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時代作品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字體    

白霞:探尋迷霧深處的歷史真實
白霞:探尋迷霧深處的歷史真實
蔚藍     阅读简体中文版

  ——讀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有感


  歷史的長河最容易洗刷人們的記憶,許多曾經顯赫一時的人物,也往往成為歷史舞臺上的匆匆過客。有的人總希望自己在死后還被別人記住,特別是記住自己的豐功偉績,為此不惜絞盡腦汁,甚至弄虛作假,編織一套耀眼的光芒;而對于自己曾經犯下的罪惡,則總是想方設法去掩蓋去粉飾。這種作法往往能夠得逞一時,一旦有朝一日真相揭開,光芒逝去原形凸顯,人們看到事情的本來面目,那人們就更容易記住其罪惡。而有些人雖然人為地被長期埋沒于歷史的深處,但在大浪淘沙的歷史長河中,那留下的真金一樣的東西,仍然會被有真知灼見的人重新拾起,人們也終究會撥開重重迷霧,看到他原本四射的光芒。盡管其生命早已作古,化成了人間的塵埃,但其思想的光輝,在經歷過多年噩夢的人們看來,反而會更加璀璨。


  張東蓀是誰?幾十年來共產黨治下的媒體從沒有提到這個人,眼看著他就要和蕓蕓眾生一樣,沉入茫茫歷史的云海深處,被人們徹底遺忘。但就在此時,戴晴先生獻出了她的新作,《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蘇和他的時代》,一個值得戴先生耗費8年的時間潛心研究并為其作傳的人,會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不管怎么說,那一定是一個值得去了解的人物。


  《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蘇和他的時代》告訴我們,張東蓀先生既是一個單純的知識分子,又是一個有著極高的政治遠見的先知先覺的智者。他對專制獨裁的毒瘤,有著特殊的超出許多杰出政治家的敏銳判斷和鑒別能力。不管這個人有多么耀眼的政治光環,有著怎樣讓人仰視的蓋世奇功,但只要有專制獨裁的因素,他就堅決拒絕與其合作。對蔣介石是如此,對毛澤東,盡管他那時是志得意滿的勝利者,同樣也是如此。


  毛澤東在擁有天下前,沒少提“民主”,1945年在延安與黃炎培的談話中,就曾信誓旦旦地說:“我們找到了擺脫周期律的辦法,那就是民主。”(黃炎培《延安歸來》)此時恐怕沒有人懷疑毛對民主的真誠。許多民主黨派擁護共產黨擁護毛澤東,很大程度也是看中了毛的這種承諾,特別是對民主的認可。


  從書中可知,雖然張東蓀先生和共產黨早有淵源,但他與毛澤東的直接接觸并不多,由于在和平解放北平的過程中往來于傅作義和共產黨之間穿針引線的突出貢獻,被毛澤東稱為“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一功臣”,并受邀請和其他三位民主人士前往西柏坡和毛澤東見面。


  此時張東蓀先生與毛澤東的關系是“相知已久但一直未深交”,在去西柏坡之前,張東蓀認為自己與毛“在未來中國應該怎么治理這一話題上是有共同語言的”。在一般人看來,這種面見“君王”的榮耀是十分難得的,本應該誠惶誠恐感激涕零才對。但張東蓀先生的感覺恰恰相反,正是這次見面,使他對當時如日中天的毛澤東產生了“非常失望”的印象。


  對于讓張東蓀先生“非常失望”并最終導致他在新政協會議上投了毛澤東的反對票的西柏坡之行,文風嚴謹的戴晴先生絕不做無根據的揣測,對其他書上所展示的張東蓀與毛澤東在外交政策“一邊倒”問題上的廷爭,作者傾向于是作書人的杜撰。因為無從查閱到相關的真實可靠的信使,作者寧可留作空白,也不做想象中的描述。


