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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歷史 第十二章 西湖與南宋
中國大歷史 第十二章 西湖與南宋
黃仁宇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十二章 西湖與南宋

      歷經“靖康之難”的劇變,宋高宗群臣于風雨飄搖中,在臨安(杭州)重續宋朝命脈。這一身兼制造業中心的南宋國都,繁華不下于《清明上河圖》中所描繪的汴京景象。然而,盡管帝國掌握了豐富的資源,但缺乏適當的服務性事業為之周轉,使得經濟上未能突破,影響所及,軍事也積弱不振。因此,在金和蒙古人的連番侵迫下,只有走上滅亡一途。

      杭州(臨安)在隋朝已負勝名。南北大運河開創后,它是南端終點。它與開封不同,后者大體上是一座消費城市,購買力操在政府官員及其家屬和隨從手里。南宋的國都——杭州,則是制造業中心。造船業、絲織業、瓷器與紙張的制造在南宋尤其突飛猛進。

 

西湖勝景

      對現代的旅游者而言,離杭州近在咫尺的西湖,是觀光者必往的勝地,當初該處是杭州灣的一部分,迄至公元7世紀前期尚且如是,后來靠錢塘江的一面被阻塞,年久月深,湖中的鹽水也就變成淡水而成了今日的西湖。

      西湖在面積上只比杭州市略小。兩座大堤將西方及西北方曲折的湖岸距離縮短。白堤以白居易而得名,直通孤山。蘇堤則始于蘇東坡,他是詩人、畫家和散文作家,在11世紀曾劇烈反抗王安石的改革。雖說他和白居易兩人之間相隔近300年,但他們前后都曾在杭州一帶任地方官,也曾前后疏浚此湖。兩座長堤即他們的工程所留下的遺跡。如此看來,中國傳統政府以具有美術觀念的人才為官僚,有其用心設計之奧妙,雖說兩人同在西湖留名也算事出偶然,但其注重環境之保養與生態學則已勝過一般官吏。

      中國一本歌劇稱為“白蛇傳”者,以西湖為背景,最近在美國風靡一時。揭幕時觀眾即面臨湖岸。兩只蛇之精靈,一白一青,已變成兩個姣好的女子,名叫“白素貞”和“小青”。她們在白堤上邂逅一個年輕男子許仙。素貞與之一見鐘情,結縭為夫婦之后,生有一子,小青即在他們家里伺候。可是金山寺里的方丈法海,發現了素貞的妖孽來歷,即用一只法碗將她罩住,并且在碗上造雷峰塔。根據這段神話,只要雷峰塔在,白素貞免不了埋在萬千噸的磚頭之下。幸虧小青在當日大禍臨頭時逃脫,再回來時已率領著大批蝦兵蟹將,而許仙與素貞所生子也已成年,加入戰斗。他們的解放戰終于使白素貞恢復自由。以后下文如何無人道及,只是雷峰塔則名不虛傳確有此塔,而且在1924年崩潰,今日只有其痕跡殘存。

      即使是民間傳說,中國人也保持傳統觀念,認為由浪漫邂逅而來的婚姻必大為不祥。不是蛇在引誘女子,而是女人本身即為蛇蝎。可是這篇故事之結局則表示著充溢生命之活力終能戰勝權威,因為后者只能犧牲人本主義去迎合一般習慣,觀眾自此亦可看出大傳統與小傳統不同。高級文化離不開知識分子,小傳統則以農民漁夫為標榜,如果那還不夠,即搬出蝦兵蟹將作為陪襯。

失勢的英雄——岳飛

      旅游者經過西冷橋畔,引入蘇堤,附近有岳墳。葬在墳中的岳飛,也是宋朝的一位出色人物,從行伍出身,升為下級軍官終成為宋朝最有名的大將。公元1141年他為宰相秦檜所誣構,以抗命罪死于獄中。當時秦檜與皇帝趙構密切合作準備與來犯的女真人議和。女真人已組織了一個漢化的朝代稱為金,正長驅直入,迫著宋朝南退。岳飛的罪過乃是在這內外混亂之際還能約束部下,得到人民的支持,剿平盜匪,并且以步兵戰術擊破了來犯的金兵。他那時候只39歲,如若讓他生存,則不僅幾費周折談判剛有頭緒之和議可能變卦,而且這朝代南北奔波喘息未定,本身也會因為能將在旁而感到威脅。

