船堅炮利”與明軍相比,還不具有鴉片戰爭時的英國那樣的絕對優勢。當時主張用武力將葡人逐出澳門的俞大猷曾對雙方裝備優劣有過分析。俞大猷說“此伙所用兵器 ,唯一軟劍 ,水戰不足以敵我兵力之力 ,陸戰則長槍可以制之無疑”。葡人所仗“惟鳥銃頗精 ,大銃頗雄”,俞大猷又提出“一戰賊大船 ,必用火攻”“一賊所恃者 ,龍頭劃然 ,賊不過一二十只 ,我兵用則七八十只 ,以多制寡 ,何患不取勝。”俞大猷絕非浪言 ,他還主動向兩廣總督吳桂芳請纓 ,決心“大做一場 ,以造廣人之福”(俞大猷《正氣堂集》,卷 15《論商夷不得恃功恣橫疏》)。也就是說,以明朝雄厚的人力物力優勢,以及加上傳統的戰略戰術計謀,還是可以彌補和葡人軍事技術上之差距的。

可惜的是隨后大航海時代高潮來臨,西方海上列強的艦船大炮技術迅猛發展,明朝又一次錯過了潮流,再要趕上亦是十分困難。

2.荷蘭人的到來:澎湖之戰

16世紀90年代,英國和荷蘭艦隊進入了印度洋,開始向葡萄牙人的貿易控制權提出挑戰, 此時的葡萄牙、西班牙漸漸衰落,新興的荷蘭人接管了遠東水域的“真空”。1602年荷蘭建立東印度公司, 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出14艘戰艦,其中9艘超過了400噸,而1603年派出的艦隊中,有900噸的 “多德雷切特號”(Dorclreeht) ,裝備了6門24磅炮和18門9磅炮,161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侵占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以此為基地,作為與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西方列強爭奪東方殖民地的大本營.

明朝史料最早記錄荷蘭人活動的是王臨享撰寫的《粵劍編》,他在書中記載:“辛丑(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九月間,有二夷舟至香山澳(澳門),通事者亦不知何國人,人呼之為紅毛鬼…香山澳夷慮其以互市爭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為颶風飄去,不知所適。”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對荷蘭人的闖入視為對他們與中國貿易權的嚴重挑戰,他們擊退荷蘭艦隊且毫不留情處死了所有俘虜,當時的澳門總督就因擅殺罪受審查,他向葡萄牙當局申辯說:“如果我們不阻撓,荷人就會在中國得到一個貿易港,荷蘭商船會把中國貨物裝滿到桅桿上。”

荷蘭人正是為了貿易而來的。此刻的明朝政府在首次接觸西方文明100年后,仍死守著海禁政策不放,閉關鎖國。中國沿海仍是海盜的世界,所謂的“倭寇”不多了,貨真價實的中國海盜仍是明朝沿海當局的心腹大患。明朝廷曾多次借用澳門葡萄牙人來清剿中國海盜,因此葡人在明朝支持下得以守住了澳門這個彈丸之地。

1604年(萬歷三十二年)七月,由韋麻郎率領的兩艘巨艦及二中舟先后抵達澎湖,其時因汛防結束,汛兵亦已撤走,于是荷蘭人如入無人之境,在這里“伐木筑舍,為久居計。”(《明史.和蘭傳》)。荷蘭人和明朝官員談判互市事宜,被明朝政府斷然拒絕。從1604年8月7日抵達澎湖至12月5日離開,荷蘭人在澎湖逗留了四個月,最終沒有與中國簽定貿易協議,也沒有能在中國設立商站。荷蘭人不得不離開,因為他們已看見50艘中國船在眼前出現。

這次澎湖之行無疑是失敗的,但卻增加了荷蘭人對中國的認識;那就是若要與中國進行貿易或在中國沿岸設立商站,非通過武力不可能有所成就。當時,荷蘭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東南亞,他們要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國人,甚至與當地的土著民族戰斗,才能壟斷在香料群島的貿易權,而直接與中國的貿易關系,還要再等20年才正式展開。

