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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花間一壺酒》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
李零《花間一壺酒》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
李零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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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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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因為九一一事件的發生,恐怖主義成為熱門話題。有人說(我聽一位專家從電視上說,名字忘記了),歷史上沒有恐怖主義,即使你能舉出相同的事,他也說,這有本質不同,似乎恐怖主義是一件新鮮事。事情真是這樣嗎?
  希臘的哲人嘗云,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人不能涉于同一條河流。中國的古人也說,刻舟求劍不可取,抽刀斷水水更流。人都是在時間的長流中分辨差異。可現代人的現代感卻不一樣,他們喜歡到處劃線,特別是以我劃線,以現在畫線(既是開始,也是結束),把古今當天壤之別,好像什么都前無古人,是直接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他們一往無前,也一往無后,永遠運動,也永遠靜止,就像在跑步機上的樣子。
  我看,這種方法要重新反省,恐怖主義便是例子之一。
  閑話少說,言歸正傳。下面,讓我們講一下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
  主題是刺殺和劫持。
  一、恐怖主義一鍋粥恐怖主義,英文叫Terrorism,詞根是terror(恐怖),加上ism(主義),只是顯得正經一點,專指有政治目的讓你想不到、嚇一跳的恐怖活動。它不像資本主義的“主義”是一套制度,或馬克思主義的“主義”有一堆理論。在西語中,它只是非常普通的一個詞,翻成東北話,就是“唉呦我的媽呀主義”。大家千萬別拿它當什么高深術語,見著“主義”就肅然起敬。
  有人說“怕死比死更可怕”,談論恐怖主義,也是劍拔弩張,比恐怖主義還恐怖。
  現在,所有人都在談“恐怖主義”,而且是在“反恐”的前提下談這個主義。“恐”在“反”下,當然是負面的東西。大家對“反恐”的正當性幾乎毫不懷疑,但誰反反誰,反什么怎么反,卻言人人殊。它是一個運用極其廣泛,但指謂極不確定的概念。惟一可以確定,就是說話人極其厭惡,賦予對方的“邪惡”(evil)含義,這就像我們氣急了亂罵,罵別人是“混蛋”一樣。“混蛋”是什么意思,本身就很糊涂。我們都知道,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在西方都是罵人話,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有時也差不多,但沒有一個字眼比它更為模糊。布什用恐怖主義表示所有眼下(注意:只是眼下)美國討厭的國家、組織和個人,最具代表性。普京則用它指車臣武裝分子或其他分離主義者,我國則指東突,阿拉伯世界(不是所有國家)和歐美的左翼團體則反唇相譏,說最大的恐怖分子有呀,那正是美英兩國自己,布什、布萊爾,再加沙龍或什么人。這真像莊子說的“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所不在”,“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天下大亂,人心大亂,大家說的是同一個詞,可指的卻絕不是同一回事:說誰是誰,誰說誰,誰就是誰。我們只能說,美國財大氣粗腰桿壯,樹敵最多,要反的恐怖主義也最多,如此而已。事實上,這里根本就沒有統一的定義,或者也可以說,有太多的定義。定義到底有多少?有人統計,光是1999年,就有160多種(以后有多少,不知道)。大家都以為,恐怖主義是耍光棍,但前不久《讀書》雜志討論,又搬出個“國家恐怖主義”,更凸現了問題的紛亂如麻。我叫“恐怖主義一鍋粥”。
  本文無意給時下的定義逐一評判,只想梳理一下“恐怖主義”的使用范圍,粗線條地捋一捋。為了討論的方便,大家不妨翻一下現有中文譯本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下簡稱《不列顛》),不是當作權威,只是用作參考,看看這個詞在西方語言中大概是什么樣。
  首先,《不列顛》對“恐怖主義”的定義是“對政府、公眾或個人蓄意使用的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測的暴力,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各種右翼和左翼的政治組織、民族主義團體、民族集團、革命者以及軍隊和政府秘密警察都有利用恐怖主義者”。
