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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遷:蔣介石之謎
史景遷:蔣介石之謎
史景遷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75年,當蔣介石以87歲高齡死于臺灣時,人們很容易將其視為一個失敗者,視為中國歷史殘骸的一部分,尷尬地漂浮在毛澤東革命勝利的余波之中。現在這一點則沒有那么明確,今天的中國要承担起新的全球責任,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提倡的改革性的政治構想就不那么適用了。蔣介石在做國民黨主席時堅定信奉的政治主張,現在看來似乎擁有更為重大的意義,這些主張包括:將廣闊的邊境地域牢固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建立強大的軍事機器以避免19、20世紀中國屈服于外國力量的恥辱再次發生,維系民族主義與政治穩定性之間的有力平衡。
  從當前視角看,蔣介石同樣比毛澤東更能激起我們的好奇心。人們已經從如此之多的角度探討了毛澤東的著作和其通往權力之路,相比之下,蔣介石倒像是一個真正的謎:他晦澀含糊的著作需要得到闡發;也是通過他,我們或許才能多少理清中國傳統文化與來自西方、日本的智識壓力之間存在的隱秘關聯,這種關聯支配著1860年代到1950年代間大部分的中國歷史。
  不過,要想解釋清楚蔣介石的生平,這是個非常棘手的任務。在其詳細的、披露性的關于蔣介石長子蔣經國的傳記中(《大帥之子:蔣經國與中國和臺灣的革命》,哈佛大學出版社,2000年),杰?泰勒(JayTaylor)已經證明,任何關于蔣介石的研究都必是一個家族故事,即使這個家族的資料難于收集或解讀。很多讀者,即使是那些熟悉中國現代史的讀者,都發現很難全面理解蔣介石的生平事跡。蔣介石的同代人通常覺得他冷漠、淡然、不愛合作,他的言談舉止、措辭也難以理解。他不僅是個謎,他還是個通過重重防備將自己保護起來的人。蔣介石不容易得到人們的喜歡,通過強調他在政治上的冷酷和頑固的反左主張,一系列與他同時代的觀察家、記者鞏固了蔣介石在國內及更大世界范圍內的壞名聲。即使時代-生活公司(Time-Life)以及中國國內的政治發言人一直力圖維護他的形象,也無濟于事。
  只有在其晚年,當蔣介石為臺灣帶來了經濟繁榮并允許自己的兒子蔣經國開始探索民主政府的可能性時,才有一些對他的積極評價流行開來。彼時,他已經統治臺灣幾十年了。但這種積極的再評價,被臺灣民主黨推行的極其負面的反蔣運動終止了,這場從2000年持續到2008年的運動,由言辭極為激烈的民主黨主席陳水扁主導,其重點則放在蔣介石及其追隨者在1947年起義中對臺灣原住民采取的暴行上。
  在其書中,杰?泰勒似已明智地決定穿越這重重負面評價迷障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以更具個人性的方式處理歷史資料。通過使用日記及其它留存下來關于蔣介石的回憶錄,泰勒向我們證明蔣介石也能夠經歷一種情欲和感情交織的復雜生活,這一點和其所處時世的許多其他年輕人沒什么分別。歷史記錄顯示,蔣介石的母親依照中國農村地區的本土習俗,在蔣介石14歲時為他娶了一位19歲的本地姑娘。這段婚姻是蔣介石母親與住在附近的一個家族商定的,但泰勒推測,直到八年之后蔣介石才與妻子完婚,后者在1910年為蔣介石生了他們唯一的孩子蔣經國。泰勒認為,蔣介石早年的性經歷主要來自中國和日本的酒吧女郎和妓女。蔣介石對這些女郎很感興趣,無論是在他就學并參加軍事學院的中國市鎮還是在東京,都和她們結交,而在東京,蔣介石至少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學習,并于1910-1911年在一個戰地炮兵學院服役。
  蔣介石后來拋棄了他第一個妻子和后者代表的鄉村生活,但這段不尋常的生活加上同時與不同女人的交往,很顯然讓蔣介石對性生活過度及可能導致他絕育的疾病充滿恐懼。很確定,在他的長子蔣經國出生后,盡管蔣介石與他的第一個妻子正式分開并和一個女學生結婚,他和此后任何一個伴侶都沒有再生孩子:其次子蔣緯國實際上是他一個政治顧問的孩子,由蔣介石領養。
