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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歷史 第十九章 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中國大歷史 第十九章 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黃仁宇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十九章  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前言:

甲午戰爭的挫敗,不僅使清廷顏面掃地,民族自信心盡失;戰后的割地、賠款更使中國從此成了列強的俎上肉,變法圖強的主張乃在知識界中日益高漲。從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的中國,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種勢力互相激蕩的情形下,傳統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產生了激烈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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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在1894年和1895年被日本從海上到陸上戰敗,產生了嚴重反響。中國作戰的目的在保持朝鮮為屬國,經此一戰,這局勢已失去而再不復返。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因此割讓與戰勝國。戰敗賠款銀2億兩是一種極難承受的財政負担。中國向日本商業上的讓步除了向歐美國家提出的之外,尚加上日本可以在中國城市開設工廠的條款,寫入馬關條約。當然,因為最惠國的規定,這特權也為其他國家分享。總算有了俄、法、德三國干涉,遼東半島的割讓未成事實,由中國再加添賠款3000萬兩算數,可是沙皇的政府僅候3年即提出整個半島租與俄國25年的要求。從此之后這地區落入俄國手中,又從日俄戰爭之后轉交日本,第二次大戰之后再度由前蘇聯掌握,直到1955年中國才收回主權,至此前后已60年。

甲午敗績之辱

    被日本打敗,中國感到深恥奇辱。中國過去曾和日本作戰,可是未曾認為日本人是優勢的對頭。不用說,種族優越感雙方都無從避免,這也是1894年戰爭起因之一。此時尚未及注意的一點是,一個國家之現代化,主要是以商業組織之原理加于國事之上,因之公眾事務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異途而同歸,所增加之效率,使這國家的功能提高。所產生的機動能力與品格無關。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本來已朝此方向發展,與中國無法分類的大多數農民相比,顯然效率要高,此中差異也在戰場上表現無余。

    在兩個世紀相交之際,世界上遍處展開的人種主義達到了最高潮。德皇威廉第二是它熱烈的發言人。日本人很容易接受  了他的解說。日人愛國而好戰,好像比懶惰而無氣息的中國人要強得多。伊藤博文與李鴻章交涉的時候,確切的掌握著機會報復。過去中國不少作家筆下提及日本時很少注意到日人的敏感,一味以輕蔑字眼寫出。李鴻章及中國的高級官員受勝者粗魯待遇,也早有其原因。

    這深恥奇辱使中國群眾的反響注入相反之極端。一派主張接受日本人之優越,應聘請伊藤為中國首相。另一派主張不承認和約。日本對中國的要求不妨分作數份,贈予沙俄和其他國家作為報酬,只要他們向日本交兵。雖說李鴻章沒有采取后說,他已受這說法影響。他于1896年與俄國外務大臣簽定密約,西方稱為李與羅拔諾甫條約(Li-Lobanov Treaty),所給帝俄的讓步,包括修筑中東鐵路貫穿滿洲北部。謠傳俄方曾以豐厚賄賂酬答李鴻章簽定比約。

    這戰敗給中國當前最大的困難仍在賠款。只有向外借款能解決問題。愿意向中國放貸的大有人在。可是他們每一個代表一個外國政府,他們的目的,在以中國海關關稅和內地工礦的權利作為貸款的保障。中日戰爭之前中國所負外債不多。茲后中國行政完全被外國銀行團把持。凡出口進口之關稅,鹽稅之收入,以及內地之轉口,同為外債之抵押品。此后因修筑鐵路也涉及外債,才激起了1911年的革命。以上情形在中國進人民國時代后基本上未有更變。也因為對關稅收入的處理,孫中山與西方各國爭執,才決定與蘇聯聯合。

    回頭再敘19世紀。1898年為諸事紛至沓來之際。英法德俄日五國都于此時在中國構成勢力圈。如果中國任何行省劃入某一國家之勢力范圍,中國必須申明此省永遠不割與其他國家。當中一個重要的港口城市若是租借給享有勢力范國的國家,租用期間為99年。中國不得在內外設防,也不得派兵進入附近地區,通常以15英里為度。此外,列強也在省內獨享鐵路工礦和敷設電訊的權利。要是中國本身在省內營建此類工程,則不得由第三國投資,也不得雇用其他國家的工程師。當中此類的條件有由外強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限48小時內承允的例子。這情形使孫中山稱中國為次殖民地,亦即低于一般的殖民地,他們與中國不同,只服侍一個主子。當世紀之交中國受著列強壓迫,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于1899年及1900年兩次提出的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對中國很少實際裨益。

百日維新

    1898年夏天,北京的官僚圈經歷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情形。從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御前頒發了200多件詔令與批示,宣稱政府之組織必須改造,預算將要編制,海陸軍將要現代化,所有教育制度和文官組織也要改組,所有農工商業一并都要提高以符合世界標準。如果這套工作可能因皇帝龍椅前之公告而完成,則中國應當立即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可是這西化之決心以與西方習慣相反的姿勢提出。“百日維新”如傳統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則。這種辦法相信一項工作由皇帝詔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實際完成。

