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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1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黨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1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黨
黃仁宇     阅读简体中文版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黨

  東漢的13個皇帝,只有光武劉秀和明帝劉莊是成年人踐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來算數。而且除了最后一個禪位于曹丕的獻帝享年54歲之外,其他沒有一個活到40歲。桓帝去世時年36,靈帝34,也算得長壽。殤帝,少帝,沖帝,質帝都沒有機會慶祝他們的10歲生辰。因此洛陽的政局,總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縱。

  公元159年桓帝圖大將軍梁冀。他與宦官商量,派近衛軍一千多人突然包圍梁的府第,“收大將軍印綬”,迫得梁冀夫婦自殺。自此外戚的聲勢稍弛,宦官的氣焰又張。

  然而梁冀是創國功臣梁統之后,他家里已有三皇后,六貴人,七侯和二大將軍,好幾個立幼帝的擺布,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個皇后,就是梁冀之妹。此人之為“跋扈將軍”,威震中外已20年。只是這時梁后也已去世,桓帝劉志,做了12年的傀儡皇帝,終究不甘心,才發動這次政變。只是他想獨立自主這一希望,卻始終沒有實現。在他做皇帝期間,又來了一個“黨錮之禍”。很多人以為東漢覆亡之機,出于“桓靈之間”,諸葛亮就將這關系,寫在他的《前出師表》里面。

  今日我們想確定漢代覆亡的原因,不是從原始資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的。《后漢書》薈錄了很多當時文件,內中有無數壞人壓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壞人的說法。我們也可以發問:既有壞人為朝中的獨裁者,如何又有這么多的好人做大官?并且朝中長期間的斗爭不出道德的力量與惡勢力的抗衡,為什么漢亡之后,這種對峙的局勢不能繼續,而引起了一個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局面?

  《后漢書》里的〈梁冀傳〉說此人驕侈淫逸,無所不為,但是文內除提出他因立嗣與政敵李固意見分歧之外,竟滑說到他政策之好壞。可是傳里又提出了梁的妻子孫壽,據稱她也有淫行。其原文為“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悉眉,唬妝,墮馬發,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

  這幾句話無法直接譯為今日的文字。與之針鋒相對,我們只好仿效古典小說的口氣如此說:“那娘子倒也生得標致,她有時悉眉深鎖,有時又笑臉頻開,臉上薄施脂粉,兩眼水汪汪的望人。她回眸一笑時,個中消息直到皓齒的骨根深處。好一頭烏絲,挽成一個大包,輕松的斜掛發邊,走起路來,又是足不勝體。總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樣妖嬈輕蕩的模樣。”

  原文利用作賦的秘訣,采取了幾個新創而語意雙關的字眼,用最經濟的手法去描敘復雜的情事,卻又將重復的部門,平行列入,越是意態游離,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則孫壽妖冶與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們今日想探詢東漢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遠。

  我們想追究漢朝覆亡的原因,則還要參考以下的背景:

  東漢之提倡學術,很有成效。洛陽的太學,有240房,1850室。至桓帝時太學生稱30000人。而私人傳授學業的,動輒聚集門徒數百或逾千。可是講授的題材極為窄狹,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專重傳統政治思想。在“學而優則仕”的條件下,這些學人除了當官之外,缺少發展抱負的門徑。有時讀書也確是升官發財的梯階,做得好的數代公卿,創立門第。只是這種機緣難得,有的則跌跺仕途,有的為人“賓客”,還有很多自負清高,在讀圣賢書之余,養成一種仗義輕生的風氣,不僅自己被窄狹的倫理觀念所支配,還要強迫他人一體以個人道德代替社會秩序,這許多條件都構成黨禍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開,也是漢代一個深重的弱點。漢法承秦法之后,條文復雜,內容簡陋。尤其對于農村社會中層所集累的資本,始終無適當的處置,又怕小自耕農失田而為游民,因之視“兼并”為畏途。《后漢書》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后版有引證蔡質〈漢儀〉一段作注釋,內中提到西漢武帝遣派刺史的詔書,內中首要的任務即是糾察各處“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而東漢的“司隸校尉”有同監察院長,也是京城附近地區的刺史,更是帶有榮譽性質的官位。很顯然的雖前后300年,在漢末之被任為司隸校尉的,仍有人認為在奉前詔行事。可是以武帝戰時動員的方案,意義模棱,加于經濟相當發達的承平社會,則必引起糾葛。

