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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揚:“太上皇”的退休生活
張明揚:“太上皇”的退休生活
張明揚      阅读简体中文版

 1.亂世的“太上皇”亂事

  

  嘉慶五年(1800年),積趙翼十年之功的《二十二史札記》最終成書。在這部清代最偉大的史論著作中,有一則在我看來挺特別的筆記——《“太上皇”帝》。這是一篇非常有時評范的“影射史學”筆記,就在《二十二史札記》成書的前一年(嘉慶四年),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也是最后一位“太上皇”乾隆爺駕崩,而趙翼在文中盤點了歷史上的十四位“太上皇”之后,也非常識時務講政治的將乾隆捧為歷史上“最偉大、最圓滿”的“太上皇”,“真開辟以來所未見,豈不盛哉”。

  乾隆究竟當得起當不起如此盛贊,容我之后再說。但對我來說,趙翼此文最不過癮的是,他對于“太上皇”們退位之后的“退休生活”幾無涉及,將權力轉換時代的殘酷與悲涼深深的隱藏在了孝與不孝的寥寥幾筆之中。

  如果要給“太上皇”分個類的話,從成因來說,無非可以分成兩大門派:

  以乾隆和宋高宗趙構為代表的“自愿派”,原因大多是出于倦政而“內禪”,這算不上什么多數派,可見禪讓還真不是宋魯鄭先生以為的那么可愛,當“太上皇”更不是一份有前途的職業;以唐高祖李淵為代表的“被迫派”,玄武門的血可不是白流的,這其中還有一個支派,比如唐玄宗李隆基和明英宗朱祁鎮,雖然還真沒有人逼他們當“太上皇”,但一個是在往四川逃亡路上因為兒子稱帝而自動成為了“太上皇”,另一個是打敗仗做了俘虜后因為弟弟當了皇帝而莫名的成了“太上皇”,反正都不是自愿的就是了。

  還有一種分類是以退休后的狀態來分,大約也可分為三派。“退而不休派”,還想發揮余熱送接班人一程的,代表非退了等于不退的乾隆爺莫屬,想參加這一派難度比較大,你首先得是自愿讓位,還得皇帝實在缺乏實力挑戰你的垂簾聽政才行;還有一派是“裸退”派,讓位之后除了養老喝酒無法有任何追求的,代表是李淵和他的玄孫李隆基,這派比較晚景凄涼,但故事也最“精彩”;還有一派是“重新上崗派”,下了臺之后又復辟成功的,這派人丁稀少,正牌的只有明英宗朱祁鎮。

  我可以相當武斷的說一句,在這么多十幾位二十位“太上皇”的退休故事中,還真沒有一個是真正意義上的“圓滿”結局:要么是“太上皇”自己的不幸,帶著對失去皇權的悔恨與念想郁郁而終;要么是繼任皇帝的不幸,在父親的巨大陰影之下,唯有交給隱忍和時間。

  下面具體說點啥吧,你會知道,即使是偉大的趙翼,他口中的“偉大和圓滿”也是屬于神話范疇。權力之下,幾無人倫。

  

  “劉大爺”的“太上皇”生活

  

  誰是中國第一個“太上皇”?這是一個挺糾結的問題。有一種不太流行的說法是秦始皇的父親——秦莊襄王。秦始皇發明了皇帝這個職位之后,可能是孝心大爆發,特別為自己只做過“秦王”的父親不值,便追封父親為“太上皇”。恩,第一個“太上皇”是去世后才當上的。

  趙翼的說法則比較深入人心,第一個“太上皇”是劉邦的爸爸劉太公,“太上皇”本漢高祖有天下后奉其父太公之稱,非太公有天下傳于子而有是稱也”。作為歷史上唯一沒有做過皇帝的“太上皇”,劉太公的歷史地位相當“可疑”,史書中甚至沒有他的真名,那“太公”呢,你見過有人的名字叫“劉大爺”么?劉太公,也是歷史上唯一沒有名字的“太上皇”。

  《史記》中關于劉太公當上“太上皇”的過程挺有戲劇性,劉邦即位六年后,還保持著每五天朝拜父親一次的習慣,后來太公身邊的人急了,勸太公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怎么能讓皇帝拜你這個臣子呢?太公聽了很惶恐,等到下次劉邦回家時就抱著掃帚面對門口倒退著走,表現得非常謙卑。劉邦也急了,想去攙扶太公卻還被太公義正詞嚴的拒絕“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

  怎么又不壞皇帝為尊的“天下法”,又能盡孝呢,劉邦的解決方案就是尊太公為“太上皇”,《漢書》中劉邦詔書的權威說法是“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

  像太公這種不大正宗的“太上皇”,是皇帝最喜歡的,對皇權一點威脅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太公的退休生活還真就回歸了“父慈子孝”的人倫邏輯。

  最感人的一個段子是晉代野史《西京雜記》中的,說是劉邦看見太公當上“太上皇”之后還是整日怏怏不樂,了解情況之后才知道是因為太公想念家鄉豐縣“酤酒賣余,斗雞蹴踘”的市井生活,過不慣長安的大城市生活。劉邦聽說后祭出大手筆,在長安附近仿造豐縣造了一座“新豐城”,把太公從前在家鄉的老相識老鄰居們找來住進這座新城,““太上皇”乃悅”。這座新豐城現在叫“新豐鎮”,還在。這個故事的感人程度簡直讓我想起了《射雕英雄傳》中完顏洪烈為了包惜弱在王府中修的那座牛家村舊宅。

  還有一則挺溫馨的故事記載于《史記·高祖本紀》。有次劉邦幫太公祝壽,劉邦想起太公以前偏心二哥就突然“發難”說,太公以前常說自己無賴,不好好干活,不如二哥,現在回過頭來看,您肯定沒有想到我的發跡吧,“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

  但你要說劉邦有多孝順太公,還真不一定,太公幸福的晚年“太上皇”生活是建立在沒有權力的考驗之下的。有一則往事或許能印證這一點,在楚漢戰爭中,太公和劉邦之妻呂雉曾一同被楚軍所擒,項羽在戰場上當面威脅劉邦若不投降就煮了太公,劉邦“鎮靜”的回答說,我們是兄弟,我父親就是你父親,如果你要煮了太公,也分我一碗湯吧(“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

  公元前197年,“太上皇”劉太公駕崩。我可以保證,像劉邦和太公這樣良性的皇帝與“太上皇”關系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

  

  餓死的“太上王”

  

  必須得談一談另一位不正宗的“太上皇”,但我仍然認為他比有名無實的劉太公還是來得正宗一點。趙國最偉大的君王趙武靈王在當了二十七年的趙王之后,將王位傳于兒子趙惠文王,他除了尊號叫“主父”以外在事實上和后世的“太上皇”基本沒有區別,姑且就當做“太上王”吧。

