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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三段論:一代人靈魂高度止步于80年代
中國人三段論:一代人靈魂高度止步于80年代
新周刊      阅读简体中文版

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
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

  “魂”在八十年代,“頭腦”在九十年代,“身體”在新世紀,這是中國人的“三段論”。八十年代回不去了,正因為回不去,才越發地想“家”。如果把八十年代比作故鄉,我們這些背井離鄉的異鄉人,又該向何處去?

  文/胡赳赳 

  三代中國人的命運,交叉于八十年代:一代是毛澤東的嬰兒,他們出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八十年代獲得知識啟蒙和復蘇機會,從此改變命運走向;一代是鄧小平的嬰兒,他們出生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伴隨改革開放度過成長期,不再受饑餓的威脅,個性和內心開始表現,在城市中拼搏獲得自己的位置;一代是全球化的嬰兒,出生于上世紀 90 年代及新世紀,被稱為新新人類,受惠于八十年代的余溫,然而,互聯網才是他們的精神原鄉,他們聽八十年代的故事,感覺陌生,像個神話,也羨慕不已:父兄輩們,這樣活過。

  回首八十年代,是否能帶給我們進一步邁向“新世界”的精神源動力?

  八十年代是個弱話題,因為被談論得太多,人們或許已感受到疲憊;但同時又是個強話題,其思想資源和話語資源未得到系統的整理,其精神線索尚未充分展露,其人文傳統不敵物質大潮,漸漸潛伏下來,等待又一次“復盤”。尤其是,回首八十年代,是否能帶給我們進一步邁向“新世界”的精神源動力?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眾多人感受到自己活得很“茍且”、“前途渺茫”,物質主義勝利后,徹夜的狂歡后,迎來的不是天堂般的喜悅,而是對自我價值的“鄙視”。

  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潮尤其可貴,可以說,上接晚清“幼童”赴歐留美的思想資源,中接五四西學東漸的革新傳統,下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拿來主義”精神。八十年代的“洋務運動”曾被斥為“全盤西化”,但也由此發端,知識分子階層和工商實業階層,風氣為之一變。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在政體未有大動的局面下,競然崛起。可以說,我們享受的一切,均來自八十年代的饋贈和遺產。

  “穩定壓倒一切”、“不折騰”,種種后來政治上的綱領,都來自一個古老民族對華夏一統的天真想象和熱切盼望。“家天下”是五千來中華文明的最高文明,分權于民是一種革命的浪漫主義,歷史溫情脈脈的面紗終將可恥地撕去。盡管“權力的下移”是一條矢志不渝的歷史主線,最終將走向人人平等、性別平等、眾生平等的信仰王國中去,但在歷史實際的進化路線上,仍要經過多次的搏殺、博弈,圣人與暴徒的交替誕生,最終,權力體現在每一塊面包和每一個微笑之中,體現在人與人的平等和尊重之中。在文明的演進途中,野蠻扮演的不可一世的角色,只是集體無意識的“痛苦之身”的凝結與發作。“道可道,非常道。”多年前,老子騎著青牛出關時,已微笑著洞悉周知了這一切。

  許多人把八十年代歸結為“理想主義”,相對應的,九十年代是“市場主義”,新世紀之后是“物質主義”。《新周刊》有一期專題叫“外心人”,將一心向外求的中國人的欲望和焦慮表述出來。于是,我們也離開了精神上的故鄉,離開了八十年代這一作為出發點的原鄉。

  靈魂,故鄉,一代人的愛與怕,都糾結在一個繞不開的時空結點上:八十年代,中國。

  魂斷八十年代,異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紀,反思于末日危機后的 2013。

  一代人靈魂的高度止步于八十年代,再也沒有進化與發展。

  這既有其外部環境、思潮的制約,也有其內在的主觀因素在作祟。“悲觀情緒”籠罩著當初的奮進者,而在九十年代的市場經濟紅利中,大多數當初的失意者又變成了“既得利益者”,成為中國巨艦“合謀”的一部分。痛苦的回憶在于:雖然靈魂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之中,身體卻已不可遏制地越漂越遠。理想號變成了欲望號,欲望號變成了和諧號。

  當年,薩特紅極一時的理論“自我選擇”,第一次將中國人從“集體主義”中解救出來,回歸到“原子個體”,重新擎起“個人主義”的大旗。《存在與虛無》是八十年代的“紅寶書”,它的引用在那個時代超過了《毛選》。此時,崔健也替中國人第一次喊出了“苦悶”和“宣泄”。整個八十年代的樂章,可以說序曲是《一無所有》,尾聲是《最后一槍》。

