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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花間一壺酒》避暑山莊和甘泉宮
李零《花間一壺酒》避暑山莊和甘泉宮
李零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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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山莊和甘泉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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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讓我做一次文化導游,帶領你穿越歷史時空,到兩個地點看一下。
  避暑山莊在河北承德,是清代的離宮。甘泉宮在陜西淳化,是漢代的離宮。兩者的時間距離有1800年,空間距離有900公里,它們之間有什么關系嗎?沒有。但它們卻有可比之處,值得玩味和思索。
  一、避暑山莊避暑山莊建于1703-1792年,地點在河北承德,位置在盛京(沈陽)和北京之間。三點一線,它大約是中間那個點(離北京近,距盛京遠)。這個位置值得注意。
  為了理解的方便,我想打個比方。
  中國古代都邑,多作點線分布。周人從今陜西扶風、岐山一帶崛起,沿渭水東進,占領今咸陽、西安一帶,再東出函谷關,占領夏地和其中心城市,今河南洛陽一帶,形成三個都邑:岐周、宗周和成周。岐周和宗周(包括豐京和鎬京)在關內,成周在關外。清人從東北入關,進入河北北部,從東北到西南,也有三個中心:盛京、承德和北京。盛京是老巢,相當岐周,為第一站。承德是連接東北、蒙古的關節點,相當宗周,為第二站。北京是控制漢地和中國的中心,相當成周,為第三站。盛京是留都(原來就叫承德),承德是陪都(等于第二個盛京),北京是首都。北京在長城以內,承德和盛京在長城以外。
  一般印象,騎馬控弦的游牧民族,他們都是逐水草而居,輾轉遷徙,居無定所,像鳥兒一樣,海闊天空,自由飛翔。但實際上,他們是候鳥,隨季節而遷徙,遷徙有固定路線。游牧人,夏天多在北方或山北的某個草場放牧,冬天則在南方或山南的某個牧場放牧,牧場分夏牧場和冬窩子,彼此之間,也各有分地。匈奴、鮮卑、突厥、蒙古莫不如此。滿清皇帝(主要是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冬春住北京,夏秋住承德,往來長城內外,也是保持這樣的習慣。歐洲和俄國的王宮,也往往如此。
  避暑山莊,即熱河行宮,是滿清皇帝的夏宮。這個地方,我向往已久,但一直沒去,前些年,借便開會,才第一次踏上它的土地。
  這里講一下我的印象。
  第一,以前有位外國朋友跟我說,出北京,往北走,去承德的路上,一路非常漂亮,美得讓你喘不過氣來。但我的感覺,是司空見慣,沒什么特別之處。彼此的眼光不一樣。出古北口,回望長城,我會想起斯當東在《英使謁見乾隆皇帝紀實》(葉篤義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65年)中的描寫。兩百年前,馬戛爾尼率領的英國使團前往承德拜謁乾隆皇帝,也是從這里經過。對比于他們境內殘存的羅馬時期的長城(哈德良長城),他們對這個偉大建筑非常景仰,也非常好奇,曾登臨眺望,進行實地測量。書中寫到,“自從大一統局面形成之后,長城已大大減少了過去的重要性。隨著長城作用的縮減,中國人對它的興趣也跟著消失。初次來到中國看到這個偉大建筑的使節團員們對之贊嘆備至,但陪送前來的中國官員似乎對它不予以任何注意”。長城,秦、漢以下,都是為了拒胡。滿、蒙是被拒對象,和漢族的想法當然不同。中國的長城雖有預警和阻延的效用,但不可能把入侵者徹底擋在墻外(羅馬長城也一樣)。現在的長城是明代的長城,修得再好,等于馬其諾防線。滿人入關,失去意義,棄之山上,成為古跡,年深月久,凋零敗落,是必然結果。