    維新人士并不是全不了解此中的毛病,他們還是做了。103天之后,全部運動突然終止,皇帝被軟禁,終身再未重享自由。6位維新人士被處死刑,兩個最顯著的領導人亡命海外,又有約40個官員被革職。

    光緒皇帝(本名戴湉,1875—1908在位)乃慈禧太后之妹與老醇親王的兒子。醇親王奕譞乃是道光的兒子。堂兄同治皇帝于1874年無嗣而終的時候,光緒才3歲。被意志堅強而好賣弄權力之慈禧指定為皇嗣而繼位。可是迄至他在1908年去世,慈禧未曾放棄她為事實上的國君之地位。她即使不垂簾聽政,也仍在幕后攬握大權。利用親信大學士和宦官與廷臣聯系。在這朝代進入暮期之際,凡是滿清的總督等重臣及海陸軍高級將領要不與這后門發生關系,則官位難保。

    光緒帝頗為明智,也容易動感情,他看到一本說得剴切的奏呈,就會流淚。以這位有志改造一個龐大國家命運的君主而言,他在宮廷里幽居的生活與自孩提之日未曾有機會執行本身決策,都可算作嚴重缺陷。他維新的贊助人為康有為和梁啟超,同為廣東省人。康是古典學者,擅于使用古籍里利于改革的文字推陳出新,翻作今朝之標榜。梁比較趨向實用主義,他的文字流暢而有普及性,所敘也不只古典。在1898年之前,他們至少已提倡改革3年。他們以普及新式教育為論壇,曾組織會議,到處演講,發行期刊,捐募款項以貫徹這宗旨。也有西方傳教士贊助,使這運動傳播甚廣。如果自強運動可稱為造船制炮的改革,則百日維新不妨稱為編預算寫憲法的改革,雖說康梁等人胸中另有城府,他們的志向超過目前之規劃。

    慈禧深切注意侄兒所作的一套,只是在短期間之內沒有直接干預。一個使她采取行動之近因似與人事有關。當皇帝一貫的排擠反對維新的人物而提拔親信的時候,新舊兩派之沖突終不可免。也因此觸發了滿漢大臣的互相嫉妒。據說皇帝將接見伊藤博文,可能被勸說游覽日本,成了一時的警報。最后導至政變之原因為皇帝召見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密商,不通過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后者為滿洲人,也是大后親信。

    在這里我們要相信袁世凱數年后給《倫敦泰晤士報》的談話,他在這里提出:他出賣各人的原因乃是改革者唆使他謀殺太后,事實上她也是皇帝之養母。或者我們應當相信《上海字林西報》和《申報》的報道,內中提及光緒密令袁世凱向御躬保駕。事實之發展則是袁世凱成了告密人,他出賣了皇帝和維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后和榮祿一邊。慈禧突然由頤和園回到北京宮內時,維新人士的計謀為之挫折。他們被整肅,有關國事的政令全部作廢而恢復百日維新前的情形,光緒皇帝和他的親信要付出前后行動和秘密交往之代價。

    提到目下歷史之題材,作者別無他法,在敘述時不得不循照以前歷史家之鋪陳,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讀者,在解釋以上情事時,前人之論點大體已失去用場。因為他們批判以上事跡時,缺乏今人眼見之縱深,是以強調當事人物之人身關系,而低估組織與結構上的原因。百日維新使全部武職人員震驚,他們的官銜職位由八旗綠營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體文官失色,他們熟讀四書五經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場發跡。這點,以前的歷史家也重視。我們還要更進一步講出:他們不僅保持了既得利益,事實上他們也代表著這帝國和中國社會組織的邏輯。幾百年來中國倚賴一種世襲的武職人員,他們在技術上的教養不深,也倚賴一個以文字見長的官僚機構,他們意識形態的凝聚力成了這永久組織的磐石。這樣的安排不斤斤計較技術上之進步,只圖贏得社會的安定,因之構成了全國的均勻一致,使帝國無可動搖。如果將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則全國的組織也將立即垮臺。可是另一方面的難處是,若不宣告此類組織遲早必須更換,就無庸談及改革。

    百日維新失敗,光緒被批評為猶疑膽怯。可是沒有歷史上的證據可以解說他有別路可走。他因為皇帝,就以人身為表率,代表著傳統的道德。這種德行從村舍里甲一路上來,透過整個社會,而以“孝”為先。稍一決斷,他就會損壞了他在臣下心目中的觀感和皇帝這一職位。他或者可如康有為在9月上旬的建議,出走上海。可是那樣一來他既背叛了社會習慣,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改革者愿意做到那樣徹底,那他們又何必一定要依附著光緒皇帝和清朝,兩者已不過是改革的累贅?他們難道不能直截地樹立民國,問題簡化?以后事實之演進也表示歷史終于肯定的容納了這條路線。

