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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觀者》:伯爵與女伶
《旁觀者》:伯爵與女伶
德魯克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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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觀者》:伯爵與女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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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爵在維也納上大學的時候,有個表妹(當然也是位女伯爵)死心塌地愛上了他,并威脅伯爵娶她,不然她只有一死。這個表妹的精神狀態不太穩定,常常深陷沮喪之中。爵出于同情心而娶她為妻,希望她能因此恢復正常。然而,這么做還是徒勞無功。埃米說,新娘就在新婚之夜發了瘋,從此必須被關在精神病院的隔離病房。在舊奧不得以配偶有精神病為由,訴請離婚,身為天主教徒的伯爵因此終身不得再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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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與女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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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勞恩特勞聶克伯爵(CountTraunTrauneck)和女伶瑪麗亞·米勒(MariaMueller)是我父母的密友。他們住在維也納近郊一個獨立自足的村落,到我們家很方便,穿過一片葡萄園和果園就到了,約莫20分鐘的路程。但是,他們一年卻只到我家兩次,就是在圣誕節和新年。大家都稱瑪麗亞·米勒為瑪麗亞小姐,她是維也納最著名的“柏格劇院”(Burgtheater)的領銜女角。這家劇院本是皇家劇院,瑪麗亞小姐不但參與演出,也是制作人和舞臺經理。她認為自己有責任監督每一場的演出,所以不管當天是不是有她的戲,她都會待在劇院,除非劇院休息,也就是耶穌受難日(復活節前的星期五人圣誕節和新年。
  因此,特勞恩特勞聶克伯爵和瑪麗亞小姐得以在圣誕節和新年那兩天光臨。他們總是到得挺早的,在吃中飯前就抵達了,并為我們帶來美酒與鮮花。陪同他們前來的,是伺候伯爵多年的男仆和常伴瑪麗亞小姐的服裝師。飯前,他們總和我父母閑話家常。和其他來客不同的是:我們總和他們用英語交談,事實上,他們倆獨處時,也只說英語。英語和德語,說來都是瑪麗亞小姐的母語,只是她的英語有些微的德語口音,反之亦然。伯爵雖具奧地利皇家血統,但是他的維也納德語有很濃的英語腔。用過中飯后,瑪麗亞小姐總是禁不起我們再三請求,只好為我們朗讀或背誦一段。這不只是父母親和我們這些孩子一整年最期待的一刻,家里所有的女仆、廚子和住在鄰近與我們熟識的小朋友也會跑來。
  我從未聽過比瑪麗亞小姐的聲音更為優美動人的——一種溫暖、震顫的女中音,似完美的木管樂器演奏出來的樂曲,亦如巴洛克管風琴所發出的聲音,而且能夠控制音色,借由音調、節拍和抑揚頓挫的改變,完美無瑕地呈現每一絲情感和每一種特色。同樣的音律,她可從最弱發到最強,或從最強到最弱。她是舞臺上最后、也是最偉大的詩歌朗誦者,她知道如何以口語表達韻文之妙,而非只是大聲念出;她曉得怎么樣控制呼吸,用何種語調才能使詩歌聽起來像自然的言語。她不是名演員,嚴格說來,她不能算是“女演員”,而是“演講者”。她在舞臺上,除了加一點點一般的手勢,幾乎一動也不動,只是站在那兒說話。然而,卻像圣靈降臨那一陣狂風颯颯,現場觀眾為之一顫,全神貫注地聽她娓娓道來。
  對每一出劇和其中的角色,她都了如指掌。在圣誕和新年的午后,她為我們朗誦的部分,多半出自德國主要的詩劇,如歌德(Goethe)的《依芙吉妮》(Iphigenie)或席勒(Schiller)的《奧爾良姑娘》(MaidofOrleans)和《瑪麗亞·斯圖爾特》(MariaStuart),以及她所喜愛的希臘名劇,特別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安提戈涅》(Antgome)和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美狄亞》(Medea)。當然,她是以英語朗誦的,因此最常念的還是莎士比亞的戲劇,如《李爾王》(KingLear)、《暴風雨》(TheTempest),還有她本人情有獨鐘,也是我最喜歡的《辛白林》(Cymbeline)。在不同的劇目中,她會插入一首短詩,像荷爾德林(Holderlin)或諾瓦利斯(Novalis)的作品,當然更常吟詠的是英國詩人但恩(JohnDonne)和布雷克(WilliamBlake)的小詩。另兩位如今名震于世的英國詩人,那時卻少有人知。
  我們就坐在愈來愈沉的暮色中聽她朗誦,不敢驚擾她。不久,燈火通明,大家鴉雀無聲地享用簡便的晚餐。之后,朗誦的作品總是彌爾頓(Mition)的《失樂園》(ParadiseLost)。節目的最后通常以一兩首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作結。然后,她停下來,問我們是否要再挑另一本書。這是暗示她的服裝師該出現了,她從中午過后,就一直躲在父親書房的一角。這時,她前來向大家行禮,說道:“瑪麗亞小姐,您明天還有得忙呢。”宴會就此結束。
  大家都被瑪麗亞小姐的聲音迷住了,因此一整個下午和晚上都沒注意到伯爵。他也刻意不引人注目。然而,他從未讓瑪麗亞小姐離開他的視線之外。如你一瞥他所在的角落,就會發現他一直凝視著她,而且總是坐在暗處,面對眾人的總是身體的右側。因為,他整個左側已嚴重受傷,變成可怕的畸形。即使他左半邊臉有黑色的罩子,別人還是看得到他那被撕裂的左眼窩和暴突的眼珠。他整個左臉頰松松垮垮的,滿是恐怖的疤痕,左手也斷了,取而代之的是覆蓋著黑色小山羊皮的假肢,末端有個鋼鉤,可讓他握住杯子或是轉動又子進食。他的左腳跛得很厲害,顯然,左腳也受了重傷。然而,他并不特別在意自己的殘缺,也不會因此感到尷尬,不過他還是盡可能脫人家注意不到的地方,或是以另一邊完好的臉龐和身軀向著眾人。