  第二,避暑山莊的修建是和木蘭圍場有關。木蘭圍場在承德以北150公里,占地10400平方公里,現在叫圍場縣。它的位置,正好在漠南蒙古的南緣,盛京的西側,北京的東北方向,是滿、蒙、漢三族相鄰的一塊三角地,漢族曾以“韃虜”混稱滿、蒙,英人稱之為“韃靼之地”。滿清皇帝在此會蒙古王公,聚滿、蒙八旗進行秋狝,有強烈的象征意義。秋狝是圍獵,同時是軍事演習。中國古代校閱士卒,也是借圍獵行之。春獵叫蒐,夏獵叫苗,秋獵叫狝,冬獵叫狩,四季各有專名(《爾雅。釋天》)。但漢族是農業民族,古人有“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的說法(《國語。周語上》),圍獵主要在冬天。滿清皇帝不同,夏天避暑,秋天打獵。圍獵主要是獵鹿。“木蘭”是滿語,本身是鹿哨的意思。時間則選在秋高氣爽、鳥獸肥壯的時節,套用漢語的說法,當然就是“秋狝”。貴族喜歡打獵,各國都如此。滿、蒙也有此好。但滿清皇帝在此行獵,還有特殊的政治意義。一是告誡滿族子弟,不要忘本,要居安思危,保持尚武之風,發揚“國語(滿語)騎射”的滿族傳統,二是撫綏蒙古各部,受其朝覲,固其盟好。康熙設木蘭圍場,本來是住灤平(喀喇河屯),后來才建熱河行宮。他從北京出發,去木蘭圍場,一路有20多個行宮,承德最重要,康熙、雍正、乾隆,每年夏五月到秋九月在此避暑、秋狝,一住就是小半年。其地位實相當于陪都。但盛世轉衰,嘉慶以下的皇帝,不遵祖制,來得越來越少。當地滿、蒙、漢三族雜居,經過300年融合,很難分辨。我和當地滿族人交談,口音酷似北京話,但仔細聽,還是有一點東北味道。當地廚子擅長做滿漢全席。人之口味,各隨父母,但好吃的東西,沒人拒絕。滿漢全席,主要是魯菜加東北、內蒙口味,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象征。
  第三,避暑山莊,山莊本身,讓人想起法國的凡爾賽宮。作為皇家園林,和圓明園、頤和園一樣,湖光山色,非常美麗。但我印象最深,是它的門。山莊正門叫麗正門,這個名字是取自元大都的正門。有清一代,是以“外來之君入承大統”,作為征服王朝,寧可認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對漢族復明極為敏感。他們說漢族偏見太深,對元朝的評價極不公允,“歷代以來,如有元之混一區宇,有國百年,幅員極廣。其政治規模,頗多美德,而后世稱述者寥寥。其時之名臣學士,著作頌揚,紀當時之休美者,載在史冊,亦復燦然具備。而后人則故為貶詞,概謂無人物之可紀,無事功之足錄。此特懷挾私心,識見卑鄙之人,不欲歸美于外來之君,欲貶抑淹沒之耳”(《大義覺迷錄》)。這里是滿、蒙聯絡感情的地方,宮門名稱就是體現。又麗正門后是午朝門。午朝門上,乾隆題的匾,是用漢、滿、蒙、藏、維五種字體書寫。清朝五族雜居,當時有《五體清文鑒》。清代圖書,很多是滿漢合璧或蒙漢合璧(法國漢學,最初也是滿漢兼授)。很多匾額、碑刻、璽印也是數體并行,就像現在各國的國際機場,也是用多種文字寫成。過去主要是英、法、德、俄、日五體,現在偶爾還有中、韓二體。清朝的五族,漢族是地位不高文化高,書匾以漢字為主,作通行文字,滿、蒙次之,藏、維又次之。這種習慣,現在還有保留,如我們花的人民幣,凡紙幣,上面都印有漢(漢字和漢語拼音)、蒙、藏、維、壯五種字體,去滿而加壯。五體并用,也是民族融合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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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山莊和甘泉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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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避暑山莊外,有12座寺廟環繞,四座住喇嘛,四座不住。前者即“外八廟”。外八廟的“外”是對北京而言,指其建于塞外。它們從理藩院支銀,在北京有辦事處。理藩院是當時的民族事務委員會和宗教事務管理局。外八廟是康、雍、乾時期中國邊疆政策的象征。