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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龍《寬容》二 希臘人
房龍《寬容》二 希臘人
房龍     阅读简体中文版

二 希臘人

  在地中海的一個默默無聞的角落里,有一個小小的巖石半島,它在近兩個世紀中為當今世界的生活奠定了完整的基礎,這包括政治、文學、戲劇、雕塑、化學、物理,上帝知道還有些什么,這是怎樣實現的呢?多少世紀以來,人們百思不得其解,哲學家們一生中也或多或少都要用一些時間來尋找答案。

  盛氣凌人的歷史學字與化學、物理、天文和醫學的專家不同,他們總是以一種居心叵測的蔑視態度來看待人們力圖發現“歷史法則”的努力。在研究蝌蚪、細菌和流星中有用處的東西,在研究人類領域中似乎毫無用武之地。

  也許是我錯了,但是我認為這種法則應該存在。迄今我們的收獲鮮微,這的確是事實。不過,我們探索的功夫也不夠。我們一直忙于積累事實,卻沒有時間把它們煮一煮,讓它們液化、升華,再從中提取出風毛鱗角的智慧結晶,而這些智慧對于我們這種特殊的哺乳動物也許還真有點價值。

  我涉足到這個新的研究領域,不免誠惶誠恐。這里我暫借科學家的一紙名言,獻上歷史原理如下。

  根據現代科學家的上乘之作,當所所有物理和化學的成份都達到形成第一個細胞的理想比例時,生命(區別于無生物的有生物)便開始了。

  把上面的話翻譯成歷史學的概念,就是:

  “只有所有種族、氣候、經濟和政治條件在不健全的世界中達到或接近一種理想比例時,高級形式的文明才會突然地、貌似自動地脫穎而出。”

  我舉幾個反面事例詳細論述這個觀點。

  頭腦還處于穴居人水平的種族是不會繁榮昌盛的,即使在天堂里也不會。

  如果是出生在愛斯基摩人的圓頂茅屋里,一夭到晚只是直勾勾地盯著冰上的捕海豹洞,那么倫勃朗就繪不出圖畫,巴赫就譜不出受難曲,伯拉克西特列斯也塑不出雕像。

  假如達爾文不得不在蘭開夏郡的工廠里干活謀生,那他在生物學上就做不出貢獻,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如果是一個身不由己的奴隸,住在羅曼諾夫莊園的一個偏僻村子里,那他也無法發明電話。

  埃及是第一個高級文明的發祥地,氣候宜人,但土著居民的體魄卻不很健壯,進取心也不強,政治和經濟條件也糟糕。巴比倫和阿西利亞也是這樣。后來遷居到底格利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的閃米特族倒是身材魁梧,精力充沛,氣候也不成問題,不過政治和經濟的環境卻差得太遠了。

  巴勒斯坦的氣候沒什么可吹噓的,農業落后,在橫穿國土溝通亞洲和非洲的大篷車道以外的地區,商業寥寥無幾。況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操縱在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土手里,這當然無益于個人積極性的發揮。

  腓尼基的氣候倒是無可厚非,而且人高馬大,經商的條件也不錯,然而,這個國家卻遭受了經濟嚴重不平衡的厄運。一小撮船主把持了全部財富,還建立了森嚴的商業壟斷。這樣,早期泰雅和西頓的政權就落入大富豪之手。窮苦大眾連起碼的勤勞干活的權力都被剝奪了,他們變得冷淡、漠然,最后,腓尼基重蹈迦太基的復轍,由于統治者的鼠目寸光和自私貪婪而化為廢墟。

  總而言之,在各個早期文明的中心,成功的必要因素總是欠缺。

  公元五世紀時完美平衡的奇跡終于在希臘出現了,它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而且奇怪的是,就連這也不是發生在本土上,而是出現在愛琴海彼岸的殖民地。

  我在另一本書中描述了著名的島嶼橋梁,它們溝通了亞洲大陸和歐洲大陸的聯系,早在尚無文字記載的時候,埃及、巴比倫和克里特商人就經過這些島嶼來到歐洲。他們的登陸既通了商,又把亞洲的思想帶到歐洲,他們的足跡留在了小亞細亞西岸的一個狹長地帶上,這個地方叫以沃尼亞。

  這時離特洛伊戰爭還差幾百年,希臘大陸的一些部落征服了這塊長九十英里、寬僅數英里的疆域,先后建立了殖民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有以弗所、福賽、艾麗斯萊和米萊圖斯。在這些城市周圍,成功的條件以完美的比例臻于成熟,使文明發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后世的文明最多有時可以與之并駕齊驅,卻從未能超過它們。

  首先,殖民城市居住了來自十多個民族的最活躍最有膽識的人。

  其次,這里擁有新老世界之間和歐亞大陸之間互通貿易得來的財富。

  第三,代表殖民主利益的政府給予廣大自由人以充分發揮個人才能的機會。

  我不提及氣候也是有原因的,因為對于只經營商業的國家來說,氣候并沒有很大關系。無論是下雨還是晴天,船只都可以建造,貨物都可以卸艙,只要不是冷得港口結冰,只要城鎮沒有被水淹沒,居民們就不會對每天的天氣預報感興趣。

  以沃尼亞的天氣極為有利于知識階層的發展,在書籍和圖書館問世之前,知識是靠人們口口相傳的,城鎮的水泵周圍成為最早的社會活動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學所在地。

  他們當中有記載的第一個人——現代科學的真正創立者,是一個背景值得懷疑的人物。這并不是說他搶了銀行或殺死了家人,并為此而從無人知曉的地方逃到米萊圖斯來的。誰也不知道他的祖先是誰,他是比奧夏人還是啡尼基人?(用博學多才的人類學專家的行話來說)是游牧人還是閃米特人?

  這表明麥安德爾山口的這個區區古城在當時是一個多么顯赫的世界中心。它的人民來自四面八方(就象如今的紐約一樣),因此人們只是憑表面印象判斷自己的鄰居,從不過多注意他的家底。

  這本書不是數學史和哲學手冊,因此無需為闡述泰勒斯的思想而多占篇幅了。只需提一下的是,他傾向于對新思想采取寬容的態度。這種風氣曾在以沃尼亞盛行,那時羅馬還只是遠方一條不為人知的泥濘小河旁的小商鎮,猶大人還是阿西利亞人的俘虜,歐洲的北部和西部還是狼嗥鬼叫的荒原。

  為了搞清這種發展的原因,我們必須了解自從希臘首領們渡過愛琴海、掠奪特洛伊城堡的財富以來希臘所發生的變化,當時那些遠近聞名的英雄不過是最初級文明的產物,他們猶如四肢過于發達的孩子,生命在他們眼里只是一場漫長而又光榮的搏斗,充滿了刺激、角斗、賽跑以及所有諸如此類的競技,而我們現在的人如果不是為了面包和香蕉而埋頭于日常工作的話,倒也未嘗不愿意從事這些活動。

