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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與保守:近現代中國的徘徊與希望
激進與保守:近現代中國的徘徊與希望
liangzhi     阅读简体中文版

      余華在成名后追憶自己的讀書經歷,有一點體會是,幸虧沒有同時閱讀卡夫卡與川端康成,不然兩種完全不同風格與旨趣的文字會產生過于強烈的撞擊與沖突,這很容易就攪亂一個初學寫作者的方寸。劉澤華先生的《中國的王權主義》與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放在一起讓我也產生了類似的感懷。

  這兩本史學著作在基本問題上有著本質差異。在其立論之基——對待本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方面,兩位學者持有根本不同的觀點。錢先生始終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呵護景仰之心,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錢穆先生便與諸多西化論者所力倡的大張旗鼓地批判傳統文化的主張背道而馳。在《國史大綱》的開篇里,錢先生即明確提出“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這無疑與五四以來對中國傳統文化“吃人”性質的定性大相徑庭。錢先生絕不是一個抱殘守缺的保守主義者,對于國破人忘民生凋敝的社會現實,錢先生改進自強之心絕不亞于西化論者。事實上,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中的堅守,西方諸強大舉入侵下的呵護保養,正是錢先生開出的一劑救國救民救中華文化,維護所謂“中華主性”的良方。

  與此相反,劉澤華先生在其著作中力主徹底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之核心——王權主義,以為正是所謂王權主義傳統過于強大和穩固,才使中國幾于陷入絕境,并使中國始終脫離不了被動挨打的國際地位和民生凋敝尊嚴全無的悲慘處境。“我所說的王權主義既不是指社會形態,也不限于通常所說的權力系統,而是指社會的一種控制和運行機制,大致說來又可分為三個層次:一是以王權為中心的權力系統;二是以這種權力系統為骨架形成的社會結構;三是與上述狀況相應的觀念體系。”深入批判清除王權主義之遺毒,是當前中國現代化的首要任務和基本前提。倘王權主義陰毒不散,則現代中國之豐功偉業庶幾難成。

  兩位先生的觀點差異之大絕非偶然。實際上,兩種觀點完全是中國近代至當代思想取向的兩端——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的充分表現與延伸罷了。這一論證自鴉戰后洋務守舊之分化到當今部分自由主義者與新儒家的諸多爭端,一直未曾了結。實際上在對待傳統文化的立場上,激進派與保守派都有其說服力,但卻都擁有致命的缺陷。在此我們有必要大略梳理一下激進與保守的含義與放置在中國的獨特語境下的兩派思想之分歧和流變過程。
  
  一 何謂保守,何謂激進?
  
  保守激進二詞完全是西方舶來品。西方學者提保守無不提保守主義宗師柏克者,并以柏公之《法國大革命》為西方現代保守主義的起源。實際上,哲學大師柏拉圖,托馬斯·阿奎那皆可視為保守主義者。不過保守主義作為一種徹底的,完整的現代政治學說,則非以柏克為宗師不可。在本文中,所謂保守主義激進主義皆是在現代性的語境里來談論的,所以以柏克為保守主義之父當不為過。

  柏克抑法國革命而揚英美改革,認為自由出于秩序,不反對改革封建專制,但要求限制市場經濟的過分發展,強調法制,秩序與傳統美德,是一位溫和的改良者。這些品質無不成為后來保守主義思想的特征。即尊重傳統,注重改革與維持現狀之間的聯系與傳承,保守派多認為人性本惡,故皆以穩定,秩序為管理國家的頭等大事,斥革命為攪亂秩序,敗壞人心的政治行為。柏克推崇英美的政治改革,正因其不流血(光榮革命),穩定(美國憲法的穩定性),屏除戰爭與暴亂(美除南北戰爭外國內絕少戰火動亂,英更如此),尊重傳統文化與歷史,并認為在這個基礎上,自由才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實現。按照蕭功秦的觀點,柏克屬于“漸進的保守主義”(Evolutionary Conservatism),因為柏克是以英國自由主義的立場來反對法國大革命的。而與此不同,與柏克同時期的政治學家梅斯特則是所謂“反動的保守主義”(Reactionary Conservatism),是從傳統的威權專制主義的立場來批判法國大革命的。

