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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花間一壺酒》知恥近乎勇
李零《花間一壺酒》知恥近乎勇
李零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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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恥近乎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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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讀書》雜志召開的關于北京大學人事改革座談會(2003年7月15日)準備的發言目前,關于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大家的討論可謂熱火朝天。很多技術細節我不懂,最好是由專家,特別是社會學家,還有新聞媒體,做些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把各種意見搜集一下,各種問題分析一下。最近,我在《讀網有感》(《書城》2003年7期,37-41頁)一文中發表過一點感想,純粹是從普通教員的切身感受,講點我個人的真實想法。講就直奔主題,抓關鍵的事情來談。現在網上有很多版本,正題換了副題,不知怎么鬧的,全都變成“學校不是養雞場”。其實這只是個比喻。前兩年,我寫過一篇批評出版界出大書套書成風的文章,題目是“書不是白菜”,道理是說“書不是白菜,不一定要成堆論捆地賣”,和這篇小文是配套概念(《萬象》第二卷:第5期〈2000年〉,151-154頁)。我的靈感是來自一個美國的卡通片,叫《小雞快跑》(ChickenRun),即2000年全球最賣座的卡通片。影片當中有個Tweed太太,其實是“貪心”(Greedy)太太,她把養雞場弄成集中營,導致小雞暴動,集體大逃亡。它跟美國快餐業開了個玩笑。大家都知道,現代化的養雞場,它們很講究飼養的科學化和成本核算,何時喂食才能提高產蛋律,雞籠縮小到什么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利用資源,所有一切都是精打細算。這種流水線生產的雞和雞蛋,一切都是為了效率。雞又沒有雞權,虐待當然少不了。如停水停食剪嘴巴,都是增產措施。此片本來是個寓言式的東西,但上座率極高,一下點到了商業的穴位。它給美國快餐業招來很大麻煩,很多人都拒絕吃黑心肉雞黑心蛋。漢堡王竟喊出“救救小雞”的口號,麥當勞也向供應場商提出“善待”母雞的要求。影片當然是比喻,但道理非常深刻。教育的養雞場化,教育的麥當勞化,即把中國大學辦成“世界一流大學”或“美國一流大學”的原料加工場(留學預科)、連鎖分店或美國博士就業墊底的地方(像張恨水筆下的“五子登科”,讓各種接收大員直接來接收中國),形成一條龍服務的惡性循環,確實是個大問題。
  現在的討論,有兩個問題,在很多人看來是最不容討論,一是“改革即正確”,二是“外國即先進”。其實,這兩個問題才最值得討論。我認為,中國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外國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這是應該說說清楚,也可以說說清楚的(上海人喜歡這么說)。
  我先說第一個問題,即高校要不要改革,我說要改。但問題是誰改,改誰,改什么,怎么改,事情要講個明白,不能糊里糊涂地改。比如殺貧濟富,頭疼醫腳,這么個改法,我就不太贊同。改和改,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你不能光把“改革”二字塞給我,就叫我五體投地,忠心擁護。過去,服務態度差的那陣兒,我去商店買奶粉,我說,同志,請你把這樣那樣拿給我,讓我比較一下。他說,嘿,你買不買,不買走人,奶粉是吃的不是看的。這種一上來就讓你別無選擇的態度就不太好。過去,我們的說話習慣,是開口先講,我代表什么什么,前提多大多大。我代表黨中央,代表幾千萬黨員,代表多少億人民。你一上來先得掂量一下,哦,他可是上有領導,下有群眾,代表現在,代表未來,該代表的他都代表了,當然只能喊“就是好”,“就是好”,所有人都會這么說。現在輪到改革,也是這么一件事。有些人說的改革,那只是個前提,內容怎么樣,你就別管了。
