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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龍《寬容》十七 索茲尼一家
房龍《寬容》十七 索茲尼一家
房龍     阅读简体中文版

十七 索茲尼一家

  意大利的宗教改革從沒有成功過。其實它也成功不了。首先,南部的人并不把宗教看得很重,不需要為它而刀槍相見;其次,羅馬近在咫尺,它是宗教法庭的中心,五臟俱全,隨便發表見解很危險,還得付出代價。

  不過半島住著成千上萬個人文主義者,他們中間當然會有幾個害群之馬,重亞里士多德而輕圣克里索斯頓。但這些人也有許多機會來發泄精力,有俱樂部、咖啡館和注重禮節的沙龍,男男女女可以發揮知識熱情又不得罪帝國。這一切都是那樣悠閑宜人。其實生活不就是調和嗎?它過去不是一直這樣嗎,在世界的未日到來之前難道就不調和了嗎?

  為什么要為信仰中的枝節瑣事而大動肝火呢?

  經過幾句介紹之后,讀者在我們的兩名主角登場的時候,也就不會再希望有大吹大擂或隆隆炮聲了。他們是講話斯文的君子,做事情都講究體面。

  然而在推翻使人受難許久的暴政上,他們的貢獻卻比所有咋咋唬唬的改革者還要大。但這是無法預見的怪事。事情發生了,我們謝天謝地,可是要問原因,哎呀,連我們也不太明白。

  在理智的葡萄圓里安安靜靜干活的這兩個人叫索茲尼。

  他們是叔侄。

  不知是為什么緣故,年紀大的雷利歐·弗朗西斯科拼寫名字時用一個“z”,而年輕的福斯圖·保羅用兩個“Z”。不過,人們更熟悉他們名字的拉丁文形式索西尼厄斯,不熟悉意大利文的形式索茲尼,我們可以把這細節留給語法學家和詞源學家去解決。

  在影響上,叔叔遠不及侄子重要,因此我們先談叔叔,然后再講侄子。

  雷利歐·索茲尼是錫耶納人,出身于銀行家和法官世家,命中注定在博洛尼亞大學畢業后要從事法律行當。但他卻和許多同代的人一樣自行其事地搞起神學來,不再讀法律了,擺弄起希臘文、希伯萊文和阿拉伯文,最后(也象大多數同類人的結局一樣)成為理智神秘主義者——既很通曉世故,又不夠老練。這聽來相當復雜,不過能理解我意思的人用不著多加解釋,不能理解的人我再費唇舌也沒用。

  然而他的父親還認為兒子能成為世界文壇上的人物。他給了兒子一張支票,讓他出去開開眼界。于是雷利歐離開了錫耶納,在以后的十年里從威尼斯到日內瓦,從日內瓦到蘇黎世,從蘇黎世到維藤貝格,然后又到倫敦、布拉格、維也納和克拉科夫,不時在城鎮或小村里住上幾個月或一年半載,希望能找到有趣的伙伴和學到有趣的新東西。在那個年代,人們一談起宗教就沒完沒了,就象現在我們談生意一樣。雷利歐積累了許多五花八門的怪思想,他豎起耳朵到處打聽,很快熟悉了從地中海到波羅的海的所有異端論調。

  不過當他帶著知識的行李來到日內瓦的時候,迎接他的卻是不甚友好的表示客氣。加爾文那暗淡的雙眼疑心重重地看著這個意大利來訪者。他是個出身高貴的杰出年輕人,不象塞維圖斯那樣貧困無親無靠。可是據說他傾向塞維圖斯。按加爾文所想的,隨著對那個西班牙異端派的火刑,三位一體已經是非論定了。其實,恰恰相反!從馬德里到斯德哥爾摩,塞維圖斯的命運已經成為人們談論的主題,世界各地思想嚴肅的人開始站在反對三位一體的一邊。這還沒有完。他們還利用古登堡的該死發明,四處宣揚自己的觀點,由于離日內瓦很遠,他們的言辭也多有不敬。

  在這之前不久,出現一本才學橫溢的小冊子,收有歷代教會神父對迫害和懲罚異端者的事情所說所寫的一字一句。在加爾文所說的“憎恨上帝”的人們、或按他們自己反駁的“憎恨加爾文”的人們中,這本書立刻大力暢銷。加爾文放出風聲,要和這個珍貴小冊子的作者單獨談談。不過作者預見到了這個邀請,明智地在封面上刪去了姓名。

  據說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曾經是日內瓦一所中學的老師。他對形形色色神學罪孽很有看法,這促成他憎惡加爾文而贊賞蒙田。不過這并沒有人證實,只是道聽途說。但是,一有人領頭,其他人便會起步緊隨。