  這個定義比較寬泛,可以稱為“廣義的恐怖主義”。它的特點,是把政治目的訴諸“蓄意使用的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測的暴力”。實施主體,可以是政府的軍隊、警察,也可以是革命者或民族主義者,可以是左翼,也可以是右翼,什么政治組織、團體和個人都有可能。實施對象也一樣。可見,在作者看來,恐怖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價值判斷(當然,從下述例子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作者的好惡)。雖然總的印象和感覺,這不是一個好詞(比“戰爭販子”還糟,總是讓人聯想到最低級的犯罪),很少有人樂意拿這頂帽子扣自個兒頭上,說我就是恐怖分子。
  其次,是具體例子。《不列顛》說,色諾芬筆下的“攻心戰”是恐怖主義,羅馬暴君的暴行是恐怖主義,中世紀的宗教審判是恐怖主義,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恐怖統治”是恐怖主義,美國三K黨的種種暴行是恐怖主義,19世紀末20世紀初風靡一時的無政府主義暗殺是恐怖主義,納粹統治是恐怖主義,現代社會、種族、教派沖突中的一方或雙方也經常使用恐怖主義,等等。然后,說到大家關心的現在,它提到全世界的一系列極端組織,如紅色旅和赤軍等等,其中也包括“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組織”。最后一種,如果算恐怖組織,照美國原則,該決不妥協,干嗎還談判,玩什么“和平路線圖”呢?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還有一點,它說,現代恐怖主義和過去不同,它的最大特點是以暴力行動代替合法政治,喜歡搞綁架、暗殺、劫機、爆炸和劫持,最像19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而且被害者經常是偶然置身現場的無辜百姓,等等。但前后到底有什么不同?還是說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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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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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且不管這些例子是否全都合適,作者的理解有無偏頗。這里,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恐怖主義這類事,乃自古有之,于今為烈(將來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才是個頭)。這個詞是外來語,咱們有點陌生,但它絕不是“九一一”以后才有,也不是近一兩個世紀才有,甚至也不是近五百年才有。它不過是一個老掉牙的普通詞匯:凡是蓄意使用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測的暴力的一切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
  這里我用“可能”,是想有所限定,避免用大家拒絕接受的統一標準強加于大家各自堅持的主觀感受,即從說話人的立場(立場和信仰是不能討論的),他們可能會被譴責這類行動的人稱之為恐怖分子。但如果不譴責呢,當然也就不是了。
  我們要看說話人是誰。
  這是廣義的恐怖主義。
  二、刺殺歷史上的恐怖手段很多,酷刑虐囚是,大規模殺戮的戰爭也是;刺殺政要、權貴是,屠殺平民、戰俘也是(白起和李廣都坑過降卒);桀紂幽厲的苛政暴行是,希特勒的法西斯統治也是;亞述、蒙古式的屠城是,歐洲征服世界的種族滅絕也是(如屠殺印第安人和販賣黑奴,注意:美洲的征服還包括最卑鄙的綁架);日本用零式飛機撞美國航母是(屬于自殺式攻擊),美國用原子彈炸平廣島、長崎也是(屬于直接攻擊平民)〔零案:1995年,全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形成有趣對比的是,美國紀念的是珍珠港事件,日本紀念的是廣島、長崎“原爆”〕。它們可粗分兩大類型:一類是以刺殺、劫持和流竄游擊的非常手段作困獸之斗,一類是以絕對優勢對前者作斬盡殺絕的大規模報復。以巴沖突是這兩大類型的現代縮影。兩者具有同質和對等的性質,所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循環相報,莫知其極。這是《舊約》時代的基本精神,也是伊斯蘭圣戰的古老原則。憑借強大實力,對一切反抗做斬草除根的徹底消滅(最常見的辦法就是種族滅絕),是古代一切征服者都很強調的基本原則,也是西方戰略傳統的基本特點。對付一切刺殺、劫持和流竄游擊,它是最有效的手段。但亞述、蒙古式的“斬草除根”(如越戰中所見)卻受制于現代西方的道德準則,即當今國際主流用以譴責“恐怖主義”的道德準則,非但不能隨便使用,反而經常遭受輿論的譴責,這是“反恐”的最大困境,即使是以十報一(或以百以千以萬報一),也還是要有所限制,不可能將一個民族、一個文化也“斬草除根”(連講都不敢講)。所以,當今國際主流的合理說法,就是要把前一種恐怖定義為“恐怖主義”,而把后一種恐怖定義為“反恐”。對比于“廣義的恐怖主義”,我們可把這種恐怖主義叫做“狹義的恐怖主義”。因為這種“恐怖主義”的對立面,肯定是反對這種“恐怖主義”的。但不用恐怖能反恐嗎?這是現代人的困惑。