      岳飛死后20年,被南宋朝廷平反,中國人因崇拜失勢英雄的習慣,將他崇敬得僅次于關羽。可是岳飛與關羽不同,他精通文墨,他將傳統之忠孝觀念與所受教養同時發揮。今日岳飛墓旁已建有廟宇,高14英尺,內中供奉他的神像及全部盔甲,上有匾額,據說“還我河山”四字系根據他本人書法描繪。事實上岳飛在最近幾十年來,有鼓舞中國人民族思想功效。在他神像前有四個鑄像向他跪列,此即宰相秦檜夫婦和兩個同謀者。在30年代本地巡警很不容易才禁止游客溲溺于秦檜像上。也有人以粗硬之物包括槍柄去搗秦檜之像首。只有在二次大戰時投降日本的汪精衛,才敢說岳飛是一個不能節制的軍閥。

岳飛不是軍閥,事實上他可以節制。要不然在華中大勝金人之后,不會因秦檜以皇帝的名義召他南歸,即停止了與女真的戰役而就死地。其實與敵人對抗時,在戰與和兩途徘徊乃宋代朝廷的一種慣習,這種舉棋不定的態度可以追溯到北宋時代(那時國都仍在開封)。宋朝不能在戰與和的途徑上長期保持其政策之前后一致,對本身造成的損害,遠超過秦檜的奸計。

和與戰的彷徨

    這和戰歧途,始于宋朝的第8個皇帝趙佶。他要不是被命運安排而有九五之尊的話,大可以在書上繪插圖或專心收藏藝術品而生活得比較妙曼,做皇帝實非所長。他御宇期間不僅有王安石的糾紛,而且有女真人的勃興。女真發源于東北松花江上流,語言屬通古斯(Tungusic)系,也與以后之滿洲人相聯。在公元1113年他們叛離宗主遼而獨立,一年之后即自稱“金”,當時北宋已向遼納歲幣110年。公元1118年的趙佶朝廷,炫惑于金人的成功,與之結盟攻遼,希望借軍事行動的成功,而得以收復燕云十六州,完成朝代的宿愿。金之攻遼,如摧枯折朽,全不費力。1125年不待宋朝援助而滅遼。翌年這些遠在北方之戰士,覺得他們可以乘新勝之余威,對付北宋,于是大舉南侵。趙佶在最后關頭,傳位于長子。金人旋即攻入開封,將宋朝當今皇帝與太上皇一并俘虜,送往東北,他們父子終身未得南還,同年(1126年)北宋滅亡。

      趙佶的第9個兒子趙構自立為帝,也成了岳飛秦檜的主子,歷史上稱為南宋。可是趙構剛一行禮登極,立即就要逃命。往后4年之內,他從華中被金人追逐到長江之南,又從杭州逃到寧波,有一段時間內甚至寄身于沙船之上,沿著海岸線來往,以避免成擒,直到公元1132年金人北去,他才回到杭州(當日稱臨安)。1138年杭州成為國都,可是仍稱“行在”,因為開封為趙宋王室歷代祖先陵寢所在,不能名正言順地放棄。

    公元1141年的和議使趙構之母(以前也被金人俘獲)南下母子團圓,南宋及金以淮河為界,宋承認金為宗主國,宋主所著之冠服由金供給,金即定都于今日之北京。南宋既為附庸,每年向金納歲幣50萬,半為銀兩,半為絹疋。

    女真之金,既稱業已因封貢而成為高麗人、回紇人及西夏人之宗主,于是因循中國傳統,宣告其為區宇一家之大帝國。在宋使呈納貢品之前,金朝已開始科舉取士,文官之品級也已頒布,其君主著中國式之冕服,孔子之四十九世孫也被封為公爵,在祭祀孔子時,金主親自行禮。

    當日宋廷反對和議一派最有力之辯辭為:國君須向異族行臣下之禮乃大失體統之事。然則反對和議也使國君之母無法南歸,此又不免與傳統之忠孝觀念相違。此處不少歷史家尚且忽視了一段事實:此時長江中游一帶大部為盜匪占領,金朝正準備在當中設立緩沖國,并且已派遣投降之漢人滲透入宋朝之前方。更難于應付的則是與金交兵的時候,南方的財政尚在混亂狀態,招兵也感到困難,即算各軍倉卒組成,臨安的流亡政府對本身之存在并無信心。

