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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俄在中國》(一)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發展
《蘇俄在中國》(一)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發展
蔣中正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發展 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個時期(民國二十一年至三十四年)
  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在廣州的制共定亂,和十六年四 月十二日的全面清黨,對中共顛覆本黨,假借國民革命來赤化中國之 陰謀與暴行,予以致命的打擊。中共此後的蘇維埃路線,至民國二十 四年,更走到日暮途窮的絕境。於是他在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的指 使之下,提出「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採取中立戰術,先求 政治解圍,再圖武裝發展,使其死灰得以復燃,更企圖在我抗戰最艱 苦的階段,以散播失敗主義來顛覆政府,奪取政權,達到莫斯科獨佔 中國的目的。今日莫斯科對自由世界所提的「和平共存」口號,及其 對民主各國所用的政治攻勢和中立戰術,都是以民國二十四年至民國 三十四年抗戰期間,中共對我國民政府所用的方法為藍圖,因此我認 為這一段歷史事實,在今日尤有重加檢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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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節 中東路事變與李立三路線
[58]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 正是史達林於擊敗托洛斯基「左派」之後,轉向布哈林「右派」鬥爭 。為了進攻「右派」,史達林的政策轉向左傾。在他這左傾的動向之 下,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僅繼續其過去已告失敗的暴動政策, 並且更加激化。大會決議案以「推翻國民政府」、「沒收一切地主階 級的土地」,和「建立蘇維埃政府」為中心的「十大要求」,便是「 李立三路線」的根據。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中東路事件發生,蘇俄軍隊 侵入我東北之滿洲里與海拉爾,壓迫東北地方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二 日訂立伯力協定。蘇俄承襲帝俄時代對中國的侵略政策,至此更是表 面化了。莫斯科更對中共加緊鞭策,要他們承認「革命高潮是到來了 」,要他們配合城市暴動與農村暴動,「奪取幾個政治和工業的中心 」,「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匪區內部也仿效俄共,其政治 組織叫做蘇維埃,其土地政策由農民平分土地轉向農奴式的「集體農 場」。十九年(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匪軍乘我們中央討伐西 北叛軍的時候,乃侵入長沙,並企圖進攻武漢。莫斯科共產國際興高 采烈,炫耀其「工農兵聯合行動的勝利」。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匪軍 被我們當地的部隊進剿不支,乃於八月三日從長沙潰退,同時他進攻 武漢的企圖也化為烏有了。
[59]   李立三執行莫斯科的命令,如果是勝利了,那就是史達林的成就 。現在是失敗了,就是李立三的罪惡。於是這年九月,中共的黨乃轉 入米夫(Pavel Mif)所領導的留俄的國際派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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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節 從城市暴動到農村暴動
  民國十六年,中共「八七會議」的指導者紐曼,亦名紐堡,乃是 蘇俄的暴動專家。中共當時的南昌暴動、汕頭暴動和廣州暴動,都是 採用他俄共暴動的理論和方法來實施的。十七年以後,紐堡的「武裝 暴動」(A.Neuberg, The Armed Upris ing)乃成為中共的城市暴動和農村暴動的教程。從我政府所搜獲 的共匪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各地組織「行動委員會」煽動 群眾、實行武裝暴動之「通告」和「命令」,完全是依據這個教程為 其組織與行動的準則。
  當時共匪對於城市,組織「赤色工會」為工人的基本組織。一方 面在總工會之下,組織各種產業「同盟罷工行動委員會」,發動總同 盟的政治罷工;另一方面,組織赤色先鋒隊,使其黨員受軍事訓練, 準備武裝暴動。對於農村,仿效蘇俄的貧農團(Kombyed), [60] 組織農民委員會,奪取當地團隊武裝,以武裝其匪黨農民隊伍,實行 「農民協會專政」。然後由其所謂「工農軍事委員會」糾合城市與農 村的武裝暴力,組織「工農革命軍」,來「爭取數省或一省的首先勝 利」。
  但是共匪學會了俄國式的武裝暴動方法之外,還採取了中國舊時 流寇式的暴動方法。據共匪自己的軍事訓練教材「中國紅軍發展小史 」,說明民國十六年間共軍流寇化的起源,是這樣的﹕
  「井崗山是湘贛邊區的羅霄山脈。山區原有兩股土匪,一個叫王   佐,一個叫王文才。毛澤東同志的紅軍到了這裏,不能不和他們   講統一戰線。」
  此後共匪所謂「紅軍」的任務,就是殺人、放火、勒贖、籌款, 和煽惑群眾。而其政治綱領就是「殺地主,分田地,武裝群眾,建立 蘇維埃政權」。
  最初在「李立三路線」之下,共匪還是相信「以城市領導農村」 的原則,而其在農村中所製造的武裝暴力,仍以奪取大都市為其最後 目標。這個時期,俄共的暴動方式還是佔著優勢。到了十九年九月「 立三路線」被清算之後,那「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觀念,在中共匪徒 中,就漸次抬頭,而流寇式的方法,乃亦成為中共暴動的主要路線了 。
[61]   不過中國農村是以家族為其基本組織之自治團體。同姓的家族以 血統為其紐帶,異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聯繫,即使地主與佃農之間, 世代相處,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濃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們 這和平的農村中,製造鬥爭,發起暴動,若單是宣傳煽動的一套方法 ,乃是不能發生效力的,所以他們要特別採取打家、劫舍、綁票、撕 票,與洗村、裹脅的流寇方式。他們在鄉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來做 他的工具,使他們屠洗地主富農,殺害兒童,蹂躪婦女,逼迫受刑者 自掘墳坑來活埋自己,以及實施其灌水、灸火、輪姦、剖腹等等殘忍 的暴行。就是這樣,他們在群眾中造成了恐怖的環境,而其在地主與 佃農間,更製造其仇恨的心理。並在他們放火焚燒地主富農的家宅時 ,一面引起貧民的搶劫,製造貧富間的鬥爭;同時一面又延燒貧民的 家宅,強逼他們離鄉別井,跟著其匪軍,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尤其是他們要在農村家庭間,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間的鬥爭,使他 的黨團在群眾中得以發展組織,而確立其控制。所以對其青年兩性生 活的放蕩,特別鼓勵;所謂打倒廉恥、撲滅道德的口號,更是共匪誘 惑他們破壞家庭,毀滅倫理,而甘受匪黨役使的唯一方法。
  於是匪軍每當侵入一個鄉鎮之時,他們就肆行其燒殺劫掠,煽動 其清算鬥爭,到了他從這一鄉鎮撤退之時,當地的壯丁被其裹脅以去 ,而殘存的老弱婦孺,仍受其地下組織的控制和監視,不敢與國軍交 [62] 談,更不敢與國軍合作。
  特別是其共匪所盤據的地區,他對於民眾的控制與消息的封鎖, 乃是以原始的野蠻手段和現代的科學方法,混合使用,來發揮其暴行 的效用。至於他們所使用的方法,總要使其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 能,而發生心理的變態和生理的畸形,為惟一的手段。他們這樣的刑 具,據當時各地民眾向我政府所控訴的,乃有七十二種之多。
  今日我亦不忍詳舉這種惡毒穢褻,殘無人道,慘不忍聞的刑具名 稱及使用的殘酷方法。這是他們自民國十六年以來,其在各省匪區製 造暴動,以及今日大陸上,在各鄉鎮中控制民眾的情景,自始至終, 還是有加無已的在那裏實施。我們在這一點上,認為中共匪徒對民眾 殘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於俄共不祇是毫無遜色,而且可說是 青出於藍,變本加厲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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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四節 九一八以後之剿匪安內
  國民政府於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兩次集中兵力,圍剿湘 贛山區的匪軍,都沒有得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十月,第 三次圍剿正在順利進行的時候,無端的九一八事變發生於瀋陽。於是 [63] 國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調剿匪的部隊北上佈防;另一方面,共黨 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東北的機會,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煽 動學生,集合首都,假借「請願」的名義,對國民政府毀謗侮蔑,無 所不至。同時更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挑撥離間,造成「非蔣下野,無 法對日」的局勢,使我不能不於當年十二月下野。於是共黨匪軍重新 得到了發展的機會。
  此後中共匪軍的活動,就是對準這日本軍閥的侵華行為,著著進 展,無異是其雙方對國民政府,內外夾擊,互相策應。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之戰,共匪乘機擴 大了湘贛粵閩的「蘇區」,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謂「蘇維埃臨時中央政 府」,並且開闢了豫鄂皖區、鄂中區、鄂西區與鄂南區,相互聯繫, 包圍武漢。其擾亂範圍遍及於湘贛浙閩鄂皖豫七省,總計面積至二十 萬方里以上,社會騷動,人民驚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勢。這 時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國家面臨此兩個戰爭,為了挽救這嚴重的危機, 又一致要求我復職,繼續承擔國難。我乃於淞滬停戰之後,宣布攘外 必先安內的政策。隨即於六月十八日,在牯嶺召開豫鄂皖湘贛五省清 剿會議,確定第四次圍剿計畫,決定先從肅清豫鄂皖三省匪軍著手。 [64] 十一月,國民革命軍擊潰了豫鄂皖邊區,徐向前匪部西竄川北。同時 鄂西洪湖賀龍匪部亦敗竄鶴峰。但是正在國民革命軍決勝的關頭,而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一月,日軍又侵入了榆關;三月,長城之戰 繼起。國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調大軍北上增援。於是第四次圍剿計畫又 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到了長城之役停戰以後,我即於當年十月,復在南昌召集剿匪會 議,訂定第五次剿匪計畫,對江西匪區,採「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的方針,一面禁運物資,封鎖其經濟,建築碉堡,截斷其交通;一面 開拓公路,步步為營,節節進剿。正當剿匪著著勝利的時候,共匪乃 策動十九路軍陳銘樞和李濟琛等的叛變,在福州組織所謂「人民政府 」。但是事變不到一月,迅歸平定,剿匪工作沒有受到多大影響。至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夏季,而湘贛鄂豫皖五省匪區乃束小至贛南 山岳地帶,其面積不過四千方里,與二十一年相較,幾乎是五十與一 之比。
  及至二十三年十月,其贛南的所謂蘇區,外受國民革命軍的壓迫 和封鎖,步步縮緊其包圍圈,而其內部的農業集體化又造成農業生產 的衰落,和農業人口的減退。到了最後,就只有流竄與崩潰的一條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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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3-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五節 匪軍的西竄
  當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戰爭時期,共匪奉行其共產國際命 令,作成決議,認定革命高潮已經來到,企圖進攻長江中部的大城市 。但是這種軍事冒險主義究竟能否成功,俄共與中共內部屢起爭執。 莫斯科派羅明納茲再度來到中國,視察匪區。羅明納茲回俄後的報告 ,認為中共的蘇維埃路線必歸失敗,主張中共放棄瑞金,西走四川, 作長期鬥爭的打算。史達林對他的建議沒有採納。到了二十三年,在 我國民革命軍圍剿之下,八個游擊區完全瓦解,殘餘匪軍不能不化整 為零,突圍流竄。於是莫斯科共產國際過去在其六次大會指使中共的 武裝暴動、蘇維埃組織、「土地改革」、對中國整個的赤化計畫,至 此乃告一結束。
