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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界革命”以及戲曲改良看梁啟超的文學思想
從“三界革命”以及戲曲改良看梁啟超的文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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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梁啟超處在晚清社會急劇變化之時,深受達爾文進化論思想和西方資產階級文藝論影響,堅持中國文學進化論。他提倡俗語之文學,倡導白話文以及言文的合一,主張文學的政治功利性把文學從“文藝載道”的舊觀念中解放出來,變為開啟民智、傳播西方文化、宣傳維新變法的一種藝術形式。并且,梁啟超身體力行參與文學的創新實踐,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關鍵詞:進化論 功利主義 革新

    梁啟超處在晚清社會急劇變化之時,大變動的時代使中國的發展處于十字路口。他把開辟新的時代,轉移社會風氣作為己任,因而自號“任公”。梁啟超早年從學于康有為,熟讀龔自珍、魏源之書,又特別受孔孟以及后來的陸、王心學的影響,具有英雄造時勢的觀點,以先覺者自認,勇于批判舊的,提倡新的,渴望靠一支筆來喚醒世人,進而改變社會面貌;同時,他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影響,提倡改革,反對因襲和保守。這許多因素反映在文學上,形成了他的文學思想——堅信文學的進化論,注重文學的政治功利性,提倡文學的突破和創新。

        (一)文學的進化觀

    在儒家復古主義思想束縛下,不少中國文人存在著厚古薄今的觀點,“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看法曾經深深烙印在很多人的心里。晚清之前的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革命”之說,但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梁啟超卻喊出了“三界”革命的口號。這是因為受了從西方傳入的進化論的影響。進化論在晚清時傳入中國,以后逐漸成為近現代中國的主要意識形態,從而影響了當時學人的世界觀,粱啟超的文學革命論便是其進化論世界觀的直接產物。

    在文學發展方面,深受達爾文進化論思想和西方資產階級文藝論影響的梁啟超堅持中國文學進化論。他說:“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中國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語,觀《公羊傳》、《楚辭》、《墨子》、《莊子》,其間各國方言錯出者,不少,可謂佐證。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數千年稱最焉。尋常說者,多謂宋元以降為中國文學退化時代,余曰:不然。夫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矣,如即唐代韓柳諸賢,自謂起八代之衰,要其文能在文學史上有價值者幾何?昌黎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余以為此其受病之源也。自宋以后,實為祖國文學之大進化,何以故?俗語文學大發展故。”(阿英《晚清文學叢鈔》之《小說叢話》)梁啟超反對“厚古薄今,無論學問、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為不可及”的復古主義觀點,而是在進化論思想基礎上主張文學“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步遠軼前代”。梁啟超在進化論史觀的指導下,把文學從“文藝載道”的舊觀念中解放出來,變為開啟民智、傳播西方文化、宣傳維新變法的一種藝術形式。他認為社會的進步,“賴俚歌與小說之力”為多。他從文學進化論的觀點出發,極力主張文學革新,并發起了“三界革命”和“戲曲改良”。從總的趨向看,“三界革命”是朝著通俗化的方向前進的,特別是在“小說界革命”的倡導下大批通俗小說的問世,有力地推動了文學通俗化的發展。以這種觀念指導自己的創作,梁啟超不為傳統所羈,蔑視秦漢古文傳統,反對桐城派古文運動,創造了一種驕散并用、汪洋恣肆、情感奔放、平易暢達的“新文體”。梁氏評價自己的散文道:“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練,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為新文體。”(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小說界革命”由進化論引發,“詩界革命”也是如此。梁啟超在1899年明確提出“詩界革命”,深感:“中國結習,薄今愛古,無論學問、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為不可及。余生平最惡聞此言。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步之遠軼前代,固不待蓍龜。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讓于古所云哉?”可見,梁啟超反對厚古薄今,堅信今必勝古,是接受進化論影響的結果。

