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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近代史上的“激進分子”與“保守主義”
也說近代史上的“激進分子”與“保守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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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過去講中國近代史,人們常用的概念是“改良”與“革命”,貶前者褒后者,倒也涇渭分明;后來,“改良”與“革命”的概念漸被“保守”與“激進”代替,其褒其貶也有“待商量”之議。筆者以為,對于一般讀者來說,首先應該弄清楚這些概念的內涵。“改良”與“革命”的概念為大家所熟悉,又有具體而實在的對象;“保守”與“激進”的概念,則需要有所解釋。從字面看,“保守”的意思是“維持原狀,不求改進”;“激進”則指“急進”(見《現代漢語詞典》)。但這兩個詞用在歷史、思想文化領域就不能僅取字面上的意思,還應該搞清楚其特定的詞源涵義。

  在思想史上,“保守主義”作為政治哲學,形成于18世紀末的英國,早期的一位代表者是寫《法國革命論》(漢譯本,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一書的伯克(E.Burke1729-1797),伯克在這本書中對法國大革命進行反思,認為英國“光榮革命”所體現的,對人身基本權利(生命權、財產權、信仰及言論自由權等)予以尊重和保護的傳統,要比法國大革命用暴力摧毀一切的做法好得多。伯克所倡導的,也是自由主義的一種理念,因而伯克后來又被認為是自由主義的經典作家之一。“激進主義”也出自18世紀的英國,最初是一些政治精英分子要求對國會和社會問題進行根本性改革的主張(“激進”一詞,在英文里,即Radi鄄cal,與“根本的”一詞同),其原則也是秉持強烈的自由主義,后來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派則以極端手段實現根本變革的政治行為,代表了一種激進主義。可見,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均為近代性質的西方思想,它們都與自由主義有著某種淵源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伯克所倡導的保護傳統(主要是“從《大憲章》到《權利宣言》”所肯定的“得自我們祖輩的”自由遺產和有利于維系公民社會的宗教倫理等),并非中世紀那些黑暗的東西,而是西方文化中與資本主義精神相一致的東西,是近代化了的東西。 


  用“保守”與“激進”來評價中國近代史上的政治、思想派別或人物,情況就大為復雜了。近代中國是一個轉型中的社會,古代的東西與近代的東西雜混蛻變,本來就不好清理;思想文化范疇的理念與政治范疇的理念并用于救國斗爭,越發顯得頭緒多多;而評家在使用上述兩個詞的時候往往只取其字面意思來說事,則更是歧異紛紛。譬如,就字面意思而言,“求新”與“守舊”和“漸進”與“急進”,在中國的具體歷史環境下,是可以交叉于同一對象的。思想上的求新者,政治上卻主漸進,像梁啟超;文化上的守舊者,政治上卻主急進,像章太炎,這一點也不奇怪。相比之下,“激進”一詞,除了“急進”,還有“根本的”之意作注腳,說事時不至于弄得太擰;“保守”一詞,送給不同的人和事,就相差得遠了。倭仁以理學反西學的所謂“保守”,與胡適以自由主義反“俄式革命”的所謂“保守”之間,其距何止萬里!鑒于此,評家在用“激進”與“保守”,進而用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這對概念說中國事的時候,自己先應該把它們的字面意思與詞源涵義都搞清楚,再把近代中國的具體歷史環境研究明白,才不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二

  上世紀后期,我國學術界有過幾次對保守主義(同時也捎帶著激進主義)的討論,一次緣于思考所謂新儒家的觀點;一次則是從介紹自由主義而引發。新儒家學派主張的是一種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也有現代價值,不應該加以否定,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就是激進主義。顯然,這種文化觀點,與近代西方保守主義的政治觀點不完全是一回事。后者的核心思想———對人的基本權利的尊重與保護,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是不大容易找得到的,因為這是屬于近代性質的東西。當然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需要繼承,但它也需要現代化;至于專制主義、皇權主義、家長制那些東西,是絕不可能“萬歲,萬萬歲”的。后來,一些介紹自由主義的學者講清楚了保守主義的詞源涵義;但對激進主義的用法,人們還是不大講究學理:說孫中山等革命派是激進主義,言之尚屬有據;說“俄式革命”也是激進主義,就又是只取其形式,而忽略了事物的性質。須知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解決”,是要徹底撕碎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博愛的“遮羞布”,通過階級斗爭,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最終消滅階級,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這與自由主義是完全對立的另一套政治學說體系。