  八十年代戛然而止。

  自此,涇渭分明。要前途還是要真理,成為擺在少數人面前痛苦的抉擇。大多數人,正如劉索拉在中國當代小說的開山之作中所說的:“你別無選擇。”精英群體星散,一部分由士而商,一部分赴海外尋求發展,一部分人在巨大的失意中徘徊,一部分人隱遁。

  現在看來,當時的紀錄片《河殤》所引起的震動是多么的可笑,稚子們的心聲,綴連在中國文化母體的長河中,滾燙的詞語和激情四溢的文氣掩蓋了學識上的粗糙,成為一代人尋求心靈突圍的符號性作品。那時,鮮活靈動的魂未斷,每個人都自覺地將自己歸類于“中國”這個詞根下,吸收東西方文化,希翼把自己貢獻出來。

  但八十年代的精氣神,到九十年代散開了,一方面市場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稀釋得無影無蹤。在新世紀后,一切圍繞著現實考量,發財致富成功學,追求“牛逼、刺激”(鄭也夫語)成為個人價值的最高實現。

  八十年代的宏大命題,幾乎是一代人的口頭禪,信奉知識改變命運,然后呢?個人的命運確乎得到改善,國家的命運依然在慣性中滑行。《中國合伙人》的電影重現了八十年代的學習熱、九十年代的出國熱、新千年后的崛起熱。但是,這一切有一個前提,即他們本質是中國這個母體的散伙人而不是合伙人,他們賺到了錢,卻可能只有一張暫住證或綠卡。他們與中國命運的關聯僅僅是人民幣,而不是人民。他們對“中國”這樣一個詞根的理解,僅僅是“中國”是個龐大的超級市場,而不是“中國”是原鄉。原因和邏輯都很簡單,他們篤信:自己不能改變中國的命運。

  魂斷八十年代,異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紀。現在,該進入反思的時間了。

  我從八十年代走來,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有著八十年代的記憶和魂魄。我是“八十年代下的蛋”。

  八十年代的短缺經濟正在接近尾聲,計劃經濟開始了某種形式的松動。生活方式在年輕人那里首先得到了召喚和響應。“一無所有”之后,是不斷地解禁,詩歌、文學、音樂全面復蘇,出現了百花齊放的局面,82 屆畢業生踏入了社會,開始貢獻心力、實現自我。讀書無禁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使得學術、文藝和實業紛紛繁榮。一個開明的、離民主最近的時代,就這樣到來了。

  有人總結說,八十年代是“大起大落、大紅大紫、大開大闔”。大起大落:八十年代,思想文藝最盛,是一座高峰,九十年代迅速衰減;大紅大紫: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動搖的大紅路線,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進行交鋒;大開大闔:改革開放,是為大開;體制收緊,是為大闔。

  八十年代的“好”在于“每天都有好消息”、“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九十年代的“好”在于要機會有機會;新世紀的好在于要錢有錢。八十年代的好是“精神頭”好,九十年代的好是“頭腦”好,新世紀的好是“老人頭”好。

  對八十年代的追憶不僅僅是一個“情結”,而且是著力要尋找到的精神力量。沒有一個詞能截然概括這種力量,但是,它確實使一代人覺得自己被一個時代轟然打開了。在后來的時間里,這種效用再也沒有發生過。

  八十年代,也許一切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好。它存在著許多不足,遭受許多誤讀,也帶給許多人很多痛苦和傷害,想逃離這個時代。但它的確是個“大時代”,價值觀很多元、很有朝氣,不像如今價值觀單一,人人奔著錢去。現在的時代變化也很快,但都不及八十年代“只爭朝夕”的勁兒。現在的變是物質的巨變,當時的變是思想的裂變。現在的變是有形的變,當時的變是無形的變。現在的變是每況愈下,當時的變是蒸蒸日上。

  八十年代能否成為“上行社會”的思想資源和精神源動力?重提八十年代是否能讓我們重新審視一個時代與它的潛在影響?最能夠接續百年來歷史流變的時代中,八十年代居在一個怎樣的位置上?有一個學者說:“甚至可以開一門八十年代學,八十年代的清點工作遠未結束,才剛剛開始。”

  媒體人陳虻有句名言:“不要因為我們走得太遠,以至于忘了我們為什么要出發。”也許某一天,有一個人會這樣給八十年代寫一封信:我從八十年代走來,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流著八十年代的血液,我的魂魄系于八十年代……離開八十年代的故鄉,我們開始流浪,可是我們累了,知道哪里是方向,卻總是隔著透明的窗。

 

2013-08-05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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