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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花間一壺酒》讀《劍橋戰爭史》
李零《花間一壺酒》讀《劍橋戰爭史》
李零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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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劍橋戰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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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人藝術的“主導傳統”和“成功秘密”
  古人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孟子。公孫丑下》),但近五百年來,天下所行者卻不過是“以力服人”的“霸道”。我記得,好像是上一世紀初,有哪位歐洲哲人說過,我們還生活在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代。我覺得,這話很有道理。因為近半個世紀,在“恐怖的和平”下(真正的恐怖還是來自大國),已經好久沒有世界大戰了,這是太大的意外。現在,當“新帝國主義”論借全球化的西風重新崛起時,我們不應忘記,這五百年來,世界一直都是籠罩在西方軍事傳統的影響之下,戰爭仍威脅著整個人類。
  一、沒人把《孫子兵法》當回事記得很多年前,在一次書刊發行會上,有位我很尊敬的著名學者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好,就是好,它不但能救中國,還能救全世界。為了證明這一觀點的正確性,他老人家舉例說,比如西方人,他們就不懂什么叫“兵不厭詐”,海灣戰爭就是靠《孫子兵法》才打了勝仗。這樣的說法,咱們這邊有,臺灣那邊也有(我在臺灣的書店里見過這類書),而且有人說了,這可是人家美國報紙講的。但不管怎么說,我就是不信。這就像過去大家說的拿破侖讀《孫子兵法》,悔不當初(此說是30年代出自李浴日口,類似故事還有威廉二世讀《孫子》),我很懷疑,它是咱們中國人捕風捉影、自欺欺人的把戲。我相信的倒是,人家讀《孫子兵法》,頂多就是看著玩。在漢學譯本中,《孫子》地位高,僅次于《老子》、《易經》,當然很重要,但人家有人家的傳統,輪到動粗,他們玩的是另一套。比如,我想向讀者推薦一本書:《劍橋戰爭史》(GeoffreyParker,CambridgeIllustratedHistoryofWarfar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中文譯本:〔美〕杰弗里。帕克等《劍橋戰爭史》,傅錦川、李軍、李安琴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它就是講西方靠什么打仗。整個一卷書,從頭到尾講下來,不但不談《孫子兵法》(只在第9頁夸了一句,說孫子早就預言了后來由克勞塞維茨和約米尼提出的主張),就連中國都沒有幾句話。我記得,許倬云先生說過,他出國之前以為,世界之大,只有中國;出國之后才知道,世界之大,沒有中國。這種“沒有中國”的感覺,對我們來說,簡直不可想象,但在各種“劍橋史”中(除去專講中國史的書),卻比比皆是。這是很好的教育。
  最近,插圖本的歷史書可謂大行于世,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好幾本。讀這類書,大家都說,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但我想提醒讀者,這些“劍橋史”,它們的共同點是很能反映西方觀點,特別是英語世界的看法。它們是很有勢力的看法,但也是很有偏見的看法。雖然我并不同意,而且是堅決不同意,西方學術就是國際學術,特別是拿西方漢學當國際學術。我認為,研究中國,只能是“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中國學者的研究,加西方漢學的研究,加“亞漢學”的溝通介紹,勉強可叫“國際學術”。但我的很多西方同行,他們還是天經地義地認為,如果說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么普遍原則,那就是西方的原則。而且,在這個所謂“普遍原則”下,對這個“原則”是必要補充,他們還有純屬個人,千姿百態,只有白馬黑馬沒有馬的自由意見,真可謂“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比如前不久,山東畫報出版社寄我一本他們出版的《劍橋插圖考古史》(郭小林、王曉泰譯,2000年),它說,“本書在根據‘西方的經驗’說明這門學科的時候,有過分的西方中心論之嫌。我們并不想對此加以辯解,因為考古學并不是由非西方人創立的”(前言005頁)。雖然,因為考古發現的遍地開花,它對世界各地都得說上幾句。但它是說話人的歷史,不是被說內容的歷史;是考古學的歷史而不是考古發現的歷史。從記錄主體活動的角度看,它理所當然要把這部歷史看作西方的歷史,或者主要是西方的歷史。他們對世界上的國家,向分三六九等,著墨多少,尺度寬嚴,都有固定想法。講蘇聯,絕少不了惡評;講亞洲,日本肯定在中國之上。它就是這種“普遍原則”的體現。只有明白這一點,你才能理解,為什么我們引為自豪的考古發現,到他們筆下卻幾乎等于零。在這本書里,關于中國考古,它唯一提到的是,中國還有個西安,西安還有個秦俑坑(302-303頁),即西方旅游者來中國的必到之處。另外,在年表中,它還提到1921年發現北京猿人,1953年發現半坡遺址。幾句話而已。
  和《劍橋考古學史》相比,《劍橋戰爭史》對“普遍原則”講得更突出,線條也更為明快。本來這些歷史,它們統統都是世界史,然而它們都只標“劍橋”,不標“世界”,作者講得很清楚。世界史總得講世界吧,但作者覺得,要講戰爭,那我們是勝利者,這個歷史當然是我們的歷史。他們講起話來真是坦誠相見,什么酸文假醋都沒有,干脆就是拿西方戰爭史當世界戰爭史,一點都不臉紅。所以我覺得,這本書不僅對了解西方戰爭史有用,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現在之所謂“國際學術”到底是什么意思。這就像拿北京話當普通話,它可不是各地方言的拼湊,也不是投票選舉的結果,皇帝在哪兒,哪兒就是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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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劍橋戰爭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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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講中國的軍事傳統,我們當然可以關起門來講,說我們有《孫子兵法》,老子天下第一。但我的看法有點不同。我相信,真正的西方文化,他們內心的想法,其實是根本就沒把中國當回事。就是講客氣話,肯定也是點綴(在很多場合下,還是保護)。而且,我完全同意,他們不把我們放在眼里,也確實很有理由。因為他們在各方面都比我們先進,也比我們眼界寬廣,更了解天下大勢。要講世界,他們比我們有發言權。
  知人知面不知心,知心最難。學習西方文化,首先,我們得了解其心理特點,不是個人心理,而是文化心理。研究心理,軍事是個入手處。作者說,“西方的歷史,無論是本國的還是海外的,都是以強硬的、野心勃勃的大國們為爭奪控制權而展開的競爭為中心,在競爭中,殘忍者、革新者和果斷者取代了自滿者、模仿者和優柔寡斷者”(590頁),他們的特點是居高臨下、恃強凌弱、吃硬不吃軟,不相信眼淚和感化(戰時的日本人也是如此):如果你沒有足以與之抗衡的“高”與“強”,即“彼可取而代之”的一整套制度和觀念(我們確實沒有),他們當然會問:我們的東西為什么不是最好的?而且你有什么理由加以拒絕?這就像在沒有新鮮空氣和干凈水源的情況下,我們不能拒絕呼吸和飲水。他們的道理確實是“硬道理”。
  在近百年的文化爭論中,我們不是自大就是氣短,原因就在,我們不懂他們的“硬道理”有多“硬”;既不知己,也不知彼,還老想和人家較勁;剛學一兩招,就想把對方放倒,不知道人家這500年的功夫是怎么來的。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就是將華夏傳統的所有小巧的玩意兒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學學槍擊我們的洋鬼子(魯迅《忽然想到》(十至十一),收入《華蓋集》)。
  二、站在“八國聯軍”一面,還是站在“義和團”一面?
