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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扎眼"的顧準 "多嘴"的知識分子(一)
易中天:"扎眼"的顧準 "多嘴"的知識分子(一)
易中天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奇才與厄運

寫完李澤厚,再來談顧準,感慨良多!

如果說李澤厚還只是“想當”思想家,那么,顧準則無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有人說顧準是近五十年來中國唯一的思想家,還有人說“幸虧有了顧準,才挽回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思想界在那個可恥年代的集體名譽”(請參看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這些說法或許可以討論。但不管怎么說,早在1974年便已“蓋棺”的顧準,都將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論定。

不過,我想談的卻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這個人。

我從來就認為,研究一個歷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也許更有意思或意義。思想總是有限的,再說我們也并不一定都打算當思想家或別的什么家,但我們卻無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顧準是個什么樣的人?他是一個曠丗奇才。早在1930年,十五歲的他便以其在會計學方面的成就和造詣,在上海工商界嶄露頭角,被譽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歲時,他出版了我國第一部銀行會計學專著,以后又多次與會計學泰斗潘序倫合作出書甚至捉刀代筆,成為會計學界一顆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歲時,他一面担任高級職員,一面從事地下活動,同時還兼任圣約翰、之江、滬江三所教會大學教職,流暢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課,讓那些一貫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學學生深為折服。中年從行政領導部門轉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后,更是博覽群書,學貫中西。他精通數學、歷史學、經濟學,在哲學、法學、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諸領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圍跨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譯著、論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稱作“中國的哈耶克”(奧地利思想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如果他象陳寅恪、錢鐘書那樣,有著家學淵源、留洋經歷倒也罷了。然而他卻出身不過學徒,學歷不過初中,少年為生計困擾,青年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癥折磨。如此艱難困苦,卻留下豐富的思想遺產,以至于被認為“后生晚輩嘗鼎一臠,倘能繼軌接武,光大其說,必能卓然成家”(李愼之《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嘆服。

顧準又是一個老革命家。早在三十年代,便參加了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地下斗爭,并于1935年入黨,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據地,在“沙家浜”當專員,在延安當學員,在山東當游擊司令。1949年,三十四歲的顧準,作為中共高級干部掌管了遠東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財政稅務大權,與陳毅、潘漢年、方毅等同為上海市政府黨組成員,并成為顯赫的副市長候選人。這時的顧準,真可謂意氣風發,光彩奪目,前程似錦。上海多少領一點世面的人,無不知曉他的大名。無論按照舊社會的眼光,還是新中國的標準,年輕的顧準都是男性羨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儀的“白馬王子”,光是求愛的情書都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說真有什么“天賦”和“運氣”的話,那么,命運對顧準似乎不薄。孔子說:“吾十五而有志于學,三十而立”。顧準呢?十五歲當校長,三十歲當局長,豈非“天資聰穎”又“少年得志”?

二、才氣與骨氣

顧準遭受打擊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會歷史方面的“客觀”原因或者說“大氣候”就不去說他了。在那個荒唐的年代,就連章乃器這樣的共產 黨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連彭德懷這樣的元帥元勛都要被置于死地,就連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持《憲法》都保護不了自己,遑論其他?問題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厲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開始都挨整。不整別人偏偏整你,就必定還有個人方面的原因。

建國初期即在政治運動中翻船倒臺的中共高干,無非兩種人。一種是確有罪行、錯誤和問題的,如劉青山、張子善,如高崗、饒漱石;另一種就是為了“完成任務”而拉出來湊數的了。當時毛澤東親自督戰,下令“限期展開斗爭”,并具體下達“打老虎”的指標:各大軍區、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幾百只,而上海的指標則是“上千只”。天曉得這些數字是怎么估算出來的!但沒依據歸沒依據,該完成還得完成。因為你如果完不成這個數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沒法子,為完不成指標而苦惱狼狽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嶄新概念。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開展了。因為定“思想罪”是不要證據的。所以,盡管所謂“三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也盡管顧準既未貪污(相反還很廉潔),又沒浪費(相反還很節約),更沒有官僚主義(相反還十分聯系群眾實事求是),仍然被當作“大老虎”打翻在地,因為可以很便當地說他思想上貪污、思想上浪費、思想上官僚主義么!