    梁啟超從進化論觀點觀察中國文學的發展,提倡俗語文學,倡導白話文,主張言文的合一。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主張。以《歐游心影錄》為開端, 梁啟超逐步開始了其白話文寫作生涯。從1922 年4 月至1923 年1月, 他應各地學校和團體之邀, 先后公開演講50 余次, 其講稿都是用白話寫的。在這些演講中, 梁啟超簡議時政, 闊論文化, 漫談文學藝術, 充滿感情, 頗具聲色, 充分發揮了白話文通俗易懂、感染力強的特點, 收到極好的演講效果。陳平原在《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一書中也對此作了肯定:“晚清的白話文不可能直接轉變為現代白話文,只有經過梁啟超的‘新文體’把大量文言詞匯、新名詞通俗化,現代白話文才超越了自身緩慢的自然進化過程而加速實現。”

            (二)文學的功利性

    與中國傳統文論中“文以載道”的文學觀不同,梁啟超主張文學應該服務于現實,追求文學的即時致用價值使他放棄了古人“立言”的價值取向。

    小說方面:梁啟超的文學思想,以《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為代表,被作為近現代功利文學觀的典型。在作于1902年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開宗明義的第一段里,梁啟超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梁啟超說:“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梁啟超空前地提高了小說的地位,文學觀念充滿了實效至上的功利主義色彩。他倡導小說界革命,本意在政治而非在文藝:“蓋今日提倡小說之目的,務以振國民之精神,開國民智識,非前此誨盜誨淫作可比。”(紹介新著《新小說》第一號)其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可為例證。梁啟超的這種理論,使小說和文學工具化,把文學緊緊地和政治捆綁在一起——要求小說應當激發人們認清國恥,揭露時弊,革除舊俗,為當時的變法維新起到良好的輿論促進作用。這些對當時的小說家是有啟發作用的,其后數年,譴責小說大盛,不能說與梁啟超的倡導沒有關系。

   戲曲方面:從改造國民品格、振奮國民精神的愿望出發,梁啟超在1902年前后,身體力行于戲曲革新,創作了《劫灰夢》、《新羅馬》、《俠情記》傳奇三種,《班定遠平西域》粵劇一種,分別在《新民叢報》、《新小說》上刊出。“借雕蟲之小技,寓遒鐸之微言”, 梁啟超的每部劇作,無不對域外文學導引民眾的事例傳聞反復引述;對啟發蒙昧、改良群治的創作宗旨再三強調。正是從國民自新、民族自新的崇高目標中,作者獲得了思想的激情、創作的靈感和對戲曲傳統大膽革新的沖動。梁啟超渴望通過文學開啟民智,培養新民。

   報章文方面:梁啟超寫作的《中國積弱溯源論》、《釋革》、《新民說》等政論文,《南海先生傳》、《李鴻章》、《羅蘭夫人傳》等傳記文,《過渡時代論》、《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飲冰室自由書》等雜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史學》等學術文,或議論風發,縱橫捭闔;或娓娓而談,深中肯棨,莫不緊密聯系時政,關涉思想啟蒙和政治鼓動。

    詩歌方面:梁啟超十分欣賞反映時局、有關“世運”的內容,所稱引的多是當時詩壇的佳品,雖然并非每首都好,有的甚至有明顯的藝術欠缺,但在總體傾向上表現了那個時代先進人物的精神面貌,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不像以前的詩話多標榜吟花弄月。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選錄了很多反映現實的作品,如《哀星軺》、《黃花謠》、《都司斬》;還錄了黃遵憲的《出軍歌》、《軍中歌》、《旋軍歌》,竭力贊揚。《詩話》中稱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沉渾,沉遠不論,即文藻亦二十年所未有也。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吾為‘一言以蔽之’曰:‘讀此而不起舞者,非男兒也’”梁啟超主張詩歌為當前的政治服務,把它作為鼓舞人民、捍衛祖國的武器。他提倡的新思想、新意境,主要是當時具有進步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領域里的東西。他的詩歌理論,是為當時的反封建斗爭服務的,是為資產階級改良派變法圖強的政治理想服務的。梁啟超說:“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條件……”這正是他倡導詩界革命的基本出發點。 梁啟超不但注重詩歌理論,還積極致力于詩歌創作,其《東歸感懷》、《自題<新中國未來記>》、《愛國歌》、《金縷曲》等詩寄托愛國思想,關涉社會時政,蘊含政治追求。