    只是以問題之大,使其程序無從簡化。革命前途之任重道遠,已由譚嗣同看出。他是慈禧大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6人之一。他決心為烈士,也不愿逃避。他在遺書中提及除非新舊兩黨流血遍地,中國永遠無指望:“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中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公元1898年9月28日他實踐了他的預言當日被派往監刑的剛毅,不久即成為支持義和團的清朝大員之一。

    經過9月21日的政變,慈禧企圖褫奪光緒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可是她遇到幾位南方總督和一群社會上文教領袖反對,后者以上海為中心,有西方各國的支持。百日維新首要人物康有為逃至香港,有英國人援助,梁啟超則由日本使館的保護離開北京出國。各國使節猶且一再詢問光緒帝下落,也帶著質問的態度。太后的企圖無法實現,她反外的心理激熱化,以后影響到她對義和團的判斷。

義和團

    義和團照字面上的解釋是仗義又擁護和平的集團。它不過是華北人民秘密結社中之一種,會員練習武術,主持神秘的集會儀式,所以也被稱為“拳民”城“拳匪”。當中有些自稱練氣功可以阻擋子彈。在世紀末年,山東居民和德國僑民暨華人基督教徒發生沖突,義和團參雜其間,乘機生事擴展。不久之后,他們見外人即攻擊,對一切由外洋輸人之器物均行破壞。在1899年,山東巡撫本人也是一個仇外者.稱義和團員為“義民”,收容他們入團練。次年,義和團蔓延至直隸省。慈禧親信中只有榮祿稱義和團不可用。

    此時太后之心境值得臆度。她之把持不定,有時顯然是由恐懼及遲疑而生,井非一貫的堅決透徹。期間所發詔書有時稱義和團為“游勇會”及“亂民”、“拳匪”,可是有時稱其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義民”。直隸提督聶士成既剿拳匪,又拒洋兵,最后戰死于天津近郊。好像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后愈決心抵抗外來壓力。此間詳情充分暴露中國皇權的內在危機。這時候世界情勢之復雜,要求政府機構極端警覺以應變,北京的朝廷尚且完全從人身關系的角度對付問題,以至外行的氣象可以一眼看出。這樣,慈禧太后在歷史上有用之處即在于她幫助揭露了組織上的缺陷,使對中國2000多年帝制的消算得以加速。

    1900年6月21日她公布了她的宣戰令。作戰對象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是條列的某些國家.而是“遠人”和“彼等”,事實上就是與中國接觸的所有外國。此時義和團在北京攻擊使館火焚教堂,已生事10日。6月11日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遇害。6月16日各國聯軍要求天津外圍的大沽炮臺于次日晨2時以前交出,天津總兵不應命,聯軍于晨6時開火而攻取之。至此總理衙門于6月19日照會各國公使于24小時內離京。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Baron Klemens Von Ketteler)仍想交涉,在往總理衙門途中遇害。

    宣戰之前,朝廷反外集團交付慈禧文件一紙,據稱系各國勒令她歸政之照會。及至此時,她仍召集御前會議,廷臣百余人跪在殿前,太后詢問各人意見,可是內中2人反對敵對行動,終由她下令處死。

    各國使館被圍56日。當中停戰3次。7月下旬,中國政府送往使館面粉西瓜果蔬數車(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富善先生Dr.L. Carrington Goodrich時年6歲,隨父母被圍于北堂教堂,親告本書作者不知有贈送食品事。富先生髫齡即鋒鎬余生,但是對中國人民不存惡感,對中國文化極端尊敬)。榮祿不許部下用巨炮攻擊,將可能之死傷數減低。解圍時外人約250人喪生,本國基督教徒死者猶多,但是無確切數字。聯軍出自英、美、德、法、日、俄、意、奧八國,入北京時只18000人,以后疊增至105000人。內中除日美部隊外,其他見中國人即恣意報復,對平民施用奸淫擄掠及枉殺等事亦不堪記。在全部敵外期間,南方之總督巡撫與各國僑領協商彼此保持鎮靜,對朝廷6月20日以后之詔令置之不顧,事實上持中立態度。其稱“拳匪叛變”或“義和團造反”(Boxer Rebellion),理論上謂朝廷被暴民脅迫,所取行動非復本意也。

    想增太后與光緒帝于8月15日即聯軍入北京后一日倉卒出奔,一行抵達西安,至1902年初始回北京。這段期間李鴻章得以從容與聯軍交涉和議。所謂“辛丑條約”(Boxer Protocol)于1901年9月簽字,去李鴻章易簣只兩月。聯軍要求縱容義和團之朝臣11人判死刑,4人至此業已自殺,以后3人由朝廷“賜死”,又2人被判減為邊省充軍,實際處斬者只2人。