溥仁、溥善二寺,是康熙為蒙古各部前來祝壽(六十大壽)而建,為漢式。其他六座,都是乾隆所建。普寧寺,是乾隆為慶祝平定準噶爾部(衛拉特蒙古之一),宴請衛拉特蒙古(西蒙古,即明瓦喇)各部的首領而建,是照西藏三摩耶廟(桑鳶寺)的樣式;普祐寺,是蒙古喇嘛的經學院。安遠廟,也是乾隆為慶祝平定準噶爾部而建,則仿新疆伊犁的固爾扎寺。普樂寺,是為慶祝杜爾伯特部(亦衛拉特蒙古之一)、左右哈薩克和東西布魯特歸附而建。這四座是藏漢混合式。普陀宗乘之廟(也叫小布達拉宮),是乾隆為四方藩屬前來祝壽(他自己的六十大壽和他母親的八十大壽)和慶祝土爾扈特部(亦衛拉特蒙古之一)東歸而建,則仿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宮;須彌福壽之廟,是為六世班禪前來祝壽(七十大壽)而建,則仿西藏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班禪在后藏所居)。這兩座是藏式。普寧等六廟,都是喇嘛廟。歷史上,漢族與北方民族為鄰,苦其侵擾,從秦始皇到明太祖,一直都是“高筑墻”。滿族以外族入主中原,角色相反,是靠“廣修廟”。清代懷柔遠人,主要用喇嘛教(黃教),而不是他們原來信奉的薩滿教。滿、蒙、藏三族可以一教統之。漢地有佛教,也可相通。只有維、哈等族,因為信仰不同,不適用,但畢竟掌握了宗教上的多數。
  清朝不僅在此接見藩臣,也接見外國使節。如1793年,馬戛爾尼率領的英國使團,就是在避暑山莊萬樹園的黃幄大帳謁見乾隆皇帝。中國古代的“藩”,既是邊疆也是外國,兩者的概念常有混淆。在乾隆皇帝眼里,英國和蒙、藏藩臣也差不多,只不過距離更加遙遠罷了。
  二、甘泉宮中華帝國的王朝史,秦漢是頭,明清是尾。避暑山莊和甘泉宮,正好在一頭一尾。它們都是帝國盛世的輝煌建筑。
  甘泉宮,是漢武帝因秦舊宮而建,大約建于漢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前后。它的興衰,也和國運相伴,武帝最盛,昭、宣弛廢,元帝復作,成、哀則時罷時復。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奏廢武帝諸祠,這里不再是皇帝的駐蹕之所。但東漢時期和魏晉南北朝,舊宮還在,偶爾還使用,隋唐以來才湮滅無聞。現在是一片廢墟。
  去年,去陜西考察,自西安出發,西北行,經三原、涇陽,從谷口入淳化縣境,道如深溝,越往北走,越高越平,最后到達這片遺址。
  過去,讀漢賦,如王褒的《甘泉賦》,揚雄、劉歆的《甘泉宮賦》,我的印象是,這里山川秀麗,宮觀玲瓏;珍禽異獸,出沒其中;繁花茂樹,點綴四周。但一路所見,卻是滿目的黃土,溝溝坎坎,顛顛簸簸(當時正在修路),除了莊稼地還是莊稼地,北面的遠山(甘泉山),也是昏蒙一線。那感覺就像西方探險家初入伊拉克。他們很難想象,眼前這個氣候惡劣,蚊蠅叢生,野獸出沒,強盜橫行,貧瘠而荒涼的土地,就是《圣經》和古典作家筆下那個有如仙境的文明之域。凡是古老文明的故地,都貧窮落后,災難深重,這是令人傷感的地方。
  這是一片開闊的塬區,荒煙衰草之中,有十個綠草叢生、大小不一的土堆,即古代建筑的夯土臺基,聳立其中。其中兩個窩頭狀的土堆,是著名的通天臺。兩臺的前面有個小院,現在是遺址文物保護管理所的工作站,原來是明清武帝廟的獻殿所在。院子的后面,野地里戳著兩件西漢石刻:石熊和石鼓。石熊,面部殘損,但憨態可掬。石鼓,高可齊腰,據說原有魏太和六年艾經、艾程等人的題記,已經看不清,可以看清的是宋政和六年種浩等人的題記。田埂上,隨處可見農民耕地撿出的殘磚斷瓦,拿起看一眼,都是秦漢遺物。此外,一切很平常,就像其他北方農村。歷史的記憶,震撼的美麗,靜靜地埋在這片土地之下,一睡就是兩千多年。沒有人去發掘,把它從沉睡中喚醒。
  空白誘發想象,止不住。我們還是看看古人留下的描寫吧。