這就是“草菅人命”了。事實上,沒那么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標,不草菅也是不可能的。問題是即便要湊數,也多少要有點“譜”。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運動員”。把他揪出來,無非是把“死老虎當活老虎打”。那時的當務之急是“抓大老虎”。黎玉官居市委委員兼市委秘書長,可以算是“大”;“歷史上一貫犯有嚴重錯誤”,可以算是“虎”。把他揪出來,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無話可說,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認倒霉。又比如《解放日報》社長惲逸群,“將報社資金借給他人辦企業”,算是有“貪污”嫌疑;市府副秘書長曹漫之,“用美國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墻壁”,算是有“浪費”嫌疑;市總工會黨組成員程公琪,“一貫家長式作風,影響干部團結”,算是“官僚資本主義嚴重”,馬馬虎虎好歹還算交代得過去(其實這幾位都是深受黨內外尊敬的優秀干部,且均已平反)。顧準有什么呢?既無“前科”,又無“現行”,既無“罪言”,又無“劣跡”,為什么要拉他出來湊數?更滑稽的是,顧準所受的處分,在市委的檔案里,無案可查,無跡可尋,沒有半張書面正式文件,當然也就沒有半點“正當理由”了。草菅人命一至于此,也實在太離譜了一點。

事出有因。一種猜測是:某些方面對顧準很有意見,早就想干掉他,這一回不過有了機會而已(《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即持這種觀點)。這是有道理的。我們現在已無從得知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么人,為什么來頭這么大,又這么強硬,連陳毅也不得不勉強同意他們的意見,但要說顧準早就被人盯住,必欲去之而后快,則完全可能。

顧準實在太“扎眼”。

顧準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顯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樹大招風,此其二;才氣逼人,此其三。顧準實在太聰明了。當會計,他能一邊雙手“打飛歸”(兩只手在兩只算盤上同時計算),一邊和人閑聊天;當局長,他能在主席臺上一邊主持會議,一邊寫年度總結報告,同時對別人的發言做摘記,親眼目睹的干部都驚呼“顧局長有三個大腦”。唯其思路敏捷聰穎,才能在建國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數職,也才能在無論是當學徒、當教員、當領導、當學者時,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籌。

有才氣的人多半都有傲氣,而顧準的“不服管”在上海、華東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掛了號的。這個世界上似乎沒有他不敢頂撞的人。他對上海私營工商業進行資產重估,上級部門嚴厲申斥,被他頂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遜,語帶譏諷;他參加中蘇聯合考察,蘇聯專家蠻橫霸道,也被他頂了回去,而且語氣強硬,毫不恭順。他甚至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反右斗爭”諷刺挖苦,頗有微詞,當著許多人的面說什么“現在老和尚要認一下錯,也不可能了”。這就不但是“反黨”(頂撞上級部門)、“反蘇”(頂撞蘇聯專家),而且是“反毛”了。因為1957年5月初,毛澤東在動員“大鳴大放”時曾幽默地說過:現在大家對小和尚意見多,也可以對大和尚提意見么!如此“三反”(反黨、反蘇、反毛),難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

顧準的這些言行,原本出于公心和良知,也是維護黨的威望和領導,但在他人看來,即便不是“反黨”,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無領導”。顧準的“狂妄”同樣也是出了名掛了號的。早在三十年代,胡喬木便對三聯書店創始人之一、上海救國會副總干事徐雪寒說:“你同顧準說話時要當心!這個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會掂量你的斤兩。如果你沒有水平,他會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說:“我不把自己當作黨的領導,只做一個黨的聯絡員,總行了吧?”結果,徐雪寒和顧準談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1995年春召開的“顧準八十誕辰紀念會”,這就是徐雪寒和顧準的另一位老友駱耕漠聯合倡議的。