  當桓帝置梁冀于死地之日,東漢還有61年的壽命。可是梁冀沒有被攻擊頒行不當的法則,則因為當日洛陽朝廷已談不上創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縱使邊防發生問題,或有天災民變,也只能臨時對付,有如頭痛醫頭,足痛醫足。朝廷之經常業務,無非禮儀及人事,而人事也不過任免賞罚。梁冀的對頭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軍政部長),他曾建議“權去外戚,政歸國家”。梁冀的黨羽也相對的指摘他門下“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見兩方已有黨爭的趨勢,而重點在個人恩怨利害。

  漢朝之沒有立時垮臺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還在竭忠辦事。《后漢書》的循吏列傳舉出循吏14人,或以興革農田或以提倡教化獲得稱譽,有好幾個一直做到漢亡。和他們相似而沒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傳的酷吏,以“猛”為“能”,雖說個人的良心和德行有虧,在他們講仍是替公眾服務。只是他們各行其是,這些資料也顯示統一的政府,不能以妥當的法制控制全國的危機。

  公元165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為司隸校尉,使很多潛在的沖突尖銳化。其背景則是很多人在鄉間放債買田,通常以賓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則發覺這些人的后臺老板都是朝中顯要。而最有威權的,則是中常侍張讓,他就是宦官頭子。《后漢書》的宦者列傳說:“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輛。”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著張家開刀。張讓之弟張朔,也是野王縣的縣令,被控為“貪殘無道”。李膺親率吏卒在張讓家里將他擒獲,剛一訊問,立即處死。桓帝還責問他沒有請求即行誅殺。李的辯護,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據經史,并且強調孔子作魯司寇七日即誅少正卿,他任司隸校尉已十日,實在是行事愆遲。他這一辯因此脫身,以后也迭有浮沉,終于靈帝朝宦官與名士斗爭時被拘入獄被拷死,他的門生千余,也受禁錮。事在公元169年。

  對這期間發生的爭端,我們決定誰是誰非。黨錮列傳里也提出很多名士對宦官實用性賓客集團的誅殺,甚至遇赦的也殺,老母也殺,而一次屠殺好幾百人。當時的人還說“紀綱敗廢”,我們則只能強調這是社會進化,法制不能跟著調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結果。況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黨并不是促成漢朝瓦解的真原因,他們不過是千百萬事實的工具。張讓是宦官領袖,后來與外戚出身為大將軍者何進作對。可是何進還不過是太后的異母弟,張讓則有一干媳婦,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糾紛,還在家庭里產生。

  傳統歷史家寫漢亡,或歸根于桓靈之間的寵用宦官,或歸咎于黃巾賊造反,或歸咎于召董卓的番兵入衛。而其實大規模內戰開始于宦官已被整肅,黃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后。公元200年官渡之戰,則在漢亡之前,已經展開了長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興地方勢力者袁紹,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學《易經》起家,在西漢時曾為太子舍人,他將學術傳于孫子袁安。袁安舉孝廉,為郡太守,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沒有一個袁家子孫不是東漢顯官。袁紹自己曾任虎賁中郎將(近衛軍司令)和司隸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袁紹進軍官渡,率眾十萬,給養自河北以大車萬余輛供應。抵抗他的乃是曹操。這時他尚想維持東漢的中央政府。他的義祖曹騰乃是宦官,由黃門從官侍從皇太子(即順帝劉保)讀書。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騰養子,而曹操自己也舉孝廉。他的軍隊大都以黃巾降人編成,給養則得于屯田。也就是人員與物資都產生于現存體系之外。

  以學閥而為軍閥,這在世界史里是創舉。漢代的覆亡,則證明一個政治體系,對各人私利觀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個簡單的社會,一到情態繁復,各人口是心非,就無法和衷共濟。今日我們讀漢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國初年軍閥的“通電”無異。這時縱使他們想合作,也找不到一個合作的邏輯。

2013-08-16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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