  蔣介石與宋美齡著名的第三段婚姻開始于1927年,后者時尚、富有,且是個受過美國教育的基督徒。泰勒引證蔣介石1930年的一條日記暗示宋美齡曾流過產,這次流產使宋美齡在那年夏天陷入一段漫長的抑郁期。盡管如此,這對夫婦同樣沒有孩子。兩人關系時有摩擦,但家族成員都將這段婚姻稱為“天作之合”,這段婚姻一直持續到蔣介石去世。
  這些細節沒有任何驚人之處,卻使我們有可能瞥見一個更有血有肉的蔣介石,至少是作為充滿活力的年輕人的那個蔣介石。對中國現代史讀者來說,更令人震驚的或許是泰勒提供的關于蔣介石宗教觀的細節。此前許多評論者認為,蔣介石對基督教的信奉只是一種職業手段,因為只有如此,宋美齡的母親——來自虔誠的基督教家庭——才會同意這段婚姻。與這種觀點不同,泰勒認為蔣介石的基督教信仰是真誠的。泰勒告訴我們,蔣介石經常每日研讀不僅是《圣經》而且包括像《荒漠甘泉》這樣的基督教布道文學作品,尤其1943年之后更是如此,蔣介石還經常在他的日記中引用自己閱讀的作品。
  泰勒對蔣介石日記進行了精心的篩選和引用,這種方法很有效地展示了蔣介石的個性特點。泰勒拒絕接受那種認為日記因缺乏歷史重要性應該被忽視的一般觀點,相反,他將蔣介石日記內容和對更廣闊世界范圍內主要政治、軍事事件的生動描述并置在一起,憑此,泰勒逃避了那些混亂無條理的反思,并賦予我們一種與歷史的親密感。從某種程度上說,泰勒在蔣介石和他身處的世界之間建立起一系列更有感性的關聯。
  無論多么富有才力或多么堅韌,也許沒有歷史學家能夠完全理解蔣介石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掌權過程。作為一個整體,這段時期似乎不可能用邏輯來分析。泰勒以可觀的篇幅描述了蔣介石在中國和日本所受的教育,對他在當時席卷中國的混亂軍事沖突中漫長而曲折的崛起過程同樣不惜筆墨。不過,泰勒無法完全捕捉政治、財政和軍事布局的所有細微之處,同樣,他也無法捕捉對立軍閥們朝三暮四的“效忠”,搖搖擺擺、分而又合的政治聯盟,毫無意義的“協定”和軍事訓練及招募采取的不同方式。
  對忠于蔣介石本人的準軍事團體的形成,對蔣介石闡釋并操縱他從自己的導師孫中山那繼承下來的民族主義遺產的復雜方式,我們的認識還不完整。在這方面,泰勒的著作提供給我們的也很有限。作為后來成為國民黨中心教條的“三民主義”的倡導者,孫中山(同樣)是個令人捉摸不定、不斷變換主張的革命者。在1925年去世之前,孫中山實際上已經“選定”蔣介石作為他的繼任者之一——據蔣介石本人所言,是唯一一個具有實質影響的繼任者。宋美齡的姐姐是孫中山的妻子而后者剛剛成為寡婦,這個事實對蔣介石來說,當然只會有利無害,這使他成為孫中山的連襟,即使孫中山當時已經去世。
  蔣介石掌權過程中吸引人的一個方面在于,我們幾乎無法想象還有誰比他接受了更混雜的軍事訓練和教育。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混雜的教育逐漸融合成為蔣介石善于吸納包容的個性。我們可以簡單列舉那些對個性成長更有影響的例子:在青少年時期,蔣介石在北京以南保定的中央軍事學院接受了軍事訓練。這所非常著名的學院在19世紀晚期中國軍事系統的重構過程占據了最重要的位置,在這里蔣介石遇到了很多充滿民族主義情緒的愛國軍官,他們許多人原來已經接受了滿族的軍事訓練,后者是1640年代征服并從此統治中國的軍事精英團體的后裔。
  在1911年推翻滿族統治的革命之前,蔣介石在日本軍事院校學習。即使他的成績并不突出——據泰勒引證,蔣介石在62名注冊日本院校課程的中國學生中排第54位——他仍在日本第19戰地炮兵團中接受了集中的戰地訓練。該炮兵團的數名日本軍官都對青年蔣介石的堅韌和專注留下了印象。
  1920年代早期,蔣介石被孫中山派到莫斯科學習。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與廣州附近的黃埔軍校的布爾什維克軍事講師合作密切。1920年代中期,蔣介石與這些蘇維埃軍官并肩作戰,對抗敵對軍閥并與Comintern(第三國際)的顧問談判。作為軍校校長,他每天還與數位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領袖來往,這里面就包括了軍校政治委員周恩來。