徐雪寒沒有被顧準“看不起”,不等于別的干部沒在他那里吃過癟挨過訓碰過釘子。許多熟悉顧準的老干部都說:“他是一個典型的才子型知識分子干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極強,有時與人說話,顯得得理不讓人,又耿又倔,爭辯時甚至言語尖刻,容易傷人”。這大約是確實的。因此,當有人舉報顧準揚言“三年當市長,五年當總理”時,就連陳毅也信以為真。顧準本人是一再否認的,而且多次辯誣。以顧準之真誠耿直,如果當真說過,不會不承認。但盡管是謠言,卻誰聽了都覺得“像”。第一,顧準確有這個能力,至少當市長沒有問題。第二,顧準確實敢于任事,該他管的他管,不該他管的看著不對勁或者有了想法,也敢于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樣子。更重要的是,口氣像。怎么個“像”呢?還不是平時說話向來口氣就大,而且一貫口沒遮攔,心里怎么想嘴巴就怎么說!

的確,顧準總是“忍不住”。即便當了“右派”,戴了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也本性難移。1958年,他在河北石家莊贊皇縣農村勞改。下放干部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大搞“土法煉鋼”和“技術革命”,他卻站在一旁大大咧咧地冷嘲熱諷:“什么土法煉鋼鐵?一場蠻干罷了!”“不經過生產實踐,怎么改革農具和磨子?這也是一場蠻干!”說完還不算,還要加重語氣冷冷甩出一句:“哼!我不能不反對你們的蠻干!”全然忘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你想,顧準翻到溝底了還這么“猖狂”,“高高在上”時還不定怎么樣!

所以,要整治顧準,真是太容易了。因為他的“辮子”實在太多,一抓一大把。1951年,中央財政部要調他去担任預算司長,陳毅找他談話,他卻表示愿意留在上海。不去也就罷了,何況陳毅也同意。可是,當同事問他“何時入閣”時,——那時把調入中央部門戲稱為“入閣”,他卻說什么“入閣以后就成了盆景,長不成喬木了”。這是什么話!什么叫“盆景”,什么又叫“喬木”?中央部門都是擺設啊?中央部門是限制人才發展的地方啊?你把黨看做了什么,又把自己當成什么人?如此胡說八道,不下拔舌地獄才怪。

要命的還不在于他的口出狂言或者信口開河,更在于他的“得理不讓人”。他這個人,平時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還了得?自然是死都不讓。他頂撞上級部門,頂撞蘇聯專家,就因為他有理么!甚至在淪為階下囚、俎上肉時,只要他認為真理在自己一邊,也“不向惡魔讓寸分”。這就壞事了。在顧準自己,是“堅持真理”,在別人看來,則是“頑固對抗”。好嘛,那就先殺殺你的威風,打打你的氣焰。這是顧準在“同類人”或“同案犯”中挨整特別厲害、挨打次數特別多的原因之一。顧準總是書生氣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講道理。他哪里知道,整人可并不一定要有理。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沒有道理的事,要什么理?自然是“整你沒商量”。甚至,當整人被視為“革命行動”時,這個世界上最沒有道理的事就變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因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權威。“革命”這個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顧準的那些小道理。你有理,他還有理呢!你不讓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腳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人會讓?你和他們講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在這樣的情況下,保全自己的唯一辦法,就是趕緊“轉變態度”,“低頭認罪”,至少也做“低頭認罪”狀。再起碼,沉默,不吭氣,什么也不說,哪怕少說兩句,總可以吧?然而顧準不。只要有機會,他就說,而且還要大聲說,當眾說。1961年11月,顧準剛剛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對歡迎他的家人大聲說道:“我不反對三面紅旗?胡說八道!我就是反對三面紅旗!”1964年,在批判所謂“張(聞天)孫(治方)反黨集團”的會上,當別人都一邊倒地慷慨陳辭,或劃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時,顧準卻站起身來,以略帶嘲諷的目光,睥睨著大批判隊伍,鏗鏹有力地宣布:“我頑固堅持自己的世界觀和政治—經濟思想”,“我等著挨整!”結果怎么樣呢?“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頭上。而且,因為他“態度惡劣”,這回定的是“極右”。

