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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花間一壺酒》司馬遷:史學中的文學力量
李零《花間一壺酒》司馬遷:史學中的文學力量
李零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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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遷:史學中的文學力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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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前,有人約稿,說是給青年學生推薦點文史類的經典,很多人寫,然后湊成一本書。寫什么好呢?約稿人說,你就揀歷史方面自己覺得重要的書,隨便寫,字數在三千字左右,當然,最好通俗一點。我依命行事,臨動筆,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夠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萬選,未必合適,為穩妥起見,還是寫兩本我比較熟悉也比較喜歡的書吧,一本是《史記》,一本是《觀堂集林》。但文章寫成,沒有下文(眼下,這類書倒是大為流行)。最近,承張鳴先生不棄,要我為《新東方》奉獻小文,我素無積稿,翻箱倒柜,只有這點東西在。現在拿出來,真不好意思。書是很普通的書,話是很普通的話,難免老生常談,重復別人講過的東西。說不定,還有什么狐貍尾巴,讓人抓住,也保不齊。我只能這么說,這兩篇舊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問題,我是認真想過,其中還是有一點心得體會。
  我們先談《史記》。讀它,我有一個感覺,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談話。司馬遷,好人。好人經常倒霉,我對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覺得他這一輩子沒有白活。
  《史記》是一部什么樣的書?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書,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羅多德之于希臘,我們也是把司馬遷當“史學之父”。但此書之意義,我理解,卻并不在于它是開了紀傳體的頭。相反,它的意義在哪兒?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為斷限,干巴巴羅列帝王將相,孳孳于一姓興亡的狹義史書,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現在稱為“正史”的書。我欣賞它,是因為它視野開闊,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總結;晚于它的事,它開了頭。它是一部上起軒轅,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的“大歷史”。當時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當代史”,它都講到了。特別是他敘事生動,筆端熔鑄感情,讓人讀著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馬遷作《史記》,利用材料很多。它們不僅有“石室金匱”(漢代的國家圖書館兼檔案館)收藏的圖書檔案,也有他調查采訪的故老傳聞,包含社會調查和口頭史學的成分。學者對《史記》引書做詳細查證,僅就明確可考者而言,已相當可觀。我們現在還能看到的早期古書,它差不多都看過。我們現在看不到的古書,即大家講的佚書,更是多了去。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類,主要屬于經、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經書,其中有不少是來自官書舊檔,年代最古老。它們經戰國思想過濾,同諸子傳記一起,積淀為漢代的“六藝之書”和“六家之學”。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我們從漢代思想進窺先秦歷史的重要門徑。不僅如此,它還涉及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屬于專門之學的許多重要內容,同時又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總匯。它于四部僅居其一,但對研究其他三部實有承上啟下(承經、子,啟史、集)的關鍵作用。借用一句老話,就是“舉一隅而三隅反”。據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舉時代的老先生,而是風氣轉移后的老先生,他們就是拿《史記》當閱讀古書的門徑,甚至讓自己的孩子從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國維和楊樹達,他們的古書底子就是《史》、《漢》。所以,我一直認為,這是讀古書的一把鑰匙,特別是對研究早期的學者,更是如此。
  讀《史記》,除史料依據,編纂體例也很重要。這本書的體例,按一般講法,是叫“紀傳體”,而有別于“編年體”(如魯《春秋》、《左傳》、《紀年》及后世的《通鑒》)和“紀事本末體”(如《國語》、《國策》和后人編的各種紀事本末)。但更準確地說,它卻是以“世系為經”,“編年”、“紀事”為緯,帶有綜合性,并不簡單是由傳記而構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貴族的譜牒。司馬遷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譜”。它是照《世本》和漢代保存的大量譜牒,按世系分衍,來講“空間”(國別、地域、郡望)和“時間”(朝代史、國別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間”、“時間”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本紀”是講“本”,即族譜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講“世”,即族譜的“分枝”:“列傳”是講“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譜的“葉”。這是全書的主體。它的本紀、世家都是分國敘事、編年敘事,用以統攝后面的列傳。本紀、世家之外,還有“十表”互見,作全書的時空框架。其“紀傳五體”,其中只有“八書”是講典章制度,時空觀念較差,屬于結構性描述。原始人類有“尋根癖”,古代貴族有“血統論”,春秋戰國“禮壞樂崩”,但“擺譜”的風氣更盛(“世”在當時是貴族子弟的必修課),很多銅器銘文,都是一上來就“自報家門”,說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孫”。司馬遷雖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漢代,但他是作“大歷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聯貫,還是以這樣的體裁最方便。這是我們應該理解他的地方。