    公元1161年,即岳飛被平反那年,金人又準備南下攻宋,但戰斗無定局,雙方之和談遷延了4年之久。幾經沖折,金人容許南宋自此不稱臣,每年歲幣也減少10萬。

 

韓佗胄的悲劇下場

      12世紀最后幾年,韓佗胄為南宋權臣,再企圖推翻和局。他的父親與皇帝趙構為姻兄弟,韓本人又娶皇后侄女為妻,當太皇太后秉政時,韓勢傾內外,有權廢立天子。他既為宰相又掌樞密院事,更領有太師頭銜,自是能單獨決定和戰。只是他在南宋朝中極不孚人望,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驕奢之名。所以他在公元1206年定計北伐卻出師不利時,很少人同情他。況且這1206年又是多難之秋,更北的蒙古,鐵木真在此時自稱“成吉思汗”,在蒙古語內,這已相當于中國之天子,他的千秋功業正待展開,此是后話。刻下則金人在戰場得勢,膽敢向南宋要求韓tuo胄之頭顱,卻也真能如愿以償(由一個禮部侍郎謀殺太師,事成之后才由朝廷公布其罪狀,剖棺割尸將頭顱送金)。不過事雖如此,也有作史者為韓抱不平,謂攻擊他的罪名太多虛構,況且他的賢愚不肖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即韓tuo胄為了一項宗旨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總之,這次和議成功,宋之歲幣又增至60萬,宋主也在文書中自稱“侄皇帝”而稱金主為“叔皇帝”。           

    不出數年局勢又大變。公元1214年宋廷乘著女真之金被蒙古攻逼得無暇他顧之際,終止交納歲幣。1232年再有一個更好之機會使南宋朝廷得報宿怨,此乃蒙古遣使向杭州,建議夾攻金人。這時候有些朝臣尚記得114年皇帝趙佶在類似情況下約金攻遼,幾陷朝廷于覆亡的慘況。可是宋人對金仇恨之深,歷時之久,已容不得謹慎之告誡,于是結盟成功。不料蒙古之滅金,亦似以前金之滅遼,只費時兩年,也絲毫不借宋之助力。由于他們已于1227年滅西夏,自此成吉思汗的子孫便可以專心一致地對付中土內僅存的朝代。在這一點上,南宋的作為較金人略勝一籌,茲后他們仍在風雨飄搖的局面里支撐了45年。

    從宏觀的立場上講,南宋之和戰問題與北宋王安石之新法有前后連貫之關系。這朝代不能在經濟上突破,影響所及,其軍事才積弱不振。

    公元960年趙匡胤初登極時,地方稅收的權力仍在軍人手中,國家的高層機構與低層機構尚能保持適切之聯系。開封行中央集權后,使此紐帶逐漸消失。這帝國所能掌握之資源固然龐大,卻缺乏適當的服務性質事業,使之合法合理周轉。此中弱點所及,其損害超過全朝代319年和戰關頭之失策與猶疑。

      況且提到這段史實,尚要顧慮到一種歷史名詞的問題。我們無法忽略在趙宋王朝期間,中國展開了一種“商業革命”和“文藝復興”的說法。這些名目初由少數日本學者發起,漸有西方及中國歷史家效尤。革命為一種社會運動,一經發起見效,即不能逆轉。西方產生商業革命時,影響到很多公眾組織,法律上之系統此后即以商業習慣為依歸,而中國近代史初期并未有這種體制上的改變。

