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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8 貞觀之治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8 貞觀之治
黃仁宇     阅读简体中文版

貞觀之治

  公元7世紀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國歷史上令人振奮的一段時期。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長推戴為“天可汗”。當日高祖李淵已退位為太上皇,仍在凌煙閣置灑慶賀。上皇自彈琵琶,皇帝則當眾起舞,這種場面,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茲后唐軍又攻占西域諸國,使中國威勢達到蔥嶺以西,與波斯及印度接觸。在唐初只有高麗能對中國作堅強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終克平壤,置安東都督府。

  并且唐朝武功之外,繼以文治。國都長安東西6英里,南北5英里。現代西安市的城緣,還只有其面積1/8。而且整個城市按計劃興筑,全城分為110個方格,南北馳道竟有500尺寬,無疑的在當日已經打破世界諸種紀錄。

  因為各國朝貢使節眾多,各種服裝離奇,中書侍郎顏師古即于貞觀三年(公元629年)請以畫師作“王會圖”紀念盛況。茲后終唐之世,波斯來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規模宏大。起先每次還只遣派三五百人,后來每次兩千人,除了正副使外,還有大批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有些人員,在中國一住就是幾十年。他們回國之后,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歷史中仍稱“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則為“班田”。奈良和平安(現在的京都)則是照長安設計興建,只是范圍遠遠不如,而且還沒有依計劃完成。長安有朱雀門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馳道,也稱“朱雀大路”。鄧之誠根據《新唐書》《舊唐書》的記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觸的“諸族”,共有四十八“國”。內中“朝貢”的二十九,“納士”的六,“歸附”者五,“和戰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問”的二,“來留學”者一,“和親”者一。這樣也可以表示勝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國歷史中,最屬“外向”。并且初唐時,朝廷信心堅強,也能對各宗教一體扶植,不加阻撓。玄奘往印度取經歸,太宗親自詔見,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資助他的翻譯工作。茲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時來華翻譯經典的不下數十人。其他景教、襖教、摩尼教也都在長安設有寺院,其教正長老,也由政府不分軫域,授以官位品職。 L. Carrington Goodrich 之《中國人民簡史》引一現代學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并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內中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兇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

  打開這局面的,當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為多。或許因為他本身帶有少數民族血統之故,因此無論胡漢,他一視同仁。這作風對有唐一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李世民自己對侍臣說:“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則過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將特多,也經過趙翼的《陔余叢考》書內提及。

  李世民18歲慫恿父親李淵發難,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業,大部由他策劃。并且他自己作戰時身先士卒,弱冠時已經能指揮十萬人以上的部隊,担任獨當一面的軍事政治工作。說他毫無差錯,未免過當,但是從各種資料看來,他籌算周密,并且自己經常在最危險的地方出現,例如以數騎在陣前與敵將答話,因之樹立了他個人的威望,能夠高度發揮他的領導力量。

  7世紀初期是帝王將相樹立功業的黃金時代。“第二帝國”的粗胚胎,胡漢混血,從小自耕農作基礎的范疇業已創建就緒。即算楊隋將之濫用,從技術的角度看來其高壓政策仍在長期的歷史上有組織的功效。況且經過煬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廝殺,人心望治,有如魏征所說:“譬如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李世民在這時候勤于聽政,勇于就諫,是以徹底的運用了機緣,而達成歷史上的“貞觀之治”。據稱“東至于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赍糧,取給于道路”,最為歷史家艷稱。西方的漢學家對中國的皇帝向來批評的多,但對于唐太宗李世民,幾乎一致的恭維。公元628年,李世民出宮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儷”。633年縱獄囚應死者390人歸家,命令他們秋后自來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詩,歌頌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后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然則李世民被人恭維,并不是完全一致。“死囚歸獄”早就被傳統歷史家指責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譽。近人呂思勉則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漸染北俗,故驕暴之習,亦難盡免。”明朝的萬歷皇帝,被指責為昏君,卻對臣下稱:“唐太宗脅父弒兄,家法不正,豈為令主?”于是在經筵(文學之臣在皇帝面前講解經史,事后設宴的節目)時不許進講《貞觀政要》;也就是將唐太宗李世民22年御宇的事跡,全部剔出于歷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來,公元7世紀,歐洲進入中世紀舊稱“黑暗時代”的期間不遠,日本也剛受大陸文化的影響,貞觀之治牽涉一套政治上的組織力量,當日在世界上無出其右。然則這種組織,沒有確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與唐代的影響,容以下各節述及。

  現在就從太宗以道德成就為標榜這一點看來,可以窺見李世民的真實性格;并且這史實也使我們看清中國政治體系,雖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點,因此一千多年后不能保持它的領導地位,而為西方及日本占先。