  激進主義作為一種與保守主義相反的政治思潮則一直未有明確的內涵與外延,依具體語境確定。大抵說來,激進主義主張在短時間內運用各種手段(革命,戰爭,暴力,改革,恐怖政策等等)急劇改變現存制度與思想,社會狀況,以達到其所要實現的目標。激進主義并無類似柏克的宗師,與保守主義一樣,在不同的文化與政治制度中,都有相應的激進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相對于自由主義,原教旨主義相對于新教主義,全盤西化相對于儒學,都可以視為不同類型的激進主義。

  實際上,所謂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在不同的環境里,都有不同的立場與反對面,應該結合其具體的語境予以分析。
  
  二 中國語境下的兩派之爭
  
  回溯中國歷史,夏啟奪位,秦始皇登基與其改革,王安石變法等眾多歷史事件都有其保守激進的因素。然而作為一種現代意義上的保守激進之爭,則應肇始于鴉片戰爭。

  與歐美不同,中國的保守激進的分野從一開始就是曖昧和模糊不清的。鴉片戰爭將中國置于西方列強侵入下的被動地位,這一落后局面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劣勢弊端凈顯無疑,很難說中國在鴉戰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有真正類同與西方意義上的保守派與保守主義。西方先以其軍事實力震懾國人,后以其政治理念,文化傳統取得國人欣羨,并吸引了大批官員學者模仿其工具武器到學習其制度文化。雖然保守派在人數上較洋務派為多,但中國政權與疆域的逐步陷落卻也是不爭的事實。中國根本不可能有柏克所謂的漸進改良的政治局面,和英美無戰爭外患的穩定的社會環境,救亡圖存才是擺在中國政府與知識分子面前的頭等大事。可以說要在中國做經典意義上的保守派,幾乎不可能,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沒有什么能真正保守得住的。所以洋務維新派人數漸多也在情理之中。至革命派登上舞臺,康有為作為維新派領袖則已成“守舊派”,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激進主義的力量逐步壯大,成為思想界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中國的保守派是一個相對概念,甚至可以進一步說,所謂保守也只不過是在要求革命的幅度上與激進派有差異,而且不少知識分子的立場也隨政治局面左右搖晃不定。也即說,中國的保守派多類似于柏克式的漸進的保守主義,因為按照梅斯特所謂“反動”保守主義的做法,中國亡國無疑。例如后來被視為保守派的康有為在君主立憲還是推翻清政實行民選之中選擇了前者,很難說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劉師培從民主革命的斗士轉變為無政府主義者,再變為清廷督撫的幕僚,最后以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擁護者告終。而聞一多從《詩經》《易經》的熱愛者到晚年對魯迅的認同,前后也不過二十年。

  可以說,雖然保守激進這兩個政治術語舶自西方,但在中國獨特的語境下,卻有著與西方不同的含義。大略地說,可以將本文開頭的錢穆《國史大綱》與劉澤華《中國王權主義》視為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的兩個有代表性的文本。

  錢穆先生絕非單純地懷戀過往批判現實。在內憂外患國難當頭之下,每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不可能無動于衷。錢穆先生面對知識界思想界對傳統文化的強烈批判心存憂慮,在他看來,這種抽掉民族血脈的做法將徹底喪失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一個文化大國的生存之基,而淪落為西方思想治下的亡國奴。所謂愛國才能救國,愛國感情從哪里來?自當先從了解熱愛本國歷史始:“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知識,其要在此。”與國外保守派不同,錢先生并不絕對地認為過去比現在好,穩定比改革好,前文說過,中國所謂保守激進之分,其共識都在改革弊端振興中華,區分只在改革的策略上。錢穆先生担心國史知識的缺失,對中國傳統文化草草批判而無繼承,則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與愛國心便無從談起,更遑論救國圖強。舉凡歐美強國,皆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和積累。

