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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少年中國說》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
主筆◎李菁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00年,是舊世紀的終結、新世紀的開始。天朝即倒,卻掙扎著最后歲月,破敗不堪的殘局下,也孕育著新的希望。仿佛應照著這幅歷史畫面,《少年中國說》以慷慨昂揚的姿態,宣告著與“老大帝國”的決裂,呼喚著“少年中國”的興起。

        噴薄而出的“少年中國”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臺,然后發布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9月28日,譚嗣同、康廣仁等6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殺害,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外,全部都被廢止。從6月11日至9月21日,進行了103天的變法維新宣告失敗。

  9月22日,苦勸譚嗣同逃離無果的梁啟超,在日本使館安排下,化裝逃往天津,幾天后登上日本軍艦,開始逃亡之旅。

  “到了日本以后,父親開始苦學日語,半年后,他就可以比較順利地閱讀。”85歲的梁思禮是梁啟超的幼子,也是梁啟超9位子女中唯一在世的一位。他在接受采訪中告訴本刊記者,日本引進的大量西方的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社會學等書籍,讓梁啟超大開眼界。梁啟超在一年后回顧這段歲月時感慨:“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

  戊戌變法的本意,也是效仿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政權內部進行一場自上而下的改良,但進行百余天就被清朝的保守派扼殺,而彼時的日本,卻已進入明治維新的30年,整個國家煥發著勃勃生機。在西方政治學說的參照下,梁啟超于是對保守、陳腐的清王朝產生了種種反思。

  1900年2月10日,梁啟超在《清議報》第35冊上發表《少年中國說》,以激情澎湃的語言,呼喚著一個氣象一新的“少年中國”的誕生。

  梁啟超用人的老少比喻國之老少,在文章開篇即設置了一對決然對立的“老少”:“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在中國傳統社會里,講究老少階層,強調尊老敬老、長幼有序,在老年人面前,少年是后輩,扮演的是傳承者的角色。而《少年中國說》則打破了這一重意義,梁啟超勇敢地塑造出‘少年’形象,提出了對代表舊勢力的‘老年’的挑戰和抗爭。”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梅家玲教授在接受采訪中告訴本刊記者。

  梅家玲說,雖然在中國古典文學里,有少年游、少年英豪這一類的詞,但“少年中國”一詞的形成卻與梁啟超的日本經驗有關。當時一些日本文人,用“少年”的形象,意喻維新后的“新日本”,“其重視少年、以少易老的思維給梁啟超很大震撼”。

  梁啟超用形象而華麗的語言描述了中國的少年特征,不遺余力地否定老年,贊美少年,賦予“少年”以崇高的象征意義:“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其實這里面所用的‘老’與‘少’,并不在于生理年齡的老與少,而是心理上的、精神上的老與少。他期盼用少年所代表的希望與活力,掃除僵化、陳腐的舊勢力。”梅家玲說。

  流亡日本期間,梁啟超接觸了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的書籍,這也使他對于國家形態有了進一步思考,這種思考自然在《少年中國說》里有所體現,“欲斷今日之中國為老大耶,為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梁啟超由此提出了頗具現代色彩的“國家”觀念:“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反觀中國,“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所謂夏、商、周、秦、漢、宋、元、明、清等,都是朝名。梁啟超一針見血地說:“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沒有國家觀,只有天下觀。”梅家玲教授說,在這種天下觀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國族疆界里的所有人民,都是王朝的私有財產。鴉片戰爭之后,在西方的船堅炮利下,無論統治者還是普通民眾,都以痛苦的代價認識到:中國不再是唯我獨尊的“天朝”,它必須被放置在世界性、全球性的地理場景中,“少年中國”正寄托了梁啟超欲將“老大帝國”化而為一個民族國家,使之進入現代世界的全球形象之中的政治理想。

