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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華:紅軍長征的歷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
高華:紅軍長征的歷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
高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長征作為英雄史詩,在中國早已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但是有關紅軍長征的歷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卻少為人知,什么叫“歷史的敘述”?就是隨著人們對某一事件的認識的不斷提高,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以新的觀察視角,對某一歷史事件反復進行追憶、回味、體會,發現,挖掘新的史實,再以不同的表達方式為載體,對之進行新的描繪和解釋,使有關這一史實的敘述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

長征的敘述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解釋體系中占據了特別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響之廣泛,尤如“英雄創世紀”,如果沒有“長征”這一段,不僅是難以想像的,而且有關中國共產革命的敘述就褪色許多。“長征”成為一個骨架和橋梁,把1949年前中國革命的兩個歷史階段:瑞金時期和延安時期連結了起來,它對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一 號召回憶長征的最初目的

早在三十年代,長征就已中外聞名,蘇聯和共產國際知道它,宣傳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名《西行漫記》)一書的廣為流行,對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訪莫斯科的毛澤東特別指示,對外發布任命張聞天担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的新華社稿件,需標出張聞天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

“長征”聞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極大關系。當時,還有一個由巴西共產黨領袖普列士得斯參與領導的巴西農民的長征,也很有名,但他沒有成功,巴西共產黨沒有開創出新局面,以后更沒有奪得全國政權,人們就忘記了它。紅軍到達陜北后,困難重重,外有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內部財力物力又極為短缺,陜北地瘠民貧,很難養活幾萬人軍隊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幾個月,情況更加艱難,所幸共產國際來了建立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方針,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迅速調整政策,經過紅軍東征、西征和建立與張學良、楊虎誠的統一戰線,才緩解了陜北蘇區的危機,打開了新局面,一年后中共取得合法地位,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中共的力量得到大發展,“長征”就此天下聞名。

現在我們知道,中央紅軍是因第五次反圍剿軍事失敗而被迫轉移的,最初的目標是和紅二、六軍團會合,以后毛在批判王明路線時稱之為:從冒險主義,保守主義,到逃跑主義,也就是說最初沒有“長征”的計劃,也沒有“長征”這個詞語。而國民黨從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將中共的長征誣稱為“西竄”。

一直到1935年夏,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才出現“西征”這個詞,這還是紅四方面軍先用的。與此同時,陳云到達莫斯科,寫了介紹紅軍長征的文章,也用了“西征”這個詞,通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創辦的刊物,傳到了中國。

紅軍到達陜北后,1935年12月,毛澤東在報告中首先用“長征”一詞,他說:“長征是宣傳隊,是宣言書,是播種機,是以我們的勝利和敵人的失敗而結束”,從此,“長征”一詞進入史冊,也應了毛的一句名言:總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

1936年下半年,毛就開始號召寫紅軍長征的回憶,直接起因是很現實的,就是爭取外國人對紅軍的物質援助。本來,在長征結束后,黨的領導人就有計劃,向參加長征的同志征集有關個人日記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東征等軍事緊張,此議就被耽擱下來。到了下半年,全國的形勢有新的發展,兩廣發起反蔣運動,周恩來等對張學良的統戰已見成效,陜北的局面出現轉機,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學美國講師、記者斯諾在上海中共地下組織和宋慶齡的聯絡和安排下前來陜北采訪,這是一個向外宣傳紅軍和爭取外部援助的極好機會,這樣,征集長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署,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起征稿:“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采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達意,不求鉆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經三個月的努力,到十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約50萬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時已到達陜北,她和另一個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參加過長征的成仿吾,一起參加了文稿的編輯工作,而全部工作則由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負責,最后由徐夢秋統稿,并撰寫《關于編輯的經過》,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題寫書名,共收有回憶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是為《紅軍長證記》(又名《兩萬五千里》)。

斯諾著《紅星照耀著中國》的許多素材皆取之于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諾進入陜北蘇區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國內著名的時政文化雜志《逸經》上發表的《兩萬五千里西引記》,成為在國統區發表的第一篇介紹紅軍長征的文章,其內容也是取之于這份書稿。

二 徐夢秋這個人

說起《紅軍長征記》這部最早的有關紅軍長征的歷史記錄文本,就不能不說到它的總編輯徐夢秋,他就是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多次提到的那個“紅色歷史學家”,可是他卻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徐夢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后被派往蘇聯學習,1930年回國進入江西蘇區,曾担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和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徐夢秋在長征過雪山時凍壞雙腿,到延安后鋸掉,這在參加長征的領導同志中,特別是文職領導同志中是唯一的。眾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歲的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等“四老”,也沒有一個不是安全到達陜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吳玉章當時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沒有參加長征)。所以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對徐夢秋特別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蘇聯治腿。

