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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寫《管錐編》的動機與心情
錢鍾書寫《管錐編》的動機與心情
艾朗諾     阅读简体中文版

很大的程度上,《管錐編》可以說是錢先生和清代學者一場很長的對話。

  很大的程度上,《管錐編》可以說是錢先生和清代學者一場很長的對話,錢先生對清代學者的學問是折服的,但對他們很多做學問的方法不滿。

  艾朗諾

錢鍾書為莫芝書作序手跡

  今年是錢鍾書先生一百年誕辰,他去世十二年了。錢先生1979年到美國去的時候,我見過他一面,我在哈佛大學的老師方志彤教授,是錢先生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候的好朋友。那時還鬧個笑話,就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海外盛傳錢先生被斗死了,錢先生見到方教授便引美國幽默小說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名言笑說,“The reports of my death are greatly exaggerated.”(“報告我死亡的消息實在太夸張了。”)錢先生那天用優美典雅的英語和我們交談。錢先生走后,方教授極力鼓勵我用英文翻譯出版不久的《管錐編》,我沒有全部翻譯,選譯了大約五分之一,1998年由哈佛大學出版。

  

  我們翻開《管錐編》,起初會感到眼花繚亂,它的語言很稠密,段落非常長,沒有小標題,除引述了中國各朝代各體材的文章外,還大量引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臘文、拉丁文,以及英文的材料。可是心情稍微定下來,對它艱澀的文字稍微習慣后,就會感到眼前的文體似曾相識,有點面熟。為什么呢?因為《管錐編》實在承襲了清代札記的傳統,我們可以說,《管錐編》的前身,包括顧炎武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王念孫的《讀書雜志》,俞正燮的《癸巳類稿》和陳澧的《東塾讀書記》,它們基本上同是中國古書的讀后記。《管錐編》里的讀后記和這些清代札記里的讀后記篇幅相若,作者學問淵博,圍繞著文本里某一句話或者某一個意象,隨意旁征博引,申述自己對經書、文學、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字學、社會風俗各方面的見解,上一篇和下一篇的內涵往往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如果說《管錐編》承襲了清代札記的傳統,那么除了引用西方材料外,它與清代札記有什么分別呢?首先要問,這些讀后記所討論的文本是否一樣呢?我們發現《管錐編》討論的文本的范圍,有異于清代札記。

  清代札記普遍的結構是,開始時順著傳統經史排列,《易經》、《詩經》、《尚書》、《春秋》、《史記》、《漢書》這樣寫下來。后面則不依照文本,隨意專題發揮,如討論唐代的稅賦制度,三館,石經等。錢先生的《管錐編》則涵蓋了十種古書,大體說來從頭到尾都順著文本寫。選擇的文本,除了《周易》和《詩經》外都很特殊,不選擇《春秋》而選擇《左傳》;《尚書》,《禮記》,《周禮》一概不談;討論《史記》而不討論向來被認為比《史記》優越的《漢書》。后一半專門討論《太平廣記》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我們知道《太平廣記》收集的是《太平御覽》沒有收入的志怪小說,不但不是經典,而且屬于下層社會的,清代學者很少研討它,更不會把它與經書并排在一起。《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雖然收羅了不少名作,但內容龐雜,很少清代學者把它當為一部著作研究。錢先生竟然把這部清代才蒐羅的集子,很當一回事地逐篇研討,相信錢先生以前沒有人這樣做過,一方面是因為他關注的主要是文學和美學,另一方面這體現了錢先生獨特的思考方式。錢先生試圖在這些瑣屑的篇章內,找尋相關的思想與價值。他一向對經過系統化的思想存懷疑的態度,特別喜歡挖苦各種理論,這點大概是他和清代學者最大的差別之一,因為總的說來清代學者固有的價值觀念并沒有動搖。錢鍾書在這方面可以說是很“現代”的。

  很大的程度上,《管錐編》可以說是錢先生和清代學者一場很長的對話,錢先生對清代學者的學問是折服的,但對他們很多做學問的方法不滿,認為他們常常文學和歷史不分,把文學作品和作家的生平混淆了,不明白文學的“真理”有異于歷史的客觀事實;他又覺得清代學者評估古人的時候,往往過于注重正式的著作而不審視這人的整體言行,以及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和同時代的人的評語。錢先生主張所有的資料都要兼顧,資料本身互相矛盾時,也不能為方便起見自圓其說。他完全可以接受資料有時候會互相矛盾,寧愿接受互相矛盾的資料,而不愿意把事情簡單化了。錢先生還批評清代樸學提倡一個一個字推敲地讀經書,他認為逐字解釋有嚴重的局限,尤其遇到有關情感的詞匯,聰明的讀者必須考慮到整個語境,才能明白作者的原意。這可以說是錢鍾書對清代樸學的一種補正。

