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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觀者》:真假弗洛伊德
《旁觀者》:真假弗洛伊德
德魯克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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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觀者》:真假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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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弗洛伊德僅接觸過這一次。小時候,不知握過多少大人的手,而我所以特別記得弗洛伊德,是因為后來父母對我說:“你要好好記住這一天,你剛剛遇見的人是奧地利,嗯,或許該說是在歐洲最重要的人了。”我問道:“比皇帝更重要嗎?”父親回答:“是的,比皇帝更加重要。”這件事留給我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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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弗洛伊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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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童年時期的維也納,若弗洛伊德不是那么有名的話,我就不會注意到有關他的迷思與真相之間那顯著的差異。
  我的雙親和弗洛伊德有多年的交情。弗洛伊德大約比我父親大20歲,因此父親在阿爾卑斯湖邊的小路遇見弗洛伊德時,總會畢恭畢敬地向他行禮(弗洛伊德家的避暑別墅就在湖畔,和施瓦茲瓦爾德家為鄰),弗洛伊德也會向父親回禮。母親當年念醫學院時,對精神醫學很感興趣,曾在蘇黎世一家心理治療診所工作過一年。那家診所的負責人布洛伊勒醫師(Bleuler)①就是弗洛伊德相當尊敬的一個人。
  母親在出嫁前,就常買弗洛伊德的書。我手中有1900年出版的《夢的解析》(DieTraumdeutung)初版,那本書原本是母親收藏的。當年初版只賣出了351本。母親還有《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ZurPsychopathologiedesAlltagslebens)一書的修訂版,印行年代是1907年,書中包含有名的“弗洛伊德語誤”(the“FreudiansliPs”)。這兩本書仍夾著母親的書簽,上面的簽名仍是娘家姓氏。母親婚前曾上過弗洛伊德的課,不知是在大學,還是在精神科醫學會,顯然地,母親是在場惟一的女性。她津津樂道,自己的出現總是讓討論“性”和“性問題”的弗洛伊德大為尷尬。
  有人介紹我給弗洛伊德時,我才八九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吉妮亞辦的一家“合作餐廳”就在伯格斯(Berggasse),弗洛伊德家的公寓就在隔壁。在維也納鬧饑荒的那幾年,弗洛伊德和家人有時會在那兒吃午飯,我們家也是,還會在同一張桌子用餐呢。弗洛伊德認識我的父母,因此我就被介紹給他,并和他握手。
  但是,我和弗洛伊德僅接觸過這一次。小時候,不知握過多少大人的手,而我所以特別記得弗洛伊德,是因為后來父母對我說:“你要好好記住這一天,你剛剛遇見的人是奧地利,嗯,或許該說是在歐洲最重要的人了。”那時該是在大戰結束前,因為聽了這話,我問道:“比皇帝更重要嗎?”父親回答:“是的,比皇帝更加重要。”這件事留給我深刻的印象,因此我還記得,即使那時的我只是個小孩子。
  重要的是:我的父母都不是弗洛伊德的信徒。事實上,母親還常常批評他這個人和他的理論,但是他們仍認為他是“在歐洲最重要的人”。
  ※
  關于弗洛伊德,有三件事是大家深信不疑的,至少在以英語為主的國家是如此。第一,他一生窮困,為生活所苦,幾近赤貧;第二,他因反猶太的情結而痛苦萬分,而且因身為猶太人,無法得到他應得的大學教職和學術界的認可;第三則是,他為當時的維也納醫學界所輕視。
  這三件事,可說是純然的“迷思”。其實,少年時代的弗洛伊德家境不錯;此外,作為一個年輕醫師的他,一開始執業就賺了不少。沒有人因為他是猶太人而歧視他,一直到晚年,希特勒入侵,才使他流亡國外。而且,他是奧國醫學史上最早得到學術界正式認可的人才。如果依照原來a聊嚴厲的標準,他是門兒都沒有。總之,維也納醫學界并未忽略他,只是將他“排拒”在外。弗洛伊德之所以被拒,是因為他嚴重破壞了醫學倫理。而他的理論被抗拒的原因,則是——看來冠冕堂皇,卻只道出一半的真理;與其說他的理論是醫學或是治療法,不如說是“詩”。
  關于弗洛伊德和他在維也納的生活,這些迷思要不是他自己深信不移,對他本人或其精神分析理論,可說是微不足道而且不相關。其實,這些迷思就是他捏造、宣揚開的。特別是在他的書信中,無不一再強調。透過書信,這個驕傲、自律而重隱私的人把他的憂慮發泄出來。換言之,這些迷思對他本人而言非常重要。為什么呢?