1622年(天啟二年)4月10日,荷蘭艦隊司令雷也山率領八艘戰艦離開巴達維亞,向中國沿海進發。其中一艘戰艦的船長邦特庫(W. Y. Bontekoe)寫了著名的《東印度航海記》,曾描述了中荷此次交涉的情況。

當荷蘭艦隊在6月22日航抵澳門時已集結了十五艘戰艦,包括大船和單桅帆船,其中兩艘是英國船。荷軍攻擊澳門失利,撤回船上時已喪失了130人。雷也山并沒有在澳門水域逗留,艦隊繼續北上,他們的目的地是福建外海的澎湖。

7月份荷蘭人到了澎湖,開始經營他們的貿易基地。福建明朝當局不允許貿易,雷也山在10月中旬便派出8艘艦隊進攻廈門,燒毀擊沉中國戰船及商船七八十艘,荷蘭人僅只有十幾人傷亡。明人在廈門之戰體會到荷蘭戰艦高大堅厚的實力,荷蘭戰船“前后左右俱裝巨炮,一發十里,當之無不立碎”的威力。(沈國元《兩朝從信錄》)

明朝福建官方對于荷蘭人所挾持以俱來的“巨艦大炮”毫無抵御之方,只有想法子以“互市”為餌,誘以退出澎湖,移舟遠去,以便以“揚帆歸國”奏報朝廷,了結此事。這時新任福建巡撫南居益到任,朝廷明令福建當局把“紅毛 ”趕出澎湖,因此南居益苦思破敵之策。此時荷蘭人的戰艦封鎖了漳州海口,南居益親身體驗了荷蘭的“巨艦大炮”,他在一篇名為〈謹陳閩事始末疏〉中說:“……見大海澎湃中,萬難接濟戰。夷舟堅統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當之無不糜碎。即有水犀十萬,技無所施。”明軍實在無法正面與荷蘭艦隊對抗。

終于南居益想到了用“計謀”。

1623年11月1日,《東印度航海記》記載這天有廈門的中國商人代表薜伯泉(Cipzuan)到來向荷蘭提議;福建商人愿為荷蘭人和明朝官府斡旋談判做牽線人。在商人們的努力下,荷蘭人同意讓司令弗朗斯率領兩艘單桅帆船前往廈門談判。11月15日荷蘭人代表抵達廈門,由于相方信任不足,談判在荷船上進行,在達成初步協議后,明朝的三名官員上船作為人質,邀請荷蘭人派出幾位船長上岸會見都督見證簽署協議。荷蘭人經過會議后決定由弗朗斯司令率領一名船長一名商務長執行這項任務,陪同上岸的約有30人。荷蘭三名代表前往都督府會見,其它荷蘭人在岸上接受廈門官員的招待。

據邦特庫的記載,在宴會中廈門官員使盡了灌醉下毒等諸多手段,荷蘭代表團隨即被囚禁,在11月18日凌晨四時,兩艘荷蘭單桅帆船便遭受到50艘火船的襲擊,其中一艘被燒毀。邦特庫在《東印度航海記》中因此指責中國人作了一件傷天害理的壞事,時間一到,天將懲之云云。

這只是明軍和荷蘭人一系列沖突的開始,以澎湖之戰最為出名。燒毀荷蘭船只后,福建明軍開始集結,天啟四年正月初二日(1624年2月20日)正式誓師出戰,巡撫南居益親自浮海至金門,下令渡海出擊澎湖。《明熹宗實錄》記載:“天啟四年正月初二日,繇吉貝突入鎮海港,且擊且筑,壘一石城為營。屢出奮攻,各有斬獲,夷退守風柜一城。”