  現在,學校里的事情,真可以說是問題山積,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多少年前,我在咱們的《生活》雜志上就說過,學校里有很多弊政。弊政這么多,當然要改革。問題是應該從哪兒改起。是不是腦科手術太復雜,就給腳丫子動手術。反正腳丫子剁了也不要命。改革的困境是,它的對象是計劃體制,它的主體也是計劃體制,導火索改炸藥包,風險太大。比如職稱晉升,最初是論資排輩,發豬肉票,這是計劃體制;然后是托孤寄后,破格提拔,也是計劃體制;最后輪到一幫底層教員,他們中的很多人,老的老的光沒沾上,小的小的寵沒輪到,眼看就排到跟前兒了,你突然宣布,計劃體制是萬惡之源,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機會瓜分完畢,請你給我走人。要裁專裁下蛋的雞。這是什么道理。你把計劃體制風光占盡,然后又說在這個前提下,咱們改玩競爭機制。但就算是競爭,你也得讓人家真的自由競爭。就算莊家不進競爭機制,在同一個賭場中,總不應該有不同的規則。老的小的,海龜土鱉,總該放在一桿秤上稱,怎么就該讓土鱉給海龜騰地方呢?再比如,現在的評崗,一切都是跟課題制掛鉤,所謂引進競爭機制,其實是在一種預先設定,極不合理的結構之下(評價機制的頭一條,不見字面的頭一條,其實是有沒有“大樹”,內涵可深了去)。前提擺在那里,人為刀爼,我為魚肉,砸碎鐵飯碗,是砸碎你的鐵飯碗。他們自己是什么也不改,改也是改那把刀,改那個案子。現在講改革,都說要提積極建議,這樣的建議,我有一條,就是咱們不要放著眼前說天邊,扯到多少多少年以后,像誰像誰一樣。首先,現在當學校領導的,參加管理層的,應當一心一意把管理工作做好(我不贊同讓一流的教學科研人材搞管理),不應腳踩兩只船,既當官,又當教授,而且是直截了當的當,天降博導和一級二級教授于斯人。他們的分流,不但有利管理,也有利教學與科研,還可淡化部門利益(這也是積弊之一)。這是首先就該理順的關系。即使理不順,改不動。我也不主張像騎摩托車飛躍黃河那樣(咬緊牙關,一踩油門就過去了,但也很可能掉在河里面),還是不妨從長計議緩圖之。比如,照我看,上面少管一點學校,學校少管一點系里,系里少管一點個人,退而求其次,松綁總比捆著強。真正的學者,死心塌地作學問的人,越沒人管,才越出成績(不拿國家的錢,照樣干活行不行)。現在的改革家,每以商鞅自許,以見其悲壯。但我只知道,商鞅的改革,吳起的改革,首先都是拿貴族開刀,“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斗之士”。譚嗣同的絕命辭,“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他的話很悲壯,那也是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之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有之,請自嗣同始”。“改革就會有犧牲”,“犧牲”之義,本來是這個意思。別的我就不多說了。改革的關鍵在哪里,情況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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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恥近乎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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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的事情,現在有很多變態心理,而且是普遍的變態心理。比如,大家開口講話,舌頭老是不利索,就像某地產開發公司,它要在潮白河邊賣房子。潮白河就潮白河吧,它非要說是有“東方萊茵河之美譽”的潮白河。北大、清華,本來都是響當當的名字,前面非得加上某年某月,終于達到“世界一流”的定語,何苦來哉。說到國外的情況,我們應該看到的是,什么是西方一流大學的光榮所在?是他們近年來受商業化包圍日益趨進社會潮流的職高化傾向(如商學院、法學院和計算機專業的勃興),還是他們紹繼悠久文化傳統和科學精神的深厚積淀。