  如果這還不夠多樣,1930年代早期蔣介石延請一小批曾參加過一戰的德國軍官作為自己的技術顧問和軍事訓練最高長官,這批有經驗的前指揮官幫助蔣介石在中國中部連續開展了五次對共產黨部隊的“掃蕩戰役”。此外,1940年代早期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之后,蔣介石必須同時與英美兩國的軍事將領進行戰略協調,以應對在亞洲各地開展的戰爭,這就包括了與美國戰地指揮官如約瑟夫?史迪威將軍(JosephStilwell)在緬甸抗日戰爭中的合作,與英美軍官在印度藍姆迦(Ramgarh)訓練營中的合作,以及與美國空軍指揮官克萊爾?李?陳納德(ClaireLeeChennault)的合作,其中陳納德部下勇敢的飛行員——通稱“飛虎隊”——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經在幫助蔣介石守衛他的戰時首都重慶了。
  泰勒并沒有試圖分析這種驚人混雜的軍事訓練經歷如何能整合到同一個人——無論是蔣介石還是其他任何一個人的——頭腦中,事實上我也的確不知道有人曾嘗試分析如上各種軍事思維方式對蔣介石的影響,不過確定無疑的是,這種混雜既令人迷惑,同時也有助于我們對蔣介石的理解。或許,正是這種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的既有效又令人難以理解的混亂影響使蔣介石獲得了“Generalissimo”之名。這個稱號的中文對應詞是簡單的復合詞“大帥”(dashuai),或“最高將領”(”supremecommander”),不過在英語里,“Generalissimo”卻帶著某種嘲諷的語氣,這種嘲諷一直保留在西方對蔣介石的理解中,無論是在其生前還是死后(1942年之后,史迪威將軍一直堅持在他本人的書信、日記和向華盛頓的報告中稱蔣介石為“花生米”[Peanut],這個貶低性的代號其實只反映了當時美國和中國對彼此能力抱持的極具對抗性的觀點)。
  蔣介石的早年教育并不完整:他先是在家鄉浙江附近的幾所本地學校就學,之后就是如上所述在中國北部及日本幾所軍事院校短暫的學習。此外,他曾集中閱讀中國傳統歷史,后者構成所謂“儒家教育”的一部分。蔣介石始終讓人保持著他精通中國思想“偉大傳統”的印象,并因對作為典范的入世型“儒將”的推崇在國民黨圈子內贏得了聲譽。
  在其晚年,蔣介石曾明確宣稱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和中國最偉大的兩位儒家將領并肩,一位是16世紀早期的王陽明,另一位則是19世紀中期的曾國藩。在做這種比較時,他想到的是自己反軍閥、反共產黨和抗日策略。關于中國傳統文化對蔣介石可能產生的影響,泰勒作出了充滿同情的描述:
  新儒家主義對青年蔣介石影響最深的地方在于它對個性發展、自我約束、有意識的自我培養的強調,同時也包括與消極的沉思對立的職責感、勇氣、榮譽感和入世精神。圣人的概念正是從這些原則的培育而來。與此同時,新儒家主義者宣揚與社會道德行為和職責等級相關的傳統儒家概念。儒家對德性的考量基于政治秩序之上,且具有政治目標,即創造一個和諧有序的社會。這是幾千年來形成的一種風氣,并擴展到千千萬萬的家庭中去。這些家庭生活在以宗族為基礎的、擁擠的農業社區內,其生存要取決于獨立自主的耕種和社區對基礎設施及秩序的維護。
  這種對中國現實的描述或許聽起來很激勵人,不過除非泰勒能證明蔣介石始終如一地依據這些原則行事并捍衛這些原則,描述并不能帶來什么結果。在泰勒的書中,我們會看到蔣介石時而就儒家思想大作發揮,不過我們很難明確理解他到底相信什么,此外,我們也不知道在其掌權之后,蔣介石會基于何種道德考量來重構中國社會。并且我們很確定,蔣介石的很多公開發言稿都是由其幕僚撰寫的,與實際情況中采取的政策或許根本沒有相關性。
  孫中山的國民黨被呈現為未來某不確定時代的先驅,在那個時代,中國人民將從漫長的“監護”期中解放出來,并進入或許可被稱為自由狀態的領域,與此類似,蔣介石的道德實踐也以他本人政途上的晉升為核心。但問題在于,那個不確定時代什么時候會到來?在蔣介石的實際定義中,政治力量主要針對的是中國共產主義實驗的完全毀滅,在這種政治追求中,新儒家思想沒有被賦予一個確定角色,甚至連一個不確定的角色也沒有。
