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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品讀三國系列—歷史及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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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資治通鑒》在三國題材演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論《資治通鑒》在三國題材演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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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司馬光修畢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以下簡稱《通鑒》),其中的三國部分,是繼《三國志》和裴注后又一座三國史的里程碑。它融陳壽原著與裴注于一體,而出之以編年,成為兼收嚴擇集前人之大成的三國編年史,是三國題材由歷史到小說漫長演化史上的關鍵一環。人們論到《三國志演義》與史傳的關系,往往只關注《三國志》和裴注的影響,認為羅貫中是“皆排比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1](P107),卻忽略了《資治通鑒》承前啟后的特殊作用。其實,最早“排比”《三國志》及裴松之注的是司馬光。茲就其“排比”藝術對羅貫中創作《三國志演義》(以下簡稱《三國》)的影響,談幾點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串珠成鏈的系統化

  陳壽以紀傳體寫三國史,其長處自不待言,但紀傳體也有其難以克服的短處,這正如史家劉知幾所指出的:“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后屢出”;“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2](P21)此外,裴注雖說彌補了《三國志》簡略的不足,但三倍于原文的宏富史料卻游離于《三國志》正文之外,未能與原文融為一體,這為讀者閱讀與運用史料帶來了不便。于是,集前代史料之大成,融陳著、裴注為一體的歷史重任,就由司馬光圓滿地完成了。他既吸收了紀傳體善于記人記事的優點,又克服了紀傳體紀事重復互見和系年不夠嚴密的不足;既努力避免編年體“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2](P21)等短處,又發揚了編年體“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2](P21)等長處,從而形成其既有編年體之善,又有紀傳體之勝的“通鑒體”。若云陳壽的一系列紀傳與裴注條條史料如盤中珍珠,那么司馬光便以編年為線,將其串成了一條色彩繽紛的項鏈。這在歷史流程、編年體例、思維方式、材料整合等方面對《三國志演義》的創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與啟發意義,為其掃除了許多融合、銜接上的障礙。試從以下幾方面分別言之:

  1.融注入文。司馬光多次談到《資治通鑒》運用史料的原則,他說:“長編寧失于繁,毋失于略”(《與范內翰論修書帖》);“遍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摘幽隱,校計毫厘”(《進資治通鑒表》)。這種旁征博取,不遺巨細的原則態度,與裴松之注《三國志》的“務在周悉”,“罔不畢取”(《上三國志注表》)大體相同。因此,雖然裴注所引有野史、雜傳甚或小說家言,司馬光也盡量甄別吸收,將其融匯入所采《三國志》正文之中,使二者渾然一體。這里可舉四類情況,以見其一體化之概貌。

  一類是擇人、事敘寫入正文。人物的描寫與事件的敘述在裴注中所占比例最大,故為《通鑒》選擇入其正文者亦最多。茲舉曹操濮陽戰呂布為例以見其取舍融合之一斑。《三國志•武帝紀》曰:

  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余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已盡,各引去。

  裴注在“遂引去”后引袁《獻帝春秋》曰:

  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

  《通鑒》先擇取《三國志•典韋傳》中“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至“常繞大帳”一段敘寫作為濮陽之戰的一個段落,然后接以裴注所引“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至“突火而出”這段精彩描寫,(僅改動數字,改“太祖”為“操”,改“知是”為“識”,刪“門火猶盛”四字),又加“至營”二字為銜接,連起所采用的《武帝紀》“自力勞軍”至“各引去”一段,以作為此戰役之收束。這樣,《三國志》與裴注中的精彩段落被司馬光巧妙地組接為一體,自然渾成。濮陽戰役的敘寫更為完整緊湊,人物形象更為鮮明,典韋的英勇雄壯,曹操的機智善變都躍然紙上,文學意味愈發濃厚了。與羅貫中《三國》對讀之,其中典韋奮勇殺敵,田氏行反間計,曹操自呂布戟下逃生等情節的組接順序,與《通鑒》相同。再如“聞雷失箸”的情節,《通鑒》是將陳著的“失箸匕”與裴注的“聞雷”合二而一。《三國》此情節的組合方式,也與《通鑒》一致。由此可見二者接受影響之關系。