  曾有著“胡服騎射”光榮歷史的趙武靈王絕對屬于之前說的“退而不休派”,不過兒子趙惠文王也沒有那么慘,和趙武靈王的王權區分基本上是各管一塊。主父“主外”,繼續穿著他的胡服主抓軍事和戰爭;趙惠文王“主內”,主抓國內事務。趙武靈王退休后最輝煌的事跡是一次外交事件,退休后第一年,他冒充使節出使秦國,會見了很多秦國大臣,最后竟然還冒險見了秦王和秦國太后,據說當時這位“太上王”的王者之氣溢于言表,當時就遭到了秦王與太后的懷疑,后來接見完醒悟過來后還派騎兵追殺,可惜警覺的趙武靈王已然金蟬脫殼。

  在“主父”任上,趙武靈王仍舊是東征西討,竟然一口氣滅了中山國,還打殘了樓煩王。但是這時候趙武靈王犯了一個后世的“太上皇”們都罕有的錯誤——主動挑起了宮廷王位爭端。簡單的說,就是他后悔將王位傳給趙惠文王了,倒不是說他自己想“復辟”再當趙王,而是他也想讓另外一個兒子公子章也稱王,將趙國一分為二。當然,你也可以說,趙武靈王當了四年主父之后,不甘寂寞了,畢竟,他此時只有四十六歲,在權力的誘惑之下,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也犯了混。

  這次王位之爭的結果就是著名的“沙丘之變”。公子章仗著有父親支持起兵作亂,戰敗后跑到了趙武靈王的沙丘宮尋求庇護。誰料趙惠文王的軍隊不僅攻入沙丘宮殺死了公子章,還包圍了趙武靈王的內宮并遣散了所有的宮人。趙武靈王一世英雄,最后竟然落到了掏鳥蛋充饑的地步,被困三個月后,最終餓死于宮中。

  最戲劇性的結尾是,趙王在獲悉父親餓死之后,痛苦一場,舉國哀痛。而這正是日后皇帝與“太上皇”之爭的最經典橋段——奸人“矯詔”作亂,蒙蔽圣聽,離間骨肉。

  可是,這一“矯詔”終究是加了引號的。

  

  亂世的“太上皇”亂事

  

  亂世之中,“太上皇”一事,也多是當不了真的鬧劇。比如,在西晉的“八王之亂”中,趙王司馬倫篡奪了晉惠帝(“何不食肉糜”那位)的帝位,囚禁于金墉城,這也就罷了,他還尊惠帝為“太上皇”。更狗血的是,后來司馬倫又兵敗身死,晉惠帝竟然又“復辟”做回了皇帝,由諸王輾轉挾持,形同傀儡,不過,這對總以一顆童心面向世界的晉惠帝應該不是個大問題。

  北朝的“太上皇”就更亂了,竟然整出了五個,奇人輩出,用趙翼的話說就是“北朝諸君固無足道”。先是后涼的開國君主呂光,在位十年,重病之中傳位太子呂紹,自號“太上皇”,新聞點在于,他只當了幾個小時“太上皇”,就于當天病死了(趙翼竟然不提),更神奇的是,呂紹的皇位在當天就被弟弟呂纂奪走了,還順帶丟了命,而就在幾小時前,哥倆還在“太上皇”的病榻前發誓要“兄弟輯睦”。

  再是后魏的獻文帝拓跋弘,這位“太上皇”也是奇人,在位七年,“常有遺世之心”,十七歲就把皇位傳給了兒子,堪稱歷史上最年輕的“太上皇”。可新皇帝即位時才五歲,獻文帝也被迫繼續打理朝政,期間還有御駕親征的經歷。最后當了六年的“太上皇”駕崩,一天“世”也沒“遺”過。

  下一個是北齊武成帝高湛。這位“太上皇”的亮點在于,他喜歡的太子高緯不被皇后喜歡,皇后疼愛的是小兒子,為了造成既成事實,他找了個天象有變的理由(這也是經典的交班理由),突然宣布傳位給十歲的太子,給了還想換太子的皇后一記悶棍。但在傳位之后,二十八歲的高湛也走得是“退而不休”的路線,“軍國大事咸以奏聞”,而皇帝負責的領域是君主立憲式的禮儀項目。當了四年“太上皇”,高湛也駕崩了。

  高緯后來也當了“太上皇”。也有亮點,傳位原因是被北周軍隊打得即將亡國,或許是出于不想做敗家子的理由傳位給八歲的兒子高恒,具體或許可對照后世宋徽宗傳位給宋欽宗的例子。高恒沒當幾天皇帝竟然也禪位給丞相了,不過自己沒當成“太上皇”罷了,可見這亡國皇帝真成了燙手山芋了。但高緯這次的尊號又升級為了“無上皇”(后世別無分號),可當了也沒幾天,父子二人就被北周軍隊俘虜了。

  北朝最后一位“太上皇”是北周宣帝宇文贇,剛當了一年皇帝就急不可耐的傳位給七歲的太子。這人精神大概也有點問題,父親武帝駕崩的時候竟然拍著棺材板大喊“死得太晚了”,可就這樣一個人,竟然也玩“退而不休”的把戲,過了一年的癮,也駕崩了。

  隋煬帝的“太上皇”經歷也挺奇特,同時當了四個月的皇帝和“太上皇”。大業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在晉陽起兵的李淵攻破長安,立楊廣的兒子代王楊侑為有名無實的隋恭帝,同時也遙尊此時身在江都的隋煬帝為“太上皇”。但問題是,隋煬帝此時也還是皇帝,不過,他身兼兩職的生活很快在四個月后結束了,大業十四年三月,隋煬帝死于宇文化及策劃的“江都之變”。消息傳到長安后,李淵隨即在同年五月便逼楊侑退位,自行稱帝。

  

  2.“太上皇”不高興

  

  唐朝堪稱“太上皇”的黃金時代,一共出了四位“太上皇”,如果說之前北朝的“太上皇”均為亂世年代的怪誕產物,那么,唐朝的幾位“太上皇”多為盛世之君,涵蓋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兩大盛世,以及平定安史之亂的中興時代,但圍繞著皇權消長的權力斗爭之殘酷,卻絲毫不讓于動輒刀兵的亂世,只不過,盛世時代的爭權模式更隱晦更微妙更具博弈性罷了,皇權只可曲中求,不可直中取。

  在四位“太上皇”中,除唐順宗李誦是因病讓位兒子憲宗李純之外,無論是唐高祖李淵,還是父子檔唐睿宗李旦和唐玄宗李隆基,退位時多少充滿著被迫讓位的因素,更為巧合的是,唐代的四位“太上皇”幾乎都是“裸退”型的,最后盡數消失在了唐代的政治生活當中。

  

  李淵vs李世民

  

  一手將隋煬帝逼成“太上皇”的李淵應該沒想到,九年后(626年),他也被迫成為了“太上皇”。以最正規的定義來看,李淵可能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太上皇”,前面的要么是戰亂年代的割據政權君主,要么是連皇帝都沒坐過,都做不了數的。

