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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文化”概念初探
“三國文化”概念初探
沈伯俊     阅读简体中文版

    近年來,隨著三國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和《三國演義》研究的長足進展,人們開始頻繁地使用“三國文化”一詞。然而,對“三國文化”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卻并未予以明確的界定。1991年11月在四川舉行的“中國四川國際三國文化研討會”期間,中外學者對“三國文化”的概念仍未進行深入而集中的討論,但初步提出了兩種觀點:有的史學家站在傳統史學的角度,認為“三國文化”即歷史上的三國時期的文化;而我則從大文化的廣闊背景加以觀照,認為“三國文化”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并不僅僅指、并不等同于“三國時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國時期的歷史文化為源,以三國故事的傳播演變為流,以《三國演義》及其諸多衍生現象為重要內容的綜合性文化。 經過幾年來的進一步研究,我認為,對“三國文化”這一概念可以作三個層次的理解和詮釋,下面略加論述。

第一個層次是歷史學的“三國文化”觀(或曰狹義的“三國文化”觀),認為“三國文化” 就是歷史上的三國時期的精神文化。

歷史學的“三國文化”觀是有其科學內涵和科學價值的。歷史上的三國時期(通常包括從184年黃巾起義到220年曹丕代漢的東漢末期或“前三國時期”),在文化上充滿了變革與創新,可謂英才鱗集,俊士云蒸,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輝煌的時期。

哲學方面。由于天下大亂,王綱解紐,封建秩序遭到嚴重破壞,自西漢形成的儒學獨尊的一統天下已被沖破,出現了繼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之后哲學思想最為活躍的局面:道學創立,佛學傳播,玄學勃興,各種理論、各種學派互相爭辯,此消彼長,其深度和廣度雖然不及春秋、戰國時期的幾大學說,也沒有出現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那樣杰出的思想家,但仍具有強大的震撼力,帶來了思想的解放、人性的覺醒和社會風氣的改變,對后世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文學方面。建安詩歌響遏行云,佳作迭出,三曹七子比肩而立,氣勢文采各見其長。曹操的《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門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贈白馬王彪》、《野田黃雀行》,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劉楨的《贈從弟三首》,均系廣為傳誦的名篇;蔡琰的《悲憤詩》摧肝裂肺,民間敘事詩《孔雀東南飛》情韻深遠,感動了一代又一代讀者。這一時期的散文以通脫質樸為勝,曹操的《自明本志令》直言不諱,諸葛亮的《出師表》情辭懇切,均可見其性情。這一時期的賦則以抒情小賦見長,王粲的《登樓賦》、禰衡的《鸚鵡賦》、曹植的《洛神賦》、向秀的《思舊賦》等,均為情真意切的上乘之作。這一時期的文學理論也有較大發展,曹丕的《典論·論文》被公認為我國古代最早的文學批評專著。特別是深深植根于現實的“建安風骨”(或稱“建安風力”),更是倍受推崇,享譽千載,成為后世現實主義文學的一面旗幟。

藝術方面。這一時期的書法、繪畫、音樂、舞蹈等藝術都有了長足進步,鐘繇的楷書藝術,曹不興的人物畫像,蔡琰、嵇康的琴曲等等,都早已名垂千古。

史學方面。隨著官府對史學的壟斷的打破和人們思想的解放,私家著史之風盛極一時,修史的態度、方法都有所變革,出現了荀悅、魚豢、謝承、韋昭等一大批著名史學家,為后來的《三國志》、《后漢書》等名著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科技方面。這一時期也有一定的發展,華佗的針炙術和麻沸散、馬鈞的指南車和翻車、諸葛亮的木牛流馬等等,均堪稱千古奇跡。
上述種種,人們已經作了多方面的研究,這里不再贅述。可以肯定,歷史學意義的“三國文化”具有永恒的研究價值。

二

第二個層次是歷史文化學的“三國文化”觀(或曰擴展義的“三國文化”觀),認為“三國文化”就是歷史上的三國時期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總和,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領域。

政治方面。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承先啟后的階段,階級關系、民族關系和政治制度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各個政治集團之間紛紜復雜的斗爭中,涌現出一批杰出的政治家,魏、蜀、吳三國的開創者曹操、劉備、孫權及諸葛亮尤為其中的佼佼者。他們的審時度勢、內政外交、識才用才等方面,對后人極富啟迪意義。在制度建設上,這一時期確立的三省制、州郡縣三級政區制、九品中正制等等,對后世影響極大。

軍事方面。這一時期的“三大戰役”(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乃是中國軍事史上的杰出范例;諸葛亮平定南方之舉、鄧艾滅蜀之役、西晉滅吳之戰,亦各見其妙。瞬息萬變的征戰殺伐,孕育了一批杰出的軍事家。他們的軍事理論、戰略戰術、韜略計謀,一直被后人效法和吸取。實戰的需要,使軍隊編制、人員裝備、軍事技術等有了新的進步。