徐夢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軍的紅軍干部,1937年,組織上安排李玉南和徐夢秋結婚,之前,兩人互不認識。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組織上對其進行勸說,要李玉南“為革命做更大貢獻”,才和徐夢秋結了婚,并隨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達迪化(今烏魯木奇)后,徐夢秋聽聞蘇聯正在進行大肅反,不少中國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蘇聯醫腿的念頭,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鳴”,担任新疆教育廳副廳長、代廳長及新疆學院院長,和陳潭秋、毛澤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夢秋去蘇聯安裝假肢。后蘇聯方面因其傷重,又將其送往德國準備安裝假肢,行至邊境時蘇德戰爭爆發,1941年冬天,徐夢秋全家輾轉經哈薩克回國后滯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夢秋被捕,毛指示要重點營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建國初,徐夢秋在重慶向政府自首,即被長期關押,政府給了李玉南一筆錢,讓她帶著三個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夢秋離婚,她告訴孩子們“父親是個壞人,要跟他劃清界限”。李玉南從此一直單身,其子徐維陶雖然成績優秀,但因其父的歷史問題“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幾次躲進山里,也不知道徐夢秋是何時去世的。李玉南說過一句話:“長征是自由的,從此就不自由了。”

三 最真實的長征記憶

《紅軍長征記》整理完畢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為“黨內參考資料”,由總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書的同志妥為保存,不得轉借他人,不準再行翻印。”

這本長征的回憶文本的文獻價值最高,因為它最真實,最質樸,是訖今為止,所有有關長征回憶的最初形態,它的主題是革命的英雄主義,沒有反映黨內斗爭和“路線斗爭”。

通常回憶錄都有一個缺陷,這就是寫作時因年代久遠,事主對當年發生的事件等已記憶模糊,但是這本書的寫作時間就在長征剛結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長征的親歷者,又大多是年輕人,對剛過去的事記憶猶新。主編徐夢秋也是長征的親歷者,完整經歷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全過程,協助他編輯的成仿吾也是長征親歷者,他們的編輯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術性方面,就是刪除重復,文字精煉等。更為重要的是,這本回憶錄的作者在寫作時,思想上沒有受到條條框框的限制,不似后來的各種敘述已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寫作要求的影響。

這樣的敘述和編輯方針,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確的。

1,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確實是長征的靈魂;

2,“路線斗爭”和黨內斗爭也是事實,但是這本書的作者在長征中或他們寫作的1936年,他們中的大多數是黨和軍隊的中高級干部,離核心層較遠,而這方面的內容又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圍內,大多數紅軍干部并不了解詳情;

3,最重要的領導同志沒有參加寫作: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王稼祥、凱豐、鄧發、劉少奇、林彪、彭德懷、劉伯承、葉劍英、羅邁(李維漢)、聶榮臻、羅榮桓、楊尚昆、鄧小平、鄧穎超等;他們才是黨內斗爭和路線斗爭的參加者和目擊者,但他們知道“內外有別”,不會把這方面內容向外界(國統區和外國)去展示,即如毛在1936年和斯諾談話時,也沒有去展現他和博古、張國燾等的分歧,而是盡量表達黨和軍隊的團結一致。

紅軍長征除了中央紅軍,還有二、四方面軍的長征,以及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為什么在很長的時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紅軍的長征,而對其它紅軍長征的歷史卻很少了解呢?

其實道理并不復雜,中央、中央軍委是和中央紅軍一起行動的,在戰時狀態下,是幾塊牌子,一個“單位”,中央紅軍的領袖就是黨的領袖,上有共產國際的承認,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員,是中國革命的司令部,所謂“正宗”和“名正而順”,加之紅一方面軍中的知識分子較多,留俄生也多,寫史或寫傳,就很自然以紅一方面軍為中心了。

其次,中國工農紅軍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歷經艱難險阻,在徐向前等的指揮下,取得過許多重大戰績,但其將士多為不識字或識字少的貧苦農民出身,由于張國燾長期在鄂豫皖和川陜蘇區厲行極左的歧視知識分子的政策,識字者常是極左肅反的對象,故而四方面軍中的知識分子很少,識字不多的一般紅軍干部更難在短期內寫出有關四方面軍長征的回憶文本。