  大唐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玄武門事變爆發,大權旁落于李世民手中,李淵在詔書中也只能說“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后聞奏”。僅僅兩個月后,這一新的權力結構就在法統上得到了確認——李世民登基,李淵做了“太上皇”。對于交班過程,《舊唐書》和《新唐書》壓根就沒有報道,只有《資治通鑒》語焉不詳并且挺假的說了一句“制傳位于太子;太子固辭,不許”,弄的好像真的。不過,我們基本可以從政治邏輯上確認,李世民應該是通過暗示或近臣帶話,甚至某種暗含威脅的政治交換完成這項“太上皇”計劃的,在保持了父皇的體面和自己的孝道同時,也得償所愿。

  但是,李淵這位實力尚存的大唐開國皇帝好歹有大唐重臣裴寂和蕭瑀等的支持,還有李氏宗室和關隴貴族的老班底們,很難說“寧無一個是男兒”,李淵的退讓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順應時勢、洞察時務——既然沒有勝算,何必逆流而動;再說,李淵在玄武門之變中已經沒有了建成和元吉兩個兒子,又何必冒著失去第三個兒子或者自己的危險去進行一場前途晦暗的宮斗乃至天下大亂呢?

  唐太宗即位沒多久,便開始對李淵在位時的大政方針進行“撥亂反正”。李淵頗重李氏宗室,在位時曾大肆封王,甚至一直封到高祖父那一代的遠親,以致于出現了“雖童孺皆為王,王者數十人”的局面,李世民上臺僅三個月,除了幾個有戰功的除外,將已經封郡王的宗室統統降為“縣公”,其間有的是殺伐決斷,就是看不到半點皇帝對于“太上皇”的尊重與顧忌。

  對于李淵而言,皇位和皇權既已悉數撒手,自己在位時的大政方針又陸續被推倒重來,在此種處境之下,很難再去苛求這位開國皇帝一定要“放下”,一定要云淡風輕,然而,李淵還是守住了不戀棧的邊界,幾乎徹底地消失在大唐的政治生活當中。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時勢如此,不得已也,但吾國歷史上昧于大勢者難道還少了么?

  不夸張地說,李淵的“太上皇”生活甚至還遠遠不如沒當過一天皇帝的劉太公,同樣是無權無勢,但太公至少還保有了劉邦的親情。即使不考慮徹底剝離父皇政治參與機會的因素,這本也無可厚非。李世民對于李淵也很難說得上有多么孝順,這從貞觀三年的一次搬家可以看出部分端倪。李淵在退位之后,前幾年還是一直住在自己的皇宮——太極宮里,而李世民則一直住在李建成當年的東宮里處理朝政,但在貞觀三年,李淵突然將太極宮讓了出來,自己搬到了李世民當年做親王時的宮殿。

  對此,《新唐書》的記載非常之簡要“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看上去并沒有什么問題。但此次搬家的真相卻在《資治通鑒》之中穿幫了。貞觀六年,御史馬周突然上疏唐太宗,說大安宮比起皇宮來說“尚為卑小”,必須大作休整,才能“以稱中外之望”——基本已是直接用國內外觀瞻來施壓唐太宗重視“太上皇”很有問題的居住狀況。馬周甚至對此時正在外避暑的太宗直接開炮說,“‘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催促太宗早日回宮,“以解眾惑”,天下哪里有兒子乘涼父親捱熱的道理,就算你是皇帝也不成。

  你在佩服唐太宗納諫胸懷的同時,也可以很明白的看出,除了政治生活的徹底淡出不談,李淵竟然連最基本的“居家養老”都過得不太如意,大唐的士大夫階層顯然因此對李世民頗有怨言。

  同樣是在移宮的貞觀三年,一件可能更讓李淵郁悶的事情發生了。李淵在退位之后的一大精神寄托來自于與當年舊臣勛戚的把酒言歡,而這其中他最親近的就屬裴寂了。盡管裴寂在李淵退位之后基本上就成為了政治花瓶,但到了貞觀三年,唐太宗突然找了一個與妖僧交往的莫名理由將他罷黜遣返回老家。據《資治通鑒》記載,太宗在駁回裴寂留在長安的請求時,竟然還順帶批評了“太上皇”。話說的相當不厚道:憑你裴寂這樣的水平,竟然能做到今日的官位,“太上皇”當政之時的種種政治亂象,都是你裴寂的責任(“武德之際,貨賄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我不處理你,讓你回家就算很不錯了。

  太過分了。看到這里,哥們我正待拍案而起,才發現胡三省(《資治通鑒》的注釋者)幾百年前早已義憤填膺過了,“上皇聞帝此言,其心為如何?”稍微有點陰謀論的話,李世民借裴寂批“太上皇”的這幾句話,不也就是說,“太上皇”當年把大唐搞得那一塌糊涂,我也就不和你計較了,讓你搬家移宮,有份養老,就算很不錯了!

  “太上皇”此時“其心為如何”,史書中沒有提供任何線索。或許就算李淵想了,裴三不在了,老皇宮也不住了,他又能找誰訴說?

  貞觀四年,一樁突發的歷史大事件似乎讓李淵從去年的郁結心情中走了出來,“太上皇”和皇上的冰凍關系也隨之迎來了轉機。這一年,大唐在與多年死敵突厥的戰爭中大獲全勝,強大的突厥在唐軍的兵勢之下土崩瓦解,最后竟然連頡利可汗都被被俘送至長安。獲悉此事的李淵顯然回想起了當年晉陽起兵之初被迫稱臣突厥的屈辱往事,心悅誠服的慨嘆:當年劉邦被匈奴圍困于白登山,始終未能雪恥;今日我兒子滅了突厥,為我當年的恥辱報了大仇。《資治通鑒》記錄了李淵非常關鍵的一句話:“吾托付得人,復何憂哉!”,在家國天下的大格局面前,李淵終于放下了,當年被逼退位之恨再也不必提起了,兒子,幫他報了國仇。

  接下來的場面與之前父子離心的敘述大相徑庭,《資治通鑒》里記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余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父子都喝HIGH了,“太上皇”彈起了琵琶,皇帝跳起了舞,父慈子孝,一切心結似乎都已煙消云散。

  皇帝與“太上皇”的關系自此迅速升溫,史書中突然也多出了皇帝頻頻在打獵后“獻獵”“太上皇”的記載。到了貞觀六年十月,父子關系又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資治通鑒》記載說,出巡歸來的唐太宗和長孫皇后到李淵的寢宮送上了很多禮物,其后更是大擺家宴,“夜久乃罷”,最后唐太宗竟然要求親自為李淵的車駕拉車,李淵覺得不合適,就換成了太子代勞。

