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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一把雙刃劍
革命是一把雙刃劍
王奇生、張弘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49年以後的數十年間,國內史學界有關中國近代歷史的書寫,基本上等同於中國革命史的書寫。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革命確實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調。在業已告別革命的今天,作為歷史研究者,不能僅僅簡單地放棄、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們曾經長期沈迷的觀念,而有必要追問,那些早已熔鑄成為我們思想價值觀念的革命話語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又是如何演變的?北大歷史系教授王奇生的著作《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的思考即由此展開。近日,本刊對王奇生教授進行了訪談。
  
    讓革命史研究真正回歸學術本位
  
    問:對於革命,你在這本書中有哪些新的思考?
  
    王奇生:革命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革命史的研究也就不能疏離於整個近代中國歷史的研究。革命不是孤立發生的,革命史也不應該孤立地研究和書寫。20世紀中國革命應該放回到20世紀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去考察,放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大視野下去探討,使革命史研究真正回歸學術本位。
  
    過去研究政治史,大多將目光投註於帝王將相和高層權力鬥爭。而《革命與反革命》更多聚焦於五四之後的“主義”“革命”與“政黨”,尤其關註政治與社會、文化的糾結互動,如思潮演變的政治走向,文化運動的“社會化”過程,“革命”在話語層面與實踐層面的關聯,革命政黨與城鄉底層民眾的動員,執政黨與知識界的離合,最高權力與基層政治的轉型等,內容涉及文武關系、黨政關系、官民關系的演變,視野兼顧文化之新舊、地域之南北、政治之左右,力圖“再現”一幅不同黨派、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眾聲喧嘩”的“民國”影像。
  
    王奇生著作:《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1872~1949)》《留學與救國:抗戰時期海外學火群像》《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
  
    在這本書中,我分別考察了中共早期在上海和廣東的情形,比如在上海這樣的都市環境裏,中共如何生存立足,如何擴張組織,如何動員工人,采取了何種策略,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什麼問題?而在廣東,中共的組織體制和意識形態又是如何與鄉土社會發生互動的?將革命放在具體的社會情境和場景中考察,關註革命的底層實踐和革命者的日常生活,力圖“再現”革命的紛繁復雜的圖景,豐富我們對革命的認知,重新思考一些習以為常的問題。
  
    問:一段時間內,各黨競相宣稱唯己獨“革”,唯己真“革”,唯己最“革”。這是一種話語權和合法性的爭奪,還是爭奪政治利益的實際訴求?
  
    王奇生:當“革命”成了一種神聖的符碼以後,爭奪並試圖壟斷對“革命”話語的詮釋權,自然是政黨之間爭奪政治資源的反映。五四以後,青年學生成為各大黨派竟相籠絡和爭奪的對象。“誰擁有青年即擁有將來”是當時各黨派的共識。誰“最革命”,對激進青年也可能最具吸引力。
  
    問:從《革命與反革命》中所披露的情況來看,陳獨秀在創辦《新青年》時期就已經暴露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趨勢,比如他元端攻擊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等。此外,《新青年》還刊發了大量極端、激烈的言論,以擴大影響,引發關註。這種工具理性壓倒價值理性的做法後來竟然得到認同,並持續不衰,是否也是導致“革命”目的和手段錯位的原因之一?
  
    王奇生:在革命黨看來,“革命”就是要打破現狀,打破常規。革命高於一切。為了實現革命的偉大目標,必須運用各種革命“策略”和“手段”。由於中國革命持續的時間很長,革命的“策略”和“手段”的運用難免形成一種巨大慣性,甚至潛移默化為革命的目的本身。
  
    問:你如何看待“革命”?
  
    王奇生:革命其實是一把雙刃劍。極端情緒讓中國付出了沈重的代價。相對而言,體制內的自上而下的推動是成本最低的改革。揭竿而起總是萬不得已而為之,不可能“過七八年又來一次”。
  
    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被拋棄的原因
  
    問:從這本書中我感覺到,從晚清開始,中國的知識精英在思想上一直激進、情緒上普遍焦慮、行為上以暴力性的革命以求突變。這種情緒貫穿了整個民國期間,並且余波泛及1949年以後。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現象?
  