  因此加爾文對索茲尼敬而遠之,卻建議說巴塞爾的柔和空氣比薩沃伊的潮濕氣候更適于這位錫耶納的朋友;索茲尼一動身去著名的古伊拉斯米安要塞,他就衷心祝他一路平安。

  使加爾文慶幸的是,索茲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懷疑,雷利歐被沒收了基金,還發高燒,年僅三十六歲便在蘇黎世死去了。

  他的過早去世在日內瓦引起了歡騰,不過高興的時候不長。

  雷利歐除去遺孀和幾箱子筆記本外,還有個侄子。他不僅繼承了叔叔未盡的手稿,還很快成為更勝于叔叔的塞維圖斯熱衷者。

  福斯圖斯·索茲尼從小就象老雷利歐一樣廣泛旅行。他的祖父給他留下了一小塊不動產。他直到近五十歲才結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時間用在他喜歡的神學上。

  他似乎在里昂做過一段時間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的買賣人,但他做買賣經營具體商品而不是精神財富,這一經驗使他相信,如果對方在買賣中處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屠殺或發脾氣是無濟于事的。他在一生中一直保持這個清醒的頭腦,這種頭腦在公司辦公室里固然可以找到,但是在神學院里卻象海里撈針。

  一五六三年福斯圖斯回到意大利。在返程中他來到日內瓦。他好象沒有去向當地主教表示敬意。況且加爾文那時已經生病,索茲尼家族的人拜訪他只能增加他的煩惱。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索茲尼在伊莎貝拉·德·梅迪希那兒工作。但一五七六年在這位大太結婚狂喜的幾天之后,就被丈夫保羅·奧希尼殺死了。于是索茲尼辭了職,永遠離開了意大利,來到巴塞爾,把《贊美詩》譯成意大利白話文,還寫了一本關于耶穌的書。

  福斯圖斯正象他在作品中表露的那樣,是個審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耳聾的人都天性謹慎。

  第二,他能從阿爾卑斯山另一面的幾塊地產中獲取收益,托斯卡那的當政者暗示他說,被懷疑是“路德學說”的人在評論使宗教法庭惱火的題目時,只要不太過分就行。于是他采用了許多筆名,出版一本書之前,必須請朋友們看一遍,認為比較安全才送去印刷。

  這樣一來,他的書沒有列入禁書,那本關于耶穌生平的書一直流傳到南喀爾巴阡山,落到另一個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里。他是米蘭和佛羅倫薩的一些貴婦的私人醫生,與波蘭和南喀爾巴阡山的貴族結了親。

  南喀爾巴阡山在那時是歐洲的“遠東”,直到十二世紀初期還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來安頓德國的多余人口。勤勞的撒克遜農民把這片沃上變成了一個繁榮昌盛、秩序井然的小國家,有城市、學校,還有幾所大學。但這小國家還是遠離旅行通商的要道。一些人由于某種原因,希望遠離宗教法庭的親信,最好與他們相隔幾英里的沼澤地和高山,于是這個小國家便成了理想的棲身之地。

  至于波蘭,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一提到這個不幸的國家便聯想到保守和沙文主義。但是我要告訴讀者,在十六世紀上半葉,它卻是名副其實的庇護所,保護了所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在歐洲其它地方飽受折磨的人,這是個令人高興的驚訝吧。

  這個出乎意料的情況是由典型的波蘭風格形成的。

  在很長時間里,這個共和國是全歐洲管理得最為拙劣的國家,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波蘭的上層教士玩忽職守,但西方各國主教的放蕩和鄉村牧師的酗酒也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惱事,因此沒能充分重視波蘭的情況。

  但在十五世紀下半葉,日耳曼大學里的波蘭學生迅速增多,這引起了維藤貝格和萊比錫當權者的注意。學生們開始提出質問。接著,事態發展到由波蘭教會管理的克拉科夫波蘭學院一垮到底,可憐的波蘭人要受教育就必須背井離鄉。不久之后,條頓大學受到新教旨的影響,華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學生也隨之入流。

  他們功滿還鄉的時候,已經是羽毛豐滿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前期,國王、貴族和教士要消除錯誤思想的傳播還很容易。不過這樣的措施要求共和國的統治者必須團結在一項明確普通的政策之下,這當然很矛盾,因為這個奇怪國家的最神圣的傳統是,一張反對票便能推翻一項法律,即使有國會其他所有議員的支持也不行。

  不久之后,那位著名的維藤貝格教授在宣揚他的宗教時又搞了一個經濟副產品,那就是沒收所有教會的財產,從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的肥沃平原上的博爾勞斯家族、烏拉蒂斯家族和其他騎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顯傾向另一種信念,即口袋里要有錢的信念。

  隨著這個發現,出現了為修道院的真正領地而進行的非神圣的搶奪,造成了出名的“間歇”,自從有人類記載之時起,波蘭人就是靠這種“間歇”拖延思索時間的。在這期間,所有權力都按兵不動,新教徒便利用機會,不到一年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而且遍布全國。