  伴隨著大唐國運的昌隆,皇家大團圓也逐步達到了高潮,與兒子關系漸入佳境的李淵開始部分回歸了政治生活。按照《舊唐書》的記載,貞觀八年三月,李淵宴請西突厥使者時突然大發感慨,“當今蠻夷率服,古未嘗有”,唐太宗聽見后哭著給父皇敬酒,將功勞都追溯到了李淵身上,極大的滿足了李淵的自尊心。《冊府元龜》對這一場面的記錄更為“肉麻”,說長孫皇后當時親自為公公理鬢梳頭戴帽子,看到李淵的白發后感嘆“至尊年高,發白都盡”,然后唐太宗就又和她一起哭的稀里糊涂,溫馨場面一如民間的幾代同堂,參加宴會的大臣們“莫不內懷感悅”。

  還是在貞觀八年,李淵又回到了他熟悉的閱兵場上,重溫當年金戈鐵馬的歲月,“高祖親自臨視,勞將士而還”。李淵在閱兵后興致大發,在宮中舉行了一場所有三品以上官員都要參加的盛大宴會。席間,“高祖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場面盛大之極,李淵此時又發了一句著名的感慨:“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對于“太上皇”愛面子的路數越來越熟悉的唐太宗馬上就接過了話,說自己從小就接受“太上皇”的教育,才有今天,平定天下的功勞“此豈臣智力,皆由上稟圣算”,這場酒宴,又喝到了半夜。

  從李淵和李世民的和解過程來看,大唐盛世成為了和解的最大成因,以上四次父子盛會竟然有三次與“四夷賓服”有關。從李淵的角度來看,兒子幫他報了稱臣突厥的奇恥大辱,大唐盛世讓他這位開國皇帝也與有榮焉,臣子們與唐太宗將功勞讓與他更是成為了李淵一碰就樂的敏感部位;從李世民那邊來看,大唐盛世極大增強了他的執政自信,碰見父親再也不用為當年玄武門之事而尷尬,更關鍵的是皇位也隨之牢不可破,再也不必担心來自父親的威脅,這也讓他越來越樂于給予父親更為寬松的政治生活空間,而這反過來又推進了父子關系。在盛世面前,很多政治矛盾都會被消解,至少是深深的埋藏了起來。

  可以試想一下,如果唐太宗在位期間邊患四起,內政不安,和“太上皇”的關系又會發生何種微妙變化,朝中政治勢力又會發生何種消長?“太上皇”舊臣會不會圖謀復辟?皇帝會不會先下手為強,以除后患?

  我真的很想以一個極其光明的結尾結束這對父子的故事,但是,最后還有一則史料可能破壞了我善良的計劃。

  貞觀九年五月,李淵以七十高齡駕崩,結束了他“低開高走”的九年“太上皇”生活。一開始,唐太宗表示要以劉邦長陵的高標準為父親營建“獻陵”,但由于工期緊張,在房玄齡的建議下,降低為按照漢光武帝原陵的標準,也就是把九丈的封土改為六丈。這本也引申不出什么,但魏征卻揭開了這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帝王家事。據《資治通鑒》記載,李淵駕崩的次年(貞觀十年),長孫皇后也去世了,葬于規模比獻陵更大的昭陵,悲傷的唐太宗專門在宮中修了座高臺以遠觀。一次唐太宗邀魏征一起登高遠觀昭陵,結果魏征故意說看不到,唐太宗就指著昭陵的方向告訴魏征,這時魏征相當大膽的來了一句,“臣以為陛下望獻陵”,如果說的是昭陵,那還用特意仔細看么,那么那么明顯,比獻陵大多了。

  

  李旦vs李隆基

  

  唐睿宗李旦是個挺特別的“太上皇”,堪稱中國“太上皇”界的“多面手”,橫跨多個領域。李旦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之子,在武則天時代就有一次傀儡皇帝經歷(684年至690年),后來先是被迫“傳位”給母親,母親死后又輪到了哥哥中宗李顯即位(705年)。李旦在這段時間的表現基本上就是一個“讓”字,讓母親,讓哥哥,憑著這個“讓”字也也成功避開了多次政治漩渦,用《資治通鑒》的話來說,就是“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于難。”

  中宗駕崩之后,李旦在兒子李隆基的支持之下率兵誅滅韋后之亂,又于710年六月第二次當上了皇帝。作為一種政治回報,李隆基也如愿隨即成為了大唐的皇太子。更大的政治問題接踵而至,李旦的妹妹太平公主與太子李隆基很快爆發了激烈的權力之爭,李旦甚至在妹妹的挑撥之下一度動了廢太子的念頭。

  公元712年七月,“彗星出西方”,太平公主派術士向李旦獻讒言稱:天象有變,預示除舊布新,皇太子可能要做皇帝。太平公主本意是挑撥哥哥防范或者廢掉太子,誰知弄巧成拙,李旦竟然做出了“傳德避災,吾志已決”的退位決定。李隆基聽說后急忙入宮覲見,大表忠心拒絕即位,李旦對兒子說:天下都是你幫我打下來的,現在天意如此,你就別在懷疑什么了。最有水平的話是這一句:“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后即位邪!”

  太平公主此時也知道大局已定,就勸哥哥如果一定要退位,也應當“自總當政”,反正就是不想讓李隆基當家就是了。按照李旦的初衷,他此次退位應當是“全退”,但在妹妹的勸說之下,他臨時向李隆基宣布:“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按照《舊唐書》的記載,李旦拋出的權力分配方案是:三品以下官員的任命李隆基說的算;三品以上官員的任命得他這個“太上皇”親自抓,另外,每五天他還要在太極殿接受群臣的朝賀。《新唐書》對此的報道雖簡單但卻更直白,皇帝“聽小事”,“太上皇”“聽大事”。

  正如我一開始說的那樣,李旦是位很難做簡單定義的“太上皇”。你說他權欲心重,他一生把皇位一讓母親,二讓哥哥,三讓兒子;你要說他懦弱,他在妹妹和兒子斗得不可開交之際,頗有決斷力地以退位快刀斬亂麻;但你要說他如何深諳“退讓保身”的政治權謀,他又在已決定做“太上皇”之后不清不楚地落入了戀棧的俗套,為日后的宮變埋下了隱患。

  李旦做“太上皇”之后,太平公主仍然很不消停,與李隆基的政治斗爭反而變本加厲,這可能也迎合了“太上皇”搞政治平衡的需要,因此也多是聽之任之,在當時朝廷的七位宰相中,屬于太平公主派系的竟有五人(任命宰相這可是“太上皇”的權限)。713年,也就是李隆基登基之后的第二年,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終于迎來了政治總攤牌,這年七月,李隆基據說已掌握了姑姑即將起兵作亂的情報,隨即在前一天先發制人率軍將對手的勢力一網打盡,最后連太平公主也落得了個自盡的下場。

  對于“太上皇”來說,這無異是一場軍事政變。盡管幾本正史對此事均是遮遮掩掩,但后世的史家基本可以確認的是,當時李旦一定是受到了某種政治甚至軍事壓力,李旦在當時的處境與曾祖李淵在玄武門之變后的處境頗有相似之處,最后都是以主動退讓,接受既成事實而終局。一個很有說服力的間接證據是,宮變第二天,李旦就宣布放棄一切政治實權,“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并于當天就搬離了皇宮太極宮。從這一天開始,李旦真正成為他了他原本想成為的那個裸退的“太上皇”。

