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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花間一壺酒》學校不是養雞場
李零《花間一壺酒》學校不是養雞場
李零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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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不是養雞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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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網有感)
  最近上網,看到一些關于中國大學改革前途的討論。論者各抒己見,比我的了解要廣泛和深入,讓我學到不少東西,這里只是補充,道義上的支持。下文所論“領導”(或“老板”)乃為行文方便,作為社會現象之代號,并非特意和哪位過不去,請勿對號入座。
  一、歷史的回顧:校園目睹之怪現狀很多年前,我寫過一篇小文,叫《說“校園政治”》,登在《三聯生活周刊》1996年11期上,不是針對哪一所學校,也不是針對哪一個人,我掂量再三,說過一段話:當年賈誼上《治安策》,開頭有一段話,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現在呆在校園里,我們也有這樣的感受。為國家計,也為知識分子計,我以為目前的高校,有許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應把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否則不利于安定團結,也不利于穩定人心。
  當時的三聯負責人很負責,覺得“弊政”二字太扎眼,讓上峰看到不好辦,竟直接替我動手術,改為“問題”二字,但后面的“革除”卻原封不動,刊出的結果是,“我以為目前的高校,有許多問題亟待革除”。當然,這也就成了給我添堵的語病。
  當時,我批評的“弊政”有三條,一是“工程熱”(我叫“知識分子修長城”),二是“人越窮越分三六九等”,三是廣大教師(不包括頭上戴著很多帽子的人),他們的待遇太低。此外,我還諷刺過學校里的“托孤寄后”、“祖孫相繼”,咱們中國統治術特別擅長的“二桃殺三士”(漢代畫像石的流行主題之一),以及當代的《儒林外史》——知識分子在這種境遇下的人格扭曲。雜志摘了我的一段話。印在題目下面。我說,“搞‘大兵團會戰’不但造成金錢浪費,也造成人才浪費”,“與其這樣花錢打水飄,這樣給少數人‘錦上添花’,還不如‘雪中送炭’,給大家解決點實際問題,就權當是希望工程吧”。因為在我看來,生活保障,安定團結,寬松自由的學術環境,這才是我們最需要的東西。
  回想起來,話是一點都沒錯,但也一點都沒用。我猜,那時《生活》剛辦,遠不如現在這么火,讀過我文章的人肯定不多。
  現在的事情,再往前追溯,我還記得80年代末的知識分子哭窮。我記得我們的一位校長(已故)跟國家領導(已去職)吵架,問他“自謀生路”是什么意思(那時,國家還顧不上學校,基本上是像對農村和個體戶那樣),領導扔下四個字,叫“大勢所趨”,讓他自己掂量。那時,正是“電子一條街”走火中關村,舉國皆言經商,世人爭說下海,掀起陣陣狂潮的時候(現在那里蓋了很多高樓,而且出了很多“知本家”)。很多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學者類的不識時務者,難免失落,竟然撫今追昔,推中國之情,想世界之理,見賢而思齊,窮且益酸,非跟外國教授攀高低,以為他們是坐在社會的寶塔之上,說什么國運不昌,全在不能重用知識分子,特別是懂科學技術,代表第一生產力的知識分子,讓聰明人來管理國家——像人家外國那樣。然而,我認識的歐美學者,他們說,由專業知識分子特別是用他們的專業思想來治理國家,是很危險的事情,全世界的政治家是另外一種行當。所以,我以“太史公去勢”為喻,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講什么叫“大勢已去”,什么叫“大勢所趨”。我的結論是,知識分子早就被“割球騸蛋”,全世界都如此(見拙文《太史公去勢》,收入我的《放虎歸山》)。當時我太壁上觀,總以為校園里的蠢蠢欲動,社會上的蠢蠢欲動,主要是基本形勢看不清。國家對農村是黃老政策,聽其自生自滅,城里不是。城里的改革是干什么?是砸碎鐵飯碗,不吃大鍋飯。