應該是攻擊行動很不順利,隨后在這個月內明軍再次派兵澎湖增援,“是月,南院發二次策應舟師,委加銜都司顧思忠等統領至彭湖鎮海會齊,嗣是攻打無虛,而夷猶然不去。”

到了5月份,澎湖仍未攻下來,荷蘭人仍在堅守。明軍不得不派出第二次增援部隊,《明熹宗實錄》記載:“南軍門慮師老財匱,于四月內又行巡海二道,親歷海上,會同漳泉二道,督發第三次接應舟師。委海道孫國禎,督同水標劉游擊、彭湖把總洪際元、洪應斗駕船,于五月二十八日到娘媽宮前……”

當時與荷蘭人私下貿易的海商海盜團伙都在躍躍欲試想要支援荷蘭人,他們正在聚集在澎湖海域上。副總兵俞咨皋曾就此事向南居益報告說:“今倭夷連和,奸盜黨附,我孤軍渡澎,賓主倒置,利害判于斯須,勝負殊難期必。事急矣!”明軍必須加緊進攻了,戰事曠日持久的下去明軍糧餉都要接濟不上了。

六月十五日(7月29日),在得到新來的火銃部隊支援后,明軍誓師總攻,一直打到風柜仔的紅毛城下,然后又成僵持狀態。荷蘭新司令官孫克在8月3日抵達澎湖,他發現中荷危機正在擴大,形勢已十分嚴峻。據《巴達維亞日記》記載:“白沙島駐有中國軍約四千人與兵船一百五十艘,以后兵數逐漸增加,至是月(指8月)中旬,增至一萬,進出澎湖島。荷蘭人雖將臺窩灣之砦破壞,調回其守備兵,然白人不過八百五十人,其中少年兵有一百十一人,病人亦屬不少,到底難以對抗。”

當時明軍堅持戰斗的決心已使孫克對局勢有更深刻的認識,而且明軍擁有10:1的人力優勢!他承認“中國人不但擁有一萬人及包括戰船、擊沉船、火船等合計戎克船二百艘,而且中國對我方有令人難以置信之戎克船兵士等大量準備,蓋戰爭系奉中國國王之特命所行;”所以,孫克認為荷蘭方面沒有派來支援力量,自己部隊再繼續戰斗下去已沒有希望了,必須談判解決這場沖突。

七月初三日(8月16日),明軍再次兵分三路,直逼夷城。荷蘭人不得不同意撤離,懷抱屈辱離開占領了二年的澎湖。此戰明軍三次增兵,戰事拖延了八個月時間,擁有10倍于敵的兵力卻始終不能攻占荷蘭人的要塞,最后以圍困戰術逼退荷蘭人。這次戰役海上交鋒的事跡幾乎沒有,明軍揚長避短以自己的優勢陸軍來決定戰斗勝負,在戰爭計謀方面做的不錯,總算收回了澎湖。

3.料羅灣海戰

1624年九月,荷蘭人去了臺灣,以此為基地發展他們的東亞貿易事業。中國的海上力量逐漸由朝廷艦隊,轉變為了私人性質的海上武裝貿易,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人都是最好的老師,中國海商則成了他們的好學生。中國海商自己組織船隊,購買葡萄牙,荷蘭船上的大炮,出沒在西方人的航線與港口,他們挑戰西方殖民者,同時對抗朝廷的圍剿,華人海商實力不斷擴大。李旦,顏思齊,鄭芝龍等海盜“大家”崛起于東亞海上。1627年明朝深感李旦集團之強大,曾聯合昔日的敵人荷蘭艦隊圍剿李旦,顏思齊,鄭芝龍。但是,朝廷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明朝廷最后不得不與李旦海盜集團妥協。明朝此刻正面臨東北方的危機,實力日益衰弱,力不從心的朝廷開始尋求“招安”海盜了。

曾幾何時,鄭和的艦隊馳騁四海, 世事滄桑,大明200余年的海禁剿海,如今淪落到與海盜合作的地步。不久,鄭芝龍依靠海上貿易實力不斷壯大,崇禎元年朝廷冊封鄭芝龍為 “海上游擊”,這是中國海盜海商集團第一次得到合法的認可。當然朝廷招撫鄭之龍也是迫不得已。朝廷與民間海商之合作也僅僅是暫時的機緣。一旦內陸政權強大,禁海剿海也都是可以預見的歷史.