  這些血氣方剛的武俠對待他們信仰的上帝的態度坦率質樸,就象是對待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嚴肅問題一樣。奧林匹斯山上的諸神在公元前十世紀曾經左右過希睹人的一切,但是他們都具有實實在在的人的形象,和地球上的人并無大區別。地球上的人是何時、何地、怎樣與他們的上帝分道揚飚的,此中詳情一直是個謎,從未有人搞清楚過。不過,九重之外的上帝對匍匐在地面的臣民所懷有的深情厚誼從未間斷過,一直帶有親切的個性色彩,它使希臘的宗教表現出獨特的魅力。

  受過良好教育的孩子當然都會知道,宙斯是非常強大的統治者,蓄著長長的胡子,偶爾狂暴地耍起閃電靂靂時,世界就象到了未日一樣。盡管孩子們在搖籃里就聽別人講過神靈的故事,可是等他們稍一長大,能夠自己讀古老的傳說了,便開始琢磨起這些可怕神靈的弱點。他們這時看到的神靈是在愉快的家庭晚會的燈光下出現的化裝人物——他們彼此無休無止地惡作劇,參加凡人朋友們的政治爭論,由于各支持一方而相互激烈爭吵,因此,希臘塵世每發生一次爭論,就必然會引起天國諸神之間的一場軒然大波。

  當然,宙斯雖然具有人類的弱點,但仍不失為非常偉大的上帝和無比強盛的統治者,為了安全起見,最好不要觸犯他。不過,他還是“通情達理”的,對這個詞的含義現在華盛頓議會中專門進行院外游說活動的說客們了解得一清二楚,宙斯也確實通情達理,如果掌握的火候得當,還可以疏通他。最主要的是,他具有幽默感,并不把他本人和他的天國看得太重。

  也許這并不是對宙斯的最好評價,但這一點卻有著顯而易見的好處,古希臘從未有過條例森嚴的教規,規定凡人應該把哪些看作真理,哪些看做謬誤。由于沒有現代概念中的“信條”,以及冷峻的教理和靠絞刑架推行教理的職業教士,全國各地的民眾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惡來修改宗教思想和天國的概念。

  住在奧林匹斯山咫尺之遙的塞薩利人對自己的可敬的鄰居奧林匹斯諸神的崇拜,當然要比住在遙遠的拉科尼亞灣小村子里的阿索庇人差得多,雅典人自以為得到守護神雅典娜的保護,便可以對她的父親宙斯放肆無禮,而住在遠離通商要道的山谷里的阿卡迪亞人卻堅持更為純樸的信仰,最使他們惱火的就是以輕浮的態度對待宗教這樣嚴肅的事情。福西斯的居民依靠人們對德爾法的朝圣來維持生計,所以他們堅信,阿波羅(這個在有利可圖的圣地接受朝拜的天神)是所有天神中最偉大的一個,不遠千里而來的人,只要腰包里還有一兩個德拉克馬,就應該去為阿波羅進香。

  猶太人只信仰一個上帝,這是他們區別于其它民族的標志,猶太人當時都聚集在一個城市里,勢力日漸強大,終于擊敗了所有與之匹敵的朝圣地,從而保持了對宗教的壟斷近一千年之久,不然要讓人們只信奉一個上帝是不可能的。

  這樣的條件在希臘是不具備的。雅典人和斯巴達人都想使自己的城市成為全希臘公認的首都,但都失敗了。他們的努力只導致了徒勞無功的長年內戰。

  個性這么強的民族肯定會為獨立思考精神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前景。

  《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有時被稱做是“幸臘人的圣經”。其實它們與《圣經》風馬牛不相及,只不過是普通讀物。從未跨入“圣書”的范圍。這兩本書講述了叱咤風云的英雄們的冒險經歷,人們總喜歡把他們認做是當時希臘人的上一輩祖先。這兩本書匯集了不少宗教知識,因為天神們都無一例外地在凡人的相互爭奪中各助一方,把正經事拋到腦后,只是盡情地欣賞在自己版圖上展開的亙古罕見的大拼殺。

  荷馬的著作是不是直接或間接地在米納瓦和阿波羅的啟示下才寫成的,對于這一點希臘人從未考慮過。荷馬史詩是文學史上的光輝一頁,在漫長的冬夜里,它成為陪伴人們的良好讀物,還可以使孩子們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

  這就是一切的一切。

  這座城市充滿了知識和精神自由的氣氛,彌漫著從來自世界各地的船只上散發出來的嗆人氣味,還點綴著富麗堂皇的東方綢緞,飄蕩著飽食終日的人們的歡聲笑語,泰勒斯就誕生在這里,在這兒工作,學習,最后告別人世。如果他探索出的結論與其他人的見解存在很大分歧的話,那么請記住,他的思想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米萊圖斯人一般都知道泰勒斯,就象一般紐約人都久聞愛因斯但的大名一樣。如果問紐約人愛因斯坦是誰,他會說,愛因斯坦是留著長頭發、叼著煙斗、拉著小提琴的家伙,他還寫過一個人從火車這頭走到那頭的故事,登在星期日的報紙上。

  這個叼著煙斗、拉著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瞬現即逝的真理之光,最終推翻了(至少是大大改變了)六十個世紀以來形成的科學結論。但是,這件事并未能引起千百萬懶散隨和的紐約人的注意,只是在自己喜歡的擊球手想推翻萬有引力而受到阻礙時,才會想起世界還有數學這門學問。

  古代歷史教科書通常避開這個難題,只是印上“米萊圖斯的泰勒斯,現代科學的奠基人”來敷衍搪塞。我們甚至可以想象出當時的《米萊圖斯報》上登出這樣的大字標題:“本地畢業生發現了真正科學的秘密”。

  泰勒斯究竟是何時、何地、怎樣超越前人走過的老路,獨自開創新的途徑的,我也說不準,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他不是生活在沒有知識的真空世界里,他的智慧不是憑空臆造出來的。公元前七世紀,人們已經在探索許多新的科學領域,有大量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的資料,可供學者隨時參考。

  巴比倫的星球觀察家已經在探索天空。

  埃及建筑師經過精心的計算,把兩塊重達百萬噸的花崗石放在了金字塔里面墓室的頂部。

  尼羅河谷的數學家們認真研究了太陽的運動,預測出旱季和雨季的時間,為農民提供了日歷,使農業勞動規律化。

  然而,為這些實際問題提供答案的人們,依然把自然界的力量視為無形的上帝意志的直接表現——上帝掌管著季節、星球和海潮,就象總統的議會議員掌握著農業部、郵電部和財政部一樣。

  泰勒斯反對這種看法。不過他象當時大多數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一樣,不愿意在公開場合加以討論。假如海濱的水果販子遇到日食時,被這怪異的景象嚇得匍匐在地上,乞靈于宙斯的名字,那是他自己的事,泰勒斯絕不會去告訴人們說,稍有天體運行知識的小學生也會預測出公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會發生日食,米萊圖斯城在幾分鐘內會陷入相對的黑暗。