  二類是選史家評論入正文。裴注引史家評論也為數不少,司馬光選其精要者納入《通鑒》中,如習鑿齒、孫盛、魚豢等人的評論皆有選入者,以習、孫二氏入選居多。羅貫中在《三國》中也采用了納入習鑿齒、孫盛等史家評論的寫法。

  三類是采詔、疏、令、表入正文。裴注中皇帝的詔書、大臣的奏疏、表章、誄文、來往書信等也占有一定比例,司馬光往往采摘其必要者納入正文的有關部分,以與史實的敘述相得益彰。如裴注在《諸葛亮傳》所引《漢晉春秋》中載有諸葛亮上給劉禪的另外一表,即所謂《后出師表》。雖表后注明“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但司馬光還是將其納入《通鑒》(卷七十一魏紀明帝太和二年)的正文中,并明確寫道:“亮上言于漢主曰”,肯定其為諸葛亮所作。羅貫中也將此表納入《三國》正文中,借以弘揚諸葛亮“鞠躬盡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四類是取重要數據入正文。裴注中補充的一些反映當時歷史情況的具體數據,頗為重要,《通鑒》也擇其要者納入正文。如裴注在《三嗣主孫皓傳》中王浚“解縛焚櫬,延請相見”語下引《晉陽秋》曰:“浚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谷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宮五千余人。”《通鑒》選取上文加點者入正文,將《三國志》語與裴注語自然銜接為一體(見卷八十一晉紀武帝太康元年)。再如裴注引蜀亡時的一系列數據,《通鑒》也擇要納入正文中。這些數據也被羅貫中納入《三國》正文中。

  2.以事融傳。編年體與紀傳體都以敘述重大事件和表現重要政治人物為重點,但二者的著眼點則有所不同。編年體是以時代先后為序,以重大政治事件為中心,事中見人。紀傳體也要敘述事件的過程,但它是以人物為中心,因人設事。就三國史而言,作為以紀傳體為材料來源而以編年體出之的《通鑒》,就必須將材料置于更廣闊更復雜的背景下,去綜合提煉、剪裁運化,將一系列紀傳、裴注融匯到重大政治事件之中,以事統人,重新熔鑄成一個個歷史鏈條。比如《通鑒》中的“官渡之戰”,它發生在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年),是當時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整個三國時期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役,它決定著曹操統一河北,奠定魏國基業,因此,它自然成了司馬光濃墨重彩書寫的重要段落。但有關官渡之戰的史料卻散見于與此戰有關人物的傳記中,《武帝紀》、《袁紹傳》、《荀 荀攸賈詡傳》、《郭嘉傳》、《于禁張 傳》、《李典李通許褚傳》、《先主傳》、《關羽傳》、《孫策傳》等篇及有關裴注中,皆有或詳或略的此戰史料。《通鑒》將其一一提取出來,巧為銜接,妙加組合,集散為整,結構成波瀾起伏、首尾完整的故事情節。其中有事件的全過程的詳盡描述(包括矛盾起因、發展、高潮、結局等諸多環節),有各集團之間及集團內部的復雜矛盾的充分揭示(諸如曹、袁的矛盾,袁紹集團內部主帥袁紹與謀士沮授、田豐的矛盾,謀士之間的矛盾,謀士與武將的矛盾等),有各階層各集團共同活動場景的立體展現。在事件敘寫與矛盾糾葛中,更充分地刻畫出一系列人物的思想性格。從《通鑒》卷六十三所記袁、曹決戰的演化過程便可以見其集散為整、重新熔鑄的結構功力。與前面的各紀傳相比,《通鑒》中的官渡之戰情節更集中完整了,矛盾更激烈突出了,人物形象在同一事件的多層對比中,更鮮明生動了。其結構匠心所產生的藝術魅力,遠大于各部分簡單相加之和。這一戰,正好占了一卷的篇幅,占了自黃巾起義至三分歸晉這段史事總卷數的二十四分之一。《三國志通俗演義》所寫官渡之戰,自《曹公分兵拒袁紹》始,到《曹操倉亭破袁紹》止,共十九節,若排除《關云長封金掛印》至《劉玄德古城聚義》這虛構的五節,官渡之戰占全書的比例也與《通鑒》接近。若將《通鑒》與《三國通俗演義》此段情節參照對讀,便可發現二者在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設計與銜接等方面頗為相似。這樣,一個事件牽起眾多人物,構成一個情節環,一系列情節環由歷史運行的時序串連起來,構成一環套一環的完整的大鏈條。羅貫中《三國》總體結構上用編年,局部章回用列傳的結構方式,以及由大大小小的事件組成全書情節鏈,并在波譎云詭的歷史風云翻卷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敘事方式與寫人方法,顯然受《通鑒》的啟迪頗多。
二、敘事藝術的典范性