  第一,從地圖上看,甘泉宮也是漢胡來往的關節點。它所在的云陽縣,本來是義渠戎(可能與匈奴有某種關系)所居,秦昭襄王母宣太后用美人計刺殺義渠王,才占有該地。秦昭襄王修長城,是秦始皇修長城的先聲。他修的長城是一道斜穿北緯38度線的長城。始皇拒胡,再修長城,把漢胡分界線推到北緯41度線左右,設北地、上郡、云中、九原四郡鎮守之,控制匈奴南下的通道。秦末漢初,中原內亂,匈奴南下,占領蒙恬故塞,曾一度把漢胡分界線推回到秦昭襄王長城,即朝那(今甘肅固原東南)、膚施(今陜西榆林東南)一線。漢武帝再拒戎胡,又把匈奴勢力推回到秦始皇長城,即北緯41度線。甘泉宮是在云陽,今陜西淳化縣的西北。淳化縣又在秦都咸陽和漢都長安的西北。它和咸陽、長安有馳道相連,去長安約三百里(《三輔黃圖》卷二)。這個地點,是從兩大帝都北上黃土高原的入口。秦、漢在此大興土木,修建離宮,是以它為北通胡地的塞門。秦人北拒匈奴,是仰賴兩個浩大工程,一是橫貫東西,修萬里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二是縱貫南北,修高速公路,南起云陽,北至九原,當時叫直道(長約900公里)。直道的起點就在甘泉宮后約4公里的甘泉山上。秦始皇崩于沙丘,他的尸體,就是從井陘、九原,沿秦直道,經云陽,送回咸陽發喪。漢代備胡,也是以它為長安的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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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山莊和甘泉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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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甘泉宮是西漢的六大宮殿之一。其他五宮,長樂、未央、建章、桂、北,全部集中在長安。長安以外的離宮,名氣最大,要數甘泉宮。甘泉宮是因秦舊宮而建,不是一個宮殿,而是一個宮殿群。學者說,它的實際地位是陪都,一點沒錯。這個宮殿群,也是一座大型園林,當時叫“甘泉上林苑”(有“甘林”瓦當出土),或省稱“甘泉苑”。園林是仿長安上林苑(原為秦苑),既是避暑勝地,也是校獵的圍場。苑南有大湖,和長安一樣,也叫“昆明池”。苑中宮觀,是以秦林光宮和漢云陽宮為主要宮殿。此外,還有武帝禱祠神君的壽宮和武帝用事太一的竹宮,以及高光、長定、望仙、七里、增城諸宮,仙人(林光宮內)、石關、封巒、鳷鵲、露寒、益延壽、迎風、儲胥、洪厓、弩陸、彷徨、天梯、瑤臺、走狗、白虎、溫德、相思諸觀。甘泉苑南,今淳化縣城附近,原來還有梨園和棠梨宮。漢武帝到此避暑、校獵,是在每年的五月到八月,和康熙、乾隆于承德避暑、木蘭秋狝情況相似,連時間都幾乎一樣,圍獵也主要是獵鹿。避暑期間,皇帝還在此處理政務(如受郡國上計),接受諸侯王朝覲,特別是處理藩務,宴享外國賓客,派遣使節出塞。如張騫出使西域,就是從這里出發。漢宣帝接受匈奴單于和蠻夷君長朝覲,也在此處。
  第三,甘泉宮是漢代最重要的祭祀中心。西漢時期,官方舉行祭祀活動的場所是叫“祠畤”。祠和畤,混言無別,細分則有差異,祠是泛稱祭祀神鬼的場所,如武帝太祝所領的六祠:亳忌太一祠、亳忌三一祠、冥羊祠、馬行祠、甘泉太一祠和汾陰后土祠。畤,則專指祭祀天地、五帝,即舉行郊祀的場所,如甘泉泰畤和雍五畤。畤可稱祠,如甘泉泰畤也叫甘泉太一祠;汾陰后土祠屬于畤,卻以祠稱,但一般的祠卻從不稱畤。《史記。封禪書》和《漢書。郊祀志》記載的祠畤,都是國家注冊的宗教場所,民祠還不知道有多少。它們有點類似后世的寺廟。但漢代,祭祖的場所多叫廟,如高廟、孝文廟、孝武廟;祭祀神鬼的場所多叫祠,如上面說的那些祠。當然兩者也混用,如漢文帝的渭陽五帝廟,既不稱畤也不稱祠;武帝立汾陰后土祠前,高祖已立后土廟。唐宋以來,也是把后土祠叫后土廟。武帝時期,其文治武功,也是借“廣修廟”,除致力政治統一、學術統一,還強調宗教統一。武帝和武帝以后,王莽廢祠以前,西漢祠畤達700多處,其中最有名,是三大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和雍五畤。甘泉泰畤是祭天中心,地位最高,就是設在甘泉宮。甘泉,秦奪其地前,固有所謂“黃帝明廷”和“匈奴祭天處”,本來就是個古老的祭祀中心。泰畤,有祭天圜丘,上為太一壇(紫壇),周環五帝壇和群神壇,有如后世的天壇(旁邊有紫殿),這是漢族最高的祭祀中心。此外,它還有六座象征武帝懷柔政策的祠廟。