  從此,“太上皇”就徹底消失在了大唐的政治生活之中,事實上,《舊唐書》和《新唐書》的《睿宗本紀》也寫到這就幾乎結束了。“太上皇”的全退生活唯一可稱道的是,日子過得似乎算得上“歲月靜好”,皇帝也算孝順,還曾帶“太上皇”到大明宮避了一次暑。開元四年(716年)六月,李旦在又過了三年“太上皇”生活之后駕崩。

  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將李旦評為唐朝四任“太上皇”中最棒的,“唯睿宗上畏天戒,發于誠心,為史冊所表”,這一點也得到了趙翼的認可。但李旦在退位之際那一念之差的戀棧卻成為“太上皇”生涯的一大敗筆,誠如趙翼所說,“然至太平公主被誅之明日,始盡行歸政,則猶有不得已者”。

  不過,作為盛世君主之父,歷史對于李淵和李顯本來就難言公平,“太上皇”們的“前盛世”政績或有篳路藍縷之功,但往往由于兒子們的政治光環過于耀眼,他們注定是被掩蓋被低估的盛世背影。更無奈的是, 被逼交權本應該賦予他們的道德優勢,在盛世的喧囂中顯得那么無力可笑。

  

  李隆基vs李亨

  

  像李隆基這樣的一代雄主,無論作為他的父親,還是繼承人,都很難說是什么幸事。對于唐肅宗李亨而言,太子時代的經歷比噩夢也好不了多少,戰戰兢兢地過著隨時可能大禍臨頭的日子。事實上,李亨之前的太子李瑛就在一場被陷害的宮廷政變中,與兩個弟弟同時被殺。一日殺三子,這就是李隆基,他不會對任何一個皇權挑戰者手下留情,這似乎也是千古一帝們的共同稟賦,漢武帝唐太宗清太祖清圣祖概莫如外,或斬殺,或圈禁。

  像李亨這樣在恐懼與陰郁中成長起來的太子,你很難指望他還跟你講什么父子人倫,這本就是“太上皇”自己造下的孽。

  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漁陽鼙鼓動地來”,安史之亂爆發。次年六月,李隆基在逃出長安途經馬嵬驛時,發生了著名的“馬嵬之變”,玄宗在絕境之下只得賜死楊玉環。李亨在馬嵬之變中的作用非常可疑,盡管在史書中查無實據,但很有理由將他視為幕后操縱者之一。僅隔一個月(756年七月),此前已與父皇分道揚鑣的李亨便在靈武自行宣布登基,尊李隆基為“太上皇”。當天,就派使者赴四川向新任“太上皇”通報。

  無從得知李隆基在獲悉被“太上皇”之后的反應,正史中的記載如同被審稿部門閹了幾道,唯一可見的記錄是李隆基很識時務的乖乖地轉任“太上皇”,在詔書中留下了耐人尋味的一句話:“待克服兩京,朕當怡神姑射,偃息大庭。”可以這樣理解,皇帝如果不能從安祿山手中收復京城,就不能說他很夠格,“太上皇”就不一定要安于養老了。

  不得不說一個很唏噓的小插曲。四十四年前,中書舍人賈曾為睿宗作傳位冊文;四十四年后,為玄宗做傳位冊文的則是同為中書舍人的賈曾之子賈至。玄宗此時不勝感嘆的賈至說:“二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實為難事。”賈至俯伏殿前,泣不成聲。

  不過,李亨的運氣著實不錯,當上皇帝之后的第二年(757年),就將之前看似亡國有期的戰爭局面完全扭轉了過來,這年九月,郭子儀便已收復了長安和洛陽。李亨隨即都派人到四川迎“太上皇”回長安,此時的李亨多半是躊躇滿志,迫不及待的想告訴當年那個令他高山仰止的開元天子,父皇丟掉的京城,兒子幫您拿回來了。

  這年十二月,父子在咸陽劫后重逢。《資治通鑒》對這一重逢描寫的格外煽情:李隆基看見兒子之后就抱著他痛哭,李亨則是抱著父皇的腿,哭得不能自已(“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李隆基此時也兌現了他當年的諾言,拿著一件黃袍,親自要為兒子穿上,李亨當時的反應是便磕頭便拒絕,表示自己要做回太子,還政父皇。搞了一輩子政治,且也和自己父親玩過這一套的唐玄宗當然不會當真,對李亨說:“天數、人心皆歸于汝,朕只要能安享晚年,就算你孝順了。”“太上皇”此時顯然話中有話,李亨自然也就表決心接受了。

  快到長安,父子情更是奔瀉得一發不可收拾:李隆基進膳,李亨先嘗;李隆基坐車,李亨親自駕車。此情此景之下,“太上皇”發出感嘆:我做了五十年皇帝,沒覺得怎么風光;今天做了天子的父親,才覺得風光無限啊。李隆基這話,聽一半就夠了,經歷了安史之亂的李隆基此時應試心灰意冷,對皇權再無奢望,只求風光安逸的度過晚年;但在另一方面,他這些略顯夸張的表態顯然都是說給皇帝聽的,極力顯示自己對“太上皇”之位的喜愛與享受,讓兒子安心,免生猜忌之心。

  李隆基回長安后很知趣的將皇宮讓了出來,自己住回當年做太子時住的興慶宮。平心而論,李隆基此時的“太上皇”生活正如他當初設想的那樣,不問朝政但卻怡然自得。因為興慶宮毗鄰街市,“太上皇”還經常可以與民同樂,每當他在臨街的場慶樓上出現之時,總會有長安父老頂禮膜拜高呼萬歲,李隆基因此還經常吩咐宮人在樓下當街設宴款待父老。不僅如此,“太上皇”還經常邀請當年的舊臣近臣到公眾設宴款待,把酒言歡,重溫開元遺事。

  最讓李隆基晚年大慰的是兩件事。一件是有很多最信賴最親近的人隨侍在左右:最親的太監高力士,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女兒玉真公主、宮女如仙媛、還有那些奉他為祖師爺的梨園弟子;另一件是天倫之樂,盡管與兒子關系微妙,但用趙翼的話來說是“一堂有五天子”,兒子肅宗,孫子代宗,曾孫德宗,重孫順宗均在他左右,五世同堂,無論在民間還是皇家,這都是人間極樂。

  如果故事在此收尾,李隆基的“太上皇”生活將堪稱完美。然而,在過了兩年多的好日子之后,一個叫李輔國的大太監的出現讓這一切戛然而止。

  李輔國是肅宗最器重的大太監,權傾朝野,但偏偏老資格的高力士和陳玄禮完全不鳥他。懷恨在心的李輔國于是就跑到肅宗哪里告黑狀說:“太上皇”住在興慶宮,整日與外面大臣交往甚歡,尤其是高力士和陳玄禮這兩人,他們很可能在密謀推翻陛下。現在我們當年那些和陛下在靈武起兵的將士們,都覺得很不安。