  這里,我們不妨按最狹窄的定義來討論恐怖主義。中國歷史上最接近這種定義的恐怖活動,不用說,還是刺殺和劫持。它們是人類最原始的恐怖手段,也是人類最現代的恐怖手段。
  我們就從刺殺說起吧。
  中國古代最有名的刺客是六大刺客,即曹沫、專諸、要離、豫讓、聶政、荊軻。他們在漢代名氣最大。
  下面介紹一下:(一)曹沫。
  春秋早期魯國的刺客。在六大刺客中,年代最早。古書對他的名字有許多不同寫法,其中一種是曹劌。曹劌和曹沫是同一個人。過去,我們在《左傳》中見過此人,名作曹劌。他在長勺之戰,為魯莊公出謀劃策,用“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戰術,出人意外地打敗了齊桓公,因而備受毛澤東的稱贊。此人出身卑賤,但足智多謀。他為魯莊公獻計獻策。有位老鄉說,這是人家貴族的事,與你何干,他說,“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左傳》莊公十年),一定要插手,結果證明,他確實很厲害。毛澤東說“卑賤者最聰明”,舉例很多,其中就有他。這是一種記載。另一種記載,見《史記。刺客列傳》。司馬遷筆下的曹沫主要是勇士,他“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任為將。魯與齊戰,三戰皆北,被迫在柯地簽訂不平等條約。在莊嚴的儀式上,曹沫突然用匕首頂住齊桓公,逼他退還魯國的土地。在死亡的威脅下,桓公被迫答應。一經承諾,曹沫立刻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臉不變色心不跳,說話和原來一模一樣。
  這些記載,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曹沫不是貴族,而是卑賤者中的聰明人,他不會像貴族那么死心眼(如相信“蠢豬式的仁義道德”的宋襄公)。卑賤者愛使用非常手段,即貴族不恥的糙招,特別是在實力懸殊、強弱不敵的戰爭中。第二,曹沫參加的戰爭,正是這樣的戰爭,齊國非常強大,魯國非常弱小,他以奇謀僥幸打敗齊桓公,但三戰皆北,不能扭轉戰局,萬般無奈,才鋌而走險。他的成功是靠兩點,一是齊桓公地位高,名氣大,他老人家怕死,曹沫不怕死;二是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說話非同小可,不便在莊嚴的會盟儀式上出爾反爾,管仲勸他不可背約。這兩條都是抓住了貴族的弱點。當然,在其他古書中,還有漢畫像石中,這次劫持,參加者還有魯莊公。逼急眼了,魯莊公也放得下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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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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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很簡單,穿鞋的打不過光腳的(當然,這只是事情的一面)。
  現在,在上博楚簡中,我們發現了曹沫的兵法,名叫《曹沫之陳》。它的出土有一個意義,就是證明了我的看法,恐怖活動和兵法有不解之緣,兩者不一定是對立的東西。
  正規的戰法是戰法,不正規的戰法也是戰法。
  (二)專諸。
  年代比曹沫晚,為春秋晚期人,事見《刺客列傳》,乃吳國的刺客。他和曹沫不同,只是個重諾輕死的亡命徒,類似俠客。公子光(后來的吳王闔閭)善遇專諸,答應死后為他贍養老母弱子,目的很明確,就是派他搞刺殺。刺殺是為了政變。其結果,必然是一死。這些都很清楚。但他和曹沫不同,曹沫所行,其實是劫持,不是刺殺,嚴格講,是屬于下面要談的另一類。劫持,是以被劫持者為人質,提出各種要求(如贖金),殺人并不是最終目的(雖然其結果,常常和刺殺一樣,人質還是死于非命)。
  專諸和曹沫,共同點是不要命,勇敢。孫子講御兵之法,說吳、越世仇,同舟共濟,也會齊心協力,關鍵是死無退路。人心都是肉長的,勇是逼出來的。當兵的也是人,沒有多余的命,令發之日,淚流滿面,效死拼命靠什么?曰“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孫子兵法。九地》),“諸”就是專諸,“劌”就是曹劌(即曹沫)。他們是春秋時期最有名的兩個刺客(注意,劫持者也算刺客)。
  (三)要離。
  也是吳王闔閭的刺客。吳王派他刺殺另一個吳公子,名叫慶忌。要離是個枯黃干瘦風吹都要倒的弱者,慶忌是個武藝非凡膂力過人的壯漢。要離斷臂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刺客列傳》不載),也是驚天動地。這事在戰國時期很有名。如唐且使秦,拒絕秦王的無禮要求。秦王威脅說,您難道沒有聽說過“天子之怒”嗎?“天子之怒”是“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反問說,那大王聽說過“布衣之怒”嗎?“布衣之怒”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當時,他舉了三個刺客,一個是專諸,一個是要離,一個是聶政,其中就有要離。說罷“挺劍而起”。結果是“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諭矣。‘“(《戰國策。魏四》)。
  (四)豫讓。