  發生這次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和利迪亞人正在戰場上廝殺。人們認為,他們停止相互殘殺是由于光線不足的緣故。泰勒斯不相信這是利迪亞的諸神效仿幾年前在阿迦隆山谷戰役中發生的先例,創造了奇跡——使天國的光芒突然熄滅,以便勝券能穩操在受他們寵愛的一方手中。

  泰勒斯達到的境界(這正是他的偉績所在)就是敢于把一切自然現象看做是受永恒法則支配的結果,是永恒意志的具體體現,不是人們一直想象的天神任意支配的結果。在他看來,即便那天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架,或者是哈利奇舉行一次婚禮筵席,沒有發生更重大的事,日食也會照樣發生。

  泰勒斯通過科學的觀察,得出了一個符合邏輯的結論。他把萬物的產生歸結于一條普遍必然的法則,并做出了這樣的推測(從某種程度上講他的推測是正確的):世間萬物來源于水,水從四面八方包圍著世界,從創世紀的時候就與世共存了。

  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泰勒斯留下的任何親筆文稿,那時他已有可能用文字表達他的思想(希臘人從啡尼基人那里學會了字母),但如今他的文稿蕩然無存,我們對他的了解全是從他同時人的書中提供的一鱗半爪資料里得到的,這才對泰勒斯的個人生活略曉一二。泰勒斯是個商人,與地中海各個角落的人都有接觸,順便說一句,早期哲學家大都是商人,這也是當時的一大特點。哲學家是“智慧的戀人”。不過他們從不忽視這個事實:生活的秘密寓于生靈之中。他們認為,“為智慧而尋求智慧”的觀點,就如同“為藝術而藝術”、為食品而吃飯的謬誤一樣,貽害無窮。

  在他們看來,世界上有各種個性的人,好的、壞的和居中的,這是衡量世間萬物的最高標準。因此,他們在空閑時間耐心地研究人這個難以捉摸的動物,而且是按照人的本來面目去研究,不是憑先入為主的臆造從事。

  這使他們能夠與其他人和睦相處,從而大大擴大了自己的影響。這要比不厭其煩地說教、向人們指點通向大同世界的捷徑更為有效。

  他們極少提出森嚴的清規戒律作為限制人們活動的準則。

  但是,他們以自身的榜樣向人們表明,一旦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必然會獲得寄托著一切幸福的靈魂深處的安寧。哲學家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博得了周圍人的好感以后,便有了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調查,甚至可以深入到一般被認為只有上帝才能干預的領域里去探險。泰勒斯作為這個新福音的先驅,把才華橫溢的一生獻給了這項有益的事業。

  盡管他對希臘人眼中的世界進行了分解,分別考查了每一個細微部分,并對亙古以來大多數人一直認為是夭經地義的事情公開提出的質詢,但人們還是容許他躺在床上壽終正寢。即使當時有人讓他對自已的異端邪說作出解釋,我們如今也無從查考了。

  一經泰勒斯指明了道路,追隨者便蜂涌而至。

  譬如阿那克薩哥拉,他三十六歲時離開小亞細亞來到雅典,后來一直當“詭辯家”,還在希臘幾座城市里當私人教師。他對天文頗有研究。他在授課時指出,太陽不是常人公認的由一名天神駕馭的馬車,而是一個又紅又燙的火球,比整個希臘還要大一千萬倍。

  這個理論并沒有招災惹禍,天國也沒有因為他膽大妄為而用霹靂打死他。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論推進了一步,大膽提出,月球表面上覆蓋著山脈和山谷,最后他竟然暗示說,世間有一種“種子”,是萬物的起源和歸宿,從寰宇誕生之時起就存在了。

  但是,阿那克薩哥拉涉足到了一個危險的領域,因為他所談的正是人們熟悉的事情,后來的不少科學家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太陽和月亮離地球遙遙千里,一般哲學家并不在乎怎樣稱呼他們。但是這位教書先生提出世間萬物都是從一個叫做“種子”的原始物質中成長起來的,這毫無疑問大過份了。他的斷言與天神的故事背道而馳——是天神在大洪水后把小石子變成無數男女,使世界重新人丁興旺。希臘所有的孩子在童年就聽到過這個故事,因此否認它的無比莊重嚴肅的真實性會使現存社會的安寧受害匪淺,也會使孩子們懷疑長輩的智慧,萬萬使不得。于是,阿那克薩哥拉成為雅典父母同盟大肆攻擊的靶子。

  假如當時是君主制或共和制早期,城邦的統治者還會有足夠力量保護一名宣揚不受歡迎的教理的老師,使他免受目不識丁的古雅典農民的愚蠢迫害。但那時的雅典,民主制已經發展到了頂峰,個性自由早已今非昔比了。況且,當時深受多數人鄙視的伯里克利正是這位天文學家的得意門生,這又為法庭的治罪打開了方便之門,使得人們借以掀起一場反對老獨裁統治的政治運動。

  一名叫奧菲特斯的教士,在一個人口最稠密的郊區當行政長官,他提出的一條法律被接受了。這條法律要求,“對一切不相信現存宗教者和對一切神明持不同見解者,要立即治罪。”據此,阿那克薩哥拉被投入監牢。不過,城市中的開明勢力最后占了上風。阿那克薩哥拉只繳了很小一筆罚款就獲釋出獄了。他遷居到小亞細亞,在那里壽逾古稀,名同皓月,活到公元前四二八年才與世長辭。

  這件事表明,官方要壓抑科學理論的發展實在是徒勞無功。阿那克薩哥拉雖然被迫離開了雅典,但他的思想卻遺留給了后世。兩個世紀以后,一個叫亞里士多德的人運用了他的思想,并把它作為自己科學假設的基礎。經過一千年的漫長黑暗時期以后,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又直接傳授給了伊本·路西德(通常稱阿威羅伊),一位偉大的阿拉伯醫學家,他在西班牙南部摩爾大學的學生中大力傳播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他把理論和自己的觀察結合起來,寫下了許多著作。這些書被及時地運過庇里牛斯山,送到巴黎和布倫大學,并譯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歐人和北歐人和盤接受了書中的觀點,如今它們已成為科學入門書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人們眼里就象乘法口訣表一樣無害。

  現在我們回到阿那克薩哥拉的話題。在他受審判以后差不多一代人的時間里,希臘科學家承蒙恩準,可以教授與民間迷信有所出入的學說。到了公元前五世紀末年,又發生了第二件事。

  這次受害的是普羅塔哥拉,一個流浪教師,來自希臘北部以沃尼亞殖民地的阿布戴拉村。這個地區因為是德謨克利特的出生地而已經名聲不佳。德謨克利特是具有創見的“微笑哲學家”,他提出一條法則:“只有能夠給絕大多數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會,才是有價值的。”結果他被視為激進分子,應該置于保安系統的監視之下。