  徐向前部竄入川北,企圖入陝,我國民革命軍迎頭截擊,並由軍 事委員會參謀團聯絡川中各軍,督率會剿,匪部乃逃向川西。毛澤東 部亦由贛南竄到貴州,企圖偷襲貴陽不成之後,潛渡大渡河,與徐向 前部會合於懋功松潘一帶,兩路殘匪在毛兒蓋會議中又告分裂。徐向 前部南下川西。朱德轉入雲南。毛澤東彭德懷率部北上,展轉流竄, 轉入陝北,投靠當地土共劉子丹與高岡的老巢。其所殘餘部隊共計不 過五千之數,在軍事上實已不成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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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3-6.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六節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勢
  民國十八年蘇俄侵略者的滿州里事變,與二十年日本軍閥的九一 八事變,明白指出了一個事實,就是我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要從日 俄兩個鄰國夾攻之中,打開一條血路前進。中東路事件雖以「地方事 件」而暫告解決,但是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以武裝暴動策應日閥 的侵略行為,仍然是這兩面夾攻的變形。因此國民政府決定「安內攘 外」的政策,先剿共匪,再謀抗日。這一決策的堅持不變,就是第五 次圍剿成功的根本因素。
  朱毛匪軍對於國民革命軍的圍剿政策,到了最後只有分股流竄。 他到了軍事已走到絕境的時候,乃假借「國共合作,抗日救國」的口 號,求作政治的解圍。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之間,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 在莫斯科開會。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在 大會上提出「統一戰線」的報告,對於中國主張成立「廣泛的抗日反 帝統一戰線」。這當然是史達林的決策,也當然成為大會的決議。中 共此後的工作,就是依據這一決議,在史達林指使之下,執行其「統 一戰線」與中立主義的新戰略了。
  這時候,朱毛匪軍轉徙川黔,渺無出路。八月一日,他們從毛兒 [67] 蓋發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統一戰線」,要求組織其所謂「全國人 民聯合國防政府」。
  二十五年二月,朱毛為了解救陝北的糧荒,派劉子丹部,偽稱「 紅軍抗日的先鋒」,渡河侵入晉西產糧地帶。但匪軍在同蒲路被國軍 擊敗,劉子丹就殲。朱毛至此自知無力再作軍事冒險,便不能不向國 府乞降,要求「停戰議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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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七節 共匪的中立戰術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有所謂「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發表「 九一八」四週年宣言,以中立的姿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的口號。這種中立團體在共產國際操縱之下,迅速普遍的在全國各大 城市青年學生和一般知識分子中間成立和發展。
  就華北來說,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學教授和學生為了 反對日軍在華北設立「冀察自治區」,遊行示威。這本是愛國運動, 卻被共黨及其同路人利用,來執行其中立戰術。單在北平天津和華北 各省,就有所謂「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 、「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平津文化界救國會」三十個以上的團 體,出版各種報刊,千篇一律,為共匪國際指使的「人民陣線」作宣 傳活動,平津華北如此,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樣的不能例外。 [68]
  「人民陣線」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展開政客式的活動,挑撥地 方軍與中央軍的感情,唆使地方軍,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國人 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之下,對政府與匪軍,採取中立路線,來破壞政 府剿匪安內的政策。
  「人民陣線」的作用是孤立國民政府與中央軍,讓共匪得以生存 和發展,重整武裝,準備下一次的叛亂進攻;而其所標榜的主張卻是 「抗日救國」,更顯然是企圖引起中國抗日全面戰爭,使共匪在抗戰 陣營的背後,擴大武裝,乘機坐大,達到其顛覆政府,控制中國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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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八節 中俄復交與中國的國際環境-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五次圍剿的勝利,使國民政府解除了軍事上兩面作戰的危機。此 後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對日與對俄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軍閥在我東北製造偽「滿洲國」,接著又 製造內蒙自治,製造冀東特區,並且製造冀察的特殊化,我在民國二 十三年之秋,發表一本「敵乎?友乎?」的小冊,對日本提出警告。 其中說明日本軍閥如不徹底覺悟悔改,停止其對華侵略,則中日兩國 [69] 鬥爭的結果,就是同歸於盡,並且一再明白的說﹕「日本必能明悉, 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 生如何之影響?」但是日本軍閥並不能接受我的警告,仍然繼續施用 壓力,企圖孤立中國,以遂行其軍事的侵略。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一 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壯軍人在東京發動政變,威脅其天 皇及政府。廣田內閣成立之後,把他們侵華的計畫,綜合為「善鄰友 好、共同防共與經濟合作」的三原則,向國民政府提出交涉。當時的 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 就是滅亡。這是我們對日外交的一面。
  九一八之後,莫斯科即不斷的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兩國復交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顏惠慶與李特維諾夫在日 內瓦公佈中俄復交。但此後中蘇關係沒有進步,並且蘇俄侵犯我中華 民國主權的行為繼續發生。二十四年三月,蘇俄不顧我國抗議,出賣 中東鐵路於偽滿洲國。這對於日本侵略政策,當然是一種鼓勵。到了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季,日本提出了廣田三原則,我認為對蘇 交涉應該積極進行。我外交部長張群屢次與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 會談,覓取中蘇共同維護東西和平的途徑。但是到了三月十二日,俄 蒙互助協定是公佈了。鮑格莫洛夫企圖阻止我國民政府的抗議,竟到 [70] 外交部肆其咆哮,且以宣佈秘密談話相要挾。我政府對於他這一無賴 的插曲,置諸不理,仍於四月五日,向蘇俄提出嚴重抗議。
  這時候蘇俄的對外活動是兩重的。他的政府外交部竭力緩和國際 間對他的防範,故他對外進行著「和平外交」。而他的國際共產黨部 卻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之下,對西方各國進行著反戰運動和顛 覆工作。他的遠東政策也就是這兩重的作法。他的政府對中日衝突表 現一種中立的姿態,並且對日本力謀妥協;他的共黨對中國則通過其 所謂「抗日救國大同盟」的各種團體,要求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同時發起「聯俄」運動。這是我們對俄關係的一面。
  然而當時環繞中國的國際形勢,並不是單純的日俄兩國的鬥爭。 具體的說﹕日本要求我們與他「共同防共」,並不是要求中日兩國共 同對付蘇俄。共匪及其外圍團體的聯俄運動,也不是要求中俄兩國聯 合對付日本。日俄兩國對我中國,有一相同的企圖,就是要迫使我們 中國脫離西方,尤其對美關係,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聽任他們的宰 割。日俄兩國固然各有其獨佔中國的野心,但是他們為了共同對付西 方尤其是美國,亦可以瓜分中國為條件,而互謀妥協。所以當時如果 我們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廣田三原則,使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庸,又或 [71] 於抗戰發生以後,接受德國的調停,與日本停戰議和,則日本究竟是 北進,還是南進,乃不可得而知。如果我們國民政府為了抗日而聯俄 ,使中國重蹈十五年廣州的覆轍,則莫斯科究竟是為了獨佔中國而對 日作戰,還是挾持中國,採取中立路線‧而促使日本南進,亦是不可 得而知的。總之,當時我們中國無論是降日,或是投俄,而其最後受 禍者總是西方國家。如果這樣,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是將要 改變一個寫法了。
  當時我們政府乃撇開這兩條危害國家生存,並破壞世界和平的道 路,而最後的決心,認為中國的外交方針,應當在國際聯盟組織之中 ,促進民主國家的合作,並在這一方針之下,促進中蘇的關係。二十 五年十月,我特派蔣廷黻繼顏惠慶為駐蘇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 等的基礎上,對蘇交涉可以積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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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九節 中蘇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侵佔蘆溝橋事變發生。 中蘇的談判更是加緊進行。八月二十一日,中蘇兩國簽訂了互不侵犯 協定。其主要的條款就是﹕
    「兩締約國重行鄭重聲明﹕兩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 [72]   之方法,並否認在兩國相互關係間,以戰爭為施行國家政策之工   具。並依照此項諾言,兩方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多數   國家,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第一條)
    「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   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   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施行   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第二條)
  我中華民國是受侵略國。我國此後與日本的「衝突全部期間」是 八年,中蘇協定應該是這八年之內,兩國和平共存的準則。我們且看 協定訂立後,莫斯科對於這個協定,實行到如何程度,並且看他這八 年期間的作為,及其所發生的事實與結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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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節 西安事變
  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 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 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纔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 民國二十三年底,五次圍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陳立夫擔當這一政 治任務。
[73]   民國二十年,中共特務工作領導人顧順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 匪在京滬的所有機關和組織,先後被我們完全撲滅。他們的所謂「中 央委員會」亦整個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贛南匪區,重新組織。到了二 十四年的秋季,陳立夫向我報告,周恩來在香港與我駐香港負責人曾 養甫,經由友人介紹見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與他們進行商談,而 且他們只要求從速停戰,一致抗日,並無其他條件。周恩來又於九月 一日致函陳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戰抗日的立場。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通電。隨即由周恩來 代表中共,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與張沖會商。當時我得到這 個報告,對於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一節甚為懷疑。但據立夫考驗後, 知道潘持有他與共產國際通電的密碼,及其來往電報無誤。我認為此 事真偽虛實,對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問。潘漢年乃即到南京與 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為下列四點﹕
  一、遵奉三民主義;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
[74]   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