鄭芝龍集團合法化后,全面與荷蘭人展開貿易競爭,企圖壟斷東亞海上貿易。1633年深秋,荷蘭艦隊炮擊中國海岸守軍,燒毀停泊在廈門港內30余艘中國船只。鄭芝龍號令150艘閩粵水師圍攻荷蘭艦隊。當時,鄭芝龍的“徒黨皆內地惡少,雜以番倭驃悍,三萬余人矣。其船器則皆制自外番(指紅夷),艨艟高大堅致⋯銃炮一發,數十里當之立碎。”(曹履泰《靖海紀略》,<上朱撫臺>)也就是說鄭芝龍的艦隊擁有西式的船艦大炮。

荷蘭人聯絡了另一個海盜集團劉香老一起出擊,崇禎六年(1633年)九月十五,鄭芝龍在烏沙頭得知紅夷夾板船九只與劉香賊船五十余只自南北游移外洋,便立下戰書約荷蘭人決戰。九月二十日(10月22日),荷船從圍頭航抵料羅(金門東海岸),明朝水師出現,開始攻擊荷船。《熱蘭遮城日記》紀錄了當時的戰況:
“天亮以前的十五分鐘⋯〔中國〕國家艦隊出現了,分成兩隊,其兵力約有140-150艘戎克船,其中約有50艘特別大的戰船⋯他們看起來,配備有相當的大炮與士兵,士氣旺盛,躍躍欲試,使我們確信他們通通是作戰用的戎克船⋯這時他們分別向我們靠過來,有三艘同時鉤住快艇Brouckerhaven號,其中一艘對他們自己人毫無考慮地立刻點火燃燒起來,像那些丟棄自己生命的人那樣瘋狂、激烈、荒誕、暴怒、對大炮、步槍與火欿都毫不畏懼地,立刻把該快艇的船尾燃燒起來⋯快艇Slooterdijck號被四艘他們最大的戎克船鉤住,被他們跳進船來,有兩次把那些中國人打出船外,但最后還是被接著跳進來的人數眾多的中國人所擊破,而被他們奪去了⋯我們率領Bredam號、Bleyswijck號、Zeeburch號、Wieringen號與 Salm號費盡力氣擺脫非常多的火船,向外逃去⋯受到這場戰敗,我們的力量已經衰弱到本季在中國沿海不能再有任何作為了。”

據《巴達維亞城日記》所記,被俘虜的荷蘭人約計百人。可見,荷蘭這次海戰是失敗了的,可說是損失慘重。據福建巡撫鄒維璉奏報的戰績:“計生擒夷眾一百一十八名,馘斬夷級二十顆,焚夷夾版(板)巨艦五只,奪夷夾版(板)巨艦一只,擊破夷賊小舟五十余只,奪盔甲、刀劍、羅經、海圖等物皆有籍存。而前后銃死夷尸被夷拖去,未能割級者,累累難數,亦不敢敘。”中方的紀錄應包括與荷蘭人合作的海盜在內。鄭芝龍集中優勢兵力,大量使用西式大炮對敵轟擊,用火船貼身近戰,打的確實漂亮。不過荷蘭人的戰艦僅九艘,大多是輕型的快速帆船—快艇,載炮只10門以下。鄭芝龍的艦隊主力仍是“戎克船”—當時西方人對中國帆船的統稱—-并以10倍的數量優勢壓倒了荷蘭-中國海盜聯合艦隊。