  據《資治通鑒》的說法,肅宗聽后大哭,表示絕不相信“太上皇”有異心。李輔國此時使出了歷史上的又一經典橋段,對肅宗說:“太上皇”固然不會,但他身邊那些小人就很難說了,“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消亂于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在我看來,這就和港片里的那句名言一樣好笑:“我雖然不想殺你,但我不能保證我的槍不走火。”

  接下去,李輔國看肅宗沒有明確反對,就直接兵諫了,760年七月,李輔國矯詔以肅宗的名義邀請“太上皇”到西內游玩,然后帶領著五百刀斧手在路上包圍玄宗一行,說皇帝認為興慶宮太潮濕,派他來幫“太上皇”搬家,“太上皇”驚嚇之下當時差點從馬上摔下來。

  盡管暗戰不斷,但如這樣赤裸裸的兵諫,在“太上皇”史上可謂是空前絕后。《資治通鑒》在這一段還是給李隆基留了不少面子,說什么五百刀斧手之后被皇威震懾住,收起兵器沒敢胡來,李輔國也氣焰大減。但我只想強調一下結果,李隆基最終還是搬了家,臨走前甩下一句漂亮話:這是我的龍興之地,我早就想搬了,只不過皇帝一直不愿意,現在正好遂了我的愿。

  《資治通鑒》給李亨留的面子更大,一是說李亨對這次兵諫不知情,李輔國是“矯詔”——永恒的理由,壞事都是別人干的;二是說肅宗后來迫于所謂靈武起兵的眾將壓力,勉強同意了“太上皇”的搬家。你信么?反正我是不信。對此,李隆基對高力士說的話最有說服力:“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看清楚了吧,是“惑”,不是“矯”。

  對李隆基打擊最大的是,在被迫遷居之后,他晚年最親近的那幾個人——高力士,陳玄禮和玉真公主等也都被掃蕩一空,高力士還慘遭流放,這一次,可就連“矯詔”的理由都沒有了。之后,李亨又重新選了一百多個宮人放在“太上皇”身邊,“太上皇”已成孤家寡人。

  在“太上皇”最后的兩年的生活中,可能是李亨心中有愧,“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后,李隆基此時已是萬念俱灰,先是斷了葷腥,只進素食,后來干脆宣布“辟谷”,身體每況愈下。

  據《明皇雜錄》的說法,李隆基的最后歲月中常輕吟據說是李白的《傀儡》一詩“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發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

  還是用一個深入人心的說法作一結尾吧,這配得上玄宗的一生。根據《長恨歌》的敘述,帶著對楊玉環深深的懷念,762年四月,“太上皇”在孤寂中死去,享年七十八。

  又十三天,唐肅宗李亨駕崩。

  

  3.太上皇要逆襲

  

  在經歷了唐朝那不堪回首的“裸退時代”之后(詳情請見《太上皇不高興》),太上皇的命運自宋朝開始發生了深刻而戲劇性的轉折。

  宋明清三朝共出了6位太上皇,與唐朝流行的“逼宮”相比,這些太上皇的退位以自愿居多,完全缺乏如“玄武門之變”和“馬嵬之變”這樣的宮斗大場面;除國破家亡的宋徽宗和精神崩潰的宋光宗之外,這一時代的太上皇退休生活也來得愜意得多,不僅不用看皇帝臉色更別說要過軟禁生活,而且權力多凌駕于皇帝之上,在政治生活上往往是典型的“退而不休”。

  按說明英宗的太上皇生活并不如意,也曾形同軟禁,但他卻在任上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偉大“逆襲”,重新上崗,為這一時代的太上皇光輝歲月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連出四個太上皇

  

  中國歷史上太上皇最為密集的年代就發生于宋朝。從宋高宗趙構開始,到宋孝宗趙眘,再到宋光宗趙惇,連續三任皇帝都坐了太上皇,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三朝內禪”。如果考慮到宋徽宗趙佶是宋高宗的父親,說宋朝連續出了四個太上皇也算靠譜。

  雖說頂著個藝術家的稱號,但宋徽宗的退位絕不是什么淡薄權位,而是典型的臨陣脫逃。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在滅遼后大舉南下,宋徽宗眼見不妙,便決定南逃東南避禍,他的本意是讓太子趙桓監國替他留守開封,但朝中士大夫們卻不干了,你皇帝逃可以,留太子做替死鬼也可以,但必須傳位太子才能走。一心南逃的宋徽宗見狀也很痛快,便于當月月底發過罪己詔之后,傳位欽宗趙桓。當時才四十三歲的宋徽宗還承諾“裸退”,絕不做一個干涉朝政的太上皇。

  但誰知道,當太上皇安全跑到東南之后,保命已不是第一要務,便又產生對權位的貪戀之心。在徽宗身邊,聚集了當年身邊的眾多重臣,他便也在東南開始又發起了“圣旨”,不許東南各地駐軍開赴開封勤王,連物資也搞起了“禁運”。很難說,徽宗當時是不是產生了“劃江而治”,在東南另立小朝廷的想法。

  一開始,宋欽宗還實在沒有精力去對付太上皇,忙于應付金兵圍城的燃眉之急。但在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金軍撤離開封以后,宋欽宗便迫不及待的對太上皇出手了。此時的復雜情況,用當時著名的太學生陳東的話來說就是“江浙之變,蕭墻之禍,不可不慮。”顯然,對于宋欽宗而言,攘外是必先安內的。

  宋欽宗的對策是,盡快將太上皇從東南遷回開封,免得有另立中央的風險。在兒子的壓力之下,特別是此前飽受“花石綱”之苦的東南對于這位太上皇也民怨極大,宋徽宗在四月還是被迫回到了開封。

  讓太上皇沒想到的是,他這次一回,立即就進入了被軟禁狀態。欽宗聽從了大臣耿南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的建議,將徽宗身邊的宦官被清洗一空,都換上了欽宗的人,若干年后,甚至連宋高宗都憤憤斷言:耿南仲“離間兩宮,其罪甚大”。對此,《宋史·欽宗本紀》倒是玩起了春秋筆法,隱晦的說了一句“令提舉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聞”。

  被軟禁之初,太上皇和皇帝尚有書信往來,寫信時往往語帶諷刺的“自稱老拙,謂上為陛下”。但在這年十月的太上皇44歲生日宴會上,雙方的矛盾徹底爆發。據《三朝北盟會編》記載,太上皇“滿飲,乃復斟一杯以勸上。而大臣有躡上之足者。”說白了就是,大臣担心太上皇給皇帝喝的是毒酒,勸告皇帝別喝,于是,欽宗“堅辭,不敢飲而退”,徽宗“號哭入宮”。