  經過了長時間的談判,最後他們終於接受這四項原則。一切條件 大抵都達到協議,只待我回京後作最後之核示。
  在這同一時期,共黨在各省亦開始發動其「和平」宣傳攻勢,而 以陝西為其第一目標,並對張學良與楊虎城積極勾結。而且張學良所 部的東北軍中,發現其「抗日不剿共」的宣傳品,並有張楊皆與共黨 已發生直接關係的情報,所以他們在西安竭力掩護共黨分子及其外衛 組織的活動,於是「第三黨」與「救國會」公開作反動宣傳,亦毫無 顧忌。這一事態的發展,如不設法防止,勢將演成叛亂。我乃親往西 安坐鎮,並準備在年終召集一般將領開會,宣佈中央對剿共與抗日的 方針,說明共黨和平攻勢,及其所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號的 作用所在,使之不為共黨煽惑。就在這個時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 在西安忽被張學良和楊虎城以暴力劫持。我當時就斷定這是張楊二逆 受共匪欺詐,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國家以致命的一擊。所以張學良 前來見我時,我就簡單明瞭的訓斥他說﹕「無論其為個人利害,或國 家安危,只有立即徹悟痛悔,送我會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 及今悔悟,尚未為晚。」他在這樣情勢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預定的 八項條件,只說內容複雜,沒有如我所說的那樣簡單,反要求我先行 [75] 息怒,容他盡言。我就斥止他,不許其提任何政治有關的事。直至第 三日,他纔含糊其詞,半勸半求說出他們所共同議決的八項條件,並 說只要我應允簽一個字,他就立刻親自送我回京。(註)我乃對他說 ,無論你說得任何動聽的請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脅之下,絕無商討餘 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張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謀之共匪,必認為 千載一時的良機,也就是他匪黨的一個生死關頭,非迫我接受他的條 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時,只有下定捨生取義的決心,對叛徒 始終拒絕與他們商談任何政治條件。國民政府亦不理張楊的荒謬要求 ,立即下命討伐。
  二十二日,蔣夫人突然來到西安,我見面第一句話告訴他說﹕「 十日來叛徒每日用各種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條件上簽字,就可以送我 回京。你來共患難,是為公而非為私,一切須以國家為重。如有叛徒 以任何條件,託為轉勸,必嚴厲拒絕。我們寧死,亦不可答應。」 蔣夫人此行下了決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視我的人格,甚於我的生命 ,他決不勸我有違背素志的行為,他只願與我同生死。過了三天,到 了聖誕節二十五日下午,我們終於無條件脫險回京。
  但是這件震動世界的事變之真相,到了事後纔得完全明瞭。此事 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為張學良的本身,而首先 提出此一劫持主張者則為楊虎城。且其事前,並未與共黨就此事有任 [76] 何商量。不過當時張學良與共黨直接的接觸,已有半年之久,故共黨 與張之關係,亦自到了相當程度,又因為他們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 中央發覺,故張與共黨的秘密接洽,乃在陝北的延安舉行(當時延安 守軍還是張的所部)。
  我記得當時有一位報館主筆,亦是我們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張季 鸞,來華清池見我,談及陝北共黨勾結東北軍的不穩消息,他認為這 恐是共產黨使用反間的一種手段,須加注意。我就對他說﹕「你是陝 北人,關於你家鄉問題,自必格外關切,請問你們在延安的記者,最 近有什麼重要消息麼?」他說,謠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這些無稽之 談。其他就吞吐其辭,欲說復止,他只說這些謊言,不要說他,自然 會止息的。我乃自動的問他說,「你所謂謠言,是否亦聽到了張漢卿 與共產黨在延安面商擁護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麼?」他忽現驚駭之 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著他又說,他不相信這個消 息會是真的,他且對我分析的說﹕如其他們是真是擁護中央,一致抗 日的話,那張漢卿必會坦率的報告中央,決不會越過了中央,與共黨 私自勾結。所以他認為這個謠言,至少亦是共黨的反間陰謀作用,然 而最近謠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範。我聽到他這番話,更覺此事嚴 重了。他乃又繼續的談下去說﹕目前倒是另有一種情勢,不能不特別 注意的。就是西安社會上瀰漫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氣。他 [77] 此次來西安視察已有十日,感覺這個問題嚴重,比其他一切問題更為 緊要。他就問我對於這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見如何?我對 他說﹕「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貫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 以後,既定的方針。但是大家應知共黨的用意,其目的並不在「一致 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謂「一致抗日」 ,不過是其過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 如何乃可使共黨真能一致抗日的問題。你們報館主筆,應該將這個意 思徹底闡明給一般社會了解。」他說可否將你的意思,先告訴他在西 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當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 旬召開高級將領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後來西安事變發生時候, 大公報在西安上空所散發勸告張楊與東北軍的傳單,其大意就是當時 我在華清池與張季鸞談話的要領。這是在西安事變約一星期以前的事 。現在回憶,更增感慨。
  至於其在事變以前,對張楊作反動宣傳,進行策反工作的,亦並 不是共黨,而是其共黨的外圍組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謂「第三 黨」與「救國會」以及所謂「學生聯合會」等中立份子。可是這些中 立份子,確實不是共產黨員,而共產黨亦不要他們加入其組織,取得 黨籍,只要他們採取中立態度,或以第三黨名義發言就夠了。正因為 [78] 他們不是共產黨,所以都能夠明目張膽的在西安散播謠諑,煽惑軍民 ,並對張學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圍挑撥的伎倆,發動其攻心戰 術,時時予張以不斷的刺激,最後張學良卒以其「剿共」與「抗日」 的矛盾心理弱點,竟被他們攻心戰術所突破。但張學良並不承認他被 共黨所煽動,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復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黨力量來 一致抗日。從張學良自述其事變以前的經過,分析他被共匪誘惑生效 的原因,並不是共黨有什麼真正伎倆,而其根本還是在我們內部有了 矛盾,自己心理發生動搖,所以他共黨才得乘機而入,針對我們的矛 盾與弱點,來盡量擴大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從二十餘歲起,單 當方面軍任務以後,參加內戰,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過去的經歷, 來判斷其利用共黨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學忠原係與他敵對作戰的,但 由他收編以後,乃成為他忠實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對戰很久的敵 人,後來和談後,就成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對我中央國民革命軍 亦曾對抗作戰的敵人,但一旦為了國家的統一,歸向中央,他本人就 是很忠誠的服從中央,完成了統一。因之,他認為與共匪停戰以後, 亦必如過去各種內戰情形一樣,他總覺得共黨亦是中國人,今日在某 一問題上,雖已成為敵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標下,亦儘可為良友。他 且說這種錯誤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過去好些將領,犯了這個 錯誤的人,亦不在少數。他又接下去說,當時對共黨實無深刻的研究 [79] ,只認他們所說「停戰抗日」是出於一片愛國的誠意,那裏知道對共 黨根本上認識已錯,自然亦就擬於不倫,所以其他一切推斷,亦就大 錯特錯了。
  最後據張學良又自述其在事變期間的心境,最初發生事變之後二 日內,與我數次談話所得的結果,及見我的態度與決心,無法轉移, 自知其預定的計畫已無實現希望,其內部亦發生問題,並不如其在事 前所想像那樣容易;而當時特別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 討伐的電報,更覺情勢險惡,已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乃於第三日纔決 心派機接共黨代表來西安,商討合作,參加他們所謂東北軍、西北軍 (楊虎成)與共產軍三位一體的軍事委員會。至此西安事變乃就完全 變了質,而其中共本身的統一戰線工作,與其外圍組織的中立主義活 動,互相策應,乃構成其所謂「一面聯合,一面鬥爭」的作戰方式, 來達到其對張楊所預期的目的。

(註)張楊通電所提的八項條件,就是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    (二)停止一切內戰;    (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救國會領袖;    (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    (六)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七)確實遵行 孫總理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這八項條件顯然就是當時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號。其實質    的意義就是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軍事,放任共黨及其外圍團    體的活動,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召開所謂黨派會議,改組國民    政府為聯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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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3-11.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一節 中共問題的解決-「共赴國難宣言」
  二十六年二月,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著手收編共軍;其關於黨與 政治的問題,由周恩來到南京續行商談,仍以四項原則為根據。二月 十日,中共中央委員會根據商談的結果,致電本黨三中全會,提出如 下的四項原則﹕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      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揮;
  (三)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受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      共同綱領。
本黨三中全會於二月二十一日通過「根絕赤禍案」,針對共黨的四項 原則,決定四點原則如下﹕
  (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      斷無一國家,許可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      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義之武力;
  (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 [81]      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      蘇維埃政府」及其他破壞統一之一切組織;
  (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不相容,與      我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      赤化宣傳;
  (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      種種之對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讎,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      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蕩析,故須      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
