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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 孔孟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 孔孟
黃仁宇     阅读简体中文版

孔 孟

秦始皇

李 悝

司馬遷和班固

文景之治

漢武帝

從霍光到王莽

何以改革者又是書呆子

西漢與東漢

光武中興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黨

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

長期分裂時的悲劇

淝水之戰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黃仁宇 著

三聯書店

北魏拓跋氏

 

從分裂到統一

隋煬帝

貞觀之治

武則天

漁陽鼙鼓動地來

九重城闕煙塵生

“藩鎮之禍”的真面目

黃 巢

五代十國

宋太祖趙匡胤

澶淵之盟

王安石變法

靖康恥

道學家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忽必烈留下的傳統

元順帝

孔 孟

 

  在儒家的傳統中,孔孟總是形影相隨,既有大成至圣,則有亞圣。既有《論語》,則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他們的宗旨也始終相配合。《史記》說:“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今人馮友蘭,也把孔子比做蘇格拉底,孟子卻可以比做柏拉圖。

  但是我們仔細比較他們,卻也發現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顯的,《論語》中所敘述的孔子,有一種輕松愉快的感覺,不如孟子凡事緊張。所以大成至圣能夠以“君子坦蕩蕩”的風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態度去保持他的悠閑。孔子令門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贊許。而曾皙所說的,大致等于我們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月,詠而歸”。與這種態度截然相對的是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主張。孔子還說飯菜不做好,這樣不吃那樣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卻毫不忌諱地提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而且“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等辭句也經常出現在他的嘴中。

  孔沒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惡。《論語》之中,“仁”之一字,出現了66次,沒有兩個地方解釋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說出雖為圣賢,仍要經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話,可見他認為性惡來自先天。他又說“觀過,斯知仁矣”,好像這糾正錯誤,促使自己為善的能力,雖系主動的,但仍要由內外觀察而產生。孟子則沒有這樣猶疑。他曾斬釘截鐵的說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認,他一生學習,到70歲才能隨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則可以由他自己所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一句話里看出。這種道德力量,經他解釋,純系內在的由自我產生。所以他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賢。

  孔子對“禮”非常尊重。孔子雖然稱贊管仲對國事有貢獻,但仍毫不遲疑地攻擊他器用排場超過人臣的限度。顏淵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他死時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卻根據“禮”的原則反對顏淵厚葬;又因為“禮”的需要,孔子見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興。孔子雖不值陽貨的為人,但為了禮尚往來,他仍想趁著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沒有這樣的耐性。齊宣王稱病,他也稱病。他見了梁襄王,出來就說:“望之不似人君。”魯平公沒有來拜訪他,他也不去見魯平公。他對各國國君的贈儀,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齊國的吊喪正使,出使滕國,卻始終不對副使談及出使一事。

  這中間的不同,不能說與孔孟二人的個性無關。或許《論語》與《孟子》兩部書的取材記載不同,也有影響。但是至圣和亞圣,相去約兩百年,中國的局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孟子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八個字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他們之間的距離。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時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雖不能確定,但是他最活躍的時間,也是戰國時代的前中段。《孟子》一書開場即提到他見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離戰國開始已67年,又115年之后秦才滅六國統一中國。在春秋的時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維持,但是還沒有完全敗壞。以前各小國各自為政,里面主持國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級軍官的士,全部世襲,一切都按成規,也就是說,一切都接受“禮”的約束之原則已不再適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義出之。縱使叛逆篡位也還要邀請與自己利害相關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這時的戰事還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離散。

  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點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不為己甚”是當日的一般趨勢。根據原則,在某種情形之下,不追擊敵人。在某種情形之下,不向主敵射擊,不設險以譎詐取勝。既已給敵兵第一下的創傷,不乘勢作第二次的戳刺。頭發斑白的人,不拘為俘虜。這些態度與歐洲中古的騎士精神很相仿佛,雖然這些原則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戰時間短促,參戰的人數受車數的限制。總之,春秋時代的戰事,顯示了社會的不穩性。但戰事本身,卻不足以造成社會的全面性動蕩。

  針對這些條件,孔子對當日情形,還沒有完全失望。他的閑雅代表著當日的社會,相對于戰國的暴亂而言,還相當的寧靜。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復禮”,顯示著過去的社會秩序仍可以恢復。他有時也發牢騷,說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針的時候,他的辦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復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更表現一腔復古的熱忱。

  孟子有時候被人稱為有“革命性”,這是因為戰國時代的動亂,使他知道,只是恢復故態而不改弦更張是不能濟事的。齊人準備伐燕,他說燕可伐。齊宣王問他貴戚之卿應做的本分,他說:“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也就是容許廢君而另立族中賢人。梁襄王問他:“天下惡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著問:“孰能一之?”孟子就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說過“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這已經不是孔子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嚴格規矩了。

  孟子開始游說的時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蘇秦,張儀提倡合縱連橫之季。戰國七雄,已經準備長期間的大廝殺。雖然這時候的戰事還沒有像戰國末季的那樣劇烈——凡是年齡十五歲以上的都要向防地報到,降卒四十萬或四十五萬一起坑埋,所以這時已不再是春秋時代競技式的戰爭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為什伍”,即是以一種軍事組織的原則,加之全民。在戰場上騎兵既登場,步兵人數也大量增加。“斬首六萬”,“斬首七萬”,已經開始見于各國的記錄。孟子說“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這段話可能反映著當日各國備戰的情節,也可以說是他對當日國君草菅人命的一種控訴。他所說的“民有饑色,野有餓莩”不可能是無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為《四書》之一,實際上它占《四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既為各朝經筵講解之用,也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對中國思想史有無可形容的影響。而亞圣以慈悲為懷的心腸,為民請命,他講的話有時也富有感情性,有時尤任直覺,例如“見牛未見羊”,“君子遠庖廚”。他的性善論必定帶著一種強迫性的推論。因人既生性為善,那么強迫人們保持這種天性也不算過分了。這關鍵處有如盧梭之論自由。他的低水準平等思想——例如“樂歲終身飽,兇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稅斂”,在一個簡單的農業社會里,被奉作經典,同時也符合事實的需要。可是今日我們讀《孟子》和《四書》全部,卻不能一體視之為政治哲學,一定也要考究他們的歷史背景,有時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說的一樣,“盡信書不如無書”。

  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間會有這樣一股距離?為什么春秋階段與戰國階段會有這樣巨大的差別?為什么中國會如此早熟——在紙張都未發明,文書尚用竹簡木片傳抄之際,即出現至圣亞圣,而且與孟子同一世紀即出現了秦始皇,且對此后的中國有決定性的影響?

  對于上述諸問題的背景,前人已經說過:是因為華北黃土地帶,耕耘容易,農業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業開始通有無,社會的流動性大。加以鑄鐵技術出現于春秋戰國之間,影響到農具和兵器等等。這些解答都有根據,但是卻沒有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歷史地理的特點。春秋戰國間劇烈的變化,百家爭鳴,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統一,在世界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其經過應在下節提到秦始皇的時候追論之。

2013-08-16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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