  我以為所謂保守派思想,應從兩個方面予以區分:“道德文化保守主義”和“政治經濟保守主義”,美國保守派奉行“道德保守”和“市場放任”的雙重標準,對于我們理解中國保守派則不無裨益。改革政局發展經濟錢先生自當認同,錢先生所堅持的保守,應該是屬于“道德文化保守主義”,后新儒學也大致在這個領域內,即便對政治經濟領域多有參與,也不過多是文化層面的干涉。而激進派則不但要求改革政局甚而革命,還要求在道德文化上面開展大張旗鼓地批判。

  與錢穆先生相反,劉澤華先生認為:“傳統思想文化的主旨是王權主義”,王權主義是自上而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其影響力也絕非限于政治領域,它已經成為中國思想格局中的重心,在經濟、思想、文化、道德等各方面都有本質性的影響。要真正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則非徹底批判王權主義不可。對王權主義的批判包括了政治經濟和道德文化等諸多領域。這樣的觀點絕非首創。早在清末譚嗣同就提出:兩千年的政治都是秦政,秦政就是強盜,兩千年的學都是“荀學”,是鄉愿,兩者都是糟粕中的糟粕,并認為中國的倫理道德秩序必須改變。對“秦政”和“荀學”的政治與道德文化的雙重批判,正是激進派所共有的主張。魯迅言年輕人要少讀中國書,所謂吃人的傳統文化,也大抵是這個意思。可以用劉澤華先生的一句名言概括這種主張:“要從歷史中走出來!”

  在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上,兩派都各自有不同的主張和理由。這一爭論從鴉戰開始直到今日,一直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根本問題在于,所謂的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西方概念,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對西方社會的深入研究與學習。杜維明說現代化不等于西化,但沒有西化又談何現代化。西方文化發展到現代化階段完全是自我生長發育的結果,自然沒有這類問題的困擾。在中國現代化的合法性已不容質疑(不現代就亡國)的前提下,如何去處理學習西方文化制度以自保自強,又避免民族虛無主義從而淪為文化殖民地喪失傳統兩者之間的關系,的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康有為的君主立憲論在某種程度上是兩種觀念妥協的產物。所謂中國人民心智未化國情不合,自然君主非保不可。立憲是在保住皇帝的基礎上改革政體,以自保自強。所以康有為作為維新派成員既受到守舊派攻擊,又被后來的革命派視為不徹底的保皇派。李澤厚在《中國思想史論》中對康有評價如下:“……是數千年來封建主義思想體系終于在最后一代封建士大夫們身上分崩瓦解和向資產階級思想方向蛻化的表現,作為一面鏡子,它清晰地照出了晚清這一整代人新舊并陳青黃不接的思想面貌。”

  康有為求變也求不變,其變的思想成為譚嗣同思想的來源之一,托古改制也是康有為政治生涯中的重頭戲。而其不變的思想又成為其保皇的根據所在。這兩種迥異的思想后來裂變為保守激進的不同流派,有袁世凱的復辟帝制,也有孫中山的辛亥革命。

  中國近現代史風云變幻。在經歷了清朝覆滅,辛亥革命和袁世凱復辟等具有坐標意義的歷史事件后,30年代的中國陷入了另一場比西方列強入侵更為漫長和慘痛的動亂中——世界法西斯主義蓬勃發展,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膨脹,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為標志,日本成為關系中華民族存亡的頭等威脅。救亡與啟蒙的權衡成為擺在中國知識分子面前的兩難選擇。最終救亡壓倒了啟蒙。

  1934年,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丁文江,清華歷史系教授蔣廷黻提出了“新式獨裁論”,堅持保守政治立場,對激進革命派自由派予以駁斥,認為中國尚不具有實現民主共和的文化條件(民眾素質低下,70%——80%文盲),而英法俄三國的歷史經驗證明,只有建立一段時間的專制政府,形成民族國家,才具備了成立民主政府的條件。不啻如此,更為重要的是,當前日軍壓境,國內混亂一盤散沙,倘無一專制統一的威權政府,則中國必亡國無疑。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德國魏瑪民主政府無強硬手腕而慘遭失敗,希特勒被選舉為德國獨裁者,從而使德國成為威震歐洲的軍事強國,這一戲劇性的歷史事件也多少為丁蔣二人的政治主張做了注腳。