  對西柏坡之行,張東蓀先生僅對自己的家人有所議論,可以落到實處的只是簡單的概括:“回來以后非常失望,” “在石家莊西柏坡見到毛,話不投機。……毛大談梁啟超。并說將來外交上‘一邊倒’。”至于為什么“非常失望”,如何“話不投機”,卻并沒有進一步的讀者特別想知道的細節交代。此外還有“共產黨方面曾問過他對做‘北京大學校長’的興趣——這都讓他覺得氣悶。”


  在西柏坡與毛澤東見面交談之后,張東蓀對毛的看法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從西柏坡返回,面對著新中國(同時也包括他自己)的‘大好形勢’,張東蓀反倒‘消極’、‘苦惱’”,盡管詳細的見面內容不得而知,但張東蓀先生的敏銳與洞察力可見一斑。


  那么張先生何以有如此深刻透徹的洞察能力,僅憑一面之緣就做出自己的判斷?在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威望如日中天之時,就認為毛澤東不適合担任這一四萬萬同胞的新的共和國的領袖?除了作為哲學家的淵博學識,這恐怕與他對專制獨裁有著特別的敏感和不相融有關。


  從今天才看到的書中展示的不多的張東蓀先生的論斷中,再次印證了世界上并不缺少真理而是缺少發現這句話,有時真理擺在那里,卻被人置若罔聞甚至當做謬誤。此時真理的闡述者是孤獨的、寂寞的,甚至是痛苦的。眼看著自己的國家走向深淵,發生浩劫,卻無能為力,不但不能阻止,連微弱的不同聲音也不能發出。當浩劫結束之后,人們才終于在塵封的曾經被批為謬誤的張東蓀先生的著作中,發現了真理之光其實早就預示了后來的結果。然而悲劇已經發生,無法估量的損失,已經造成,而且已經無法挽回了。


  “獨裁國家不是人格者的集團,乃是奴隸的集團。因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只有獨裁的首腦是有獨立的人格,能自由發揮其意志,得運用自己的判斷,其余一切人民只能奉命承旨,亦步亦趨,人云亦云而已。”張先生發表這番見解的時候是1937年,但是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人都有切身的體會,毛澤東時代難道不就是這樣的歷史狀況嗎?毛澤東本人“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可以“談笑凱歌還”,甚至可以把“不須放屁”這樣的詞語寫進詩詞讓全國人民傳唱,而八億民眾呢?除了不斷學習背誦領袖的語錄條文,不斷地以各種方式表示對領袖的忠誠,還能有什么自己的思想意識?凡是有自己的獨立思想者,都成了被政府的機器以各種名目各種形式絞殺的對象。


  共產黨曾經喊了幾十年的“革命”,許多人當年投身共產黨參加革命,也是希望通過革命贏得民主,但究竟什么是革命,通過所謂暴力的武裝奪取政權的方式真的能實現民主嗎?張先生告訴我們:“革命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干。我看這是不對的。既然是革命,就要拿得出自己的一套。土地改革也罷、其他也罷,總要拿出自己一套本領來。在這種打倒你、我來干的政治中,民主是無從談起的。”


  共產黨很順利地打倒了國民黨,但當共產黨自己來干的時候,卻很難拿出自己的一套本領,分給農民土地又收回土地,想讓國家躍進卻弄得雞飛蛋打,搞出前無古人恐怕也是后無來者的大饑荒,直到改革開放后,還在爭論姓資姓社問題,還在摸著石頭過河,可見執政三十多年,仍然在摸索治國的本領。直到今天,民主仍然遠離中國的政治生活。


  早在1915年,張先生就指出: “國之支柱也,恃國民之人格。……中國國運之興也,不在有萬能之政府,而在于有健全自由之社會。而健全自由之社會,唯由人民之人格優秀以成之。此優秀之人格,茍政府去其壓制,使社會得以自由競爭,因而自然淘汰,則可養成也。易言之,中國之存亡,唯在人民人格之充實與健全,而此人格則由撤去干涉而自由競爭,即得之矣。于諸自由之中,尤以思想自由及思想競爭為最也。”


  我們的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初的兩會上發出了讓中國的老百姓活得有尊嚴的豪言,總理的話讓人鼓舞甚至讓人感動,一個總是要人民為國家犧牲為國家付出的政府,終于關注老百姓的尊嚴問題了!但尊嚴不是僅僅吃飽飯有衣穿,不是手中有了剩余的金錢,可以旅游可以觀光,尊嚴是要有國民的人格。但是在一個思想不自由的國度,個人的思想必須與被指定的別人的觀念理論保持一致的國度,老百姓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尊嚴!