 

  中國史傳的敘事藝術是中國小說敘事藝術之源。先秦史傳名著,為長篇敘事實踐之肇始,《史記》、《漢書》、《三國志》、《后漢書》等紀傳體史著又繼承并發展了前人的敘事經驗,將中國敘事學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至《資治通鑒》出,又融匯前人以編年敘事與以紀傳敘事二者之長,在敘事藝術上頗多創獲,就對《三國志演義》敘事藝術的影響而言,不僅在串珠成鏈、剪裁運化、結構設計等宏觀敘事藝術上有畢路藍縷之功,還在具體敘事方法上著《三國志演義》之先鞭。試擇其要者分述如下:

  1.主線貫穿,環環相扣。《通鑒》往往抓住一定時空矛盾貫穿起來,形成脈絡明晰、環環相扣、人物突出的藝術整體。茲以赤壁之戰為例說明之。

  赤壁之戰乃是決定天下三足鼎立的關鍵大戰,孫、劉聯合抗曹便成為《通鑒》第六十五卷的主線。卷首所敘曹操平定并州,北征烏桓,既是六十三卷主線——官渡之戰與六十四卷主線———平定青、幽州的尾聲,又是本卷主線———赤壁之戰的先聲,征烏桓還鄴后,曹操“作玄武池以肄舟師”,即是為南征作準備。接著又以此主線陸續引出諸葛亮、徐庶、司馬徽、龐統等一批俊杰之士,引出三顧茅廬,隆中對策等著名情節,豐富劉備集團的組成,為赤壁之戰的展開蓄勢張本。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南擊劉表,赤壁大戰的序幕正式拉開。接敘諸葛亮為劉琦謀自安之計,劉琮降曹,劉備敗走江陵,張飛據水斷橋,趙云救護劉禪等內容。曹操是步步緊逼,劉備是節節敗退,情節緊張,扣人心弦。《通鑒》以此主線將《三國志》中散見諸人傳記中的這些環節整然有序地穿連起來。轉而寫赤壁大戰所涉三方之一的孫吳動靜。戰略家魯肅先出場,他會劉備、諸葛亮于當陽長坂,共同的見識與利益,促使其定下聯合抗曹之大計。諸葛亮隨即與魯肅赴江東,說服孫權。周瑜促使孫權下定最后決心,排除了投降派的迎曹主張,然后率軍與劉備會合,與曹操遇于赤壁。情節環環相扣地發展至此,作者濃墨重彩鋪寫的黃蓋詐降、火燒赤壁的高潮便水到渠成,曹操敗走華容道的結局也順理成章,勢所必然。而本卷末孫、劉搶占瓜分荊州的敘述,則是赤壁之戰的尾聲。在此主線貫穿下,孫權擊黃祖,曹操殺孔融等事件也順帶敘出,既主次分明,又不顯散亂。三國時期的重要人物如諸葛亮、司馬懿等初登歷史舞臺,嶄露頭角,曹操、劉備、孫權、張飛、趙云、魯肅、周瑜、黃蓋、甘寧、張遼、徐庶、劉琦等人物的思想性格也得到相應的刻畫。曹操與孫、劉的矛盾,孫、劉之間的矛盾,孫權集團內部主戰派與投降派的矛盾等各種各樣的復雜關系也在主要事件的激發下,充分地顯示出來。若將《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的赤壁大戰情節與《通鑒》對讀,便可清楚地看到羅貫中在整個主線的演進過程,各個情節環的銜接,主要人物的出場與活動,各種矛盾沖突的展開等方面,與《通鑒》有頗多相合之處。