  弗洛伊德非常刻苦,從不發怨言,最厭惡自憐自艾,哀聲嘆氣在他看來最為可恥。即使肉體遭受極大的痛苦,他也不吭一聲。不管是他自身或是家庭生活的苦,他都極能忍受。然而,他卻不斷地抱怨那種“想像的折磨”——比如生活窮困、受到反猶人士的歧視以及被其他維也納醫師輕視等。
  就其他方面而言,弗洛伊德可謂坦白得可以,特別是對他自己。他在自我檢視時,幾近殘酷——對普通人來說是無傷大雅的嗜好,他則恨之入骨,巴不得連根拔除。令人無法想像的是,弗洛伊德會這樣捏造并宣揚有關自己的神話與迷思;更讓人不解的是,弗洛伊德難道不知道那些聲明與抱怨,都不是“事實”,而是子虛烏有?在維也納,每一個人都很清楚這點,紛紛談論弗洛伊德的這種“怪癖”。
  我們可以用弗洛伊德自己的理論來分析他,并得到答案:這些迷思也是他說溜嘴的“語誤”。即使他自我剖析、高度坦誠,并自律甚嚴,也無法面對一些深層的現實與創痛。我們就是從弗洛伊德那兒學到,這種“語誤”絕非無關緊要。如果有一本“弗洛伊德正傳”的話,里面的他該是個嚴厲而惟一的神——如奧林匹斯山的宙斯,或是《舊約》中的耶和華。從他的“語誤”來看,他則是永遠不得解脫的普羅米修斯。在弗洛伊德所有的作品當中,最常提及的神話人物就是普羅米修斯。
  ※
  弗洛伊德家雖非維也納人說的“巨富”,然而也算是生活無優的中產階級。他出生于1856年,父親是個成功的商人。那時的維也納剛快速地發展成都會。他們家位于舊市區外,是個四五層樓高的“深宅大院”,里面有點陰暗,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家具,只有一個浴室,不過還是相當寬敞。而且像那種“中產階級”家中總有兩三個仆人,每周另有女清潔工來家中清掃,還有裁縫每個月來縫制新衣。他們常在維也納近郊的溫泉或山上消暑;星期天全家人到維也納森林散步;孩子都上中學;家中藏書甚豐,音樂聲不斷;此外,他們每星期都上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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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弗洛伊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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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弗洛伊德一家人過的生活。他的弟弟亞力山大曾為商業部出版了一本有關鐵路運費關稅的參考書籍,當時主事的商業部長就是我父親。這個弟弟就對弗洛伊德的說法表示憤怒,不知道哥哥何以堅持自己“家境清寒”,這樣對死去的父親簡直是種污辱,因為他實在是讓家人衣食無缺的好家長,而且培養每一個兄弟上大學。弗洛伊德年輕時,有三四年以上在巴黎求學,甚至在完成醫學和專業訓練后,還靠家人資助,過著相當舒服的日子,口袋里總有錢可以買書、聽歌劇或看戲。當然,他們不是有馬車代步的“有錢人家”,但是弗洛伊德一家到維也納附近的溫泉勝地巴登(Baden)或弗斯樓(Voeslau)過暑假時,總會租一輛馬車。而且,弗洛伊德從巴黎學成歸國開始執業后,因為治療精神官能癥的技巧顯著,求診的病人一直絡繹不絕。
  他也很早就得到學術界正式的認可。在奧地利,醫師只要能得到“教授”的頭銜,好比擁有自行印鈔票的執照,收費也就跟著水漲船高,多達原來的三四倍。正因如此,不到60歲的奧地利醫師,很少有人可以榮獲這個頭銜,然而弗洛伊德不到50歲就拿到了。這個頭銜本來是特別留給大醫院的主任,以彌補他們不開業損失的利潤,并獎勵他們的義診。即使弗洛伊德未曾在大醫院行醫,而且只收自費的病人,他還是被尊為“教授”。
  至于他一再地訴說自己因為是猶太人而受到歧視,比如大學醫學院提供他神經醫學講座的教職時,他得到的不是“正教授”的頭銜,而只是“副教授”。事實上,大學醫學院的講座規定是法律制定的,有任何更改,必須征得國會的同意。在醫學院所謂的“正教授”資格都屬于比較“舊”的學科,也就是18世紀設立的,如內科醫學、產科學和外科,其他科別的講座都只是“副教授”。在大學醫院具有領導地位的教授,例如神經科提供給弗洛伊德的職務,過了一兩年就可升格為“正教授”。其實,弗洛伊德進入大學醫院的時候,就比任何一個維也納醫師都早。因此,若是弗洛伊德不謝絕這個機會,早就拿到“正教授”的頭銜了。然而,他卻敬謝不敏,后來還抱怨身為猶太人的他受到歧視!