是顧準不識好歹不知厲害嗎?否。如果說“少年得志”時的顧準,確實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那么,在吃盡了苦頭并被整得死去活來以后,他對自己言行的嚴重后果應該有著足夠思想準備。但在他看來,真理和人格比肉體更重要。因此他決不肯輕易低下自己高貴的頭。不就是孤立嗎?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不就是毒打嗎?那好,干脆把臉送過去,讓你打個夠,反正打死也不就范。不就是低頭彎腰“坐飛機”嗎?哼!“你別看我前面的頭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實,后面的尾巴都快翹到天上去啦!”在“文革”那個斯文掃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神”、“反動權威”都緊緊夾著“尾巴”。不少人逢人就點頭哈腰,卑躬屈膝。起碼,也要穿得“樸素”一點,“普通”一點,甚至衣衫襤縷,以示接受改造,洗心革面。然而,在明港“五七干校”,“罪行”最重的顧準,不但從不討好任何人,還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爛衫時,身著西方紳士的背帶褲,配西裝背心,戴玳瑁眼鏡,在眾目睽睽之中昂首闊步,一臉對人愛理不理的神態。顧準的傲氣、傲骨,并不因多次的批斗和毒打而有所收斂。

顧準“出格”的事情還很多。“文革”初期,當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實實、規規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寫成大字報時,顧準卻只在一張白紙上寫下兩個大大的黑字:“讀史”。而且,親手貼到布告牌上后還不走,還要像個參展的畫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著逐漸聚拢的眾人。如此公然對抗運動,公然向“革命左派”叫板,沒有一身正氣一身傲骨一身虎膽,豈是做得出來的?

當然,為了“活下去,并思考”,在那個最黑暗的年代里,顧準也曾違心地寫過“認罪交代”,但這決不意味著他是可以任意欺侮凌辱的。`比方說,他可以承認自己是“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卻斷然不肯承認自己在勞動時“偷奸耍滑”。其實“偷奸耍滑”云云,原不過是“革命左派”為召開所謂“地頭批判會”胡亂找的借口;而召開所謂“地頭批判會”,則是為了表示自己“階級斗爭觀念強”,時時都在注意“階級斗爭新動向”。這類批判會,是最沒有道理可講的。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開,以誰為靶子,用什么做借口,都往往隨心所欲,心血來潮,無非顯示“革命左派”有權任意處置“牛鬼蛇神”而已。而且,在“革命左派”看來,“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惡極、罪該萬死的人。說你“偷奸耍滑”,那還是輕的。然而顧準都認為這是對自己人格的極大侮辱,因為他一生正直認真,從來就不知道什么叫“偷奸”什么叫“耍滑”,憑什么要認帳?不認帳,那就打。打也不認,那就再打。如是者三,一直打到顧準遍體鱗傷、慘不忍睹。但是,面對法西斯淫威,顧準卻死活不認這個鳥罪。當“革命左派”揪住他,惡狠狠地問“你到底服不服罪”時,顧準高高地昂起頭來,以驚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態度大聲喊道:“我就是不服!”在場的勞改隊員和干校人員,都無不為之深深震撼。

這就不是傲氣,而是骨氣了。正是這錚錚鐵骨凜凜正氣,使我們一想到顧準這兩個字,就肅然起敬,心潮難平。

古人云:“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顧準就是。他一身都是才華,而且都長在外面。一身都是骨頭,而且也都長在外面。在中國,一個人只要有了其中一條,便幾乎注定不會有什么好果子吃,顧準卻兼而有之。那么,他不受磨難誰受磨難,他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三、顧準不是錢鐘書