更重要的是,張國燾在長征中“另立中央”的分裂行為,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其間一度出現擴大化的傾向,波及和傷害了許多原四方面軍的干部,加之紅西路軍的失敗,使得原紅四方面軍的同志一時也沒有心緒來寫自己的長征經歷。隨之,有關紅軍長征途中一、四方面軍“草地分家”等重大事件,又被中央作了結論,成為認識和評價這些事件的有著巨大約束性的前提和標準,這樣,為了維護黨和軍隊的高度團結和統一,紅四方面軍的歷史全貌和更復雜、更細致的長征歷程,也就無從敘述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敘述就以紅一方面軍為主體了,這是由當時的客觀條件造成的。

四 外界是如何知道長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向西實行戰略轉移,中外報章都有報到,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從日本新聞社的報道才獲知紅軍突圍的消息的。

這個時候國人對中共和紅軍的認識受到國民黨或國內中產階級報章的很大的影響,國民黨方面曾組織新聞界人士去江西“共區”參觀,《大公報》等一些報章也派出了自己的記者單獨前往采訪,國民黨軍隊的長年軍事圍剿,戰爭的嚴重破壞和極左經濟和社會政策造成蘇區百業凋零,人民生活艱難,《大公報》、《逸經》雜志等對此都有報道,使得國內中產階級和知識界對中共和紅軍畏之如虎。

這樣,對國統區的民眾宣傳紅軍長征就得面對這個現實,直接歌頌之,必定受到國民黨的新聞檢查而不能通過,只能轉換角度,以旁觀者的視角,向國人介紹長征。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陳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發表一篇《隨軍西行見聞錄》長文,假托一名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細致敘述了中共和紅軍的政治綱領,以及紅軍長征至四川階段大量生動的事例,文中以“赤軍”和“南京軍”分別指代“紅軍”和“白匪軍”,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單行本,和《救國時報》一樣,再通過巴黎-上海的海路,流傳到國內,成為最早向世界和國內介紹和宣傳長征的重要文獻。而董健吾為了適應國統區的言論環境,甚至借用了國民黨誣稱長征的“西竄”一詞,卻絲毫沒有減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價值。

這是中共和紅軍自己對長征的敘述,這在當時,外界是不知道內情的,沒多久,國內局勢發生重大轉變,國共在抗日的旗幟下,再度合作,國人通過《西行漫記》和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關長征的史實。

抗戰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達延安,許多是被紅軍長征的英雄事跡吸引而來的,參加過長征的人,除了“紅小鬼”,都被這些后來者尊稱為“老干部”,不少在白區坐過國民黨監獄,正接受組織審查的同志,更對自己缺少這一段長征經歷深感遺憾,從此,參加長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榮譽感和自豪感,而在這之前,到達陜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參加過長征的,沒覺得自己有什么特別。長征的英雄事例也開始作為訓練干部的思想教材,使得有關長征的敘述越來越豐富。

五 被刪去的長征日記

以后的有關長征的敘述就如歷史學家顧頡剛所說是“層累的堆積”。

隨著中國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勝利,建國后,黨和政府從政治的高度開始了對紅軍長征事例廣泛的宣傳,通過建立紅軍紀念碑,紀念館,紅軍烈士陵園,戲劇,電影(《萬水千山》),歌曲,舞蹈、美術,年畫,宣傳畫,連環畫、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學教科書,使全國人民對長征史都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并深入人心,那就是:紅軍戰士為革命,為抗日,沖破敵人封鎖線,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爬雪山,過草地”,翻越夾金山,穿過六盤山,突破臘子口,奠基直羅鎮,勝利會師在陜北,奔向抗日最前線。筆者至今還記得小學時讀過的兩篇課文:陸定一的《老山界》和吳華奪少將的《我跟父親當紅軍》。

可是徐夢秋主編的《紅軍長征記》卻長期沒有公開出版。1954年中宣部黨史資料室將此書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在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上分三期發表,仍然作為黨內參考資料。這一次的刊印,對1942年版的錯字做了校訂,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其最重要的變化是是刪除了何滌宙《遵義日記》、李月波《我失聯絡》、莫休《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選本《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沒有收入何滌宙《遵義日記》等5篇。

1954年被刪去的幾篇的主要的原因,是依著50年代宣傳工作者的思維邏輯,竟發現當年參加長征的紅軍干部的某些敘述和已成典范的敘述程式有不吻合之處!