    條約其他款項停止45個拳匪生事城市之科舉考試5年。中國派遣特別使節往德國及日本謝罪。所有自海岸至北京之通道不設防,連大沽炮臺一并拆毀。外國有在北京使館駐兵之權(后來盧溝橋事變時日軍出現于北京近郊,則是引用此項特權)。中國兩年之內不得輸入軍火。中國對各國賠款銀4億5000萬兩,大略為全國5年之財政收入。再加以應付利息,此數必至40年方可償清(以后美國發起以賠款在中國興學,有數國循例照辦)。條約簽定之后,帝俄占領滿洲之一部分不撤兵,是為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戰爭之導火線。

    即仍在西安避難之日,慈禧太后已開始下詔改變方針。回京之后,她實際等于重新公布光緒之改革,亦即4年之前她所嫉視之改革。在某些方面她尚將其范圍擴大。例如改官制,即成立內閣之11部,將以前各舊式部院裁撤歸并(如陸軍部轄以前之兵部及太仆寺,禮部轄以前之太常、鴻臚、光祿三寺)。全國科舉包括殿試鄉試概在1905年停止。又派遣考察團由親王一人率領赴海外觀察各國行政情形,準備立憲,定期召開各省及全國之咨議局及資政院。

    此時太后無從了解中國縱在20世紀之末期亦難行使民權、組織民選政府、對選民負責,何況80至90年前。當中基本的困難已由本書一再指出:傳統中國有如水中之魚無從立即化為空中之鳥。其缺乏適應之能力尚超過滿清之品格性質。滿清為帝制最后一個朝代,在這情形之下,它也可以被視為歷史上受罪之人。中國龐大而不按技能分科的文官組織在皇權仲裁之下能發生功效,限于這國家保持內向而不帶競爭性。在那情形之下,凡公眾的事務可能產生公意,天子的權能也可以在舉行各種儀節的莊嚴大度之中執行。下面龐大且不因南北水旱地域而有劇烈差別的農民,能在各行政區域范圍內馴善而各安本分,可以視作良民。這也不是法制或非制,而是文教與紀律。及至公元1900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種專制魔王,既愚昧無知,又缺乏自信,下端則成了無法管制的暴民。很顯然,如此組織結構不能僅憑自由解放和紙面上的改革即度過新世紀之難關。

 

帝制結束,民國肇造

    公元1908年11月14日,光緒皇帝去世。不到24小時,慈禧太后也駕崩。這離奇的遭遇似有暗算。雖說他已多時健康欠佳,她卻健康活躍。事實上她在13日主持立宣統(本名溥儀,1908一1911在位)為嗣君,后者才3歲(可是也有她身體欠安的傳說)。其實,內幕如何,已無關宏旨。宣統命中注定為中國最后一個君主。再3年而有中華民國,不僅滿清入主267年至是終結,而秦始皇于西安創造之帝制共歷時2132年,也成了歷史上的往事。

    醫學博士孫中山,大革命家,看來曾希望實現他改革之理想而不推翻清朝,否則他不會作上李鴻章書而盼望能見。到1895年中國被日本戰敗之后,他才蓄意反清。他既是廣東人,又諳英語,就容易和海外華僑接近。可是從他的回憶錄上看來,他起先覓取支援仍至為艱難。

    在1911年10月10日前孫曾發動推翻滿清運動10次,每次失敗都免不了人命犧牲。其中有些烈士尚為他切身的好友。他的革命會黨基本上是社會精英,卻無法和群眾接近。初時他們也采取“古典型”革命行動,散發煽動性的傳單、暗殺和占領官署發難。逐漸的,他們才認清他們也可以利用現有的秘密結社和潛入清朝新成立的海陸軍作為以后行動之根據。

    孫先生也寫出:各方在八國聯軍后的反應給了他的革命行動新的力量,入黨的人增多,海外籌款,較前有效。可是10次之中的最后一次在1911年4月于廣州發難,仍然失敗,72烈士因此喪生。不料,不出6月之后,竟能成功。這次,革命黨員在漢口的地下組織不慎,使一顆炸彈爆炸。經過巡警調查,一批黨員名單敗露,內中牽涉新軍里面的下級軍官和士兵。事既如此,他們逼不得已提前舉事,既無安排好的領導人物,也無預定計謀。黎元洪,滿清新軍協領(旅長),被強迫推戴為革命軍總指揮。又在這緊急關頭,清朝的總督不戰而逃,給革命黨人一個求之不得的喘息機會。不久其他省份接二連三宣告“獨立”,也就是脫離專制的朝代,準備與武漢的革命黨人協商。清朝的新太后(隆裕太后,即光緒正妻)只有替義子主持退位。

新舊體制不銜接

    民國成立后的20年是一段令人愁喪的開始。孫中山將總統的職位讓與袁世凱,他就是1898年出賣光緒帝的人物,只因為他這時候還控制著滿清的新式陸軍,理論上還有打敗革命黨的可能。有了這樣的妥協,和平成為事實。歐戰在1914年爆發,列強無力東顧,日本于翌年向袁提“二十一條”,這些條件如果全部履行,中國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成了日本的保護國。幸虧袁世凱死在1916年,他的皇帝也只做了81天,因為各方的反對,他臨死之前已將帝制撤消。在這段混淆的局面里,又有蓄辮的將領張勛復辟。1917年他將宣統搬出來再度稱帝。這一次為時更短,君主制度只存在了21天。從這時起迄至蔣介石于1928年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中國進入軍閥割據階段。