  全面抗戰開始之後,中共中央於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 ,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諾言如下﹕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      底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      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      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      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82] 我為了中共「共赴國難宣言」,於二十三日發表談話,其要旨如左﹕
    「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   。其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   ,皆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   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有一個努力之方向。」
    「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   要。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諸點,更望其在禦侮   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   ,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我發表這個談話,當時實在相信共黨是有悔禍歸誠、共同禦侮的誠意 。而且我討伐匪軍的宗旨,一向認為中共黨徒是中國人,終必愛中國 。只要政府加以相當制裁,不難使其就範聽命;只要他放棄武裝暴動 ,自可與其他政黨一樣通力合作,為革命救國來努力。所以自十九年 剿匪開始,直到二十五年為止,我對共黨的方針始終是剿撫兼施的。 我認為共黨這次共赴國難的宣言,就是我們政府精誠感召的實效。當 時一般愛國有識的人士,都相信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 戰勝利的朕兆。
[83]   不料共黨此後的行動,完全與他的諾言相反。這固然是我自信太 過,卒至重大的挫敗,亦可證明共產黨徒畢竟是共產黨徒。他們決沒 有所謂祖國愛與民族感。他共產黨徒不僅是不愛國,而且是蓄意賣國 ,甚至為了他共產主義祖國蘇俄,即使亡國滅種,亦所不惜。這一事 實的嚴重教訓,雖對於我個人是一種無比的恥辱,而對於今日自由世 界反共鬥爭,卻不無貢獻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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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二節 國府改編投誠的共軍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發佈收編投誠的共 軍命令如下﹕任命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 指揮;共轄三個師,其兵額是二萬人。軍事委員會並指定第八路軍列 入第二戰鬥序列,歸閻長官錫山指揮,開赴晉北作戰。
  陝甘寧邊區政府由林祖涵與張國燾分任正副主席。
  此後又收編葉挺項英的江南各地共軍,成立新編第四軍,以葉項 為正副師長,共轄四個支隊,其兵額是一萬餘人,列入第三戰鬥序列 ,歸顧長官祝同指揮。
  以上所述本黨的「根絕赤禍案」,中共的四項諾言,以及共軍編 [84] 入國民革命軍,就是抗戰時期國共「和平共存」的根據。現在我們就 拿這些根據,來檢討此後共黨在和平共存的背後,他是怎樣發展和轉 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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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三節 國民參政會議與抗戰建國綱領
  二十六年七月,長期抗戰決策之初,中央召開牯嶺茶話會,實即 為國內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集會。抗日戰事既已開始,中央復邀約 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國共產黨,以及文化界領袖,成立國防 參議會,為政府的咨詢機關。二十七年七月六日,設立國民參政會, 由各黨派、各民族、各職業、各地域的代表人士組織之。其第一次大 會即通過抗戰建國綱領。
  這一綱領確定了三民主義為救國建國最高指導原則。
  這一綱領確定了最高統率的統一領導權。
  這一綱領確定了以獨立自主的精神,支持國際和平機構,促進國       際合作之外交方針。
  這一綱領確定了戰時民主制度和戰時政治經濟文化各項設施的原       則。
  這一綱領確定了培養國民道德,維護中國文化的方針。
  這一綱領更是各黨派和平共存的最高根據。
[85]   國民參政會可以說是抗戰時期的議會。每當開會時期,政府提出 軍事政治報告;如有重大事件發生,政府亦隨時提出報告,徵詢大會 的意見,並取得大會的支持。國民參政會的建議案雖是供政府採擇或 參考,但其重大的決議案,是由政府制定法律,公布實施。
  一般人常以為國際共產黨反對議會政治,中共也不是例外。實際 上,在這抗戰期間,中共所堅持的戰略原則及其最後目的,雖為「召 開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但是他亦與其他政黨一樣,仍然指派 代表來參加國民參政會。我們看得出此後八年中間,四屆國民參政會 裏,共黨的議會戰術是這樣的﹕
  (一)把國民參政會當做宣傳講臺,使一般國民相信共黨是堅決      抗日的,共軍是勇敢作戰的
  (二)聯合各黨派無黨派一部分參政員,以中立的姿態,在共黨      對政府作鬥爭,及共軍與國軍衝突時,轉嫁其責任於政府      ;
  (三)在他的宣傳不能發生效果,或一般參政員不予以支持時,      共黨即拒絕出席,或中途退席,來破壞或阻礙大會的進行      。
  但是國民參政會仍然得到一般國民的信任。抗戰建國綱領更是全 [86] 國國民在抗戰中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的準繩。
  我國民政府對於這個會議始終是尊重的,對於這個綱領始終是信 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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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四節 抗戰初期毛澤東的姿態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領第八路軍從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向其部 隊講話,其要點如下﹕
  (一)「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      發展,二分應付(對國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這一決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來實施﹕      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      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      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      攻。」
  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抗戰前途及中共的路線」 的決議,又確定其工作方針如下﹕
[87]   (一)「擴大並加強統一戰線,將組織與活動,由秘密變為公開      ,由局部變為全面,為黨(即共黨)取得合法的平等競爭      的地位。」
  (二)「在中國政治上的決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戰過程中,儘量      擴大黨的武裝力量,以為將來爭取政權的基礎。」
  這就是中共在抗戰過程中的路線。此後八年之間,他的行動,當 然是跟著這一路線。但是他還有一個更高的指導者,那就是俄共的首 領史達林。而且蘇俄的利益始終是高於中共本身的利益,更可由他今 後的行動,得到確切的證明。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是布魯捨爾九國公約會議開 會的時期。史達林對我中華民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參事張沖破例接見時 ,表示﹕「中國現在抗戰甚力,且有卓越成績。若中國不利時,蘇聯 可以向日開戰。」
  二十七年,日德義三國締結同盟已具體化。莫斯科對於我們中國 對日抗戰,認為可解其東顧之憂。莫斯科這時對中國抗戰的長期化的 希望,更是迫切。在南京撤守之後,日軍企圖進攻武漢之時,蘇俄與 中國的密切友誼,及其對抗戰的援助,都是基於他這一希望。而中共 對政府的態度不過是其中反映之一。六月十日,史達林來函對中國抗 [88] 戰的必勝,表示其「堅決信念」。九月間,中共所謂「中央六次全會 」在延安開會。周恩來不待會畢,即攜毛澤東函到武漢來見我。其中 說道﹕
    「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新   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   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於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   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
    「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   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領導之下,嚴防與   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   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   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
    「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   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   戰爭,敵雖兇頑,終必失敗。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   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   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
  毛澤東這封親筆手書的措詞,開口是「兩黨之長期合作」,閉口 [89] 是「中華民族統一團結」,完全不是共黨素來的口吻,反使我發生疑 慮。而且他所謂「長期合作」,另有其實質的要求。周恩來這時向我 們本黨建議四點﹕(一)是停止兩黨的鬥爭;(二)是共產黨員可以 加入國民黨,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 (三)是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組織,其全體份子一律加入三民主義青年 團;(四)以上參加者均保持其共產黨籍。於是我知道這是中共企圖 第二次大規模滲透本黨的陰謀。我們依據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間的慘 痛經驗,是不再上當的了。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共面對著民族抗戰所激 發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以及全體民眾心理與輿情壓迫之下,他自 不能不信守其諾言,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為抗戰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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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五節 史達林的轉變
  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法國內閣總理達拉第,為了安撫希特勒,而舉 行慕尼黑會議。這個會議助長了納粹德國的氣燄,歐洲局勢已臨到爆 炸的邊緣。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史達林突然在俄共第 十八次黨大會發表演說,指出「一個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已經進到第二 年,這個戰爭從上海到直布羅陀,捲入了五億人民。」他強調蘇俄今 後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衛自己的安全;並且說蘇俄為了和平而努 力與一切國家保持和平,與鄰邦建立親切的友誼。這一演說就是史達 [90] 林從「統一戰線」轉變為「保衛祖國」的信號。
  史達林這一演說,顯然鼓勵了納粹主義的侵略行為。三月十四日 ,希特勒分裂捷克,接著就把捷克整個併吞了。史達林此後與德國秘 密交涉,同時仍然公開與英法談判。我們國民政府當然希望蘇俄與英 法的談判成功,來阻止歐洲的烽火。這時立法院院長孫科在莫斯科, 於六月十六日與蘇俄訂立商約,他向史達林轉達我的一封信。我在這 封信裏對英蘇合作寄予希望。七月九日史達林的回信,其中有如下的 語句﹕
    「我們與歐洲諸國的談判,如果這談判可得圓滿的結果--   並非不可能--那就會成為一個重要的步驟,使愛好和平的國家   在遠東也可以聯合起來。現在時機已到,使這種集團可以成功。   」
  這一段話的意思是含混的。他所謂「與歐洲諸國談判」與「愛好 和平國家的聯合」,可以解釋為英美法蘇的聯合,這是我們所希望的 一種聯合。但是他這句話也可以解釋為德日義蘇的聯合,那就是日本 軍閥與德國納粹所希望的了。