  當時,也就是20世紀20年代的初、中期,即使是年紀很小的孩子也知道不可對這種畸形表現出好奇心,更不可以多嘴。有人說,伯爵是在第一次大戰中受的傷,這種傷兵在我們身邊比比皆是。但是,我們家的公仆埃米告訴我們,伯爵是在攀巖時發生意外受傷的。
  1914年的夏天,第一次大戰爆發前夕,伯爵帶領著一群人首度遠征阿爾卑斯山的泰洛林峰。有一個隊友被落石擊中,昏了過去。身為領隊的伯爵因此卸下身上的繩子,準備爬下去救那個受傷的隊友。他成功地把隊友拖到落石擊不到的安全地帶,自己卻不幸被擊中。由于沒有繩索的保護,他筆直跌落到數百尺下的大巖上。大家都不抱任何希望,認為他必死無疑,只有瑪麗亞小姐深信他一定可以活過來。她寸步不離地照料他,不知經過了幾個月,伯爵才慢慢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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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與女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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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爵和瑪麗亞小姐的故事,也是埃米跟我們說的。我們父母從來不會在朋友的背后道長論短,我們自己也覺得隨便發問有失教養。根據埃米的說法,伯爵和瑪麗亞小姐是一起在英國長大的青梅竹馬的朋友,也就是在奧國的駐英使館。伯爵的父親曾任大使多年,而瑪麗亞小姐的父親則是一名士官,也就是大使身邊的護衛。爵和瑪麗亞小姐從小就墜入情網,雖然伯爵的家人極力反對,他們倆還是決定,一完成學業就結成連理。伯爵在維也納上大學的時候,有個表妹(當然也是位女伯爵)死心塌地愛上了他,并威脅伯爵娶她,不然她只有一死。這個表妹的精神狀態不太穩定,常常深陷沮喪之中。爵出于同情心而娶她為妻,希望她能因此恢復正常。然而,這么做還是徒勞無功。埃米說,新娘就在新婚之夜發了瘋,從此必須被關在精神病院的隔離病房。在舊奧不得以配偶有精神病為由,訴請離婚,身為天主教徒的伯爵因此終身不得再娶。然而,他和瑪麗亞小姐還是住在一起,表面上住在不同的樓層,后面卻有梯子相通。在奧匈帝國解體后,離婚和再婚都已是法律許可時,伯爵因此提出和元配離婚,并迎娶瑪麗亞小姐。瑪麗亞小姐卻反對,雖然她自己已不是天主教徒,只要伯爵還是,她就不讓伯爵為了她觸犯教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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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米的丈夫本是刑事組的警探,婚后不久,就在第一次大戰中殉國。埃米在短暫的婚姻生活中,聽了太多墮落與邪惡的故事,變得憤世嫉俗,特別是對男女間的關系。她還是個火藥味十足的社會主義者,對所謂的階級或頭銜,根本不屑一顧。至于她認為“有價值”的事,則想像力大發,日常看的浪漫輕歌劇、星期天報紙的連載小說以及費爾班克斯(DouglasFairbanks)早期的電影……都在她腦中發酵,從而跑出壞心的繼母、被調包的嬰兒,以及曲折離奇的羅曼史。故事中,真正的繼承人最后一定得以驗明正身,并迎娶客棧老板賢淑的女兒為妻。她明確表示,特勞恩特勞聶克伯爵就是“身價非凡”的人。我們這些孩子聽她說起伯爵受傷的經過、他那美麗而瘋狂的新娘,還有童年時與士官女兒的戀愛等,不免過度地加以懷疑。但是,日后我慢慢發覺,伯爵的故事并‘不是她一手編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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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爵和瑪麗亞小姐的確是在倫敦的奧地利使館一起長大的。伯爵是資深外交官之子,母親是英國貴族,和諾福克公爵(DukeofNorfolk)有親戚關系。瑪麗亞則出身農家,父親被征召入伍后,担任大使館的護衛,母親就做使館里的洗衣工。伯爵念的是英國有名的公學,是耶穌會教士依照伊頓(Eton)和哈羅(Harrow)的理想創辦的,學生多半是英國天主教貴族之子。之后,伯爵進牛津大學研究現代史,后來才又回到奧地利,在維也納大學求學。所以,他的英國出身與教育仍表現在口音中。那時,瑪麗亞也完成了藝術的學業,并為柏格劇院所招募。此外,伯爵的確有個關在精神病院的太太。她去世后,也就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伯爵和瑪麗亞就悄悄地結婚了,然而他們并未改變原來的生活方式。
  有關山難的事,也是真的。我父母和伯爵的結識正由于那一次意外。母親在年輕時,對攀巖和登山非常熱衷,同好者自成一個親密的團體。多年后,在父母都過世后,我在他們的文件堆中發現一張照片,其中一個少女就是母親,那時的她應該還不到18歲。她攀附著一條繩索,帶頭的就是面容仍完好無缺、年輕的特勞恩特勞聶克伯爵,跟在母親后面的是和伯爵差不多年紀的瑪麗亞。那次意外之所以會發生,正因伯爵奮不顧身地援救隊友。我后來才知道,那名隊友就是母親愛慕的表哥。過了幾年,第一次大戰爆發,這個表哥被派到意大利前線,不久就戰死沙場。
  聽了這一切,讓人不禁對特勞恩特勞聶克伯爵大感興趣,至少我已開始注意到他了。然后,我發現父母親雖很喜歡瑪麗亞,和我們一樣為她著迷,對伯爵卻抱著敬而遠之,甚至冷漠的態度。記得有一次聽到父親對母親說:“爵是全奧地利最有能力的人啊。真遺憾,他得把自己藏起來。”母親輕輕地加上一句,也許父親沒有聽到:“哎,他不得不啊。”
  伯爵担任的官職可說是微不足道,只是國家圖書館主任的助理,協助圖書館的財務和管理工作。他很少說話,偶爾開口也只是談談天氣或是說孩子長得真快等客套話,或者問我們最近在劇院里看瑪麗亞小姐演出的感想如何(也許該說是“聆聽的感想”吧)。每回大人們在談話時一提起伯爵的名字,就會肅然起敬地說:“什么?你認識特勞恩特勞聶克伯爵啊!他可真是個奇人,不是嗎?”