這是牽涉甚廣,從內在精神到外部形象,都很實質的問題。比如,就拿校園改造來說吧,很多人都很羨慕我們的校園,當年吸引我的,讓我一見傾心的東西,也是這個漂亮的園子。現在,很多奔一流的改革家都很熱衷外部形象,但就是這個問題,我的理解也不太一樣。我看,校園景觀,也不見得“新”就是好。過去我們村的老鄉還以為,有人肯拿一輛拖拉機換他們的北齊石佛造像,他們可就賺了。我的經驗,歐洲也好,美國也好,越是僻處小鎮,無名大學,越是由一堆閃閃發光的玻璃樓而組成。相反,最著名的大學,劍橋、牛津、哈佛,還有索邦的那些大學,大部分都是古老滄桑像座廟,讓咱們看上去,十分破舊昏暗。我說這些話,沒有別的意思,就是咱們用不著妄自菲薄,技不如人也氣不如人。他們有他們的長處,我們有我們的長處,長處和短處要具體分析,不要動不動,就說我們什么都不行。像80年代啟蒙史學下的小兒科,急了就會怨天尤人罵祖宗,說中國人什么都不行,一開始就不行,人家吃肉,我們吃糧食(其實要說吃肉,也輪不上歐洲,真正成天吃肉,還是人家愛斯基摩人和蒙古人)。這種自卑,有時真是自卑到根子上去了。國,我還是出過一點的。我知道的外國,和好多人印象中的外國就不一樣。十幾年前我在美國,留學生鬧綠卡那陣兒,有人說,中國的精英都在美國,留在國內的都是人渣。我就想回來當“人渣”。我就不明白,大家干嗎那么喜歡糟蹋自己,人不賤之而自賤。特別是有些留學生(當然不是所有,但也不是一個兩個),他見人家罵中國還回嘴罵之,只要一有中國人開口,他就又來罵中國人,還一口一個你們中國人全是民族主義作祟。最近,有位香港教授說,什么時候中國大陸的教授讓外國評,就出息了,可以進一流了。其實,我就參加過不少這類評審,包括評教授和評著作。這本來是平常之事。其他中國教授,我知道,有不少人也都參加過這類工作。評審應該是相互的,用不著這么神秘兮兮。我的態度很簡單,其實還是孫中山先生強調的那種精神,即“聯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我們不要隨便說我們行人家不行,也不要隨便說人家行我們不行。此丈夫兮彼丈夫,總都是人吧。現在,中國的學問,不是只有中國人做,這是不爭的事實。西方同行的研究,近百年的研究,一直是我們的“第三只眼”,而且對中國之褊狹固陋,還是最好的解毒劑,但我一直認為,而且是頑固地認為,他們的研究(其實人少得可憐),我們的研究(學者良莠不齊,但兵多將廣,雖百里挑一,也相當可觀),其實并不是同一門學問。研究中國,即使今天,要談國際學術,那也是“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即他們的學問,我們的學問,還有某些往來于彼此,具有雙重身份的學者,他們的紹介溝通(可惜,現在的很多“二師傅”已經不如他們的前輩,不像馮承鈞他們那樣,還能起這樣的作用),三者加起來,才有這個國際學術。這是說我們這行的學問。其他學問,當然不一樣。有些學問,原來是人家的學問,窮追猛趕,差距還是相當大,自卑感不免油然而生,這我可以理解。但重要的是,你別自卑完了又自大,非要國外末流當國內一流,叫別的學科都摧眉折腰,低聲下氣,承認你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非得按你的模式來改造整個學校,改造全國教育。這就過了。當年,中國的大學,前清舉子、外國留學生,各種來源的人都有,所以蔡元培才要講兼容并包。中國近代的學術大師,很多也是不中不西,亦新亦舊。這才是我們的光榮傳統。
  當然,改革是大家的事。我說過,現在的事情,我們都有責任,不能像文革完了,什么事都往四人幫頭上一推,“大家都是好東西”。問題是社會問題,當然不必指責個人,但也不能什么事都把自己摘出去。就算無能為力,知恥近乎勇,總可以做到吧。
  這是我的態度。
  2003年7月15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8月6日改定。
  「附記」
  此文原來的題目是《前提最需要討論》,太嚴肅也太模糊,現在用文章結尾的話換了一下,叫《知恥近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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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9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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