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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龍《寬容》二十二 新的天國
房龍《寬容》二十二 新的天國
房龍     阅读简体中文版

二十二 新的天國

  沒有理由害怕斯賓諾莎的書會流傳開來。他的書很象三角學教科書那么有趣,然而很少有人能讀三句以上,不管是哪一章節。

  需要另一種人向人們傳播新思想。

  在法國,國家一旦轉為君主集權制,獨立思考和調查的熱情便告終止。

  在德國,三十年戰爭帶來的是貧窮和恐怖,它扼殺了個人的創造力至少達二百多年。

  十六世紀下半葉,英國是歐洲大國中在獨立思考方面有進步可能的唯一的國家,國王與國會的長期不和增加了不安定的因素,促進了爭取個性自由的事業。

  首先我們要談談英國君主。多年來,不幸的國王一直夾在魔鬼般的天主教和汪洋大海般的清教徒之間。

  天主教臣民(包括許多暗地里投靠羅馬的圣公會教徒)一直叫嚷要回到英國國王當教皇的仆從的幸福時代。

  而清教徒臣民卻用另一只眼緊盯著日內瓦,夢想英國有一天沒有國玉,英格蘭變得象蜷縮在瑞士山脈角落里的幸福聯邦一樣。

  但這不是全部。

  統治英格蘭的人也是蘇格蘭國王,蘇格蘭臣民在宗教方面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要求。他們完全相信自己堅決反對宗教信仰自由是正確的。在他們看來,在新教徒的土地上有其它教派存在,還能自由信仰,這簡直是邪惡。他們堅持認為,不僅天主教徒和再洗禮教徒應該被趕出不列顛群島。而且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爾主義者,總之所有對活生生的上帝的存在懷有不同觀點的人,都應該絞死。

  但是,這個三角沖突產生了沒有料到的后果。一些人想在對立的教派之間保持中立,便不得不緘默寡言,這使他們變得比原來寬容些了。

  如果斯圖亞特和克倫威爾在一生的不同時間里都堅持各教派的同等權力——而且歷史告訴我們他們也這樣做了——那絕不是由于他們對長老會教徒和高教會教徒有什么感情,或者是他們受到那些教徒的愛戴。他們只是在一個非常困難的交易中爭取最好結果。馬薩諸塞灣殖民地里的一個教派最后變得權力浩大,這件可怕的事情告訴我們,如果英國的眾多相互傾軋的小教派中的一個教派建立了全國范圍的絕對專制,那么英格蘭的命運會變成什么樣子。

  克倫威爾當然達到了為所欲為的境地,但是這個護國公很明智。他知道他的統治是靠鐵的軍旅維持的,便小心地避免一切會使反對派聯手對付他的過人行為或法令。不過他的寬容之心也就到此為止。

  至于可怕的“無神論者”——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爾主義者和其它人類神圣權力的信徒——他們的性命仍然象以前那樣難保。

  當然,英國的“持自由思想者”有一個很大的優勢。他們靠近大海,只要暈上三十六個小時的船就能到達安全的避難所——荷蘭城市。荷蘭城市的印刷所出版南歐和西歐的犯禁文學,穿越北海就意味去出版商那兒得一筆稿酬,再看一看思想反抗文學中有什么最新東西。

  有些人用這個好機會進行安定的研究和寧靜的思索,其中最有名望的是約翰·洛克。

  他和斯賓諾莎生在同一年。他象斯賓諾莎(其實也象大部分獨立的思想家)一樣,是一個虔誠信教的家庭的兒子。巴魯克的父母是正統的猶太人,約翰的雙親是正統的基督徒。他們用不同教旨的嚴格教義訓練孩子,當然他們是好意。不過這樣的教育不是摧毀孩子的心靈,就是使他們變成叛逆。約翰同巴魯克一樣,都不是易于屈從的人,他緊咬牙關離開了家門,自己去謀生路。

  到了二十歲,洛克來到牛津,第一次聽到笛卡爾的講話。可是在圣凱瑟琳大街塵土堆積的書店里,他發現了其它一些更對口味的書,譬如托馬斯·霍布斯的著作。

  霍布斯是個有意思的人物,他在馬格達朗學院做過學生,總也不安分,去意大利和伽利略談過話,與大名鼎鼎的笛卡爾通過信,一生的大部分都往在歐洲大陸,為的是逃避清教徒的怒火。偶爾他寫一本大部頭的書,把他對所有可以想到的題目的看法都裝進去,用一個引人注目的書名:《極權主義國家,或曰長老會聯盟和國民聯盟的物質、形式和權力》。