  此書作者共七人,兩位是英國人(包括在英國受教育然后到美國教書的主編),五位是美國人(其中一位還當過空軍,有上校軍銜)。我向一位西方學者介紹此書,他的第一反應是,“這是本19世紀的書吧”?我說不是,這是1995年海灣戰爭后出的書。但我覺得,他的反應并沒有錯。因為當我們跨入21世紀,世界確實是倒退,已經退回了19世紀。很多政治家的言論已經把它講得很清楚,就像科幻影片的說法,是backtothefuture(返回將來)。
  記得2000年,有不少人約我寫稿,慶千年之禧,作世紀展望。我說,慶祝什么,展望什么,你看看1900年,就知道2000年了。因為在這個世紀之交,我們仿佛又回到了100年前。前不久,打開電視,香港城市大學的校長張信剛先生,他出現在屏幕上。在世紀大講堂,他說,現在的世界,還是由“八國聯軍”主宰,除奧匈帝國不在,換了加拿大。這句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因為我們的文化界,“自由派”也好,“新左派”也好,他們面紅耳赤吵什么,問題還是,你是站在八國聯軍一面,還是站在義和團一面,好像別無選擇:“美國欺人太甚,你跟它硬也不行,軟也不是,反正說什么,他也要打你,跟丫拼了”。
  “世界這么亂,沒人管怎么行,咱們得謝謝美國”,“你不支持美國,就是支持獨裁領袖、流氓國家、恐怖分子,就是和全人類作對,和自由民主作對”
  ……
  這些都是世紀性的爭論。
  其實,在過去一百年里,我們的地位是什么,早就有先定之數:列強世界是“先下手為強,后下手遭殃”,我們既沒有機會先搶,也沒有力量后搶,只能自己搶自己,苦苦掙扎于世界之林。現在的中國,和一百年前相比,地位是提高了(無論怎么評價,這也是拜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之賜)。但水漲船高,在世界的整體格局中,在西方的心理框架下,我們和兩次“公理戰勝”后,地位還是差不多。兩次世界大戰是什么?是“八國聯軍”的窩里斗,先搶者和后搶者斗。德國是后搶類的國家,始終處于“四戰之地”,結局最慘,兩次都是戰敗國;英、法扼其左,俄國阻其右,都想引禍水于對方,但彼此都倒了霉,兩次大戰,也是損失慘重;奧匈帝國也是后搶類的國家,為德國幫兇,一次大戰后,迅即土崩瓦解;意大利和日本也是后搶類的國家,二次大戰跟德國跑,也沒什么好:“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真正撈到好處的,只有美國。一次大戰,打出一個“法”(法西斯主義),打出一個“共”(共產主義),引起二次大戰反“法”,冷戰時期反“共”。但反來反去,親緣關系沒有變,基本結構沒有變,在美、英、法的眼里,德、意、日還是他們的人,俄國也是旗鼓相當的對手。我們徒有“戰勝國”的虛名,既不是最貧弱的國家,也不是“八國聯軍”圈里人,一直扒在車幫上,無論怎么變,地位都不能同日本相比。因為日本是他們圈里人,而中國不是(就連漢學研究的地位都是由此而定,過去我不明白,現在看得很清楚)。二次大戰期間,所有強國都是以鄰為壑,珍珠港事件之前,它們對中國都是見死不救,孔祥熙游說德國,宋美齡游說美國,都是灑淚而還,為什么?除移禍蘇聯,還有個理由,就是日本在亞洲最有領導資格。現在輪到反“恐”,沒有反完的“共”都納之于“恐”,叫“后冷戰時期”,對西方來說,是打完大敵打小敵,又轉回去了。所以,我們的世界反而更像1900年,即八國聯軍到北京教訓我們的樣子。有個西方學者跟我說真心話,現在這個世界,屈指可數的流氓國家,你們是難逃其外;本世紀還保留吃人習俗,你們是獨一無二(他們已寫出“中國吃人史”)。在他們眼中,我們還是義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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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劍橋戰爭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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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為什么不談中國?
  《劍橋戰爭史》是一部詳于今而略于古,專講西方之不暇,遑論其他地區的戰爭史。它在中國出版,作者兼編者,美國的帕克教授為它寫了一篇中文版序言。
  這個序言很有意思。他說:由我策劃和編輯的《劍橋戰爭史》,現將與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讀者見面,這是一件十分榮幸的事。但是,我担心有些讀者在看了書中的內容基本限于涉及西方的戰爭之后會感到失望。坦率地說,他們一定會認為,戰爭的中國模式在重要性和令人感興趣方面并不亞于西方。
  然后,他提到兩本書,一本是漢森(VictorDavisHanson)的書(WesternWayofWar,1989,原書未見),一本是魯威儀(MarkEdwardLewis)的書(SanctionedViolence,inEarlyChina,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0)。前書是介紹“西方戰爭方式”,后書是介紹“中國戰爭方式”(作者是漢學家)。這是他做比較研究的基礎。
  作者向中國致敬,主要是說希臘和中國進行過類似的“軍事革命”。比如:希臘有重裝步兵,中國也有;希臘有色諾芬,中國有孫子〔零案:作者說,與《孫子》“齊名”,還有《墨子》的城守各篇(序言2頁),西方重技術,看重這些篇,但在中國,沒人這么說〕;希臘有民選將軍,中國也有精通軍事技術的專門指揮家;中國有秦始皇的“中央帝國”,馬其頓有亞力山大的希臘化(2-3頁)。此外,書中還特別提到,中國和西方一樣,都很重視操練和操典(4頁圖注和595頁)。這是用熟悉的東西講不熟悉的東西,就和古謠諺說駱駝是“馬腫背”一樣,只是最表面的比較。
  最后他說,然而,為什么這部書只談西方,不講中國,也不講世界其他地方呢?他有三條理由:第一條,“對各個歷史時期所有社會——無論阿茲臺克人和莫臥兒人,還是中國和歐洲——都予以同樣關注的‘戰爭史’,其廣泛多異的內容是一單卷本的書無法包容的”(3頁),這是說“一卷裝不下”。
  第二條,“在讓西方的勇士和軍界名流們分享關注和榮譽的同時,僅僅對非洲、亞洲和美洲的軍事和海軍傳統輕描淡寫地說上幾句好話,那將是不可原諒的歪曲”,這是說“幾句說不清”(3頁)。
  這些不是主要理由。
  他關鍵的理由,我看還是第三條,即歸根結底,還是“誰也打不過西方”。
  他把話說得很清楚:不管是進步還是災難,戰爭的西方模式已經主導了整個世界。在19、20世紀,包括中國在內,以悠久文化稱著〔零案:應是“著稱”之誤?〕的幾個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在堅持不懈地抵抗西方的武裝,而像日本那樣的少數國家,通過謹慎的模仿和適應,取得了通常的成功。到20世紀最后十年,無論是向好的還是壞的方面發展,自公元前5世紀以來已經融入西方社會的戰爭藝術,使所有的競爭者都相形見絀。這種主導傳統的形成和發展,加上其成功的秘密,看來是值得認真地考察和分析的(3-4頁)。
  因為作者不講中國軍事史,這里,我想舉幾本中國出版的書,供大家比較:(1)軍事科學院編的17卷本《中國軍事通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
  (2)王兆春《中國科學技術史》軍事技術卷,科學出版社,1998年(3)藍永蔚、黃樸民《中國軍事史》(插圖本),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
  另外,我想順便提到的是,上述作者之一,藍永蔚先生,也是《中國春秋時期的步兵》一書(中華書局,1980年)的作者,最近在《中華讀書報》2001年11月14日第一版上寫過一篇文章,叫《在旗影征塵中追尋》,是介紹上面的第三本書。藍先生說,《劍橋戰爭史》大講希臘、羅馬步兵,不提中國春秋戰國的步兵,對它最好的回應,就是寫出中國自己的戰爭史,我很欽佩。但我覺得,西方學者不講中國就不講好了。他們的戰爭史,即作為“主導傳統”和“成功秘密”的西方戰爭方式,還是值得認真研究。
  四、什么是“西方戰爭方式”?