  顯然,特勞恩特勞聶克伯爵不只是瑪麗亞的伴侶而已。但是,我看到的他,總是和瑪麗亞形影不離,然而她那極具魔力的聲音總是讓我們忘了一切,包括伯爵的存在。直到我長大成人,差不多要離開維也納時,偶然間我和伯爵有了密切的接觸,做了短短幾個小時的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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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差不多14歲的時候就知道,中學畢業后,我將盡快遠離維也納和奧地利。高高中畢業雖還有一年半,我已下定決心。我想,離開維也納最快而且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在德國或英國的銀行或商行當練習生。若能如愿,我就不必再枯坐學校的板凳上了。那時的我,覺得學校老師教得乏善可陳、冷人生厭。我和我自己的能力對談,最后一致同意:我已經在學校坐得夠久了,該是離開的時候了。我想成為大人中的小大人,不喜歡被當作毛頭小子的感覺,也不愛和那些停留在青少年階段的大學生混在一起。我要自食其力,獲得經濟獨立。此外,再支援我上四年的大學,對父親來說,也是沉重的負担。雖然他不以為苦,反而相當樂意。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維也納的生活水準來看,我們是夠富裕了,但那是因為戰后的奧地利已變得一貧如洗,所以相形之下,我們的家境算是不錯。但家人已決定把弟弟送進醫學院就讀,對家中經濟,這可是不輕的担子。我想,至少現在我可緩解父親的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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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與女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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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不上大學并非是什么有失顏面或是危及前途的事。如果你不想浪費四年坐在課堂里,沒有人會說你“不行”。你已是有責任感而成熟的大人了。此外,進歐陸的大學和“學養”不一定相關,你獲得的只代表某種“教育程度”,高專業還有一項高。所謂的“人文教育”到中學畢業就結束了,至今仍是。之后,應是接受法學、宗教、醫學或是工程等的訓練。
  當時歐洲還有一項傳統——雖然比起漢堡、阿姆斯特丹、倫敦和巴賽爾等商業都市,奧地利比較不強調這點——那就是“好人家”里最能干的兒子是不上大學的,他們根本不需要。從14歲起,他們就開始學習商業實務。幾年后,我在漢堡做“練習生”時,和一個貴族家庭熟識,他們家兄弟中有一個是歷史悠久的大公司的負責人,他認為自己就是家中最聰明、最有學養的人——很多人都同意他的說法。當然,他在14歲的時候,就開始從商了,并且瞧不起自己的兩個兄弟,說他們是“愚蠢的漢森人”(dumbHansens)。人其實,這兩位之中,一個是歐洲北部最好的法院“漢森高等法院”院長;另一個則是歐洲北部最大的新教徒組織領導人,倡導新教復興,更是瑞士神學家巴特(KarlBarth)①嚴和美國的尼布爾(RichardandReinholdNiebuhr)②等人尊敬的導師。
  我知道,進商業界做“練習生”并不等于放棄大學學位。還是可以一邊做全職工作,一邊取得博士學位,特別是法律方面。我身邊就有好幾打人物是如此。然而,要工作,又要念法學院,實是不易。
  近來海軍上將里科弗(HymanRickover)③提出了他的教育理念,拿“努力不懈”的歐洲大學生和美國“由你玩四年”的大學生相較。他的說法在今天也許有幾分道理,但我心中仍存疑。五六十年前,美國高等教育界的確有這種錯誤的觀念,正如當時歐洲人認為每一個美國人不但是浸禮會教友,而且是百萬富翁一樣是無稽之談。事實上,不管是以德語為主的國家、北歐國家,或是意大利,所有的法律系學生都差不多,無特別之處。
  在我年少時,若有人告訴一個老太太,說他是“大學生”,這個老太太就會問他:“你是到校上課的學生,還是自修法律的?”當年,”注冊或付學費都可以用郵件辦理,幾乎只要申請獎學金,學費都可以得到減免,而且不必到校上課。沒有學期考試,也不用寫報告,只要在四年后參加畢業考試就可以了。因此,大多數的學生都去補習,臨時“填鴨”幾個月,就可過關。(我也試著去上個一兩個晚上的補習班,但后來覺得完全沒必要,就不去了。埃爾莎小姐的練習簿勝過任何補習班。)縱使是法學院的全修生,也不必四年苦讀,一心放在法律上。在這四年中,1/3的時間是“性”,2/3的時間是“酒”,構成“樂陶陶”的大學生涯。不過,我確信,以上兩點,不用做全修生也可以得到。