  普羅塔哥拉深受這一思想的影響。他來到雅典,經過幾年的鉆研,向人們宣布說,人是衡量世界萬物的尺度;生命猶如曇花一現,因此不要把寶貴的時間花在本來就令人懷疑的神的存在上,全部精力應該用來使生活更美好更愉快。

  這個觀點無疑是擊中了要害,肯定會比以往任何文字或談話都更能動搖人們的信仰。況且,這個理論問世的時候,正是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戰爭勝敗攸關之際,人們深受失敗和疾病的挫折,已經走投無路了。很明顯,這時對上帝的超凡神力提出懷疑,激起上帝的怒火,實在不是時候。普羅塔哥拉被指控為無神論者,勒令必須改變理論,使它服從于法庭。

  伯里克利本來可以保護他,但此時他已經去世。普羅塔哥拉盡管是科學家,卻對殉道毫無興趣。

  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在駛往西西里的航程中,他的船觸礁了。他可能當場溺水而亡,因為從那以后再也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

  慘遭雅典人心狠手辣迫害的另一個人是戴阿哥拉斯。其實他并不是哲學家,而是一個青年作家。他在一次官司中沒有得到上帝的幫助,便把個人的怨恨一股腦傾泄在上帝身上。在很長時間里,他為自己的苦情郁郁沉思,以至思想發生很大變化。他四處奔走,以褻瀆的語言誹謗希臘北部人敬仰的“神圣玄機”。他的膽大妄為使他被判處死刑。可是在臨刑前夕,這個可憐蟲得到機會逃跑了。他來到科林斯,繼續詛咒奧林匹斯的天神,最后終因肝火太旺而一命嗚呼。

  希臘人不容異說的偏見最后發展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其典型例子就是法庭對蘇格拉底的臭名昭著的死刑判決。對此我們有詳盡的記載。

  只要一談到世界依然如故,談到古代雅典人心胸狹窄的程度不亞于后人,人們就必然舉出蘇格拉底的例子,作為希臘人頑固不化的有力佐證。但是今天我們經過詳盡無遺的考察之后,對情況了解得更清楚了。這位街頭演說家的一生很平凡,他有才華,卻又招人討厭,他對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作出了直接的貢獻。

  當時的老百姓仍然相信天神的存在,蘇格拉底便把自已說成是代表上帝的預言家,雅典人盡管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說的“精靈”(即在內心深處告訴他應該說什么做什么的聲音)意味著什么,卻完全可以領悟這一事實:他對周圍人們奉若神明的東西是持否定態度的,對傳統習俗也不屑一顧。最后,當政者殺死了這位老人,而他的神學觀點(盡管官方為了說服大家而牽強附會地作為加罪之辭)實際上于審判的結果幾乎毫無相關之處。

  蘇格拉底是石匠的兒子。他父親子女很多,收入菲薄。這孩子沒有錢念正規大學,因為那個時候的哲學家都講究實惠,教授一門學科要索取兩千塊錢的報酬。況且,在蘇格拉底看來,追求純真理、研究沒用的科學現象簡直是浪費時間和精力。在他的眼里,一個人只要善于培植自己的信念,沒有幾何學的知識也無關緊要,了解慧星和行星的自然現象對于拯救靈魂毫無用處。

  這個鼻梁塌陷、衣冠下整的樸實的小個子,白天在街頭巷尾與無業游民爭執,晚上則洗耳恭聽妻子的嘮叨(他的妻子為了養活一大家子人,不得不在家里給別人洗衣服,而丈夫卻把謀生看作是生存中最不值得注意的細節)。他多次參加過戰爭和遠征,是個受人尊敬的老兵;他是雅典參議院的前議員,在當時眾多的教師中,他被選中為了自己的信仰而引頸受戮。

  為了便于了解事情的原委,我們必須了解當蘇格拉底為人類的知識和進步做出痛苦而有益的努力時,雅典的政治狀況是什么樣子。

  蘇格拉底在一生中(他被處以死刑時已年逾七十),試圖告訴人們,他們正在虛度年華,生活的毫無意義,把過多的時間花在了空洞的歡樂和虛無的勝利上,一味揮霍偉大的上帝賜與的各種恩典,力求使自己的虛榮心和野心得到哪怕是幾小時的滿足。他完全相信人的命運是崇高的,因而打破了舊哲學界設置的所有框框和禁區,甚至比普羅塔哥拉走得還遠。昔羅塔哥拉教給人們:“人是衡量世間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則聲稱:“人的無形意識是(或者應該是)世間萬物的最后尺度;塑造命運的不是上帝,而是我們自已。”

  蘇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演講(準確地說,法庭上共有五百名法官,是蘇格拉底的政敵精心挑選的,其中有些人還會讀書寫字),對任何聽眾來說,不管他們是不是持同情態度的,都是最鼓舞人心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這位哲學家爭辯說,“世界上誰也無權命令別人信仰什么,或剝奪別人隨心所欲思考的權力。”他又說:“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沒有朋友的贊同,沒有金錢、妻室和家庭,也會成功。但是如果不徹底研究問題的來龍去脈,汪何人都休想得出正確結論,因此必須擁有討論所有問題的充分自由,必須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

  遺撼的是,這個被告是在錯誤的時間闡述了錯誤的論斷。早在伯羅奔尼撒半島戰爭之后,雅典富人與窮人之間、主人與仆人之間的關系便處于劍拔弩張的狀態,蘇格拉底是“溫和分子”——一個既看到雙方利弊,又力圖找到折衷方案以滿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義者,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過那時候雙方勢均力敵,騰不出手來對付他。

  到了公元前四○三年,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完全控制了王國,把貴族趕跑了,蘇格拉底也就在劫難逃了。

  他的朋友知道了這一切,建議蘇格拉底盡早離開這座城市,這是很明智的。

  蘇格拉底的敵人并不比他的朋友少。在大半個世紀里,他一直充當“口頭評論家”,成為一個絕頂聰明的大忙人,善于把那些自我標榜為雅典社會支柱的人的偽裝和思想騙術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成為一種癖好。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臘家喻戶曉。他在上午談到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全城便無人不知了。有人為他編演了戲劇。他被捕入獄時,全希臘沒有一人不對他一生中的大小瑣事了如指掌。

  在審判中起主導作用的那些人(例如那個既不會讀又不會寫、只因為通曉上帝旨意而成為起訴中最賣力氣的可敬的糧販子)深信他們審訊蘇格拉底是在為社會盡職,為城市除掉一個所謂“知識界”中的最危險分子,一個只能教給奴隸懶惰、犯罪和不滿的人。

  頗為有趣的是,即使在這種環境里,蘇格拉底仍以精湛的口才為自己辯解,而且竟然使陪審團的絕大多數人傾向于釋放他。他們提出,蘇格拉底只要擯棄辯論、爭吵、說教這些可怕陋習,不再干涉別人所偏愛的東西,不再用永無止境的疑問去糾纏他們,就可以被赦免。

