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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花間一壺酒》王國維:別讓書生搞政治
李零《花間一壺酒》王國維:別讓書生搞政治
李零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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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維:別讓書生搞政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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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住得近了,搬到清華南邊的藍旗營,有門可通其內,身體“亞健康”,我開始強迫自己,像溜狗一樣,每天早上,牽著自己到清華園里遛一圈。除了溜腿,也溜腦筋。所謂“溜腦筋”,就是散步散到“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前,搖頭晃腦念一陣再背一陣,檢驗自己的記憶力。這是常常讓我想起王國維先生的地方。
  他的墓,我也去過,在西山腳下的福田公墓,不是孑然獨處,而是和其他普通人,站一橫排,向右看齊,旁邊有個漂亮女孩作伴。
  還有一個讓我想起他的地方是飯館。如今的飯館,幾乎家家都有一道由玻璃水箱組成的短墻,里面是魚鱉蝦蟹,生猛水族。它們在晶瑩閃亮的水箱中搖頭擺尾,上下游動,讓人分享其樂。等菜的時候,我老拿眼瞅它們,瞪著瞪著,就會想起一句話:“只欠一死”。
  這些都是身不由己的聯想,和我對先生的敬意毫無關系。
  有人回憶,1927年6月2日(陰歷端午前二日),有一長辮先生,在頤和園魚藻軒,臨流獨立,盡紙煙一枝,效屈子自沉,留下遺書一紙,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這就是學林共仰,我也佩服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
  過去,我到魚藻軒憑吊,曾驚訝湖水之淺,淺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那是只有腳脖子深。小時候,我常在那兒劃船游泳,這是昆明湖中最淺的地方。這怎么會淹死人呢?是不是當年的水比現在深?我也納悶過。但答案是否定的。我從前人的回憶琢磨,他老人家是赴死心切,不知深淺,竟從臨水的高臺直接往下跳,而且是以頭入水,扎在泥中,可惜了。我猜,嗆水之前,他就已經摔死了。
  從照片上看王先生,我并不覺得可親,甚至覺得可畏,讓我有難以接近的感覺。但讀其書,我非常佩服,想了解他,也想理解他,覺得離我并不遠。
  王國維先生生于1877年,死時只有51歲,是謂“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宋以來殉節者的慣用語,如宋謝枋得遺書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續資治通鑒》卷一八七)。“經此世變”,蓋指他奉旨進京,先見溥儀出宮,后逢南軍北上。“義無再辱”,則典出李陵謝漢使之召。史載李陵被俘,武帝族其全家,使陵絕望于漢終不歸。及昭帝即位,漢使召陵歸漢,說你的老朋友當了大官,“來歸故鄉,無憂富貴”,等于給他平反昭雪,把他的“漢奸”帽子給摘掉了。可李陵太倔,竟說:“丈夫不能再辱”(《漢書。李陵傳》)。他心里的道德標準,那是大丈夫不能叛變,更不能反覆叛變。昔我降胡,已是奇恥大辱,今再歸漢,則更填一辱。四句話連一塊讀,總之是個“死”字。王氏“一辱”在辛亥(1911年),“再辱”在丁卯(1927年),而不一定是家里鬧的。后者即便有,也頂多是誘因或催化劑。我的理解是這樣。
  在關于王國維死因的各種推測中,除政治原因和精神苦悶,也有強調“長子之喪,摯友之絕”。臺灣出過《王國維之死》,羅列眾說,始終沒有考清楚。而諸說之中,當以“羅振玉逼債”說最難置信。然而無獨有偶,學術界卻至今還在流傳羅振玉剽竊王國維作《殷墟書契考釋》的謠言。加之王體弱多病、木訥寡言,予人以“老實可欺”之相,更引人同情。他死后的評價多是理想之辭(比如陳寅恪先生的碑銘)。郭沫若“抑羅揚王”,一心想把學問很大的王國維和思想反動又是漢奸的羅振玉劃分開來(《魯迅與王國維》),其實辦不到。我們應該劃分的倒是同一個人的政治與學術,對羅對王都是如此,對所有歷史人物都如此。不以人廢言,也不以言廢人。
  王國維和羅振玉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雙星。羅長于王,是研究本世紀“五大發現”的先驅。“五大發現”,包括殷墟甲骨、西域簡牘、敦煌卷軸、大庫檔案和外族遺文,今多去后兩項不數,稱為“三大發現”。王走上學術之路是受羅氏誘掖獎進,做學問的一切條件,錢、書、材料和訓練,都是仰仗于羅。學界把這個學派叫“羅王之學”是很恰當的。