  司馬遷作《史記》,其特點不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還能以“互文相足之法”,節省筆墨,存真闕疑,盡量保存史料的“鮮活”。比如初讀《史記》的人,誰都不難發現,它的記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與篇之間會有這種問題,就是一篇之內也能擺好幾種說法,讓人覺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記》體例的人,他們都知道,這是作者“兼存異說”,故意如此。它講秦就以秦的史料為主,講楚就以楚的史料為主,盡量讓“角色”按“本色”講話。這非但不是《史記》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謹慎。如果吹毛求疵,給《史記》挑錯,當然會有大豐收,但找錯誤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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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遷:史學中的文學力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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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偉大,它的作者更偉大。我們“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一定要讀他的《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太史公自序》很重要,因為只有讀這篇東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學術背景和創作過程,知道他有家學淵源、名師傳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筆也老道。但我們千萬不要忽略,他還有一封《報任安書》。如果我們說《太史公自序》是司馬遷的“學術史”,那么《報任安書》就是他的“心靈史”。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將就死”之人的心靈對話,每句話都掏心窩子,里面浸透著生之熱戀和死之痛苦。其輾轉于生死之際的羞辱、恐懼和悲憤,五內俱焚、汗發沾背的心理創傷,非身臨其境,絕難體會。小時候讀《古文觀止》,我總以為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淚下的一篇。
  司馬遷為“墻倒眾人推”的李將軍(李陵)打抱不平,慘遭宮刑,在我看來,正是屬于魯迅所說敢于“撫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將軍,一個是文官,一個是武將,趣舍異路,素無杯酒交歡,竟能舍飯碗、性命不顧,仗義執言,已是諸、劌之勇不能當。而更難的是,他還能在這場“飛來橫禍”之后,從命運的泥潭中撐拄自拔,發憤著書,成就其名山事業。讀《報任安書》,我有一點感想:歷史并不僅僅是一種由死人積累的知識,也是一種由活人塑造的體驗。這種人生體驗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貫穿于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和歷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類“超越”中尤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虛有數”的眾多生命匯為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馬遷之為司馬遷,《史記》之為《史記》,人有俠氣,書有俠氣,實與這種人生經歷有關。一帆風順,缺乏人生體驗,要當歷史學家,可以;但要當大歷史學家,難。我以為,“大歷史”的意義就在通古今,齊生死。
  以個人榮辱看歷史,固然易生偏見,但司馬遷講歷史,卻能保持清醒客觀,即使是寫當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膚之痛,也能控制情緒,頂多在贊語中發點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歷史,寫史和評史,絕不亂摻乎。
  對司馬遷的贊語和文學性描寫,我很欣賞。因為恰好是在這樣的話語之中,我們才能窺見其個性,進而理解他的傳神之筆。例如,在他筆下,即使是“成者為王”的漢高祖也大有流氓氣,即使是“敗者為賊”的項羽也不失英雄相。就連當時的恐怖分子,他也會說“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連李斯這樣的“大壞蛋”,他也會描寫其臨死之際,父子相哭,遙想當年,牽黃犬,逐狡兔的天倫之樂。很多“大人物”寫得就像“小人物”一樣。
  同司馬遷的“發憤著書”有關,《李將軍傳》也值得一讀(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傳》和《衛將軍傳》的前邊)。他講李陵之禍,著墨不多,對比《漢書》,好像一筆帶過。這種省略是出于“不敢言”還是“不忍言”,我們很難猜測。但他在贊語中說: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司馬遷說的“李將軍”是李廣而不是李陵,然陵為廣孫,有其家風,就連命運的悲慘都一模一樣。我們拿這段話對比蘇建評衛青的話,“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衛將軍傳》贊引),他的“無言”不是更勝于“有言”嗎?
  漢代以后,“衛將軍”只見稱于記錄漢代武功的史乘,而無聞于民間。相反,李將軍卻借詩文的傳誦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全國考古新發現精品展,其中有敦煌市博物館送展的西晉壁畫磚,上面有個騎馬的人物,正在回頭射箭,上有榜題為證,不是別人,正是李廣其人。
  看見李將軍,我就想到了司馬遷,想到了史學中的文學力量。
  2003年3月10日改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附記」
  此文的題目原作《我讀〈史記〉》,過于平板,現在改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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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9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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