  在18世紀末期,不管一般維也納的小店主或是工匠多么反猶太,法律也好,政府機構以及“受過教育”的人也好,特別是維也納的醫學界,都反對這種歧視行為。在弗洛伊德行醫時,約是從1880年到20世紀初,維也納醫學界多數的領導人都是猶太人,即使不信猶太教,也是具有猶太血統的。根據奧匈帝國史學權威麥卡特尼(C.A.McCartney)的研究,1881年弗洛伊德開始執業的時候,維也納六成以上的醫師都是猶太人;到了1900年,大學醫學院的臨床醫學講座、各大醫院主任、軍方外科總醫師、皇帝御醫,以及為皇族接生的產科醫師,幾乎都是猶太人。由此可見,弗洛伊德聲稱因為自己身為猶太人才不能得到神經醫學正教授的資格,實在有違事實。不管是不是猶太人,跟他執業、在醫學上的地位,以及是不是為維也納醫學界所接納,根本沒有關系,特別是這個醫學界本已是猶太人的天下。
  事實上,維也納醫學界發現弗洛伊德令人無法茍同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這個醫學界相當“猶太”。第一波反對弗洛伊德的聲浪就是精神分析的信仰者所發出的,他們宣稱弗洛伊德破壞猶太的醫學倫理,說他不僅不肯辦義診,還口口聲聲地說精神分析不可免費,如果不收取相當的費用,病人從治療中得到的好處就很有限。對大多數秉持猶太傳統的維也納醫師,弗洛伊德簡直是“不道德”。當然有很多醫師是以賺錢為目的,包括一些人稱“吸血鬼”(“Renex”)的猶太醫師。在不得不注重那些“吸血鬼”的醫術時,一般醫師還是會把病人轉介給他們。但是大家還是認為這些“吸血鬼”是可恥的。然而,即使是最可怕的“吸血鬼”在大學醫院當主任的同時,還是會照顧貧苦的病人;盡管貪婪,依然大力宣揚醫學倫理和無私的奉獻。
  弗洛伊德就不一樣。他恥笑這種做法,直接向最崇高的猶太醫學倫理挑戰。他把行醫當做是一種“交易”。更糟的是,維也納醫師開始猜想:說不定弗洛伊德是對的。然而,就心理障礙或精神治療而言,堅持高收費有“療效”而且“無私”,實在是大害。
  更讓人困惑的是,弗洛伊德堅決主張醫師和病人之間不可有任何情感。做醫師的當然都知道對折磨、死亡、痛苦,必須習以為常,而且要無動于衷。因此,醫師不治療自己家人是很合理的。然而,醫療信念的中心思想就是——關愛和照顧是適用于任何病癥的處方。當然,沒有愛心,也可治好骨折,但是有愛心更佳,而且受病痛折磨的“人”最需要一位有愛心的醫師。弗洛伊德卻要醫師摒除同情心,不可對病人發生興趣。他還說,關愛對病人有害無益,因為這樣病人會變得更依賴,阻礙療效。所以,不要把病人當作是自己的兄弟,而應將他們視為“物體”相待。
  如此,原本救人一命的醫師就有可能淪為“工匠”。對維也納所有的醫師來說,不管是不是猶太人,這和他們當初行醫的使命相悖,等于是公然侮辱他們的自尊和專業。更令人難堪的是,許多人由此產生懷疑,至少從精神分析的層面而言,弗洛伊德或許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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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弗洛伊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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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也納一位猶太資深外科醫師哈耶克(MarcusHajek),不但是大學醫院的耳鼻喉科主任,而且擁有“正教授”的頭銜。有一天,他在我家吃晚飯時說道:“但是,假如弗洛伊德說的沒錯,精神分析就是一種麻醉藥了。當醫師的不管其中的危險性,故意讓病人上癮的話,不但是犯罪的行為,也有違醫者神圣的職責。”
  把精神分析當作是治療和科學方法來討論,比探討其倫理價值的來得多。弗洛伊德是屬于維也納“現代醫學”的第二代。所謂的“現代醫學”,歷經一個世紀以上緩慢的孕育過程,最后終于在維也納開花結果,也就是在弗洛伊德出生的前幾年。到了弗洛伊德那一代已意識到,醫學所能成就的和“前科學時代”的醫學,也就是莫里哀(Moliere)戲劇里那些可鄙的庸醫所為,可謂有著天壤之別。“現代醫學”不僅能做診斷、治療,且是一門可學、可教的學問。那一代的“現代醫學”成果非凡,比方說細菌學的研究發展,使得傳染性疾病的預防和治療能力大為提升;借助麻醉進行外科手術,由于消毒和無菌的進步,使得病人在接受手術后,不至因感染而死亡。
  約在1700年,由于荷蘭的布爾哈夫醫師(Boerhave)②以及英國的西德納姆醫師(Sydenham)③的出現,醫學才不再是江湖郎中的信口開河,并脫離了以往空洞的理論與臆測。疾病都是特別的,有其特殊的緣由、癥狀與治療方法。細菌學的大勝利就是由弗洛伊德那一代的醫學所締造的,正因為他們證明了每一種感染都是很特別的,因為某種特殊的病菌、由獨特的帶原者傳播,如跳蚤或蚊子,并以某種方式對特別的組織產生作用。在現代醫學史上,一旦忘記布爾哈夫和西德納姆給我們的教訓,如主張順勢療法的哈內曼(Hahnemann)學派又很快地就會被人譏笑為“無稽之談”(弗洛伊德出生時,哈內曼剛好過世)。然而,精神分析學派卻認為所有的精神失調都可依循一個通則;許多執業者(雖然不包括弗洛伊德本人)并宣稱,精神病是“情感的”而非“肉體的”疾病,是由本我、自我與超我表現出潛意識里的性壓抑而來。
