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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親歷者寫出的國民黨政權興亡史 ──熊式輝《海桑集》序
余英時﹕親歷者寫出的國民黨政權興亡史 ──熊式輝《海桑集》序
余英時     阅读简体中文版

   熊天翼先生(熊式輝字天翼﹐以下簡稱“作者”)《海桑集》是一部歷史價值最高的回憶錄﹐比一般老人晚年自傳或口述歷史更為翔實可信。我說這句話并不是虛詞溢美﹐而是根據兩重理由。
  
  
  一部國民黨政權的興亡史
  
  
    第一﹐這部回憶錄的原始材料是作者從 1907至1949年的日記中摘錄出來的﹔日記為當時之筆﹐因此所記的“言”與“事”最接近客觀的真實。不但如此﹐日記是一天一天地積累起來的﹐不可能事先有任何計劃或構想﹐因此和自傳的性質完全不同。老年人寫自傳﹐往往在有意無意之間想把自己的一生呈現為某種特定的公共形象﹔然后再在這一設計下﹐選擇一生中某些言行作為回憶的重點﹐去取之間﹐主觀的要求﹐有時竟超過了客觀事實的限度。本書作者雖然也有去取選擇﹐但他的基礎是幾十年的客觀記載﹐下筆時不可能過于任意﹐至少主觀的成分已減至最低的程度。本書基本上由日記原文所構成﹐再加上作者隨時隨地引當時的函電為證﹐這更為回憶的可信性增添了一重保證。我必須指出﹐作者所保存的函電﹐特別是他與蔣介石之間的往來文件﹐正屬于史學上所謂源文件﹐其價值之高是無與倫比的﹐必將受到將來史學家的重視。
  
    第二﹐作者在《敘言》中說﹐這部回憶錄取材于日記的部分“偏重在國民革命有關之事﹐即自辛亥革命﹑護國﹑護法﹑北伐﹑剿匪﹑抗戰諸役﹐以及大陸淪陷。凡屬于當時國家軍﹑政乃至黨務之見聞﹐皆屬身所經歷者。”作者不但在日記中對上述每一重大事件都保存了忠實的記錄﹐而且有時還留下了有趣的細節﹐讀來十分生動。
    例如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前﹐他在南京讀陸軍中學﹐還加入了同盟會﹔革命爆發后﹐他和同學們前往漢口﹐在船上還結識了與孫中山齊名的黃興。臨別時黃興稱許他為“志士”﹐他事后也寫了兩首七言絕句﹐紀念在船上高談闊論的情況。日記中這一條描寫﹐將百年后的讀者帶回了當時的場景﹐使人仿佛感受到國人對中華民國創建的那種歡欣鼓舞的情緒。作者這時大概只有十八歲﹐但政治思想已開始定型﹔他學的是軍事﹐卻已具有很好的中國傳統文史的修養。即以少作的兩首詩而言﹐他已掌握了舊詩的基本格律。回憶錄中還保存了不少其它詩作﹐其中也不乏警句。這位亦文亦武的少年“志士”為辛亥革命攝下一個快鏡頭﹐作為《海桑集》的開端﹐是很可寶貴的。
  
     如果從辛亥革命算起﹐《海桑集》的記事包括了中華民國在大陸上創建以至滅亡的全部歷程。但以記事的深度與廣度而言﹐作者的回憶其實是從他一九二五年到廣州參加國民革命運動開始的。所以嚴格地說﹐《海桑集》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國民黨政權的興亡史。這部興亡史當然是通過作者個人的觀點寫出來的。但由于作者在國民黨政權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見后)﹐他的觀察完全從內部的最高層次得來(即所謂the insider's view)﹐決不是一般從外面作冷眼旁觀所能企及的。更由于他的觀察建立在親身體驗和日積月累的史料之上﹐國民黨在這二十多年中的成敗關鍵早已在他的胸中凝聚成一幅確定的整體圖像。我們必須記得﹐作者根據日記整理出這部回憶錄時(一九六九年)﹐他已退出政壇整整二十年了﹐而大陸上則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所謂“文化大革命”之中。所以這是作者在痛定思痛之余的一部反思之作﹔“超以象外”﹐故能“得其環中”。
    善疑的讀者也許會追問﹕我們如何能確定日記中敘事的真實性呢﹖我可以很負責地說﹕就我所讀過的相關記載而言﹐《海桑集》中的重大事件大致都可以得到印證﹐最使我驚異的是作者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晚間在華盛頓與胡適大使的四小時長談。日記中詳記胡適揭發宋子文在美國種種爭功弄權的表現﹐其中每一個細節都是我曾在《胡適日記》中讀過的﹐分毫不差。由于這一段記述得到百分之百的證實﹐我對本書敘事的忠實是十分信任的。
  
