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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革命不忘讀書”
孫中山:“革命不忘讀書”
在漫長的革命、流亡、從政生涯中,孫中山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和挫折,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也沒有放棄讀書,而且往往是革命失敗的間隙,他才會有一段相對安靜的讀書時間。他一生中幾次集中讀書都是如此。
傅國涌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2210月,上海一家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舉辦“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的問卷調查,有1900多人參與。2個月后公布結果,孫中山以1315票名列第一。當時,他正處于逆境之中,在上海蟄居讀書,并不是政治舞臺上風光八面的權勢人物。那個年代,從北到南都是軍閥當道,有實力的是“胡子”出身的張作霖、布販出身的曹錕、秀才出身的吳佩孚這些人,他們有槍桿、有地盤。民意調查至少表明,革命者出身的孫中山當年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他沒有權勢,但他歷經艱辛、參與締造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他有主張,有藍圖,有熱忱,不斷地為中國尋找出路,民眾對他的敬意完全是發自內心的。

孫中山骨子里是一位理想家,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憂郁,為他深愛著的老大民族苦心焦慮、憂心忡忡、日夜不安。他的目光又總是超越眼前短暫的成敗得失,著眼于長遠的未來,正是這樣的遠見使他不計一時成敗,屢仆屢起,坦然面對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險象環生的政治環境中保持平常的心態。在他身后,幾乎受到了各種不同立場的人們一致尊敬和交口贊譽。在近代以來的政治人物中,這簡直是個異數。在激蕩曲折、錯綜復雜的中國近代史上,即便是那些心懷鬼胎、自私自利的大小軍閥,往往也不是選擇公開與他對立的姿態,甚而在表面上認同他的觀點。他的人格力量大大超過了他所擁有的實際力量,他的精神氣質完全超越了自古以來宮廷或官場上那些圓熟的權勢人物,也不同于我們所熟悉的王朝末世的造反者、革命者,他是近代的人物,普世文明已經在他的身上發芽、生根,他不僅僅屬于他所熱愛的中國,他看到了一個更大的世界。
這樣一個孫中山對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意義是不容置疑的,針對內憂外患、百病叢生、滿目瘡痍的現實,他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個極富概括力的說法,如此準確,如此簡明,這三個詞幾乎抓住了中國問題的內核,這是他外察世界潮流,內顧中國實情,深思熟慮的結晶。他親手制定的《實業計劃》、《建國大綱》等也都代表了那個時代對于中國深具前瞻性的認識,那不僅是通向現代化的具體方案,也是鼓舞人心的理想。僅僅這一些,就使他站得比同時代的人高,看得比同時代的人遠。難怪在他活著的時代,他不靠權勢,不仗一兵一卒,就在公眾的問卷調查中“一覽眾山小”。這一點,他本人大概也會感到欣慰。
確實,孫中山是個理想型而不是行動型的領袖人物,同盟會內部就有“孫氏理想,黃(興)氏實行”的說法,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缺乏行動的熱忱,或者行動的能力,他的一生都是行動、實踐、奔波,但他更擅長的思考、演說,是激勵同伴,行動并不是他的強項,民國在亞洲地平線上的破土而出,當然不應該歸功于他個人,盡管與他火一樣熾熱的理想,與他長期不斷的革命實踐也是分不開的。沒有他這個獨一無二的個體生命,一切都將是另一番樣子。