  2。場景轉換,對比鮮明。場面描寫是敘事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大的事件是由一系列相互連系的場面組合而成的,如何將這一系列場景銜接與轉換,這是每個敘事者(無論他是敘述史實,還是敘述虛構的故事)所必須面對并妥善解決的問題。《通鑒》在這方面既繼承前人的敘事經驗,又有所創造,在每個大事件,每條主線的演進過程中,時時注意場景的精心設計與巧妙轉換,并在各個場景的鮮明對比中突出人物性格,推進情節進展,表達文化寓意。如官渡之戰,《通鑒》以精心設計的十余次場景轉換來構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并推動其向前發展。在場景的轉換中,袁、曹兩方構成了鮮明的全方位的對比,袁紹與曹操二主帥及雙方文武人物的性格得到突出,戰爭的勝負結局也寓含在對比的場景之中了。赤壁之點所涉曹、劉、孫三方的場景交替轉換及三方的交叉多層對比,比官渡之戰更加精彩。夷陵之戰中蜀、吳兩方為主的場景轉換中,又插以魏方的坐山觀虎斗,三方的對比也煞是好看。《通鑒》的這種場景轉換藝術及對比法,與其利用紀傳體史料頗有關系。這一系列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場景,本存在于不同人物的傳記中,顯示著傳主的人生歷程及思想性格。《通鑒》將其提取出來,系于有關事件中,妙加組合,使這些場景轉換自然流暢,對比鮮明,個中體現著《通鑒》作者的藝術匠心。這種藝術匠心為羅貫中所吸收,成為中國小說敘事藝術方法中使用頻率頗高的一種。

  3。追敘補充,針線綿密。紀傳體史書寫人主要是順敘傳主由生到死的主要事跡,描述其思想性格的成長歷程。而編年體中人物的出場,則要根據編年敘事的需要在其人生的某一時段出現在史家的筆下,出場前需交代的情況,往往采用追敘法補充之。這樣,既使人物性格完整,而又不打亂整個記敘的進程。《通鑒》吸收了紀傳體與編年體寫人方法之長,將敘事與寫人緊密結合起來,在人物于恰當時空出場后,以“初”字(偶爾用“先是”等字樣)領起的形式,追敘人物的過去,使其成為整體鏈條的有機部分。這種細針密線就將人物的過去與現在縫合成渾然天成的整體。茲舉典型例證以說明之:

  劉備是在敘述公孫瓚與袁紹的矛盾中出場的,作者追敘了他的家世、性格特征、與公孫瓚、關羽、張飛、趙云等人的交往等內容,并將其穿插在各路諸侯討董卓的事件敘述之中,為以后劉備的展翅翱翔作好了鋪墊。

  曹操是在皇甫嵩與波才大戰時“將兵適至”,大破黃巾,登上了歷史舞臺。緊接著便插敘一段有關曹操家世、性格、時人評價等內容,使這位叱咤風云的歷史人物的性格相對完整。孫堅死于《通鑒》卷六十所敘攻黃祖之戰中,當時并未敘其子孫策的下落。直至卷,方以“初”字領子情況,重點追述交等“交結知名”的事跡,以為孫策坐領江東張本。

  這種追敘補充法有時也用于人物死后的總結,使形象趨于完整。如《通鑒》卷六十九敘劉備伐吳事件中,補敘了張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的性格特征及劉備對他“鞭撾健兒”的勸戒,又引了陳壽對張飛的評語,這就揭示了他被帳下殺死這種悲劇結局的內在性格原因。再如:《通鑒》卷六十六周瑜死后,又以“初”字引出其當年對孫權“先盡敬”之忠心,補敘了他對程普“折節下之”的友情,這就使周瑜的性格更為豐富。