  有人告訴我,在1900年左右,維也納醫學會曾在派對中演出一出諷刺短劇,模仿莫里哀的劇作《想像的病》(LeMaladImaginaire)。其中有個庸醫說道:“如果病人愛上母親,是因為患了精神病;反之,若他恨母親,也是同樣的精神病。不管是什么病,原因都一樣;不管原因為何,都是一樣的病。治療方式也相同:21個小時的心理治療,收費奧幣50克朗(Kronen)。”⑤
  當然,這是對精神分析的嬉笑辱罵,卻又一針見血,弄得哄堂大笑。有一位精神分析醫師就告訴我,那天他就在場,那時的他還是位醫學生,不但不以為忤,甚至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對任何熟悉醫學史的人來說,如果精神分析的方法令人質疑,那么效果呢?醫學會領導人物看過太多的病例,知道醫學并非純然理性,有些是神奇而無法解釋的。因此,精神分析就著重于效果的發表并強調對比試驗。維也納醫師要求精神分析的效果時,不禁感到困惑。弗洛伊德本人是精神治療大師,這點不容否定,但是精神分析的效果如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首先,弗洛伊德和他的信徒拒絕為“效果”下定義。所謂的“效果”是回復到原來的能力?還是焦慮的解除?精神分析真能“治愈”一個人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為什么有些病人終身無法痊愈,或是必須一再地回去接受心理治療?是否是慢性癥狀的減輕?如果病人對“治療”上癮,這樣好嗎?不管如何定義,治療的結果要如何測試呢?每一個在維也納執業的醫師都看過“精神異常”的病人。這樣的病人,特別是青少年,很多毋需接受治療,自然而然就好了,至少癥狀消失了,或是有很大的改善。因此,精神失調自行痊愈的比例大約為何?而接受精神分析治療的病人病情改善的話,到底改善多少?以上問題所需資料皆不夠。精神分析學家,始自弗洛伊德,都拒絕討論這個問題。
  似乎所有的精神治療方法效果都差不多,或者都沒有什么效果。到了1910年才有人出來挑戰弗洛伊德學派,阿德勒(AlfredAdler)⑥是一個,還有榮格(CarlJung)⑦,以及德國的孔斯坦(OarkarKohnstamm)——今天“人文”,心理學的先驅,一位受人敬重、成功的心理治療學家,他的方式和弗洛伊德學派完全相反,主張心理治療師該融入病人的生活和問題中。
  此外,還有各種信仰治療法和意識療法:精神派、催眠師、有一只“魔箱”的人,更不用說盧爾德(Lourdes)朝圣⑧和哈西德派(Hassidic)的神秘教士⑨了。
  關于精神治療效果的研究,約略形成于1920年,顯示結果都差不多:精神治療或許有神奇的效果,但數據不夠完全,且不能證明哪一種方式比較好,或與另一種的差異為何。這代表雙重意義:一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對某些人有用的特殊療法,并不能用來治療所有的精神問題;二是治療成果言過其實。不管結論為何,都不是弗洛伊德以及精神分析學派能接受的,因為這等于全然否定弗洛伊德的理論。
  記得有一天晚上,比勒(KarlBuehler)和摩根斯坦(OskarMorgenstern)⑩在我家餐桌上談論到一項有關精神治療效果的重要研究。布勒是維也納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略微傾向弗洛伊德學派(他的夫人夏洛特就是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醫師),而摩根斯坦當時還是個學生,后來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并成為統計理論的權威。比勒說道,效果可以顯示,對許多心理疾病而言,精神分析是有力而特殊的一種治療法。并且說,我們該好好研究精神分析可以適用的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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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弗洛伊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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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斯坦回答說:“不對。如果看統計數字的話,要不是這個病人本來就沒有所謂的心理疾病,就是病情之所以改善是由于病人對方法信賴產生的信心,而非方法本身所致。”
  “不管怎么說,”另一位在座的眼科手術醫師說,“弗洛伊德精神治療法的效果不明顯,因此沒有醫師可以憑著良心來推薦或運用。”
  對維也納所有的醫師來說,最困惑的就是不知道弗洛伊德和他的弟子說的是“治療病人”,還是“文藝批評”。前一分鐘他們才試著去治療某一種特別的疾病,比方說害怕過馬路或是陽萎,下一分鐘他們又用同樣的方法、字匯以及分析方式來看《格林童話》(Grimm’sFairyTalse)或是《李爾王》(KingLear)。醫師大都心悅誠服地認為:“對小說藝術而言,精神分析居功厥偉,”正如托瑪斯·曼(ThomasMann)在弗洛伊德80歲大壽的講演中所言。對文化、文學、宗教以及藝術,弗洛伊德是最有影響力、想像力、慧眼獨具的批評家;以上姑且不提的話,許多人都一致認為,他為長久以來緊閉的靈魂開了一扇窗。由于這點,他足被譽為“奧地利最重要的人物”。