    在這十余年期間,中國有兩個中央政府:一在北京,由北洋軍閥承接交替;一在廣州,以孫中山的護法運動為理論上的重心。可是兩方所能控制的地域都極有限。內戰經常沿著鐵道線上展開;軍閥以他們的派系區分。西藏與外蒙脫離了中國的掌握。后者的分離從此具有永久性。外國的炮艇不斷在中國內河航行。國際貿易由各大城市里的外國租界操縱,注重各色商人的短期利潤,無視于中國的長期發展。出口物品以農業為主,進口貨品主要針對新興小市民階級的嗜好與購買力。這批人士為數過少。他們的興趣過于傾向于西方,因之不足以改變人口眾多和帶著大塊陸地的中國之命運。

    以上各種情節與景象有如萬花筒,只在半個世紀之后才顯示了它們歷史上的一貫生。中國的首要問題仍是新舊之間不能銜接:現代體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舊式的組織不以中央為各部分總和之代表,反倒以一種道德上的力量自居,將各部分牽扯出來,也將它們的力量視作彼此相等而互相抵消。于是全體都立于一種微妙平衡的局面里保持表面上的寧靜。這種新舊之間的不相融洽已在民國成立時看出。所以帝制必須取消。根據過去的經驗,坐在龍椅上的人物雖以道德號召,要不是以出賣旁人為習慣的老手,即是一個被人愚弄終身的小兒。況且皇權之極端與社會組織之無法妥協互相倚重。要不是有了這些原因,1911年的革命不可能如是僥幸成功,以后兩次重建帝制圖謀也不會失敗那樣厲害。

    可是向“負”的因素反抗,本身并不能立即成為“正”的力量。我們確定中國的問題適于英文constitutional一字的解說。可是Constitiution固然可以譯作“憲法”,也可以解釋而為一種品物之人身結構影響到它的性情、品格和行動范圍。中國人歷來以文人治國,過度重視constitution為一紙文書,簽字蓋章而莊嚴收藏者。而忽視constitution有似于我人天賦之性能。殊不知議會采一院制或兩院制,行政權由總統或內閣掌握,當日所  寫之憲法與下面一大群農村組織之關系極微,因為鄉民的識字率一般認為只5%,農民只能集體指揮,而重要的統計尚付之闕如。傳統的管制辦法著重男人優于女人,年長的優于年幼,讀書明理的優于目不識丁,這和全民投票的原則以及每一個人都有同等經濟之機會不僅不相銜接,而且大相徑庭。況且以千計的貞節牌坊,歌頌大人物豐功偉烈之神道碑,以及祠堂里的神位和鄉祠里的偶象,代表著中國的大傳統及小傳統,過去統統有利行政之輔助工具,至今無一可資改造利用以增進民權,或者轉變為多元社會之橋粱。更有甚者,1905年停科舉,高層機構即政府衙門和低層機構,亦即鄉村鄰里對話交流的聯絡線,即因而截斷。在這種情形之下,代議政治只是一種偽裝,新成立之政黨縱以不同的宗旨號召,當中無一可以切實代表各選區(Constituencies)。同時城市內新興的市民階級力量也過于低微。如果他確有能力決定全國的政治,一會向那方向動手。換言之,中國之現代化可能容易得多了,假使中國文化之發展一向與西方傳統平行,那么人民之自由權(civil liberty)可因城市權(municipal franchise)發軔,以后普及于全民,或者有如日本,他們私人資本力量在德川幕府后期即已超過大名藩主的力量。

    我們讀過無數記載,指出賄過,強制解散議會,或者公開違法的行動。可是在這段混淆的時代里,真正的悲劇是由軍人出身的總統或總理執政,其為好人壞人不說,當中無一個可以成為實際之強人。他們缺乏效能的主因在于財政。民國成立,所接收過來的是一個空空如也的國庫。傳統之收入大宗為土地稅,可是這用以維持舊式之衙門,為數過少而且分布過廣泛,不能算數。其他的收入又當作向外借款和賠償軍費的抵押品。對內發行公債則無人認購,于是只有向外舉債一途。誰愿向中國放貸?無非受外國政府支持的銀行集團。這樣一來,中國的領導人看起來總是外國主子之工具而對自己本國人民跋扈囂張。此中最好例子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謂西原借款。此事因接洽之日而得名,外表上之目的在充實中國實力以便加入協約國赴歐參戰,實際情形則利及接收款項的人物,他們對內傾軋而符合了日人的意向。

    軍閥割據在這段期間成為普遍現象。舊體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產生,只有私人軍事力量可以在青黃不接之際維持短期團結。可是這種辦法全靠高級軍官間的人身關系,也就很難在超出省區間的場合生效。于是“實力政治”(realPolitik)更進一步,陰謀與政變成為家常便飯,一切都帶流動性。