  但是蘇格拉底拒絕接受。

  “這辦不到!”他喊道,“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種微弱的心聲還在讓我繼續向前,把通向理智的真正道路指給人們,我就要繼續拉住我遇見的每一個人,告訴他我的想法,絕不顧慮后果。”

  這樣,法庭除了判處這個囚犯死刑外,沒有別的辦法。

  蘇格拉底被緩刑三十天。每年一度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還沒有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這期間是不準行刑的。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這位老人安然地呆在地窖里,琢磨如何改進他的邏輯體系。他有許多次逃跑的機會,但他都拒絕了。他已經不虛此生,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他累了,準備離世而去了。直到行刑的時候,他還在和朋友們談話,用自己追求的真理開導他們,勸他們不要把腦筋用在物質世界上,而要多考慮精神世界。

  接著,他飲下毒鴆,躺在床上,從此以后,一切爭論都隨著他的長眠而宣告結束。

  蘇格拉底的門徒曾一度被勢不可擋的公眾憤怒嚇破了膽,覺得還是避開過去的活動場所為好。

  可是等他們看到一切都平息無事了。便又回來,重操公開講學的舊業。在這位老哲學家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比以前傳播得更廣泛了。

  與此同時,這座城市經歷了非常困難的時期。爭奪希臘半島領導權的戰爭已經結束五年了,在這場戰爭中雅典人一敗涂地,斯巴達人獲得了最后勝利。這是體力擊敗智力的大勝仗。不用說,這種狀況是好景不長的。斯巴達人從沒有寫下一句值得記載的話,也沒有對人類的知識有過一絲的貢獻(一些軍事戰術除外,這些戰術已沿用到今日的足球比賽里)。斯巴達人認為,對手的圍墻被推倒了,雅典的艦隊也所剩無幾,他們已經大功告成。但是,雅典人的思想卻沒有因此而失去其敏捷的天資。伯羅奔尼撒半島戰爭結束后十年,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云集了世界各地的船只,在希臘聯合艦隊中,雅典的海軍將領又一次身先士卒。

  況且,伯里克利的努力雖然沒有得到同代人的重視,卻使雅典成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象公元前四世紀的巴黎一樣。羅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錢人家都想使孩子受到時髦的教育,即使孩子只被準許參觀一下衛城附近的任何一所學校,家長也會為此而受寵若驚。

  我們現代人要正確理解古代社會是非常困難的,在那個世界里,生存被看得至關重要。

  在早期基督教的影響下——當時的基督教是一切異教文明的死敵——羅馬人和希臘人被視為喪盡天良的家伙。他們隨意崇拜一些不倫不類的天神,剩下的時間便大吃大喝,飲整桶的薩萊諾酒,聽埃及舞女的纏綿細語,間或還奔趕戰場,僅為嗜血的樂趣而殘殺無辜的日耳曼人、法蘭克人和達西雅人。

  不可否認,無論是在希臘還是在羅馬,都有很多商人和戰爭販子,在羅馬可能更多一些。他們把蘇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精辟闡述的倫理道德拋到腦后,積攢起萬貫家私。正是因為這些人非常富有,人們才不得不對他們忍氣吞聲。但是,這些人在社會中毫無威信,因此不可能被推崇為當時文化的化身。

  我們發掘了埃帕菲羅迪特的公寓,這家伙同尼祿把羅馬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從而發了數以百萬計的大財。我們望著這個老投機商用不義之財建造起來的擁有四十間房屋的宮殿的廢墟,禁不住會搖頭嘆息:“太腐敗了。”

  繼而,我們坐下來讀一讀愛比克泰德的著作。愛比克泰德曾經當過埃帕菲羅迪特這個老惡棍的奴仆。然而讀了他的書,我們卻感到是在與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顯赫的靈魂相交。

  我知道,人們喜歡關起門來隨意對自己的鄰居或鄰國品頭評足,但是不要忘記,哲學家愛比克泰德不愧是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名符其實的代表,正象朝廷中的勢利小人埃羅菲羅迪特也具有他的代表性一樣。二十個世紀以前的人們追求盡善盡美的生活,這種欲望也不亞于如今的人們。

  當然,那時的盡善盡美與今天的盡善盡美在概念上有著天壤之別,這一點毋庸置疑。那時的盡善盡美是一個深深歐化了的產物,與東方社會毫不相干。但是,那些建立了自己的理解、把它作為生活中追求的最崇高目的的所謂“野蠻人”,畢竟是我們的祖先,正是他們慢慢地發展了一種生活的哲理,并廣為人們所接受。如果我們以為良心純正,衣食簡樸,加上身體健康和收入適足便是知足常樂的最好保障,那么這個哲理我們也不妨予以認可。靈魂的歸宿并未能引起那些“野蠻人”的很大興趣。他們僅僅把自己視為有知識的特殊動物,高踞于地球其它生物之上,他們常常談及上帝,但那只是我們如今經常用“原子”、“電子”、“乙醚”一類同匯一樣。在他們看來,萬物的起源必須有一個名稱,因此在愛比克泰德說到宙斯時,那只是一切尚未得出答案的難題的代號,就象歐幾里德在解題時用X和Y作為代號一樣,可以含義龐大,也可以微不足道。

  那時人們最感興趣的是生活,而僅次于生活的,便是藝術。

  他們研究包羅萬象的生活,并按照蘇格拉底創造推廣的分析方法,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有時他們出于尋求完美精神世界的熱情,走到了荒唐的極端,這是令人遺憾的。不過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但柏拉圖卻是古代眾多理論家中唯一的一個出于對完美精神世界的熾愛而鼓吹不寬客的人。

  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這個年輕的雅典人是蘇格拉底的心愛門生,是蘇格拉底的文字記載人。

  他收集了蘇格拉底曾經說過或想過的一切,編成對話,可以當之無愧地稱做是《蘇格拉底福音書》。

  他完成這個工作后,便開始對他老師的理論中的一些晦澀難解之處進行詳盡的解釋,撰寫了一系列文采橫溢的文章。最后他開了許多課,使雅典人公正和正義的主張越過希臘國界,流傳四海。

  在全部活動中,他所表現的全力以赴的忘我精神簡直可以和圣徒保羅媲美。不過,圣徒保羅的一生極為驚險,他從北到南,從西到東,把上帝的福音傳播到地中海的每個角落,而柏拉圖卻從未離開過他那舒適花園的坐椅,讓世界各地的人來拜見他。

  他的世家出身和可以使他自立的財產使他能夠如此行事。

  首先,他是雅典人,從他母親的血統可以追溯到索倫。其次,他到了法定年齡就繼承了一筆足以維持富裕生活的財產。

  最后,他具有出眾的口才,任何獲準聆聽他在柏拉圖大學授課的人,哪怕只是聽過很少幾次講課,都心甘情愿跋山涉水來到愛琴海。

  至于其它方面,柏拉圖具有許多當時青年人的特點。他當過兵,但對軍事毫無興趣。他參加戶外運動,是摔跤和賽跑的能手,卻又從未榜上留名。他和當時的青年一樣,也把很多時間花在國外旅行上,曾跨越愛琴海,在埃及北部做過暫短停留,重溫了他那大名鼎鼎的祖父索倫走過的歷程。不過他回國后就沒再外出,在雅典郊區賽菲薩斯河畔一座風景宜人花園的陰涼角落里傳授他的教義長達五十年之久,“柏拉圖學園”也就因此而得名。