  張先生的品格操守,堪稱知識分子中的楷模,他當然知道自己的那一張反對票,對選舉結果起不了任何作用,他可能沒有想到這張票會給自己帶來什么厄運,畢竟他是一個單純的知識分子,一個純粹的文人,他既不求官也不喜職,唯一的職業是教書,對政治領域的黑暗,對獨裁者手段的殘忍和拙劣,還遠沒有哪怕基本的認識,也更無法體會視權力如生命的人對權力的熱衷,和對反對其擁有這種權力的人刻骨的憎恨。但投出這張票對自己不利是肯定的。即便如此,他也不愿違背自己的心愿,去擁戴一個自己認為不適合治理這個國家的人,即便他是打下這個江山的政黨的領袖。


  張先生無論對國民黨還是對共產黨都堅持自己的原則:“所謂說自己的話就是自己覺得非如此說不可。這是由于自己對于真理有切實感,因對于真理愈切實,則對于言論便愈尊嚴。于是覺得侮辱言論即等于自墮人格。所以讀書人之人格就看其對于本人的言論自己有無尊嚴的保持。凡為人作啦啦隊的都是自己愿意把他的言論作物品(即商品)來出賣,我以為非校正此風不會有學問,不會使文化有進步。” 張先生用行動踐行著自己的思想,維護著自己的尊嚴,絕不刻意做別人的啦啦隊,絕不做自墮人格的事情。他以一個文人的微弱的力量,在推動著中國文化的前進。而直到今天,還有不少的文人,甘心做別人的啦啦隊,人格差異之巨大,可見一斑。


  從這部書中還可以體會皇權專制思想在中國大地上那深不可測的根基和浸入骨髓的影響。


  幾千年的集權專制制度下所馴養出的思想意識,怎么可能因為這個制度的名義上的滅亡,就在人們的內心深處得到徹底的哪怕是基本上的根除?共和國將要成立,但即便就在參加新政協會議的人群中,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共和”的含義?在相當一部分人心中實際上就是新的王朝的開始。


  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在官方文獻中有著他人無法超越的頭銜和光環,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等等,其實毛澤東除了會作詩能寫雄文,骨子里和朱元璋、李自成并無本質的區別,在大權在握江山一統之后,他就是這片國土上的帝王,對臣民們發出萬歲萬萬歲、皇帝圣明等等的贊美歡呼早已在期待之中,而且已經到了迫不及待的程度,否則也不會在1950年五一節前自己去加上“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在新政協會議上那種“眾望所歸,每個人都為自己投了偉大領袖一票而感到光榮、驕傲”的氛圍下,居然有人膽敢投他的反對票,這不是大逆不道的亂臣賊子又是什么!哪怕只有一張,也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不但毛澤東如此認識,共產黨上下當時也都是如此認識!所以從計票的工作人員到周恩來,都認為是不正常的,否則不會立即報告上去。所以何祚庥才會說“當時他印象非常非常深:那時剛解放啊,無論如何沒有想到會有人投反對票——敵人這么快就鉆到這么小的圈子里邊來了”。所以“他們”一定要確定那個投反對票的人是誰,因為這里有“犯上作亂”的苗頭,至少也是對皇帝的大不敬。何祚庥后來對張東蓀的兒子說:“當時他們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雖然不能肯定,但他們猜除了他不會有別人。”