  史達林這時還不希望我們發生過大的懷疑,他另外增加一段說道 ﹕
    「因為兩年戰爭,使日本失去平衡,他已開始慌張,不深加 [91]   考慮的忽然攻英,忽然攻蘇以及外蒙共和國。這實際已是日本力   量在衰弱的徵候,日本此種行動將使大家一致對付他。蘇聯已給   日本以應得的反擊,英美是在等待適當的時機加害日本。我們不   懷疑日本在很短的將來,會得到中國的一個一百倍的打擊。」
  他這段話,從表面上看,是對我們抗戰表示好感,並且標榜其俄 日在我們東北諾孟罕衝突的戰役,來證明蘇俄亦從事反日鬥爭。但是 他提到日本攻擊「蘇聯和外蒙共和國」,這裏面就伏著一個蘇日談判 的根源,並且牴觸我中華民國對外蒙的主權。
  八月二十三日,史達林竟公開與希特勒訂立蘇德互助協定,促成 了歐洲戰爭。到了三十年四月他又與日本訂立了蘇日中立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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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六節 中共的轉變--第一次商談
  國際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是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之下 進行的。此時,他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蘇俄,竟一轉而與納粹主義 的德國訂立互助協定,促使其對西方民主國家作戰。於是國際的共產 黨不僅停止其反法西斯主義運動,並且要在「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口 號之下,與納粹法西斯主義的間諜組織,互相策應,來破壞西方國家 [92] 備戰和作戰的工作。中共此時亦跟隨莫斯科而採取如下的步驟﹕
  (一)在外交上,中共公然贊揚蘇德協定是蘇俄外交政策的勝利      。九月一日,毛澤東在新華日報發表談話,以為「這個協      定打破了張伯倫、達拉第等國際反動資產階級挑動蘇德戰      爭的陰謀,打破了義、德、日反共集團對於蘇俄的包圍,      鞏固了蘇德兩國的和平,保障了蘇俄社會主義建設更加進      步。」到了歐戰爆發之後,中共更公開指斥其為帝國主義      戰爭。九月十四日,毛澤東在延安演講「第二次帝國主義      戰爭」,明白指出「不論是德、義、日,不論是英、美、      法,一切直接間接參加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只有一個反      革命的目的,掠奪人民的目的,帝國主義的目的。」他所      提出的政治主張,就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組織革命戰      爭」。所以中共在這個時期,公開反對美英「帝國主義」      ,攻擊我們國民政府與美英合作的政策,而重新發起其聯      俄運動,並企圖將抗日的民族戰爭,轉變為其所謂「革命      戰爭」即內戰。
  (二)在軍事行動上,中共的「七分發展」,乃更趨於表面化,      而在其實質上,就是莫斯科所指使的國際反戰運動的一個      支流。同時,毛澤東更企圖從此實現他在抗戰初期所預定      的「三階段論」之第三階段計畫。(註)
[93]   二十六年九月,中共指使第十八集團軍(第八路軍改名)進入山 西。此後即自由行動,最先建立晉冀察軍區及晉冀豫軍區,並繼續進 入冀魯豫平原,更到處圍攻地方團隊及中央抗日游擊部隊,將其收編 ,以擴充其實力。並進入冀中的呂正操部,在博野一帶圍攻中央的抗 日民軍張蔭梧部。進入冀魯邊區的邢仁甫部,在鹽山襲擊中央的第五 十三游擊支部,殺害其司令孫仲文。劉伯誠徐向前部在冀中魯西收繳 團隊槍枝,攻擊河北山東省政府,使其不能行使職權。
  二十八年三月以後,中共的態度更是惡化。他組織了陝甘寧邊區 ,成立特區政府,又在鎮原寧縣一帶策畫暴動。其「山東縱隊」進入 蘇北,肆行暴動。其在山西之十八集團軍更成立「五臺晉冀察綏邊區 政府」,又在晉南煽動韓鈞部隊叛變。
  二十八年六月十日,我召見周恩來葉劍英,規誡共軍,應信守諾 言,服從政府命令,執行國家法令,解決各地的糾紛。二十九年一月 ,參謀總長何應欽對共軍參謀長葉劍英提示﹕中共違令擴充之部隊及 軍區應加糾正。但共黨的要求是十八集團軍的兵額擴充為三軍九師; 其「陝甘寧邊區」不僅保持,且再加擴展。商談乃陷於停頓。
  此後河北方面,中央所指派的鹿鍾麟部及朱懷冰部,為共軍所迫 [94] ,不得不退出河北省境。山西方面,晉西北之趙承綬部,河東之王靖 國部,均為共軍所襲擊,全省局勢更趨混亂。山東方面,魯西之孫良 誠高樹勳各部亦為共軍所迫,退至黃河以北。共軍更從魯西向豫東皖 北伸展,企圖與江南向北移動的新四軍打成一氣。
  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統率部為消弭各地的衝突,作成提示案, 由何總長應欽與周恩來葉劍英商談同意,交周恩來於二十四日到陝北 交朱德彭德懷等遵行。我統率部同時命令各部隊避免與第十八集團軍 及新四軍衝突。提示案之要點如下﹕
  (一)劃定陝甘寧邊區範圍(此時准其包括十八縣),改稱為「      陝北行政區」,暫隸行政院,但歸陝西省政府指導;
  (二)劃定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作戰地境。將冀察戰區取消,      其冀察兩省及魯省黃河以北,併入第二戰區,仍以閻錫山      為戰區司令長官,以朱德為副司令長官,秉承軍事委員會      命令,指揮作戰;
  (三)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於奉令後一個月內,全部開到前條      規定地區之內;
  (四)第十八集團軍准編為三軍六個師,三個補充團,另再增兩      個補充團。新四軍准編為兩個師。
(註)參看本章第十四節,第八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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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1-3-17.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七節 新四軍事件
  各地軍隊對於統率部的避免衝突令,雖一體服從,但十八集團軍 對於提示並不遵守。這年(二十九年)八月,魯西共軍向魯南進攻山 東省政府所在地之魯村。省府主席沈鴻烈為避免衝突,撤出魯村。同 時新四軍又乘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在江北正與日軍激戰之時,他乃 渡江襲擊江蘇省政府作戰基地之如皋泰興一帶,韓德勤的部隊受了重 大損害,但為避免衝突,撤至東臺。新四軍繼續進攻,復陷東臺。
  統率部鑒於共軍在魯蘇各地造成的嚴重局勢,乃於十月十九日, 由何總長以皓電重新佈達這個提示案,限新四軍於十一月底以前,開 赴提示案指定的黃河以北作戰境內作戰。十二月九日,我自己對朱德 彭德懷葉挺項英下令,將黃河以南的十八集團軍,於十二月三十日以 前,移至黃河以北;長江以南的新四軍,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移 至江北,並於翌年一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黃河以北。
  新四軍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圖進兵掌握京滬杭三角地帶。三十年 一月五日,竟圍攻中央的第四十師於三溪。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 乃下令制裁,自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將叛軍解散。一月十七日軍事委 員會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並將葉挺拿獲,交軍法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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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1-3-18.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八節 蘇日中立協定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於訪德之後 ,訪問莫斯科。蘇俄外交部次長於三月二十七日對我駐俄大使說﹕「 史達林接見松岡,是純禮帽問題。」四月十一日,駐華之俄大使潘友 新對我政府說﹕「蘇聯不為自己而犧牲友邦的利益,蘇聯政府對松岡 是照例招待。」但是蘇日中立協定竟於其隔日--四月十三日公佈了 。
  這一協定,日本承認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蘇俄亦承認所謂 「滿洲國」,不僅妨害中華民國領土主權,而且是更進一步粉碎了「 解決中俄懸案大綱」與中蘇互不侵犯的協定。我們只要看他共產集團 的首腦部--莫斯科破壞國際條約到了這個地步,而其中共對於他的 一切諾言是怎樣的翻悔,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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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九節 德俄戰爭與中共的態度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俄德戰爭爆發,迫使史達林再轉變 。在史達林轉變時,毛澤東也就隨著轉變。中共此後對於國民政府, 保持著一段平穩的態度。
  三十一年八月,德軍深入蘇俄的高加索,進逼伏爾加河。九月, [97] 德軍直迫史達林格勒城,由十月到十一月,俄軍與德軍就在城裏逐屋 作戰。十月十三日,毛澤東派林彪到西安來見我。林彪陳述意見,極 力表示中共擁護抗戰建國,及其「精誠合作,永遠團結」的誠意。他 對我陳述有如下的要點﹕
    「毛澤東一再告學生,今後兩黨應『彼此接近,彼此打成一   片』,以求現在能『精誠合作』,更求將來『永遠團結』。此種   口號已成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見之於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   為政治上全黨一致遵從之行動,誰也不能動搖。」
    「中共雖信奉共產主義,但決不能照恩格斯馬克斯列寧與史   達林之具體辦法,依樣實行。彼等所主張與實行者,決不能依樣   行之於中國。」
    「即如 孫總理在三民主義中所指示革命救國之方略,與中   央對於抗戰建國所決定之方針,凡此規定,中共均無異意。」
    「目前因為彼此作風各異,一時尚難強同。吾人唯依三民主   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努力,期無違國民之公意,而共趨團結抗戰與   統一建國之鵠的,此則中共所盼於 委座領導之下,奠立穩固基   礎以底於最後成功者。」
  毛澤東這一態度仍然是莫斯科對華政策的反映。也就是這年十月 [98] ,潘友新回俄述職。他返任時,攜來史達林十二月十一日函。史達林 和平共存的表示,顯然就是毛澤東和平共存的意見的藍本。這封信的 要點如下﹕
    「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在艱苦嘗試過程中,處處表現。將   來必能堅而且篤,久而不渝。」
    「在戰爭完全勝利之後,此種友誼,必能奠定兩國人民合作   之基礎,樹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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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節 蘇俄侵略外蒙及其併吞我中華民國領土外蒙一部之唐努烏 梁海。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蘇俄乘德蘇戰爭的時機,併吞 我中華民國領土外蒙一部之唐努烏梁海。本節略述蘇俄侵略我外蒙古 的經過,及其併吞唐努烏梁海的步驟。
  民國八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發表宣言,明白表示蘇俄放棄其在 蒙古的特權。但是民國十年,西伯利亞俄軍即藉口追擊白黨,侵入外 蒙。這年七月,俄軍進入庫倫,即由俄共所製造的「蒙古人民革命黨 」設立其所謂「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民國十年八月,西伯利亞俄軍侵佔我外蒙所屬一部之唐努烏梁海 [99] 。蘇俄政府即製造其「土文獨立國」,並公布其俄式「憲法」,乃成 為蘇俄的第一個附庸。
  民國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解決中俄懸案大綱」成立,其第五 條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並尊重在該領 土內中國之主權。」蘇俄政府並承諾兩國將來商定有關蘇俄由外蒙古 撤退其駐軍的問題。
  但是這年七月,莫斯科即指使其外蒙古傀儡組織,召開其蘇維埃 式的「人民代表大會」,公布其俄式「憲法」,改稱「蒙古人民共和 國」,將「解決中俄懸案大綱」的條款,一筆抹煞。於是外蒙古乃成 為蘇俄的第二個附庸。
  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德軍侵入蘇俄。土文傀儡組織召開其蘇 維埃式的「呼魯丹」大會,宣布其參加蘇俄對德的戰爭。到了同年八 月十七日,蘇俄就指使土文傀儡向莫斯科「請願」,併入蘇俄領土。 十月十三日,莫斯科「最高蘇維埃」批准其為蘇俄的一個自治區。於 是唐努烏梁海乃從蘇俄的一個附庸變為蘇俄赤色版圖的一個自治區。 這一轉變,也就是此後蘇俄處理他所有一切附庸的歷史先例。(註)
(註)蘇俄一面控制外蒙,一面又分割唐努烏梁海,併為其一州,實    為帝俄侵略外蒙之故智。辛亥革命時期,帝俄策動哲布尊丹巴    呼圖克圖宣佈成立所謂「大蒙古帝國」。民國元年(一九一二 [100]    年)十一月三日,帝俄公布其所謂「俄蒙協約」,並要求其駐    華大使要求中國承認其協約有效。民國二年十一月,北京政府    與帝俄訂立「中俄協定」,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的宗主權,中    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民國四年六月,北京政府又與俄蒙簽訂    「中俄蒙條約」,規定外蒙為中國領土,中俄不干涉其自治,    而實際上,帝俄已在外蒙取得其獨佔貿易與建設鐵路的特權。    同時復將唐努烏梁海,與外蒙古分離,而納入帝俄的版圖,直    接由帝俄政府管理,稱為唐努土文。民國六年,俄國革命爆發    。外蒙古及唐努烏梁海乃依其人民的志願,重回中華民國懷抱    。但蘇俄仍襲取帝俄的傳統手段,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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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一節 新疆歸向中央