改革的矛頭所向,那不是明擺著的嗎?首先就是咱們這些吃國家飯(過去叫“吃供應”)的人。第一是國營企業的工人,第二是政府部門的辦事人員,第三就是知識分子。所以,正是這些人,他們抵觸最大。他們對改革之名,是企足引領以盼之;對改革之實,是牢騷滿腹以罵之。當時叫“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罵完之后,還把問題歸咎于改革的遲緩和不夠徹底。那時大家都很幼稚,誰都不去思考,誰也不愿思考,改革的代價是什么,改革的風險在哪里,改革的利益怎么分配,獲益者要不要受節制,受害者要不要被保護,他們還以為,這都是改革以外的事,和改革作對的事(現在的任何工程上馬,都得有成本計算和風險評估,不能認為是工程以外的事)。就像農民怨農產品價格太低,城里人卻嫌賣得太貴,誰急了都會說,這是改革不夠徹底,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是那個時期的特點。
  距上面兩篇文章的發表已經十多年了,有人以為,國家有余錢,可以朝學校投一點,很多聰明人,特別是技術專家類的聰明人真的出來替我們管理學校,大家的工資長了一點,彼此的差距大了一點(現在這是不帶負面含義的詞),少數身居要職,官員兼教授,教授兼官員,政治為金錢掛帥,金錢也為政治掛帥的人,通過改組兼并,建設基地(人人爭當基地分子),承包課題,腐敗了一點,學校更趨時趨勢,跟社會潮流(包括全球化的不正之風)更貼近靠拢了一點,就是改革的最大成績。然而,我說的“弊政”,結構性的“弊政”,其實一點也沒改,非但不改,還變本加厲。他們覺得,既然蚯蚓、蝎子、黃鼠狼都公司化了,怎么改革的春風就吹不進去,還留下這塊死角干什么,學校不是福利院,還是老板說了算,裁人下崗,乃是勢在必行。所以也就難怪,現在被革除的不是學校中的“弊政”,反而是我提出的“問題”。有錢燒著,下一步干什么,就剩磨刀霍霍向牛羊。這是大家等了十來年,才水落石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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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不是養雞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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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老板的道理:大人有錢你有命回顧以往的歷史,校園中的事情并不復雜,它并不是哪一位領導的心血來潮,或其上級部門的不知下情,而是整個改革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我們這個曾經是“化外之地”的改革死角,和社會潮流相比,該有的都會有,沒有的也會有,頂多也就是慢了幾拍。比如,企業兼并,學校也兼并;企業搞工程招標,學校也搞課題承包;企業想把產品打到海外,學校也要躋身世界一流。所有的道理,大體相同。但問題是,我們的領導,他們覺得,學校的改革還不夠徹底,改革的措施還沒有配套,什么都端上來了,酒還沒上。酒徒(山東說法,叫“歷史醉人”)的說法,是不行不行,咱們今天可得動真格的。我琢磨,領導的心思,他們從國家拿錢,主要是對錢負責(口頭禪是“要對得起這××個億”),而不是對人負責,越是大筆花錢,才越是需要裁人,這是符合其經濟理念的做法。所以,今天對大家來說,真正有切膚之痛的敏感問題,不是別的,正是下崗。下崗在全國早就理所當然,倒不足為奇,奇怪的是它的理由太堂皇(而不是像一般老板解釋,公司虧本,難以為繼,對不起了)。據說,這一切全是為了學校的利益,國家的利益,目標明確,決心很大,一定要在幾年之內,趕上和超過世界上的“一流大學”(即他們穿梭其間,流連忘返,口水滴答、艷羨不已的某某某某大學,恕不具引)。這些專管出國考察找錢斂錢統計數字收租子越來越像老板的領導,他們的大政方針,就是全面推行企業化和集團化,鼓勵千軍萬馬修長城,通過結構改組,把餅越攤越大(中國現在的很多人都是靠這種辦法升官)。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優化原則也好,末位淘汰也好,基礎是三優三劣,誰主沉浮,那是明明白白。理工和文科,是理工說了算;海龜和土鱉,是海龜說了算;學校領導和廣大師生,是學校領導說了算。現在的學校領導,很多就是這一理念的完美組合。如果我們順著他們的邏輯想,老的賣其老,小的夸其小,青黃不接的自認倒霉,只要被裁不是我,幸甚,很多情況就會像黑心工廠一樣。