  有意思的是,丁蔣二人原都是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者,屬胡適陣營。前文提到,中國近現代的知識分子其政治立場左右搖擺,皆因社會動蕩風云多變所致。這一時期的政治保守主義,是知識分子面對日軍侵華而采取的救國策略。這里自由主義多少顯得有些軟弱。雖然以胡適為代表的所謂自由主義激進派仍舊堅持其立場,但也不過是想讓國民黨早日結束訓政實行憲政而已。可以說兩派的主張無實質性的差異,都接受了國民黨領導下的中央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國二十世紀的頭等大事。關于建國后至七十年代末中共執政的保守與激進的問題,始終存在不同的看法。按照杜維明的觀點,建國后屢次運動,如大躍進,文革等,皆是激進主義的極端表現。領導人妄圖越過歷史發展的邏輯,實行烏托邦式的跨越發展,并對中國傳統文化乃至人類所有精神物質財富采取統統詆毀和否定的姿態,至于大躍進與文革期間的諸多具體做法和政策,乃至大大小小的標語口號中的激進成分,更是俯拾即是。這是與GCD(不特指中國)的本質屬性有關。所謂革命,激進和大刀闊斧的改革本就是其本色。在國外,GCD自然是保守派的眼中釘肉中刺。至于打倒孔家店之類的行為則更鮮明地表達了其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其力度之大,打擊面之廣,概為近代以來所未有。

  與此相反,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姜義華則認為文革正是中國政治保守主義發展到極至的表現,其理論根據在于保守主義的特點:依靠國家主義,威權主義和傳統主義管理國家。從50年代后期全面專政論浮出水面,到70年代政治保守主義體系化,制度化,個人專政獨裁成為不可挑戰不可質疑的政治體制,50年代,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按照自由主義學者李慎之的看法,這些行為均屬于“引蛇出洞”,有民主之名而無自由之實。不過相對后來而言,當時的“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大大辯論,多多少少還是有一些民主的成分在里面。

  1959年的廬山會議可視為保守主義政治發展的轉折點。自此以后,毛澤東的個人地位不斷穩固,終成獨裁。文革爆發以后,以前僅存的“大民主”逐步被取消,知識分子下放,異己逐個被消失,毛澤東思想成為舉國上下的根本律法和不容動搖的神圣信條。按照姜義華的觀點,這正是建國后保守主義政治發展到極端的表現。

  我更傾向于姜義華的觀念,建國后諸種激進之舉,不過借革命之名而倒行逆施,其本質仍然是保守主義的,在中國特定的語境之下,激進派對傳統文化的摧毀不過為建立自由主義政府,實行民主憲政,而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對傳統文化徹底批判的取代品,不過是與古代王權政治相同的個人獨裁統治罷了。結果,摧毀傳統的邏輯恰恰是傳統本身的。切不要以為穩定就是保守的唯一特征,中國的保守派同樣可以在表面上激進起來。誠如許紀霖概括:“激進主義固然屬于烏托邦改造工程,但在20世紀的中國,保守主義也具有同樣的思想行動特征。激進與保守表面上看似乎是勢不兩立,水火難容,實際上它們是一個分幣的兩面,在深層具有共通的思想預設和思維邏輯。”