三座是胡祠,徑路神祠是祭匈奴的刀劍之神;休屠祠應是匈奴休屠部的神祠;金人祠是祭匈奴供奉的“祭天主”,神像是胡貌胡裝,用銅鑄造,也是虜自休屠。它們都是為胡而設,祭胡之神,既可撫綏遠在北方和住在當地的胡人,又可配合漢人自己的宗教信仰。漢族祭天,太一無象。匈奴祭天,則有金人。兩種信仰,和平共處,并存于甘泉,是一大奇特景觀。三座越祠,是由越巫用一種叫“雞卜”的巫術,在一座小臺上進行祠禳,當時叫“越巫※※祠”。前者是漢武帝北逐匈奴,借匈奴神祇懷柔匈奴。后者是漢武帝南征南越,借南越巫術懷柔南越。它們很像承德的外八廟。這些廟,是當時的天下縮影,有點像現在的世界公園。
  甘泉宮的祭天金人是在佛教傳入前就存在。佛教傳入后,曾被誤解為佛教造像。如敦煌莫高窟323窟北壁的初唐壁畫就是這樣畫,崔浩、張守節也有這種解釋。其實,這種金人是代表匈奴的天神,它與秦始皇銷天下之兵鑄造的十二金人是同一類造像,都叫翁仲,并不是佛像。前者是直接虜自匈奴,后者則是仿制品,原形還是匈奴的神像。這樣的神像被立于甘泉宮中,有如承德普寧寺的大菩薩(高達23米多),有強烈的象征意義(夸張的說法,是一廟可抵百萬兵)。它們既是秦漢武功的象征,也是秦漢懷柔的象征。
  三、余論:中國早期的“五族共和”
  動物兇猛,因為害怕。人類殘忍,源于恐懼。他們害怕敵人,子子孫孫,世代傳遞深仇大恨,早晚一天會復仇。
  說到這個話題,和漢征匈奴有關,和休屠金人有關,有個故事值得提起。這就是休屠王太子金日磾的故事(見《漢書》本傳)。
  金日磾,“金”是紀念漢武帝虜獲休屠金人而賜以漢姓,“日磾”蓋原名之譯音,“翁叔”是漢代常用的名字,則與“翁仲”相配。他以父王不降見殺(初與昆邪王謀降漢,后悔,被昆邪王殺害),而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初入漢宮,只有14歲,因為身材高大,相貌莊重,見后宮佳麗,目不斜視,樣子長得好,馬也養得好,深受武帝喜愛,先拜馬監,后遷駙馬都尉,隨侍武帝左右。武帝對他母親很好,母死,下令為她畫像,掛在甘泉宮中,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必拜,向之涕泣;他的兩個小孩,也是武帝身邊的弄兒,有如寵物。莽何羅刺武帝,日磾救過他的命,夙有忠孝之名。武帝死后,遺命封侯,不受,與霍光共同輔佐漢昭帝,地位極其顯赫,死葬茂陵,謚曰敬侯。我到茂陵參觀,見過他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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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山莊和甘泉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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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這個故事,是因為我很好奇,古人為什么常常用自己過去的敵人或敵人的后代做近侍或養馬?難道他們就不怕孫悟空(官封弼馬溫,就是養馬)大鬧天宮,勾踐(他也為夫差養馬)臥薪嘗膽,一洗會稽之恥嗎?看來,政治家是要有點胸襟和魄力的,就像人能馴服猛獸,豢養役使之。他們懂得,“奴才”比本來意義上的“自己人”要更為可靠。“奴才”是“喪家之犬”,對主人最有依賴性,不像“自己人”,各有地盤和勢力,盤根錯節,反而難以駕御。
  古人有這個膽量,也有這個器量。
  當今世界,是個充滿種族、宗教和意識形態沖突的混亂世界,虔誠有余、寬容不足,以巴沖突是其縮影。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圣地都在耶路撒冷,一地難容三教。他們根本不能想象,甘泉宮是把漢胡之神擱在一塊兒。“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這個靠武力輸出一切的世界,聲音太小。它使我們不能不對歷史上的民族融合進行重新思考。