  這本博學的書問世的時候,洛克正在大學里上二年級。它一針見血指明了諸侯的本質、權力,尤其是他們的責任,就連最徹底的克倫威爾派也不得不贊同,許多克倫威爾黨徒都傾向于寬赦這個一貫抱懷疑態度的人,因為他盡管是個保皇派,卻在一本重量不在五磅以下的書里揭露了保皇派的虛偽。當然,霍布斯不是那種易于劃分規類的人。當時的人稱他是“不拘于教條的人”,意思是,他更感興趣的是基督教的倫理學而不是基督教的教義,主張讓人們在不太重要的問題上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洛克與霍布斯有相同的氣質。他一生在教,卻又從心底贊同對生活和信仰應做大度的解釋。他和朋友們認為,國家擺脫一個暴君(戴金冠的),如果只是為另一個暴君(戴黑色耷拉帽的)來濫用權力,那還有什么用呢?為什么要今天否認這一幫教士的忠誠,而第二天又接受另一幫同樣傲慢專橫的教士的統治呢?從邏輯上講這當然是對的,不過有那么一伙人,對他們來說,如果“自由人”一旦成功,把僵化的社會體系變成倫理辯論的社會,他們就會沒飯吃,因而這個觀點在他們當中是行不通的。

  洛克本人似乎很有些魄力,他有幾個頗有勢力的朋友,能保護他不受地方長官的懷疑,但是沒過多久,他還是不能再逃避“無神論者”的嫌疑了。

  這發生在一六八三年秋天,于是洛克來到阿姆斯特丹。斯賓諾莎已去世五六年了,不過荷蘭首都的學術氣氛還很自由,洛克有機會學習和寫作,而且不受官方的干涉。他很勤奮,在外的四年里寫下了著名的《關于寬容的信》,這使他成為我們這本小歷史書的主角。在信中(按照他的反對派的意見應該是三封信),他根本否定國家有權干涉宗教。洛克認為(這源于另一個流亡者,法國人皮埃爾.貝爾,那時他住在鹿特丹,正在一個人編撰百科全書,很有才學),國家只是個保護性的組織,由一批人創立和維持,為的是相互間的利益和安全。這么一個組織為什么要發號施令、讓人信仰這個而不允許信仰那個,洛克和他的信徒始終沒有搞明白。國家并沒有規定他們應該吃什么喝什么,為什么非要強迫他們去這個教堂而躲開那個教堂不可呢!

  清教徒主義的不徹底的勝利使十六世紀成為奇怪的宗教妥協的時代。

  威斯特法利亞的和平終止了所有宗教戰爭。它闡明了一條道理:“所有臣民都必須服從統治者的宗教信仰。”這樣一來,一個公國的臣民今天全是路德教徒(因為大公爵是路德教徒),而第二天搖身一變又都成了天主教徒(因為男爵恰好信天主教)。

  洛克爭辯說:“如果國家有權力命令人們的靈魂歸宿,那么一半人都注定要沉淪,因為不可能兩種宗教都正確(按照宗教手冊第一條的說法),生在邊界這邊的肯定會進天堂,生在那邊的注定要下地獄。這樣一來,出生時的地理位置便能決定一個人的靈魂能否被拯救了。”

  洛克沒有把天主教徒列入他的寬容計劃中,這的確是件憾事,不過可以理解。在十六世紀的不列顛百姓眼里,天主教不是宗教形式,而是個政黨,從來沒有停止顛覆英國的安全,它建造了個“無敵艦隊”,還弄來大桶大桶的炸藥要把這個友好國家的國會崩個稀巴爛。

  所以洛克寧愿主張把權力交給殖民地的異教徒,也不給天主教徒,而且請他們別再踏上英國的國土。但這只是因為他們危險的政治活動,不是因為他們的信仰不同。

  要聽到這種看法就必須回溯十六個世紀。一個羅馬皇帝曾經定下著名的原則:宗教是人與上帝之間的事,上帝覺得自己尊嚴受到損害的時候,自己會照顧自己的。

  英國人在不到六十年里經歷了四個政府的變更,所以他們較容易接受基于常識的寬容理想所包含的根本道理。

  一六八八年,奧蘭治的威廉渡過了北海,洛克也緊跟著他坐船來了,同船的還有英格蘭王后。從此,他的生活安定無事,高壽到七十二歲才瞑目,成為人們尊敬的作者,不再是嚇人的異端者了。