  然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像牛頓的物理學、康德的形而上學,或者是歌德的美學,可以成為一種治療法嗎?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隨者聲稱,精神分析確實是一種療法,但這點卻是一般維也納醫師所不能接受的。
  只要有人暗示弗洛伊德的理論是“詩”,而不是“科學”,他就覺得受到莫大的傷害。即使是他親自邀請托瑪斯·曼在他生日時演講的,卻又深深厭惡他的“贊美”。當然,不管精神分析是否是真正的科學,弗洛伊德還是偉大的藝術家。也許,他是本世紀最卓越的德語散文作家——他所寫的,是那么清晰、簡明與精確,如不可言傳的上乘詩作。在沒有特別指明患者為誰的病史記錄中,他以兩段文字就把一個人的全貌勾勒出來,比許多長篇小說,如托瑪斯·曼寫的,還要高明。他所創造的語匯,不管是“肛門的”,還是“口欲的”,或是“自我”與“超我”,都是偉大的“詩的想像”。然而,這種種卻使得弗洛伊德那“科學的醫學”更不自在,且在聽別人盛贊他是“詩人”、“藝術家”時,讓他本人和他的信徒勃然大怒。
  在我童年時,這些都是大人不斷討論和辯論的主題。我想,稍早的時候,約從1890年到1910年,更是如此。那期間弗洛伊德的巨著問世了,他已是一流的神經醫學專家,在臨床治療上,特別在診治女病人方面,有了不起的成果,也是所謂“風潮”的領導人。然而,問題卻一再地浮現:弗洛伊德的道德問題、精神分析的醫學倫理與效果、精神分析效果的衡量標準,以及宇宙哲學是否適用于臨床治療等。
  于真萬確的是;沒有人忽略弗洛伊德。大家都很鄭重地討論他,然后決定加以排拒。
  精神分析的起源,常被解釋為對“維多利亞時期性壓抑”的反動,特別在美國被視為如此。在美國或許是有這種“壓抑”,但在英國,除了短短的幾年,是否有這種現象則令人存疑。就奧地利而言,不管是在弗洛伊德年少時,或是他執業的時代,都沒有所謂的“性壓抑”。反之,在19世紀末期的維也納,性是極其自由、開放的。約翰·斯特勞斯(JohannStrauss)的歌劇《蝙蝠》(DieFledermaus)就象征弗洛伊德時代的維也納。1874年首演時,弗洛伊德正是18歲的少年。這出歌劇公然描寫交換愛人和公然的性——妻子一看丈夫不在,就投向前任男友的懷抱中;女仆偷偷潛入化妝舞會,找個有錢的“老爹”,做他的情婦,并要求他資助其舞臺生涯;另一個要角,也就是舞會的舉辦人奧洛夫斯基王子(PrinceOrlofsky)則是一個同性戀者,他在詠嘆調中鼓勵所有的客人“愛其所愛”——在場的成人觀眾認為這簡直是“同性戀解放運動”(gayliberation)!
  這樣的情節在今天看來,可能算不上“限制級”,也絕不是老少皆宜的家庭同樂節目。此外,歌劇的場景是在嚴謹的奧皇避暑勝地,而不是什么光怪陸離的幻境。然而,對于這一切,卻沒有人感到駭然。
  在維也納的19世紀末期,有一位非常受到歡迎的劇作家施尼茨勒(ArturSchnitzler),就是弗洛伊德從前在醫學院的同學。他最為人知,而且最叫座的劇本《輪旋曲》(LaRande)被形容為一出“音樂床上戲”,舞臺上簡直是赤裸裸的性行為!
  當然,在那個時代,女性的婚前性行為是不被許可的(與其說這是出自道德規范,不如說是對意外懷孕的恐懼)。女人多半早婚,但是婚后就可做自己愛做的事,只要“謹慎”點就可以了;男人的婚前性行為則沒有特別的限制。這并非“雙重標準”,而是因為男人要先有經濟根基,以養家活口,不得不晚婚,因此沒有人想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須堅持貞潔甚或禁欲。
  然而,許多中產階級的婦女之所以會有性方面的焦慮,特別是弗洛伊德早期診治的那些女猶太病人,正是由于維也納的性開放,以及到處彌漫的性氣氛。那些女人多半出身自猶太市鎮的貧民區,好比弗洛伊德家的祖先,原本來自摩拉維亞的猶太小市鎮(現已為捷克的一部分)。在這種小貧民區里,性的確是受到壓抑的,對男女來說皆是。婚姻全憑媒的之言,在新郎、新娘還小的時候就決定了。一旦他們“成人”,就舉行婚禮,在此之前,這對新人都還沒有見過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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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弗洛伊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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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后,女人便過著非常封閉的家庭生活,除了家人外,幾乎沒有機會和外界接觸,更別說是別的男人。他們在宗教聚會、家庭或是在社區里都盡量不談到與性有關的事。在這種“無性”氣氛中成長的年輕猶太女性,一下子投身到維也納這個“性的大染缸”中,看到不斷的舞會、華爾茲和性的競爭,知道自己不時得表現得“性感”以吸引男性——這一切使得她們為性生活和性的角色所苦,變得神經質。
  弗洛伊德本人不曾提過維也納的“性壓抑”問題。這個名詞是很久以后在偶然間出現的,而且是美國人所造的。沒有一個維也納人相信有“性壓抑”這回事。