  世界上的國家形態,一直有兩條路子。一種是部族紛爭,小國林立,長期分而不合,或只有松散的聯合,管理水平低下,難以形成強有力的權力中心。一種是大地域國家,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科層管理非常系統,疆域廣大,人口眾多。前者如雅典,后者如亞述、波斯和中國。由于取徑不同,政教關系也不同,造成兩種“大一統”:一種是有統一宗教,沒有統一國家,宗教管國家;一種是有統一國家,沒有統一宗教,國家管宗教。前者的典型是歐洲各國,后者的典型是中國。
  兩種國家形態,兩種大一統,哪種更好,這里不必談。很多問題,短期里還看不清。我想說的是,中國在國家形態的研究上有什么意義。
  我們都知道,國家的產生是為了制止和控制人類的流血沖突。我們人類比任何動物都更愛自相殘殺,也更會自相殘殺。對這個物種來說,殺人是最高科學。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怎么在同一片天空底下和平共處,這是一個難題,至今還困擾著人類。在數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上,我們能看到的最普遍,最簡單,也最徹底的辦法,就是既消滅其肉體,也消滅其精神(主要就是鏟除對方的信仰),挖對方祖墳,毀對方宗廟,滅對方社稷,斬草除根,不留后患。如亞述帝國和蒙古帝國,馬蹄所到,劍鋒所及,經常是血腥屠城。近代列強瓜分世界,也充滿野蠻殺戮,遺風被于今日。征服者為了獲取其可憐的安全感,他們覺得,殺死對方居民,真是太有必要。即使留下婦孺老弱,也只限于女性,所有男人,必須全部殺光,西周銅器銘文叫“無遺壽幼”。為了防止意外,坑殺降卒,在古代也極為普遍。
  這些都是笨辦法。
  梁惠王問孟子,什么樣的人才能統一天下,古代的聰明人孟子回答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即不是殺人成癮樂此不疲的人才能統一天下。他的話,并不等于說,不殺人者才能統一天下。這樣的“好帝國主義”,從來沒有。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殺人。成吉思汗,康熙、乾隆,更殺。他們都靠殺人取天下,我們不能忘記。忘記這一條,少數民族不答應,周邊的國家也不答應。但光靠殺人不能統一天下,孟子的說法完全對。
  還有一個聰明人,孔子說,“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論語。堯曰》)。“文革”批林批孔,這話批得最多,但是孔子思想中的閃光點。他的意思是說,最好的統治辦法還是籠絡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家的國家亡了,要想辦法把它重建起來;人家的國君死了,要把他血緣最近的遺屬找出來,讓他接續香火,保持該國的祭祀;人家的大臣和賢人躲起來,不敢露面或不肯露面,也要三顧茅廬,把他們請出來做事,共襄盛舉。
  這樣的辦法,很好,但絕不像有些人以為,全是孔孟發明、儒家傳統。實際上,這樣的想法,孔孟之前就有,孔孟以后也沒斷。它們的真正發明者全是鐵碗政治家,發明物也不是道德,而是制度。如武王克商,把商紂斬首示眾,血淋淋,但下馬之始,即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請商朝遺老出來做事。商王的后代,也授土授民,初封于殷,后封于宋。商的與國也各有分封。就連商的軍隊殷八師,也被周人全盤接收(當然,同時要移民設監,編戶齊民,類似后世的“徙豪強”)。特別是周之“百姓”,傳出五帝,各有自己的祭祀系統,春秋戰國以來,散處各地,每個國家都不能一族獨大,必與他族共存,兼并各國,統一天下,就更離不開這條。因此,出現五帝并祭的局面(秦最早,也最突出)。
  五帝并祭,就是中國最早的“五族共和”。