  然而,做事就等于是“從商”。我們家引以為自豪的就是沒有英國士紳看不起“下層社會”那種狹隘的偏見。我們家族成員中就有一個是生意人,也就是姑姑的第二任丈夫。她的前夫是個心臟科醫師,在大戰中陣亡。她后來嫁給一個匈牙利人,一家非常大的木業公司的老板。然而,我們在談到這位姑夫時,措辭還是盡可能謹慎,說他曾是非常專業的軍官,還是位將軍呢,到了1918年匈牙利軍隊解散了,才不得不進入家族企業。我的父母有一個好友是個經營紡織廠的企業家,但是在介紹他或他的子女給我們的玩伴時,我們總是強調,他本來是個風景畫家,在他父親死前曾開過畫展,但父親早逝,只好担起經營家族產業的重任。銀行業呢,還可以,只要他們有大學文憑,但是工廠或商行的“練習生”就會讓人說“很好,不過嘛……”
  我父親非常希望我能進維也納大學。畢竟我們家族出身的,不是官員,就是律師或醫師。他也懷疑我可能沒有從商的本能和天賦。這點是不錯,但對我而言,最大的壓力就是逼我成為大學教授。不知有多少叔叔、伯伯、表哥、堂弟等親友,把我團團圍住。他們都不是在維也納,就是在布拉格、瑞士、德國等大學任教的教授,也有在牛津和劍橋的;有教法律、經濟、醫學、化學、生物學的,甚至藝術史和音樂等都有。乍看起來,教書生涯實在不錯,可以放長長的暑假,責任又少。當然,更別提那尊貴的社會地位——“教授閣下”(“HerrProfessor”),在奧地利這樣的地位,更勝于在德國,也比有土地的“貴族”更令人欽羨。
  但是,要成為教授,就得留在維也納了,因為我沒有理由去別的地方念大學。然而,我認為在學術界“夠格”并不等于“杰出”,取得那希罕的教授頭銜對我來說,是不能讓我就此心滿意足的。(此外,在維也納上大學我還是得想辦法自食其力。)于是,我就爭辯說,從商只要做個二流人物,我就可以達到目的。因為從商的目的就在賺錢,二流人物也可賺很多錢。但是,進入學術界則不然,非得做一流的學者和研究人員不可。我知道我能寫作,但不確定自己是否可以做好研究并進行學術性的思考。就在進入大學之前,我想不如試試自己的能力,如果發現自己不是塊學術料子,就干脆從商。
  但要研究什么呢?我很清楚自己的興趣是在政府、政治史、政府機關,甚至經濟方面。在歐洲這些都是法學院教的東西。因此,我向漢斯姨丈請教——他是著名的法學學者,后來成為柏克萊首屈一指的法學專家,于1970年過世,享年90多歲。小小年紀的我問他,在法律哲學里最難的問題是什么?他的答案是:“解釋刑罚的理論基礎。”因此,16歲的我就決心研究這個問題,并計劃寫一本書解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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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與女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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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研究,我必得到圖書館去。公立圖書館是美國的理念,在我少年時代,歐洲的圖書館是只讓書進來,把人趕出去的。就以維也納的大學圖書館為例,甚至不準學生自由進出,只能在特別的閱覽室里讀指定的書。只有卓越且有終身教職的學者能夠借書,然而他們仍不能直接從書架拿書。盡管我有很多伯叔阿姨是大學教授(我父親本人也在大學任教多年),但還是不辨入圖書館。幸好,特勞恩特勞聶克伯爵。在國家圖書館任職。他很高興讓我以他私人訪客的名義進入,并允許我在他辦公室旁空無一人的小房間里,閱讀我想看的任何一本書。因此。每天下午放學后,我就到那兒,浸淫在法律哲學和社會學中。
  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社會學術語。那次的震撼非比尋常,且在我心靈上烙下永恒的創傷。很快地,我也發現為什么漢斯姨夫認為法律哲學里最難的就是刑罚的問題。果然,這是個相當棘手、復雜的難題。每一個偉人的學說,從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到阿奎那(St.ThomasAquinas),至休漠(Hume)、邊沁(Bentham),以及現代的龐德(RosocoePound)、埃爾利希(Ehrlich),以及我的漢斯姨夫,對于刑罚,都提出不同的解釋,例如:為了報復、保護社會、儀式性的滌清作用、感化,或是防范等。然而,不管他們對刑罚的認知為何,最后都認為還是要有刑罚。自古至今,不論在何種文化、文明,或是法律規范下,刑罚似乎大同小異:死刑、毀傷四肢或器官、放逐、監禁或罚金。很明顯地,在每一個文明和文化之中,都有刑罚的存在。
  那時的我,不太喜歡刑罚學,現在的我亦然。但是,懵懵懂懂地讀了幾個星期以后,終于得到了一個結論:那些偉人可能都弄錯了。如果有一打的解釋都有完全不同而且相當清楚的前提,最后的結論卻相同,那么用最基本的邏輯概念就可了解——那些都只是推理,而非解釋,且偏離問題。對我而言,重點應該不是刑罚。刑罚是人類社會的一個事實,不管你如何為這件事辯解,刑罚還是無所不在,反而需要解釋的是犯罪。我想,那已超出我的能力范圍了。