  柏拉圖最初是數學家,后來漸漸轉向政治,在這個領域里,他為現代政治機構奠定了理論基礎。他是堅定的樂觀主義者,相信人類正在持續不斷地進化,他認為,人的生命是從低級向高級的緩慢上升,世界從美好的實體發展到美好的制度,再從美好的制度中產生美好的思想。

  他的這一想法寫在羊皮紙上倒是很有吸引力,但是當他試圖把想法轉化成具體原則、為他的理想的共和國提供理論基礎時,他追求公正和正義的熱情就變得非常強烈,以至于無法容忍其它任何考慮。他主張的共和國一直被那些紙上談兵的烏托邦建設者們視為人類完美無缺的最高境界。這個奇特的共和國組織不論是在過去還是從現在來看,都孕育著許多偏見,那是一些退伍上校們獨有的偏見,這些人享受著充裕的個人收入,生活舒適,卻喜愛與政界周旋,井極為鄙視下層社會的人,以圖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地位”,分享一下只有“上流社會”才有的那些特權。

  不幸的是,柏拉圖的書在西歐中世紀學者中頗受推崇。在這些學者手里,舉世聞名的共和國變成了向寬容精神開戰的可怕武器。

  這些才學淵博的學者故意要忘記,柏拉圖得出結論的背景是與他們生活的十二、十三世紀的情況毫不相同的。

  譬如,按照基督教的教義。柏拉圖根本不是一個虔誠的人。記對祖先們敬仰的神明深惡痛絕,把它們看成是馬其頓的鄉下佬,俗不可耐。他曾經為特洛伊戰爭紀年表中記載的有關神明的丑惡行徑而深感恥辱。但隨著他走向成年,年復一年地坐在小橡樹園里,對家鄉各個小公國之間愚蠢的爭吵也越來越義憤填膺了。他看到了舊民主理想的徹底失敗,逐步相信,對于一般平民來說,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不然他想象中的共和國就會立即陷入混亂。于是他堅持認為,他的模范社會的立法結構應該制定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動的明確規定,無論是自由人還是奴隸,都無一例外地必須服從,否則就判處死刑或監禁和流放。看起來,這一主張是對蘇格拉底在不久前曾為之英勇奮斗的寬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徹底否定,其實這也是柏拉圖理論的本意。

  這個世界觀轉變的原因并不難尋找。蘇格拉底扎根于民眾之中,而柏拉圖卻懼怕生活。他為了逃避丑陋的世界,躲到了自己臆想的王國中。他當然知道自己的夢想——根本不可能實現。各自為政的城邦并存的時代,不論是想象中的還是實際存在的,都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集權統治的時代已經開始,整個希臘半島日后很快歸并為廣闊的馬其頓帝國,從馬里查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但是,這個古老的希臘半島上難以駕馭的各個民主城邦尚未落人征服者的巨掌的時候,卻出現了一位傲立于群雄之上的最偉大的思想家,他使整個世界都懷念那一代已經絕滅的希臘民族。

  我指的當然是亞里士多德,一個來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在那個時代已經通曉了許多尚不為人知的事情,為人們的知識寶庫增添了豐富的寶藏。他的書成為智慧的溫泉,在他以后,整個五十代歐洲人和亞洲人都無需經受絞盡腦汁的寒窗之苦,便可以從中獲取盡人滿意的豐盛的精神食糧。

  亞里士多德十八歲那年就離開了馬其頓的家鄉,來到雅典聆聽柏拉圖的講課。他畢業后,在許多地方授課,直到公元前三三六年回到雅典,在阿波羅神廟附近的一座花園里開辦了自己的學堂。這就是亞里士多德哲學授課學園,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學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不愿意在自己的城堡里多建一些學園,那時,城邦開始喪失其傳統的商業重地的作用。精力旺盛的市民都搬遷到亞歷山大港、馬賽和其它南方和西方的城市。剩下沒有出走的都是些不名一文或懶惰成性的人。他們是老一輩自由民中最墨守陳規的一派人的殘余。這一派人既為苦難深重的共和國增了輝,又導致了它的毀滅。他們對柏拉圖學園里發生的一切沒有什么好感。在柏拉圖去世的十多年以后,他的最著名的門生竟然重返故土,繼續講授那些仍然不為人們接受的關于世界起源和神明威力有限的教義。對此,老守舊派的人煞有介事地搖起頭來,低聲咒罵他把城邦變成了思考自由和不拘信仰的場所。

  如果這些守舊派一意孤行,就會把這位門生趕出國境。但是他們明智地克制了自己。這是因為,這位身體健壯、兩眼近視的紳士以飽覽群書和衣著講究而聞名,是當時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可不是一兩個流氓打手就能隨意趕出城邦的無名小輩。他是馬其頓宮廷醫生的兒子,和皇子們一起受過教育。他剛一結束學業,就担任了皇儲的家庭教師,整整八年的時間,他每天都和年輕的亞歷山大形影不離。這樣,他贏得了亙古以來最強大的統治者的友誼和幫助,在亞歷山大去印度前線期間,掌管希臘各省的攝政王對他倍加關懷,生怕有人傷害了這位帝國主宰的摯友。

  然而,亞歷山大去世的消息一傳到希臘,亞里士多德的生命便陷入了險境。他想起了蘇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再重蹈他的厄運。他象柏拉圖那樣,謹慎地避免把哲學和現實政治混為一談。但是,他對政府的民主形式的厭惡和對平民掌權的不信任是眾所周知的。他看到雅典人爆發出沖天怒火,把馬其頓的守衛部隊趕跑了,便度過埃維亞海峽,來到卡爾希斯。在馬其頓人再次征服了雅典、懲治了叛亂的前幾個月,他離開了人世。

  多少個春秋過去了,現在要追根究底地找出亞里士多德被指控不忠誠的確實背景,真是談何容易,不過按照一般情況,在一個業余演說家充斥的國度里,他的活動必然與政治盤根錯節地糾纏在一起,他不得眾望,與其說是因為散布了會使雅典遭受宙斯嚴厲懲罚的駭人聽間的新異端邪說,到不如說是由于他對偏見很深的少數幾個地方實力派采取了蔑視態度。

  不過,這個背景材料是無關緊要的。

  各自為政的小城邦共和國已經未日臨頭了。

  過后不久,羅馬人繼承了亞歷山大在歐洲的業績,希臘人從此變成了他們眾多省份中的一個。

  爭執斗口到此結束,因為羅馬人在許多事情上甚至比黃金時代的希臘人還要寬容。他們容許臣民自由思考,但是不允許人們對政治上的某些隨機應變的原則提出質問,因為羅馬政權之所以從史前時期就能保持繁榮安定,全部仰仗這些原則。