  李世民是李淵的次子,他與長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參加唐初討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戰事,只是功勞與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淵稱帝后,立建成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這樣就造成兩方的隔閡與猜忌。中國傳統寡頭政治的弱點,基于統計無法著實,將民間無數的爭執公平處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統技術能力之所及。于是只能使皇權極端化,事實上的青紅皂白不問,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諸“圣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則不公平亦為公平,不合理亦為合理。這樣操生殺予奪的大權,并且動輒以至善及極惡的名義獎懲臣下,使皇帝的寶座成為一個極危險的位置。一到繼承發生問題,更是變亂的淵藪。本書已經前后敘述父子叔侄姻親自相殘殺的事例多起,有時候當事人為從屬黨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歷史重演的悲劇。

  李世民與長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構隙,牽涉到這樣的背景。他自己交結朝士,后來又控告他兄弟“外結小人,內連嬖幸”謀害他,見諸《舊唐書》(《舊唐書》在五代時根據唐朝文獻編撰,近于官方歷史。《新唐書》成于宋時比較客觀)。事實上他與他的僚屬在玄武門設伏,謀殺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親自張弓發箭射死,元吉則死于他部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于宜秋門,哭之甚哀”。建成與元吉各有子5人,也“并坐誅”。這事發生的時候太宗自己才28歲,他的10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攬獲一并處死,則沒有在史書內詳細敘述。兩個月后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于東宮。

  用傳統道德觀念闡解這段歷史,常有不著肯緊之感。例如司馬光作《資治通鑒》時,就指斥李淵不對,李建成不對,而李世民也不對。并非他的見解謬誤,只是這種意見今日看來,已算卑之無甚高論,用不著歷史家著書辯說。而且這“玄武門之變”業已發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個掩蓋事實,1000年后萬歷要避免貞觀一朝的往事,也是不著實際。況且又400年后,萬歷皇帝在歷史上的地位更不能與唐太宗相比擬。

  近代心理分析學者,認為一個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謂ID者,可稱為“生理之自我”,在這種原始的條件下,不較分寸,也無忌諱。只是這中國人所謂之“禽獸行”不能在群眾生活中適用。所謂 SUPER-EGO 者,也可稱為“社會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時受父母這教養,就范于社會的習慣,對本身欲望加以各種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縛,這種控制的力量出自社會自我。所謂EGO者,則可譯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觸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欲望,一方面則對自己賦予一種社會價值。這種種構成各人個性的程序復雜,包括壓制、轉變目標,自然其說,品性升華等等離奇的方式,多時其本人雖經過種各機械作用而不自知,或雖知而不愿剴切承認。

  唐太宗及貞觀之治,最便于用這種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釋,李世民是一個容易性情沖動的人物。他曾要盧祖尚任交趾鎮撫,盧已答應就任,回頭又向皇帝推辭,李世民邀請再三,盧堅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謂,我對你還不能驅使,如何能夠駕馭天下,當時斬盧于朝堂。所以呂思勉說他“驕暴之習,卒難盡免”,不是沒有根據。可是他既有弒兄脅父的行為,又曾讀圣賢書,不能無愧于中,且受良心譴責,因之更要表彰他種種行為,無非自衛。至于他和兄弟間要走此極端,則是他總戎律,“惟以撫接賢才為務”。既登九五之尊,則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劇的漩渦,只因為他有作堯舜之君的才華和能力。是以魏征系前太子洗馬(秘書及顧問)據說有教唆李建成圖世民的策劃,他也將魏征接收過來,倚為顧問,才表示他始終寬宏量大。以后魏征在貞觀一朝向皇帝諍諫二百余事,多時違犯太宗意旨,反被優容。《資治通鑒》有這樣一段記載: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死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征每庭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可見得太宗之受諫,不一定是以受諫為目的,而是表揚自己虛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門面。而魏征也說太宗“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也與這追逐名譽的動機有關。魏征也自知處境的危險,他曾對太宗說:“愿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因為忠臣沒有好結果,良臣則“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彼此共存共榮。

  將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經病醫生的臥榻上,不是本書的目的,敘事過于瑣碎,尤與縱談“大歷史”的宗旨相違。只要有了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們知道唐朝之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仍去三權分立之理想至遠。太宗仍是大權獨攬。而且下層機構不能構成選民區,皇權凝聚于上,中國亦無分權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時會,7世紀初第二帝國組成時,既有北魏以來之均田、租庸調、府兵,又有隋朝開設的南北運河和考試制度,上下都草創,內外的威脅既除,皇帝的行動比較自由,太宗將他執行專制皇權時,稍微參酌眾議,因之其皇權比較合理化,對唐宋間保持其繼續開放繼續增長的趨勢,有真切的貢獻。但是他的作為,不能做機構上的固定。

  這些事跡也使我們了解以道德作執政標準的危險。這也不是說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中介人類性情復雜,道德名義后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國初年的軍閥發通電時,無不以拯國救民為職志,其重點則是“我”為其拯救者,要是反對“我”,則是叛國殃民。也等于羅蘭夫人在法國革命時上斷頭臺前給歷史留下一段見證: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義行之。也等于五四運動時所要打倒的并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認性惡,反能造成政治體系的“制止與平衡”,使一個現代的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們反省。

2013-08-16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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