在人們的認知、記憶和印象中,參加長征的同志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而遵義會議則是決定紅軍和革命前途命運的一個劃時代的轉折,可是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卻寫了干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紅軍干部在1935年初紅軍進入遵義城后的十天里,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還利用空閑時間,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氣,反而對遵義會議沒一字的描寫。

可是這能成為刪去這篇文章的理由嗎?紅軍長征艱苦卓絕是事實,特別是過草地的那一段,紅軍戰士犧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區,也是紅軍糧食極度短缺的的最艱苦的階段,但是長征途中,紅軍大部分時間是行進在漢區,一路革命宣傳,發動群眾,一路打土豪,補充給養,過貴州,暢飲茅臺酒,進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時時有勝利的喜悅。當年的紅軍將士絕大多數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全身充滿活力,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有記載說:“離敵人很近,或穿過堡壘線,則夜行軍很肅靜,不準點火把,不準照電筒,不準抽煙,不準談話。無敵情顧慮,則大扯亂談,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時整連整隊半夜高歌,聲徹云霄。在總政治部行列中,潘漢年、賈拓夫、鄧小平、陸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個股份制的”牛皮公司“,專事經營古今中外的笑談美談和奇聞逸事”。

 

何滌宙的《遵義日記》詳細寫到他在遵義的十天,既有去學校進行革命宣傳,又寫到紅軍干部和遵義學生打籃球比賽,跳舞聯歡,處處真實可信。遵義是貴州省第二大城,也是紅軍長征中占領的唯一的中等城市,為了給遵義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張聞天特別要求紅軍戰士和干部在進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滌宙的文章雖然沒一字提到遵義會議,卻是十分自然的,因為作為一般的紅軍干部,在當時完全不知中央上層的分歧和斗爭,要深刻理解遵義會議的重大意義,還得在這之后。這就是1936年寫回憶錄的紅軍干部的認識,也是我們今天的認識,可是在50年代,人們對長征的認知已逐漸程式化,刪去何滌宙的《遵義日記》,似乎也順理成章。

六 長征敘述的轉變

1957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周年紀念,大型系列革命回憶錄《星火燎原》開始出版,許多參加過長征的老將軍紛紛發表了自己的長征回憶,寫作者包括原一、四、二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等各個方面的老同志,基本格調是多側面反映長征的歷程,突出紅軍將士的革命大無畏精神和戰勝一切敵人的革命英雄主義的氣概。

從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對長征的敘述逐漸從宣傳紅軍的革命英雄主義和艱苦卓絕的精神,向總結長征的歷史經驗,頌揚領袖的豐功偉績和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方向轉移。1959年,劉伯承元帥發表《回顧長征》一文,成為建國后領導同志撰寫的第一篇有關長征回憶的重量級文章。到了60年代初,特別是在1963年之后,對長征的敘述在繼續過去的主題的同時,更加突出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強調毛領導長征的豐功偉績和黨內錯誤路線對革命造成的巨大損失,代表性作品有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和蕭華作詞的《長征組歌》。

在文革十年,長征敘述完全被納入到“兩條路線斗爭”的框架,并演變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鼓吹個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現了偽造歷史的毛和林彪并列在遵義會議的油畫。

文革后“撥亂反正”,對長征的敘述發生了重大的影響,1979年12月,斯諾的《西行漫記》在建國后第一次在國內公開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領導同志支持,美國記者索爾茲伯里的《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也正式出版,廣為發行。這兩個美國人一前一后寫的這兩本有關長征的名著,提供了紅軍長征史的豐富細節和場景感。

以1981年12月問世的《彭德懷自述》,1984-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帥的回憶錄《歷史的回顧》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們的個人回憶錄,較為全面、真實地反映了長征的真貌,把過去受一定歷史條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歷史真相揭示了出來,而有關張聞天等老革命家的歷史文獻的出版及相關研究,又豐富了有關長征歷史的敘述。

例如:過去說中央紅軍“倉促轉移”是不完全確切的。1934年4月28日,中央蘇區的門戶廣昌失陷后,轉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產國際來電同意轉移,隨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著手物資準備,猛烈擴紅和加緊訓練干部,1934年9月29日,張聞天發表《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文章,已就戰略轉移一事,向中央蘇區的干部吹風。10月中旬,中央紅軍從南線出發,因周恩來,朱德、潘漢年、何長工等和廣東軍閥陳濟棠談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對方讓出一條四十華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鎖線,還有意留下一批彈藥和軍衣給紅軍,對這個當時的最高機密,廣大指戰員并不知曉、(在過第一道封鎖線時,粵軍有部分前沿陣地還沒有接到“放路”的命令,曾和紅軍發生過激戰)。中央紅軍突破一、二、三道封鎖線都沒有打大仗,從而保存了實力,只是到了1934年11月28日---12月1日,紅軍強渡湘江才遭到重大傷亡,長征出發時的8萬6千人只剩下3萬余人,還有許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隊全都過江了。