“說者皆曰:閩粵自有紅夷以來,數十年,此捷創聞.”料羅灣大捷使荷蘭人不得不屈尊于中國海商集團的實力,從此荷蘭人每年向鄭芝龍商的船隊繳納12萬法郎的進貢,才可以保證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遠東水域的安全。在17世紀的遠東水域完全變成了由中國海商一家說了算的天下。料羅灣一戰后,164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也曾經私下與鄭芝龍達成四六開的貿易協議,

無奈鄭芝龍的海上力量過于強大,六開的貿易協定對于鄭芝龍來說也只是一紙空文.晚明時期幾乎整個遠東水域―――澳門,馬尼拉,廈門,日本各港口之間所有的商船都懸掛是鄭氏令旗的中國商船。荷蘭人屈服了,他們放棄了壟斷中國海上貿易的企圖,轉而承認鄭芝龍的海上霸權秩序。

與鄭氏艦隊不同,嘉靖年間的王直,徐海,吳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鳳等人的艦隊,也同樣具有“商業―艦隊”復合體的特征,不過由于“成往敗寇”的社會潛意識,王直,徐海等人最終被扣上了“海寇”的帽子,而他們同鄭氏集團的實際區別僅在于沒有形成規模。

4.收復臺灣的海戰:

鄭成功繼承了鄭氏家族的事業,此刻的東亞大海仍是鄭家的天下。為把荷蘭人驅逐出臺灣,1661年鄭成功下令積極修戰船,招幕訓練水兵。僅二個月時間就修造兵船300多艘。其中有大帥船,先鋒船、哨船等。船一般有二層甲板。主力戰船大青頭(船體多飾以青色)長約10丈,寬2丈1尺,高l丈5尺,吃水8尺,載重三四干担,總共只配備2門大炮,前1后1。(《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1962年福建版)因為大炮都設在固定炮床上,要瞄準敵艦就得移動整個船體,作戰效率不高。

荷蘭侵略軍在臺灣守備十分嚴密,修城筑堡,總兵力約2800入,戰艦有“赫克托”、‘斯•格拉弗蘭”、“威因克”、“馬利亞’等甲板戰船,還有小艇多艘,主力艦“赫克托”長30丈;寬6丈,樹5桅。下三層,裝有照海鏡、銅炮和二丈巨鐵炮,發之可洞裂石城。

1661年5月1日的海戰中,鄭成功采取“ 以多擊少”的戰法,派出約60 艘各裝有兩門大炮的帆船迎戰荷軍。在鎮將陳廣、陳沖的指揮下,鄭軍以傷亡1000 多人的代價,用炮火引發荷艦火藥庫爆炸,擊沉了荷軍主艦赫克托號,用火船焚毀格拉弗蘭號,平底船白鷺號和馬利亞號則分別逃往日本和巴達維亞方向。通過海戰,荷軍力量遭受重創,尚存幾只小船逃進臺灣城下,再也不敢出戰。鄭軍以數量優勢奪得臺灣海峽制海權,自己也損失了近一半戰船。其后的臺灣之戰就沒什么象樣的海戰了,荷蘭殖民者有著和葡萄牙人一樣的問題:戰線太長,人力物力不足。而且1652年后英荷戰爭一直在歐洲沿海展開,牽制了荷蘭人絕大部分精力和人力。1660年后荷蘭人全力備戰第二次英荷戰爭,加緊建造大型戰艦。至1661年,荷蘭海軍已擁有70艘大型戰艦,平均裝炮50-80門。這些戰艦必須在歐洲對付英國人,不可能支援臺灣,所以在遠東的荷蘭軍實力很有限。

從臺灣海戰中逃跑的馬利亞號船于1661年6月駛抵巴達維亞,向東印度公司報告了荷軍在赤嵌城戰敗和臺灣城被圍的消息,荷蘭駐巴達維亞殖民當局為挽回敗局,便派海軍統領科布•考烏率領科克倫號、厄克號等10艘戰艦752名士兵以及夠吃八個月的米、牛肉和豬肉前去增援。經過38天的航行,于8月12日駛抵臺灣海面。海上風浪很大,在海上停留了近一個月之后,才有5艘戰艦在臺灣城附近海面停泊。