    王奇生:晚清以來,中國一再被西方列強擊敗,“救亡圖存”成為數代中國人的普遍焦慮。在各種救亡方案都嘗試無效之後,救亡手段自然日趨激進,救亡情緒也勢必日趨極端,“根本解決”“徹底解決”的口號,在五四之後幾乎成為一種群體共識和時代訴求。各大黨派和相當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都不約而同地趨向選擇“革命”。如果說晚清之際是“一黨獨革”的話,五四之後則形成“多黨竟革”的局面。在晚清仿效日本立憲,民初仿效歐美共和都相繼失敗之後,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自然為中國革命樹立了鮮活的榜樣。“以俄為師”迅速成為國共兩黨的行動目標。而蘇聯在“世界革命”的旗幟下主動“幫助”中國革命,成為中國革命的重要推動力量。而“革命”的目標也不斷推進,最初只是政治革命,隨後向社會革命推進,最終文化也要革命。本來革命只是手段,其後革命演化為目標(為革命而革命)。革命日趨崇高,成為一種神聖的符碼。
  
    問:胡適、羅隆基、儲安平等人提倡的自由主義,在民國期間影響究竟有多大?他們設計的憲政體系和框架在現實政治中為什麼會失敗?
  
    王奇生: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影響,其實一直有限。無論是思想啟蒙層面,還是實際政治層面都是如此。之所以如此,還是因為救亡壓倒了一切。五四以後,知識精英對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表現出強烈的憂慮,並將這樣一種局面歸咎於中國人“自由太多”。孫中山就說過:中國人“一盤散沙”是因為自由太多。由於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革命的目的,和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孫中山認為,外國革命是為個人爭自由,中國革命是為國家爭自由。而要實現國家的自由,便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在急於改變“一盤散沙”現狀的憤激中,國共兩黨都不約而同地走上了“以俄為師”的列寧主義政黨的集權之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在五四之後迅速轉變成為一種“惡名”,到20年代中期甚至成為革命的對象。到40年代“自由主義”和“憲政”的呼聲似乎有一種回潮的態勢,其實乃是在國共內戰的時局下,給所謂“第三種勢力”提供了一種“左右逢源”的機會,而且在“憲政”呼聲的背後,不無革命黨“革命策略”的運用。
  
    問: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在五四之後被拋棄,除了你在書中提及的社會革命的興起以及“以俄為師”的政治選擇之外,是否還有政治、文化的土壤,以及封建專制主義的流毒等其他因素?
  
    王奇生:我不大贊同“文化土壤論”,將什麼都歸咎於“文化土壤”。我更傾向於“時勢”。簡單地說,近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強烈地感受外人的壓迫和欺淩。1949年以前是“亡國”危機,1949年以後是“強國”夢想,一直到今天也不曾停息。因為首要目標和中心訴求是“救國”“強國”,一切“主義”都必須服從這一目標。所以民族主義總是讓中國人魂牽夢繞,無論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還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都帶有濃烈的民族主義意味。吳國楨在晚年回憶錄中談道:“那時將中國的災難全都歸罪於外國經濟和政治滲透的觀點,確實對年輕人幾乎有普遍的號召力,因此當共產黨創造出‘帝國主義’這個詞時,他們確實掌握了進入年輕人頭腦的鑰匙。”五四前後的思想演進,大體有一個從“個人解放”到“社會改造”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均因被視為基於“自由競爭”“弱肉強食”的價值理念而遭否定,而社會主義也因被建構為國家之間的“平等”“互助”而大受歡迎。“主義”棄迎背後的終極關懷,仍是救亡圖存的現實考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都不被視為是當下中國所急需。
  
    問:從你所采取的“社會文化視野”來看,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於現實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對當時的政黨來說,他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和發言是否起到了實際效用?
  