  在近代中國,與西方保守主義的政治理念較為接近的思想界代表人物,應是梁啟超。作為啟蒙先驅,梁是自由民權這些西方思想的薪火傳播者;戊戌維新失敗后,他也曾一度鼓吹革命。1903年底考察美國歸來,他改變了自己的政治立場,轉而主張“開明專制”(后來又成為立憲派領袖),并終身反對革命。對此,時人和后人都用梁的老師康有為的一句話批評他:“流質易變。”這其實不太公允。對自由民權的追求,梁啟超是始終如一的;其反對革命的觀點,后來也沒有變過,又如何說他“易變”呢?還在梁啟超鼓吹革命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釋革》(1902年12月14日,《新民叢報》),篇首即說:“‘革’也者,含有英語之Reform與Revolution之二義。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損益之以遷于善,如英國國會1832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譯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轉輪然,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別造一新世界,如法國1789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譯之曰革命。”梁告訴讀者,“革命”一詞,始見于中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書》曰:“革殷受命”,皆為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當Revo之意的。他指出,易姓者固不足為Revo,而Revo又不一定非要易姓。如19世紀是歐洲的Revo時代,除法國外,王統依然;更征諸日本,天皇今仍安富尊容,但社會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后來梁啟超實地考察了美國社會及其民主政治的運作,并將中國社會與民眾的現實情狀作了比較。

       其時,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J.K.Bluntschli)等人的國家學說在日本頗為流行,對梁氏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促使他終于選定以漸進的方式改造中國之路。梁與革命派辯論的文章,最著名的是《開明專制論》(1906年1月25日至3月25日,《新民叢報》),梁在文章中說得很明白,他能容忍的僅為“開明專制”而非“野蠻專制”。法王路易十四曰:“朕即國家也。”此代表野蠻專制之精神者也;普王腓力特列曰:“國王者,國家公仆之首長也。”則代表開明專制之精神者也。而后者能夠為了國家利益順應世界潮流,逐步實現社會的革新。梁啟超對中國社會歷史做過較深入的研究。

        在《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年2月14日,《新民叢報》)一文中,他指出:西方近代的革命“大率在中等社會”,其以切身經濟利益為樞紐決定革命和革命后的政治目標,結果是得自由民權。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則“有上等下等社會革命,而無中等社會革命”,這種革命“長者數十年,短者亦十余年”,往往群雄并起,全國糜爛,且伴有外族勢力入侵,結果卻仍得專制。因此,他主張以和平、漸進的改革,來育成中等社會,從而奠定“泰西文明革命”的基礎。

 三

  梁的這種觀點在當時卻形成不了主流思想。因為中國的近代化變革是在西方列強的侵略、壓迫下,以救國斗爭的形式進行的,其自始就帶有急 促的特點。面對亡國、瓜分的嚴重威脅,人們恨不得在一天早上就扭轉民族的厄運,使國家由弱變強,因而以為只有最徹底最全面最快速的變革才是最好的,用康有為“上書”時的話即“全變則強,小變仍亡”。但實行“全變”的戊戌變法卻失敗了。接著庚子動亂,辛丑條約,使民族災難進一步加劇。盡管后來清政府的維新政策不亞于戊戌年代,甚至宣布預備立憲,可是它已經失去了民心。而以孫中山為首的激進民主派把救國的希望寄于革命,則吸引了大批愛國青年。辛亥革命終于推翻了皇帝。繼之軍閥們勾結列強又起禍害,內亂外患愈甚。恰在此時,鄰國俄羅斯“十月革命”成功,且愿意幫助中國革命,激進民主派中的許多人終于踏上了“以俄為師”之路。盡管馬列主義與自由主義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但中國年輕的革命者相信:在實現共產主義的時候,真正民主與自由的社會必然到來。百年中國的政治、思想潮流,其軌跡大致如此。當年梁啟超認為改造中國首在“新民”——欲建設民主自由的現代國家,最根本的是要把尚處于愚昧、奴性的民眾轉變成懂得自身權利與國民義務的新人;而“治愚”首在“療貧”——欲使民眾擺脫愚昧、奴性,最根本的是要解決他們的貧困問題。梁的學生張東蓀更直言說先應“使中國人從來未過過人的生活的都得著人的生活”,所以需要切實地發展經濟和教育事業。為此,即使國家經歷一個階段的“開明專制”也屬必要。可是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攪亂了人們的心態,危機感使得那些熱血志士投身“畢其功于一役”的革命,相信“革命能夠改變一切”——只有革命政府制定的最徹底的綱領,才能夠“根本解決”中國問題,從而真正實現經濟和教育事業的大發展。可以看出,在西方,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的源泉是自由主義;而在中國,它們二者的共同點更多的表現為求發展求富強。

   今天,時代已經變遷了,但我們國家還沒有完成實現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回顧百年,翻檢思想,有人覺得我們現在的不少感悟,竟是梁啟超早已說過的東西;更有人發出了“告別革命”的議論。筆者以為,此議的著眼點似在今日而非昔日。如果要對歷史進行“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的指點,則不可以脫離當時時代與社會的實際環境,也不能只研究歷史的后果,不認或否認種種復雜的前因,這樣才能使我們的評價接近客觀與公允……。

2010-07-1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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