荷軍雖然得到的增援力量極其有限,但還是決定用增援的艦船和士兵擊潰鄭成功的部隊,并任命盧特•塔華隆•貝斯為總指揮,要求對鄭軍決不饒恕船上任何人,見人就殺,不留一個。9月16日荷軍從海、陸兩路向鄭軍發起進攻。在海上,荷軍企圖迂回至鄭軍側后,焚燒船只。而鄭軍避開與荷軍艦隊海戰,隱蔽在岸邊,當敵艦闖入埋伏圈后,立即以陸海兩面萬炮齊發。經過一小時激戰,鄭軍以亡150人,傷若干人的代價,擊毀荷軍戰艦2艘,俘獲小艇3艘,荷軍損失了1個艇長、1個尉官、1個護旗軍曹和128名士兵,另有一些人負傷。在陸上,荷軍幾乎沒有發起什么像樣的進攻就偃旗息鼓了。12月1日,鄭成功令陳宣、陳沖用數十只內裝硝磺等易燃物的小船乘風火燒荷軍船只,黃安則督率一部從七鯤身夾攻,擊沉荷軍戰船3艘,擊斃擊傷荷軍多人。至此,荷軍海上力量基本被摧毀,只能坐以待斃。

四、龍的衰落

綜上所述,明未中國海軍要想迎戰西方艦隊,必須集中對方船只10倍以上的數量才能一戰。中國戰艦一直為西方人看不起,他們稱中國帆船為“戎克船”,是英語 Junk 的音譯,加“船”字形成的。(臺灣)遠東圖書公司出版(1993)<<新世紀英漢辭典>>所列“Junk”的第二意為“中國帆船”,而其第一意為“破爛物,垃圾,廢物等無價的東西”。

明朝人對西方戰艦的第一觀感就是“船堅炮利”,明人沈德符所撰筆記《萬歷野獲篇•紅毛夷》記載了明軍與荷蘭軍遠距離海戰時的史事,荷蘭人所施放的紅夷炮:“第見青煙一縷,此幾應手糜爛,無聲跡可尋,徐徐揚帆去,不折一鏃,而官軍死者已無算。”

《東西洋考•紅毛番》云:“或謂和蘭長技, 惟舟與銃耳。舟長三十丈, 橫廣五六丈, 板厚二尺余, 鱗次相銜, 樹五桅。舶上以鐵為網, 外漆打馬油, 光瑩可鑒。舟設三層, 傍作小窗, 各置銅銃其中。”萬歷三十二年后, 荷蘭海船游弋閩粵沿海, 其堅巨高廣日益為沿海軍民所認識。福建將領朱文達說:“紅夷勇鷙絕倫,戰器事事精工, 合閩舟師, 不足攖其鋒”。 (張燮《東西洋考》卷8 稅考)

明朝人把荷蘭戰艦看作自己無法對付的龐然大物和難以逾越的海上屏障;“我舟高大, 不及彼五分之一, 而欲與爭勝于稽天巨浸中, 必無幸矣”。 (史澄《廣州府志》卷120《崔奇觀傳》)

號稱紅夷大炮的荷蘭火炮是明人所見到的威力最大的西洋火器。與佛朗機相比, 其設計鑄造更趨精密, 展示了更大威力。萬歷三十三年(1605 年),荷人出沒廣東,粵人謀與澳門葡人共拒敵人。明人正是從中荷實戰中逐漸認識了荷蘭火器。巨銃乃紅夷所恃長技,“長丈有咫, 能毒人于二十里外”。(陳繼儒《晚香堂集》卷3《賀福建南大中丞平紅夷序》)