    王奇生:五四以後,很多青年知識分子直接投身政黨參與政治,而處於政黨之外或體制之外的知識分子,除了少數躲在象牙塔,多數也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在國民黨執政時期,主動吸納過一批專業知識分子從政,而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通過報刊媒體對公共事務發言。至於起到了多大的實際效用,很難估計和斷論。蔣介石在日記中,時常將一些精英言論貶為“書生之見”。不過也不能說蔣介石完全無視輿論。
  
    共產黨是擅長群眾運動的動員型政黨
  
    問:有一個很普遍的說法,孫文也承認這一點:共產黨的工作人員工作能力和組織、發動群眾的能力較強。《革命與反革命》中認為,這是因為中共一開始就把發動對象定位於下層民眾。是否還有其他原因?
  
    王奇生:這似乎是一個“謎”。其實還是和“主義”有關。與中共的“群眾”路線不同,國民黨始終走“精英”路線。孫中山自己也承認:“我的大部分擁護者屬於大學生階層、城市知識分子,有相當一部分屬於商界,因此,我們沒有合適的人去深入農村,在那裏紮根。”晚年孫中山雖然倡導“扶助農工”,仍是以“先知先覺”“後知後覺”的精英身份,居高臨下地去“扶助”那些“不知不覺”的大眾。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中共即告誡其黨團員要眼光朝下,“不要和國民黨爭無謂的風頭和用不著的權力,吃苦的工作我們自己爭來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讓給他們”。當北伐軍占領江西後,有幾位中共黨員出任縣長,中共中央認為這是腐敗墮落的表現,立令他們辭職,否則立即登報開除。由此一來,國共合作的形態,呈現出國民黨主要做上層工作,共產黨主要做下層工作的分工格局。國民黨始終與下層民眾相脫離,中共則很快成長為一個擅長群眾運動的動員型政黨。
  
    問:《革命與反革命》對於中共在基層發動民眾的細節,特別是經濟因素的考察,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王奇生:由於中共革命最終取得了勝利,歷史研究者對革命過程的復雜性經常缺乏足夠的關註。過去只是一味強調工人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是天然的同盟者,其實要動員廣大底層民眾起來革命並非易事。舉一個例子,1925年的五卅運動,數十萬工人持續罷工達數月之久,一個重要的原因,即來自社會各方的巨額捐款,得以維持罷工工人的基本生活。據統計,五卅運動期間,國內外各方為支援上海工人罷工而募集的捐款,超過300萬大洋。大約相當於當時中央政府全年經費開支的一半。我們過去的革命史研究,很少關註類似革命的財政經濟問題。
  
    問:上海和廣東的工商業界,在民國時期對於“革命”大致是怎樣的態度?
  
    王奇生:民國時期,有一批秉持“實業救國”的工商業者,但無論中外,工商業者向來很少支持和擁護革命。因為革命往往會帶來劇烈的社會變動,而工商業者則希望有一個相對平和的從業環境。中共的“共產”革命更為工商業者所畏懼。所以,當國民黨在上海、廣東清黨反共時,首先贏得了一批工商金融業資本家的支持。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後,維持政權的統一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是其首要目標,為此,任何足以威脅和動搖其政權基礎的社會階級沖突都必須加以扼制。當某一階級的行為危及和沖擊其統治秩序時,無論該階級是勞方或資方,國民黨均有可能采取非常手段加以幹涉和扼制。資本家階級與國民黨之間有時也會產生矛盾。如上海資本家對國民黨政府近於勒索的捐稅和攤派不堪承負。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後,其政權的觸角不斷向社會各個領域伸張。在這一過程中,城市資本家階級感到其自主活動空間日益受到國家權力的侵蝕和擠壓。但相對中共的“共產”革命而言,民國時期的工商業界自然更傾向國民黨一邊。
  
    問:根據你在這本書中的研究,民國時期的“新鄉紳”賴以支配基層社會的資源基礎是強制性的武力和財力,而不是傳統士紳所具有的對鄉土社會的內在道義性權威、外在法理性權威和個人魅力權威。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是否也成為了中共發動農民起來革命,打倒土豪劣紳的有利條件?
  