  這種補敘法有時還用于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以使事件首尾完整,因果明晰。如袁紹死后,作者補敘了他在立嗣上的猶疑不決,這既揭示了他多謀而少決的性格,又為此后袁譚與袁尚兄弟相爭作了過渡與鋪墊(見卷六十四)。《通鑒》卷六十八在曹操立曹丕為太子后,補敘了曹操在立丕與植二子上的猶疑及聽取臣下意見的最后抉擇。這就既敘明了此問題的前因后果,又刻畫了曹操父子的性格,還與袁紹立嗣構成鮮明對比。

  據粗略統計,《通鑒》三國部分共用“初”字135次,平均每卷有五次之多。其敘事功能值得細致研究。這種補敘法在《三國志演義》當中,雖已消去了以“初”字領起的形式,而代之以“昔時”、“先說”、“卻說”等小說家的表達方式,但在思維方式與轉換時空、縫合情節等敘事藝術方面的源流關系是無法否認的。
三、錦上添花的形象化

 

  從史家的語言風格說,大體有兩種傾向:一是追求言簡意賅,這以《春秋》為代表;二是追求文采生動,這以《史記》為典型。相比之下,顯然后者的文學性更強,更有藝術魅力。就《三國志》而言,總體上應屬于后者,但由于陳壽過分追求語言簡潔,其文采稍遜于《史記》。作為史學“兩司馬”之一的司馬光學習司馬遷的語言風格,在辭能達意、準確洗練的前提下,講求語言的形象化與文采化,形成自己個性化的語言風格。就三國史部分說,這種語言特點,對上為《三國志》錦上添花,對下為
《三國志演義》添磚加瓦,其承前啟后之功不應埋沒。

  首先,語言的形象化用之于人物,有突出其神態、心理、性格的藝術功能。且看下面表中的例子比較:

  《三國志•董卓傳》  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

  范曄《后漢書•董卓傳》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曰:“……”坐者震動……卓大怒,罷坐。

  裴注引《獻帝紀》 卓謀廢帝,會群臣于朝堂,議曰:“……”尚書盧植曰:“……”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群臣曰:“……”。

  《資治通鑒》卷五十九  卓大會百僚,奮首而言曰:“……”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為之請,議郎彭伯亦諫卓曰:“……”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于上谷。甲戌,卓復會群僚于崇德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群臣含悲,莫敢言者。

  《三國志通俗演義》 卓曰:“……”諸臣聽罷默默無言,各低頭覷地。……董卓與百官曰:“……”盧植立于筵上曰:“……”董卓大怒,拔劍向前欲殺植。侍中蔡邕,議郎彭伯諫曰:“……”卓乃止,但免植官,遂逃難而隱于上谷……卓按劍曰:“……”群臣惶怖,莫敢對。……卓掣劍在手曰:“……”卓叱左右曰:“……”少帝號哭,百官慘慘然。卓呼太后去服候敕,太后哽咽,群臣含悲。
  
  《三國志》只是史實的簡約敘述,并未直接描寫董卓的形象。裴注增加了“卓怒”的神態描寫,但還過于簡單。《后漢書》中的形象性又有所加強。《通鑒》則在吸取三者史料的基礎上,把人物形象描寫明顯突出了。既描寫了董卓“奮首而言”,“抗言”、“大怒”的神態,揭示了他暴虐橫行的性格,又刻畫了太后與群臣的惶恐悲傷神態,揭示了他們悲哀而又懼怕的心理。《通鑒》比前人所增加的形象化描寫全被羅貫中納入《三國》中。

  其次,語言的形象化用之于場面描寫,有再現歷史畫面的藝術魅力。形象化愈強,場面愈真實可感,藝術魅力愈大。且看各書對寫:

  《三;周瑜傳》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煩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

  裴注引《江表傳》、《山陽公載記》 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余,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柴。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后,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山陽公載記》: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 

  《資治通鑒》卷六十五  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余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余,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后,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劉備、周瑜水陸并進,追操至南郡。

  《三國志通俗演義》 船到操寨,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趁火勢,船如箭發,煙火漲天。二十只火船撞入水寨,所撞之處,盡皆釘住。隔江炮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映天徹地。……曹操當日引軍走華容道。……此時軍已餓乏,眾皆倒地。操喝令人馬踐踏而行,死者不可勝數。號哭之聲,于路不絕。 
 