荷蘭“大銃長二丈余, 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石城, 震數十里”。 (茅瑞征《皇明象胥錄》卷5《和蘭》) 紅夷大炮“一發十里, 當之無不立碎, 我雖有利刃, 勿可與敵; 雖有銳兵, 勿可與戰”。(沈國元《兩朝從信錄》卷16)

隨著后金威脅日趨嚴重, 明朝對紅夷大炮的借鑒利用逐漸達到高潮。1620年九月, 荷蘭海船在廣東曲江近海沉沒, 地方當局派人下海打撈, 得大小荷蘭銅炮二十余尊, 后經修整, 令習火器者演放。天啟元年(1621 年) 五月, 荷蘭海船在福建近海再次觸礁沉沒, 居民泅水取其大銃, 獻給福建地方當局。荷人為了達到互市通商之目的, 也以火炮為誘餌, 誘使明朝地方當局就范。明朝廷基于其對荷通商求利之認識, 還利用荷蘭進剿海寇。如利用荷人進攻鄭芝龍等。

問題在于明朝人對西方戰船東來的認識多停留在表面,對大航海時代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關鍵性問題缺乏根本認識。同時, 明朝人對西方技術先進性也認識不足。此時西方技術進步表現在多個方面。造船、紡織和兵器制造在歐洲都處于領先地位。但明朝人對西方長技之學習僅限于火炮一項, 對其造船技術卻未加借鑒。由于雙方艦船不處在同一水平線上, 導致明人在中西海戰中常常力不從心,中國沿海的制海權如同漏洞百出的破網,西方戰艦常常可以隨意來往。

而且,明朝人對認識成果也重視不夠,他們雖然體會到西方炮艦技術的進步與威力, 看到了西方列強到處擴張的蠻橫與威脅, 但因為國人華夷之辨思想根深蒂固。在此思想指導下, 明朝國人自恃文明發達,夜郎自大, 視外來民族為蠻夷之邦, 輕視有余, 重視不夠, 直接制約著中西雙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商業等交流。到了鴉片戰爭時期,西方風帆戰艦技術已至頂峰,“日不落帝國”的實力已可集中萬余兵力和百艘戰艦來到中國沿海,中國人單純的數量優勢已無法彌補炮艦技術和火力的差距,任何計謀都已無法扭轉被動挨打的局面了,那么中國的沿海就真的“有海無防”了,悲劇般的中國近代史拉開了帷幕。

注釋:

①《河防通議》2卷,瞻思編輯。瞻思(公元1278—1351),元代人,又名沙克什。他將北宋人沈立著的《河防通議》一書的多種版本,合而為一,并加以補充,于1321年 重訂成《河防通議》二卷。其中有一部分專門講述算法,除了一般算術問題和簡單的幾何問題之外,還有用天元術解題的研究。

②《南船記》與《龍江船廠志》是中國古代不可多得的戰船建造專著,《南船記》作者:沈子由,號江村,明代杰出的水利與戰船建造專家。《龍江船廠志》作者:李昭詳,明代人,龍江船廠的管理專家,生卒年不詳。《龍江船廠志》與《南船記》所載,有大部份是相同的,但前者多加了一些明初海船、戰船使用之歷史,故內容比較豐富些。

③過洋牽星:中國古代航海所用的天文觀察導航技術。是指用牽星板測量所在地的星辰高度,然后計算出該處的地理緯度,以此測定船只的具體航向。牽星術的主要工具是牽星板。牽星板是測量星體距水平線高度的儀器,其原理相當于當今的六分儀。通過牽星板測量星體高度,可以找到船舶在海上的位置。牽星板共有大小十二塊正方形木板,以一條繩貫穿在木板的中心,觀察者一手持板,手臂向前伸直,另一手持住繩端置于眼前。此時,眼看方板上下邊緣,將下邊緣與水平線取平,上邊緣與被測的星體重合,然后根據所用之板屬于幾指,便得出星辰高度的指數。明代過洋牽星術常用的星座包括北辰星、織女星、布司星、水平星(船底星座α星)、北斗星、華蓋星、燈籠骨星等。
《武備志》中收錄的《鄭和航海圖》及所附四幅“過洋牽星圖”,即:古里往忽魯謨斯過洋牽星圖;錫蘭山回蘇門答臘過洋牽星圖;龍涎嶼往錫蘭山過洋牽星圖;忽魯謨斯回古里過洋牽星圖。足以看出鄭和船隊在遠洋航行中如何解決正確判斷船舶位置與方向,準確確定航線等一系列重大技術問題,從而為后世留下了中國最早、最具體、最完備的關于牽星術的記載。