  很明顯的,弗洛伊德并不主張“性自由”。“父權是本世紀性解放之因”——這種說法很多人認為是弗洛伊德提出的,若他本人有知,必定加以駁斥。弗洛伊德是清教徒,他懷疑性說不定對人類有害,雖然性本身是無可避免的。至于男人使女人變成“性的物體”,這種看法在弗洛伊德眼中,可能是個差勁的笑話。猶太人有個古傳說談到亞當的第二個太太麗麗絲(Lilith)很邪惡。這點他相當清楚,并認為這傳說代表某種真理。麗麗絲從夏娃那兒奪走亞當,使女人成為高等動物中惟一可以隨時交者,其他高等動物的雌性每個月則只有幾天會“發情”,其“性生活”都有相當實際的目的。總之,根據弗洛伊德學派,造成性壓抑與精神異常的“性驅力”是與文化和傳統習俗無關的。這種性驅力是被架構于成人與孩童的關系,而非某個社會兩性之間的關系。
  然而,在弗洛伊德留下的文獻中,主題經常是性焦慮、性挫折和性功能的失調。但是有一種精神官能癥卻是19世紀末的維也納未曾記錄過的,事實上這時在整個歐洲也未提起過,那就是:金錢引起的精神官能癥。在弗洛伊德的時代,維也納受到壓抑的念頭并不是性,而是錢。金錢主導一切,但也是一般人避諱不談的。
  在19世紀初期,如簡·奧斯汀(JaneAusten)的小說所呈現的,錢是可公開談論的。她的小說一開頭就告訴讀者每個人的年收入是多少。75年后,也就是弗洛伊德長大成人時,大家無時不刻不想到金錢與財富,卻從未互相討論。狄更斯(nckens)談到錢,也是很公開的,正如他說到性、私生子、奸情、罪惡的淵藪以及年輕女子成為妓女的教訓等。特羅洛普(Trollope)只比狄更斯小三歲,更是“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人,他談到性時,也相當露骨,不像是個“傳統的維多利亞人”。然而,他的小說大部分還是談到錢的問題,比方說筆下的主角(如《鉆石》(TheEustaceDiamonds)中的非正統派女主角)在錢方面遇到問題,但又無法啟口。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可說是和弗洛伊德差不多同時代的小說家,在他的作品里,談到金錢以及那種鬼鬼祟祟和緊張的氣氛,猶如美、歐之間的對峙。
  在弗洛伊德生長時代的維也納,沒有家長會跟子女討論自己的收入情況,他們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談到這件事。然而,錢這個念頭還是在彼此的心中縈繞不去。我們現在知道了——在一個經濟飛快成長的社會,都有這種現象。 簡·奧斯汀筆下的英國,可謂相當死板。一個人的收入是一樁無法改變的事實,除非靠著婚姻,或是某個有錢的姑姑正好在某個時候死了。財富是無法通過個人的努力獲致的。70年后,經濟發展使得個人收入有了相當的改變。同時,所有的社會在經濟快速成長的早期,也出現了所謂的“贏家”與“輸家”。少數幾個人獲利極巨,財富滿盈,還有一群人(仍是少數)勉強可以算是富足——正如弗洛伊德年輕時的家境。我想,他們的經濟情況已是水準以上。大多數的人突然間發現可以抱著更大的希望,遠離貧苦的小鎮生活。然而,他們的收入不是沒有提高,就是遠遠落后原本所期望的。
  第一個談到“期望的浪潮”的是史蒂文森(AdlaiStevenson),這種現象在他提出的150年前就浮現了。最古典的例子則是薩克雷的(Thackeray)小說《浮華世界》(VanityFair),比史蒂文森提出那個名詞時早了一個世紀多,而且是以“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度”為背景,也就是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而非亞洲或南美洲。
  在19世紀末,歐洲沒有一個國家的發展像奧地利那么神速,特別是捷克地區(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亦即弗洛伊德家族的出身地。許多猶太中產階級家庭都從那兒移居至維也納。因此,繞著金錢打轉的秘密與壓抑——通常又稱為“窮人的精神官能癥”——就愈來愈流行,成為我小時候老一輩的中產階級的通病。(年輕人比較不會有此傾向,那時奧地利的經濟發展已趨于停滯,還有萎縮的情況。年輕人已經一無所有了,因此根本不担憂有朝一日是否會變得窮困。)“窮人精神官能癥”所顯現的,就是常常害怕有一天會身無分文,老是担心賺得不夠,不能達到社會、家人甚至鄰人對自己的期待。此外,動不動就提到錢,還斬釘截鐵地說自己對錢“一點興趣都沒有”。
  顯然,弗洛伊德也有這種“窮人精神官能癥”。從他早年寄自巴黎寫給未婚妻的信中,可見端倪。即使他對自己極度坦白,卻也無法面對這個事實。他說自己職業所得不合理,老是活在經濟的壓力與焦慮之中。這些錯誤的說法顯示出那種他無法面對、只好逃避的焦慮。借由“語誤”(Freudianslip)——他自創的心理機制名稱——壓抑著這種病癥。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他沒有從自己的病人察覺出這種異常,也沒有在病史中記載過。這個事實對他來說過于痛苦,因此他不得不將之轉為“非事實”(non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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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弗洛伊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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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弗洛伊德說到他是反猶風潮下的犧牲者,這種抱怨同樣地也被掩飾了,同時也顯露出另一樁弗洛伊德無法面對的事實:他對非猶太人的無法容忍。