    王奇生:國民黨自稱“全民”政黨,代表“全民”利益,“不偏重任何一方,不敵視任何一方”。而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背景下,這樣一種“全民”利益實際上並不存在。因為各個階級都有本階級的特殊利益,比如農民和地主的關系即是一種零和效應,農民若獲得土地,地主就勢必失去土地。即地主必須被剝奪,農民才能受益。在農村,國民黨不敢觸動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連溫和的減租也不敢執行,甚至在收復共產黨曾實施土地改革的地區後,將土地從農民手中奪回,歸還給原來的地主,以維護舊的土地私有制度。
  
    但是值得註意的是,國民黨的這些舉措,一方面固然失去了廣大農民的擁護,另一方面亦未必贏得了地主豪紳階級的歡心。盡管地主豪紳階級在很多方面與國民黨政權的利益相一致,如都害怕農民運動,害怕共產主義,但在他們看來,自己的土地是祖遺的,或者是自己購置的,而不是國民黨無償賜予的。國民黨不過是沿襲了中國幾千來的土地私有制的傳統。中國共產黨則不同。共產黨自稱代表農民的利益,其一切主義政綱無不反映農民的利益和要求。農民自然也強烈認同於共產黨。無論是減租減息,還是沒收地主的土地給農民,農民均從共產黨那裏得到了直接的好處和看得見的實惠。故共產黨被農民視作大恩人、大救星。獲得土地的農民因對共產黨懷著感恩戴德之心,故能積極參軍支前,踴躍獻糧獻物。而在國統區,地主不僅不積極支持政府,反而控扼著地方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資源,極力逃避稅收,逃避兵役,抗拒和抵制國家權力的向下擴張和滲透。
  
    問:爭取青年,國民黨顯然處在下風。
  
    從對蘇軍在東北的種種惡行保持沈默,到沈崇案的全國性學潮,說明中共已經控制了青年學生。這樣的結果就是因為國民黨撤銷學校黨部而造成的嗎?為什麼國民黨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王奇生:其實不僅是學生運動,凡是群眾運動,國民黨幾乎自始至終都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中共是一個最擅長組織動員,最擅長群眾運動的革命黨,早在20年代就已嶄露頭角。1919年五四運動時,中共還沒有成立,國民黨也沒有參與。1925年五卅運動時,國共兩黨合作,但實際上是中共主導了這場運動。西方學者認為,五卅運動的規模,只有40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與之相提並論。而當時中共還是一個不足4年黨齡、不足千名黨員的小黨。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後,國共雙方各自總結經驗教訓。毛澤東得出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蔣介石亦得出,國共之間只能拼武力,不能拼黨力,如果國民黨也搞起工農運動,不管成敗如何,“均逃不出共產黨之掌握”。足見早期中共的組織動員能力給蔣介石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
  
    抗戰時期,國民黨在大學普設黨部,並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將黨、團的組織觸角全面深入高等教育界。戰時大學校園遂成為國共兩黨進行組織較量的一個重要舞臺。應該說,國民黨黨團在戰時大學校園一度占居上風。但到抗戰末期,尤其是解放戰爭時期,局面迅速逆轉。一方面是國民黨日益失去人心,另一方面也與1945年5月國民黨“六大”決議撤銷學校黨部不無關系。過去“以組織對組織”的“文鬥”,迅速升級為“以行動對行動”的“武鬥”,以致出現“前方打仗,後方打人”的奇特政治景象。因大學黨部不復存在,國民黨只能直接借軍警力量鎮懾學潮。從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大學黨部的停閉,實在是國民黨的一大失策。蔣介石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決定,主要是迫於在野黨派和民間輿論的壓力。
  
    國民黨為什麼會失敗
  
    問:國共兩黨都“以俄為師”;但是,國民黨實際上“武主文從”,共產黨始終是“黨指揮槍”,“文主武從”。為什麼會形成這種差別?
  
    王奇生:古今中外,最難以駕禦的統治機器莫過於軍隊。建立一支由革命黨控制的武力,一直是孫中山的理想。革命黨如何才能有效地駕馭武力而不為武力所反噬,孫中山曾有過刻骨銘心的教訓。借蘇俄“赤軍”經驗建“黨軍”,是孫中山聯俄師俄的一大考量。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曾有過短暫的一段“黨權高於一切”的時光。
  
    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的威權借黃埔“黨軍”之力潛滋暗長。本來依蘇俄最初的建議,國民黨應準備5年、10年甚至更長的一段時間來健全和發展黨的組織力量。待黨權充實健全,並與民權相結合,奠立一個十分穩固的政黨組織基礎之後,再出兵北伐。此時黨權已穩,足以駕馭軍權而不致為軍權所挾制。但這一建議未為國民黨中央采納。1926年7月蔣介石迫不及待地開始北伐。軍權借助北伐而日呈上升之勢,最終形成蔣介石借“黨軍”坐大的格局。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之際,當時還沒有附從蔣介石的宋子文,首先的反應就是覺得文人被武人制裁了。他親口對一位來華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說:“國民革命的主旨是以黨治軍,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現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
   

  問:兩黨在軍隊中的組織情況有何異同?
  