其實,這些老板的心思很清楚,就是憑你說千道萬,我是非裁不可,不裁你就裁他,數字算好(就像打右派一樣,是有指標的),擱在面前,而且講法律時效,一旦規定出臺,快刀斬亂麻,就像足球場上,判錯了也不能改,該誰倒霉誰倒霉。他們裁誰,心里有本小九九,老卓越和小新銳,不能裁;伺候左右的小公公,也不能裁;柿子專找軟的捏(就像工廠里的老弱病殘)。這叫“成本計算”。目的是給外國的教授,或中國教授的外國朋友騰地方。魯迅先生有詩曰:“大人有刀你有命,要命就是反革命。”現在的大人,“刀”字換成“錢”字,還是一樣威風——“改革”,你總不能反對吧,這是很大的借口。我承認,我們的老板,他們的想法確實是代表潮流,但潮流并不是無可置疑,特別是其明顯的“弊政”。因為歷史上的怪事,如我的短暫經歷所見,幾乎都是潮流,而且往往是少數裹挾多數,讓他們自動效死,死了都不明白是為什么死。遠的不說,前有五八年的大躍進,后有十年文革,就是鋪天蓋地,誰也擋不住。“革命”也好,“人民”也好,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我不希望,“改革”也是這樣的棍子。我還記得當年的超英趕美,各種招貼畫,還歷歷在目。改革的沖動是窮。飽漢子不知道窮漢子饑,窮漢子也不知道飽漢子飽。當時的我們,是窮急眼了,光沖人家的鋼鐵和小麥去了,故爾勞民傷財之后,照樣是位居下流。退回原地也不錯,就像漁夫的太太,還是守著她的破木盆。然而倒霉的是,多少人白白死了,這個犧牲不值得。現在到處都是老板說了算,但老板的道理不能講得太過分。對當前的中國來說,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有節制他們的東西,而且是有透明度和法制化的東西。過去,中國戲劇有個俗套,貪官上面有清官,清官上面有皇帝,冤枉再大,總有安慰。現在有個電視劇,叫《絕對控制》,還是講這個最后安慰。可是事情如果真像劇中所演,黑老大已經撒下天羅地網,市里局里(公安局里)都有人(當然只能是副手了),如果沒有“絕對控制”,我們又該怎么辦?答案是:在自負天命(改革的天命)系于一身卻置民情輿論于不顧的人面前,我們只有感受屈辱。
  前不久,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請我演講。演講前,我說過幾句題外話。我說,我對學校還是老看法,非常簡單。我理解,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做學問的地方,千變萬化,說破天,它也不是養雞場。現代建筑朝養雞場發展,我們無可奈何;辦公室朝養雞場發展,我們也無可奈何;但一流大學辦成養雞場,我是堅決反對。過去,吃雞是奢侈,要起早摸黑到西單排長龍,那是因為貨源奇缺。現在有了養雞場,從無到有,從少變多,當然是好事。但多了以后,大家才會懷念土雞。誰都說土雞好吃,這是吃雞人講的道理。對他們來說,一流的雞,肯定不是養雞場的雞。但養雞場的道理不是這樣,它要的不是口感,而是效率。因為你養一年的土雞,下一年的土蛋,也頂不上它一天的產量。它的老板說,我的可行性,我的優越性,那是被事實證明了的。第一它已全面占領市場,我的雞蛋一上市,其他雞蛋,全給我滾蛋;第二,你說土雞好,現在要吃,得多付錢,邊緣化的結果,是抬高了土雞的身價(將來的人文關懷,下場必然如此),這是慈善之舉,挽救土雞,你得感謝我。這就是老板的邏輯,句句都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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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不是養雞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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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想,如果我們的老板,他們真的一意孤行,非把大學當養雞場來辦,以為只要手上有定人去留的生殺之權,囊中有驅鬼推磨的足夠資金,只要精挑細選,把剩下的人,張課題大網,一個不拉,全都收編在內;只要用“二桃殺三士”的競爭機制(人跟人斗,其樂無窮;校跟校斗,其樂無窮),讓所有雇員互相激勵(掐吧),再輔以量化管理的學術泰勒制(為便于管理,便于監督,也便于匯報,學校何不制造一種“人才卡”,把各種報表,連格式帶記錄,還有工資獎金,全都輸入其中,每次只要輸幾個數字就行,省得我們成天填表,也累壞了學校的辦事人員),隨時觀察母雞下蛋。這樣,我們就會有所謂“一流大學”。
  笑話。