④著名航海家亨利王子是葡萄牙王約翰一世的第三個兒子,早年他從軍參加多次戰爭并獲戰功,后來成為阿爾加維( Alnarve)省的總督,駐在圣•文生(St Vincent)角的薩格里斯( 5anres)那里被稱為“大陸的末端,海洋的起始”由于學習地理學的熱情,1420年,他在那兒創立了一所國立航海學、天文學、制圖學的研究機構該機構吸引了眾多優秀的數學家和地理學家,對葡萄牙的船長及領航員進行航海、人文和制圖學知識的專業培訓同時,他派出一批又一批的海上探險船隊南下大西洋,為了東航探險而創制了葡萄牙輕快帆船后;探險哥倫布早年就曾在王子主持的薩格里斯航海制圖學校中深造學習。亨利王子在遠洋航海方面的預先研究成果,為嗣后遠洋航海及地理大發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⑤葡萄牙人15.16世紀創制了用來測量天體高度的象限儀、圓圈測天儀、十字測天儀以求取船舶航行所處的緯度方位。當時,估計航速用計程儀,估計航向用羅徑,估計時間用計時沙漏。為測定船之經度,發明了測定月球與天休距離的月距法。

⑥《明史•佛郎機傳》稱:“時有火者亞三者,系中國人,而善佛郎機語,為比萊斯通議,比萊斯之得以滯留廣東,未被廣東守臣見逐者,殆為火者亞三夤緣權貴之所致。” “比萊斯”就是前述對中國海軍十分鄙視的托梅•皮雷斯,他全靠翻譯中國人火者亞三行賄結好奸幸江彬,葡萄牙人得以在廣東滯留。翻譯火者亞三十分蠻橫,偽稱自己是滿刺加國使臣,不服從四夷館安排,甚至拜見朝廷官員不下跪,江彬得知此事后,不僅不怪亞三,反大罵官員:“彼嘗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耶。”

⑦“佛朗機國人別都盧寇廣東,守臣擒之。初,都盧備倭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思率思船截海御之。轉戰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茍先登,眾人齊進,生擒別都盧、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俘被掠男婦十人,獲其二舟。余賊米兒丁甫思多減兒等復率三舟接戰。火焚先所獲舟,百戶王應思死亡,余賊亦遁。巡撫都御史張巔、巡撫御史史涂敬以聞,都察院覆奏,上命就彼誅戮梟示。”(《明史》)

⑧1549年葡萄牙人糾集大量中國海盜南下福建進犯漳州,月港,招安,走馬溪,都司盧鏜與巡海副使林喬率領明朝官軍迎擊葡萄牙人的進犯.生擒海寇96人.絕大多數中國籍海盜被就地問斬.走馬溪一戰中被俘的葡萄牙人并不多,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七人,被俘的這七名葡萄牙人僥幸沒有被就地處決,而是同其他戰俘被流放到廣西桂林,最后又從那里逃出中國。

2010-07-15 08:32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傳統官僚翰林總統
徐世昌(1855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水竹邨人、弢齋。祖籍浙江寧波鄞縣。清末民初,曾為北洋政府官僚。1918年,徐世昌獲段祺瑞控制的安....
晚清改革家強權人物
袁世凱(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故又稱袁項城,清末民初的軍事和政治人物,北洋系統的領袖。袁世凱出生於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