    軍閥一般為帶悲劇性格的英雄人物,他們也并非個個存心做壞事。一位英國觀察者指出不少中國軍閥可能在英國陸軍里成為出人頭地的將領。他們將個人之野心和他們所想象的救國救民宗旨合為一談,因之極難向他們的部下及中國民眾解釋明白。張作霖初受日人培植,以后成為熱烈愛國者。馮玉樣起先被稱為“基督將軍”,以后向蘇聯靠拢。閻錫山組織了一個“洗心團”,給以種種宗教式點綴。唐生智幾乎完全皈依佛教,他以超度的觀念補償他的殺戮。軍閥也非個個粗蠻,吳佩孚即系詩人。可是性格淘氣的張宗昌據說生平不知所帶兵員人數、手中錢數和各房姨太太數。

    話說回頭,軍閥給中國之損害并非不嚴重。他們給中國經濟的壞影響無可衡量。當日創造新社會的工作亟待著手,軍閥之行動除有極少例外,大都具破壞性。他們也使全國士氣受挫。軍閥割據使剛出生的中華民國喪失了所有尊嚴,這情形也造成十多年的憔悴和失望。如果軍閥在歷史上有任何貢獻的話,那是在80年外強侵略之后他們更增加了內部壓力,于是強迫著中國的青年自行著手尋覓著一套救國方式。

    有了“五四事件”,他們找到了一條線索。“五四運動”則賦予他們行動一種意識上的支持。

五四運動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當日午后1時30分,3000個學生代表北京13所大學和學院集結于天安門前示威抗議凡爾賽和會將德國在山東所享特權劃歸日本。這種特權出目“勢力范圍”,也是不平等條約中令人最不能忍受的部分。中國因1917年對德宣戰與以后派遣勞工服役于戰場,已站在戰勝國一邊,井且因為宣戰而早已卸除了對德的條約關系。可是在凡爾賽,中國不僅無法分得任何勝利后果,反要將本身領土之完整作為特權轉讓去滿足另一戰勝國,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也更令人發指。可是會議中將各項秘密條約公開時,中國的地位已動搖。過去勸說日本參戰之各強國已事前各別保證作如是之轉讓。更使中國地位受損害的是,日本代表團當場公布以前東京與北京間所交換的文件,證實中國軍閥主持的政府曾作同樣的認可。5月4日,示威者發散傳單申明中國人決不承認賣國賊將國家主權轉讓與人。他們游行到東交民巷,將通知送交各國使館。當日下午,他們決定和3個內閣部長級的官僚對頭,因為他們對上述文件負有責任。其中之一被學生毆打,另一人之房屋被放火焚燒。巡警出面彈壓,學生32人被拘。

    不久這消息即傳遍中國。新聞界表示對學生同情,一時游行示威罷工罷市如野火之燎原。北京政府只好認錯,被押學生開釋,受指控之官員撤職,內閣也引咎解職。中國出席凡爾賽和會代表團則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這山東問題終在1921至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解決。美國總統哈定與國務卿休士召開這次會議,日本代表團取消戰時的秘密協定。1922年簽定九國公約,中國才算收回了山東主權。

    今日學生示威已是家常便飯,電視熒幕上重見疊出,confrontation(對抗)也成了常用語,我們已難回味1919年現代通訊尚在嬰兒時代期間五四事件之非常性格。讀者可以想象中國是一只潛水艇夾肉面包。雖說皇帝這一職位已由1912年取消,科舉考試也于1905年停止,社會之改造卻仍未開始。迄1919年,新式工廠內之勞工估計只在100萬至250萬人之間。雖說兩種估計間之差別大,總而言之,較諸中國龐大之人口,其數仍不過水桶中之一滴。這國家未曾多元化的經濟可能提供的工作至為有限,尤其缺乏現代社會之不同部門。專業工作猶集中于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持之市政府掌握。知識分子發現自己并非社會上之“不適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得為自己與任何現存社會經濟集團視為一體。因為缺乏出路,知識分子常有歸返以前社會習慣之趨勢。縱為新學制的大學生,不少仍持著日文士官僚型態。既為受有教育之精英,他們自認為昔日官僚集團之繼承人,應當有資格獲得同樣的安全與特權。這樣一來,五四事件超過了一場示威與抗議,它要各個人參與。如果這群年輕人覺得潛水艇夾肉面包內的萵苣葉和蛋黃醬缺乏構造的嚴密性,因之無從發揮應變能力,他們無可推接,也無旁人可以責備,只能自己應聲而出解決問題。這信息開始傳布時,這上面的一塊面包開始變化,打破2000年來的慣例,因此成為以后50年長期革命之工具。