  三、問題何在:發展不是沒頭蒼蠅目前各大學的弊政,早就是有目共睹,很多問題沒暴光,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上峰是按“成績”發錢,這是關鍵所在。大家不能不靠“成績”吃飯。比如,申報博士點,申報基地,申報項目,申報優秀博士論文,以及各種名目繁多的獎項,全都是所謂“成績”。各個學校,所有教員,都是圍著這些“成績”團團轉,整天評這評那,花樣多得不得了。誰都知道這是上下欺哄,虛假成風,但誰都樂此不疲,趨之若鶩,即便有一二潔身自好者,也是想躲都躲不了。學校早就不是凈土,哪有桃源可避秦。當今的風氣,虛糜國帑,浪費人才,糟蹋品牌與傳統,誰都不心疼。“文革”的說法是,“與其他篡黨,不如我篡黨”。現在的說法是,錢不能全叫王八蛋(別的同行,別的院系,別的學校)花了。中國有句老話,叫“識時務者為俊杰”,翻成今語,就是只有懂得可行性者,方為當今的杰出人物。抗戰時期叫“曲線救國”,時下講法叫“求生存”(各級領導最愛說這句話)。這和“文革”時期大家使用的邏輯簡直一模一樣。我聽過很多人抱怨,包括某位副校長的抱怨,包括一些名氣很大的學者抱怨,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沒有膽量說。或者找點客觀原因吧,是問題山積,憑個人的力量搬不動。況且,我們都深陷其中,誰也不干凈,這和“文革”的困境也一樣。
  現在的學校,同從前相比,有很大改觀,但主要都是外裝修,樣子貨(上面的檢查,專看這些)。我們面臨的問題不但是資源浪費,而且是誰浪費,誰致富,致富方為先進。不是壞人不出頭,不是好人不發愁。從前,大家哭窮,想錢都想瘋了,但可悲的是,現在我們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土地。人和人的寶貴時間,全都用來堵錢眼(像黃繼光那么英勇)。錢越給越多,活也越干越大(現在的學術都是訂制的學術,就像過生日的蛋糕一樣)。為錢寫書,為錢開會,為錢制造虛假學術,最后犧牲的是大家的學術生命。四海無閑田,農夫都忙死,所失并不讓于所得。
  有些問題太大,這里不去說它。講點笑話吧,都是真事。
  故事A:某地方大學貼出招賢榜,曰誠聘國際一流教授,有若干種,其中第一種,月薪高達××萬美元。你別光看價碼,后面的條件是已獲諾貝爾獎。
  故事B:某甲到某經濟管理學院如廁,見學術報告海報,題目是:我怎樣從年初只有××元到年底賺了××××××元,報告人是一暴發戶,這是該校的帶頭院系。
  故事C:某新建教師小區,廚房廁所強迫統一裝修,普遍收費過高,而且有嚴重的質量問題,許多樓層水管、暖氣爆裂,發生水淹七軍,新樓頂層露雨(很多),兩年來屢次報修無人理,廣大教員義憤填膺,但無處申訴。原因是,第一,這是×××工程,所以沒轍;第二,該校是敏感單位,上級有通知,任何媒體不得報道,任何法院不得受理(我們還是一個法制國家嗎)。
  故事D:現在的學術工程,報價驚人,膨脹太快,已經不是幾十、幾百、幾千萬,而是動輒多少億,有些毫無價值,有些價值很小。中國三峽文物的搶救發掘,動員全國的考古力量,費時十年,開方無數,只有兩億,更不用說還有多少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它們都在等錢用。這件事讓我很受教育。過去有位學者,我很尊敬的學者,他痛斥現在的理工原則一刀切,說掌校者摧殘文科,是何心肝,我曾深表同情。但現在我后悔。因為像××工程或××工程,如果叫人文關懷,我看不如不關懷。這么多的錢,干什么不好,非把一大堆現成的書拿來重印,或只是為了歌功頌德、營造氣氛。有位著名考古學家對我說,這也太集體無恥了吧。
  故事E:有自稱中國國家圖書館的人,受文化部之命,一撥一撥打電話,說他們從高校選了一百個名人,其中也有我,要我向西北人民捐書。我說,西北人民要脫貧,讀我的書有什么用。他們說,我們的意思,不是要您直接寄書給他們,您只需要簽個字,把版權交給我們就行了。他們到各高校拉人簽字,很多人想,既然這是向西北人民獻愛心,誰都羞于談錢字。我是堅決不簽。我說,真要支援大西北,把學校里的那些無用工程砍一半,錢就有了。