  在中歐,特別是奧地利,弗洛伊德那一代的猶太人全心全意地,幾乎帶著復仇的情緒,企圖變成德國國家主義者——不管是在文化吸收、自我認同、政治的結盟與傾向,都表露無遺。在文化上,沒有人比弗洛伊德更強烈地認為自己是個德國人。然而,精神分析清一色是猶太人的天下,至少沒有非猶的奧地利人或中歐人。弗洛伊德盡力在吸引他們,但是等到他們一加入,又將之排拒在外。
  在精神分析的“英雄時代”,約從1890年至1914年,弗洛伊德駁斥每一個非猶的追隨者或同事。他們多半是奧地利人、德國人或是以德語為主的人,甚或是來自中歐的男性。他棄絕榮格(CarlJung),迫使榮格和他決裂就是一個實例。他惟一能容忍的非猶者,就是外國人,要不然就是像法國波拿巴公主(PincessBonaparte)那樣的女人——在弗洛伊德的世界里,女人當然是沒有同等地位的。
  從各個方面來看屬于弗洛伊德那個圈子里的人——他們所受的德國文化教養動不動就搬出德國詩人與作家、德國大學預科里的人文主義,強烈的瓦格納主義(Wagnerianism)以及德國人文教育下的美學傳統(其品味皆源自于布克哈特[JakobBurckhardt]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CultureoftheRenaissanceinItaly)。可見他們根本無法退去強烈的猶太氣質。他們開的玩笑也是猶太式的——笑話最可以表現出內心的真實,這個信念也是弗洛伊德教給我們的。非猶太人對他們來說,簡直難以忍受,乖僻、陌生,甚至望而生厭,不得不去之而后快。
  然而,這一點至少對弗洛伊德自己而言,是這位大師無法正視的。他必須找個理由來歸罪別人,因此又產生另一種“語誤”——眾人對猶太人的歧視,乃至壓迫。舉個例子來說,大家都知道瓦格納·堯雷格(WagnerJaureg)與另一家醫院神經精神部門的主任想要參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會。前者是著名的精神科醫師,也是維也納大學神經精神科的主任,后者的職位本來該由弗洛伊德担任的,弗洛伊德卻拒絕了該院的邀請。這兩位都不是猶太人,因此被公然拒于門外。但是根據弗洛伊德自己的說法,是這兩個人排斥他的,因他是猶太人而不認可他的努力。
  弗洛伊德需要一種“語誤”來自圓其說,事實上,是他自己無法去除自身的猶太成分。那樣做的痛苦是他無法面對并接受的。他只好在最后的巨著《摩西與一神教》(MosesandMonotheism)中,把摩西變成一個非猶太的埃及人。
  在弗洛伊德的“語誤”中,最為重要且透露最多真相的要算是——維也納的醫界故意“忽略”他。他必須壓抑自己不去承認他們把他排拒在外的事實,因此只能假裝大家不討論他的事、不懷疑他,也不排拒他,只是把他“忽略”了。我懷疑,弗洛伊德心中和很多人一樣,對精神分析的方法有所懷疑。但是,他無法深究這些疑點。如果這些疑點提出討論的話,等于是強迫自己放棄自己的主要成就:他那極其“科學”與理性的理論,已超越了理性主義,進入“潛意識”的境界,也就是到這夢與幻想的內在空間,如托瑪斯·曼所言,已走入“虛構故事”的非科學經驗,亦即“小說”這種文體當中。
  弗洛伊德領悟到,啟蒙時代盛行的理性主義不能解釋感情的動力,盡管現代醫學是其最偉大的成果。此外,他無法放棄世界和這個世界的科學觀。到死時,他仍堅持精神分析是極“科學的”,相信心理的運作可以用理性和科學的名詞來解釋,亦即用化學或電流的現象或物理學的定律來說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旨在使科學理性的世界和非理性的內在經驗合而為一,這可是了不起的努力;也代表超理性的弗洛伊德(啟蒙主義之子人與夢想者弗洛伊德(靈魂深處的詩人)合為一體。這種合成使得精神分析異常重要,而又格外脆弱,為精神分析本身帶來沖擊,也使之合乎時代需要。19世紀的思想體系對西方世界的影響至深,如馬克思、弗洛伊德與凱恩斯。這三者的相同點在于結合科學與神奇,強調邏輯與實證研究,并導向“理性的信念”(credoquiaabsurdum)。
  弗洛伊德很清楚自己的立足點相當狹窄。再過去一寸就落入榮格(Jung)的東方神秘主義,進入神話乃至民族經驗、易經八卦、巫師和女妖的世界;也有可能掉進另一個弟子賴克(OttoRetch)所劃的“宇宙能匣柜”(“orgonebox”)里;若往另一方向再走一寸,就是阿德勒的“過度補償”(overcompensation),借由這種過度的轉換作用,原來的“自卑情結”便為希臘英雄般的“自我膨脹”所取代。因此,弗洛伊德一定要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維持一個巧妙的平衡,要不然他那一套就成了宗教治療師的魔法,或是18世紀超理性主義者徒勞無功的手法,如顱相學或是帶著電擊棒的催眠師。所以,在弗洛伊德的陳述中,臨床治療的科學方法和“宇宙哲學”缺一不可。