    這種行動成為可能,因有后面之激擾與醞釀。把這背景更向后推,我們更要提及幾十年來教士的工作和開通商口岸以來中外的接觸,以及自強運動之遣派留學生。又有偉大的翻譯工作人員,如嚴復與林紓,他們使孟德斯鴻、亞當斯密、大小仲馬、巴爾扎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國讀者見面。只因為“五四事件”不過是學生運動,中國的作家和歷史從業員認為另有“五四運動”,是為知識界準備工作,以激蕩其行動。這運動由大學教授組織,在各學府構成,尤以北京大學為最。在歷史上它可以看成以1917年為始點。經過五四事件之后,這運動傳得更遠大。只是行動上更增加動力的時候,五四運動之為一種知識界運動,只持續了約2年。大概到1921年夏天,它可說用盡了它的燃料。

知識氣氛

    在構成這知識氣氛的工作中,貢獻最多者為蔡元培。他自1917年以來是北京大學校長。以翰林編修的背景往德法兩國留學,蔡元培在中國知識界有其獨特地位。他也曾在民國政府里任教育部長。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學院長為陳獨秀,陳也是前清獲得舉人地位以后才留學日本及法國。從事革命多年之后,陳在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志(封面有標題.La.Jeunesse)。雖任北大教職,陳繼續著他的編輯工作。《新青年》行銷達16000份,在當日可算杰出。蔣介石是這刊物的經常讀者;毛澤東自稱受這期刊影響,而且曾在《新青年》發表文稿一篇。

    在此雜志最為人稱道的1919年一月號,陳獨秀宣稱他的指南針無上“賽先生”及“德先生”,亦即科學與民主。這篇論文在中國的反響遠逾于執筆者想象。陳獨秀所稱科學,著重于社會科學,而非自然科學。他的科學方法堅持有組織而經恒的“不相信”,與培根及笛卡兒的態度相近。中國的傳統,認為道德標準持久不變,真理與威權同時由上流傳至下,陳的論說因之有革命性格。即是民主這一觀念,尚未用以發揚去支待代議政治,陳獨秀先利用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擊的對象為傳統習慣和儒家教條。陳使用“民主”這名詞幾乎與“個人主義”,“自我主義”可以互相交換。讀者應注意,迄至當時(甚至今日)個人主義在中國社會里帶一種被否定的含義,個人主義即系缺乏公眾精神。

    在這雜志里有好幾個作家盡力抨擊時人認為“國粹”之傳統道德。當中諷刺最力者為周樹人,筆名魯迅。周樹人早歲在日本學醫.此時在教育部任僉事(科員)。當陳獨秀以論文辯說時,魯迅以短篇小說及短篇評論發揮他筆下專長。他的一段短篇小說,題為“弟兄”,數年之前發表于其他刊物,最能表現他觀察之尖銳及他對傳統道德所持之刻薄態度。據評論家研究,事實上此文有若干自傳成分。其中提及一個公務人員平日以篤于手足情誼見重于人,有朝發現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候著醫生上門診治的時候,他心頭感到如軸轆似的上下不定。他以為癥象是猩紅熱,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無力資送三個孩子再搭著兩個侄兒上學。醫生診斷發現井非猩紅熱,不過是疹癥,他也松了一口氣。不過,夜間的緊張仍不能使他夢寐之間忘卻。那晚上他夢見弟弟死去,他讓自己的孩子上學而不及于侄兒。一個侄子吵著要去的時候他伸手給一個耳光。他看著侄兒滿面流血而從夢中驚醒,仍不免汗流浹背,喘息未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維他骨肉情深。

    李大釗也是《新青年》編輯委員,與陳獨秀工作時接近。在北大他是圖書館長。李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從日本作家的筆下得與馬克思思想接近。在《新青年》里,他發表了苦于關于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場表現出當日中國知識分子所遇難關:雖有無數理論上的選擇,卻缺乏一個實際上的方針以解決面前的問題。李大釗于是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選擇,構成他自己的一種系統。不過其結果并非一種無光彩的妥協。不像陳獨秀,他沒有放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他也預料到中國的革命會扯上一種強烈的農民運動。他不規避暴力,而認為引用暴力去推翻一個以暴力起家而且用暴力作行政根據的政權并無不合理之處。他提到民主與自由,卻又用道德的名義強迫執行使之兌現,有如盧梭。在這些方面,他留給毛澤東的影響至為深重。在北大圖書館,他也雇用毛澤東為臨時工作人員。

    在這群思想家之間,代表美國的影響者為胡適。他畢業于康乃爾大學,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此時在北大為哲學教授。胡對五四運動主要的貢獻為提倡白話文,以代替傳統的文盲。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立場與以上的同事相反,他主張實用,而不主張以“主義”作標榜,因此他沒有被當時青年熱烈擁戴。后者多為革命之浪漫主義者,企望找到一種意識形態的公式得到立即解放。胡的實驗主義(也是主義?),一部分來自其美國老師杜威(John Dewey),可以用“一點一滴”的觀念概括,因之他不與同時人物的步調相符。在長遠的眼光看來,胡適不能算是完全錯誤。中國的革命注定要采一種途徑,甚至為革命家所無從預料。其問題之大超過當時已有之辭匯。如是看來,以前所用之“主義”,全部都被歪曲或伸縮。