  內戰是件可怕的事,卻有一大好處。它可以清潔氣氛。

  十六世紀英國的政見分歧耗盡了這個國的多余精力。其它國家還在為三位一體相互拼殺的時候,大不列顛的宗教迫害業已停止。間或有一個過于放肆的批評家抨擊教會,象丹尼爾·笛福,這也許會倒霉地觸犯法律。不過《魯賓遜飄流記》的作者被戴上頸手枷,不是因為他是業余神學家,而是因為他是個幽默家。盎格魯一薩克遜民族歷來天生就是對諷刺疑心不已。假如笛福寫的是嚴肅維護寬容的書,也不至于身受責難。他把對教會暴政的攻擊化為一本半幽默的小冊子,名叫《持不同意見者的捷徑》,這表明他是個不知體面的粗人,不亞于監獄中的小偷。

  笛福還是幸運的,因為他的旅行從沒有超出不列顛群島。專橫從發源地被趕出去以后,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找到了倍受歡迎的棲身之地。與其說這應該歸因于剛剛搬進那片土地的人們的性格,不如說是因為新世界比舊世界更具有廣闊的經濟優勢。

  英格蘭是個小島,人口稠密,只是大部分人有立足之地,人們如果不愿意再履行古老可敬的“平等交換”的規律,所有的生意都會終止。但是在美國,它是一個范圍不知有多大、財富多得難以置信的國家,是一個只住有寥寥無幾的農夫和工人的大陸,這種妥協就沒有必要了。

  因此,在馬薩諸塞海岸的小小共產團體里,產生了防范堅固的自詡正確的正統教,自從加爾文在瑞士西部充當了警察署長和最高審判長的快活年月以后,這種情況就從來沒有出現過。

  在查理河的冰天雪地里第一次住上了人,這是人稱“朝圣神父”的一小伙人。朝圣者一般是指“為表達宗教虔誠而去圣地旅行的人”。按照這個意思講,“五月花”號的旅客并不是朝圣者,他們是英國的瓦匠、裁縫、搓繩匠、鐵匠和修車匠,他們僧恨別人所崇拜的天主教教義,為了離開它才離開英國。

  他們首先渡過北海來到荷蘭,到達這里時正趕上經濟大蕭條。我們的教科書還繼續描寫說,他們決意繼續旅行是因為不愿意讓孩子們學荷蘭語,不然就會被這個國家同化。這些純樸的人居然不圖報恩,卻跑去做什么美國公民。這聽起來似乎不可能。其實他們大部分時間都不得不住在貧民窟里,在人口已經很稠密的國家里謀求生路的確很難。據說在美國種煙草的收入遠勝于在萊頓梳羊毛,于是他們便起程去弗吉尼亞。誰知遇上了逆風,馬薩堵塞岸邊的水手又笨手笨腳,他們就決定就地住下,不再乘著漏船到海上的恐怖中去冒險了。

  但是他們雖然逃脫了淹死和暈船的危險,卻仍然處在危險之中。他們大多是英國內地的小城鎮的人,沒有開創生活的能力。共產思想被寒冷打得粉碎,城市的熱情被不息的狂風吹得冰涼,妻子和孩子由于沒有象樣的食物而死去。只有很少的人熬過了三個冬夭,他們秉性善良,習慣于家鄉的粗魯而又質樸的寬容。可是由于隨后又來了好幾千新的殖民者,他們完全被吞沒了。那些后來的人無一例外全是更嚴厲、更不妥協的清教徒,他們使馬薩諸塞成為查理河畔的日內瓦,達數世紀之久。

  清教徒在彈丸之地上掙扎謀生,總是災難重重,他們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想從《舊約》中找到他們所想所做的事情的依據了。他們與體面的社會和圖書一刀兩斷,悟出了自己的一套奇怪的宗教精神。他們把自己看做是摩西和紀登的后裔,很快會成為西部印地安人的馬卡比。他們沒有辦法聊慰自己的艱苦乏味的生活,只能相信他們受難是為了唯一真正的信仰,還由此得出結論說,其他的人都是錯誤的。誰要是含蓄地說清教徒的所做所為并不完全正確,便會由于觀點不同而遭到虐待,不是被無情地鞭苔一頓趕到荒野里,就是被割去耳朵和舌頭,還要驅趕出境,除非他們萬幸逃到鄰近瑞典和荷蘭的殖民地藏起來。

  這塊殖民地對宗教自由和寬容事業毫無貢獻,它起的作用并不是出于本心,而是歪打正著,這在人類進步歷史中頗不少見。宗教專制的暴力引起了更為自由的政策的反作用。在差不多兩個世紀的教士專制以后,涌現了新的一代,他們是各種形式的教士統治的公開可怕的敵人,認為政教分家是很必要的,厭惡前人把宗教和政治混為一體。