  
    我是最喜歡讀傳記﹐特別是自傳的人﹐每讀重要人物的自傳﹐我首先便注意作者所運用的史料。以我所讀過的西方自傳來說﹐我發現日記和親友函札幾乎毫無例外地構成了它們的基本材料。讓我舉一個最近的實例。剛剛去世一年的施勒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1917-2007)是美國史學界﹑文化界和政界的一位重要領袖。一九六一年他暫時棄學從政﹐成為甘乃迪的“總統特別助理”﹐參與了美國政府的最高決策﹐甘乃迪死后﹐他雖然仍回到教研崗位﹐但一直在民主黨的政治世界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二○○○年他出版了回憶錄上冊(A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Innocent Beginnings﹐1917-1950)﹔他在《前言》中說﹐此書主要取材于日記﹑備忘錄之類。但由于健康關系﹐下冊始終未能動筆﹔二○○六年秋天﹐他的兩個兒子在他的指導下﹐將六千頁的日記編寫成八百多頁(Arthur M. Schlesinger﹐Jr.﹐Journals﹐1952-2000)﹐算是回憶錄的下冊。《日記》殺青尚未及出版﹐他已去世了。這部《日記》事實上也是一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美國政治史﹐生動與可信并不遜于上冊。我覺得熊天翼先生的《海桑集》在很多方面都和施氏的《日記》可以相比。
  
  
  蔣介石依賴的智囊之一
  
    現在讓我對本書作者作一點最簡單的介紹﹐使一般讀者可以進一步認識這部回憶錄的歷史價值。
  
    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的讀者今天大概對“熊式輝”這個名字都很陌生﹐很可能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是因為作者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便過的是退隱生活﹐姓名已不再出現在公共媒體上了。但是從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在廣州發動“北伐”到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撤退到臺灣為止﹐這二十五年間作者則一直居于權力核心的位置。早在北伐之始﹐他已取得蔣介石的信任﹐在江西﹑福建﹑浙江等處立下戰功。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從南京出發﹐攻克濟南﹐他也在蔣的參謀總部之中。他曾在日本陸軍大學進修三年(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不但認識日本甚深﹐而且富有現代知識。所以當日本軍隊在濟南阻撓北伐﹐造成慘案的嚴重關頭﹐他臨危受命﹐以代表身分兩度入日營談判﹐展現了折沖樽俎的才能。不但如此﹐在北伐前后﹐他又不斷運用靈活的政治手腕﹐為蔣調處了不少黨內外的糾紛和沖突。因此他的重要性逐步從軍事推廣到黨務和政界﹐終于成為蔣所依賴的少數智囊之一。
  
   在國民黨的歷史上﹐熊式輝往往被視為所謂“政學系”的一個重要成員﹐連美國國務院一九四九年所公布的《白皮書》也是這樣認定的。但作者在回憶錄中卻一再否認“政學系”的存在﹐他所列舉的理由是相當堅強的。無論真相如何﹐他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曾是蔣所最信任的高層人物之一﹐則是無可否認的。他時時有機會與蔣單獨談話﹐并且在重大決策的關頭提出個人的意見。蔣對他自然不能說是言聽計從﹐但尊重他的看法則是可以肯定的。特別是在抗戰時期的重慶﹐蔣曾在不同階段交給他種種不同的任務﹐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領域﹕
  
    第一關于政府和黨內的政治設計和重大人事任命﹐蔣必特別征詢他的意見。第二﹐與其它黨派溝通﹐如共產黨﹑民主同盟﹑民社黨﹑青年黨等﹐他是最高負責人﹐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他和周恩來在張治中寓所進行了三小時的談話﹐記錄保存在《海桑集》第四編第三章﹐是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周善于解除敵人的防范心理﹐在談話中表現得十分清楚。)第三﹐在國際交涉方面﹐一九四二年三月他率領軍事代表團訪美﹔一九四五年八月以軍事代表的身分赴蘇﹐參與中蘇友好條約的簽訂。這是軍事外交方面兩個非常重要的任務。綜合以上三點﹐可知蔣對他的倚重是全方位的﹔他居于當時的權力中心﹐毫無可疑﹐他的回憶錄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歷史價值﹐即在于此。
  
  
  中共領導的是“農民革命”嗎?
  