  在堆積如山的文獻中,只有兩本小冊子和我思考的路徑差不多,都針對犯罪而發。這兩本手冊的作者我從未聽過,名叫“卡爾·隆特”(KarlRaunt)。每一本約略只有20頁,1905年左右出版的,還算是近年的作品。書皮是紅色,而非暗沉的手制皮革色,封面印著錘子和鐮刀④,題為“國際社會主義者手冊”。書中論道,犯罪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若干年后,只要社會主義一實現,犯罪就不是重大的問題了。這種說法,在我看來簡直是天真之至,差不多是幼稚了。到處都有證據顯示,犯罪已根植于人類社會之中,不管是何種經濟、社會或政治結構都一樣。在我讀到這個理論的時候,已是1925年,大家都知道“社會主義”是怎么一回事了,因此16歲的我不禁好奇,作者為何這么寫?事實上,另外讓我大惑不解的是,為何在我說出研究主題時,圖書館恰巧跑出這兩本書?大抵而言,這兩本手冊的寫作風格還算嚴謹,即使作者只是辯解,沒有解釋清楚,他到底還是洞視到了真正的問題。
  不過,我已經有結論了——我的計劃已告失敗,最好把所有的書歸還給圖書館,謝謝特勞恩特勞聶克伯爵大力襄助,并請父親幫我在商行找個練習生的差事。但我還是想再看一眼那兩本手冊,因為我認為只有這兩本書觸及問題的核心。我站在窗邊,手中握著書冊,就在此時,門開了,伯爵走進來。他本想讓我一個人靜一靜,但對我正在做的事,似乎非常好奇。他看到我手中的紅色小冊子時,面露緊張的神色,問我:“這兩本手冊寫得怎么樣嚴他的語氣讓我有所警覺,所以我只是淡淡地說,在汗牛充棟的書當中,只有這兩本對于犯罪問題有所解釋。他似乎對這個答案很滿意,微笑著說:“這兩本冊子居然還在這兒。你知道作者是誰嗎?”我搖搖頭。他指著作者的名字“卡爾·隆特”(KatlRaunt)說:“你把姓的最后一個字母t搬到最前面看看。”我恍然大悟:“是特勞恩(Traun)!”他笑道:“卡爾(Kar)是我的別名。我受洗時的名字是卡爾·法蘭茲·約瑟夫(KarlFranzJosef)。身為政府官員,即使小到埋沒在國家圖書館,也不能寫什么社會主義手冊。我想,或許有人會懷疑‘隆特’(Raint)可能原本是特勞恩’(Traun)。但還是沒有人起疑。你想聽聽這個故事嗎?”
  他的故事說來話長,光是一個下午是述說不盡的。伯爵一旦開口,就停不下來了。這個畏縮而殘廢的人,心中不知藏了多少,一宣泄就如排山倒海而來。我不知道他是否清楚眼前談話的對象是誰,或許連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說話。他跟我說的,不只是他個人的故事,更是一個失落的時代,一個斷了線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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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20年前的特勞恩特勞聶克伯爵是一個相當活躍的社會主義者。那時,我們或多或少都可算是社會主義的信徒,只是我比較能言善道。我明白,你今天看到那些手冊,一定會覺得其中論點太過天真。也許晚幾年,我就不會寫出那樣的東酉了。成書時,我只有23歲,那時,我們都期待社會主義引領我們進入一個新社會。當然,很少人讀過馬克思的學說,也不在意經濟的問題。我們關心的只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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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與女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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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一輩的人,即使是令尊那一代的——他頂多比我大10歲吧——并不相信戰爭就要來臨。萬一真的發生戰爭,他們想,也不過是小事一樁,像19世紀的戰爭,不出三個月就煙消云散了,歐洲依舊完好如初。我們則比較清楚實際情況。我們的發言人是饒勒斯(JeanJaures)⑤。聽過這個人嗎?”我說,是的,但僅聞其名。
  “他是歐洲最卓越的社會主義領袖,也是法國社會主義黨的領導人。那個黨當初是歐洲最大的政黨,在法國也是最大黨。饒勒斯是我見過的最偉大的演說家。大戰一開始,他就被暗殺了。多年來他一直警告大家,下第一次大戰即將席卷整個法國,把歐洲和文明破壞殆盡。但法國的政界和軍方都不相信這種說法,只有我們知道他所指為何。那時,社會主義已經存在了,是為自基督教以來第一次群眾運動,即使社會主義黨人沒有選舉,也沒有國會,卻是歐陸推一最大黨,在多國蔚為風潮,包括法國、意大利、德國、奧地利,當然還有蘇俄。社會主義有紀律,也有領導人。從多次罷工運動可以看出,服膺社會主義的群眾都相當聽從領導人的指揮。此外,社會主義是致力于和平的——這也就是當年我們成為社會主義者的原因。”
  “我們認為我們成功了。聽過1911年國際社會主義代表大會嗎?”我搖搖頭。
  借次大會就在維也納召開,歐洲所有社會主義黨都莊嚴地宣誓,將動員所有的黨員反對歐洲發生戰爭。萬一戰事真的發生,就發動大規模的罷工。我就是該大會的秘書長,當然已化名為‘卡爾·隆特’。我們預定1914年10月在維也納舉行另一次更大規模的會議。為了那次大會,我幾乎安排好所有的事宜了,不料卻發生了意外。本來會中準備討論在布魯塞爾或是阿姆斯特丹設立永久的反戰機構,我也將出任該會的秘書長。這就是當年社會主義者的我們所持的理想。”
  “你說的‘我們’是哪些人?”我問道,“你們可有一個組織?屬于這個組織的還有誰呢?”