  “變法失敗后,他以‘哀時客’自居,寫完這篇文章以后,他就以‘少年中國之少年’來自勉,也寄予著自己對未來的期望。”梁思禮告訴本刊記者,“父親的文章感情充沛,氣勢磅礴,極具煽動力。”梁啟超去世以后,中華書局出了一套《梁啟超全集》,梁家9個子女每人一套。當時還是天津南開中學學生的梁思禮第一次完整地讀到了《少年中國說》,他似乎仍能感受到當年只有27歲的父親,那股抑制不住的激情,而梁啟超本人也將此文視為自己“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的代表作。

  熱情奔放、感情豐富的梁啟超,在介紹西方新文化和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時,創造了一種通俗流暢、熱情奔放、膾炙人口的“新文體”,非常適合中下層知識分子,尤其是新興的青年學子的口味,這也使得梁啟超的文章具有一種獨特的魅力。所以《少年中國說》一面世,“少年”一詞風靡一時,《清議報》隨即出現了不少以“同是少年”、“鐵血少年”、“濠鏡少年”、“突飛少年”等為名的作者群,或抒發壯懷,或吟歌勵志。甚且連晚清四大小說家之一的吳趼人,都一度以“中國老少年”為筆名,“少年”的魅力,至此可見一斑。
 

        梁啟超的新與舊

  “梁啟超在1900年這個世紀之交發表《少年中國說》,對5000年文化進行反省和革新,對過時的腐朽的東西掃蕩干凈,的確具有極深的歷史意義。”梅家玲說。

  在《少年中國說》里,對于搖搖欲墜、瀕于死亡的“老大帝國”,梁啟超大聲疾呼:“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但另一方面,梁啟超文中又提及秦皇漢武、康乾盛世,“他想追求少年中國,但對‘老大帝國’曾經的輝煌,他又是留戀的。這其實也暴露出梁啟超對于過去充滿了愛恨交織的復雜情感。”梅家玲說。

  回到當時的歷史,與文章中對“老大帝國”牽扯不清的情感關系相對應的,是梁啟超在現實政治之中的猶豫與搖擺。

  1900年,中國最后一個王朝——大清王朝已經256歲,蹣跚著走進它最后的歲月。“戊戌變法”的失敗,使它喪失了自我改良的最后一次機會。這一年春天,山東、天津、北京爆發了大規模的義和團運動,清廷內部政見分歧,矛盾重重。不久,八國聯軍攻破北京,大肆劫掠。義和團運動失敗和《辛丑條約》簽訂后,中國為這場災難賠付本息約九萬萬兩白銀。清朝政府也處于極度混亂狀態。

  此時的梁啟超,仍是“帝師”康有為之下的得力助手,其政治思想,還沒有完全突破康有為框架。梁啟超與康有為一樣,他們的基本思路是反對以慈禧為代表的保守勢力,借光緒的力量實現變法維新。所以他們一直沒有放棄尋機光緒復辟的可能。當清廷陷于內外交困時,梁啟超曾試圖說服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脫離清廷,自組政府,建立“自立國”,擁光緒復辟而未果。一年后,李鴻章去世,康、梁企望借助清政府內部的力量扭轉局勢的夢想,也更加遙不可及。

  在現實面前,一些新型知識分子,終于從對清朝的夢幻破滅中醒來,他們寄希望于一個新政權的誕生,康、梁的一部分追隨者開始投入到孫中山的革命之路。而流亡日本的孫中山,屢次表達能與康有為等改良派形成一股聯合起來的力量。在1899年3月22日,康有為被日本禮送出境后,梁啟超成為康梁派前線的領軍人物。1899年秋,是孫中山與梁啟超往來最為密切的時期,兩人甚至還談到合作后的組織形式。孫、梁的“親密接觸”在各自的陣營里都遇到持強烈反對意見的人,康有為聞之大怒,立即勒令梁啟超趕赴檀香山。如果說,最初梁啟超還在希望合作的孫中山與拒絕合作的康有為之間搖擺不定,甚至一定程度上傾向于合作的話,那么到了檀香山一段時間后,他卻徹底站到了康有為一邊。不但如此,梁啟超還與孫中山在報紙上就保皇還是革命,展開了一段激烈的論戰。這一段歷史,也為梁啟超日后留下“善變”、“保皇”的標簽。