  我們今天知道弗洛伊德所要維持的那種平衡是多么岌岌可危,因為那種平衡到今天已被破壞了。就其科學而理性地對大腦作用的探討而言,弗洛伊德所預言的一大腦和其疾病與身體其他部位一樣,會受制于化學治療、飲食、手術和電流治療等,這些已經可以證明了。然而,弗洛伊德所處理的現象,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感情”,現在因應的方法并不能假裝是屬于科學領域的,用弗洛伊德的術語清楚地來說,該是“迷信”。例如超越的冥想、意識精神攤升,或是精神動力學[]的技巧。我不知道這是好或者是壞。我們和弗洛伊德那一代的人已經大不相同了,似乎可以接納世界變成好幾個不相容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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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弗洛伊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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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弗洛伊德還是得維持住那種平衡,不知道他是否想過這一點。弗洛伊德沒有把他思考的過程記錄下來讓他人研究。沒有一個大思想家像他一樣,在呈現完工的建筑物供大家觀覽之前,就把腳手架小心翼翼地拆下來了。但是他知道自己還是需要把理性和非理性合成在一起。他一定了解作使只是在他的潛意識中)——他一討論批評者提出的問題時,他的理論就會在瞬間崩潰了:亦即方法論的問題、有關“效果”的定義、控制試驗的問題、為什么精神分析所得的效果都如出一轍或近似等等(包括一些極神奇的病例)、精神分析的兩元性格(既是科學理論,又是治療法),以及個性的迷思與人的哲學等等。為了自己的理論,他只好忽略以上種種問題。而且,他必須假裝,特別是對他自己,表示維也納的醫師忽略精神分析,并借此對他們“視而不見”。
  我認為,真實的弗洛伊德要比傳統述思中的弗洛伊德,要來得有趣得多。他實在比尋常人復雜——他自己就是一名悲劇英雄。盡管弗洛伊德的理論實在是薄弱,他企圖把笛卡兒的理性世界與靈魂的黑暗世界合而為一,并故意忽略所有不利的問題,然而,終究會支撐不住。但我還是要說,這樣的理論仍然非常迷人,透露不少玄機,而且深深地觸動人性。
  ●譯注
  ①布洛伊勒(EugenBleuler1857~1939):最有影響力的瑞士心理學家之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早期支持者,后因學術問題和弗洛伊德分道揚鑣。以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研究而享有盛名。
  ②布爾哈夫(HermannBoerhaave1668~1738):第一位臨床醫師教師,透過學生對日后愛丁堡、維也納和德國的醫學教育產生影響,被公認為新的醫學教育體系的創立者。
  ③西德納姆(ThomasSydenham1624~1689):英國醫師,公認的臨床醫學及流行病學的奠基人,因為強調對患者要詳細觀察并做出精確的記錄,故被稱為“英國的希波克拉底”(theEnglishHippocrates)。
  ④哈內曼學派:由德國醫師哈內曼(SamuelHahnemann1755~1843)創立。
  ⑤根據弗洛伊德提出的俄議浦斯情結,愛上母親或是仇恨母親,都是同一種心理病態。
  ⑥阿德勒(1870~1937):奧地利精神病學家,設計了一種靈活的支持性心理治療方法,以指導有自卑感的情緒障礙患者達到成熟,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1911年坦率地批評弗洛伊德,與之分道揚鑣,和追隨者建立個體心理學體系。
  ⑦榮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學家,首創“分析心理學”,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不同。
  ⑧盧爾德:法國南部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蔚藍海岸區上庇里省的朝圣城鎮,相傳圣母瑪麗亞曾在此現身多次。
  ⑨哈西德派:猶太教的一個虔修流派,日漸廣傳后,信徒禮拜活動內容亦隨之多樣化,有的大聲呼叫、縱情歌舞、狂動暴飲以達狂喜入神的狀態。
  ⑩摩根斯坦(1902~1977):生于德國的美國經濟學家。曾在維也納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紐約大學任教。
  麗麗絲:又譯夜妖,為猶太民間傳說中的女妖,各猶太智者著作對麗麗絲的說法不一。一說,亞當和夏娃離異,娶麗麗絲這一夜長而生群魔,另說麗麗絲是其第一任妻子,因性情不合而離異。
  《浮華世界》:又譯《名利場》,以19世紀20年代攝政時期為背景,主角是一個沒有道德原則的投機女子。
  瓦格納·堯雷格(1857~1940):奧地利精神病學家、神經病學家,因通過人工誘導瘧疾治療梅毒性腦膜炎,首創休克療法成功,獲1927年諾貝爾醫學獎。
  宇宙能匣柜:為維也納心理學家賴克(1897~1957)所創。他在1934年與心理分析運動絕裂后,專注于“宇宙能”的研究。他認為理疾病是“宇宙能”不足所致,故須將病人放在一個特制匣柜中治療。他也把這個制品當作商品來治療癌癥,后因陷入官司,死于獄中。
  過度補償:1907年阿德勒撰文論述“器官低劣研究”,和個人如何補償和過度補償的缺陷。論文敘述其童年患軟骨癥的親身經歷。
  顱相學(Phrenology):由頭蓋骨的形狀和大小來推斷一個人的性格和心智能力的學問。
  精神動力學(psychodynamics):研究精神行為中的各種現象和相關問題的學說。

2013-08-19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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