    王奇生:國民黨也在軍隊建立黨部,要求官兵集體宣誓加入國民黨。實際上,集體加入,與集體不入沒有什麼差別。因為入黨沒有門檻,沒有條件,入黨後不交黨費,不發黨證,沒有實際組織活動,官兵黨員缺乏黨的意識。所以,國民黨雖然號稱有數百萬軍隊黨員,實際僅是在形式上履行一道集體宣誓登記的簡單手續而已。無論是對黨的組織力量,還是對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都毫無意義。
  
    共產黨則不同。共產黨早期將工作重心放在黨的自身建設和群眾運動上,不重視軍事。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才認識到“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才開始建立“黨軍”。此時中共的組織體制已比較完善,並吸取國民黨的教訓,嚴格執行“黨指揮槍”的原則。軍隊絕對服從黨的意識形態。
  
    共產黨軍隊中的黨員比例,一般控制在20~30%之間,只有真正優秀的官兵才被吸納入黨;黨員在部隊中具有相當的政治優越感,也因此能在部隊中起到模範帶頭作用。建立於連隊的黨支部是部隊政治工作的實際推動力量,也是保障黨的路線與軍事任務執行和完成的重要基層組織。由於黨的組織細胞滲透到軍隊的組織系統中,黨的力量往往成為軍政的前鋒,攻占某一地區,最先打入的首先是黨組織,然後軍政力量跟進;從某一地區撤退時,即使軍政力量退出,黨的組織仍然留下來繼續戰鬥。國民黨則相反,在戰地,最先瓦解的是黨部,其次是各級政府,最後才是軍隊;收復某一個地方,最先到達的是軍隊,其次是政府,最後才是黨部。在共產黨那裏,黨充分發揮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國民黨那裏,黨務幾乎淪為軍政的附庸。
  
    問:黨組織不如共產黨嚴密,導致了國民黨在戰場上經常出現指揮失靈,在地方上成為軍政附庸,在社會組織中也難有作為。這是否就是國民黨在與共產黨相爭中落敗的內在因素?
  
    王奇生:其實還是共產黨自我總結的“三大法寶”。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對照國民黨的情形,毛澤東的這一總結是非常到位的。
  
    問:蔣介石身邊參與最高機密的智囊韓練成是中共的“潛伏者”,胡宗南的貼身機要秘書熊向暉也是“潛伏者”。在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隊的起義、投誠現象也很多。中共的地下工作,以及策反工作為什麼能做得如此出色?
  
    王奇生:國共兩黨雖然都“以俄為師”,但孫中山只學了半套表面功夫,即拒絕其意識形態,僅模仿其組織體制。國民黨也因此始終未能建立一個具有嚴密滲透性和強大內聚力的政黨組織體系。中國共產黨則不同,中共是“全盤俄化”,在很長時間裏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受莫斯科的直接領導,自然得其真傳,形成了一套嚴密的黨務組織系統和“黨指揮槍”的政工體制。所以,共產黨人很容易打入國民黨,而國民黨人則幾乎不可能打入共產黨。
  
    問:有學者認為,1947年中國共產黨從劣勢轉變為優勢,在戰場上從防禦轉變為進攻,原因是民心的轉向。你是否同意這種說法?
  
    王奇生:“民心”的轉向自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國共兩黨最終在戰場決雌雄。“民心”還必須與綜合“實力”共存。歷史上很多失民心的政權照樣還能在很長一段時期維持其威權統治。所以國勝。
  
  來源:博覽群書2010年第6期 
  
  [文章來自共識網: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0090818052.html ]

 

 

 

2013-07-23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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