孫中山不是完人,他有缺點、有脾氣、有失誤。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在他的性格中有天真的一面,有固執的一面,有看上去不成熟的一面。當清廷退位,袁世凱接替他出任總統,他認為民國成立、南北統一,民族、民權兩大問題已經解決,以后的重心就是民生問題,所以要退出政治,去從事鐵路建設,其中就不無天真。說他固執,在清朝垮臺前的漫長流亡歲月中,或者民國以后的十幾年間,他不停地為理想而奮斗,敗而不餒,與他的這種性格特征應該也有關系。也因為如此,他有時特別堅信自己的絕對正確,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勸告,“二次革命”反對袁世凱的武裝行動失敗,再度亡命日本,決意重組秘密的中華革命黨,要黨員以服從黨魁命令為唯一要件,不僅要宣誓立約,而且要摁指摸。與他并肩奮斗多年的黃興拒絕接受這樣的做法,力勸無效,只有黯然離開日本。與傳統的政治領袖不同,他不很擅長協調革命陣營內部復雜的人際關系,所以在同盟會時期,與陶成章、章太炎等人有過緊張的沖突。如果按照中國傳統的政治標準,他看上去是那么不成熟,不會玩權謀,不是長袖善舞之輩,總是公開地表達自己的理想,可是,他和歷代帝王,和那些久經宦海浮沉、老謀深算的達官貴人的區別也正是這里,否則他就不是孫中山了。在民國成立以后的許多重大決策和戰略安排上,他有過不少失誤,他沒有能很好地抓住空前的機遇,以最恰當的方式推動這次史無前例的制度轉型,袁偉時等史家已經直面這些問題。今天,包括他留下的教訓、遺憾在內,都已成為珍貴的歷史遺產,可以成為后人反思歷史的新起點。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孫中山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任上,毅然決然放棄權位,實現承諾,辭去這一最高職務,這一壯舉,放在中國歷史上乃是前無古人的,這是近代政治文明的一束曙光,給予怎么樣高的評價都不會過分,尤其考慮到這一幕發生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土地上,就更加值得敬佩。有了這一幕,孫中山就足以傲然屹立在歷史的天空下。
  
 
一、讀書和“革命學”
 
“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是孫中山一生的信條之一。他曾對日本友人說過,“我一生除革命外,唯一的嗜好就是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生活。”自香港西醫書院完成學業以來,哪怕是在顛沛流離的流亡歲月,或者政務繁忙的從政時期,他也不忘讀書,可以說,讀書伴隨著他一輩子,尤其革命受挫之際,讀書更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他認為,如果一個人不讀書便會跟不上時代,變成一個落伍者。
1895年第一次經過日本以來,孫中山至少到過日本十五、六次,總計在日本居留的時間大約有十來年。在日本志士宮崎滔天夫人宮崎槌子的印象中,孫中山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每天一有空暇,就是看書。有一次,他在宮崎家住了10天,幾乎把他們家的全部藏書都看了一遍,并說:“這里的書我都喜歡看。”臨行,他還用柳條箱子裝了滿滿的一箱書帶走。宮崎夫人回憶,1905年夏天,孫中山在日本橫濱,常去東京和宮崎滔天見面,每次到他們家來,一有空總是從隨身帶的皮箱中拿出書來讀,讀的書當中最多的是英文書,內容有政治、經濟的,也有哲學的。他還因為讀書而得罪過人,一次,他正在他們家走廊上看書,宮崎的鄉親勝木夫婦聽說他是中國著名的革命領袖,主動和他攀談,他當時看書看得正入神,只是隨便答應了幾聲,眼睛都沒有離開書。勝木誤以為他傲慢不理人,用當地方言大聲說:這像什么話!聽說孫文是個豪杰,怎么這樣簡慢人?”