  和西塞羅同一代的人所具有的思想同帕里克利的追隨者所推崇的理想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差別。希臘思想體系的老一代領袖人物把其寬容精神基于某些明確的結論上,這些結論是他們經過數世紀認真實踐和苦思冥想總結出來的。而羅馬人卻認為,他們用不著從事這方面的探討。他們對理論問題漠不關心,還把這種態度引為自豪,他們對實用的東西感興趣,注重行動,看不起高談闊論。

  如果異國人愿意在下午坐在老橡樹下,討論統治的理論或者月亮對海潮的影響,羅馬人是歡迎的。

  但是,如果異國人的知識可以付諸實踐,那便會受到羅馬人的重視。至于談經論理,連同唱歌、跳舞、烹調、雕塑和科學一類玩藝兒,最好還是留給希臘人或其他外國佬,大慈大悲的丘庇特創造了他們,正是為了讓他們去擺弄這些正統的羅馬人不屑一顧的東西。

  羅馬人則要全力以赴地掌管好日益擴大的領土,訓練足夠的外籍步兵和騎兵,以保衛邊沿省份,巡查溝通西班牙和保加利亞的交通要道。他們通常要花費很大精力來維持數以千計的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間的和平。

  但是,榮譽桂冠畢竟還是要送給無愧于這個稱號的人。

  羅馬人通過精心的工作,創建了一個龐大的統治系統,這個系統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一直延續到今日,這個功勞是很偉大的。那時的臣民只要繳納必要的賦稅,表面上尊重羅馬統治者定下的為數不多的行動準則就可以享受廣泛的自由。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相信某事或不相信某事,可以信仰一個上帝,也可以信仰十幾個上帝,甚至崇拜任何裝滿上帝的廟宇,這沒有關系。但是,不管人們信仰什么,在這個世界范圍的大帝國里,混居著的形形色色的人們必須永遠記住,“羅馬和平”的實現有賴于公正地實踐這樣一條原則,“待人寬則人亦待己寬。”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干涉別人或自己大門內的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然認為自己信仰的上帝被褻瀆了,也不必找官府尋求什么解脫,因為,正如臺比留大帝在一次值得紀念的場合說的那樣:“如果那位上帝認為必須補償他所蒙受的損失,他一定會自己關照的。”

  靠了這樣一句不足道的話,法庭就可以拒絕處理所有這類案子,并要求人們不要把涉及個人見解的問題帶進法庭。

  如果說一群卡帕迪西亞商人在哥羅西人的地盤居住的時候有權利繼續信仰自己的上帝,并在哥羅西鎮子里建筑起自己的廟宇,那么,哥羅西人為了類似原因搬到卡帕迪西亞人的地盤落戶時,也必須得到同樣的權力和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們時常爭辯說,羅馬人之所以能夠擺出一副至高無上的寬容姿態,是因為他們對哥羅西人、卡帕迪西亞人以及其他所有野蠻部落的人都持有同等的輕蔑態度。這可能是正確的。我對這一點沒有把握,但是,在整整五百年中,宗教上的徹底寬容一直盛行于文明和半文明的歐洲、亞洲和非洲的絕大部分地區。羅馬人發展了一種統治藝術:最大限度地減少磨擦,從而獲取巨大的實際成果,這一切也畢竟是事實。

  但永存的東西是沒有的,至少靠武力建立起來的帝國是不能長久的。

  羅馬征服了世界,同時也毀滅了自己。

  羅馬帝國年輕戰士的白骨,被扔在數以千計的戰場上。

  在差不多五個世紀中,社會的精華都把智慧浪費在管理從愛爾蘭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國這個巨大的工作中。

  最后,惡果出現了。

  以一城為邦統治全世界,這個不可能完成的事業在人力和腦力上把羅馬拖垮了。

  隨后,又發生了一樁可怕的事。人們逐漸厭惡了生活,失去了生活的熱情。

  他們已經占有了所有的城鄉住房,擁有了他們希望得到的全部游艇和馬車。

  他們擁有了全世界的奴隸。

  他們嘗遍了全世界的美酒,踏遣了綠水青山,玩遍了從巴塞羅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世間所有的文字書籍在他們的藏書室里都能找到,他們家的墻上掛滿了最美麗的圖畫。他們吃飯的時候有世界上最卓越的音樂家為他們演奏。他們在童年時曾由最出色的教授和教育家為他們上課,使他們學到了所有應該學到的知識。結果,所有的美味佳肴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圖書都變得乏味,所有的女人都失去了魅力,甚至生存本身也成為一種負担,很多人寧可獲取一個體面的機會使自己喪生。

  剩下的只有一種安慰!對未知和無形世界的遐想。

  然而,舊的上帝已經死去多年了,有頭腦的羅馬人是不會輕信那些在幼兒園里教唱的歌曲里對丘比特和米納瓦的贊頌的。

  享樂主義學派和犬儒學派的哲學體系已經出現,這些哲學體系宣揚仁愛、克己和無私的美德,宣揚一生要有益干他人。

  但是,這些哲學思想過于空洞。塞諾、伊壁鳩魯、愛克比泰德和普盧塔克的書在街頭書店里比比皆是,書里面講的倒是娓娓動聽。

  不過從長遠的觀點看,這種純理性的教義缺乏羅馬人所需要的營養,他們開始追求一種可以作為精神食糧的“情感”。

  由此說來,純哲學色彩的“宗教”(如果我們把宗教思想和追求有益高尚生活的愿望聯系起來,這確是一種哲學色彩的宗教)只能取悅于一小部分人,這些人幾乎都屬于上流社會,早已經飽享能干的希臘老師對他們個別授課的特殊待遇。

  普通老百姓卻視這些冠冕堂皇的哲學思想如草芥。他們的想法也發展到了這樣的階段,認為大部分古代神話都是粗俗愚昧的祖先幼稚的產物。但是他們還趕不上那些所謂的知識高人,還不能否認上帝的存在。

  于是,他們采取了所有知識淺薄的人在這種環境中會采取的行動:表面上還一本正經地推崇共和國官方認可的上帝,背地里卻為了尋求真正的幸福而拜倒在某個宗教行會的腳下,在過去兩世紀中,這種宗教行會在臺伯河畔的古城里開始受到了真心誠意的歡迎。

  我前面用的“行會”一詞源于希臘,原意是一群“受到啟示的”人——這群男女為了不把本行會最神圣的秘密泄露出去,必須做到“守口如瓶”。只有他們才能知道這些秘密,這種行會就象大學兄弟會的咒符一樣使人們結合在一起。