  “回到100多年前,梁啟超是站在時代前沿里的,但并不是最前端的人,維新不是革命,還是體制內的一種改良。”梅家玲說,梁啟超還沒有“新”到選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追求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國”,“但他提出的對文化遺產的檢討的理念,對于青春、對于一個全新國家形態的憧憬和追求,感染并召喚了新一代的知識分子,直到現在,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從少年到青年

  “梁啟超筆下的‘少年中國’在歷史的時間表中為‘中國’確定了新生的起點、發展的方向和未來的形象,作為政治象喻的‘少年’被賦予了無與倫比的文化能量。”著名學者陳思和說。

  《少年中國說》的風行,使得“少年”在清末社會里變成一種時尚的革命名詞,彼時追求進步的年輕知識分子競相以“少年中國之少年”或“新中國之少年”自稱。1902年南洋公學學生組織“少年中國之革命軍”,而汪精衛后來密謀行刺醇親王載灃被捕,吟出“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名句,“少年也已經從概念、理想化身為血肉之軀、革命的先鋒、未來歷史的塑造者”。

  辛亥革命以后,社會涌現了各類以“少年”、“青年”為號召的社群組織及刊物,其影響最大的,便是1915年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1918年,李大釗等發起了“少年中國學會”,其規章開宗明義第一條即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為宗旨”。

  “少年中國學會”成立不久,南京、上海、成都、巴黎等地,紛紛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分會,并先后發行《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少年社會》等期刊,讀者遍及全國,盛極一時。“由此可以看出,‘少年中國’在新一代知識分子中的影響。”梅家玲教授說。

  “五四運動”開始后,梁啟超的“少年”標識,逐漸被“青年”所取代。梅家玲說,其實兩者的精神內涵很接近,不同處在于,“少年”是傳統文化里已有詞語,而“青年”是晚清民國以后才興起的一個名詞。“用‘青年’取代‘少年’,表明‘五四’一代的青年人,不僅要跟傳統文化區別開來,在如何改造中國社會的態度上,也區別于梁啟超所代表的改良主義。”

  當更激進的后來者選擇了暴風驟雨式的革命,來改造中國社會,實現他們心目中的“少年中國”目標時,改良主義者梁啟超已經漸漸失去其“領風騷”的地位。但是,作為學者的梁啟超卻漸漸豐滿起來。在“戊戌變法”時期,他缺少比較獨立的思想見解,基本上是追隨康有為。戊戌變法失敗后,他在對傳播歐美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學術流派的過程中,也完成了自身文化結構和知識體系的更新。此后,他漸漸走出康有為的陰影。由此,在第一代新型知識分子中,梁啟超影響和造就的進步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最多。曹聚仁就說:“過去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都受了他的影響。”

  梁啟超晚年又回歸到了學者的角色,在諸子學、清學、佛學、文學、史學等研究領域。“父親后來遠離政治,到清華國學研究院,讓他的學生到家里為我們幾個孩子講《春秋》、《左傳》等,對我們后來人格、品質的形成有很大影響。”梁思禮說。梁啟超家族為人所稱道的,也是他教育的成功。9個孩子中,個個學有所成,而且出了梁思成、梁思永和梁思禮3位院士。梁思禮說,梁家幾個孩子選擇的人生之路,也深受父親愛國、救國思想的影響。出生于1924年的梁思禮笑言自己選擇工科是為實現父親“有一個孩子學工科”的心愿。1941年,報著“實業救國”的思想,梁思禮赴美國求學。得知新中國成立消息時,他與三姐梁思懿啟程回國,此后,他經歷了中國航天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全部歷程。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09年第36期 

2010-07-1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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