1901年,美國《展望》雜志通訊員林奇在日本橫濱訪問孫中山之后,在323日發表的一篇報道說,他當時住的小木屋里擺滿了英文、法文的書籍和刊物,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歷史、軍事等方面。林奇特別注意到其中有許多英文的軍事學著作。
在中華民國之前16年的流亡生涯中,孫中山曾多次到南洋,足跡遍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等地,那里的華僑是他重要的支持力量,其中往來最多的是新加坡,很早參加同盟會、担任當地分會副會長的華僑張永福回憶,孫中山平時比較沉默寡言,凡事都抱著樂觀的態度,喜歡讀書,讀書時或用手捧,或放在桌上,讀后一定放回原處。孫中山喜歡買書,尤其是地理、歷史、經濟、政治、哲學和中國古籍。孫中山對中國地圖爛熟于胸,隨時可以指出各省要塞的位置。對于各國陸軍組織法及有關書籍,海軍海艦圖等,價錢雖高,也一定要買下開,熟讀到差不多可以背誦。每次買了新書一定要用紙包上一層書皮,保護起來。他的書籍分類擺放,整整齊齊,毫不混亂。就是讀報他也有自己的習慣,先讀專電,然后按順序讀下來,從不亂翻,讀完仍然折疊好,不隨手亂扔,如果同時有多份報紙,也是如此。
值得我們留意的還有,孫中山不喜歡小說雜著,張永福從未見他在讀無益的書。他也不嗜好美術圖畫,對于故事圖畫最多偶爾翻翻而已,對于絲竹音樂沒有嗜好,從未聽見他唱過歌,也未見他吟誦中外的詩歌。旅途寂寞,他的行囊中除了書,常常只有一副象棋。這些回憶,使我們可以知道孫中山讀書的偏好,他對純粹消閑式的閱讀沒有興趣,他的讀書也帶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性質。早在1897年,他與宮崎滔天筆談時就說自己不能為詩,“蓋無風流天性也”。 (轉引自張篤勤著《孫中山讀書生涯》,87頁)
孫中山從來不懶散地躺臥著讀書,一定要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而且看得很認真。對此他還有過這樣一番說法:“因為一般人讀書,或是為個人的前途,或是為了一家的生活,他讀書不認真,成敗得失,只他個人或其一家。革命黨人則不然,一身負國家社會之重,如果自己讀書不認真,事情做錯了一點,就不但害了我們的黨,連整個國家社會也被害了。”他博覽群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無所不窺,甚至一些很偏門的書都有所涉及。他晚年的秘書邵元沖當面問過他:“先生平日治學非常廣博,于政治、經濟、社會、工業、法律各種書籍,皆篤嗜無倦,可究竟以什么為專攻?”他的回答是:“我無所謂專攻。”邵元沖問:“那么,先生所治究竟是何種學問呢?”他回答:“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一切學術凡有助于提高我革命的知識及能力的,我都用來作為研究的原料,以組成我的革命學。”
 
二、“目不識丁”和“讀破萬卷”
20世紀初,當孫中山在歐洲動員中國留學生參加革命時,其中一個叫朱和中,第一次讀到孫中山親筆起草的誓詞草稿,禁不住笑了,他問何故?朱回答:“康有為和梁啟超常說您目不識丁,我見誓詞簡練,知康、梁所言之妄。”他傲然說:“我亦讀破萬卷也。” 
舉人出身的吳稚暉早年也疑心孫中山“不識字”。這位后來追隨孫中山的國民黨元老回憶,1901年留學日本東京時,吳祿貞、鈕永健等人相約一起去橫濱看孫中山,邀他同往,他當時心想,梁啟超都不想去看,何況孫文,孫文不過是個“草澤英雄”,有什么看頭?所以就說:“你們去吧,我要到上野公園去。”等到他們幾個回來,他問孫文的相貌是否像廟里供奉的大王爺爺,魁梧奇偉?鈕永健說他弄錯了,孫文是一個溫文爾雅的紳士。于是他估量孫文大概是東漢的劉秀、鄧禹一類人物,還是不想去見。直到1905年春天,他在英國倫敦已住了兩年,有一天有人敲門,自稱“孫逸仙”,相貌“溫和端正”,他很是吃驚。吳稚暉晚年自述認識孫中山的過程,大為感慨:“我起初不滿意孫文,就是因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經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識字。到認識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釋卷。”