  其實,在公元一世紀的時候,行會只不過是一種崇拜形式,一種說法,一種教派,一個希臘人或羅馬人(這里請原諒時間上的略微混淆)已經離開長老教會加入基督科學教會,便會告訴別人他去參加“另一個行會”去了。“教堂”、“英國北部教會”和“貴族院”相對來說是新發明的同匯,在當時可無人知曉。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特別感興趣,想弄明白當時羅馬的情況,就請在下周六買一份紐約報紙看一看,任何一份都行。你會看到四五欄關于從印度、波斯、瑞典、中國以及其它十多個國家引進的新教旨和新處方的廣告,這些廣告旨在給人們以健康、富有和得到靈魂永恒拯救的希望。

  羅馬與我們如今的大都市一樣,充斥著外來和本地的宗教。這也不可避免,因為它與世界各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小亞細亞北部覆滿青藤的山上開始了對神母的崇拜,弗里基亞人把神母尊崇為所有天神之母。伴隨這種對神母的崇拜的是一些不合乎禮儀的表達感情的放蕩形式,這使羅馬當局不得不訴諸武力關閉神母廟,最后還通過了一項果斷的法律,禁止進行任何傳教活動,因為這種宗教只會鼓勵公眾豪飲和做出更糟的事情。

  埃及這塊充滿自相矛盾和神秘色彩的古老土地,為人類提供了五六個怪誕不經的天神,奧賽利斯、塞拉皮斯和愛西斯在羅馬時代就象阿波羅、迪梅特和赫耳墨斯一樣被人所熟悉。

  至于希臘人,他們在若干世紀之前就把抽象真理和行為法典的雛型體系奉獻于世。這時,他們又向堅持偶像崇拜的異國居民提供了遠近聞名的艾蒂斯、迪奧尼修斯、奧爾費斯和艾多尼期的“宗教行會”。從公共道德的角度來說,這些神明中沒有一個是盡善盡美的,不這他們卻頗受到人們的歡迎。

  在整整一千年里,腓尼基商人常常光顧意大利海岸,使羅馬人熟悉了他們的上帝巴爾(耶和華的不共戴天之敵)和上帝的妻子艾斯塔蒂。為了這位奇妙的女神,所羅門在老年時在耶路撒冷中心建造了一個“高壇”,使他忠誠的臣民大為震驚。這個令人敬畏的女神在爭奪地中海的第一把交椅的漫長苦戰中,一直被公認是迦太基城的庇護者,她的廟宇在亞洲和非洲都打碎以后,她又儼然以基督教圣人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歐洲。

  不過,還有一個最為重要的神。他的名望譽滿全軍。在從萊茵口到底格里斯河源的羅馬邊境線上,每一堆殘磚破瓦之下都會發現他的破碎金身。

  這就是偉大的米思拉斯神。

  據我們所知,米思拉斯原是司管光、空氣和真理的亞洲神,在里海低地平原飽受香火。我們的鼻祖占有了那片牧草肥沃的土地,使人類在山峰峽谷之間得到了棲身之所,這里以后便成為人所共知的歐洲。這個天神給予人類各種美好的東西,大家相信,這塊土地的統治者得以施展權力,完全是依靠萬能的天意。米思拉斯終日處在天火之中,有時他把一縷天火降在身居高職的人們的身上,作為天恩的象征。他雖然早已離去,連名字也被忘記了,但是自中世紀征。他雖然早已離去,連名字也被忘記了,但是自中世紀起,那些仁慈的圣人們頭上的光環就足以向我們提示早在教堂問世一千年之前的一個古老傳統。

  盡管米尼拉斯在很長時間內深得人們的崇敬,但人們要稍微準確地了解他的一生卻仍然非常困難。這是事出有因的。早期基督教傳教士對米思拉斯神話恨之入骨,其程度百倍于對一般神話的仇恨。他們明白印度神是他們最兇惡的對手,便竭盡能事,毀掉一切可以使人們記憶起他的東西,他們的努力大見成效,所有米思拉斯的寺廟蕩然無存,這個宗教在五百年中曾經盛行于羅馬,就象今日美以美教派和長老會在美國盛行一樣,這時卻連一張文字記載的紙片部沒有留下。

  不過,當時炸藥還沒有發明,建筑物不可能被徹底鏟平,人們通過仔細搜索一些廢墟和從幾個亞洲古地得到的資料,填補了這個空白,以至現在已經掌握了有關這個有趣天神及其軼事的相當準確的情況。

  米思拉斯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一天,米思拉斯神秘地從一塊巖石中脫胎而生。他睡在搖籃里,附近幾個牧羊人過來向他參拜,還送禮逗他高興。

  米思拉斯在孩提時代就經歷了形形色色怪異的冒險,其中很多事情使我們想起了使赫爾克里斯成為希臘孩子們心目中的英雄的業績,不過,赫爾克里斯殘酷暴虐,而米思拉斯總是與人為善。有一次他與太陽神角逐,把他打翻在地,但是他盡管得勝了,卻豁然大度,使太陽神和他如手足兄弟一樣,以致旁人常常將二人混淆起來。

  當罪惡神降下一場干旱、意欲毀滅整個人類的時候,米思拉斯一箭射向一塊巖石,頓時水如泉涌,沖向干裂的土地。繼而,艾赫里曼(這是罪惡神的名字)又想以一場大水達到其卑鄙目的。米思拉斯得知后,就告訴了一個人,讓他造一只大船,把親屬和家禽都帶上,這樣又把人類從毀滅中挽救出來。他為了拯救人類,使之不因自身的各種弊病而遭到惡報,竭盡了力氣,然后又升人天國,永操掌管正義和公正的大權。

  當時有誰要想加入崇拜米思拉斯的行列,就必須通過一種儀式,吃一些面包和酒做為禮餐,來紀念米思拉斯和他的朋友太陽神一起用的著名晚餐。接著,必須在水前接受洗禮,做很多我們現在看來是毫無意義的事情,這種宗教形式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壽終正寢了。

  一旦加入崇拜米思拉斯的行列,所有虔誠信徒都被一視同仁。他們一起在同一個燭光明亮的祭臺前禱告,唱同一支贊美詩,一同參加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節目,以慶祝米思拉斯的生日。而且他們在每周的第一天不做任何工作,以紀念那位偉大的天神,直到今天,我們仍然稱那一天為“星期日”。他們死后,尸體要擺放整齊,等到最后審判日,好人得到公正的報答,惡人則被擲入不息的烈火中。

  這些五彩繽紛的神話的成功和在羅馬士兵中米思拉斯精神的深遠影響,表明人們對宗教是非常感興趣的。實際上,羅馬帝國在最初幾個世紀里,一直不停地尋找能夠在精神上使大家感到滿足的東西。

  到了公元四七年,發生了一件事。一葉扁舟離開了腓尼基,馳向佩加城,該城是通往歐洲各條道路的起點。乘客中有兩個人,他們沒有帶行李。

  他們的名字是保羅和巴納巴斯。

  他們是猶太人,但其中有一個人持有羅馬護照,還通曉非猶太族人的智慧。

  這是一次永垂青史的旅程的開始。

  基督教開始征服世界了。

2013-08-19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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