經濟方面。在三國鼎立形成以后,曾經遭受嚴重破壞的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農業、 紡織、冶金、鹽業、交通、航運等等,或取得新的經驗,或有了較大發展。曹魏的屯田制、 蜀漢對絲綢業的振興、孫吳對江南地區的開發,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生產力的發展,既是消除分裂,實現重新統一的內在要求,又為重新統一提供了最基本的歷史條件。

上述種種,有的已經得到了深入的研究,有的還存在若干空白,尚待人們認識和發掘,這里不擬多加闡說。毋庸置疑,歷史文化學意義的“三國文化”概念也可以成立,同樣具有永恒的研究價值。

三

上面兩個層次的“三國文化”觀,雖然范疇的大小有所不同,但都是把問題置于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都認為“三國文化”就是“三國時期的文化”,只是對“文化”一詞的內涵和外延的界定廣狹不一而已。盡管它們有充分的理由自立,而且有足夠的內容可供研究,并為相關的研究提供歷史依據;然而,對于許多實際存在的三國文化現象,它們卻難以作出完整的說明。這就需要談到第三個層次的“三國文化”觀了。

第三個層次是大文化的“三國文化”觀(或曰廣義的“三國文化”觀),就是我在本文開頭提到的,認為“三國文化”并不僅僅指、并不等同于“三國時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國時期的歷史文化為源,以三國故事的傳播演變為流,以《三國演義》及其諸多衍生現象為重要內容的綜合性文化。不過,對于“以三國故事的傳播演變為流”一語,我想略加補充,改為“以三國故事和三國精神的傳播演變為流”。比之前面兩個層次的“三國文化”觀,廣義的“三國文化”觀具有更大的涵蓋性和更廣的適應性,更便于認知和解釋很多復雜的精神文化現象。

就拿人們熟知的“諸葛亮崇拜”現象來說吧。歷史人物諸葛亮,確實是三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優秀的軍事家,他高瞻遠矚,勵精圖治,清正廉明,克己奉公,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不僅在當時極被敬重,而且在后世深受推許。不過,客觀地說,歷史人物諸葛亮的文治武功是相當有限的,就歷史功績、歷史地位而言,數千年中國史上超過諸葛亮的政治家、軍事家至少可以舉出幾十個;然而,要論在億萬人民群眾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文武周公姜尚管仲也好,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也罷,誰也比不上諸葛亮。原因何在?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魏晉南北朝以來民間傳說故事的世代講述,由于唐、宋、元通俗文藝的多方刻畫,特別是由于《三國演義》的成功塑造,由于根據《三國演義》改編的戲曲、曲藝等多種藝術形式的反復渲染和廣泛傳播,才使諸葛亮的形象越來越豐滿,越來越美好,家喻戶曉,倍受熱愛。 這樣的諸葛亮形象,與歷史人物諸葛亮雖有聯系,但已有了很大距離。正是由于文學藝術對史實的融合、改造和創新,由于廣大民眾倫理觀念和審美理想的滲透,使諸葛亮成為古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崇高典范,成為中華民族忠貞品格和無比智慧的化身,成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再看風行海內外的“關羽崇拜”現象。歷史上的關羽,號稱“萬人敵”,確是一員虎將、 勇將或名將;然而,他還算不上軍事家。就歷史功績而言,歷代超過他的名將比比皆是,如唐代平定“安史之亂”的主要統帥郭子儀,功勞就比他大得多。但是,在后人的心目中,關羽的地位卻凌駕于所有武將之上,在清代還高于諸葛亮,甚至高于“萬世師表”孔子。其原因,除了歷代統治者的層層褒揚和極力抬高之外,《三國演義》和民間三國傳說故事的美化與渲染起了很大作用(一般人印象中的關羽的赫赫戰功,相當大一部分,如“溫酒斬華雄 ”、“誅文丑”、“過五關斬六將”、“斬蔡陽”等,都是《三國演義》虛構的),而根據《三國演義》改編的戲曲、曲藝等藝術品種,又不斷地強化關羽的超人形象,各種宗教也根據自己的需要來神化關羽。正是多種社會因素的合力,把關羽推上了神的高位,讓蕓蕓眾生頂禮膜拜。這樣一個關羽形象,與歷史人物關羽實在相去甚遠,只能用大文化的觀點來詮釋 。