  當然,新教長之間的爭吵最后又使農民回到教會的懷抱,波蘭又成為天主教的一個堅固堡壘。可是到了十六世紀下半葉,波蘭獲得了允許各種宗教派別并存的許可證。西歐的天主教和新教開始了殺絕再洗禮教徒的戰爭,殘存者便向東逃竄,最后定居在維斯杜拉河畔。正是這時,布蘭德拉塔大夫拿到了索茲尼關于耶穌的書,表示想認識作者。

  喬古奧·布蘭德拉塔是意大利人,醫生,而且多才多藝。他畢業于蒙彼利埃大學,是出色的婦科專家。他從始至終都桀騖不馴,卻很聰明。他象當時的許多醫生一樣(想一想拉伯雷和塞維圖斯),既是神學家又是神經病專家,扮演的角色時常更換。他成功地治愈了波蘭皇太后的病,她原總是有幻覺,認為凡是懷疑三位一體的人都錯了,病愈后開始悔恨自己的錯誤,以后就只判決贊同三位一體教義的人。

  這個好母后已經死了(是被情人殺死的),她的兩個女兒嫁給了當地的貴族,布蘭德拉塔作為醫療顧問,在政治上發揮了很大影響力。他知道內戰已是一觸即發,除非采取行動終止宗教上的爭吵,于是他盡力想在對立教派之間豎起免戰牌。但是達到目的需要一個比他更精于錯綜復雜的宗教論戰的人。他靈機一動,想起了寫耶穌生平的那個作者。

  他給索茲尼寫了一封信,請他東行。

  不幸的是,索茲尼到達南喀爾巴阡山的時候,剛剛公布了布蘭德拉塔私生活中的一大丑聞,那個意大利人也已被迫辭職,到無人知曉的地方去了。索茲尼留在了這個遙遠的土地上,娶了個波蘭姑娘,一六○四年死在那里。

  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是最為有趣的階段,因為這時他具體表達了他的寬容思想。

  十六世紀后半葉是大量出版宗教問答手冊,進行信仰、信條和教旨告解的時代,在德國、瑞士、法國、荷蘭和丹麥,人們都在寫這些東西。可是各地印刷草率的小冊子都表明一個糟糕的信條:他們(也只有他們)才代表真正的真理,所有宣過誓的當政者的職責,就是支持這個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劍、十字架和火刑柱懲處那些肆意信仰其它劣等真理的人。

  索茲尼的信仰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它一開始便開門見山地說,它的真正意圖絕不是和別人吵架。

  他繼續說道,“許多虔誠的人有理由地埋怨說,現在已經出版以及各個教會正在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教義和宗教手冊是基督徒之間產生分歧的根源,因為它們都試圖把某些原則強加在人們的良知上,把持異議者視為異端。”

  據此,他以最正式的方法宣布,索茲尼派絕不主張剝奪或壓抑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講到廣義的人性,他又做了如下的呼吁:

  “讓每個人自由判斷他的宗教吧,因為這是《新約》定下的法則,最初的教會已經做出了先例。我們這些悲慘的人有什么資格要壓抑我熄滅上帝已經在人們心中點燃的圣靈之火?我們誰能獨占《圣經》的含義?我們為什么不記住,我們唯一的主是耶穌基督,大家都是兄弟,有誰被賦予了壓服別人的力量呢?可能其中一個兄弟比別人博學一點,但是在自由和基督的聯系上,我們是平等的。”

  所有這些都絕美無倫,只是早了三百年。索茲尼派和其它新教派都不能指望在那個動蕩的世界里長期堅持自己的立場。反對宗教改革的潮流已經氣勢洶洶地開始了。成群的耶穌會神父在失去的省份里大肆放縱。新教徒們一邊工作一邊爭吵,致使東部人很快又回到羅馬一邊。今天來到這些遠隔文明歐洲的地方的旅游者,很難會想到曾幾何時這里曾經是最先進最自由的堡壘,也不會猜到在可怕的路德山叢里曾經有一個小村子,世界在那兒第一次獲得了實現寬客的明確的途徑。

  我出于閑散好奇的緣故,最近一天上午來到圖書館,瀏覽了供我國青年了解過去的最流行的教科書。沒有一個字提到索茲尼派或索茲尼叔侄,所有的書都從社會民主派跳越到漢諾威的索菲亞,從撒拉森斯跳越到索比斯基。其實在這個被跳越的時期里,偉大宗教革命的領袖是大有人在的,包括厄可蘭帕鳩斯和一些次要人物。

  只有一卷提及了這兩個錫耶納人文主義者,不過是出現在羅列路德或加爾文所說所做的事情的一個含混不清的附錄里。

  預見的確有危險,但是我卻懷疑,在以后三百年的通俗歷史里,這一切會被改變的,索茲尼叔侄會獨自享有一小章節,而宗教改革的傳統主角則下降到次要的地位。

  他們的名字即使放在腳注里也會顯得咄咄逼人。

2013-08-19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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