  戰國早期晉國的刺客。《刺客列傳》說,此人受智伯大恩,非常忠誠,是個講義氣的亡命徒。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骨以為飲器(學者考證,這是草原地區的習俗),他發誓要為智伯報仇。為此,不惜殘身毀容,隱姓埋名。先裝受過刑的殘廢,給廁所刷墻。后裝麻風病人,把自己弄成啞巴。兩次刺殺都不成功。襄子感其誠,解衣令之刺,讓他撒氣,然后伏劍自殺。這是快意恩仇的個人行為(和《游俠列傳》有交叉),不是由政治家導演,也許夠不上“主義”。但刺殺和劫持,從法律角度講,是最低級的犯罪形式,它們和稱為“主義”的活動在形式上無法區分。
  (五)聶政。
  戰國中期韓國的刺客。聶政刺韓累(韓國的相邦),見《刺客列傳》,亦屬快意恩仇。他的故事之所以出名,是烈士背后還有烈女,即聶政的姐姐,名叫聶榮(也作“聶嫈”)。弟弟死了,無人收尸,姐姐發現,終舉其名,最后哭死在尸體旁邊。郭沫若寫過一個劇本,叫《棠棣之花》,就是歌頌聶政和他姐姐。
  (六)荊軻。
  戰國末年燕國的刺客,其先乃齊人。此人亦見于《刺客列傳》。這是距司馬遷最近,他親自做過調查(向熟悉此事的公孫季功、董生和夏無且請教),著墨最多,記述最詳,也最震撼人心的刺客。故事比較復雜,大家都很熟悉,這里不必多談。有趣的是,最近陳凱歌拍了《刺秦》,正是講荊軻刺秦王。電影主題很前衛,秦王要搞“全球化”,但殺人盈野,太殘酷,荊軻代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的祖國人民和各國人民,想去除掉這個暴君,“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乃千古絕唱的慷慨悲歌。但他這么干,豈不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有人會提傻問題。
  春秋戰國是天下大亂的時代,養士之風盛于一時,故刺客特別多。秦代法制嚴苛,此類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之,全部屬于奸人歹徒之列。其流風余韻,反而見重于漢代。因為秦政既敗,原來的歹徒都成了英雄。比如上面的六大刺客,就經常出現于漢畫像石。當時人對刺客是抱欣賞態度,非但不以成敗論英雄,還充滿憐惜之情。大眾有大眾的邏輯,法制拗不過文學。司馬遷也說,他們是“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更何況漢初功臣,位同宰輔的張良,本來就是在逃的刺客。博浪一擊,天地震動,暴秦垮臺,頓成英雄。當官的都如此,老百姓還忌諱什么。這是那時的風氣。
  中國的刺客史,這里不能詳談。漢代以后,可歌可泣的事似乎不多。直到清末民初,才有新一輪的刺殺高潮,其時,正值無政府主義暗殺風靡全球,熱血青年,奉為時髦。“斷頭臺上凄涼夜,多少同儕喚我來”。我國留學生和革命黨紛紛投身洪流(如徐錫麟、秋瑾和汪精衛)。現在的說法,是叫“和國際接軌”。
  魯迅說,中國也有“脊梁”,他說的“脊梁”,后面的影子就是刺客(徐錫麟和秋瑾都是他的老鄉),或如聶榮,屬于撫哭叛亡的人。他的小說《鑄劍》也是歌頌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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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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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刺殺,目標明確,主要是政要和權貴,普通百姓不值得殺;手段也非常簡單,往往只是一把匕首。但它突發性強,威懾力大,有攻心奪志的奇效。
  恐怖主義的一大特點是在心理,是在心理的殺傷。刺殺是暴力的基礎形式,刑律屬于人身傷害罪,而且是故意傷害罪,逮住就是個死,最低級,最原始,但“擒賊擒王”、“攻心為上”,又是兵法的最高境界。即使是大規模報復,也是重在心理威懾。如二戰中美國對柏林的戰略轟炸,以及他們在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就是屬于這種毀滅性打擊。二戰后的美國戰略叫“大規模報復戰略”,就是這種想法的延續(參看泰勒將軍在《音調不定的號角》中對這一戰略的反省)。
  傳說,小太監和老佛爺下棋。小太監說,對不起,我殺您一個馬。老佛爺說,我殺你全家。古代的有限報復(低于種族滅絕的報復),大抵如是。比如誅夷九族或滿門抄斬,就是古代常用的辦法。兵刑是一個道理。
  三、劫持劫持,也叫綁架,古代有兩種說法,一種叫“持質”,一種叫“劫質”。“持”是用暴力挾制,“劫”是用暴力脅迫。兩個字合在一起,意思是說,把“質”抓起來、扣起來,作為交換條件。
  中國古代的“質”是什么?這個問題值得討論。“質”這個字,有一個含義,是對等或折合,并包含對質、驗證的意思。用現在的商業術語講,就是抵押(作動詞)或抵押物(作名詞)。抵押物可以是財寶,也可以是人。比如劫匪綁票的“肉票”就是換取贖金的人,現在叫“人質”。
  抵押,在人類的交往、交換中非常普遍。俗話說,半斤換八兩,人心換人心。人心怎么換?總得有個禮物或憑信。比如,兩個情人,解個荷包,送把扇子,叫定情物,同時也是憑信。禮儀往還,互送見面禮,也是人之常情。這種見面禮,主要是玉帛、馬匹。西周金文中的土地交易,很多都是為了換這類東西。過去,郭沫若引※鼎,說五個奴隸只能抵“一匹馬加一束絲”,太殘酷(《關于奴隸與農奴的糾葛》)。其實,現代的很多馬(如英國和香港的跑馬)也比人值錢。