  “沒有,我們沒有所謂的組織,那不是我們運作的方式。令尊不是有個朋友叫馬瑟爾·雷(MarcelRay)嗎?如你所知,他現在是駐法大使。但是,當年他還是索爾本(Sorbonne)的年輕德國文學教授時,就想組成一個組織,并想好了一個很好的名稱——‘和平騎士’(LesChevaliersdelaPaix),足以和榮獲法國高級勛章(Legiond’Honneur)的榮譽媲美。但我們的一切還是相當非正式:沒有會員制、組織,也沒有什么必須遵守的規則。然而,我們就是知道誰是同志,因為那時的歐洲要比現在小得多,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彼此都認識。我們一同爬山、參加派對、一起上學,因此大學都是朋友。當然,還有不少受過教育的富家子弟只會追逐享樂,比如是在度假勝地里維耶拉(Riviera)狩獵、在印度獵野豬,或是追合唱團里的女孩。這些對有錢有閑的富人來說,都是無傷大雅而且花費低廉的娛樂。然而,這種紈绔子弟的行徑到處可見,惹人側目。因此,有許多人認為歐洲不能再這樣下去,否則大難即將臨頭。那時,特別是在奧地利、法國和蘇俄還有很多人沉迷在美學當中,寫了些不堪入目的詩,并自費用淡紫色的紙印刷。我保證令堂一定有一大箱這樣的詩集。她可是相當有人緣的女孩子,那些年輕的自戀狂都送給她一本自己寫的詩。”我說,是的,像那種可笑的作品,我在家里的確看過一些。
  “但是,”他又繼續說,“還有不少人像我們,想要追求不同的東西。這些人就是我所說的‘我們’,比方說馬瑟爾·雷和他的夫人蘇珊就是。你知道嗎?蘇珊就是弗蘭西斯(AnatoleFrance)⑥的親生女兒。”這點我倒不知。
  “她很有辦法,可以找到饒勒斯,并說服他在維也納召開1911年的和平大會。他就像所有年長的社會主義政治人物,非常多慮,知道自己在政界舉足輕重,又怕被指控不愛國。但是這位雷夫人就說動了他。還有一群年輕的法國學者,如歷史學家布洛克(MarcBloch),以及許許多多具有潛力的政壇新秀,像赫里克(EdouardHerriot)很快就嶄露頭角,而且開始發揮影響力。”
  “我們在俄國也有朋友,例如叫齊瑟曼(vonZissermann)的年輕軍官,他就是建造滿洲鐵路的軍事工程師。有人告訴我,他現在正為中國軍閥做事。你應該知道他太太,她可是維也納有名的美人,最近才到滿洲與夫婿重逢。還有一大伙德國年輕人、教授,像經濟學家奧本海默(Oppenheimr),在海德堡跟著馬克斯·韋伯(MaxWeber)⑦學習的研究生、韋伯的弟弟亞弗德,以年輕哲學家齊美爾(Sirnmel)⑧為首的一群人以及一些銀行家和經濟學者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年輕銀行家沙赫特(HjalmarSchacht),現在已是德國中央銀行的總裁。大多數年輕有為的大學講師和奧地利年輕政府官員也都是我們這個圈子里的人。我想,你一定知道這幾個人:令堂的表哥歷史學家阿爾尼姆(Arnim),在我登山發生意外那一次,他也在場;你的漢斯姨夫和他三個兄弟,以及同事維德斯(AlfredVeross)。較長一輩的,像你的父親和赫姆·施瓦茲瓦爾德還是自由派的,但是二十幾歲的那一代了解,光靠自由主義是無法避免戰爭的。所以我們都轉向社會主義這股力量,認為只有信守承諾、有組織,且有民眾基礎的社會主義才能阻止戰事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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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與女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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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國,還可能以自由主義為信條,”他繼續說,“正如你所知,我有一半英國的血統。家母還健在時,我一年會回英國四五趟,并會見當年在牛津一起求學的舊友。他們的生涯都在起飛的階段,有的是大學教師,有些服務于外交界或印度,也有律師,還有些則是倫敦的銀行家。然而,他們都對社會主義不感興趣,而且確信英國將會如19世紀般,置身于歐洲戰場之外。”
  “如果你以為我們必有某種暗語或秘密組織,那就錯了。然而,當年歐洲受過教育的一小群人已自成一個團體,每一個人都知道何去何從,也曉得同一個圈子的還有誰,也都互相往來,因此我們沒有必要用暗語來辨明同志。”
  “后來呢外我插嘴道,“為什么你們會失敗?”
  “我們并沒有失敗,但當時社會主義尚未完善。歐洲社會主義的領導人,也就是我們仰賴的人,雖然缺乏勇氣實踐1911年維也納大會的諾言,發動全面罷工,但確實是反戰的。然而,即使罷工,結果還是一樣。廣大的勞動階級,也就是愛好和平與提倡同胞愛的主力,像是一股不可收拾的火苗,使得愛國的烈火愈燒愈旺。現在普遍把第一次世界大戰歸咎于膽大妄為的軍人、外交人員或是商人,但是,真正希望引潑戰爭的,則是那些極端的愛國主義大眾。叫囂得最大聲的就是他們,因此后來整個歐洲都為戰爭所席卷。這正是饒勒斯警告過我們的——這一天也就會給社會主義帶來災難。”
  “當然,你會說今天在歐洲有投票權的社會主義者要比1914年以前多得多,然而那時的社會主義是基于希望,而不是人數;今日的社會主義則不是如此。那個令人無可言喻的小丑墨索里尼,最了解這一點。戰前,他就是最好戰的集權主義者,總是想拉拢我們,幫他的報紙寫文章。在1911年維也納社會主義大會時,他大聲疾呼,萬一歐洲發生戰爭,他一定會使我們的‘革命’成功的。然而,我想他看到了發生的事,恐怕一切都逃不過他的眼睛。奧地利本地的社會主義者,和那些在德國、法國和英國的工黨黨員,都是可敬的人,遠比今天在奧地利有權有勢的神職人員要值得尊敬。假如我的職位顯赫一點,像令尊一樣的話,在兩年前天主教取得政權時,也會和他一同請辭。但是,今天的社會主義者雖是什么事都不愿碰,想明哲保身,然而由于膽怯或是經驗不足,還是做出造成傷害的事。要是社會主義真的可在歐洲的任何一個地方掌權,不是出現我們在俄國和意大利看到的那樣,就是一個容易出現官僚主義的政府。哎,夢想已經遠離了。”
