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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2 秦始皇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2 秦始皇
黃仁宇     阅读简体中文版

  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是一個令人尋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經過賈誼的責難。迄至近代,既受過章炳麟和蕭一山的恭維,也受過顧頡剛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們的好奇心不能因這樣的“褒貶”而滿足。假使我們撇開嬴政的個性與作為,單說中國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誕生前約兩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統一;并且此后以統一為常情,分裂為變態(縱使長期分裂,人心仍趨向統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統一為職志),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問,以歐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樣由一個地方較偏僻,交通也不是頂便利的國家(有如波蘭或保加利亞)作主,以幾代的經營,打敗英,德,法,意,奧和西班牙的聯軍,并吞他們的領土,斷絕他們各國皇室的繼承,并且將各國文字劃一為一種共通的書寫系統?這事不但在兩千年前不可能,即使兩千年后的拿破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頭。由此可知,中外歷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個性的問題。

  1974年之后,“秦俑”出土,這更增加我們思考的機會。這批陶器塑像據估計約為六到七千個,個個不同。從臉上的表情,還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齡和性格。有時一人面目緊張,貼鄰一人則輕松而微笑,士兵的頭發,好像根據“規定”剃束,但發辮之間,既大同又有小異之處。他們所著靴鞋的鞋底有圓釘。所穿的甲,鐵片以皮帶穿貫,都根據實物絲毫不茍的模制,步兵和騎兵的制服也不同。并且這幾千個塑像帶著戰車和兵器構成戰斗隊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藝術和技術上的同一標準。這些地方,也使我們對秦始皇的為人,另有超過以往歷史評價的感想。

  比如說,以今日科技之發達,我們要重新塑制這幾千個(也可能幾萬個,因為現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驪山陵墓東部帶北的一角)陶俑,也勢必要組成委員會,由軍官,藝術家,科學家,工程師集思廣益的研究設計,才制造得出來。秦始皇既為一個“焚書坑儒”的專制魔王,為何有這樣的耐性?他為什么不以軍事形式的雷同劃一為原則,將幾千個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宮殿前的裝潢,又有如羅馬的康斯坦丁上在的側面人像,成排結隊的出現,既不必講究生動,也毋須在藝術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權的話,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辦法,將人像塑成幾丈高,又設計為鳥頭人身,或照印度的辦法,造成三頭六臂?而偏偏像希臘雅典一樣,保存了集體作品之個別的美感?

  這些問題,尚待研究。可是從新發現的資料來看,我們也敢確定中國初期早熟的政治統一,造成“書同文,車同軌”的局面,是一種有歷史地理性的組織和一種帶群眾性質的運動,有如陶希圣和沈任遠的提議,我們應從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戰國時代的社會經濟因素,認識農業技術的進步,商業的興起,客卿在各國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俠的活動情形。這些因素,促使中國在秦的領導之下統一。

  最近幾十年來地質學,氣象學和考古學的發現,也可以連貫到中國初期早熟的統一。中國文化發揚于黃河流域。黃河通過黃土地帶。黃土鋪蓋著華北幾省的廣大地區,土質松疏,經常有100尺到300尺的深度,因之黃河夾帶大量泥沙,隨時有阻塞河床,沖破河堤,淹沒人畜,損壞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無濟于事。本來世界主要河流夾帶泥土4%或5%,已算很高,南美的亞馬遜河夏季能帶砂10-12%。然而1940年間在陜縣附近的觀測發現,黃河夾砂以重量計達46%。夏季其中三個支流的夾砂量從42.9-63%。由此也可以看出這問題的嚴重和龐大了。

  因為人口增加,農業技術之進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時代,各小國在黃河附近筑堤也已經妨礙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國家,還惡意的將災害加諸鄰國。公元前651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種古籍之中記載略有不同,有的是“無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無障谷”。到戰國期間,這問題加緊,公元前332年,趙國與齊魏作戰即曾將黃河河堤決潰以浸淹對方(見諸《史記》)。又《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亞圣自己就對白圭說:“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吾子過矣!”足見光是治水一事,中國之中央集權,已無法避免。秦始皇并非不知道這事,他統一和國后碣石頌秦德,自稱“決通川防”。他又改名黃河為“德水”,更稱秦為“水德之始”,這都是確切的證據。

  季候風與農業的關系,也促使中國在公元前趨向統一。中國農產區的雨量,80%出現于夏季三個月內。季候風由菲律賓海循西北方向吹來,有賴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東的旋風將這氣流升高,才能將溫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結為雨。這樣一來,下雨或不下雨,全靠兩種氣流適時適地的聚會。要是它們經常在一處碰頭,其地必有水災;反之即有旱災。《史記·貨殖列傳》里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饑”,已經表現出中國初期農業的艱難。姚善友從《圖書集成》及其他資料統計,中國在民國前2270年,有旱災1392次,水災1621次,見于官方的報告(此外尚有蟲災,如“蜚”如“螟”,經常見諸《春秋》)。到災荒時,鄰國如不加接濟,是為“阻糴”,即可能發生戰事。各諸侯可能因婚姻細故,個人恩怨及擴大地盤的野心而動兵戈,參與的人民則更因饑荒所迫而活躍從事。上述的葵丘之會,也有“無遏糴”的彼此保證。《左傳》里記載因糧食問題發生的爭執其著得有如公元前720年,鄭國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647年晉國發生饑荒,秦國予以接濟。次年秦國發生饑荒,晉國不感恩圖報,反而阻糴。因此兩國發生戰爭。敘事的時候,《左傳》也提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這次戰爭,秦國勝利,俘虜晉候。恰巧次年晉國“又饑”,秦伯再加以接濟,并且說:“吾怨其君,而矜其民。”還有很多戰事,書中未敘明原因,根據我們現在推想,類似爭執必然不少。

  從春秋到戰國,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國與國間的沖突。根據周朝以前的規定,各國不能隨便筑城設防。但這幾百年長期擾攘,卻大開各國違“禮”筑城之門。有關的鄰國,則因對方設防而備感威脅,更要先發制人。凡此種種設施,都增加中央集權的趨向。過去通過貴族的間接管制,像歐洲騎士樣的職業軍人都成往跡。現今則只有全面動員,履畝征賦。而且大國控制資源愈多,對賑災恤鄰更有效,參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春秋時楚國和隨國沖突,一大一小即有“隨民餒,楚之贏”的說法,戰國的時候,梁惠王語孟子,“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經過如此的措施,他就覺得他的地盤應當擴大,人口應當增多。梁惠王個人的希望沒有達到,他的想法卻有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競爭之后,小國無法生存,因而有趨向整個統一的趨勢。始皇滅六國的期間,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228年均是“大饑”,見于《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嬴政又稱自己的功勞為“墮壞城郭”和“夷去險阻”,也就是全國對內不設防,食糧全部流通。這樣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極”。由此看來,再參閱戰國以降戰事的慘烈,和《孟子》經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餓莩”,以及“兇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更感到我們無法責罵秦始皇,雖然我們無從贊同他焚書鉗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動殘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無從“褒貶”之余,我們只好強調中國在公元之前統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統一為正軌,實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撐著。

  還有一件事,我們無法忘記,即秦始皇是歷史上“萬里長城”的首創者。這是嬴政統一中國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萬,收河南,伐匈奴,在團結對外的條件下,全面筑城。此舉更表示他的極權政治,有實際的需要。這一事可以留著下面再說。

2013-08-16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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