  中國古代的商業活動和“質”的概念有密切關系,商業契約叫“質劑”,管理市場的官員叫“質人”。推而廣之,一切抵押物和憑信物也都是“質”。如雙方盟誓,起誓的約言,就是一種“質”。奴才投靠主子,叫“委質為臣”,“委質”的“質”(字亦作“贄”),即上面說的見面禮,也是一種“質”。古代的各種交往,都少不了見面禮。孔子收學生,要交一束干肉。相閨女娶媳婦,也要納徵送財禮。“禮”這個東西,誰都喜歡,但也是約束。很多禮物都是抵押。
  古人用人作抵押物,那是家常便飯。如古代軍人出征,照例要把父母、老婆、孩子留在家里,就是皇上手里的人質。漢將李陵兵敗浚稽山,被匈奴俘獲,全家被殺,就是漢武帝撕票。明將吳三桂守山海關,李自成勸他投降,也是利用崇禎留下的人質,不答應,他老爹的人頭就掛在了城墻上;入清作藩王,兒子娶康熙他姑姑,留在京師,表面很風光,也還是人質,一旦起兵造反,照樣撕票。還有,大家更熟悉的,就是城下之盟,除輸財貨,竭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還有和親與質子,接受對方的“禮遇”。玉帛女子都是“質”。我們的概念,和西方簡直一模一樣。劫持,英語叫kidnap,本來的意思是拐小孩。人質,英語叫hostage,本來的意思是主人的待客之禮。他們的hostagetofortune,是聽天由命,隨時可能失去的東西,特別是指老婆、孩子和珍寶,我們叫“室家之累”。
  這是劫持的概念。
  如果發生劫持,古人怎么辦?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唐律疏義》卷十七規定:諸有所規避,而執持人為質者,皆斬。部司及鄰伍知見,避質不格者,徒二年(質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者,聽身避不格)。
  「疏議」曰:有人或欲規財,或欲避罪,劫持人為質。規財者求贖,避罪者防格。不限規避輕重,持質者皆合斬坐。“部司”,謂持質人處村正以上,并四鄰五保,或知見,皆須捕格。若避質不格者,各徒二年。注云“質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聽身避不格”者,謂賊執此等親為質,唯聽一身不格,不得率眾總避。其質者無期以上親及非外祖父母,而避不格者,各徒二年。
  律文的意思是,對劫持者要毫不手軟,見著就抓,抓著就殺。劫持者,不管是用人質換取贖金,還是以人質為掩護,對付抓捕,也不問其原來的罪行大小,只要是干這種事,一定要處以斬刑。當地居民組織的負責人,還有左鄰右舍、親戚朋友,凡慮及人質安全,故意回避躲閃,不敢抓捕罪犯者,要判徒刑兩年。只有人質的某些親屬,即屬于“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者”的本人,可以不在此列。
  在這一規定中,擒殺劫持者是惟一目的,人質的安全可以忽略不計。
  清代研究法律的專家沈家本認為,漢律可能也有相應的規定。他舉了四個例子:(1)《漢書。趙廣漢傳》:“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香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殮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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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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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這是西漢的例子,被劫者是富人蘇回,原來的目的是劫財,但蘇回為郎,又是“宿衛臣”。廣漢化解危機,并非全恃武力,還靠個人威望,攻心奪志,示朝廷命官不可殺,殺則罪重;釋質,反可獲得寬大優待,活著有酒肉,死了有棺材,說不定碰上特赦,還能幸免一死。其感化非常有效,出言亦守誠信。
  (2)《后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益州盜賊劫質令長,殺列侯。”
  案:這是劫地方官。
  (3)《后漢書。橋玄傳》:“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奸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于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奸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
  案:這是綁小孩求贖金,純粹一小事,出名是出在橋玄的大義滅親。橋玄把自己的孩子給害了,還向皇上進言,說“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奸路”。這是當時對付綁票的辦法。