可是宋朝也確能用它的統計數字和它留下來的水彩畫,使以后的觀者讀者領略到它炫人耳目的燦爛光輝。在繪畫方面,當中首屈一指的無過于張擇端所畫的《清明上河圖》。這圖描畫開封極盛時期,可能是金人于1126年進攻之前數年。全畫幅長18英尺,表現出一種鄉村到城鎮的全景,各節各段時間不同。它的右端有鄉人趕著上載蔬菜的驢子上市,朝霧還在樹頂。畫之左端表現著黃昏到臨,行人已有倦態,他們折著遮陽傘,收拾各物,帶著一片懶洋洋的神情。這兩端之間有城門、十字街頭、大街小巷、汴河河畔,又有一座拱橋位于市中心,上有各色人物五百余,身長不過1英寸;又有各色船舶二十余,有的船艙門窗之上加有涼篷,顯系私人閑游之用;在街上有小販發賣點心及刀剪,供應食物之處所高低上下不等,自街頭之攤担至三層樓客房都有,所有售酒之處皆張掛著一種旗幟,上有三條直線,好像現代的商標,甚可能因為當日釀造是由國家專利,此旗幟即為店鋪之特許證。船舶、馱獸、駱駝、車輛以及水牛拖曳之大車上所載各種筐袋圓桶等,證實當日京城擁有大量之商業。各店鋪之門招像是依實物描畫,船舶與建筑物之構造全部逼真。各種物品之機械設計可以與時人文字之敘述互為印證。

  《清明上河圖》之為一種歷史文件,舉世無雙。西方可與之比擬之圖景,只有貝葉掛毯制作(Bayeux   Tapestry)差可算數。在物質生活上講,12世紀的中國無疑的已領先世界各國。張擇端的杰作證實了宋人所述“行在”(南宋國都)的繁華現象。開封并非制造場所,即已有如是之商業,則南方大城市地理上更為適宜,又有更多之資源,經濟發展之最高點且在張圖之一個半世紀之后,實際上其繁華可能超過圖上之描繪遠甚。由于繪圖者之耐性,凡物一概不厭其詳,由此也證實了馬可.波羅所記載的情況(雖說這游客有他大肆夸張的性格)。

    只是縱然如此,還有待學歷史的指出:這城市生活只替一個龐大的,并且以文辭見長的官僚機構服務。此和以后的現代歐洲不同,宋代中國之商業并不能產生一種品物的全能交換性(只有這種性格才能產生新的管制方式)。張擇端圖上顯然缺乏信用機關、保險業經紀及律師事務所——凡此都未在當日出現。而《清明上河圖》上有一所醫生的住宅,門上標明其受有官衙之顧主,同時在文官系統中占重要位置之人物亦在圖上顯明之處出現,這表示在宋朝較進步的經濟部門不能成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領導力量。朝代之富庶根據當日的標準,只是使一個龐大無朋的行政機構之管理人員生活舒適。它是一種被動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種籌謀協定的主宰,因之它不能成為國家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的紐帶。

數字管理還沒成熟

      現有的書籍每說到宋朝,總離不了提及公元1021年的國家收入總數為15000萬,每一單位代表銅錢1000文。其原文出自《宋史.食貨志》會計部分,但文內并未提到此統計之性質。然而根據當日折換率,以上總值黃金1500萬兩至1800萬兩之間,粗率地以今日美金400元值黃金一兩計算,則上數相當于美金60億至70億。當時全世界沒有其他場所,國富曾如此大數量地流通。

      雖說沒有確鑿的證據使我們對上述數字提出質問,我們也知道當時謊報數字和實際上通貨膨脹都曾前后發生。但最低限度,我們可以說,宋代的經理者面臨著一種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當中足使情況混淆上下脫節的原因甚多,有時候,有些倉庫儲藏逾量而其他地區則短缺。在宋朝的財政報告里,谷米之石,銅錢之緡,絹帛之疋認作可以互相交換。實際上物品的價格則各地懸殊,有時同一地尚因時間與季節而有不同。官方的歷史即承認,所有兌換率通常由抽稅人片面斷定,致使“民無所訴”。當包稅者與抽稅人相持不下時,也不能斷定稅收應各依每處的預定數量或者根據實情而伸縮。有些抽稅人本身也將款項分配開支。有時候應收數與實際已接收解庫的名目混淆,遺失漂沒免除的錢物也不除帳。在復式簿記沒有廣泛使用之前,此情形也曾出現于西方,只是沒有宋朝如此駭人聽聞罷了。

      因為上層的壓力,以少報多乃是一般現象。同樣的情形,軍隊各單位也虛報人數以便獲得更多的糧餉,他們明知道發下來的時候還是要打折扣,因此也不得不虛報。這一單位如此,另一單位也一樣,否則只好吃虧。本千年的初葉,宋軍總數即超過百萬,朝廷屢次派員查“冗兵”,卻都沒有明顯的效果。