  研究王國維的治學經歷,我們不難發現,它是以甲午、辛亥分為前后三段(甲午是受外國刺激,辛亥是受革命刺激)。甲午(1894年)之前,1877-1893年(1-17歲),他博覽群書:好《史》、《漢》、《三國志》,厭《十三經注疏》,治舉子業,并不成功。甲午之后,1894-1910(18-34歲),他棄貼括不為,專治西學,先迷西洋哲學,后治詞曲說部。辛亥(1911年)之后,1911-1927年(35-51歲),他才“盡棄前學,專治經史,日讀注疏盡數卷,又旁治古文字聲韻之學”(羅振玉《觀堂集林》序),通過與羅共同整理出土材料,因而取得很大成就。這三個階段,除第一階段,后兩個階段,皆與羅分不開:不但學術上分不開,政治上也分不開。讀《儒林外史》,我們都知道,落第舉子,失意文人,其出路有三條,一是入幕,二是坐館,三是“自甘墮落”,泡戲院子玩女人,作詞曲,寫小說,占星煉丹,行醫賣卜,上山入伙、加入洋教,原來都是屬于“外史”。如果沒有這兩次滄桑之變,他是當不上那個“王徵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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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維:別讓書生搞政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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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的學術生涯中,辛亥革命是轉折點。辛亥革命前,他治西學,主要是想解決自己的人生苦惱(雖然,最初也有改革教育的目的),但他出哲學入文學,始終徘徊不定,“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懷疑將來選擇或在“二者之間”(《三十自序》二)。辛亥革命后,王盡棄前學,改治國學,折衷感情與理智,最后歸宿是史學。他治國學,是此年隨羅振玉東渡才開始,和郭沫若一樣,也是蟄居日本,才學問大進。這種選擇與遺老派“拒食周粟”的態度和他們在政治上的無所作為有關。沈曾植曾跟他開玩笑,說“君為學,乃善自命題。何不多命數題,為我輩遣日之資乎”(見王國維《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自序》一文的回憶),可見他是“無聊才讀書”。
  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做官干政、急于用世的習慣(有人叫“担當”,我看是“惡習”,李敖叫“拙于謀生,急于用世”)。楊樹達先生曾檢討這一問題。他說:“余性不喜政治。中年涉世,見純潔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壞墮落,不可救藥;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今日觀之,人在社會,絕不能與政治絕緣。余往日所見,實為錯誤。至仕途腐爛,在國民黨及軍閥之政權時如此,非所語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時代也。”(《積微翁回憶錄自序》)。我覺得他的檢討可能過了點,因為這樣的“惡習”不惟是幾千年的“惡習”,就是1949年之后,也還是讀書人的“惡習”,不是全部,但也絕不是一兩個人,比如50年代的前輩,他們就特別容易“上鉤”。其實,人對政治關心不關心,那是個人的選擇,問題在政治本身怎么樣,贊成、反對和棄權都是政治表態,全看你的立場和能力。王國維對政治的參與雖不及羅振玉,但他并非一心讀書的遁世之人。他不喜歡當時的“世變”,但他應感謝這個“世變”,因為它絕了讀書人向上爬的路子,讓他們想關心也關心不了。沒有這種沖擊,吳敬梓嘲諷的問題就得不到解決,王國維就不會拿16年治西學,也不會拿16年治國學。王治國學,從表面看,似與西學無關,前后判若二人。但我一直說,“國學”就是“國將不國”之學,如果不是中國出了問題,如果不是同“西學”刻意對比,本來是沒有什么“國學”的。王國維治國學,時間很短(連學帶干才16年),但成績很大,這并不是因為他的國學底子比別人厚(當時這樣的人很多),而是因為兩條,一是他西學訓練好,有貫通文、史、哲的人生體驗,“識”比別人高;二是他在羅氏身邊,于新出材料有近水樓臺之便,與歐洲和日本的學者有廣泛交流,“見”也比別人廣。王國維主張“學無古今中外”(《國學叢刊》序)。他所治“國學”,不但是“不古不今之學”(陳寅恪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作《審查報告二》曾以此自況),也是“不中不西之學”。吳宓說王氏之學“冠絕一世”,“發前人之所未發”,乃得益于西學(《空軒詩話》),這是很有見地的。
  王國維是反對革命、絕望政治才死心塌地做學問。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不以“天下為己任”,而以“文化為己任”,好像古代失其官守、抱器而逃的史官,對保存和延續文化有功。這種“文化保守主義”雖然碰巧同西方知識分子的“現代化”合了拍,但卻不是明識時務,自覺自愿,而是情不得已,充滿痛苦。如果我們說,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該向他們學習,置民水火于不顧,那不僅是沒有良心,而且是絕對昏聵(“何不食肉糜”)。我們尊敬“大師”,但不必美化“大師”,更不必用西方知識分子的“可憐下場”安慰自己,賦予“大師”太多“學問”之外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偉大意義”(對陳寅恪我也抱如是觀)。
  王國維的后半生,著作數量不多,主要都收于1923年他自選的《觀堂集林》一書。趙萬里說:“先生之輯《集林》也,去取至嚴,凡一切酬應之作,及少作之無關宏旨者,悉淘去不存”(《王靜安先生年譜》)。可見是代表作。《集林》以外的古史論著雖然還有(如《史籀》、《急就》、《蒼頡》之書,兩種《金文著錄表》、《紀年》研究和《古史新證》等),但其思路、觀點和研究范圍皆體現于此。印行《集林》的蔣汝藻說,此書“才厚數寸,在近世諸家中著書不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蔣氏作《觀堂集林》序)。