  (4)《三國志。魏志。夏侯惇傳》:“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后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沖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輕軍往赴,惇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兇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后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注:”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勢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
  案:這是劫將軍。傳言“國法”、“國憲”,可見避質不擊,是違法行為。韓浩所為,受到魏武嘉獎,一是拒絕求贖,二是擊賊不顧質,這是漢法和唐法都強調的東西,現在的說法是“絕不與恐怖主義妥協”。上條云“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此條亦云“由是劫質者遂絕”,這都是夸大其詞。沈家本說得好:“史雖云劫質者遂絕,亦但戢一時耳。”人類反恐反了幾千年,總也反不完,要想畢其功于一役,那是談何容易,布什總統說了,長期著吧。
  這是我們中國人的辦法。換了有“大和魂”的日本人,方法更簡單,肉票自個兒就把自個兒撕了,于名節無虧,還不給政府找麻煩。
  此外,我們還可討論一下,在古人眼里,劫持是一種什么樣的罪行。中國古代法律,李悝《法經》和漢《九章律》都以《盜》、《賊》為首。《盜律》的對象是盜竊財物罪,《賊律》的對象是人身傷害罪。上面說的刺殺,很明確,那是屬于《賊律》。但劫持不一樣,它雖有暴力挾持的特點,有時還真的把人質給殺了。但它和前者不同,殺人不是最終目的。古代劫持的多數,主要是求贖,為的還是錢,所以古人把它歸入《盜律》的范圍。《晉書。刑法志》說“舊律”的《盜律》,其所列罪名原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劫略”是搶劫財物罪,“恐猲”是敲詐勒索罪,“和賣買人”是買賣奴隸罪。“持質”是此類的補充規定,本來屬于“科”,特點是“劫召其財”。它最接近的是“恐猲”,即敲詐勒索。這些罪行和《賊律》的罪行有交叉,所以《魏律》把它們分出來,立為《劫略律》。
  一般的綁票,劫人是為了劫財,比如綁大款的老婆、孩子。但政治性的劫持不一樣,它是以人質為政治籌碼,跟政治對手討價還價,比如曹沫劫齊桓公,要求的是齊國侵占魯國的土地。這就是政治性的劫持。漢代劫官員,有些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上面說的例子,地位還不夠高。漢代末年,賊人特多,大家就連天子、公卿都敢劫。比如,讀《三國演義》,大家都知道,張讓、趙忠等宦者,李傕、郭氾等軍人,他們劫持的就是天子、公卿(見《后漢書》的《董卓傳》和《宦者列傳》)。那時的時髦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挾天子”也是劫持活動。很多人都以為,只有白臉曹操這么干,其實這是那時的流行思想。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劫持例子很多,但最有戲劇性的一幕,是項羽拿劉邦他爸當人質。《漢書。項籍傳》說,楚漢相持,漢軍畏楚,躲在山頂上,項羽架口大鍋,說你給我下來,不然的話,我就把你老爹給煮了。項羽的辦法太陰損,劉邦的辦法也流氓。他說,我和你受命懷王,結拜兄弟,我爸就是你爸,如果你非煮你爸,就“分我一杯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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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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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不懂人權,“擊賊不顧質”,老婆、孩子可以不管,上級、首長可以不管,老爹的肉都敢拿來分著吃,這是我們可以批評他們的地方,但現代人不也講“不妥協”論嗎?不妥協的結果,還是常常“顧”不了“質”。因為慮及人質安全,要錢(或其他條件)要命的矛盾比古代還大。更何況,現代人看重人命,實有高低貴賤之分。天下窮人的命,古代不值錢,今天也不值錢。天下富人的命,古代值錢,今天也值錢。美國人的命和伊拉克人的命就是不一樣。恐怖分子跟美國賭命,關鍵就是不對稱(實力不對稱,人命也不對稱)。看看美國有名的反恐電視劇《24小時》吧,Jack愛老婆愛孩子,愛得要死要活,很能體現家庭至上的美國價值觀,只要老婆、閨女被綁(導演是成心讓她倆動不動就被綁架),他就什么都答應,刺殺總統都行。這和中國古代的“不妥協”論正好相反。怕死不怕死,道德上的優劣是一回事,戰術上的優劣是另一回事。這里關鍵是,拼命的事,躲也躲不過,怕死的碰上不怕死的,怎么辦?這才是問題所在。有此考慮,我曾設想,假如恐怖分子把布什他爸(老布什)給綁了,布什該怎么辦(中國方法不行,日本方法也不行)。
  與刺殺相比,劫持更有頭腦(商人頭腦),它比刺殺更老練,有更多的權謀在其中(以命換命,一直有價值計算)。現代歐美人的怕死(不怕自己死,還不怕別人死嗎)是其下手之處。談也不行,打也不是,拖延時間,假談真打,是惟一對策。
  然而,惟一的對策也是最容易看透的對策。
  四、揚湯止沸,何如釜底抽薪?