    上面已說過﹐《海桑集》是一部國民黨政權的興亡史。反過來看﹐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上興起與滅亡也就是共產黨從二﹑三十年代的挫敗到一九四九年席卷整個中國大陸的全部過程。本書作者于恰好在共產黨由敗到勝的兩個關鍵時刻都是歷史的積極參與者。因此本書第二編第二章《剿共與國內之牽制》和第五編《抗日勝利與東北禍患之勃發》是最值得細讀的兩個部分。
  
    一九三○年以后﹐中共的主力集中在江西瑞金一帶﹐并正式在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所以在北伐告一段落之后﹐蔣決定了江西“剿匪”的政策﹐從一九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攻下瑞金為止﹐一共進行了五次圍剿。本書作者則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自告奮勇﹐出任江西省主席﹐為鄉梓效勞。
  
  
   他回江西時正值第三次圍剿期間﹐但由于“九一八”日本侵占東北﹐蔣被迫辭職以謀黨內團結﹐圍剿的事自然只有暫時擱下。第四次圍剿始于一九三三年六月﹐與同年十月所訂的“第五次圍剿計劃”事實上是連續的﹐不妨合稱之為后期圍剿。本書作者在后期圍剿(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以省主席兼南昌行營辦公室主任的身分承担了與共產黨正面作戰的任務﹐吸收了前三次的失敗經驗﹐這次圍剿采取了軍事與政治雙管齊下的新戰略。當時軍事的要點在碉堡封鎖﹐政治的要點則在發動民眾。這一新戰略終于奏效﹐使紅軍無法再在江西存身﹐只有突圍向西北流竄﹐即中共一貫宣傳的所謂“長征”。本書在這一章的敘事雖然稍嫌簡略﹐但大體的輪廓是相當真實的﹐毫無自我夸張之處。我為甚么能說這樣肯定的話呢﹖這是因為有其它客觀史料可與作者的日記互相印證。青年黨領袖之一李璜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從四川到江西南昌行營訪問﹐由作者安排他考察了收復地區的實際情況。他證實了組織民眾和碉堡封鎖兩大措施確是逼使毛澤東﹑朱德的紅軍逃出江西的主要因素﹐他因此還寫了一本《江西紀游》的小冊子提供四川當局參考。
    作者在本章第四節﹐論及“匪區的真實情況”﹐指出共產黨雖然以“分田分地”為號召﹐卻并沒有得到農民的真心支持。這一情況甚至出于作者最初的預想之外。這也是很可靠的實錄﹐足以打破中共宣傳的神話。關于這一點﹐更有數不清的史料可以支持作者的觀察。李璜記徐向前紅四軍在四川東北部的情況與江西完全一致。讓我再舉兩個來自當時江西“蘇維埃”內部的報告來印證本書的敘事。
  
    第一是伊羅生(Harold R. Isaacs)的經典著作﹕《中國革命的悲劇》。伊羅生是二十年代到中國來推動共產革命的一個人﹐與第三國際有密切的關系。“革命”失敗以后﹐他在上海住了很長的一段時期。通過共產黨內的劉仁靜﹐他收集了許多內部文件﹐特別是江西紅區的報告﹐他的書便完全建立在這些文件之上。他指出﹐井崗山的紅軍與農民之間根本格格不入﹐加入了紅軍的農民不斷逃亡﹐而農村中人包括農民在內﹐不但不支持紅軍而且還把他們當作“土匪”來攻擊。
  
    第二是追隨毛澤東在井崗山“革命”的龔楚(后來是紅七軍軍長)﹐最后因為實在受不了中共在農村的殘殺而脫離了黨。他告訴我們﹕他當時是組織并策動過“ 蘇維埃”運動之一人﹐中共所吸收的都是農村中的流氓地痞﹐老實的農民根本不肯加入﹐而“采取躲避觀望的態度”。所以地方蘇維埃的重要干部和農會﹑工會的主席都是由這些流氓地痞構成的。這是參與其事者的直接供證﹐其可信性是很高的。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內部報告說﹕江西中共黨組織中的農民包含了許多幫會分子﹐便是一個最有力的旁證。
 

2013-07-11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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