  蘇俄併吞我國領土唐努烏梁海的翌年,新疆脫離蘇俄的控制,而 歸向我中央政府。
  在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盤據東北,窺伺冀察的時期,也 正是蘇俄侵入新疆,操縱行政,掠奪資源的時期。民國二十二年(一 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蘇俄策動新疆政變,以盛世才為督辦。蘇俄 對新疆的軍事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可以說是步步加緊。
  二十三年一月馬仲英部隊圍攻迪化,蘇俄派遣紅軍進入新疆,助 [101] 盛攻馬,這就是他對新疆的初步軍事控制。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 年)蘇俄以防止日本侵略為藉口,派遣正規軍「紅軍第八團」進駐哈 密。於是蘇俄對新疆的軍事控制計畫,及其隔絕中央與封鎖新疆的計 畫,完全實現了。
  蘇俄對新疆的侵略,是軍事與經濟並進的。二十四年(一九三五 年),蘇俄假借「蘇新貿易公司」名義,與盛世才訂立五百萬金盧布 借款合同,中國政府事前交涉制止,未獲效果。二十七年,蘇俄引誘 盛世才赴莫斯科,加入共產黨。此後蘇俄對新控制更為加強。全省各 機關密布蘇俄人員。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十一月,蘇俄乘德蘇協 定之後,歐戰方殷之際,特派密使到迪化,迫令盛世才簽訂「租借新 疆錫礦條約」,託詞開採錫礦,將新疆全省隨地設置鐵路、公路、電 話、電台,及測量、探礦、建築、居住,與駐紮武裝守衛等權,一律 歸於蘇俄,其期限為五十年。此無異是蘇俄併吞全新野心的一個鐵證 。
  前面(註)說到毛澤東殘部,於二十四年八月,從川北向西北流 竄,他的目的地就是新疆。他企圖從新疆取得蘇俄的支援。後來因為 他在陝甘邊境被我國民革命軍中途阻截,纔轉往陝北,依附劉子丹和 高岡的土共。
  新疆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久已列為行省之一。新疆又是亞洲 [102] 心臟部的戰略基地,只有完全隸屬於我中華民國主權之下,纔有貢獻 於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我國民政府雖在這抗戰期間,全付力量 都用到對日作戰,而對於我大西北領土主權行政的完整,仍盡力保持 ,決不許蘇俄肆行其侵略,也不容中共打通其國際路線,與蘇俄打成 一片,來改變整個亞洲的形勢,構成世界和平的威脅。
  自三十年上半年起,蘇俄對新疆壓迫愈甚,盛世才受到切身的威 脅。三十一年四月間,蘇俄在新疆的領事及特工人員共同製造政變, 企圖推翻盛世才,來建立其蘇維埃傀儡政權。我在是年八月間,巡視 西北陝甘寧青各省,並派蔣夫人同朱少良將軍飛往新疆省會之迪化, 慰問當地軍民,乃與盛世才商決保全國家領土主權,與還政於中央問 題。於是盛世才乃乘德俄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的時候,即接受中央命令 ,完全輸誠了。此時蘇俄聞訊,立派其外交次長趕赴迪化,要求盛世 才履行其在一九三四年向蘇俄所作的在新疆施行共產主義之諾言,並 以此相要挾,未得結果,悵然而返。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一月, 中央所委派之軍政各機關主管長官入新到任,於是新疆之收復工作, 大體就緒,乃由我中央要求蘇俄將其駐哈密之紅軍第八團,及在迪化 郊外頭屯河飛機裝備廠之駐軍及其他機關,一律撤退,勿再妨害我行 政與主權之完整。三十二年四月,蘇方乃始承允撤退。六月中央軍進 [103] 駐哈密。此正蘇俄宣告第三國際解散的時候,也是蘇俄正向世界反侵 略國家強作笑貌的時候。
  但是史達林手段是毒辣的。他知道新疆局勢已不可挽回,乃令蘇 俄大使潘友新於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向我政府遞一 個節略,指責盛世才對俄的措施為「非法的及仇視的行為」,另外他 把「盛蘇密約」交給我政府。他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要破壞中央對 盛世才的信任,同時製造盛世才對中央的疑懼。但是這個密約,盛世 才在決定歸順中央的時候,已經全部報告了,所以他這種反間計不曾 得手,徒然顯出他自己邪惡的無賴手段而已。
  自中央收復新疆以後,莫斯科立刻策動蘇俄與新疆阿爾太山區域 的哈薩克遊牧民族,發生邊界上的武裝衝突,來尋找他侵略的藉口。 到了三十三年八月間,蘇俄留在迪化的特工人員,又發動其挑撥反間 的慣技,從事活躍,幾釀政變。但是中央立即採取寬大政策,公正處 理,旋即平定;並調盛世才到中央服務,將新疆軍政事權直接聽命中 央,納入常軌。就在那年的十一月,蘇俄認為其在迪化,已無隙可乘 ,乃只有利用其潛伏在伊犁之俄諜及共產分子,給以大量軍械,突襲 伊寧城市,成立偽「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嗣後並攻陷我飛機場軍 事據點。三十四年迪化蘇俄總領事館人員,又用其「和平共存」的姿 態和方法,促使伊犁叛黨對新疆省府要求和平解決。省府為謀取暫時 的平定,乃允其叛黨首領,加入省府,任為副主席。在中央以為此一 [104] 寬大之處置,可以化除當地反側的心理,惟莫斯科侵略主義者的陰謀 ,自有其一貫的步驟。及至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原戰局不利之 際,這一「聯合政府」中所收容的分子,遂首先策動叛變,推翻中央 所任命之省政府主席--維吾爾族的麥斯武德。我們必須指出﹕這第 一個俄共所倡導的小型「聯合政府」,即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們 在其附庸國家所設聯合政府之典型。
(註)本章第五節,第五十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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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二節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英在華特權的撤銷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襲擊珍珠港,同時進攻 菲律賓、香港及新加坡。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造成了中美英並肩作戰 的形勢,也註定了日本侵略主義失敗的命運。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我中華民國與美、英、蘇等 二十六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共同宣言,重申大西洋憲章的原則,並 表示共同作戰,爭取最後勝利的決心。我們認為這一共同宣言簽訂之 後,全世界只有一個戰爭,一個同盟和一個前途。而我們中華民國的 任務不僅是與同盟國共同「解決日本事件」,並且要與同盟國共同建 立世界永久和平。
[105]   這年十月九日,美、英兩國政府分別向我國駐美英的大使館表示 ,兩國政府為了加強其對中國盟友的友誼與合作,決定放棄其在中國 的治外法權及有關特權,並將於最近期內,向我國提出新的草案。次 日為我中華民國國慶日,美、英兩國政府復同時就此一決定發表聲明 。
  我在戰時首都重慶各界慶祝國慶紀念大會上,宣佈這個消息,並 且說明﹕「我國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至此已可根本解 除, 國父『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遺囑,亦完全實現。我全國同胞從 今日起,應格外奮勉,自強自立,人人要做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國民 ,始能建立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國家,期無愧為同盟國的一員。」這 時我全國國民,加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更激起了建國必成的熱望。
  但是莫斯科對中國的政策卻是因此全面更改。在太平洋戰爭未爆 發以前,俄共希望中國長期抗戰,阻止日本的北進。中共更要在長期 抗戰過程中,發展他的武力,擴大他的地盤,達到他分裂中國和征服 中國的目的。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國參加華盛頓同盟宣言以後, 史達林就要打算怎樣破壞中國抗戰勝利的成果,阻止我們獨立統一而 強大的中華民國的復興。毛澤東也就要替莫斯科這一全面轉變作準備 。而其首先的一著,要使美英兩國政府宣佈其撤銷在華特權的重大步 驟,不影響中國國民,使其發生任何親西方的傾向。莫斯科及其國際 [106] 共產黨都知道,一九一九年蘇俄政府宣佈其撤銷在華特權,引起中國 國民對俄的好感,乃成為中共組織建立與發展的契機。而美英兩國在 中國抗戰艱苦的時期,作此重大的宣佈,這在俄共對我們中國正在進 行及將要進行的野心企圖,不祇是對其政治陰謀上的一大阻力,而亦 對於其歷來虛偽宣傳上一大諷刺。所以俄共與中共從此集中其全力, 要在國際間,破壞我們國民政府的地位及其信譽;並在中國國民中間 ,破壞我西方盟友對我國的友誼,與平等新約的重大影響。而其最顯 著的一點,就是他們對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內,及其在各國使節中間 ,多方揚言中國政府已與日本秘密進行單獨停戰交涉的反宣傳。此其 目的,全在影響美國使其對我政府斷絕援助,促成我抗戰軍事早日崩 潰,以達到其顛覆政府之陰謀。
  但是中國全體國民都珍視盟國美英這一歷史性的友好行動,而且 竭誠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國策,對於他們這些反宣傳,都認為是謊謬 怪誕,更知其用心叵測,故在社會上並沒有發生絲毫影響。不過國際 共黨及其同路人的惡意宣傳,卻指摘這一平等新約的行動,是英美「 對中國統治階級的安撫政策」,是「為了阻止國民政府向日本投降」 ,並且是「為了增高國民政府的威望,幫助他戰後對於全國的控制」 。這一派的國際共黨同路人的論調,可以愛卜斯坦所著「中國未完的 革命」一書,作為他們的代表。(註)這當然是對於我們國民政府有 [107] 意的毀謗,同時也是對我們盟國歪曲的誣蔑。
  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與中英平等新約公佈。我全國各界人 士熱烈討論戰後建設的各種問題。我政府確立戰後第一期經濟建設方 針。我更提出戰後十年建設計畫,要求全國國民集中其意志與力量, 爭取抗戰的勝利,並準備抗戰勝利之後,善用獨立自由的地位,歡迎 國際資本與技術的合作,建設中國為統一民主的現代國家。這一要求 ,得到全國國民一致的支持,卻受到國際共黨惡毒的攻擊。當然,我 們如能在抗戰勝利之後,以獨立完整的主權,本於平等互惠的原則, 與西方盟友合作,來開發我國家豐富的資源,提高我國民生活的水準 ,建設中華民國為現代的民主國家,分擔世界和平的責任,自是我們 全國國民所企及的。這一計畫卻是莫斯科及其侵華工具中共黨徒所不 能容忍,而必須加以阻擾和破壞的。
(註)愛卜斯坦所著「中國未完的革命」一書對於盟國撤廢其在華特    權之誣蔑,乃有露骨的敘述。    (Israel Epstein,      The Unfi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  pp.341-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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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三節 第二次商談
  三十一年十二月之末,俄軍驅德軍於史達林格勒之外。三十二年 [108] (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俄軍開始肅清高加索區的德軍。就在這個 時候,中共的態度又轉強橫。江蘇山東的共軍乃重新起而襲擊各地的 中央抗日部隊。
  其在長江北岸新四軍殘部,復乘我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率部與 日軍正在激戰之際,他們就在我江北作戰基地之漣水,襲擊中央軍的 預備隊一一二師。同時十八集團軍亦在山東方面襲擊中央所指派的于 學忠部隊。
  而其周恩來林彪在三月二十八日晉謁何總長時,亦提出四項新的 要求,即(一)共黨取得合法地位;(二)其軍隊希望編為四軍十二 師;(三)其陝北邊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區另行改組;(四)黃河 以南各軍開入中央指定之作戰區域,請俟戰後。何總長重申二十九年 皓電提示的原則。周恩來表示其對原則業已接受,但對開拔的時間與 軍隊的數量,要求重新商談。
  這次商談,周林顯然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因而沒有得到具體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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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四節 中共全面轉變的準備--整風運動
  三十一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起整風運動。這整風運動乃 是中共準備全面叛變的基本工作。在這抗戰期間,民族意識發展到最 高潮。中共要背叛國家,要破壞抗戰,要反抗我們領導抗戰的國民政 [109] 府,必須從他每一個黨徒的思想中,毀滅其民族性;為了毀滅民族性 ,必須毀滅民族道德和民族感情,因而更須毀滅民族道德和感情的根 源之人性。中共的整風運動,在其所謂整頓學風、黨風和文風,清算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形勢主義的「自我批評」和檢討之下,對於民 族思想與自由思想,痛下攻擊,而其對於黨徒的最後要求,就是「以 階級性克復民族性」,乃至「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在整風運動中, 王實味說了一句話﹕「史達林偉大,只是缺乏人性。」他就受了嚴厲 的檢討,最後是失蹤了。這「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就是中共的整風運 動的第一個宗旨。