  “戰爭爆發的時候,”他繼續說,“我正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昏迷不醒。你一定聽過某人說起我的意外。醒來后,過了幾個月,目睹戰爭的一切,真想一死了之。我不時悔恨,想著如果當場死在那座巖壁下就好了。我也常羨慕那些在戰爭中喪生的人。當然,那時我們有不少同伴都死在沙場上。”
  “你還小,因此不能理解。那次戰爭帶來最大的傷痛,并不是毀滅了想要創造另一個世界的希望,而是殺死了許多本來能拯救歐洲的人。整個領導層大半魂歸西天。我在英國念的學校是耶穌會教士辦的公學,畢業時班上有48個人。現在還存活的,只剩18個,其他的已躺在弗蘭德斯(Fanders)的墓園里。我不是提過你的漢斯姨夫·,也就是娶了你的格里塔阿姨的那一位嗎?他有三兄弟,甚至比他還杰出,然而,現在卻安眠在蒂羅爾(Tyrol)的軍官墓地。令堂的表哥阿爾尼姆也葬在那兒。亞寧的運氣真是好,因為我的援救,在那次意外中,得以逃過一死。不料,還是躲不過戰爭的魔掌。你知道那位漢斯姨夫最小的弟弟歐內斯特嗎?”我搖搖頭。
  “他被活埋在俄國的一處礦坑,后來雖然獲救,但已經成了殘廢,只能在教會做個雜役,洗洗碗、端端盤子等。他原來可是個非常卓越的工程師,也是電學和電話方面的天才。我是家中惟一存活下來的孩子,我的四兄弟個個能力都比我強,然而都喪生在無情的戰火中。我那可憐的元配有三兄弟,那些巴拉頓伯爵(CountBalaton)們,也都英年早逝。家母出身于非常大的英國家族,我的堂、表兄弟等有好幾十個,到現在只剩四五人。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很像約瑟夫國王(EmperorJoseph)。你知道嗎?他就是把維也納皇家公園開放給平民進入的人。有一次,一個貴族仕女跟他抱怨說,沒有一個像樣的地方可以接待和她同等階級的人。國王答道,即使他想和他的同輩一敘,也沒有地方可去——除非去哈布斯堡的皇家墓穴。我呢,想要見我這一輩的,只有去凡爾登(Verdun)、木斯群岱爾(Pas沈hendaele)、俄國前線,或是依頌佐(Isonzo)等地的墓園。躺在那兒的,今天若是安在,必然是歐洲的領導人。”
  “彼得,你知道嗎?共和時代來臨,社會主義者組成政府時,他們會邀我担任教育部長。那是我惟一想要出任的官職。我一直在等待著這一天。但是,我卻不能面對這個事實:年輕時結交的密友和有著共同夢想的同志都不在人間了,因此這個機會才輪到我。有時候,我覺得非常內疚,為什么像我這樣的廢人,還能茍且偷生?我本可了此殘生……要不是瑪麗亞小姐需要我,哎。”
  伯爵此時已有點迷亂,即使是16歲的我也感覺得到,他的神智不很清楚了。對他突如其來的告自,我實在有點恐懼,真想早點脫身。我懷疑伯爵所說的歐洲精英拯救和平的偉大計劃或許只是他的幻想。(多年后,我從蘇珊娜·雷的夫人口中得到證實。她和伯爵共過事,并和其他幾個朋友設法說服饒勒斯召開1911年的維也納國際社會主義代表大會。會中眾人皆莊嚴宣誓,歐戰一爆發將會共同發動大罷工。另一次更隆重的反戰大會則計劃在1914年的10月召開,秘書長正是特勞恩特勞聶克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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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與女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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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伯爵是否夸大了自己的角色,以及他的罪惡感,也就無關緊要了。西歐社會主義的確在1914年8月戰火發動的那一刻面臨危機——群眾不再在愛好和平的精神下團結一致,反而熱切地擁抱國家主義,迫不急待地想投入戰爭。這并不是作為哲學的馬克思主義的終結(哲學比信念要來得源遠流長),也非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結束,而是——以國際主義作為夢想的結束。這種結束即使不是永遠,至少也持續了一整個時代。在社會主義的承諾與現實力量的沖突下,現實力量占了上風;在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的熱情兩方面的角力下,國家主義更勝一籌。抱持早先夢想的一些夢想家,最有名的如美國的哈林頓(MichaelHarrington),一再地訴諸原始的理想,宣稱現實不值得一顧,這種現實只有扭曲真正的信仰。然而,還是徒勞無功。這可以解釋為何西歐社會主義自1914年起,就出現衰落了。早先,歐洲偉大的心靈不斷地在與知識分子的承諾和社會主義的問題交戰。1914年后,在歐洲只有一個第一流的智士和社會主義有所關連,亦即意大利的葛蘭西(AntonioGramsci)。他因為遭到墨索里尼的監禁,不能與現實接觸,才能保有戰前的天真。
  歐洲的社會主義黨在介于兩次大戰之間確實獲得了一些選票。但是,他們所能得到的,僅限于此,而且沒能發揮什么作用。他們不再有夢想、信念、承諾和信條,也不再相信什么了。在凡爾賽和約(TreatyofVersatiles)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間的20年,歐洲政治簡直是一場可笑的鬧劇。在這期間,雖然在每個國家的執政者當中,都有信奉第一次大戰前社會主義的老政治家,但社會主義在歐洲政治舞臺上已無任何分量。此外,自第二次大戰后卷土重來的社會主義信念,就其本質而言,和從前的“社會主義”并不相同,而是誕生了新的政權和開始了新的斗爭。