  恐怖主義是當今世界的一大災難,一大悲劇,數量驚人的平民喪生其中,受害最大是老百姓。它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或曰“斬草除根”的“根”在哪里?所有人都在思考,我也在思考。
  對比中國歷史上的例子,回到文章的開頭,這里做一點總結。
  在“恐怖主義一鍋粥”里,我們是否還可以理出一點頭緒?我想,透視古今,從批評的角度反觀,也許倒能明白一點。試試吧。
  第一,人們對恐怖主義的批評,最基本的一點,是它使用暴力,搞議會政治的人肯定不在其中。但搞議會政治的人,他們用投票表決,對外發動戰爭,對內進行鎮壓,并不能改變其暴力的性質,而且照樣會出恐怖主義。比如希特勒就是民選的總統。暴力當然可以是單向的,但更多是對等行動,一個巴掌拍不響。
  第二,暴力有合法和不合法之分。比如警察使用暴力就合法(當然也要按法律規定來使用),流氓使用暴力就不合法(注意:警察可以約流氓掐架,挨個收拾),這很簡單。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國際警察,即使有國際法庭和聯合國,照樣是很多事情管不了。聯合國本身就是強權政治的產物,槍桿子里面出公理(凡爾賽和約和雅爾塔協議,都既是戰爭結束的果,也是重起釁端的因)。美國可以隨心所欲,想搭理了就搭理它,不想搭理了就叫它玩蛋去。國際間的暴力使用,誰是“警察”,誰是“流氓”,其合法性該由誰來解釋,這一直是大問題(當然美國是以“國際警察”自居,而且定義了“國際流氓”)。強權政治還是支配一切。國內的暴力使用,也不見得都是一清二白,如自古所謂的“賊”、“匪”定義,就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第三,暴力還有正規和不正規之分。恐怖主義當然是非常手段。有人說,凡不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向正規軍人挑戰或應戰,而是用隱蔽的和突然的方式發動襲擊,就不是戰爭是犯罪,這也不對。人類自有戰爭,從來就有兩種戰法,強對弱或弱對強。通常所謂的正規戰法,只是前者。這樣的戰法絕不是惟一的戰法。我們不能說,只有弱者用強者的辦法對付強者才算戰爭。這在軍事學上是講不通的。相反,古今中外的兵書都強調一點,謀略是和詐偽有關。而“兵不厭詐”的要義是:沒有規則就是惟一的規則。如色諾芬的書就把恐怖主義當軍事手段。克勞塞維茨也說,戰爭體現的是“兩極性原理”,其暴力使用的極端傾向,“除了受內在的牽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戰爭論》)。即使伊拉克戰爭,美國的暗殺、破壞和收買內奸,作用也不亞于狂轟濫炸。還有,我們不要忘記,克勞塞維茨的戰爭定義是從搏斗講起,單兵的殊死搏斗,是戰爭的基本要素和原始形式。如果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恐怖就是戰爭的繼續。它是最激烈的暴力形式,也是最原始的暴力形式。
  第四,人們總是習慣于把利益沖突轉化為道德(或宗教的)說教,因而把暴力分為好暴力和壞暴力。但恐怖是手段,它的好壞,只能從政治目的判斷,而且政治是非的前因后果也很復雜,很難按道德來評判。現代恐怖主義,背景很復雜。冷戰時期,出于反蘇反共的戰略利益,美國支持的多是獨裁政權(包括收容和利用日本戰犯),并人為制造了很多“捉對廝打”的地區對峙和地區分裂,撕裂殖民統治和戰爭遺留的歷史創傷,引發宗教、種族、政治和文化的沖突。現在的恐怖主義,更直接與美國扶以打巴,支持塔利班抗蘇,以及利用伊拉克打伊朗,還有解體蘇聯的戰略有關。恐怖活動的背后是政治。如果非拿道德說事,那根本不用兜圈子,我們只要看它的使用者是誰,也就夠了——敵人總是邪惡的。但這種說法不能提供標準。比如,同是刺殺,同是劫持,同是自殺式襲擊,單就形式講,我們很難說,它是好暴力還是壞暴力。自古以來,刺殺對象,主要是權貴和政要,但現在的恐怖分子反而很少干。大人物暗殺不易,小人物不值得暗殺。暗殺現在是高科技(用GPS和導彈打),“匹夫之怒”未必玩得轉(要玩也只能是自殺性襲擊)。二次大戰后,真正熱衷此道是誰?反而是美國的中情局和以色列的摩薩德(后者尤精此道)。“斬首行動”或“重點清除”,其實就是刺殺,而且明殺多于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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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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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人們當作絕對標準的最后一條,即“襲擊平民”,這點也有問題,至少作為普遍標準,還很有問題。現代戰爭的文明化是神話,無論當年的越南戰爭,還是現在的伊拉克戰爭,平民的被殺都是數量驚人,遠遠超過各種自殺式襲擊。更何況,這些死傷,很多都是故意制造,更不用說制裁期間死于病餓的平民。我說過,手術式的精確打擊,這并沒有改變眼前的殘酷事實,軍人還是軍人,他們不是醫生。軍人平民分不清(為什么分不清,這后面意味著什么),出于防衛的不得已誤殺,不過是借口。《不列顛》說,現代恐怖主義的基本特征是,“被害者經常是偶然置身現場的無辜百姓”,請問,在炸彈隨處可能落下的伊拉克,他們能夠離開這個“大現場”嗎?“誤殺”也太多了吧。挑個缺胳膊少腿的小孩,送到歐美的大醫院精心救治,很好。但先殺后救,毀而重建,是不是也太虛偽了點?它讓我想起我在京都吊謁過的耳冢。日本名將豐臣秀吉征朝鮮,殺人如麻,堆耳成冢。冢前有碑云,這是仿《左傳》“京觀”,體現他的大慈大悲。他為朝鮮人吃齋念佛,超度亡靈。
  總而言之,歸納上述批評,我們可以看出,它是用層層剝筍的辦法,把恐怖主義從一般的暴力和一般的恐怖行為中剝離出來,等同于血族復仇和刑事犯罪,定義為“狹義的恐怖主義”。從事者自然是“恐怖分子”(凡性質不明或不便稱說者,現在多冠以“武裝分子”)。至于這類活動的起因,其歷史背景和現實背景,特別是作為其報復對象的另一種暴力,則往往忽略不計。關于后者,這里不能詳談。我只想說一句,即便是最“邪惡”的恐怖主義,也仍然沒有離開《不列顛》的基本定義,即它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活動,而不是一般的血族復仇和刑事犯罪(注意:其求贖不是錢,而是政治條件)。對這類活動,以偏概全的道德批評最文不對題,也很難自圓其說。孟子問梁惠王:“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回答是:“無以異也。”(《孟子。梁惠王上》)。在我看來,以暴易暴,雖有強弱之異,但總是對等行動。恐怖就是恐怖,白色恐怖是恐怖,紅色恐怖也是恐怖,什么樣的恐怖都是恐怖。特別是一切勢同水火的行動總是互為因果,強勢的一方總是身披光芒,弱勢的一方總是如影隨形,光明和黑暗的斗爭,往往不過是自己和自己的影子在打架。當人們痛心于這類災難時,那些“制造魔鬼,成就英雄”的政治家,你們是不是也應反躬自問?