186611月出生在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的孫中山,家境貧寒,7歲開始在別人家的私塾附讀,9歲開始到村塾讀書,最初接觸四書五經,13歲遠赴檀香山,在當地學校就讀,接受了5年西式教育。當他回到故鄉時,少年時誦讀過的經典早已忘得差不多了,《鏡海叢報》說他檀香山歸來“不識漢人文”,自然不無夸張,但也不是毫無根據,他的英文確實比中文要好。隨后,他在香港、廣州兩地求學。1883年進香港拔萃書室,第二年轉入中央書院,1886年轉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的南華醫學堂學醫,就是在這里,他開始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產生興趣,不僅節約生活費用,買了一套大部頭的二十四史,而且在學校圖書室發現了一部英漢對照的四書,感到英文譯本的注解要比朱熹的注釋更容易明白,所以他把這本書借過來經常利用課余時間研讀,就這樣,他基本上讀通了四書。1916715日,他在上海對廣東籍議員演講時說,自己讀四書五經的經過與傳統的讀書人不同:“我亦嘗效村學生,隨口唱過四書五經者,數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歷史,欲明歷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譯之四書五經歷史讀之,居然通矣。”
誠如著有《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的美國學者史扶鄰說的,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幾乎都是先讀孔子、朱熹的書,然后才接觸到達爾文、密爾的學說,而孫中山走的路子正好相反,他自13歲第一次出國,看到輪舟之奇、滄海之闊,從此就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在上李鴻章書中,他也提到自己熟悉西方的語言文字、政治禮俗,乃至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尤其留心“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無疑,西學給予他的影響要更大。對于中國書,他并不陌生,他一生至少買過兩套“二十四史”,他也讀過《資治通鑒》,在闡述“五權憲法” 時,說到監察權、考試權,他說:“我讀《資治通鑒》等各種史書,中國數千年來自然產生獨立之權,為歐美各國所不知,即使知道也不能實行者,這是中國民族進化歷史之特權也。”
在孫中山的知識結構中,傳統典籍不是主要的,他的專業是西醫,在香港西醫書院他度過了求學生涯中最長的一段時光,除了醫學專業書,他的同學關景良回憶,他平時非常勤奮,夜里常常點燈讀書,《法國革命史》、《物種起源》等西方典籍都是在這個時候讀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達爾文的進化論大大地震撼了青年孫中山的心靈。在孫中山上海故居的藏書目錄中保存下來的達爾文著作還有兩種,一是1892年倫敦出版出版的《查爾斯·達爾文》,一是后來追隨他革命的馬君武翻譯的《物種起源》。到晚年,他的演講中仍不時提及達爾文。192312月,在廣州嶺南大學,他在號召學生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時,就列舉達爾文的例子,認為達爾文的功勞“比世界上許多皇帝的功勞還要大些”:“從前有個英國人叫做達爾文,他始初專拿螞蟻和許多小蟲來玩。后來考察一切動物,過細推測,便推出進化論的道理。”
香港求學時期,他已放言革命,立志推翻滿清政府。他對農學也有過濃厚的興趣,不僅讀過《齊民要術》《農桑輯要》《農政全書》這些古代的農書,而且讀過西方農業方面的著作,對西方農政機構、農業政策、農業機械以及與農業有關的學科都有所涉獵。他后來寫過一篇文章《農功》,1895年在廣州倡言革命時,還創立了一個小小的團體“農學會”,不光是作為革命的掩護,從他給李鴻章的上書可以看出,他對農業問題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發起“農學會”,就是希望搜羅翻譯各國農桑新書,開風氣之先;設立學堂,培養造就農技師;用科學方法檢驗各地的土質物產,著成專書,引導農民耕植,等等。
 
三、流亡和讀書
 
在漫長的革命、流亡、從政生涯中,孫中山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和挫折,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也沒有放棄讀書,而且往往是革命失敗的間隙,他才會有一段相對安靜的讀書時間。他一生中幾次集中讀書都是如此。
第一次是從1896年10月到1897年7月,孫中山流亡倫敦期間讀了10個月的書。1895年重陽節廣州起義計劃流產,陸皓東殉難,他先是流亡到日本,再到了倫敦,結果被清廷駐英使館拘禁,幸得香港西醫書院求學時的老師康德黎奔走,才得以獲釋,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倫敦被難事件”,成為他革命生涯的新起點。此后,他在倫敦居留期間,把主要精力用在了讀書上面。康德黎回憶,他讀書的范圍很廣泛,從政治、外交、法律、經濟、軍事到造船、采礦、農業、工程甚至畜牧飼養,無所不讀,不光借閱康德黎家的藏書,而且自己買了很多書。有人統計過孫中山上海故居藏書目錄,其中1897年前出版的有106種。