    宋朝軍隊起先還經過甄選,在公元1035年兵士之薪餉還依據身長而有不同。那年之后這標準即被放棄,募兵入伍已無選擇性,軍隊分為三級也成往事,只剩一些名目還照樣保持。有時候募兵給安家費,因之收容入伍之新兵包括難民、乞丐和罪犯。如此一方面使得軍費膨脹得不可開交,一方面能戰之士日益短缺,在公元1126年金人來犯前夕,宋之軍士甚至須在右臂刺字,以防止逃亡。

軍隊的情形也是國家財政的反映,而后者也應當與人民一般生活情形相協調。宋朝制度,雖說沒有存心如此,卻違反了這組織上的基本原則。它主要的問題乃是一方面有農民之納稅人,由它管制,一方面有農民的兵士,經它招募,兩者之間的距離務須縮短。它的收入一度宣稱出自“商業之來源”——主要為食鹽、茶葉、香料、鉀堿、酵母、酒醋(生絲列入土地稅之內,有時代替貨幣),其實仍是農產品及鄉間工業的產物。而中央集權的管制,并沒有縮短上述距離,相反的,它延長了兩者間的距離,并且由于官僚主義之濫用職權,使得關系更為惡化。

少數民族的軍事優勢

     一般人之了解:宋之強敵借著半游牧的背景,有了牧人凌駕于農夫之上的優勢。然而較少為人注意的則是,華北一落入他們的掌握,他們也向境內漢人全面征兵。遼將多數的漢人編成“轉戶”,配屬在各“干魯朵”(宮)之下,如此一來每一部落,即宮衛及優秀部隊都有漢人人力充實作數,以支持契丹之兵員。金則將因世襲而參與軍事之女真人雜居在漢人戶口之內。各地居民自50戶至300戶編成一“謀克”,8至10個謀克構成一個“猛安”(實際戶數編法各地大有出入),原則上謀克與猛安之首長只能由女真人充當。因之稅收與征發經過他們的職業武士密切監視,達到行政上最高之效率。而其動員時所具有之伸縮性,更是必須經常維持一個龐大常備軍的宋朝所不能比擬。所以異族或少數民族之軍事優勢由來有自。

    操縱牧馬的場所也與雙方戰力之盛衰有決定性的關系。《遼史》說得很清楚,與宋互市時,馬與羊不許出境。同書也說及遼與金決戰時不失去戰馬之來源關系極為重大。這限制馬匹南下的禁令,也可以從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上看出,畫幅上開封之大車都用黃牛水牛拖拉,可見馬匹短少情景迫切。馬匹原來也可以在華中繁殖,只是受當地農業經濟的限制,其耗費極難維持,而且在精密耕作地區所育馬匹一般較為瘠劣。

    所以我們揭開中國歷史近代篇之初年,所謂“經濟樞紐區域”之解說,不見得與事實相符,但倒是可以看出中國地區因緯度不同可以分作幾段地帶:最北為畜牧地帶;華北與之接壤,為農業地帶,只是其內容仍相當的簡單。與之成對照的則為華南,此乃茶葉谷米與水上交通之鄉,卻在工業化之前,此地帶已相當復雜。綜合本章所述,以上地理環境之不同,構成操農業之漢人與半游牧性的蒙古族人及通古斯族人長期角逐之背景。從長距離以不分畛域的眼光看來,則可發現,幾經和戰,當中一段地帶終使少數民族與漢人混合。很顯然的越是發展到現代,“漢人”這一名詞文化內涵愈多,而不復如以前由血緣作主。

    宋代向南后撤至少使朝廷贏得短暫的喘息機會。這地帶的湖泊河流與運河,使來自北方的戰士不能徹底發揮其長處。金人于公元1129至1130年間入侵江南,宋軍以戰艦遮斷其退路,使其幾乎遇到沒頂的災難。在局勢淆亂時軍事首長之自由行動也使作戰之部署比較容易。譬如說岳飛的軍隊即以農民軍、招降的盜匪和女真人征發之民兵編成,他有機會選擇兵員并擴大部隊。