  讀《觀堂集林》,我們可以看出,王氏研究古史,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殷墟卜辭;(2)兩周金文;(3)戰國文字;(4)西域漢簡;(5)漢魏石經;(6)敦煌文書;(7)銅器定名;(8)三代地理;(9)殷周禮制;(10)古文源流;(11)字書韻書;(12)版本校勘;(13)西北史地。平均計算,等于每年都開辟一個領域(王有不斷變換題目的習慣)。這些研究,是一種介于宋、清金石學與外來考古學之間的東西。王國維的“二重史證”其實不是來自西方考古學(西方考古學與文獻歷史學是兩門學問),而是來自宋代“考古學”(它是銘刻學與文獻學相結合的史學研究),但他的研究還是直接影響到后來的考古學(臺灣中研院一直是把考古置于史語所,大陸的考古原來也是設于歷史系)。王治甲骨是從幫助羅振玉校寫《殷墟書契考釋》入門。此書原稿于1951年由羅氏后人售于陳夢家。陳在《殷墟卜辭綜述》58-61頁對稿本原貌有說明,可以證明“剽竊說”是無稽之談。王氏追隨羅氏,貢獻主要是用殷墟卜辭印證《史記。殷本紀》(《殷墟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從而鼓舞了前中研院史語所1928-1937年的殷墟發掘,證實了殷商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王國維治金文,也是利用羅氏所藏,除銘文考釋,所作《宋代金文著錄表》、《國朝金文著錄表》和《兩周金文韻讀》,都是重要工具書。他在這一方面貢獻很多,但有些說法,如“四分月相”說(《生霸死霸考》)和“王號(西周早中期的)生稱”說(《遹敦跋》),在學界還有不同看法。這兩種說法對研究西周銅器斷代影響很大,我個人認為都有問題。戰國文字,當時出土資料有限,王氏所見無多(只是根據戰國璽印),但他能提出像“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這樣偉大的假說,寥寥數語,對研究戰國文字、秦漢小學和漢魏的古文傳授,全是鑿破鴻蒙的東西,不但啟發了后來的戰國文字研究,也解決了經學史上的大問題,甚至對反省《古史辨》派的疑古運動都有重要參考價值。他的研究多屬陳寅恪所說“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但晚年致力西北史地,則屬陳氏所說“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還有他早年的文學研究,也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三者都是“足以轉移一時之風光,而示來者以軌則”的東西(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王國維是大家,“大家”的意思,不是字字句句顛撲不破,每篇文章都是“不刊之論”,而是把每個細小的問題都納入大的范圍來考慮,善于即小見大,它更關心的是問題的整體推進。除了從小到大,還要從大到小,特別是從大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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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維:別讓書生搞政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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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維是文藝批評家,也是古文字學家和歷史學家。但更重要的他是歷史學家。陳夢家先生曾說“要充分了解一個古字的意義必須先有充分的古代社會的知識”,“王氏很少為詮釋文字而詮釋”,他釋文字雖有“不少是懸空設想而不甚確實的推測”,釋對的文字,數量也不多,但所釋文字卻多是關鍵字,“要比孫(詒讓)、羅(振玉)所釋重要的多”(《殷墟卜辭綜述》61頁)。
  現在我們的古文字研究,在細節上有不少可以超越王氏之處,但王氏的歷史眼光卻是學界所貧乏。針對于此,我想陳先生的話是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
  2003年3月10日改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附記一」
  此文原來的題目是作《我讀〈觀堂集林〉》,過于平板,現在改了一下。
  「附記二」
  中國學術界苦于大師不出久矣,就像孔夫子慨嘆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一樣。學者徒喚奈何,卻很少反省原因。原因何在?很簡單,主要是無大格局。有大格局,自然有大師。無大格局,自然無大師。而大格局者,只有社會劇變,思想風氣、學術范式隨之轉移的時代才會有。中國近代,民元、五四以后,新學勢如潮涌,舊學陣腳大亂,即使遺老遺少,也不能不受時代風氣感染(反對本身也是感染)。是時,一切要推倒重來,另起爐灶,即使駑鈍中才之人,預臨其事者,都是祖師爺,當然大師輩出。及新學立,各自分疆劃界,自立門戶,學者惟祖師爺是從,弟子各得其一體,猶如富家分產,日久必衰,雖聰明絕頂,也不過是添磚加瓦,增廣其事而已。大師之統還在,大師之體全無。大師是自然不會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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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9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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