  可見在看似平靜的表面下,這張反對票著實讓中共高層很是忙碌了一番。


  更可見即使在當年籌備“建國大業”的所謂民主選舉中,所標明的無記名投票選舉,代表們“有權舍棄名單中的任何一人或若干人而另選”的原則,不過是擺姿勢做樣子而已。或者說這項原則只適用于別人而不適用于毛澤東,我們可以想象,如果是名單上的其他人,少了一張贊成票而出現了一張反對票,人們一定會覺得很正常,但因為是毛澤東,所以大家就覺得不正常。因為在許多人心里,已經把毛澤東看成了帝王,怎么能投皇帝的反對票!“大臣”有一張乃至幾張幾十張反對票都無所謂,但皇帝只能有一個,任何人不能有非分之想,投皇帝反對票的人,那是公開表明不想做皇帝治下的子民。新朝的皇帝還沒有正式登基就出現了叛逆,這樣的“反賊”,難道不是應該而且必須立刻鏟除的危險的敵人嗎?由此推演,毛澤東在野時大力提倡的所謂民主,也只不過是為了爭取民心的一種手段,是與政治對手較量中用來打擊對手的一種工具而已。毛澤東自己也沒有諱言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只不過他把順序顛倒了,他其實是徒有馬克思之表,而實有秦始皇之里。


  作為披著紅色外衣的帝王,毛澤東口是心非偽君子的面目已經有多人描述,當年的“親密戰友”林彪更是直接指斥其為“痞子”(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對張東蓀這張反對票,毛澤東起初也表現出了身為領袖的大度:“毛澤東從容地說,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選不選毛澤東的權利,要尊重事實。”但如果大家以為毛澤東的內心真是這么想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毛澤東多年后對自己有一個“招供式的”描述:“我是不看話劇的,因為我天天都在演話劇。”毛澤東這番很可能是無意中的表白,極為形象直觀地道出了自己的真實面目,其一生中看來沒少做心口不一的事情。戴晴先生更是盛贊其“演技”的出色:“毛澤東什么人?記在肚子里幾十年的仇,爆發前一分鐘你都覺察不出來。”關鍵是哪一句是他的真心話,哪一句是他演話劇式的表演,就不是一般人能夠辨別的了。


  周恩來在得到有反對票的報告后, “馬上向毛澤東報告”,因為他太了解毛澤東了,毛澤東對反對過自己的人的記憶之深刻,清算之徹底,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這一點從1959年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批判,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直到那時,毛澤東都沒有忘記二十多年前的長征路上會理會議中林彪寫信要求彭德懷來指揮紅軍的事。但是毛沒有把賬算在林彪身上,而是算在了他認為的“既得利益者”彭德懷身上,武斷地認為那封信是彭德懷指使的。但戰爭年代正是仰仗彭大將軍的時候,毛澤東一直隱忍著,終于到了廬山會議,可以徹底清算了。“從1935年到1959年,毛澤東曾四次提起此事。”(黃瑤《長征途中會理會議真相》《揚子晚報》2007年11月10日)可見其刻骨銘心的印象之深。


  林彪寫信是在長征路上,共產黨和紅軍的命運都處于前途未卜的最危險的境地,毛澤東尚且如此記恨反對自己的人。如今江山一統,毛大權在握,居然還有人敢蔑視自己,以毛澤東的個性,這樣的人不拉出去槍斃就已經很客氣了,還把他養起來,毛澤東怕是認為自己已經相當寬容大度了。


  而所謂的“原則”,對于毛澤東來說,“總是隨著形勢、隨著對象、包括隨著他自己的心境,想怎么變就怎么變”。所以原則上是“常識”或者“正常”的問題,到了毛澤東那里,就很不好說了。


  找出投那張反對票的人,并不是難事。因為當時能夠不對共產黨和毛澤東頂禮膜拜并且還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思想獨立見解的人并不多,張東蓀恰恰是在這方面比較突出的人物。同時“他是一個思維縝密但心地單純的學者,沒有能力揣度當了皇上的農民,對‘冒犯’懷有的切齒之恨。”