  下來的“引介”是“西方戰爭方式”。這段最重要。
  “西方戰爭方式”是什么?作者總結了五條:(一)重武器和技術(2-3頁)。
  作者承認,歷史上,西方比起它交戰過的東方,在技術上并不占優勢,“直到17世紀早期火槍齊射技術和戰場火炮的出現為止,整個亞洲的馬上箭手和他們使用的彎弓一直被證明要比任何西式武器的威力都大得多”,“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先進技術都源自西方,許多重要的革新,如馬鐙和火炮都是來自東方的對手”,但他還是強調說,“除了少數的例外,亞洲的馬上弓箭手并不直接對西方構成威脅,就算能夠,這種威脅也不持久”,“事實上,歷史證明,自從公元前5世紀的波斯戰爭以來,很少有哪個時期,西方所召聚的部隊在戰斗潛能上不優于它近處的對手們”,如希臘打敗波斯、羅馬打敗阿提拉,都是例證。作者這么講,是在暗示,2,500年前,西方就比東方強。這類歐洲虛榮和自我吹噓,書中很多,我們不必在意,因為這樣的說法,我們也很多。重要的是,近500年來,特別是近200年來,西方的優勢確實無可置疑。他們看重武器勝于人力(這是其近代趨勢,未必是古老傳統),善于吸收其他文明的軍事發明,這確實是一大特點。比如火藥和指南針是我們發明(后者有爭議,或說是各自獨立發明,但作者說是1200年由中國傳入),但13-14世紀傳入歐洲后,他們后來居上,比我們強得多。16世紀以來,西方船堅炮利,所向無敵,總是以少勝多,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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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劍橋戰爭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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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紀律和訓練(3-5頁)。
  作者說,西方軍隊總是以少勝多,不像中國總是用大量軍隊圍攻(見594頁),原因是紀律嚴明〔零案:不一定吧?中國歷史上,匈奴只有漢一郡人口,滿族軍隊只有八萬人,他們以少勝多,都是靠突然襲擊〕。他說,“應該再次予以強調,作戰中最具決定性的優勢在于彌補數量劣勢的能力。因為歷史上不管是保護歐洲免于外來侵略(如公元前479年在普拉蒂亞,955年在拉茨菲爾德,1683年在維也納),還是征服阿茲臺克、印加和莫臥兒帝國,西方軍隊在數量上向來都處于劣勢,期間差距至少是一倍到兩倍,而且常常更為懸殊。若非因為嚴明的軍紀和先進的技術,這些奇跡絕不可能發生。同樣,若非因為強于對手的軍紀,甚至是公元前4世紀的亞歷山大大帝也幾乎無法用他的6萬名希臘人和馬其頓人的聯軍去摧毀波斯帝國的軍隊,因為在敵人的部隊中可能招納了更多的希臘士兵(他們擁有與亞歷山大部隊同樣的作戰裝備)”,重視操練,也是他們的一大特點。現代軍隊為什么還練正步走,就是保留這種傳統。原書為了說明操練的重要,特意附了一張照片(4頁),畫面上是一個不堪勞累,昏倒在地的英國士兵〔零案:米哈伊爾大公觀法國閱兵,說“很好,只是他們還在呼吸”,參看福柯《規訓與懲罚》〕。圖注說,“只有兩大文明發明了步兵操練:中國和歐洲,第一次是公元前5世紀在北中國和希臘,第二次是在16世紀末。此期代表人物戚繼光和荷蘭共和國拿騷的莫利斯都明確主張恢復傳統作法”。我懷疑,步兵操練主要是為了營兵布陣(現在防暴警察還練這個),凡有兩軍對壘,列陣對抗的地方,都該有這套東西,不一定只有兩個國家。現代西方軍隊厲害,我覺得不在操典,而在廣義的紀律和訓練,即法制和管理的完善。
  (三)重侵略和殺戮(5-9頁)。
  此書非常強調西方戰爭方式和希臘、羅馬的繼承關系,和我們一樣愛引經據典。比如講希臘,它是以色諾芬(Xenophon,前430-前355或前354年)為“戰略理論的開端”;講羅馬,則推重埃利亞(Aelianus)的《戰術》(約作于106年)和維吉提烏斯(FlaviusVegetiusRenatus)的《關于軍事問題》(約作于383年,有中譯本,即韋格蒂烏斯《兵法簡述》,袁堅譯,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但實際上,希臘、羅馬的兵書多已散亡,留下來的主要是講戰史的書,如希羅多德的《希臘波斯戰爭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色諾芬的《遠征記》和愷撒的《高盧戰記》,略相當于中國的《左傳》、《國語》或《兵春秋》、《讀史兵略》一類作品,偶爾涉及軍事制度和實用戰術,多瑣碎而鋪陳。19世紀以前,他們一直缺乏戰略研究。作者說,西方戰爭方式和希臘、羅馬的傳統有“驚人的連續性”,這種“連續性”在哪里,主要就是,它在海外作戰,是以“徹底擊敗和摧毀”為原則,肆意屠殺,毫無憐憫之心,一切為了“贏得敵人無條件投降”。作者補充說,“宗教和意識形態上的限制很少能干擾西方對戰爭的討論和實踐”,“從柏拉圖時的大學直到現在的軍事學院——宗教的和世俗的——通常都沒有嚴格的新聞監察機構”。這和很多落后國家完全相反,它們打仗是為獲取奴隸而不是徹底消滅敵人,殺人太少,很多都是“禮儀性戰爭”(如美洲、東南亞及西伯利亞的土著居民),所以,當他們“面對歐洲人用來對付他們的陌生的‘毀滅戰術’,只能是驚慌失措”。作者對西方炮艦所至,勝得比想象還容易,殺人都殺得不好意思,一直是津津樂道。它所強調的其實是“暴力無限”和“徹底征服”。西方戰爭方式殘酷,這是有傳統的,它對內實行民主制度,政通人和,歌舞升平,但對外卻草菅人命,極端殘暴,希臘、羅馬如此,現代西方也如此。很多骯臟戰爭都是由國民支持,按民主進行。他們的國民,死個人就驚天動地;別人死多少,毫不在乎。本來,要說殘酷,哪個國家都一樣,我國有京觀積尸、長平坑卒,但把殺人如麻當優點,還是令人奇怪。過去,我讀英國戰略家哈特對《孫子兵法》的評價(SamuelB.Griffith,SunTzu,TheArtofWar,London,Oxfor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63,ForewordbyB.H.LiddellHart),一直不明白他為什么對孫子講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那么欣賞,認為他比克勞塞維茨講得好,兩千年前勝于兩千年后。后來比較他們的書,我才發現,他們對戰爭過程的理解不一樣。孫子講戰爭的逐步升級和降級,一般是先禮后兵,他是把“不戰而屈人之兵”當理想態,伐謀不服才伐交,伐交不服才野戰,野戰不服才攻城,輪到攻城,反而可能發生逆轉,進入談判和媾和。而克勞塞維茨,他雖講“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對過程有類似理解。但他可不講先禮后兵。他是以最大限度使用暴力為理想態,退而求其次,才使用比較緩和的手段,打服了才講客氣。哈特說,《孫子》雖于18世紀,即拿破侖戰爭的前夕,就早已傳入歐洲,但聲音太小,幾乎聽不到,如果歐洲的軍事家能聽聽他的勸告,兩次大戰也許就不會打,打了也不至那么慘,看來就是針對這一特點〔零案:在兩次大戰里,克勞塞維茨的話也沒人聽,真正的武人都視之為紙上談兵,讀他書的反而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蘇聯的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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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劍橋戰爭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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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重回應挑戰的能力(9-14頁)。