  要定義或解讀蔣介石的行動,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方面在于探討其政治修辭與他汲取權力的事實之間的關系。在這方面,泰勒必須面對對其傳主的那種措辭非常模糊的指責,這種指責在1930年代早期、二戰時期以及蔣介石于1949年永久性移居臺灣后非常盛行——將蔣介石的基本政治體系稱為“法西斯主義”。對此,泰勒再一次作出了簡短的判斷,他的判斷聽上去既像是解釋又像是辯解:
 普魯士理念非常吸引蔣介石;早在他聽說希特勒這個名字之前,他就已經通過自己的閱讀和并不愚蠢的德國顧問了解到德國是一個管束有序的國家。他尤其欣賞近些年來德國、日本和土耳其提升其“國民精神”的方式。在送自己的養子(蔣緯國)去慕尼黑Kriegsschule(軍事學院)之前,蔣介石對他說:“德國是我們可以從那學到什么東西的唯一一個國家。德國能給我們培養自己做事方式的基礎:嚴謹、樸實。”
  但這種對德國取得成就的親睞不是怯懦的納粹主義的標記。日本人在關鍵方面復制了納粹意識形態:種族優越性、地域擴張、對整片大陸(如果不是整個世界)的征服,蔣介石則對此毫無興趣。在日記里他從來沒有提到德國法西斯主義崛起過程中的任何里程碑式事件:希特勒被選為總理、議會大廈縱火案、德國變成一黨國家、希特勒自命為元首……對這些事件表示接受就更談不上了。在目的和手段上,蔣介石都不是法西斯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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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讓我們明確另一個事實,即蔣介石的人生旅途通常是孤獨的。或許只有在現在,我們才有可能不受阻礙地將其作為一個整體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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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泰勒看來,蔣介石是個實干家,并且最終說來是個領袖,將自己視為“同時接受了中國和西方啟蒙主義對理性或世俗人道主義的追求——自由民主主義、實用主義專制以及雅各賓式的集權主義”。泰勒認為,正是因為此,蔣介石才會引領中國在19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調動對日本的最大抵抗力量,以便將后者逐出本國和滿洲里,這不是像他的許多敵人(尤其是左派敵人)指責的那樣,是對日本懦弱的妥協。因為在蔣介石看來,日本和德國一起以及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內,都是他所謂“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返祖性法西斯主義的極端化”的黑暗例證。在這樣一種解讀中,蔣介石嚴厲而又令人捉摸不定的審查制度、在他命令之下舉行的大規模政治集會、殘酷的情報系統、精英主義的準軍事秘密社團、對政治敵手和人權主義對手的暗殺、對領袖崇拜的堅持等,看上去都變成了可以接受的統治手段。
  現代中國歷史是一個漫長而又復雜的故事,就讓讀者盡可能通過蔣介石本人的目光來看待時世來說,泰勒對我們貢獻良多:就是以這樣一種方式,他將蔣介石在1945-1949年國共內戰中不斷的失敗和退守臺灣勾連起來,并將這種聯系一直延續到朝鮮戰爭。之后,他又繼續論述了共產黨對近海島嶼的炮轟、臺灣的暴力專制時期及隨后的變革期,以至最后在蔣介石領導下臺灣經濟的快速增長。在泰特的解讀中,蔣介石通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并不缺乏作為一個偉大戰略家的技巧。舉例來說,泰勒認為1940年代中期共產黨的勝利不僅是因為蔣介石的錯誤分析和拙劣的軍事領導,同時也是因為美國的誤判和干擾。