  這里包括火燒戰船與燒后逃遁兩個場面。前者又可分為點火之前,火燒情景與燒之后果三個段落。總體上看,《周瑜傳》與《江表傳》皆注重了語言的形象性,但各階段的描寫又各有所長,各有其短,《通鑒》乃揚其長避其短。點火前的描寫以《江表傳》更形象更細膩,故為《通鑒》取之,又加“余船以次俱進”,以增強整體形象的前后呼應。火燒情景描寫,二者各有所長:“火烈風猛”優于“時風盛猛”,雖同是四字,后者卻含有火與風兩種形象,且借助于火烈才能具體感受到風猛的程度,形成其畫面感。“煙炎張天”優于“飛埃絕爛”,不僅繪出了江上岸邊的壯麗畫面,而且突出了煙火通徹天地的浩大氣勢。燒之后果以《周瑜傳》為優,“人馬燒溺死者甚眾”一句,與火勢描寫相得益彰。《通鑒》擇善而從,渾然一體,又妙加點化,一字千鈞。“船往如箭”雖只改變一個詞序,卻凸現出船疾速前進的主動性。“雷鼓大震”雖僅改一“進”字,卻渲染出了其巨大聲勢。燒后逃遁場面的描寫以《山陽公載記》為更具體更形象,曹軍狼狽之態,歷歷在目,故為《通鑒》所用。以“走”代“歸”的改寫,準確而形象地凸現了曹軍奔逃的情狀,引出后文的凄慘畫面,并與之情調和諧一致。從比較中可知,《通鑒》更形象更生動更完整地再現了這壯觀的歷史畫面。這又為三國題材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語言上的典范與描寫上的基礎。《三國志通俗演義》在兩個場面的組接與具體描寫上,得益于《通鑒》尤多。其“船如箭發”顯然來自“船往如箭”。將華容道逃遁與火燒赤壁組成連續情節之構思,也是借鑒了《通鑒》的成果。

  再次,語言的形象化用之于事件敘述,有增強表現力與感染力的特殊效果。《通鑒》對《三國志》的錦上添花式的形象化改造,就具有這種奇妙的藝術效果。且看表中之例: 

  《三國志•董卓傳》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 

    《資治通鑒》卷六十  百姓歌舞于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弟、璜等及宗族老弱在,皆為其群下所斫射死。

   三國志通俗演義•王允授計誅董卓 百姓過者,手擲董卓之頭,至于碎爛。將李儒綁在街市時,百姓過者爭啖其肉。城內城外,若老若幼,踴躍歡忻,歌舞于道。男女貧者盡賣衣裝,酒肉相慶曰:“我等今番夜臥,皆可方占床席也!”卓弟、兄子璜等皆懸四足于城市。但是卓門下附勢者,皆下獄死。

   陳壽寫應,用的是典型的史家敘述筆法,體現了他“意務簡潔到了司馬光的筆下,在吸收裴注引《英雄記》與范曄《6;董卓傳》有關語句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一番形象化、通俗化的再加工,同樣的內容被描寫成一幅幅氣氛濃烈、可視可感的生動畫面。《三國志》原文的“庶”被通俗化明確化為“百姓”,且提到了反應強烈者的首位,這正是他“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作史宗旨的具體表現。原文中的“士”又被擴大為“士女”,使歡慶的范圍增加了一倍。“咸相慶賀”的抽象概括,被具體化為“歌舞于道”、“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填滿街肆”等一幅幅畫面,共同組成一整幅載歌載舞、舉酒相慶、人流滾滾的歡慶圖畫,其表現力、感染力與文學性顯然大大超過了《三國志》原文。到了羅貫中的筆下,一再突出百姓的情緒反應,一再強調男女老幼的歡慶范圍,則是在前人基礎上的進一步鍾事升華。
四、結論和余論

 