  中共這次的整風開會,參加的幹部前後總計三萬人。自三十一年 二月毛澤東的「整頓三風報告」,至三十二年五月延安文藝座談會, 中間還舉行了四個月的「高級幹部會議」,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 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的一元領導」。這建立「毛澤東的一元領導 」,就是整風運動的第二個宗旨。
  蘇俄布爾雪維克以其自己的模型,來製造各國共產黨。所謂「毛 澤東主義」就是史達林主義的中國版,「毛澤東的一元領導」也就是 史達林個人獨裁的中國型。自史達林格勒之戰以後,史達林更加徹底 使馬克斯主義俄羅斯化。他把一九一七年革命廢棄了的帝俄時代一些 [110] 偶像重新標榜起來。例如彼得大帝、古圖佐夫(Kutuzov)、 沙伏洛夫(Suvorov)、米寧(Minin)、波玆哈斯基 (Pozharsky),這些俄羅斯民族戰爭的人物,至此都成為 民族英雄,而史達林亦儼然自比於彼得大帝,於是共產主義也就成為 大斯拉夫主義的外衣。中共為什麼要克服人性和民族性?為什麼要建 立「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的一元領導」?這顯然出自史達林的指 使,要共黨把權力集中於毛澤東一人之手,好叫他翻雲覆雨,賣國害 民,不僅要將現在四億五千萬人民供俄共侵略奴役之用,並使我中華 民族滅絕人性,世世充當他大斯拉夫的奴隸牛馬,而不復自覺其為黃 帝子孫。這就是他整風運動的真正意義及其實質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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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五節 共產國際的「解散」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宣佈解散共產國 際,使全世界為之震動。我亦信以為這是俄共對美國精誠合作的表現 ,而決不是偽裝的姿態。因為我相信,如果像共產國際這樣各國共黨 的司令台,並且是他們共同信仰的中心,而史達林竟將其撤銷,這還 不是真實的而是偽裝的話,那就是他對世界的信用要完全破產,此後 就沒有人再能相信他俄共一切所作所為了。所以我當時曾對羅斯福總 統說﹕「這是你美國外交在這第二次大戰中最大的勝利。」 [111]
  不料史達林解散共產國際,在表面上,是針對著德日義三國反共 盟約,而促進世界反軸心的民主戰線之團結。但在實際上,這仍然是 史達林的政治戰術與宣傳手法,也就是他在史達林格勒之戰得到勝利 之後,對世界施展其國際陰謀的張本。因為共產國際既已「解散」之 後,各國共黨在莫斯科的戰略計畫的指使之下,肆行其陰謀暴行,而 莫斯科就可不負任何政治責任了。
  自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通過其統一戰線 的決議以後,共產國際系統之下的勞工國際、青年國際以及婦女國際 這一類的組織,逐漸改變為區域組織並改變其名稱,以便利其在外衛 群眾中發展。直至此時,共產國際本身亦轉入地下工作,而向世界宣 佈其解散,完全是史達林當時運用其「統一戰線」策略的一個政治戰 術與宣傳的手法。
  在俄共的世界戰略計畫之中,我們中國仍然是他的第一個目標。 他為了開始對這一目標進行攻擊,首先就要隱蔽莫斯科與中共的直接 隸屬關係。於是延安的整風運動,提出了「馬克斯主義中國化」的口 號,指出「毛澤東思想」,認為他就是「中國的馬克斯主義」。這一 著亦是為共產國際的「解散」作準備。所以中共的整風運動是從三十 [112] 一年二月到三十二年五月為止,而共產國際也就在這年五月宣佈「解 散」了。
  自此時起,在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宣傳上,中共不再是一般共 產黨,不再是蘇俄的工具,而是中國農民的「民主黨派」和「土地改 革者」。自此時起,莫斯科與延安就開始對我國民政府毫無忌憚的作 猛烈的政治攻擊。
  美國共產黨這時亦改名為「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以掩蔽其蘇俄 間諜的本質。但莫斯科賦予美共及其同路人的主要任務,就是在美國 輿論和政府中,直接破壞中華民國政府的信譽,與中美兩國的友好關 係;間接為中共宣傳其抗戰努力,實力強大,和「土地改革」與「新 民主主義」,描寫陝北匪區的「民主自由」和「康樂進步」,幾乎是 烏拖邦的理想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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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六節 羅果夫通訊--「兩個」中國之說的由來
  三十二年八月八日,莫斯科出版的「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發表 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Vladimir Rogov)批評 中國政府的長篇通訊,詆毀我政府裏面有「綏靖主義者、失敗主義者 及投降派所進行的陰謀活動」,阻止軍事改革和工業建設,削弱戰鬥 力。並且說「他們挑撥各種衝突與事變,一直到武裝衝突,極力想破 壞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軍事合作,煽動迫害與消滅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行 [113] 動」。他在通訊中明白指出中國將發生「內戰」,導致美國朝野誤信 中國國民黨內,真有一班製造內戰的「頑固派」。這就是俄共的塔斯 社積極為中共全面轉變時作宣傳的準備。於是美共的機關報「工人日 報」及其他二三報紙轉載羅果夫的通訊。中共的通訊社「新華社」更 引用這篇通訊,說是「同盟國家的輿論,猛烈攻擊重慶當局的倒行逆 施」。
  太平洋學會這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遠東研究」,刊載畢生 (T.A. Bisson)「中國在聯合作戰中的地位」,更提出 「兩個中國」的論調,指中共匪區是「民主的中國」,中華民國是「 封建的中國」。今日國際社會中所流行的「兩個中國」的論調,也就 是這十三年前的美共及其同路人的舊調重彈。
  自此以後,國際共產黨努力在美國輿論及其對華外交上打擊中華 民國與國民政府的信譽。一切「貪污」、「無能」、「反動」、「獨 裁」的名詞,反覆積累,加於我中華民國國家、政府和我個人,其目 的全在破壞中美兩國的關係,使中國陷於孤立,並乘國民政府對日抗 戰最艱苦的階段,使抗戰歸於流產,其政權由中共取而代之。這就是 莫斯科在中俄「和平共存」中唯一的企圖,而至此亦就暴露其真相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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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3-27.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七節 日蘇瓜分中國的藍圖和兩個戰爭合流的徵象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革命之後,列寧乘德軍的神秘棚車,穿過德 軍的前哨,回到俄國,策畫政變。「十月革命」初告成功,列寧立即 發佈兩道命令,一道是土地歸於農民;一道是對德表示和議。這一種 利用失敗主義來取得政權的陰謀故智,中共於民國三十二年整風運動 結束之後,即企圖其在中國照樣實施。
  遠在民國二十六年八月,淞滬戰爭爆發之後,蘇俄駐上海的總領 事館由虹口遷到法租界。二十八年八月,蘇德協定激起了歐洲戰爭, 俄總領事館又由法租界遷回日軍軍事區虹口的原有館址。此後日本軍 部特務機關與俄領館之間,聯繫日密,亦並不因蘇德戰爭而有所間斷 。其實當時南京汪偽政權之成立,乃是受到蘇俄的鼓勵。因為俄總領 事透過日軍特務機關,表示莫斯科對汪偽組織,將於適當時間予以承 認。
  日本與蘇俄秘密諒解的基礎,就是兩國瓜分中國領土的計畫。二 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日本參謀本部駐在上海的特 務機關,立即與汪兆銘積極進行其「組府」的談判。日方所提的「日 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說明了日本軍閥與俄共分割中國的全盤企圖。 他們在北方以東北偽滿洲國為其大陸政策的根據地,而割取其所謂「 [115] 蒙疆自治區域」及「華北緊密協力地帶」,包括山西、河北與山東各 省;對華中以吳越平原為根據地,沿長江而上,直達宜昌;在華南, 以臺灣與海南島為其海洋政策的根據地,而以福建廣東為其外緣。至 於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關以西之大西北區域,則承認其為蘇俄 的勢力範圍。這就是日本所提出而為蘇方所諒解的條件。當時我獲得 這個情報,並不為奇。我相信蘇俄之志,決不在此,日本軍閥出此一 著,徒見其幼稚而已。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一月,「日支新關係 調整要綱」的秘密文件在香港披露出來,而日蘇瓜分中國的陰謀乃大 白於天下。三十年四月的「日蘇中立協定」不過是這個野心計畫的一 角。上海蘇俄總領事對汪偽組織的支持,更是不成問題了。
  三十二年底,湘西及鄂西之戰,三十三年平漢路南端之戰,中共 將我國國軍的軍事部署與作戰計畫,透過日軍特務機關交給日軍。中 共企圖誘導日軍深入中國抗戰大後方之華西,使共軍得以乘機突破國 軍的封鎖線,向西北擴張其地盤,並且再進一步,與日軍夾擊我川黔 抗戰根據地。所以國際共產黨攻擊國民政府的全面宣傳攻勢,其幕後 還有全面軍事攻勢,著著進行。
  在中共與日軍呼應的時候,蘇俄亦與日軍侵華戰事相呼應。三十 [116] 三年三月,日軍對華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攻勢,從平漢路蔓延粵漢路。 其時陝北共軍集中兵力,企圖乘此時機,侵入甘肅,打通延安與蘇俄 的交通路線。蘇俄駐迪化的總領事館也就在這一年內,策動新疆一聯 串的事變。(註)
  這是中俄及國共「和平共存」中的一個真相的暴露,也就是日本 對華直接而公開的戰爭,與蘇俄對華間接而無形的戰爭,這兩個戰爭 合流的一個事實及其內容。
(註)本章第二十一節,第一零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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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八節 第三次商談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蘇俄對德軍的夏季攻勢,恢復了俄境以 內的失地三分之二。德國的最後失敗已見端倪。史達林對戰後世界的 全盤計畫,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確立。他拒絕參加開羅會議。他於這 年十二月,懷抱著整套陰謀,到德黑蘭與美英首長舉行會議。在歐洲 方面,他擊敗了邱吉爾所主張的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的提議,促成盟 國在法國登陸的計畫。這是史達林世界戰略第一回合的勝利,注定了 戰後東德淪亡的命運。
  三十三年一月,俄軍解了列寧格勒之圍。二月至三月,俄軍收復 [117] 了畿夫,從德尼卜河向德尼斯特河前進,並擊退了克里米亞的德軍。 在這個時期,中共對我國民政府的全面政治鬥爭,當然也更進一步的 積極展開了。
  三十三年西安商談,中共的要求,愈談愈高,最後更完全變質。 從這一談判過程中,可以看出他們全面政治鬥爭的動向。
  中共代表林祖涵於五月四日至八日與政府代表王世杰等會談中, 提出十七條,其內容還是與過去兩次要求,相差不遠。關於軍事問題 ,中共要求四軍十二師之數,於戰後轉移至指定的防地。關於邊區, 要求改為行政區,隸屬行政院,不受陝西省政府指導。關與黨的問題 ,要求政府予中共以合法地位,釋放「政治犯」。此外則首次提出「 撤除陝甘寧邊區軍事封鎖」。
  到了六月四日,林祖涵忽提出其中共所提「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 切問題的意見」十二條,乃將歷次商談的內容,幾乎完全推翻。
  他提出的條件如下﹕
  一、關於共軍數目,改變要求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
  二、關於陝甘寧邊區,改組行政區,改變為要求政府「承認陝甘     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並承     認其為抗戰所需要的各項設施」。
[118]   三、關於移防問題,改為「中共軍隊防地,抗戰期間維持現狀,     抗戰結束後,另行商訂」。
  中共關於邊區問題,新提出如下要求﹕
  一、「同盟國援助中國之武器彈藥、藥品,應請政府公平分配於     中國各軍,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應獲得其應得之一份」;
  二、「請政府飭令軍政機關取消對於陝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     的軍事封鎖與經濟封鎖」。
  此次更提出「關於全國政治」的條件如下﹕
  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自由;
  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     國政治犯;
  三、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這次商談,因中共的要求一次一次的改變,其所提條件一次比一 次苛刻,當然得不到何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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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9.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九節 史迪威事件-中共對魏德邁將軍的排斥
[119]   我對這次中共所提要求之中,要特別說明的,就是中共關於盟國 軍援的分配及邊區封鎖之解除兩點。這兩點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癥結。