    可是皇帝趙構與宰相秦檜所經營的中央集權體制排除了軍人擁兵自重的趨向。開封既已陷敵,南宋朝廷的軍需問題極為緊迫。如果此時杭州擁有具實際力量的商業組織,毫無問題的,即會被接收過來,以作軍隊補給之后勤機構。而事實上朝廷只能以增稅和臨時挪用的辦法解決刻下問題,此類權宜之計在短時間內一再出現:所謂“經制錢”者,即為經理節制一路財物之官經手的公費;“月賬錢”為每月公費內強迫節省的余款,“板賬錢”可以說是一種特別帳目,以各種附加混合編成。而事實上這些名目很少實質上的區別,凡是現有的各種稅收,一律按成數另增附加,總數由各地方分攤。行政之收入,例如輸款贖罪,也提高征收;其他有如告狀時之狀貼費和許免證費也類似。這些辦法仍不能供應時,只能以增發紙幣對付。

    馬可.波羅眼中看來新奇之紙幣,唐代即已出現。最初稱為“飛錢”,乃是政府特許之匯票,使商人能在四川發售物品,而在其他地區收兌物價,以免攜帶大批銅錢來往之煩勞。北宋于公元1024年開始印刷此種可以劃賬之票據。其施用雖愈來愈廣泛,但其制造發行仍只不過偶一為之。此種紙幣有如公債,每種都有其兌現日期,通常為三年,收兌后此“界”即作廢。南宋則以內地所征關稅為担保;至1247年即任此種紙幣永久通行,不再收兌。而因其缺乏適當之存積金,其貶值愈來愈甚,因之使民間蹙額,而貨幣貶值也增加政府本身之困難。這也是促成宋朝衰亡的一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少數民族一經統治中原,也模仿宋朝的中央財政,也以金融管制為時髦。如此一來他們即喪失了農業社會之單純性而同樣遇到技術上的困難。女真建立的金,外表上是趙宋王朝的死仇,內心卻深切地仰慕南朝。自天文占測至編制歷日和宮廷音樂,他們一意模仿。而當他們印制紙幣時,甚至創下了一種空前的紀錄:其貶值為6000萬比1。

科技的進步

宋朝是一個科技進步的時代。活字排版在公元1086年有了文字上的證明;天文時鐘在公元1088至1092年之間裝設于開封;以磁針決定航海方位曾在一部書中提及,書上之序注明為1119年;宋代之海船有四本至六本之桅桿,上裝風帆12張,船上有甲板4層;火焰投擲器上裝唧筒在1044年之前出現;以人力腳踏發動之輪船開始于匪徒楊泰,他在公元1135年用之和岳飛作戰。岳乃用腐朽之木材和野草投入其輪中,防礙其機制作用;公元1161年則有了投擲榴彈的弩機出現。

   宋朝的經濟不能用以改革社會,無法否認的,是導致以上發明不能作有系統增進的一大主因。從西方的經驗看來,必須商業的影響力遠超過農業生產的影響時,上述的突破才能發現。中國在現代歷史初期,談不上符合所需要的準備程度。宋朝的商業雖說從當時世界的標準看來數量龐大,可是平鋪在億萬農民頭上,就為效至微了。軍事行動既由邊疆推至腹地,雙方都要控制農地和操農業人口,于是數量重于質量,均勻一致超過不同的名目花樣,而持久性比曇花一現的智能要有用得多了。這種種條件都無助于開展各種發明以推廣其成果之用心設計。

   大多數的小自耕農使中國長期保守著傳統的性格。這在有關王安石新法的爭執時,即已揭露無遺,因為即使小本經營,農業工資也被限制而壓至最低度。再因頻年的戰事產生了一批游民,免不了有的為奴為仆,于是以上的局勢更不能打開。即由張擇端圖上也可以看出有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所以宋人有解決技術問題的能力,卻無尋覓節省人力的動機。

儒學復興不是文藝復興

  既然如此,他們的智能則朝另一方向發展,哲學上的檢討成為宋人精神上最大之出路。他們構成一種共同的趨勢,將儒家的倫理擱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觀之上,而稱為“理學”。與漢代從美術化的眼光看世界不同,宋儒認為宇宙之構成包含無數之因果關系,而人之能為善,與自然法規(他們稱為天理)相符。這種說法造成一種新的社會心理:一方面這批哲學家暢談個人觀感之性與命,另一方面卻又在集體生活中并不感到被拘束。當然宋朝的國事與這種立場有關。從知識上的“宗譜”看來,宋代的理學家都受到一個稱為華山道士陳搏的影響;以個人來講,他們卻都曾卷入當時的政治糾紛之中。在北宋時,程顥程頤與周敦頤要不是直接反對王安石就是間接地與反對新法的人士接近;在南宋朝中,朱熹首先反對與女真人議和,后來又改變立場與主戰的韓tuo胄作對;陸象山因為一本向皇帝的奏書大言不慚而被參劾。因此無一例外,他們都因對時局的意見而受到檢舉,他們所提倡之個人道德性格包含著一種“反對派”的意義,只是他們以含蓄的態度表現,不公開活動罷了。