  毛澤東只要一個暗示,自有手下的那些無限忠于的人去忙碌。這正是帝王體系正常運轉的結果。所以整個過程,都不見毛說過什么狠話,今日人們能看到的只是“壞人”、“再不要見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這樣幾句難以看出結果的話。


  毛澤東似乎喜歡給要置于死地的政治對手安上“賣國”或者“里通外國”之類的罪名。張東蓀是第一個“受益”者。其后被拋棄和打倒的黨內高官高崗和彭德懷也都享受了這一“殊榮”。因為這樣更容易達到置人于死地的目的,如果說別的事情還有商量的可能,還有通融的余地,那賣國為他國特別是敵對的國家充當間諜,就是無論如何不可饒恕的沒有任何回旋余地的罪惡。即便是想為之求情的人,也難以開口了。至于為了達到目的手段如何下作,就顧不上了,革命者似乎也早有為了達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訓誡。(幾個月前在中央電視8臺放映的一部名叫《決戰南京》的電視劇中,就有這樣一個情節:從蘇聯受訓回來的特工人員,為了擺脫自己的情感去完成任務,不得不重溫受訓時的信條:忠誠的極限就是無情。)


  對不知底細的大眾來說,他們也許搞不清什么主義問題,看不出“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對國家有什么不好,但賣國是人人都懂的,也是最應當痛恨的,最容易燃起對那個賣國的人的怒火,最容易激起人們的義憤,如果沒有真相的揭露,被指控賣國的人就可能一輩子遺臭萬年不得翻身。


  張東蓀這位和共產黨打了多年交到,為共產黨做過大量工作的著名的燕京大學哲學教授,“一個受了十八年倚重與尊敬的人”,就從人們的視線中神秘地消失了。先是他的政府委員的職務沒有了,后來連書也不讓教了。但多數人并不知道是為了什么,更沒幾個人知道那張反對票的事情。“文革”開始,張東蓀又被關進了監獄,還是沒有公開他的“罪名”。


  “毛澤東沒有服膺過誰,對他而言,不管你強盜、和尚、教授、戲子,對于只問‘誰主沉浮’的強虜大梟,此時彼時,‘有用’‘沒用’而已。就算看上了什么人,也極少慷慨施恩;而獲得點滴甘露者,無不感激涕零。”像張東蓀這樣,領袖一再給予籠絡,不但不感激涕零反而敢于投反對票的人,沒有像王實味那樣被槍斃,已經很不錯了。


  十幾年前讀過魯迅先生的《燈下漫筆》,文中提到中國人的歷史就是兩種形式的循環:“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當時還覺得我們新中國下的人民終于擺脫了那種命運,殊不知,所謂新中國也不過如此。即使今天,我們的物質生活有了質的飛躍,但在思想上,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奴隸般的的束縛,只不過多數人不自知罷了。


  因為先覺者的先知早早被徹底封殺,無法傳遞出一點聲音,所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就被耽誤了幾十年。張東蓀先生無法解釋無處辯駁,甚至對自己的家人也沒有多說什么,但在內心他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看著自己的國家在走向深淵,但卻無力解救,那種感覺一定是相當痛苦的。


  好在歷史終于讓這位大師看到了見證自己的那一天,“還是我對”,簡單的幾個字,不知道涵蓋了多少深意。多想讓歷史來一個假如,但歷史是無情的,何況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已經失去的東西,無論怎么假如,也已經無濟于事。但今天的人們終于通過戴晴先生的努力知道了張東蓀先生,并為他的遠見卓識和敢于堅持自己的見解的獨立思想精神所感動所嘆服。盡管他早已遠離了人們的生活和視線,但相信在讀了這本書之后,人們不會忘記他——這位在1949年毛澤東正處在自己人生的頂點之時,就看出毛澤東不適合領導這個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并勇敢地表明自己的見解的人!

注釋:文中所引,除說明者外,均出自戴晴著《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


來源:共識網轉自作者賜稿

2013-07-23 10:23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清末民初學者大師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