  在我看來,將蔣介石描述為一個重要政治家的嘗試本身就有缺陷:作為一個領袖他有嚴重的缺點,就建立一個合格的政府來說,他的視域有限,他明顯不具備掌管整個中國經濟的能力,他不清楚如何管理美國人用來誘惑他的巨額貸款,而且這些貸款還經常被他的伙伴、他的家族及家族中經濟無法自立的成員挪用。所有這些都是確定無疑的事實。蔣介石從來不愿意下放自己的權力,并且不顧任何情況都倚仗同一批助手和顧問,后者在蔣介石早年求學及參加軍事院校時就和他在一起了。在其政治宣言中,蔣介石武斷而又自負。因為缺乏個性上的魅力,蔣介石通常很頑固且不懂得變通,他領導的部隊在生活上鋪張浪費,而對發生在中國農村地區的令人担憂的腐敗事件,蔣介石同樣不聞不問。
  盡管泰勒用大量細節來描述一個更人性化的蔣介石并展示他的政治家品質,在我讀來,從這種繁復描述中涌現出的大帥形象依然披戴著失敗者的盔甲。當然這不是否認以下事實:泰勒從鮮為人知的資料中細致收集來的其傳主的人性光芒,最終能夠幫助我們描述出一個令人信服的、作為完整的人的蔣介石。蔣介石同時要處理太多事情,并且因為命運或其本人被剝奪了完成任何他真正關注的事業的機會。
  泰勒并不吝惜對蔣介石的洞察力及其取得偉大成就的贊美,不過,對蔣介石并不那么同情的人,或許會將后者解釋為命中注定或只是純粹的運氣。最突出的一個例子無疑是,中國在其災難性的、悲劇性的抗爭中并沒有最終四分五裂。在發掘那些引人共鳴的細節上,泰勒慧眼獨具:在閱讀了蔣介石生平所有大起大落的史料后,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是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細節:從大帥在臺灣的醫生提供的證詞中泰勒得知,蔣介石多年以來一直飽受尿道疾病之苦,到1960年,這種疾病已經嚴重到讓蔣介石接受勸說,同意讓一個從沖繩來的美軍泌尿科醫生為他做手術。手術并不成功,蔣介石決定再次嘗試——這次是位更著名的外科醫生,后者在紐約開業,專程飛到臺灣為蔣介石做手術。這一次效果更好,不過卻讓蔣介石在其余生中都經受小便失禁的折磨。泰勒告訴我們,“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讓蔣介石保持著一個習慣,那就是在所有會議結束之后坐在原地不動,直到他助手之外的所有人已經離開。”
  我覺得這幅景象既平淡無奇又具有一種奇特的感染力。平淡無奇是因為這個細節如此平常,它也許會是許多人人生記錄中的一個小偏差。不過,如果病人是一位大帥,某種特別的慘痛就很明顯了:這個人曾經歷北伐和西方事變的生死關頭,他曾夢想擊潰日本人、壓倒共產黨并將中國永遠嵌在世界強國的版圖中,他曾夢想反攻大陸,最后他曾夢想使臺灣成為美好世界的一個小小的模型,可他只能靜靜地坐在一灘潮濕之中,等待著每次公務會議結束。年復一年,這個場景一再重演,它會讓我們想起那句老生常談:極端依賴于對自己尊嚴的維護通常會得不償失,最終說來是種徒勞。它同樣會讓我們明確另一個事實,即蔣介石的人生旅途通常是孤獨的。或許只有在現在,我們才有可能不受阻礙地將其作為一個整體看待。當然,要完成這一點還為時過早,不過正是通過這樣的細節,蔣介石才有可能最終從那些自命的監理人手中解放出來,當其活著時,這些監理人始終圍繞著蔣介石。
  
  史景遷(JonathanD.Spence):漢學家,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現為耶魯大學教授、歷史系和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多部有關中國歷史的著作,包括《追尋現代中國》、《康熙與曹寅》、《康熙自畫像》、《王氏之死》、《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等。
  來源: 《東方歷史評論》2013年第1期。翻譯:胡新宇
 

2013-03-11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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