這段日子,孫中山去得最多的是倫敦的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他在那里辦過一張為期半年的讀者卡。清廷駐英使館雇傭司賴特偵探社提供的偵探報告表明,他在使館獲釋后許多時間也都是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里度過的(也許就在馬克思長期讀書寫作的那個閱覽室)。從1896年12月3日到1897年6月24日,他至少去了68次。偵探報告留下了孫中山清晰的足跡,1896年12月5日上午11點,孫中山去郵局發了兩封掛號信,接著去附近書店選書,再乘車到大英博物館,在那里讀書1小時20分鐘。1897年4月9月上午10點半,孫中山到大英博物館,下午2點去附近午餐,然后再回到圖書館,到下午7點才離開。4月18日的偵探報告寫得很詳細:“截至我們現在寫信時為止,他的行動很有規律,幾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館圖書館、覃文省街四十六號、霍爾龐郵局。……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他不變地總是進閱覽室,并停留幾小時,偶然的為要吃些點心,就離開到布萊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時仍回大英博物館圖書館。”(轉引自張篤勤著《孫中山讀書生涯》,70—71頁)
這個階段,孫中山很可能就讀過馬克思的書,對社會主義學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都有一定的了解,特別對他產生了較大影響的是亨利·喬治的學說,其代表作《進步與貧困》出版于1879年,主要觀點是反對私人壟斷土地,主張土地國有,把地租變為上繳國家的賦稅。孫中山對此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他后來提出的“平均地權”、民生主義都有亨利·喬治的影子。在孫中山保存的藏書中有一本亨利·喬治的著作《保護貿易或自由貿易》,是1890年倫敦出版的。
1913年8月到1916年4月,也就是 “二次革命”失敗他再度亡命日本時期,不到三年的流亡時光,是他第二次相對集中的讀書時期。他從臺灣到達日本神戶,上岸時帶了6只大皮箱,日本警探向上司報告說他帶了大量金錢。過了很久,等到這些皮箱打開晾曬東西時,他們才發現原來里面裝的全都是書。抵達東京的第一天,行李一放下他就拿起了書本,所以,便衣警探留下的報告中就有了這樣的記載:“孫終日閱讀書籍,無其他異常情況”。此后,“終日讀書”成為秘報中頻率很高的詞匯。
東京有家外文書店丸善株式會社是孫中山經過購書的地方,僅僅1914年這一年,他就從這家書店買了70多種書,有許多政治類書籍,包括威爾遜的《新自由》、馬愷的《民主政治的危險》、羅賓遜的《聯盟的精神》等,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對德國和歐洲政治的書尤為關注,2月28日這一天就買了7種有關的書。當然,他的閱讀不限于政治,他買的書中有許多哲學書,包括尼采、柏格森、倭鏗的著作,還有羅素介紹柏格森哲學的書。在他故居藏書中就有叔本華的名著《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1915年5月,他收到一封催交上月書款的英文信,還附了一份有150種圖書的發貨清單。從書店的清單上可知,1915年買的書比上一年還要多,從1月到8月就買了76種,政治、經濟、自然科學的都有,其中有不少關于礦產的書,還有建筑裝飾方面的書,甚至還有養蜂的書。日本便衣警探的秘報說,到1915年11月、12月,丸善書店都有郵包寄給孫中山。
邵元沖回憶,日本當時出版了一套大部頭的《漢文大系》,類似中國的《四部備要》,包羅很廣,雖然孫中山的經濟不寬裕,但還是買了一套,堅持每天閱讀幾卷。日本便衣警探的秘報證實,1914年6月18日,神田區神保町富山房派人給孫中山送來《漢文大系》18冊。(轉引自張篤勤著《孫中山讀書生涯》,107—111頁)
世界各國有許多政治家政治上沉寂的時期,都有過類似埋頭讀書的階段。在和宋慶齡結婚后,他們買的書中還包括了許多和家庭、婦女、健康、優生方面的,有可能是宋慶齡讀的書。
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孫中山在上海“閉戶著書”的幾年是他第三次集中讀書的時期。4位加拿大華僑送給他的上海故居,樓上有他的讀書室和藏書室,在這里見過他的一位蘇聯人馬特維耶夫—博德雷回憶:“在幾乎頂到天花板的玻璃書櫥里,擺著許多書。書背上的字使主人知道全部書籍的名字。大概,他閉著眼睛也可以找到這里的任何一本書。”