  正當宋欽宗將“攘外必先安內”進行的如火如荼之時,金兵在此時兵臨城下,這對父子的“靖康內訌”以雙雙成為亡國被俘之君而告終。據記載,父子相見于金營,先是“號泣久之”,徽宗之后便斥責欽宗:“汝聽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禍。”最沒品的是,徽宗竟然上書金軍統帥“撇清”自己的責任,聲稱自己早就不干預朝政,之后金國與宋朝的不愉快和自己沒有關系。

  令人唏噓的是,在悲慘的戰俘生涯中,在失去了皇權的誘惑之后,這對父子終于重歸于好,像普通父子那樣相依為命。一次不堪凌辱的徽宗準備懸梁自盡,為欽宗所救,父子抱頭痛哭;數年后當徽宗死后,金人將徽宗尸首架到石坑上焚燒,燒到半焦爛時,用水滅火,將尸體扔到坑中,據說,如此可使坑里的水做燈油。欽宗悲傷至極,也要跳入坑中陪葬,但被人拉住,而理由僅僅是——活人跳入坑中后水就不能做燈油用了。

  我猜,當太上皇去世的那一剎那,他心中最恨的兒子早已不是當年和他斗得你死我活的欽宗,而是那個始終不肯“迎二帝”帶他回家的兒子趙構。

  趙構,后來也做了太上皇。趙構這個太上皇最為特殊的是,他傳位的人竟然不是自己的親生兒子。原因也挺齷齪,某次趙構在揚州行床笫之歡的的時候,突然聽到了金兵奔襲的消息,從此驚嚇得喪失了作為一個男人的資格。

  雖說不是傳位兒子,但趙構退位卻堪稱毫不戀棧,讓后世的史家捧上了天,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就將這次退位視為千古所未有的和諧。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高宗禪位于孝宗,難得的是,高宗在禪位儀式不僅沒放話說以后仍要“抓大事”,還自我批評稱“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完全一副卸了担子如釋重負的模樣。

  趙構退位后,和寒窗十年的中學生上了大學后的放羊沒什么區別,完全是享樂主義當頭。他玩得一點都不比父親徽宗的“花石綱”小,一出手就是大手筆,

  將西湖水引入退居的德壽宮內,主打人造西湖;每月光零花錢四萬貫,過生日時還讓孝宗奉上重金作為厚禮;最不像話的是,太上皇還做起了“尋租”和偷稅的生意,他從孝宗那里要來了“免稅權”,然后高價向外賣出,最后鬧到連拉糞船也都插上德壽宮的旗幟,榮登當時最流行的政治笑話之一。

  從這個角度來說,宋孝宗和太上皇的關系簡直是一種“歲幣”關系,就像宋朝和遼國金國的關系差不多,你給我錢花,我還你一個平安。

  雖說宋高宗在退休后忙于享受不太干預朝政,《宋史》也特別稱贊孝宗“能盡宮廷之孝”,但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卻指出這一切只不過是表象,實際緊張與沖突在日常屢見不鮮,甚至將兩人的關系定義為乾隆與嘉慶的關系。先不說余先生是否對宋高宗要求過于苛刻,畢竟高宗與孝宗的關系大體上還是維持的不錯的,但余先生有一點肯定沒說錯,和戰大計仍決于太上皇。《四朝聞見錄》中就說,孝宗經常向高宗力陳他出兵北伐的建議,一次太上皇終于忍無可忍,明確告訴皇帝:等我百年之后,你再討論這事吧(“大哥,俟老者百歲后,爾卻議之”)。自此,孝宗再也不敢提起北伐這個話題。

  在我看來,高宗與孝宗關于北伐的分歧與其說是“權力之爭”,更不如說是“政見之爭”,畢竟,高宗退休后明確要保留的權力也只有“和戰”的決策權。對于高宗而言,與金的議和政策或許是長時間的習慣,更可能是他一生功過的關鍵所在,他不容許繼任者有所質疑甚至改道行之。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在做了創中國歷史之最的二十六年太上皇之后,宋高宗駕崩,享年八十一歲。對于宋孝宗來說,這之后本是他獨立執掌整個帝國的難得機遇,但沒想到,僅過了一年多(淳熙十六年二月),孝宗便又禪位給兒子宋光宗趙惇,自己也做上了太上皇。

  宋高宗駕崩后,尚是太子的宋光宗便已蠢蠢欲動,還曾公然發出過“臣發已白”的抱怨,希望父親效法高宗,早日將皇位傳自己。心愿得償之后,宋光宗卻失望的發現,太上皇完全沒有徹底交權頤養天年的想法。孝宗退位之初,先是為兒子指定了他自己的近臣周必大任左相,又是要求兒子“一月四朝”,以求借此來間接控制朝中大政。

  如果說宋光宗自己出面和太上皇暗暗爭奪皇權也就罷了,光宗的皇后李鳳娘也極力攛掇皇帝和自己的公公作對,一次在立太子的問題上,這位李皇后竟然就干脆自己和太上皇當面吵了起來,惹得孝宗勃然大怒。

  在這場宮斗即將進入高潮之際,剛即位兩年多的宋光宗突然患上了精神病。據余英時先生考證,“我現在可以很負責任地指出,光宗的精神失常主要是孝宗的壓力逼出來的”,而在這其中,李皇后與太上皇的交惡直接讓光宗陷入了“雙面膠”的窘境,對于光宗的病也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得病之后,宋光宗又做了兩年多皇帝,期間基本上就斷絕了太上皇的來往,任憑大臣用孝道相逼,他就是不去,甚至在太上皇于紹熙五年(1194年)年初患重病后依然如是。這年六月,當傳來太上皇駕崩的消息之后,宋光宗竟然拒絕服喪,酒照喝,舞照跳。這下可惹了眾怒,要知道,這已是理學的時代,不孝特別是皇家的不孝簡直是大逆不道的,當時甚至已有了兵變的征兆,朝野都以為“覆亡禍變,倏忽目前”。

  在太上皇出殯的前一天,眼見宋光宗已不可能親自出現主持這一意義重大的儀式,朝中大臣們只得上奏太皇太后吳氏(高宗之妻),緊急推出了光宗的皇子嘉王趙擴,宣布由他繼承皇位,從而主持宋孝宗的大喪。宋寧宗趙擴,也由此成為了歷史上唯一一個因為沒有人主持皇家葬禮,而即位的皇帝。

  據說當這位資質平庸的嘉王聽說了即位的消息之后,嚇得繞著殿柱逃避不止,連說“做不得,做不得”,后來在太皇太后的“逼迫”之下”,才勉強同意。太皇太后后之后也主持了一場太上皇(宋光宗)缺席、新皇帝勉強的內禪儀式。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宋光宗就這樣成為了太上皇,在他不犯精神病的清醒時刻,他始終拒絕接受退位的現實,時而失聲痛哭。在痛悔與瘋癲的間或之中,太上皇竟然還衣食無憂的活了六年之久。