  這一條主要是講“錢”,即怎樣花大價錢,買高科技,遙遙領先于對手。《左傳》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天的“國之大事”是“在商與戎”。貿易和戰爭有不解之緣,“貿易沒有戰爭不可能維持,戰爭沒有貿易也無力進行”(15頁引科恩語)。歷史上,匈奴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他們是世界貿易的開拓者,也是最野蠻的征服者,他們是西方侵略者的老前輩。前兩年,蘇芳淑(JennyF.So)教授和愛瑪。邦克(EmmaC.Bunker)教授編過一本草原青銅器的展覽圖錄,叫TradersandRaiders(貿易者和劫掠者),這個名稱對北歐海盜和后來崛起的西方都很合適。作者強調,“誰來支付戰爭”是根本問題。他認為,“花錢買人力”(現代方式)比“省錢費人力”(傳統方式)要值得多,對高科技作高投入,從眼下看是費錢,從長遠看是省錢,如美國花幾百萬美元搞“曼哈頓工程”,好像很貴,但1945年,兩顆原子彈換來日本投降,很劃算。至于錢從哪里來,他以為稅收不如借貸。他說,戰時如何組織長期信貸和把短期信貸變為長期信貸,是西方成功的秘訣。這主要是講戰爭經濟學。作者說,模仿西方戰爭方式,別的好學,這條最難,他們能保持“獨一無二”的應變能力,關鍵是會搞錢。
  (五)重擴張和支配(14-15頁)。
  和上面講的“重侵略”有關,作者強調,“西方一直擅長于把軍隊投放到遠方戰場”(597頁),他們總是愛到別的國家打仗和干涉別國的內部事務。他說,“因為侵略——‘武力掠奪’——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在過去2,500年中的絕大部分時期,不是更為豐富的資源,或更崇高的道德價值觀,也不是無可匹敵的軍事天才或直到19世紀才出現的發達的經濟結構,不是這一切,而是陸海軍的絕對軍事優勢為西方的擴張奠定了根基。這種軍事優勢意味著西方很少為成功的侵略付出過痛苦的代價。來自亞非國家的軍隊很少能成功地開進歐洲本土,但也有許多的例外——薛西斯、漢尼拔、阿提拉、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但他們都只獲得了短暫的成功。沒有一個敵人能從整體上摧毀他的對手。相反,西方軍隊雖在數量上居劣勢,卻能擊敗波斯人和迦太基人的入侵并進而滅絕他們的國家,甚至伊斯蘭的軍隊也從未成功地以西方方式在歐洲分割他們的‘勢力范圍’,然而,另一方面,時光的流逝、軍事力量的重新平衡關鍵性地促進了西方的擴張”。1650年,他們已控制美洲、西伯利亞和附屬撒哈拉的沿海地區,還有菲律賓,并航行于七大海域。1800年,控制世界陸地的35%.1914年,更達85%.即使殖民體系崩潰后,西方軍隊也還在干預全球事務,維持其霸權地位。對此,作者是津津樂道的。
  總之,西方戰爭方式,重實力是它的主要特征。
  五、敘事結構:作者筆下的西方戰爭史作者筆下的西方戰爭史有2,500年,其中近500年占四分之三的篇幅,前2,000年只占四分之一的篇幅,前面是從后面追上去的。其結構安排值得注意。
  歐洲歷史有“老三段”:古典時代的希臘、羅馬是一段,蠻族入侵后的中世紀歐洲是一段,近代的世界擴張是一段。作者也是這樣寫。但希臘、羅馬,與其說是歐洲文明,不如說是地中海文明(和北非、西亞有關),它和中古歐洲,還有近代歐洲,根本不是一回事,前后有連續,但斷裂比中國歷史大。前幾年,美國漢學界有“解構永恒中國”說。持這種說法的人認為,我們說的“中國歷史”太籠統,因為真正的“中國人”只是說中國話(或漢語)的人群(這個定義太荒唐,暫時不必討論),若以現代版圖為據,把不同歷史時期、居住范圍不同的“中國人”混為一談,勢必造成混亂。這一說法,對我們的習慣有解毒作用,但本身也是“毒”。因為歐洲從來都是小國林立,至今還是四分五裂,書不同文,車不同軌,所謂“西方”者,才真是一大混沌。如果我們也較真兒,更該解構的倒是“永恒西方”或“永恒歐洲”。在這本書里,作者總是倒果為因(倒溯多成讖言,自古就是如此),自覺不自覺地以現在為起點,把他們的優越性上鉤下聯,說成一條線,好像從娘胎里就比別人優越。他們的娘胎是希臘、羅馬,步兵、侵略和殘忍,是敘述的主線。這類說法,是文藝復興以來,特別是19世紀的發明,很多說法都是“皇帝的新衣”。西方歷史學的毛病,根子就在這里。
  作者的章節安排是:(一)第一部分,叫“密集型步兵時代”,主要是講希臘、羅馬的步兵方陣,特別是重裝步兵的陣法。作者強調,早期作戰,主要靠步兵,不靠騎兵。當時人認為,只有懦夫才騎馬(24-26頁和29頁)。步兵是亦兵亦農的公民,騎兵是蠻族雇傭兵。交戰講究的是在兩國交界的平坦地區(《左傳》叫“疆埸”)速戰速決(23頁),雙方禁止使用詭計和暗器(29頁),和《左傳》的“皆陳曰戰”差不多。重裝步兵的衰落,是因為出現外族人和低賤者當兵。我國也有“野人”當兵的歷史轉變和蠻夷當兵的悠久傳統。希臘、羅馬的步兵(infantry)是來自拉丁語的infans,本義是“兒童”,我國叫“徒卒”。《孫子》有“視卒如嬰兒”的說法;重裝步兵(hoplite),來自希臘語的hoplon,本義是“甲”、“盾”,我國叫“帶甲”。這只是古代兵種之一,希臘、羅馬還有車兵和騎兵。中國早期,商周和春秋戰國,兵種組合是車、步組合,術語叫“乘法”。當時戎狄也使用戰車和步兵(見師同鼎銘文和《左傳》昭公元年的“毀車以為行”)。戰國晚期和秦漢,匈奴入侵,是用騎兵作戰,因為和他們作戰,我們也開始重視騎兵(如趙武靈王和漢武帝),兵種組合是車、步、騎組合,特別是步、騎組合,南方還有水師。車兵和騎兵,數量沒有步兵多,但地位比步兵高。這是我國。其情況與希臘、羅馬不盡相同,但不會懸殊太大。此書的問題是,它是有意突出步兵和水師,不講車兵,騎兵也說得很少。這種講法,不是全貌。我懷疑,它是從現代軍制追溯,故意夸大步兵和水師,貶低車兵和騎兵。車兵衰落較早,騎兵興起稍晚,二次大戰后,騎兵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被坦克、裝甲運兵車和卡車取代,轉贈給警察。例如本書提到的亞德里安堡之役(378年)就是哥特騎兵重創羅馬步兵的著名戰例,作者推崇的羅馬兵書,維吉提烏斯的《關于軍事問題》,也是強調步、騎混合。他們的情況與中國類似。作者把步兵傳統拉成一條線,寫得非常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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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劍橋戰爭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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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部分,叫“石堡時代”,主要是講中世紀。作者強調,即使中世紀,步兵也是主要兵種,騎兵不是(他是從兩者的數量比例講)。他說,騎士的作用,是文學的渲染和夸大(140-144、148-151、163-164頁)。這一段,因為有蠻族入侵(如匈奴人、日爾曼人、凱爾特人、斯拉夫人)和海盜入侵(維京人),特別喜歡筑城堡(fort)。修碉堡、筑要塞是中世紀傳統。歐洲的城堡和中國的城不一樣,多是堡壘性質的小城,類似我們的障塞(如漢居延、敦煌、張掖、酒泉的障塞)。大工程,5世紀有哈德良長城和安東寧長城(在英格蘭),8世紀有丹威克土壘、查理曼運河和奧法堤。它們也是因山為勢,塹河為堤,和中國的長城有相似性,但沒有我們那么長。當時攻城,主要靠圍,不靠攻。真正攻城是流行于“火藥革命”后(14-15世紀)。因為有火炮出現,防守技術也相應改變,開始把原來的城堡改為棱堡。巴黎的軍事博物館就有很多棱堡模型。這一部分,也是采取突出重點的寫法。問題是,作者強調的主要是古典傳統的延續,而不是蠻族的貢獻(很多蠻族都騎馬,維京人也是以船載馬進行抄掠),以及它在蠻族影響下的變形(騎兵變騎士,和步兵類型的古代戰士形成對比),所以,還是繼續貶低騎兵。其實,步兵取代騎兵,重新成為主要兵種,是16世紀的事,在此之前,還是起很大作用。不然,他們的情況就很怪誕,跟亞洲這邊接不上,對“騎兵革命”在世界軍事史上的意義也是抹殺。筑城是防騎兵,火藥是助圍城,這才是順理成章的寫法。