三國文化的寬泛性,也表現在眾多的三國遺跡上。根據我的初步統計,全國至少有二十個省、市、自治區留存有三國遺跡,總數多達幾百處。這些遺跡大體上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少數由三國時期遺存至今的古跡,如許昌的曹魏故城遺址、南京的石頭城遺址和成都的劉備惠陵等墓葬。第二類,雖然出自三國歷史,或與三國史實大致相符,但或多或少滲入了《三國演義》和民間三國傳說的內容。比如大名鼎鼎的成都武侯祠,被公認為最有影響的三國遺跡,但它并非三國時期的舊物,而是始建于公元四世紀的成漢時期的紀念性祠廟,以后歷代又迭經興革補充,我們今天看到的則是清代康熙年間所重修;祠中人物塑像的設置介紹和有關陳列雖然基本上依據三國歷史,但人物的造型、服飾、兵器則顯然受到《三國演義》和三國戲曲的影響。這類遺跡,在全部三國遺跡中占了很大比重。第三類,雖有一點歷史的因子,卻因《三國演義》和民間三國傳說的影響而與史實大相徑庭,甚至面目全非。如四川廣元被稱為“漢將軍關索夫人”的“鮑三娘墓”,經考古鑒定,確系東漢晚期墓葬,但關索和鮑三娘卻是民間三國傳說虛構的人物,這種“張冠李戴的現象就很有代表性。第四類,出自對史實的附會,或者純系《三國演義》和民間三國傳說的產物。例如江蘇鎮江的甘露寺始建于唐代,卻因《三國演義》中“甘露寺相親”的動人情節而被視為有名的“三國遺跡”;又如歷史上的諸葛亮南征時并未進入永昌郡(治所不韋縣,即今云南保山市),但當地卻長期流傳有關諸葛亮南征的故事,早在唐代就建起了武侯祠,一千多年來屢毀屢建,至今猶存。四川、陜西、湖北、云南等省,因《三國演義》和民間三國傳說而形成的“三國遺跡”,隨處可見。所以,我們通常所說的“三國遺跡”,大部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三國時期的遺跡 ”,而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步形成的“與三國有關的名勝古跡”。盡管它們不能與三國歷史劃等號,但卻寄托了歷代人民對三國史事和三國人物的追慕和緬懷,表現了人們的愛憎 、理想和愿望;它們的形成演變本身,也已成為歷史,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民族心靈變遷的歷程,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巨大的研究價值。

因此,從大文化的廣闊視野進行觀照,人們所說的“三國文化”實際上是一種世代累積型的文化,它是漫長歷史時期中民眾心理的結晶,對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在世界各地也廣泛傳播。

最近幾年,一些學者分別提出了“諸葛亮文化”、“關羽文化”(或稱“關公文化”)、“《三國演義》文化”等命題,并運用大文化的觀點對這些命題作了論述,有的論述還相當精彩。隨著研究的發展,這些命題已經得到學術界許多同行的認可。它們在內涵上時有交叉,均可視為廣義的“三國文化”的分支。

四

上述三個層次的“三國文化”觀,每一個都可以分別進行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但相對而言,我們不妨把它們之間的關系看作微觀研究、中觀研究和宏觀研究的關系。正因為這樣,這三種概念并非截然對立,而是如同一組同心圓,圍繞著同一個圓心,層遞擴大其范疇。這個圓心,就是三國時期的文化的基本內核;層遞擴大的范疇,就是其發展、演變、吸納、衍生的方方面面。這里當然不存在簡單的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問題,就象江河的源與流:萬里長江,其源頭只是幾條纖細的小溪,但沒有這源頭便沒有萬里長江;然而,僅僅靠這幾條小溪,而不融匯百川,也決不會形成浩浩長江,奔騰到海!所以,三個層次的“三國文化”觀,其實共同承担著闡說和研究三國文化的任務。如果對這種辯證關系缺乏清醒的認識,過于拘守傳統的史學角度,否定和排斥各種衍生文化現象,實際上是作繭自縛,在許多問題上難以自圓其說。明確了這一點,在研究三國文化時經常感到的歷史與文學既密不可分,又不斷“打架”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事實上,1991年11月由中國《三國演義》學會、四川大學、四川省對外友好協會聯合主辦的“中國四川國際三國文化研討會”,讓來自史學界、文學界的專家學者與藝術界的知名人士共聚一堂,這本身就是對“三國文化”的寬泛性的肯定。同樣,1993年5月在浙江富陽舉行的“孫吳與三國文化研討會”(由中國《三國演義》學會、富陽人民政府聯合主辦),也是由《三國演義》研究專家、三國史研究專家和從事三國題材創作的藝術家共同出席。這雄辯地證明,文學研究者和歷史研究者這兩大方面軍正在逐步會合于廣義“三國文化”這面旗幟之下。這自然是令人十分高興的。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我想強調指出:三國文化決不僅僅是一種歷史現象,直到今天,它仍然富有活力,仍然影響著我們的現實生活,流淌于我們的血脈之中。今天的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廣播連續劇《三國演義》、三國文化之旅、三國故事新編,等等,不僅是三國文化的載體,而且是對三國文化的豐富和補充。人們對三國文化的種種詮釋、研究和應用,同樣也延續和發展著三國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將伴隨我們走向未來,再創輝煌……、

(原載《中華文化論壇》1994年第3期。1999年1月修訂。)

2010-07-1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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