  史迪威將軍到中國工作,在緬北作戰,我時時感懷他的勞績,對 於他平時的各種建議,亦無不信任有加。但是他在中緬戰場的時期, 正是美共及其同路人宣傳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和「愛國民主黨派」 ,同時誣蔑我個人是頑固和反動法西斯的時期。他也是受了這種宣傳 的影響之一人。他誤信中共部隊可以服從他的指揮。他向我要求把國 軍和共軍同等裝備起來,將共軍開出邊區作戰,同時也將晉、陝兩省 被共軍牽制而防備其叛亂的國軍,開出作戰。可惜他對於共黨的陰謀 毫無了解。他不知道過去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破壞中國國民革命 的事實。他也沒有預想共軍得到裝備,開出「邊區」之後,將取何種 手段來破壞抗戰,顛覆政府。史迪威將軍後來對我的爭執,完全是共 黨及其同路人所一手造成的。中美兩國軍隊在中緬戰場上的合作,幾 乎因此而完全破壞。
  我自己覺得我對史迪威將軍最大的遺憾,就是在他來華服務之初 ,不管他對我所說的話,信與不信,我應該把俄共對中國革命與抗戰 的陰謀及其目的,以及經過事實,明白告訴他,使他事前能夠了解和 預防。但是我以為自己與他初次共事,互信的關係並未完全建立,所 [120] 以沒有向他切實說明。惟有這一點,也許可以說是我的一個錯誤。這 一不幸的事,直到今日仍使我為之痛心。
  三十三年十月,魏德邁將軍(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繼史迪威任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官兼任中 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魏德邁將軍來華就職之後,純粹盡心於軍事的 反攻,而中共問題則由赫爾利大使接洽和處理。
  但是魏德邁將軍對於中共問題,仍然繼續研究其實情,把握其焦 點之所在,並且赫爾利大使就其對共商談所得的經驗,和史迪威將軍 在華任職的經過事實,予以分析,作為佐證。所以魏德邁將軍深切了 解中共的陰謀,而毫未受其任何宣傳於包圍的影響,他與赫爾利大使 二人,在華任職期間,對我中國軍政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合作無間, 而其成績更是優越顯著了。
  三十四年五月,魏德邁將軍為了策畫全面的反攻,巡視華北,遍 歷陝西綏遠的前線。他途徑延安,卻拒絕了中共的邀請,沒有在延安 下機訪問朱毛。因為共黨最恨的是了解他的陰謀詭計的人,魏德邁將 軍就是了解共黨真相的一人。於是中共對他懷恨在心,而國際共黨及 其同路人也就毀謗他,反對他在華任職。
[121]   所以三十五年之初,正是美國在中國調解國共,統編共軍的時期 ,而魏德邁將軍亦就不得不調任離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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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節  中共的軍費和政治資本
      (一)軍費轉作政治活動
  中共及其國際「同志們」指責國民政府歧視十八集團軍,不按照 他擴充的兵員給予待遇,並且不給以國軍同等的待遇。實際上,國民 政府所核准為第十八集團軍,其所編成的三軍六個師及五個補充團, 即是依照國軍同等的待遇,按期發給軍費的。但是中共從國民政府所 領取的軍費,並沒有用到他的軍隊,卻在就地津貼其外衛團體和文化 機構,用作破壞國家統一,分裂抗戰陣營的組織、宣傳、滲透與顛覆 工作的政治作戰經費。如重慶新華日報,各地的生活書店,以及群眾 雜誌、解放周刊,延安的抗日大學、陝北公學等,都是由我國民政府 發給他十八集團軍的軍費來支用的。而其各地共軍的糧餉,乃是他非 法向其「特區」和「邊區」民眾,以及就地用土改鬥爭與製販嗎啡等 各種稅捐徵發而來的。
      (二)走私為其經費來源
[122]   中共的政治作戰經費第二來源,是日軍佔領區與自由區之間的走 私貿易。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封鎖日軍佔領區,中共卻由五條路線走 私。
  第一條路線是由包頭經綏德入陝北,再由陝北往隴東寧夏。如綏 德的「抗敵商店」與延安的「光華商店」,就是買賣日貨的總機關;
  第二條路線是陝北邊區沿黃河的渡口,凡是十八集團軍駐防的渡 口,都有日貨運入河西,向陝西的中部及陝南傾銷;
  第三條路線是從濟南向西,到豫北與晉南;
  第四條路線是從蕪湖向西,到皖西與鄂贛一帶;
  第五條路線是從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帶。
  中共走私貿易所籌得的利潤,就地使用其為對自由區作宣傳戰、 組織戰和顛覆工作的經費。
      (三)推銷鴉片與私發偽鈔
  中共走私之中,破壞國民政府禁令,危害國民健康的一種貿易, 就是推銷鴉片。鴉片的來源有二﹕
[123]   第一是從日軍佔領區特別是熱河等產煙地區,經十八集團軍駐守 的道路與渡口,向自由地區傾銷,中共收取過境稅,每兩鴉片要繳納 法幣八元。
  第二是中共在陝甘寧特區之內,指使農民種植罌粟。至成熟時, 中共派人收取煙土。依土地的肥脊,或與農戶三七分,或與農戶四六 分。其農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價收購。
  中共由其「特區」向自由區運銷鴉片的路線有二﹕一條是由特區 運至宜川韓城;一條是由「特區」運至耀縣柳林。
  鴉片傾銷所得的法幣,一部分作他「特區」擅自私發偽鈔的準備 金;一部分就地擴充其對自由區滲透顛覆與組織宣傳的經費。
  上述的事實,可以說明中共指責國民政府對其十八集團軍不發軍 費以及剋扣軍費,乃是他完全偽造的謊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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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一節 第四次商談
  中共對國民政府的全面政治鬥爭,從第三次商談以後,更加積極 展開,而其分化中美合作的工作,亦無所不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初, 中共不斷的邀約美國特使赫爾利將軍親赴延安,商談要務。赫爾利將 [124] 軍乃於七日,偕林祖涵飛往延安。十日赫爾利將軍偕周恩來飛回重慶 ,攜有毛澤東與赫爾利共同簽署的「協定」。這一協定顯示了什麼是 中共的政治條件﹕
  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一致合作,以期統一     所有中國軍隊,迅速擊潰日本,並建設中國。
  二、改組現在之國民政府為聯合國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黨派代     表及無黨派之政治團體代表,立即宣佈一新民主政策,規定     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事業之改革,並使其發生實效。軍事委     員會應同時改組為聯合軍事委員會,由所有抗日軍隊之代表     組織之。
  三、聯合國民政府擁護 孫總理之主義,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     府,實施各項政策,以資促成進步及民主,樹立正義及信仰     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訴願權     、保障身體自由權、居住權,並使無恐懼之自由,不虞匱乏     之自由,兩種權利,實行有效。
  四、聯合國民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所有抗日軍隊,此項軍     隊應遵守並執行其命令。
[125]   五、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抗日團體     之合法地位。
  這一「協定」草案,在表面上看起來,都是「民主」、「自由」 、「和平」、「進步」等民主國家人士所最愛聽的名詞,並且把「新 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等西方國家所感覺其為冠冕唐皇的字句, 亦全盤托了出來,而要求其訂為條款。當然這在表面上看起來,不失 為國共和平合作的一個很進步的方案,但是實際上就是他莫斯科此後 滅亡東歐各國的公式之中的基本戰術。我們今天是在波蘭被賣和捷克 政變之後,自然已經熟悉「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作用之所在 ,但是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毛澤東向國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 ,我們還沒有看見他統制東歐的這一個公式,我們只是拿民國十三年 到十六年國共合作的歷史所得到的教訓來處理。我決定對這個協定中 「聯合政府」一點,拒絕同意之外,其他各項儘可一一商談。但是周 恩來回延安後,致函赫爾利將軍,謂中共中央對所商各條都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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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二節 第五次商談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中共又派周恩來到重慶。這 次商談,完全是他一種政治的宣傳攻勢,其所提出的口號就是「聯合 政府」。其所擺出的面貌亦愈變猙獰。而他在此次宣傳攻勢之中,不 [126] 但公然詆毀政府,而且公然誣蔑赫爾利大使。因為赫爾利大使曾經聲 明﹕「美國不以武器支助中國擁有武力之政黨」,所以他到了最後亦 成為中共攻擊的對象。
  這樣情形之下,第五次商談,自然無法得到結果,至五月遂告停 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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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三節 憲政實施的決定
  我們中國國民黨秉承 國父孫先生的遺教,國民革命的目的,對 外求國家的獨立平等,對內為建設民主政治,實行民生主義。本黨的 訓政,乃是從軍政到憲政的過渡階段。如果沒有對日抗戰的發生,早 在民國二十六年,國民大會即已召開,民主憲法早已實施。當抗戰之 初,本黨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臨時會議舉行於武漢,發表宣言,預期 抗戰勝利之後,立即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
  在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之間,抗戰雖極艱苦,而勝利已經在望。 我戰時首都重慶對戰後建設計畫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中共惟恐我國民 政府獲致勝利的果實,所以他在此時破壞抗戰、顛覆政府的陰謀,更 是無所不用其極。當時我為了完成民主政治,準備戰後建設,決定提 早實施憲政。三十四年三月一日,我對憲政實施協進會演說,宣佈政 [127] 府準備於這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製頒憲法。七 月七日,國民參政會開會,討論召開國民大會的議案。但是中共對於 這一決定民主政治進行步驟的會議,反而拒絕出席,並且另籌召開其 所謂「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企圖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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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四節 中蘇談判中之共黨企圖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的雅爾達會議中,史達林 又取得了第二回合幾乎可以說是全面的勝利。關於波蘭問題、德國佔 領問題,以及聯合國憲章上的否決權問題,都是史達林佔了優勢。特 別是我中華民國在外蒙的主權與東北的主權行政完整,竟成為蘇俄參 加對日戰爭的犧牲品。同時,史達林對我中華民國的整個陰謀策畫之 中,美共及其同路人在美國的任務,是繼續擴大其「反華倒蔣」的宣 傳活動;同時中共及其外衛黨派在中國的任務,是政治顛覆和軍事變 亂。此後的事實都是確切的證明。
  這年六月,正是中蘇談判互助同盟條約的時候,陝北的共匪煽動 淳化保安團隊,佔據縣城,與當地國軍衝突。同時浙東、浙西與綏南 、綏北等地匪軍到處襲擊國軍。美共及其同路人乃乘機大肆宣傳,反 誣蔑國民政府「發動內戰」,要求美國政府停止以軍火援華。美共與 [128] 中共執行史達林所賦予的任務,這還不過是一個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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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五節 第二個時期的結局
  以上所述,就是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抗戰時期,中俄兩國及 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平共存」的發展,及其所得的結局。他們在 全面抗戰之前,中共對我政府輸誠求和時所表現的馴服態度與卑恭的 笑臉,以及其在抗戰初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所提出的四項諾言, 毛澤東所謂「永遠團結,精誠合作,徹底統一」等謊話,到了抗戰末 期,乃就轉變為其全面的武裝叛亂與顛覆國家的張本。這時候,中共 何嘗不想蹈襲一九一七年俄共以失敗主義顛覆其臨時政府的故智,來 奪取我國家的政權。但是我全國國民的精神力和意志力,始終是集中 的。國民政府對於戰局的控制,始終是穩固的。而且我國民革命軍對 於共軍的防範,始終未稍鬆懈,再加以抗戰勝利之提早來臨,未曾給 予中共以顛覆政府的機會。但是莫斯科帝國主義者對於我中華民國從 外部征服與從內部顛覆的整個計畫,到了抗戰初告結束之際,便全面 展開了。

2013-08-16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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