  (三)第三部分,叫“槍炮和帆船的時代”,主要是講16-18世紀的近代歐洲,即我們說的“船堅炮利”。“槍炮”(guns)是從古代的遠程武器弩(crossbow)和拋石器(ballista或catapult,此書譯為“弩炮”,它是“火炮”的前身)發展而來。槍,是火藥和弩的結合(中國叫“銃”);炮,是火藥和拋石器的結合(中國的“炮”,本來就是指拋石器,加上火藥的拋石器還是叫“炮”)。我國有弩和拋石器,西方也有,但他們沒有火藥。14世紀,經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介紹,他們有了火藥,然后才有了“槍炮”。“帆船”(sails),西方也有,但原來沒有指南針,船是船,炮是炮。指南針和炮艦都是中國的發明。1200年,指南針傳入歐洲。1320年,火炮傳入歐洲。然后他們才有炮艦(1350年)。他們把“炮”和“艦”結合起來,發展很快,不但增加了活動范圍(和馬在陸地上起過的作用一樣),而且可以遠距離殺傷,讓對手夠不著,像阮小二把李逵騙到水里打,把對方氣得不行。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和最近的阿富汗戰爭,又重演了這一幕。17-18世紀是歐洲革命的時代,他們對內是爭取自由,對外是野蠻征服。征服靠什么,就是靠“船堅炮利”。此書講西方的征服,主要是講對美洲的征服,一是西班牙對中南美的征服(在這一部分),二是美國對北美的征服(在下一部分),其他只在第十章講了一點,即英國對印度、北美的征服。西班牙征服美洲,他們的對手沒見過馬,也沒見過鐵刃兵器(雖然美洲有三個地區制造青銅器),更不知槍炮為何物。他們的對手是名副其實的“手無寸鐵”。西班牙人是憑這三大法寶,外加天花等疾病(起了生物武器的功能),取得“豐功偉績”。他們把當地土著幾乎殺光,移非洲奴隸填美洲,是歷史上最大的種族滅絕戰爭,除了“罪惡滔天”,沒有其他詞可以形容。二次大戰后,德國人向猶太人懺悔,但這三百多年里,A字打頭的所有各洲,他們的冤魂孽鬼,卻得不到撫慰和道歉(這才是真正的“歷史教科書事件”)。這是西方歷史不能進化的原因。
  (四)第四部分,叫“機械化戰爭的時代”,主要是講19-20世紀歐美列強間的戰爭。
  (1)19世紀,主要是講拿破侖戰爭(1803-1815年),以及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年)、普奧戰爭(1866年)和普法戰爭(1870-1871年)。當時的參戰國也是后來兩次大戰的參戰國。它是后來兩次大戰的演習(法、德、俄是主要對手)。
  (2)20世紀上半葉,主要是講兩次世界大戰。1900年,八國聯軍占北京,這件事對中國很重要,但此書不講。它講的都是大國間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9年),是英、法、俄、美與德、奧、土爭霸,德國和俄國最倒霉,造成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是美、英、法為一方,德、意、日為一方,蘇聯為一方的“戰國時代。當時各國都是合縱連橫,你拉我,我拉你,互相轉移災禍,蘇聯和美、英、法并沒有兩樣(和帝國主義打交道,不能不采取帝國主義立場)。此書對蘇聯有政治偏見。講一次大戰,還是說列寧是德國間諜,布列斯特和約是幫德國忙。講二次大戰,也是把很多必講的東西,故意略去不提。講戰功,沒有蘇聯。講死人和損失,也沒有蘇聯。更不用說中國。就像美國電視臺轉播的奧運會,光顯美國了,最多的篇幅都是花在夸對日海戰和原子彈。兩次大戰后,英國衰落,美國是大英帝國的繼續。它躲在地球背面,缺乏反殖民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洗禮,有很多偏見。
  (3)20世紀下半葉,即1990年以前,是所謂“冷戰時期”。它是一個讓帝國主義倍感屈辱和右翼政客技癢難忍的時代(特別是對“美麗的帝國主義”)。法國一挫于奠邊府(1954年),二挫于阿爾及利亞(1962年)。美國一挫于朝鮮(1950-1953年),二挫于越南(1965-1973年)。60-70年代,凡是有社會良知的人,全都譴責美國,包括美國人自己,讓他們丟了臉,他們難過歸難過,錯是不會認,心里想的光是洗刷恥辱。這個時期,戰爭已遠離歐洲,像西方的很多禮物(動亂、貧窮),被轉送給亞、非、拉美。它們主要是發生在落后地區,特別是遠東和中東(還有北非)。很多都是“代理人戰爭”。這兩個地區,中國和伊斯蘭世界,是世界古老文明的繼承者,推行現代化阻力最大,當然是他們的眼中釘。最后,此書是講海灣戰爭(1991年),此役已屬后冷戰時期。作為幸福結尾,美國打了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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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劍橋戰爭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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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翻開新的一頁,也是舊的一頁,反恐加反共,成為新時期的特征。
  作者說,現在大國之間不打仗,但其他國家不一樣,“主權國家間的常規戰爭還是沒有停止”(600頁),我們不但沒有擺脫核威脅,還面臨生化武器和恐怖襲擊的危險。在未來的戰爭中,西方要避免大國間的戰爭,關鍵在于化解國際危機;而對付小國間的戰爭,則靠兩條,一是得到民意支持,二是得到金錢保障,想打也能打。西方民主曾無數次支持西方的戰爭。他不希望美國重蹈入侵越南和索馬里的覆轍,即“因公眾對傷亡的抵觸態度而變成嚴重的妥協”(604頁)。
  民主為什么會支持戰爭,就像美國電影StagParty中所演,投票是為了殺人,這的確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六、我也拉個時間表這本書,后面有個年表,可以勾勒世界戰爭史的輪廓。作為補充和概括,這里,我也拉個時間表:(一)石器時代(約3000000前-6000年前)。
  和最原始的戰爭有關,主要是火和弓箭的發明,全世界普遍。這是狩獵業的貢獻。
  (二)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公元前4000年-公元4世紀)。
  最重要的軍事發明是:(1)馴化馬和馬車。馬和馬科動物起源于北美,但10000-8000年前在美洲消失。舊大陸最早的馬是中亞的普氏(普爾熱瓦爾斯基)馬。馬和馬車的起源,是在歐亞草原。據學者考證,最早的馴化馬是公元前4千紀出現于烏克蘭,最早的馬車是公元前2千紀發現于南烏拉爾山以東。希臘和中國都是這一發明的受惠者。中國是公元前13世紀(商晚期)才引進馴化馬和馬車。研究馬和馬車,人們常常忽略牛和牛車。其實牛的馴化在馬之前。我國文獻是以“服牛”、“乘馬”并稱,軍事制度也是馬車、牛車并用。馬是用于駕戰車,牛是用于拉輜重車。商代的軍事長官叫“馬”,兩周時期叫“司馬”,可見“馬”對軍事很重要。這是畜牧業的貢獻,但農業也有所參與(如車馬器的制造)。
  (2)筑城術和金屬兵器(白刃,冷兵器)。約公元前8千紀,西亞已有最早的城墻(耶利哥城)。約公元前4千紀,西亞已有冶金術。中國的城,是在龍山文化時期(公元前26-前21世紀)遍地開花;冶金術更早,約出現于公元前5千紀的前半葉,并在公元前21世紀獲得大面積推廣。攻城術和守城術是古代最復雜的軍事技術。這是農業的貢獻。
  (3)步兵和車兵、騎兵的混同作戰(此外還有水師)。它們當中,車兵出現稍早,騎兵出現稍晚。早期是步、車混同(約公元前13-前3世紀),晚期是步、騎混同(公元前3世紀以后)。陣法是步兵作戰的主要方式,但也涉及車兵和騎兵。這是農業的貢獻,但畜牧業也有所貢獻(車兵和騎兵與之有關)。
  (4)兵法。公元前400年-公元400年左右,中國和希臘羅馬出現兵法。中國成就最突出(《司馬法》、《六韜》、《孫子兵法》、《吳子》、《尉繚子》),希臘、羅馬缺乏戰略性研究。