  這個發展過程很緩慢,卻很有點運氣,直到大不列顛和它的美國殖民地的敵對爆發之前危機才出現。結果是,撰寫美國憲法的人不是自由思想者就是舊式加爾文主義的秘密敵人,他們在這個文件里注入了頗為現代化的原則,經過驗證,這些原則在維持共和國的和平穩定中有巨大價值。

  可是在這以前,新世界在寬容領域里已經經歷了一次意想不到的發展,而且是在天主教區里,在現在馬里蘭州的一個地方。

  這次有意思的事情的主要人物是卡爾佛特父子,原籍在佛蘭芒,不過父親后來遷居到了英國,為斯圖亞特王朝效勞,干得很不錯。他們起先是新教徒,但是喬治·卡爾佛特——他做了國王詹姆士一世的私人秘書和總管——煩透了當時人們的神學糾纏,便又回到古老的信仰,老的信仰甭管是好、是壞、還是不好不壞,反正它稱黑為黑,稱白為白,不把每項教義的最后判定權留給一幫半文盲的教士。

  這個喬治·卡爾佛特似乎多才多藝,他的倒退(那時很嚴重的罪名!)并沒有使他喪失他的皇上主子的恩寵。相反,他被封為巴爾的摩的巴爾的摩男爵,在計劃為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建立一小塊居住地時,還獲得了各方幫忙的許諾。他先在紐芬蘭試運氣,但是他派去的居住者都被人趕出了家門,于是他申請在弗吉尼亞要幾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誰知弗吉尼亞人是頑固的圣公會教徒,他們也不要這些危險分子做鄰居。巴爾的摩接著要求得到弗吉尼亞和荷蘭、瑞典領地之間的一條荒野,但沒等獲準就死了。他的兒子塞西爾繼續這件好事,一六三三至一六三四年冬天,“方舟”號和“鴿子”號兩只小船在喬治的兄弟倫納德的命令下,穿過大西洋,于一六三四年三月滿載著旅客平安抵達切薩皮克海灣。這個新國家叫馬里蘭,以法蘭西國王亨利四世的女兒瑪麗命名。亨利四世本來計劃建立一個歐洲各國的聯盟,但這計劃卻被一個發瘋的僧人用匕首打破了,瑪麗成為英國國王的妻子,而這個國王不久又在清教徒手里丟了腦袋。

  這個移民區迥然不同,它不剪除印第女人,對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平等相待,度過了好幾個困難年頭。首先移民區里有很多圣公會教徒,他們是為了逃避馬薩諸塞清教徒的專橫才來的。后來清教徒也踏進這塊移民區,為的是逃避弗吉尼亞圣公會教徒的專橫。這兩伙人都是亡命徒,盛氣凌人,都想把自己的“正確信仰”帶進這個剛剛給他們安身之地的州。由于“所有會引起宗教狂熱的爭執”在馬里蘭的土地上都被禁止,老移民者便有權力讓圣公會教徒和清教徒都安安靜靜的別惹事。但是,家鄉的保皇黨和圓顱黨的戰爭爆發不久,馬里蘭人就害怕不管哪一方獲勝,他們過去的自由都會喪失。因此,一六四九年四月,剛剛獲得查理一世被處以極刑的消息以后,在塞維爾·卡爾佛特的直接倡議下,就通過了著名的《寬容法》。其中有這樣一段,很出色,

  “由于宗教對思想的高壓統治在所及的范圍內常常產生有害的結果,為了本省份政權的安定,為了保護居民相互之間的友愛和團結,特此決定,任何人不得以宗教或宗教信仰為理由,對本省所有信仰耶穌基督的人進行干預、騷擾和迫害。”

  在一個耶穌會會士掌管重權的國家里,能夠通過這樣的法案,這顯示了巴爾的摩家族的杰出政治能力和非凡的勇氣。這種寬宏大度的精神深受來訪者的贊揚。后來,一伙外逃的清教徒推翻了馬里蘭的政權,廢除了《寬容法》,以自己的《關于宗教的法案》取而代之,它給予自稱是基督徒的人以宗教自由,但天主教徒和圣公會教徒卻除外。

  幸運的是,這個反動的時期并不長。一六六○年,斯圖亞特分子重新當權,巴爾的摩派的人也重掌馬里蘭的大印。

  對他們政策的又一次攻擊來自另一邊。圣公會教徒在本國獲得了完全勝利,因此硬要讓自己的教會變成所有移民區的官方宗教。卡爾弗特家族繼續奮戰,但他們看到要把新移民者吸引到自己一邊是不可能了。經過整整一代人的斗爭,這次試驗宣告終止。

  新教徒勝利了。

  專橫也占了上風。

2013-08-19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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