  我說這些,沒有別的目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荒唐,乃是層出不窮,絕不是一星半點,個別的偶然事件。它們和裁人正是出于同一背景(基本問題,還是我在《生活》上的文章所說)。這樣的事再遮遮掩掩,它將禍及全國(像Sars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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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不是養雞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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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回來,我想講一句話,現在高校中的事情絕不只是高校本身的問題,許多前提就值得懷疑。比如,我們的老板,什么都拿外國說事,什么都拿改革說事,這正是最最值得討論的地方。如果我們真的想把學校搞好,真的想把國家搞好,就要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一切從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其實這話,過去的理解太籠統,我說的人民,是要落實到人,因為沒有人,哪來的人民呢)。我有幾條建議:第一,學校改革,首先應該改革的就是學校領導本身,包括他們的辦事機構,包括他們的辦事方法。不說人話專說鬼話,不說真話專說假話的人,應該下臺。
  第二,學校的領導應深入實際,一切從學校的教學實際和科研實際出發,不是教學研究為金錢(或上級部門)服務,而是金錢(或上級部門)為教學研究服務,不是大家為學校的政績服務,而是學校為大家的工作服務,整個關系應顛倒過來。
  第三,現在中國的很多做法,好的壞的,確實都是從外國進口。但我們不能認為外國的東西一切都好(現在出去的人很多,沒有必要神秘化),總得有點進口檢疫,不能把瘋牛病和口蹄疫也給咱們招進來。外國的東西也不是鐵板一塊,有好也有壞。我們不應一切照搬外國,特別是經變態心理放大,連外國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國,或只聽他們的老板(我們老板打交道的人主要就是這些人)介紹,把完全迫于商業壓力,連外國教授也深惡痛絕,嗤之以鼻,然而又無可奈何的事當我們的樣板。
  第四,學校是廣大師生的學校,不是少數人的私產,它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應聽取廣大師生的意見,特別是像裁人這樣敏感的問題。任何方案的出臺都要有民主程序和合法性。特別是現在,我們的學校還不是私立大學,校方動手裁人,要有法律依據。
  第五,改革不能目中無人,人不是數字,不是金錢定購的物品,不能輕言犧牲,哪怕是為了長遠利益(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且絕對沒有第二次)。我們不能說,為了國際就該犧牲中國,為了理科就該犧牲文科,為了效率就該犧牲安全,為了鍋里就該犧牲碗里(更何況,有人是拿大家的鍋當他們家的碗),為了沒柴燒,就連門坎都給剁了。
  第六,改革要有具體內容,不是為了機構而機構,為了數字而數字,什么成績都有,就是沒有學問,光點鈔票了。
  另外,我想說一句,人才流動,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從原則上講,現在很多教授借口學科建設,借口事業傳承,借口部門利益(專業、院系和學校的利益),精心培養子弟兵,確實有打散的必要,他們哭鬧的人材流失問題確實不能一味姑息(這是我和很多先生不太一樣的看法)。但這件事做起來很難,我吃不準。外國的辦法也是各有利弊,英國制度有英國制度的好處,位子少,不利晉升,但花在鉆營上的心思也比較少,這對學問有好處。美國制度是足球轉會制,商機無限,發展機會比較多,但它也有它的弊病,每年的search和教授上市,里面有太多的哄抬身價,當學者的,到處演講,到處面試,牽扯精力太多(教授沒有經紀人),對學問有破壞。
  至于用外語上課的設想,那簡直是胡說八道。老鄉的說法,這是脫了褲子放屁,多費一道手續。它反映了我們上上下下的很多心態問題。我認識的西方學者,他們到別國講課,一般都是用該國語言,這是對對方的尊重,對方本身也自尊。比如,我的一個朋友,他是德國人,在美國教書是用英語,在法國教書是用法語,在日本教書是用日語,到中國演講也是用漢語。這才是順理成章的做法。中國學者到歐美講學,彼此交流用英語,那是不得已(比如他們不會講漢語,我們不懂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不會對方語言,仍用自己的語言,也是不得已。大國不學外語,小國才學外語,這是一般規律。比如,美國人就不像歐洲人愛說外語,會說外語。歐洲的國家都是小國,一抬腳就上了別的國家,不說外語沒辦法。現在這個世界,誰丟下母語不講,張口就是外語?都是前殖民地國家。他們的問題是,自己的語言丟了,不用前宗主國的語言就沒法講話,這是很可悲的事情。香港人說英語也有類似問題,他們講生活上的事還可以用廣東話,官話被英語占領,這也是殖民的結果。還有,中國自己也是這樣,不說多種語言的代表是北京人,少數民族的話他不懂,方言也不說。外地人不是這樣,少數民族不是這樣。比如達斡爾人,過去都是四語(達斡爾語、漢語、蒙語和滿語)并說,那是沒有辦法。我們不要以為,會說外語就是地位高。比如外交場合,情況就相反。我們用中國話講課,那是天經地義。外語是交流語言,不是工作語言,特別是文科,更不應該提倡外語授課(世界大國都不如此)。