  (三)世界性的“蠻族入侵”(公元4-6世紀)。
  在西方征服世界之前,“蠻族”對溝通世界(主要是舊大陸的北半)貢獻最大,貿易是如此,軍事是如此,宗教和文化的傳播也是如此。他們的活動范圍主要是在歐亞草原和它連接中亞、西亞、北非的走廊上(我在《中國方術續考》前言中曾提到這條干旱帶),并由此侵擾歐亞大陸。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世紀中-4世紀中,馬鐙在中國北方出現(鮮卑族的發明,出土于遼寧朝陽);6-7世紀,馬鐙傳入歐洲,是這一時期的重大發明。歷史上的“蠻族”,很多都是“騎馬民族”,其興也悖焉,其亡也忽焉,因為缺乏文字記錄,很多歷史之謎還藏在歐亞草原之中,特別是年代較早的部分。古代狩獵、畜牧和農耕,是生態分布的差異,中間有很多過渡層次,所謂“騎馬民族”實為游牧民族、狩獵民族、半耕半牧和半獵半牧民族的混稱。這里說的“蠻族入侵”,只是其中年代較晚、規模較大者,其實以前也有(如西周就是在公元前770年被西北蠻族攻滅),以后也有(如滿清滅亡明朝)。歐洲和亞洲,兩邊都有大規模的“蠻族入侵”,而且歷史上有互動關系。如漢征匈奴,迫使匈奴西遷,就是引起歐洲民族大遷徙和“蠻族入侵”的背景。公元4-6世紀,中國的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是我們的“蠻族入侵”。公元5-6世紀,西方的“蠻族入侵”是他們的“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只不過后來,我們是南方把北方“漢化”,他們是北方把南方“蠻化”。基督教、佛教的傳播,就是在“野蠻化”和“胡化”的背景下進行。但他們的“化”和我們不一樣,他們是宗教統一國家,一教多國;我們是國家統一宗教,一國多教。兩者正好相反。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產生,阿拉伯馬出現。他們的征服,范圍也很廣,不但占據了北非、西亞、南歐等最古老文明的發祥地,還控制了分割歐亞的重要通道。9世紀(唐晚期),中國發明火藥,12世紀(北宋末),中國發明指南針。13、14世紀崛起的蒙古帝國,是匈奴帝國的繼起者。他們把中國的發明傳給了阿拉伯世界,也傳給了西方。這是早期世界市場形成的背景。要講軍事史,誰也繞不開“蠻族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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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劍橋戰爭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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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西方支配世界的500年(16-20世紀)。
  (1)16-18世紀,是西方征服世界的歷史。
  美洲。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1519年,科特斯征服阿茲臺克帝國。1532年皮薩羅征服印加帝國。16-18世紀,英、法殖民北美,西、葡殖民中南美。他們把數以千萬計的印第安人殺光,并把數以千萬計的黑奴從非洲運來。
  非洲。1484年,葡萄牙人已勘察非洲海岸。1652年,荷蘭人出現于南非。1884年,列強開始瓜分非洲。1920年,非洲完成殖民化。
  北亞。1552-1649年,俄國征服西伯利亞。
  大洋洲。1616年,荷蘭人到達澳大利亞。1688年,英國人到達澳大利亞。1770年,英國宣布對澳大利亞擁有主權。
  (2)19世紀,是歐洲的戰國時代。
  拿破侖戰爭后,歐洲出現了兩本戰略性的兵法著作:一本是克勞塞維茨(CarlvonClausewitz)的《戰爭論》(VomKriege,有中譯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寫于1830年,印于1831年;一本是若米尼(AntoineHenriJomini,本書譯為“約米尼”)的《兵法概論》(Precisdel'artdelaguerre,有中譯本,劉聰、袁堅譯,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年),寫于1837年,印于1840年。
  這兩本書的背景,一是貴族傳統大破壞,二是思辯哲學大活躍。如克勞塞維茨在耶拿之役(1806年)被俘,領教過拿破侖的厲害(他不守貴族戰法),而且學過康德哲學,能洞見戰爭現象的隱微。若米尼,本來是拿破侖的部下,也參加過耶拿之役。這和中國兵法產生的情況很相似。中國兵法的產生是在戰國時代,當時也是貴族制度大崩潰,禮壞樂崩,諸子蜂起,所以有“兵不厭詐”和一大批兵法產生。
  當時,歐洲仍在繼續其侵略和征服。其中最重要的征服就是對印度和中國的征服。
  印度。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發現印度。1757-1849年,英國征服印度。
  中國。1840-1900年,列強瓜分中國。但中國并未徹底滅亡,它是最后一個“負隅頑抗”的國家。
  馬克思譴責了西方對印度和中國的征服。
  (3)20世紀,前半段是兩次世界大戰,后半段是冷戰時期。
  這是武器大發明的時代,也是殺人如麻的時代。如第一次大戰,發明飛機、坦克、潛水艇、毒氣;第二次大戰,發明火箭、雷達、直升機、原子彈,因此產生許多新兵種。兩次世界大戰,列強重新瓜分世界,還制造了三大敵人: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現在則流行恐怖主義。
  21世紀,我們還是剛剛進入,阿富汗戰爭還未結束,以巴沖突也未停止,世界仍無寧日。我懷疑,重量級比賽結束后,次重量級選手上場,將是更大危險(如果大國不能控制其局面),比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還危險。東亞、南亞和中東都是存在隱患的地區,我們的鄰居也不安生。
  七、幾點感想(一)歷史研究可以現代化(任何歷史觀察都是從現在回溯過去,這是不得已),但歷史本身不能現代化。現代化對歷史文化的破壞絕不亞于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上述戰爭史,對歷史有很大破壞,問題不在知識,而在心理,即其以今例古,推己及人,憑500年傲視5,000年,把西方當歷史的“終結”。這種看法很狂妄,它不僅對西方以外的歷史是歪曲,對他們自己的歷史也是歪曲。它講西方戰爭方式優越,主要是根據近500年的歷史。可問題是,這種優越性,無論從技術、組織、人力、物力哪一方面講,500年前還不存在。如果不講其他國家,如中國、匈奴、阿拉伯、蒙古,它自己的歷史也沒法講。古人云“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相冢書》),很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它們都是“揭老底戰斗隊”。這些歷史可以解構他們的優越性,對他們的寫法是解毒劑。