  即使最狹義的恐怖主義,根源也在大國,特別是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一手遮天。我們低估什么也不能低估了美國的作用。大道理總是管著小道理。
  目前,最狹義的恐怖主義,即國際主流定義的恐怖主義,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在基本特征上,反而回到了最原始的形式。巴勒斯坦人用石頭打坦克,這有強烈的象征意義。考古學家說,石頭是最原始的武器(老百姓沒有歷史)。它和列強手中日新月異的大規模殺傷武器是鮮明對照。還有,我們不要忘記,恐怖戰術的出發點是不怕死(對方的說法,反而是“懦夫”)。這也非常原始。它常常讓我想起中國最著名的軍事家吳起。
  吳起是儒家,他以兵機見魏文侯,是儒冠儒服,而且以愛兵如子而著稱。但中國的恐怖戰術,只有他講得最清楚。他有一個比方,“今使一死賊伏于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照他設想,假如有一支五萬人的軍隊,個個都像這種“死賊”,恐怕就是天下無敵了(《吳子。勵士》)。
  吳起后來死在楚國,死在楚悼王發喪的儀式上。當時,因改革而失落,埋恨已久的宗室大臣把他團團圍住。他不愧是軍事家,死到臨頭,還玩兵法,竟厲聲大喊,我倒要叫你們看看我是怎樣用兵。說罷,往楚王的尸體上一趴,亂箭穿身,楚王也稀巴爛。楚國法律,凡是用兵器傷及王尸者都是死罪。所有參加圍攻吳起的人,幾乎都被滿門抄斬(《呂氏春秋。貴卒》、《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他以一死證明了他的兵法。
  吳起也是一位劫持者。他劫持的不是活人,而是死人——而且是用一個死人殺掉了很多活人,有如厲鬼復仇(經常是在活人的夢中復仇)。我只聽說過“自殺性襲擊”(最能欣賞自殺美的日本人深通此道),沒有聽說過“被殺性襲擊”(很多動物,含毒帶刺,是用這個方法)。
  這是最令人驚奇的事。
  2004年8月4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附記一」
  我曾說過,世紀之交,無禧可慶。近來的反恐戰爭,不但未能制止和削弱世界上的恐怖事件和暴力沖突,反而愈演愈烈。拙稿寫成后,在俄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別斯蘭事件(9月3日)。謹以此文紀念喪生于這一事件的所有無辜死難者。
  2004年9月9日。
  「附記二」
  我在這篇文章中說曹劌和曹沫是同一個人,有些讀者在網上說我搞錯了,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其實并沒有錯。為了解除讀者的誤會,我寫過一篇小文:《為什么說曹劌和曹沫是同一個人》,因為文章枯燥,這里不再收入,讀者有興趣,可查《讀書》2004年9期,129-134頁。但我確有硬傷,而且很嚴重。比如一不小心,竟把身為國家領導人的布萊爾錯寫成克萊爾,現已糾正。又《讀書》雜志編輯部轉來黃力民先生的信(1月19日)。黃先生指出,我把《音調不定的號角》的作者寫錯了,他的作者其實是泰勒,不是麥克納馬拉。這本書,我還是當中學生時讀的,當時是內部讀物。40多年后,記憶散漫,產生混亂,而又失于核查,我很感謝他的糾正。另外,我應補充說明一下。二戰時期,美國對德國的戰略轟炸和他們對日本投下的兩顆原子彈,對結束二戰起了很大作用,因而戰后的一段時間里,特別是50年代,美國曾醉心于大規模報復戰略。但朝鮮戰爭受挫,迫使他們重新思考。泰勒此書就是反省大規模報復戰略,并提出用靈活反應戰略代替大規模報復戰略。美國的戰略千變萬化,然而,在西方戰略傳統的影響下,對于一個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國家來說,大規模報復始終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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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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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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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9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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