其實,也并非所有像顧準這樣既有才氣又有骨氣的知識分子,都會落到他那種下場。

比如錢鐘書。

錢鐘書也是極有才氣的人。“才高八斗,學富五車”這八個字,用在錢鐘書身上,那可真是當之無愧,一點含糊都沒有。早在三十年代,吳宓就說過:“當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鐘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但如果硬要做比較,無妨說論“學”,錢鐘書或略遜于陳寅恪;論“才”,則錢鐘書略高于陳寅恪。比方說,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學家的語錄來寫情詩,把那些主張“存天理,滅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條變成愛情宣言。如此化腐朽為神奇,連錢鐘書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負地說“自來無第二人”。實際上,當今之世,能在治學與創作之間左顧右盼、游刃有余,而且兩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約也就是錢鐘書了。這就非有過人的才氣而不能為。你看他的《圍城》,寫得何等機智睿哲!那里面的警句妙語,多到“美不勝收”或者“擁擠不堪”的程度,以至于有“賣弄才情”的批評。賣弄不賣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卻總歸是事實。這樣的書,陳寅恪就寫不出。當然,他也不會去寫。

錢鐘書也是有骨氣的。他最痛恨和厭惡那些在名利場加官場里混來混去的“知識分子”,最痛恨和厭惡那些市儈、風派、軟骨頭。據說,他曾“情緒激動”地大罵馮友蘭“簡直沒有文人的骨氣”,也沒有“節操”;對郭沫若和章士釗迎合“上意”撰寫《李白與杜甫》、《柳文指要》兩書嗤之以鼻,不屑一顧。至于他自己,當然更不會趨炎附勢、獻媚邀寵。甚至,他還會“不識抬舉”。“四人幫”橫行時,上面曾通知他去參加國宴。這在一般人看來,是“賞臉”,應該“受寵若驚”的。錢鐘書卻說:“我不去,哈!我很忙,哈!”來人連忙聲明:“這是江青同志點名要你去的!”錢鐘書卻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來人覺得無法交代,便問可不可以說錢先生身體不好,起不來,錢鐘書卻一點面子都不給,反倒鄭重聲明:“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結果,江青也拿他沒辦法。其實,這在錢鐘書,又算什么!當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時,別人都被斗得狼狽不堪,惟獨錢先生卻頭上頂著高帽子,胸前掛著大牌子,從貢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宿舍,任憑街上的孩子哄鬧取笑,卻毫無畏縮惶悚,高視闊步如故。這種風骨氣度,與顧準何異?

錢鐘書也有傲氣。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顧準相比,只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就“才氣無兩,睥睨一世,老師宿儒,斂手稱揚”。本科畢業后,學校想讓他留下來讀研究院,他卻口出狂言:“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這話顧準就說不出。盡管1949年以后的錢鐘書已不再“少年氣盛”,晚年更是變得恬淡平和,但骨子里的東西其實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會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說,大年初二權威人士來拜年,他居然只開一條門縫,把人家擋在門外說:“謝謝!謝謝!我很忙!我很忙!謝謝!謝謝!”這事顧準也做不出。

錢鐘書當然還有書生氣。1982年夏天,胡喬木寫了幾首詩,請錢鐘書幫他看看、改改,說是自己“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這在胡喬木,無非表示一種禮賢下士的姿態,在錢鐘書,也只要動一兩個字,再打個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誰知道通曉世故洞察人情的錢先生,居然“書生氣又發作了”,把胡喬木的詩改得一塌糊涂,涂改、批注甚多,弄得胡喬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來打圓場。事后,錢鐘書去信向胡喬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個‘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適”云云。話說得很客氣,但誰都能聽得出那“味兒”來。

2013-03-27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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