  正是由宋寧宗開始,南邁開了走向衰敗的第一步。

  

  國家囚徒的逆襲

  

  如果說宋徽宗是因為担心被俘而南逃成為了太上皇的話,明英宗則是因為被俘而被動(非被迫)成為了太上皇。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三十萬明軍在土木堡之變中土崩瓦解,明英宗朱祁鎮也成為了瓦剌的俘虜。被俘之初,瓦剌感覺奇貨可居,帶著明英宗在邊境招搖撞騙,試圖以皇帝的名義誘騙邊城投降。

  明朝那邊自然也不甘受制于人,當年九月,孫太后與于謙等朝廷重臣立郕王朱祁鈺(英宗的弟弟)為帝,年號景泰,尊英宗為太上皇。朱祁鈺上臺后的表現也相當不錯,即位次月便在于謙的輔助下打贏了北京保衛戰,大明王朝也由此轉危為安。

  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朱祁鈺對于迎太上皇南歸非常不積極,英宗這個人質很久便完全失去了政治意義,再加上,在戰俘營中成為太上皇的朱祁鎮據說很有些交際能力,竟然和包括也先在內的瓦剌權貴有了相當好的私交,被俘后的次年(1450年),明英宗竟然被也先放回了北京,據說分別時,兩人還做淚灑惜別狀。

  一回北京,在瓦剌明為戰俘實為貴客的英宗便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囚徒,連個盛大的歡迎儀式都沒有便被軟禁于東華門外的南宮。封鎖一切政治生活倒也罷了,明英宗連基本的日常生活都未得不到保證,由于門窗緊閉,門鎖灌鉛,吃飯都只能開一個小窗傳遞,據說由于餐飲標準不高,英宗的錢皇后還不得不做些針線活來貼補家用。景泰帝后來竟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為了避免有人與英宗聯系,派人將南宮的樹木全部伐光。據《明史》記載,在太上皇的生日以及過年之時,百官們都曾聯名要求朝拜太上皇,“皆不許”。

  朱祁鈺登基之時,曾承諾將來傳位于英宗之子而不是自己的兒子。但即位四年之后(景泰四年,1453年),朱祁鈺便打破了金口玉言,廢了英宗長子朱見深的太子位,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但誰料沒幾年這個兒子還死了。

  做了七年國家囚徒之后,明英宗突然迎來了命運的轉機。雖說朱祁鈺為了防范太上皇可謂是機關算盡,但誰料景泰八年正月(1457年),朱祁鈺突發重病,大將石亨、大臣徐有貞聯合太監曹吉祥隨即發動政變,半夜將英宗從南宮帶出入皇宮正殿,次日上朝時英宗突然出現宣布復位,群臣在驚駭之中也只得奉旨,史稱“奪門之變”。

  英宗復辟之后,迅速將病中的景泰帝廢為回當年的封號郕王,趕到“西內”囚禁了起來。病怒交加的朱祁鈺在不久后就一命嗚呼,時年僅三十歲。英宗的回應是,將弟弟之前給自己造的“壽陵”直接毀掉,按親王禮葬在北京西山。一直到成化十一年,當年被朱祁鈺廢掉的那個太子朱見深即位之后不念舊惡,為叔叔“平反”,才重新恢復了朱祁鈺的皇帝之號。

  朱見深當時的理由是,父皇明英宗生前受奸臣挑撥,之后悔恨不已,沒來得及為叔叔平反就駕崩了,現在他只是為了酬父皇未完成之愿而已。

  

  嘉慶:畢竟不是光緒

  

  對于乾隆這位歷史上最負盛名的太上皇,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給出了一個相當簡明的闡釋:太上皇與皇帝嘉慶的關系,就好比慈禧與光緒的關系。

  余先生的比喻可能過于夸張,但以皇權而言,乾隆無疑是歷代太上皇中權力最大的,從執政到訓政,退位和不退位沒有什么差別,嘉慶行使的不過是禮儀上的權力。不過和光緒相比,嘉慶是要幸運得多,一是他從未有過通過宮廷政變而親政的想法,不然結果一定是被廢;二是他活得畢竟比乾隆要久,太上皇駕崩后他終究當了22年的實權帝王,不像光緒和慈禧前腳后腳死,一天乾綱都未獨斷過。

  乾隆是個愛面子的帝王,他在即位之初曾發下誓言,最多在位60年,絕不超過皇爺爺康熙的61年。在1796年的正月初一,將六十年之期用得非常充分的乾隆宣布傳位十五子嘉慶,在當天的傳位儀式上,據說乾隆當時就是不肯將皇帝玉璽交出來,實在是因為不合禮制,最后才悻悻地交了出來。

  玉璽可以交,權力是不會交的。乾隆讓位時就宣布,自己身體康健,經歷充沛,仍要送新皇帝一程。一開始乾隆還聲稱要發揚風格,將養心殿讓與兒子,因此還專門修了做寧壽宮給自己,誰知后來也就不了了之,他一直到死都沒從養心殿搬出來。最扯的是,紫禁城內繼續使用“乾隆”的年號,“嘉慶”的年號只對外不對內。

  關于乾隆的太上皇生活,我們實在是太過熟悉無甚可說了,平日里流傳最廣的就是和珅利用太上皇口齒不清實際上把持了朝政,讓嘉慶懷恨于心,等乾隆駕崩后,就有了“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孟森在《清史講義》中記錄了一則有趣的段子,說和珅為了討好嘉慶,也經常將太上皇的旨意拿去匯報給嘉慶,誰知嘉慶根本不接招,自稱“惟皇爺處分,朕何敢與焉”,于是和珅愈加跋扈。

  雖說乾隆這種退而不休的狀態貌似盡人皆知,但正如孟森所說,其實正史中“然無正大之記載”。這方面最權威的史料來自當時朝鮮使臣的見聞,據孟森引的《李朝實錄》,乾隆在接見朝鮮使臣時曾明白的不能再明白的表示:“朕雖然歸政,大事還歸我辦”。還說什么嘉慶在陪太上皇時,太上皇笑他就跟著笑,太上皇高興他就跟著高興,簡直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在當了三年太上皇之后駕崩。父皇駕崩次日,嘉慶便對和珅下手,到了正月初八,更是直接將和珅送入天牢。壓抑了那么多年,嘉慶終于迎來了自己的時代,盡管這又是一個由盛轉衰的時代。

老看老想 2013-07-10 00:18:01

  當今,退下"中共中央常委",遠比"太上皇"還滋潤呢!
  所以,中國人當黨官而最高層黨官的癮,猶如打吸海洛英4號。

2013-07-10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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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從國務總理到修道士
陸徵祥(1871-1949年),字子欣,一作子興,上海人。中國近代著名的天主教人士,也是著名的外交官。他出生于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曾經在倫敦傳教會工作....
傳奇人物傳記 風華絕代 物華天寶
此間選取古往今來傳奇人物的傳記與軼事,事不分大小,趣味為先,立意新穎,足以激越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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