  (二)近500年的西方,的確有很大優越性。它的優越是建立在技術優越之上,技術優越是靠大筆的錢堆起來的,而錢是從其他國家搶來的。戰爭的根源在大國,在大國的榜樣和誘惑力,而不在小國落后,奮起直追抄近道,使了什么邪招。古人說“春秋無義戰”,這500年來,除被壓迫者的反抗,沒什么可歌可泣,大部分歷史都罪惡深重。西方的武功,不僅征服美洲、亞洲、非洲是罪惡,兩次大戰是血淚成河,就連近50年的所作所為,其實也乏善可陳。這50年來,他們一直是和自己的影子作殊死搏斗,并且總是以為打敗了這些影子(后者的一切,從武器裝備到軍事訓練,沒有一樣不是來自西方大國)。作者說,這一切都是西方付出的“昂貴的代價”(這里的“代價”一詞和我們常說的“交學費”差不多),也承認“這一黑暗面已引起了嚴厲的譴責”(590-591頁),比如很多文學作品和電影都譴責了戰爭的罪惡。是啊,在這個是非混亂的世界上,還有什么比反對戰爭,保護環境和挽救歷史文化遺產,更能作為我們共同認可的價值標準呢?但有意思的是,他筆鋒一轉,說這些批評非但沒有“阻礙”西方的侵略,反而“凈化或認可了”這種侵略,“出于為每一次進攻行動辯護的需要而引發的仔細認真的宣傳戰,使公眾輿論沸騰并增加了對戰爭行動的支持”(591-593頁)。他說,西方“對財力、技術、折中主義和訓練的強調,賦予西方戰爭獨一無二的復元力和致命性”(596頁)。對侵略性,完全是當優點講。他說,這500年來,西方的兩次世界大戰雖過于殘酷,總比預想要更為長久,但打別人,卻短暫而廉價。對西方的侵略性,他們是無愧無悔,絕不認錯,死不服輸。過去,我們老把這種精神當日本的特點,其實不然,這是帝國主義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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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劍橋戰爭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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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人說,今天的戰爭很文明,是外科手術,它殺死的是社會毒瘤、人類病灶,不但自己不死,而且所有好人也不死,死的全是壞蛋,軍隊變成醫院,殺人的都是大夫,這是典型的“成人童話”。作者說,19世紀和20世紀初,70%至80%的傷亡是軍人;1945年以后,死人最多反而是平民(598頁說),這就是很好的證明。戰爭是有組織的殺人,既包括軍隊,也包括平民。古人強調“兵刑合一”,是從合法性的角度講。他要殺人,而且是殺很多人,最好是把戰爭說成刑罚,軍隊說成警察。如《司馬法。仁本》有句名言,叫“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曹操《孫子略解序》引),意思是說,人如果故意殺人,則把他(或她)殺掉是可以的,就是講這種合法性。劉邦約法三章的“殺人者死”,還有布什口頭禪的“bringsomebodytojustice”(以及“非敵即友”、“死活都要”),也是類似表達。它們都無法改變戰爭的殘酷性。即使今天,兵法也還是“殺人藝術”,軍人也還是職業殺手。在殺人(包括殺害平民,如廣島和越南)這一點上,它們和恐怖分子并沒有區別。西方“殺人藝術”的“主導傳統”,就在于這500年的戰爭有一種始終不變的傳統(要照作者說,就是2500年的傳統),一種西方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傳統。它不僅打出了西方自己的秩序,也打出了西方支配著的世界秩序(美國咳嗽一聲都是九級地震)。其“成功秘訣”也在于,發展到今天,西方已經把戰爭饋贈給其他地區,武裝最好的軍人已經幾乎不死,要死都是落后國家的軍人和它們的平民。
  (四)戰爭,是誰也躲不開的大問題(和古代世界一樣,貿易和戰爭是最大的“國際主義”)。同這樣的問題相比,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小問題。當年,第二國際分裂,第三國際產生,是因為戰爭;俄國革命后,蘇聯無法擺脫帝國主義政策,是因為戰爭;最后,蘇聯被軍備競賽拖垮,也還是拗不過這條大腿。從戰爭史的角度看問題,我們最容易看出,“強國即國際”的觀點是怎樣流行開來;也最容易理解,什么是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即“過分的、不合理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本來是19世紀和20世紀初(一次大戰前)歐洲列強謀求國家統一,反對地方分裂的思想。沙文主義,也是拿破侖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方國家的反動思想。現在,卻被當作頑抗“現代化”的惡謚移贈給落后國家。他們只反小國沙文主義,不反大國沙文主義,這本身就是霸道。美國強調“國家利益高于一切”(高于聯合國,也高于國際輿論),需要或聽話,雖獨裁也可支持(如巴蒂斯塔和塔利班);不需要或不聽話,雖合法也可顛覆或暗殺,蔣介石、李承晚、吳庭艷都碰到過這類麻煩),這難道就不是民族主義或沙文主義了嗎?況且,如果說小國沙文主義反動,那也是都從大國沙文主義學來的。“強國夢”的根源在于“強國”(“勒緊褲腰帶,也要有條打狗棍”),“民族主義”的根源也在于“國際”(international的問題當然管著national的問題)。西方國家向落后國家輸出他們的生活方式,同時也送去了貧窮和污染,動亂和戰爭,“乞丐和龍王比寶”,是落后國家的悲劇。
  (五)同西方戰爭方式的“五大優點”相比,中國的戰爭方式,有優點也有缺點,兩者互為依存:(1)戰爭史不等于兵法史,它包括軍事技術史(武器史)、軍事制度史(軍制史)和軍事指揮史(兵法史)。古代講技術和制度的書,屬于“軍法”(治軍之法)。“兵法”(用兵之法)源于“軍法”,又超越“軍法”,當然是很了不起的東西。但古之名將,長于治軍而多無兵法。兵法往往是“事后諸葛亮”,由敗軍之將總結教訓,軍事評論家從旁議論,然后筆之于書。他們對提升人們對戰爭現象的認識,從整體上理解戰爭和政治的關系,戰略和戰術的關系,非常重要,但不能脫離軍事技術和軍事制度,變成智力游戲。西方傳統,軍事就是軍事,不受其他牽制,容易把戰爭變成脫韁野馬,這和兵法不發達有關,但兵法不發達的結果是,他們比較務實,重視整軍經武,不玩花拳繡腿。中國兵法發達,講究先計后戰,靈活多變,但容易產生忽略實力的傾向。我看足球世界杯有一種體會,就是“技不如力”:如果你要憑技巧取勝,就得“技高”不止“一籌”,而是很多“籌”;即使高出很多“籌”,也禁不住反復使用(頂多一兩次)。我們一味強調“四兩撥千斤”,其實有弊病。
  (2)中國御兵,向有“程李將兵”的不同,“程”是程不識,是靠制度治軍:“李”是李廣,是靠個人魅力和榜樣帶兵。它們代表了管理學上的兩種類型。我們中國并不是一個只有君主權威,沒有法制規定的國家。相反,早在戰國秦漢,我們就有多如牛毛的法律(當時叫“法若凝脂”),軍法的規定也很多。制度也比西方劃一和整齊。但中國軍隊受文官政府節制,不同于貴族制度下由武士制度和武士道德支持的軍隊。它有規定,但不常設,制度漏洞大,時緊時松,上下統御,經常脫節,君不知將,將不知兵,一遇襲擊,極易崩潰。特別是承平之際,更是腐敗不堪,往往長于內戰,而劣于外戰。比如甲午海戰前,日軍在朝鮮看到清軍,就是一團混亂,讓他們非常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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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劍橋戰爭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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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國重內部兼并,不重外部擴張,內部兼并也更倚重制度和教化的力量,認為“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商君書。徠民》)是很笨的統治方法(并不像作者所說,是為了獲取奴隸或舉行儀式才打仗)。早在西周時代,它就提倡“興滅繼絕”,“柔遠能邇”,反對種族滅絕和強迫改變信仰,最后發展為“五族共和”。民國的“五族共和”是從元朝和清朝繼承下來的,對外,講究的是“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只取經,不傳教,比西方的侵略性和暴力傾向小。這在政治上是很大優點,但限制了它的對外擴張。中國也有領土擴張,但主要是為了羈縻和控御可能入侵的蠻族,很多是被動擴張,不是出于貿易和傳教的需要。這是它與匈奴、蒙古、阿拉伯,還有西方式的侵略,都不太一樣的地方。清朝用“廣修廟”代替“高筑墻”,和歐洲中世紀相像,似有違于中國的傳統,但這是因為,它是以外族入主中國,憑借此法,可以控制滿蒙回藏,達到征服漢族的目的。古代世界,農業民族和騎馬民族是共生關系,農業民族是蘋果,蘋果熟了,騎馬民族就來摘。“搶”是重要的經濟手段。西方比以往的搶家都更為強大,他們摘到的蘋果是地球,個兒最大。