這個階段,孫中山一心撰寫《孫文學說》、《實業計劃》等著作,需要廣泛收集資料,閱讀大量參考書。在他買的書中既有線裝古書(比如一些中國古代發明創造方面的書),也有舊版的外文書,還有新出的書,以英文書居多。1918年7月,他在寫給兒子孫科的信中提及,在上海的日本洋書店定購了上百種新書,還沒運到。
《孫文學說》提及的中外學說、書籍至少有幾十種。為了寫《實業計劃》,他參考的英文書籍光是經濟方面的就達240多種,有西方經濟學家的著作,如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凱恩斯《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等,有工業、財政、銀行、貨幣、信貸方面的,有城市規劃、水陸交通方面的,也有關于中國河流航道、港口等方面的專門資料。
 
四、書籍是第一財產
 
1923年秋天,一個月白風清的夜晚,在戎馬倥傯的間隙,廣東博羅縣的一只船上,孫中山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賞月談天,黃昌谷問他:“像先生這樣愛讀書,又愛讀新書,從前讀過的書籍自然是多,但是讀過了的書籍,是不是都還保存到現在呢?究竟一共讀過了多少種?讀過了多少本呢?”孫中山回答:“我幾十年以來,因為革命的事情,居無定所,每年所買書籍,讀完之后便送給朋友們去了。至于讀過了的書籍種類和數目,也記不清楚了。從買書的費用說,大概在我革命失敗的時候,每年所花的書籍費至少有四五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時候,所花的書籍費便不大多,大概只有二三千元。”他對書的癡迷,這件事可以看出,1908年,他來到倫敦,旅費告罄,吃住都發生了困難,湖北籍留學生曹亞伯在同學中募集了三四十英鎊給他救急。過了幾天,當曹再去看他時,卻發現他將這些錢全部買了書。
孫中山愛讀人物傳記,從培根、達爾文、富蘭克林、穆罕默德等科學家、宗教先知的傳記,到毛奇、拿破侖、克倫威爾、華盛頓、林肯、西奧多·羅斯福、俾斯麥、威爾遜、納爾遜等政治家、軍事家的傳記,他對毛奇、拿破侖、俾斯麥的作為都有很高的評價,他收藏的拿破侖傳至少有五個不同版本,在屢遭失敗的困頓中,拿破侖起起落落的經歷也許給了他不少的安慰。
孫中山是個政治家,他愛書、讀書,卻不是那種盡信書的人。他反對好讀書不求甚解,也反對死讀書,或者將古人的解釋再解釋一次,“你一解釋過去,我一解釋過來,好像炒陳飯一樣,怎么能夠有進步呢?”崇拜他的戴季陶有過這樣一番評價:“我們讀書是彎著腰去接近書,中山先生則挺著胸膛在讀書,合于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閑視之。我們是役于書,而他則是役使著書。”孫中山一生買過、讀過的書籍,大半散失,在上海故居保存下來的大多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書,也就是和宋慶齡結婚以后買的書為主,共計1932種(其中1025種是他生前出版的),5230冊,涉及古今中外哲學、政治、軍事、法律、經濟、歷史、科技、醫學、體育、天文、地理、人物傳記等,還有百科全書、年鑒數十種。他求學時代的書基本上沒有,辛亥革命時代的書也很少有保存下來的。直到1925年,他在北京,纏綿病塌之時,仍在閱讀有關居住方面的書,當時他想修訂“民生主義”的講稿,涉及衣食住行。3月11日,他留下的“家事遺囑”將書籍列為首要財產:“余盡粹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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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參考書目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03年
張篤勤著《孫中山讀書生涯》,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馮自由《公民逸史》,中華書局1981年版。
《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孫中山集外集補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j29h.html) - 孫中山的讀書生活_傅國涌_新浪博客

2010-07-1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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