  中國的大一統肇始于秦,但民族矛盾太激烈。制度統一較順利,思想統一(學術統一和宗教統一)不成功。專恃武力和法律,不足以收拾人心。漢代的辦法還是西周的辦法,恩威并重,軟硬兼施。但對外宣傳,還是強調“軟”。如《尚書》和西周金文都有一個詞,叫“柔遠能邇”。對待前朝遺臣,越是地位尊顯,越是手下留情(殺小留大,是我們的傳統)。漢高祖取天下,不但為七國絕無后者尋找后代(包括秦始皇的后代),維持祭祀,還為造反失敗的陳涉置守冢,奉祭血食。漢武帝整齊學術,可以團結當時的精英,但光靠這一條,還不足以收拾人心。收拾人心,還得整齊宗教。他到處修祠立廟,干什么?就是為了整合各地不同的信仰。一國多教,很符合現代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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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山莊和甘泉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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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以后,中國的大一統,內部融合比較成功,但邊患無窮,始終頭疼。“蠻族入侵”,世界各國都抗不住,只有中國,胡漢之爭兩千年,各有勝負。中國的領土,就是借這種你來我往,我化你,你化我,而成就其大。單就領土而言,雙方各有貢獻,但“蠻族”的貢獻更突出。歷代版圖,蒙元最大,滿清次之,民國、唐、漢又次之,遑論其他。元代和清代,統治者都來自塞北,世界歷史上,除近代歐美列強,他們是最大征服者。有清一代,雖受反清復明的革命黨人詆毀,包括章太炎和孫中山,但平心而論,他們能以少融多,把橫跨歐亞大陸的眾多國家和民族納于同一個國號之下,反客為主,確實有其獨到之處。邊疆政策,它是兩種“大一統”并用:漢族是以政統教(延續傳統),邊疆是以教統政(類似歐洲),遠比漢族成功。民元以來,孫中山倡“五族共和”,是繼承清朝。再向上追溯,則是元朝。這點對現代政治很有啟發。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大東亞共榮圈”,也是模仿清朝和元朝,幸好未能如其愿。
  蒙古族,在中國的邊疆地區,除蒙古本部,在青海、西藏、新疆,到處都留下了他們的深刻影響,居民也散居各地,青海、新疆和西藏,到處都有。清朝在統一政策上,最能認同的是元朝。他們的邊疆政策,首先就是整合蒙古各部,蒙平則回定(北疆定則南疆定),青海、西藏也迎刃而解。他們是從蒙古手下接收整個西北邊疆,然后借廣闊的西北邊疆,內控漢地,外紓列強包圍的外部壓力。
  前些年,我到青海訪問,去過青海湖、日月山、瞿曇寺,到處可見“五族共和”的痕跡。如青海湖邊有共和縣,共和縣里有海神廟,雍正平定羅卜藏丹津之叛,在此與蒙、藏、漢、回會盟,改遙祭為近祭,就是五族共祭。廟中有碑,原題“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民國改為“中華民國萬歲”,仍襲其禮。日月山,是唐朝與吐蕃會盟,分疆劃界的地方。如今,山南山北,還是兩幅景色:山南是遍地牦牛,山北是漢式村莊。日月山以北的居民,即使是藏民,也是漢語漢裝。瞿曇寺,是喇嘛廟,也采用漢式。
  北京居庸關,有個云臺,券門內有《陀羅尼經咒》等題刻,是用漢、藏、西夏、梵、維和八思巴六種文字刻成。它說明,蒙元才是“五族共和”的更早源頭。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強調世界市場的形成,本來中國才是老大。其實,世界市場的形成,海路,是歐人開辟;陸路,是蒙元開辟。這才是世界市場的本來面目。
  清朝認同元朝,背后的原因很深刻。
  2004年11月22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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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9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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