  70年代末期,毛澤東逝世,改革派取得上風,四人幫倒臺,這一切似乎意味著威權主義和保守政治的結束,但事實的本質往往與其表面相反。知識界文化界開始對文革遭遇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冷靜的反思,整個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國思想界基本是自由主義一統天下的。面對文革,全面徹底的否定成為思想界的共識。實際上從那個年代熬過來的知識分子很難再對那場苦難有什么好感。與甘陽所言的當下知識界的“知性保守主義”相反,八十年代思想界的開放性與彈性是罕見的。但在這種百家爭鳴的思想局面中,自由主義仍然成為了主流,不能不說有深刻的必然性。自由主義的立場甚至成為進步知識分子代名詞。而與此相反,政治界則始終沒有真正放開腳步進行系統的自由主義改革,威權主義陰魂不散。知識界日益對緩慢的政治改革產生抵抗情緒。在這種思想境況下,《河殤》的出版與風靡簡直就是注定的。這本小冊子的主要觀點實際上還是在重復著近代以來激進派的種種觀點,對中國傳統文化采取全面否定的立場,認為黃河到頭還是流入大海,我們再也不能拒絕蔚藍色的海洋文明了。直至……事件爆發,知識界的自由主義與政府的威權主義之間的沖突終于達到頂峰,激進與保守的分歧與矛盾盡顯無遺。

  ……之後后,早年以美學和考古學著作出名何新以其所謂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立場而登上政治思想界,否定……自由憲政市場經濟,開啟了中國90年代以來的新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爭。時至今日,這場爭論愈演愈烈,毫無停息的跡象。而這正是思想界得以保持活力的重要前提,也是社會維持良性發展和動態平衡的必要條件。值得注意的是,何新一直對中國傳統文化感情甚篤,從早年的著作到今天的一系列對傳統典籍的再闡釋,何新對待傳統文化的立場與其政治立場的聯系不能不說是必然的。

  海外新儒學的情況,限于篇幅這里就不做過多闡述了。  
  
  三 蒼茫中華,何去何從
  

  娜拉出走后怎樣?劉澤華先生痛斥傳統政治之弊端,但所謂“從歷史中走出”,又該走向何方?劉先生并沒有給出答案,也不可能立刻給出答案。而錢穆先生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熱愛之情足當為吾等嘆服,但作為一個力圖建立現代化的民主法制社會,實行市場經濟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當代中國,僅有《論語》《孟子》是否還單薄了些?

  在這里,有必要回到本問開頭對于保守主義的兩個層面的區分上來,即“經濟放任”與“道德保守”的區分,但誠如甘陽所言,這兩種矛盾的主張是美國特定的歷史和環境決定了的。一般來說,經濟保守與道德保守或者經濟放任和道德多元是其常態。在一般后起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里,多以雙重放任多元為多。

  錢穆先生的主張多在文化道德層面:“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為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干強為,求其實現,鹵莽滅裂,于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于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于歷史知識者,又不僅于鑒古而知今,乃將為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向導之責任也。”而對于具體的政治經濟體制政策,錢穆先生并未給出系統性的闡述。所以,劉澤華先生才有了這樣對待傳統的立場:“因此我對它在現實生活中的有效性懷疑多于相信,對張揚傳統的種種說法多不敢茍同;對流行的開發傳統、開發儒家以救時弊的思潮更為懷疑。在我看來,當務之急是分清什么是傳統觀念,什么是現代意識,以及如何從傳統的籠罩中走出來!”

  有學者從重新解釋傳統經典來為中國現代化進程做理論準備和文化鋪墊,但成效甚微,因為中國典籍里確實缺乏中國現代化所需的學理資源。新儒家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也有學者從敦煌文書中發掘出唐代民間結社自治的寶貴資料,以此為契機,為中國現代的民主政治尋找歷史傳統,以此縫合斷裂的古今中國。但由于研究剛剛展開,故不能草率結論。

  中國洋洋幾千年,在近現代以來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悸動,掙扎,徘徊與抗爭,傳統與現代,激進與保守,民主與專制,改良與革命,這些字眼構成中國近現代史的關鍵詞。而文章至此也未能給出一個明確的出路,這遠遠超過了作者的水平。也許再過一個世紀也未必有明確的答案。但我相信,在這不斷變動和求索的思想旅程中,我們大概才有涅磐之后重生的契機。 

2010-07-1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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