  (4)作者強調,金錢是技術的來源。但我們卻往往忽視技術革新的財力支持和貿易沖動,很多重要發明被人家拿去,反而超過我們。作者說,要重視武器,重視技術,就要肯花錢,這條最難學。為什么,就是我們沒有家底,除了自己搶自己(自力更生),沒有別的辦法。蘇聯的經驗證明,乞丐和龍王比寶,只能自己垮臺。我們在“別人把自己搞垮”和“自己把自己搞垮”之間,很難選擇(看看列寧、托洛茨基怎樣反對“一國取勝”論,就可知道這種處境的微妙)。
  (5)中國重安內勝于攘外,對世界的野心,肯定不如西方。西方是亞洲各古老帝國之后更大的帝國,也是匈奴、阿拉伯、蒙古等世界征服者后更大的世界征服者。中國對世界沒有支配性,這不是中國的缺點。
  (六)此書所講西方戰爭方式,其實只是戰爭類型中的一種,即依靠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對外侵略擴張。中國戰爭方式有很多種,一種是和北方民族,如匈奴、蒙古等世界上最剽悍強大的武裝力量作戰(南方也有,但不如北方突出),一種是和經久不息的農民武裝、流寇和地方割據勢力作戰。這兩方面的經驗都是歷時兩千年以上,規模之大,罕有其匹。如戰國中期以來,各國皆能聚十幾、二十萬之眾連年攻戰,死傷總和在百萬以上,而歐洲,直到18世紀,還很少有10萬以上的軍隊參戰(見594頁)。中國的戰略文化是形成于公元前400年左右,而西方是形成于19世紀,水平也絕不在一個檔次上。本來,我們和希臘、羅馬一樣,也是看重陣法、壘法和筑城,由此發展為一種“墻文化”。陣法是肉墻(“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但堤可防水,水可決堤,內憂外患的紛至沓來,還是讓我們學到很多東西,特別是流動性和突襲性。即使近代,中國對西方也學得很厲害:1900-1927年,我們是以日為師;1927-1937年,我們是以俄為師和以德為師;1937-1949年,我們是以美為師;1949-1966年,我們是以俄為師。每個時期都留下了歷史痕跡。
  (七)此書只講優勢戰爭(“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不講劣勢戰爭(“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但中國戰爭史卻包含很多劣勢戰爭的經驗。如小國對大國,游牧對農耕,流寇對官軍。他們講究的是“利則進,不利則止,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禮義”(《史記。匈奴列傳》):“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好像蒼蠅、蚊子那樣,一閉眼睛就叮,一睜眼睛就飛,流動性大,突襲性也大。中國的統治者對付久了,也把他們的戰法納入傳統。雙方是相互學習。即使正規戰法,從戰國時代起,也是“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韓非子。難一》),同樣講究“兵不厭詐”。中國的恐怖戰術和反恐戰術也很有傳統。如司馬遷筆下的“六大刺客”,就是古代的恐怖分子(《史記。刺客列傳》),常出現于漢畫像石。其中曹劌是有名的軍事家,上博楚簡有他的兵法。《吳子。勵士》說,“一夫投命,千夫足懼”,如果能使“五萬之眾為一死賊”,便沒有人能抵擋。漢唐法律禁“持質”(劫持人質),規定對持質者要果斷出擊,無須顧慮人質,行動遲緩者將受嚴厲懲處,也是屬于打擊恐怖分子。有人說恐怖主義,中國古代沒有,只有傷害平民,才叫恐怖主義,這是虛偽的道德定義。歷史上的恐怖主義,從來都是從軍事成本考慮,特別是弱者,更是如此。當代恐怖主義傷害平民,和美國轟炸廣島,想法并沒有兩樣。上個世紀,恐怖活動主要是暗殺政要。就是現在,美國也并不諱言暗殺,說起來還理直氣壯(看看美國電影Sniper吧)。本世紀,暗殺政要,困難增大,恐怖分子襲擊平民,是抓美國制度的弱點:怕死人(死美國人,越南戰爭就是因為這個壓力而結束),這是戰術考慮,不是道德考慮。它和暗殺政要并沒有實質區別。我理解,任何不對稱戰爭,弱方作困獸斗,都會傾向于這類做法。兵法在本質上是“詐”。“詐”是非常手段,“恐怖”也是非常手段。從軍事學的角度看,它是一切不對稱戰爭都可能使用的手段。弱者可能使用比較多,但強者也不是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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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劍橋戰爭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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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戰爭最需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但是非也最曖昧不明,必須經過歷史沉淀回頭看,才能看清楚。它的歷史總是由勝利者撰寫,但讀者卻往往立場相反,特別是在文學作品中。文學的正義恰恰就在同情弱者,特別是那些知其不可而為之,弱小而失敗的抗爭者。在文學家的筆下,這些失敗者常比勝利者更能長駐人心。他們的批評雖流于道德譴責,而無助于事實的改變。但假如沒有抗爭,假如沒有對抗爭的同情,我真不知道,這個世界將會變成怎樣,我們的文明該多么野蠻和荒涼。正像中國讀者常為“數奇”的李將軍打抱不平,聽三國,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西人之于羅賓漢的故事也是一樣。羅賓漢者,可能只是虛構,但它卻代表了人類的同情。故事讀者總是說:我們永遠站在羅賓漢一邊。
  2002年4月20日寫于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原文草稿是為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教授定期舉辦的學術沙龍準備的演講稿。
  「附記一」
  《環球時報》2002年4月26日載于非文《三個著名的有關美國的錯誤說法》剛好澄清了我在文章開頭提到的“海灣戰爭是靠《孫子兵法》打勝仗”的謠言。作者有機會與多位美國軍方人士接觸,經他核實,所謂“參加海灣戰爭的美國大兵人手一冊《孫子兵法》”,其實是“絕無此事”。因為在美國軍隊中,實際情況是:第一,沒有打仗帶書的做法,上級也不會下這樣的命令,更不會人手一冊地分發。
  第二,許多當兵的根本就不愛看書,連美國的書都不愛看,怎么會去看中國古人寫的書。第三,《孫子兵法》再好,上了戰場才去讀,也已經晚了。
  作者補充說,跟他介紹情況的美國防部官員告訴他,“《孫子兵法》博大精深,是許多國家高級軍官愛讀的一部經典之作,一些國家的軍事院校還開設了《孫子兵法》課程,上過高等院校的美國軍官大多應當讀過,但普通士兵是不會讀的”。
  「附記二」
  50年代,“憤怒的青年”憤怒什么,我還記得。那是因為,他們生活的世界完全是被二次大戰的風云人物所統治,讓他們絕望。現在,這些“英雄”已相繼謝世,可我們還是沒有走出這個“英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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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9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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