又如,過去因受張國燾錯誤的牽聯,對四方面軍長征中的戰績很少提及,80年代后,出版了許多有關四方面軍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軍和西路軍同志對革命的巨大貢獻。在1938年春被秘密處決于迪化的原四方面軍高級干部李特,黃超,在90年代也得到了平反。

40年代后,在長征的敘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遵義會議后的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則完全不見蹤影;在文革初期,正確路線由毛和林彪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一人;文革后恢復了歷史原貌,在毛之外,又補上了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對錯誤路線的代表:博古,李德,張國燾等,在90年代后期也對予了非臉譜化的描繪,肯定了博古等對革命的忠誠。

七 長征成為重大的精神資產

革命理想主義和黨和軍隊的高度統一,保證了長征的勝利,1935年9月12日,毛在俄界會議上說:只要保持數百干部,幾千戰士,這就是很大的勝利。到達哈達鋪,紅三軍團只剩兩千多人,彭德懷在對原三軍團干部戰士講話時留下了眼淚,此時由紅一方面軍一、三軍團整編的陜甘支隊只有14000人,而到達吳起鎮時只剩下7200人。陜甘支隊到長征后期,沒打什么大仗,逃兵較多,因為前三個月在川西北的藏區的生存條件極為惡劣,“見不到人”,“沒有土豪打”,一路擴紅進來的新兵,實在吃不了那份苦,到達漢區后,不少人不辭而別,有的人轉回老家,還有一些人就留下給老百姓做了上門女婿,而從江西走過來的紅軍幾乎沒有當逃兵的,一路長征過來,更沒有聽說過嘩變的事的發生。

長征從此成了“合法性”主要來源之一,成為重大精神資產,長征結束后,毛發話,凡不是黨員者,一律入黨。抗戰爆發后,老紅軍成為革命的種子,是黨和軍隊的精華,在他們的帶動下,革命力量大發展。長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國后黨政軍領導干部的主要來源,受到黨和國家的特別愛護,參加過長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馮雪峰等極個別文職干部。建國后黨和政府在生活待遇方面對長征干部也有較多的照顧,都得到群眾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間,許多群眾對王洪文不滿,就是因為他沒吃過苦,是坐“直升機”上去的。1969年4月,毛在中共九大上還說:張聞天、博古、王稼祥是吃過苦的,和當時在國外的王明是不一樣的。

參加過長征,以后脫離中共,投降國民黨的只有張國燾等少數幾個人,原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紅軍大學政委何畏,出身貧苦,因對批判張國燾不滿,脫離了革命隊伍,投奔張國燾,以后又離開張氏,通過自學成為金陵大學農經系講師,1949年解放軍渡江前夕,何畏夫婦在鎮江長江邊投水而亡。原一方面軍干部郭潛,又名郭華倫、陳然,抗戰期間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領導職務,1942年被捕叛變,成為國民黨特工,1949年跟隨國民黨逃往臺灣,后為臺灣國民黨軍情局副局長。原紅一方面軍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臺灣工委書記,被國民黨逮捕后叛變,也成為臺灣軍情局高級特務。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臺灣還出版了一本有關他在中央蘇區和長征經歷的回憶錄,剔除這本書中的國民黨的“套話”,對紅軍長征的敘述還是較為客觀的,許多資料也是取自于《紅軍長征記》。

還有一些人,他們不是共產黨和紅軍,因特殊情況,和長征中的紅軍結下一段關系。在長征中曾被紅六軍團在貴州抓獲的瑞士傳教士薄復禮,跟隨紅軍長征隊伍中走了18個月,以后被釋放回到他的出身地英國,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異的熱情,對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聞的。他們的熱情是真誠的,令人驚奇的。他們相信自己所從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正年青,為了他們的事業正英勇奮斗,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蕭克將軍在給其回憶錄的中文本寫的序中說:“薄復禮先生是被我們關押過的,但他不念舊惡,這種胸懷和態度令人敬佩,這種人也值得交往”。薄復禮的對長征的記載,也從另一個角度豐富了有關長征的敘述。

最后,《紅軍長征記》在今年以《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的書名,已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54年刪去的何滌宙《遵義日記》等5篇已全部補上,從這本珍貴的歷史記錄中,人們可以看到當年一群懷抱著理想和熱情的青年人,在一場史無前例的征程中,所經歷的既有希望和歡樂,也有悲傷和痛苦的戰斗生活,在經過七十年后,我們終于可以回到原點,從那兒去體會一個真實和感人的長征。

 

2013-07-09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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