  可是錢先生與清代學者最大的不同,當然是他懂得看西方文字,熟悉西方的文學傳統。他談到古書某一句話,某一個意象,或某一種概念,可大量舉出西方文學中相似或相反的話語或概念,他不時用西方例子來反駁清代學者的論點,或引用來作佐證。錢先生早些時候寫《談藝錄》偶然也征引外文著作,但在《管錐編》里卻構成幾乎每一章主要的一部分。一般來說,錢先生選定了要討論的段落某一個意念或意象后,便征引中國文獻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再征引西方文獻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最后作個結論。

  我們把錢先生引述的外文著作和中文著作相比較,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他援引的外文著作古代當代的都有,而中文則不提“五四”以后的理論或例子,當代的更是一個也沒有。

  我們知道錢先生著手寫《管錐編》,是1971年開始的,那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他和他的夫人楊絳從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房子被人占住了,兩人無家可歸,有三年只好睡錢先生在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辦公室。《管錐編》的材料自然不是1970年代才搜集的,但他那個時候才開始整理多年累積的筆記。我們要問,他決定寫《管錐編》,決定怎樣寫,和“文革”有沒有關聯?錢先生通盤討論了中國自古以來的經、史、子、集,包括志怪小說,元明清的戲劇、游記等等,獨獨不提當下,是不是和“文革”有關?他為什么中文用那么艱澀難懂的語言,卻又引述那么多古今西方著作呢?

  錢先生在1942年寫《談藝錄》的序時,提及當時的中日戰爭,說“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接著說:

  既而海水群飛,淞濱魚爛。予侍親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蟻聚。憂天將壓,避地無之,雖欲出門西向笑而不敢也。銷愁舒憤,述往思來。托無能之詞,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說詩解頤,為趙岐之亂思系志。

  匡鼎是前漢一位學者,據說他講《詩經》會令人開心地笑;趙岐為躲避敵人有三年在朋友家的墻壁里生活,有人說他的《孟子注》就是那個時候寫的。錢先生在戰亂的時候寫《談藝錄》是要學匡鼎和趙岐。

  恰恰三十年后錢先生《管錐編》的序怎么寫呢?這序非常短,大約只占一頁的四分之一,以下是全文:

  瞥觀疏記,識小積多。學焉未能,老之已至! 遂料簡其較易理董者,錐指管窺,先成一輯。假吾歲月,尚欲賡揚。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懷,綆短試汲,頗嘗評泊考鏡,原以西文屬草,亦思寫定,聊當外篇。敝帚之享,野芹之獻,其資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 或庶幾比木屑竹頭爾。命筆之時,數請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輒發大鳴,實歸不負虛往,良朋嘉惠,并志簡端。

  一九七二年八月

  全文無論對外在的環境或他自身的光景都一字不提,只曲折地表示時局不好,因為“豕苓”和“桔梗”都是用來醫病的。雖然他以敝帚野芹代表自己的文章,說對時勢完全無補,可是有心人若仔細查一查,就發現所謂“木屑”“竹頭”并不像乍看下那么沒有用,因為典出自《晉書》陶侃的傳。陶侃監督造船的時候吩咐所有的木屑和竹頭都不準丟,保存下來,別人多年后才明白陶侃的苦心,有一次舉行朝廷大典時地上全是正融化的雪,木屑正可派上用場,竹頭則在建造另一些船的時候當釘子用了。

  錢先生寫《管錐編》時候心情如何,他在1993年另一篇序里才透露。這篇序雖然用中文寫,國內也許很少人看到,德國女學人Monika Motsch要出一本討論《管錐編》與杜甫的書 (Mit Bambusrohr und Ahle: Von Qian Zhongshus Guanzhuibian zu einer Neubetrachtung Du Fus),請錢先生替她寫序,錢先生的序是這樣寫的:

  在中國,交通工具日漸發達,旅游事業就愈來愈興旺,所謂“比較文學”也幾乎變成了它的副產品。語言文字的挑釁性的障礙仿佛隨著山川陵谷的阻隔一起消失了。       

  “三十年為一世”,四十多年前真如隔了幾世。那時候,對比較文學有些興趣的人屬于蘇聯日丹諾夫欽定的范疇:“沒有國籍護照的文化流浪漢”(passportless cultural tramps)。他們至多只能做些地下工作,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管錐編》就是一種“私貨”,它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隱晦的“伊索式語言”(Aesopian language)。這個用意逃不出莫芝博士的慧眼。

  這里,錢先生直爽地說道他用典雅的語言,迂回隱晦的方式,是故意要讓一般人,包括紅衛兵,看不懂,因為這東西是“私貨”,是官方和御用文人不能容忍的。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是誰呢?他是蘇聯斯大林手下專門對抗知識分子的高官,是江青一類的人物。錢先生這里把《管錐編》定位為比較文學。1948年蘇聯作家協會會長 (Aleksandr Fadayev),在日丹諾夫的指導下批斗剛出版《普希金與世界文學》的猶太裔作者 Isaac Nusinov 為“沒有國籍護照的流浪漢”。因為 Nusinov 竟敢搞比較文學,把普希金的作品和其他國家的文學作品相提并論。后來蘇聯的領導人常常用這句話批評對中央政府不夠“忠實”的知識分子。錢先生在這里居然把當時的自己也視為“沒有國籍護照的流浪漢”。

  我們要問,錢先生在《管錐編》里,有沒有批評“文革”呢?直接批評當然沒有。但他在第二集討論老子那一章里,對老子思想的抨擊特別嚴厲。他批評老子刻意扭曲文字的意義(如“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動”),又反對老子的愚民政策(如“使民無知無欲”,“渾其心”),讓我們不禁聯想到當時“文革”各種現象。他指出老子“天地不仁”的說法替法家的苛法鋪平了道路,而所謂的“無為”造成了無所不為的局勢: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然天地無心,其不仁也,“任”或“不相關”而已。圣人雖“圣”,亦“人”也;人有心也,其不仁也,或由麻木,而多出殘賊,以兇暴為樂。(《管錐編》2: 420)

  求“合”乎天地“不仁”之“德”,以立身接物,強梁者殘酷而無慈憫,柔巽者必脂韋而無羞恥。黃老道德入世而為韓非之刑名苛察。(《管錐編》2: 421)

  “無言”而可以重言,寓言,卮言,荒唐之言矣;“無身”而可以脂韋滑稽,與世推移,全軀保命,長生久視矣;“無為”而可以無不為,無所不為矣;黃老清靜,見之施行而為申韓谿刻矣。(《管錐編》2: 414-15)

  我們了解錢先生作《管錐編》時候的心情,便知道他此處是有的放矢的,這些話是帶著傷痛寫的。我并不是說這是《管錐編》唯一的意義或是錢鍾書寫這本書唯一的目的。《管錐編》還有與當時的政治運動完全無關的種種方面。它用新觀念解釋古經書,補正清代學者的缺點,還對比較文學,比較美學,比較思想史都有豐富的貢獻。但除了學術意義外,《管錐編》與當年的政治背景也是分不開的。

  

  1980年錢鍾書為妻子楊絳的《干校六記》寫序文時,提到“文革”的情況:

  現在事過境遷,也可以說水落石出。在這次運動里,如同在歷次運動 里,少不了有三類人。假如要寫回憶的話,當時在運動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 志們也許會來一篇《記屈》或《記憤》。至于一般群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涂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伙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里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

  錢先生在序里對自己的行為太苛刻了。我們都知道當時的政治運動不參加是不行的。其實錢先生從干校回到北京,“文革”還未結束,他在這個一摒棄傳統文化敵視西方文化的時期,費全副心力整理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學理念,而且把這些理念與西方文學理念并列在一起,表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有的西方也有,西方有的中國也有,是反潮流的,需要極大勇氣。他當時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只能暗暗地做,只能用一般人看不懂,特別是紅衛兵看不懂的語言,用迂回的方法,他這樣做,非常孤獨,感覺上自己是個“沒有國籍護照的文化流浪漢”而進行“地下工作”。幸而,正如陶侃一樣,錢先生的苦心在今天的中國普遍地被肯定了。■

2013-03-27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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