    分析比較以上各思想家的理論屬于哲學的范圍,這方面已有不少中國、日本和西方的學者從事,其研究結果也已載入各種書刊。歷史家無從否定理學家增強了以后中國儒生的正直觀念和堅決的態度。可是他們討論的范圍縱使淵博,彼此間的不同縱然多途,今日看來,他們的立場仍是過于單純,他們仍無法脫離一種被安排的環境,即一種大而無當的官僚組織治理一個大而無當的農民集團。在這前提之下,他們的主靜與主敬,和西方文藝復興時的人物觀感不同。后者自由思想之展開,與當日趨向商業化的運動同時。但丁(Dante)拋棄了衰落貴族身份而參加了富豪政治圈;喬叟(Chaucer)為倫敦一位關稅監督所雇用;從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至倫勃朗(Rembrandt),他們的贊助人或為教皇或為大紳商。與之相較,上述5位宋朝的哲學家和他們無數的僚友全穿著中國官員之袍服,他們是官僚的教師。

    然則中國缺乏商業革命,不能產生文藝復興,乃是因為地理環境與技術因素,而不由于意識形態。宋朝亙319年的奮斗,只證明了中國的南方雖富庶,仍不能在組織上做到整體化,因此敵不過以簡單與粗枝大葉精神所組成的北方國家。

 

宋朝的覆亡

蒙古人最后一次對宋戰爭采取一種大迂回的戰略。最初向今日四川南下的攻勢貫穿至越南,次期的戰斗指向襄陽樊城,圍城之戰即歷經4年多的時間,從公元1268年的秋天到1273年的年初。這隔漢水對峙的雙城陷落之后,忽必烈的元朝即未再遇到實質上困難,他的軍隊一路順著長江而下。

   南宋最后一個重要的宰相為賈似道,他是一個雍容大度而顯有心計的人物,可是他既無力作戰,也缺乏實力講和,只好以一切如常的態度使人民不致恐慌。在朝代最終階段,軍需問題惡化,因為抽稅與印鈔兩種辦法都用到極端,賈最后采取了一個方法,即由政府強迫購買民間私田,所收購的以每戶超過200至300畝之外土地的三分之一,實行的地區在長江三角洲上之六府,此處既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又近在咫尺,仍受宋廷的確實掌握,所付代價只需少數現金,其他雜以各種不同的價券,這恐怕與征用沒收區別不大。雖說為公意所不直,有了皇帝的竭力支持,所有購田的計劃仍如案完成。而這田土收入使南宋朝廷又撐持了約12年。但最后賈似道仍向忽必烈求和,只是沒有反應。在1275年他親往長江督師,因戰局不利被撤職,最后被謀殺。次年元軍入臨安。再三年之后,元水師與宋之水師交戰于廣東崖山海上,此時宋主為一個幼童,因戰局不利由臣下背負跳海而死。所以趙宋王朝亡于公元1279年。           

      當時人多不明了技術上復雜之處,也有人對賈似道盡極口誅筆伐之能事,好像宋朝之覆亡全是他奸險及政策錯誤的后果。賈似道確曾在主持國計時有支吾之處,事在1259年忽必烈之兄蒙古主蒙哥死于四川合州,蒙軍后撤,忽必烈北返籌措選舉大可汗事。賈似道在此時虛張聲勢宣稱宋軍大勝而居功。傳統的歷史家借著這錯誤和其他小事指斥他為奸臣。其次,其為人可鄙之處,也被提出。賈似道年輕時喜歡享樂,不時在西湖上張燈設宴。有一次皇帝看到湖上燈燭輝煌,便說,看來賈似道必在瀟灑自如。事實上也果真如此,不過這是他被派任為中國最富庶朝代之最高品位官職之前。

2013-08-16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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