    與以前幾十年比較,中國在1919年已更向前進一步。鴉片戰爭結束,這國家未做任何調整。即在自強運動期間向外學習,其范圍也不外科技,仍限于與軍備有關部分。百日維新雖然失敗,維新人士至少已提議將全部政府機構一井改組。現在,五四運動知識分子的行動愈為切實。他們主張將中國文化上的因素全盤托出重新審定,必要時不惜清算,達到了中國人所可能主張之極點。我們提及“西方之沖擊”(Western impact)時,只有采取宏觀的立場才可能看出,以上“全取或全棄”(all-or-nothing)的反應,參觀了不到時間成熟以前,技術上執行的困難。

國民黨與共產黨

    1919年5月4日之后,事實之衍進速度提高。中國共產黨于1921年7月誕生。孫中山之政黨前后曾用4種不同名目,至是改稱中國國民黨。1924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時,決定改組,自此其機構仿效蘇聯形式。蘇聯及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一時扮演了重要角色。孫執行他的聯俄政策,已讓中共黨員個別加入國民黨。一時很多青年志士或直接參與北京五四示威,或間接被五四運動感化,都奔向南方,實踐著革命的道路。

    第一次國共合作維持了3年多。孫中山在1925年逝世,他在中國歷史中最顯赫的領導人地位,經過一段明暗斗爭,為蔣介石所掌握。他的北伐即開始于次年。在消滅軍閥的過程中,這軍事行動甚為成功,但是自1927年4月開始,蔣發動“清黨”,初行于上海,不久之后,舉凡國民黨所統轄的城市都在拘捕槍斃共產黨員,蔣總司令和國民政府以自衛為解釋。他們提及共產黨人陰謀從內奪取政權。共產國際甚至鼓勵中共對蔣作人身傷害。中共和一部分外國人士則指摘蔣介石背信,他有了上海金融界支持,已不需蘇聯援助。

    美國新聞記者艾薩克(Harold Isaacs)稱這段分裂為“中國革命之悲劇”。這“悲劇”也可以由五四運動領導人物之出處一眼看出。李大釗為中共發起人之一,被張作霖于1927年拘捕后絞死。陳獨秀也是中共發起人,并且被選為第一任秘書長。因為1927年所受的挫折,他首先被黨中人士罷免秘書長,次又開除黨籍,以后他更被國民黨政府拘獲而判徒刑,1942年因癌癥死于獄中。蔡元培利用他為國民黨元老的身份保障人權,防制以學生運動遂行政治目的。直到1940年去世,他一直不受南京政府〔后遷重慶)歡迎。魯迅替上海一家報紙寫專欄,也在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里活動,卻終身不離開上海公共租界,最后死于1936年,享年55歲。胡適在國民黨統治下任北京大學校長,日后他的著作極受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無情批判。1958年后他在臺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死在任上。此外尚有五四時代的學生領袖,如羅家倫和博斯年,都在臺灣以教育家的地位著稱。但是20世紀中國一大哲學史家馮友蘭留在大陸,受當局批判無數次。

    從這剖面著來,即見問題之大非國民黨或中共能全部掌握。1920年間,這大問題構成相當的壓力,逼迫著中國受過教育的精英與傳統分離。倘非如此,這批人士也仍會依老例以文人而任職為官僚。可是縱然如是,這種運動也方才伊始。如果要使中國能以數目字管理,所有的改造還要達至下層,影響到所有農民。即是李大釗和毛澤東有了若干從何處動手的籠統觀念,此刻也無人能寫成計劃按步實施,也決無人能在此時夢想整個衍變竟是要將一種“商業系統”加之于下面這巨大而且混同一致的面包上去。1927年,李大釗已被絞死,周恩來剛在上海逃脫,毛澤東決定上井岡山組織武裝部隊。這時候,當權的人和在野反叛的人同樣不能了解他們自己的行動已是以前歷史之所無。熱烈的馬競思主義者也只能想到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再進而為社會主義,然后完成共產主義。他們將“主義”翻來覆去,也不過希望模仿蘇聯或可將革命縮短,在以上程序里減省一兩步。只是要從組織農民著手,這提議就已使陳獨秀不能容忍。他想不開何以世界上最前進的計劃可能在人類最冥頑落后的分子手中完成。這時候,即是瘋狂的人也不敢預言,僅是要在中國全面行使以貨幣管制的方式,即先要經過蔣介石五次對紅軍的圍剿,中共的突圍長征,西安事變,八年抗戰,接著又有四年內戰,更還有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亂局;即使是我們也不能想象這一切為必然。假使不把過去三個大帝國演變的程序擺在腦中的話。將一種新的組織之原則加在一個泱泱大國頭上,確有愚公移山一樣的困難,何況在改造過程之中這國家的人口又從當初的5億左右增加了一倍。

2013-08-16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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