  總之,我想說的是,在當今的社會變革中,改革的道理不止一種,不是只有老板的道理才是改革的道理。我們應該看到,西方社會的所有進步,并不只是生產力的進步,他們可以稱為文明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非主流社會反抗和斗爭的結果(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結果)。他們有各種工會組織、左翼團體,有社會制衡,有社會保障,其實是發展的“車閘”(雖然這個車閘也不太靈)。我們把西方文明中這些最先進的部分抽掉,把我們過去還明白的道理拋棄,那只能是向歷史上最野蠻落后的資本主義看齊,只能是向當今西方正在重新抬頭而且甚囂塵上的惡勢力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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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不是養雞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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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想說的是,當今世界上的有識之士,所有有社會道德和起碼良心的人,誰都承認,發展是個很大的潮流,誰都難以抗拒和躲避。但他們不會因此而同意,發展的利益可以高于一切。我們賴以生存的一切,我們的生命安全,我們的生態環境,我們的歷史文化,它們沒有一樣是低于它的價值,沒有一樣是可以為之犧牲(老子講的“天”、“地”、“人”、“道”和“自然”,哪樣都比它更大)。反對戰爭,反對污染,搶救和保護自然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一切被侮辱與被損害,遭受歧視和排斥的弱勢群體,這是當今最大的道義所在。
  中國的法家有一句名言,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商君書。更法》引當時成語),這與他們對人性的洞察直接有關,應該說是很坦誠也很聰明的想法。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解,《孫子兵法》乃有“愚兵投險”的御兵之術。他說,一個真正高明的將軍,他的高明之處就在“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不告訴他們作戰意圖,不告訴他們行軍路線,好像登高而去梯,“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這是現在還被許多“改革家”祭為法寶的東西。但在一個有高度民意監督的社會里,在一個事情涉及廣泛公共利益的領域里(學校在目前還是國家財產),這樣的管理模式,是絕對不允許。
  一個只要速度而沒有車閘的汽車,是非常危險的。他摔死的不止是駕駛員,也包括所有乘客。
  2003年6月21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附記」
  此文原來的正標題是“讀網有感”,副標題才是“學校不是養雞場”,目的是想減少刺激性。但網上轉載多把二者顛倒過來。人們提起這篇文章,都是使用副標題,說起正標題,反而沒人知道。這里從眾,干脆把二者顛倒過來,正好與前文配成一對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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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9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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