   在梁啟超那里,中國傳統文論中源遠流長的“教化”、“美刺”等觀點與“群治”、“新民”等政治意圖聯系起來了,并最終獲得了一種別具特色的中國式的現代漢語語境中的功利主義文學觀念。

         (三)形式與內容的革新

      1,形式革新——新文體與新語句。

    首先,梁啟超堅持文體改革,促成散文解放,創造一種新文體。梁啟超公開反對桐城派古文,反對經學古文,主張“文界革命”。他通過編辦報紙以及親身實踐,創造了一種通俗易懂的報章“新文體”:為文“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梁啟超文選《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五)作為向白話文的過渡,這種“新文體”既解開了人們的思想束縛,又吸收了文言和白話各自的優點,還較大幅度接受和融合了某些外來名詞和語法,為白話文取代文言文開辟了道路。梁啟超的“新文體”是一種比以往任何一種古文都自由、都解放的文體,開一代文風,在當時和以后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其次,在詩歌形式上,他提倡以俗語入詩,提倡新語句。1899年梁啟超在《夏威夷游記》中明確提出了對于“詩界革命”的理想:“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然后可……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有新意境,第二要有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后成其為詩。” 他提倡詩歌的通俗化,主張以“日本譯西書之語句”入詩,還提倡詩歌與音樂的結合

     2內容革新——新意境,新理念。

   《飲冰室詩話》和《夏威夷游記》是梁啟超的重要詩歌理念載體,它們推講作品,發表議論,倡導中國詩歌的新理念與新意境。從推選內容上看,有表現西方的政治理想和立國精神的,如《時運》;有表現出改造社會的雄心壯志的,如《自厲》、《舉國皆我敵》;有表現高度愛國御侮思想的,如《壯別》、《書感四首》;有表現對黑暗揭露抨擊的,如《去國行》;有指斥洋務頭子的,如《劉荊州》;還有表現進化論的哲學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以及科技所帶來的新事物的,如《今別離》、《新游仙二章》、《滅種吟》……1902年,梁啟超在《新小說》創刊號上發表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是梁啟超的重要小說理念載體。該文先從小說最善于反映社會人生,最能滿足人類認識社會需要的角度,肯定了小說的社會價值;接著又從小說有“熏”、“浸”、“刺”、“提”四種感染力,最能吸引人、感動人的角度,肯定了小說的文學價值;最后得出結論:“故曰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這就徹底地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鄙薄小說的傳統觀念,而且鼓舞了一大批作者自覺地去從事創作和譯作,從而最終促成晚清小說空前繁榮和普及。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對于小說的社會價值和藝術價值所作的正面的概括和論述,改變了以序跋、評點、筆記等為主要體裁的傳統小說理論,引導著我國小說在題材選擇上進入了具有一定開創性的新階段,小說的社會效應空前提高。 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創刊號上發表了《劫灰夢傳奇》,揭開了近代“戲劇改良”的序幕。他撰文說:“欲繼索士比亞(莎士比亞)、福錄特爾(伏爾泰)之風,為中國劇壇起革命軍。”這種以西方歷史故事為創作題材,以西方戲劇為榜樣的“戲劇改良”宗旨對晚清戲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總之,梁啟超堅信文學的進化論,注重文學的政治功利性,提倡文學的突破和創新,對晚清文壇以及其后的文學發展起到很大的影響和推動。

參考書目:

1《中國近代詩歌史論》

(李繼凱 史志謹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6年5月)

2《詩界革命與文學轉型》

  (張永芳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3《近代小說理論批評流派研究》

   (劉良明 黎曉蓮 朱殊著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3年11月)

4《叩問現代的消息-中國近代文學專題研究》

   (張俊才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年12月) 

2010-07-1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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