  《資治通鑒》(三國部分)是三國題材由歷史到小說演化史中一個重要里程碑。它在將紀傳體的三國史料系之以編年且熔鑄成完整的歷史畫面方面,為后代三國題材的創作提供了思維方式上的啟迪與宏觀結構上的范例。而在熔鑄過程中所運用的敘事藝術方法,豐富了中國敘事學的理論與實踐,為后代三國題材的創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典范與具體操作的方法。它在語言文字上形象化、文采化與通俗化的藝術加工,增加了史書的文學性,為羅貫中創作《三國》提供了文學語言運用的典范,作好了細節上的準備。

    從思想文化的角度說,司馬光的思想文化觀念對后代三國題材的創作尤其是對羅貫中之《三國》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司馬光把皇帝分成創業、守成、陵夷、中興、亂亡五種類型的帝王論思想(見《稽古錄•論序》),司馬光把儒分成君子、小人,俗儒、真儒、大儒等層次,并舉例論述的儒士論思想①(①見《資治通鑒》卷二十七“臣光曰”,中華書局1956年6月第1版,第2冊,第881頁。),對羅貫中塑造各色帝王形象與各種儒士形象不無啟發意義。再如:司馬光把人才從才德關系的角度分成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等類別的才德論思想①,對羅貫中為筆下群像從德、才兩個角度定位的人才觀,提供了理論的依據與雙向觀照的視角。《資治通鑒》成書八十九年后,袁樞編成《通鑒紀事本末》一書。袁樞按“司馬公之微旨”,以“事”為經,擷取《資治通鑒》書中的重大事件,分門別類,“區別其事而貫通之”(《宋史》卷三八九《袁樞傳》),按事件的首尾始末,聯為一體,獨立成篇,定為239個題目,然后摘抄《通鑒》成書。就三國史部分而言,他將其梳理為19類,各立題目,在每個題目內依時間順序系統敘述,簡明扼要,眉目清晰,使之更加系統化、故事化。從而避免了編年、紀傳二體的缺失,創造出與二者并列的紀事本末體②。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兼有紀傳、編年二者之長的優點,尤其是在敘事方面的集中化、系統化、完整化、故事化等長處,對羅貫中創作《三國》也有一定啟發與影響。

    此外,南宋理學家朱熹也利用《資治通鑒》的史料,自定體例,編成《資治通鑒綱目》,開創出新的史書體例——綱目體。綱者,乃用大字書寫,既是史實之提綱,具有標題之功能,又表達出編者對人、事的看法。目者,乃以小字雙行書寫,以分注形式敘述細節。這種體例有綱有目,眉目清楚,也有自己的長處。它對羅貫中《三國》的影響主要是在以蜀漢為正統的尊劉抑曹方面。此外,在嘉靖本回目與《資治通鑒綱目》條目的比較中,也可看出在故事結構單元上二者的某種聯系③。

    凡此,在《資治通鑒》問世后的南宋時期,作為《通鑒》支流的《通鑒紀事本末》與《資治通鑒綱目》,形成了雙峰并峙的態勢,各有所長,難分軒輊。就對后世三國題材的影響說,袁氏之作主要在敘事學方面,朱氏之作主要在思想傾向上。由于二者的取材范圍沒有超出《資治通鑒》,故對羅貫中《三國》的影響可視為《資治通鑒》之影響的延伸與強化。
注釋:

 

  ①見《通鑒》卷一,《周紀》一,威烈王二十三年的臣光曰:“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中華書局1956年6月第1版,第1冊,第14頁。
  ②章學誠對此新體有全面的總結性的評價:“司馬《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文史通義•書教下》,見中華書局1994年3月第1版《文史通義校注》第51-52頁。)
  ③如嘉靖本卷十五“劉玄德智取江中”“劉備進位漢中王”等回目,與《資治通鑒綱目》第14卷“夏五月,操引還,備遂取江中”;“秋七月,劉備自立為漢中王”等條目,在用語上有相似之處。盧慶濱《史書中的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中有嘉靖本回目與《資治通鑒綱目》條目名稱的詳細比較,可參看。

[參 考 文 獻]

  [1]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2]劉知幾。史通:卷二[M]。北京:中華書局,1989。

2010-07-1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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