  若那一代歐洲領導人不至被戰火摧毀殆盡,是否會有所不同?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很少人能了解第一次大戰對歐洲領導的破壞,特別是在美國。
  盡管當年伯爵跟我說了這么多,我也不甚明了,直到幾年后,我年長一點,約是在20歲出頭時,才有所體會。那時的我,是一家大報的資深編輯。我之所以能得到這個職位,并不是我的能力有多強,而是比我年長一代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了。在我20歲的時候,周遭沒有30多歲的人——他們都躺在弗蘭德斯、凡爾登、俄國前線,或是依頌佐的軍官墓地了。能逃過此劫的,較幸運的是那些只有肢體受到傷害者,更多、更可憐的是永遠受創傷折磨的心靈。這種情況在德國也得見,如魏瑪共和(WeinarRePblic)最后一任國務大臣布委寧(HeinrichBruening),一個出類拔萃、令人景仰的人,他的意志力終被蝕盡,深信這個世界最后只剩罪惡。
  今天,我們習于追溯英國的式微至維多利亞時期或是愛德華時代的早期。但是,最主要的因素的確是第一次大戰,許多英國領導人因之魂歸西天,僥幸存活者道德又日益淪喪。英國比其他國家損失了更多年輕軍官;相形之下,其他國家并沒有要求年輕人去做個“置個人死生于度外”的紳士。結果,
  英國比歐陸其他國家缺乏更多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因此在20年代也出現較多由女作家所著、以孤寂為題的動人作品,例如布里頓(VeraBrittain)寫的《青春的見證》(TestamentofYouth)——和她一同成長的年輕男子無一幸存。第一次大戰開始時,邱吉爾已是40歲的人了。之后,如艾登(AnthonyEden)⑨和麥克米倫(HaroldMacmillan)⑩那一代,從戰壕回來時帶著永遠的創痛,到邱吉爾死后,輪到他們自己負責時,已無法承担大任。
  然而,危害英國最烈的,正由于歐洲主要國家中,惟獨他們只有一個領導階級,且為大家一致接受。在法國,大革命前的舊制度(AncienRegime)就已分成兩大互相對立的領導階級,一是拿破侖的君主政體,一是中產階級所組成的政體。結果,當然就是兩者必須互相較勁,沒有一個是既定的政權。德國也是,有好幾個領導階級相互競爭:一是有社會地位,但沒有雄厚財力的容克黨(Junkers);一是新富,但缺乏社會地位的中產階級;另一則是由專業人士和學術界人士所組成。三者不斷地較量,沒有一個是普遍能被大家接受的。英國則不然,只有一個領導階級,要踏入也很容易,從貴族到鄉下士紳、專業人士之子,乃至于富商的孫子都可以邁入這個階級。甚至不屬于這個階級的人,或是不想東施效顰的人(不覺得自己的行為得像個“紳士”的中下階級或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勞工階級)也都認為“紳士”就是他們正統的統治階級。然而,在這個階層被戰火蹂躪、摧毀,自信心崩潰了之后,就形成真空。歐陸其他國家的確要比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在意階級的區分。在巴黎、柏林、維也納或是1890年的圣彼得堡,公爵之子和銀行家同為一個俱樂部的會員,實在是匪夷所思;這兩人周末時也絕不可能同時出現在一個家庭派對上,像英國愛德華時代的寬宏大量,讓這兩位“分享”一個情婦的做法也是前所未見的。但這也正是英國的弱點,戰爭使得這個領導階級元氣大傷,乃至支離破碎、聲譽日下。在法國,有所謂的“技術官僚”(technocrats),也就是由出自“名校”(grandeecoles)的高級知識分子來担任領導人的角色;在德國,第二次大戰之后,組織、企業或是貿易公會的主管人員都可以晉身為領導階級,但在英國,失去的一代無替代人選,沒有一個人的權威足以服眾人,也沒有人足以担當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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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與女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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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過好幾個下午,我才得以擺脫伯爵和那排山倒海而來的自白。然后,我們又回復到原來的關系。他再也沒提起過那幾個小時的慷慨激昂,照例在每年的圣誕和新年與瑪麗亞小姐到我家做客,一樣靜靜地坐在角落,目不轉睛地看著他的愛人,除了簡短的客套話,幾乎不發一言。但是,他又跟我說過一次話,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見到他和瑪麗亞小姐了。
  在1937年2月末或是3月初,我和妻準備從英國到美國度蜜月,并在途中回維也納拜見父母。在離開前,我到伯爵和瑪麗亞簡樸的居處話別。瑪麗亞那時已成為伯爵夫人了。伯爵把我拉到一邊說話。
  “我很担心令尊和令堂。你我都知道希特勒任何時刻都有可能入侵,但是令尊就是不信。他認為希特勒不會到維也納來,即使來,對他也不會怎么樣。但是,我們都知道他說的不是真話。不曉得他是否告訴過你,他是奧地利共濟會的領袖?”
  我知道,但不是父親告訴我的,而是從他嚴守會社規范、神秘兮兮的樣子猜到的。
  “不知道你對共濟會有何看法,”伯爵繼續說,“我從未加入這個組織。但是,我確信令尊的名字一定是納粹秘密警察手上黑名單的前幾名。多年來,我一直試著勸他在必要的時候準備離開。然而,他總是不肯聽我的話。”
  我告訴他,要他別担心:“我弟弟去年秋天已經去美國了。那房子對他們兩位老人家來說太大了,家母一個人也照顧不了。因此,去年我回來過圣誕時,他們就準備把房子賣掉了,現在剛脫手,價錢還不錯,都是現金。他們已經把錢存放在蘇黎世的銀行,只要幾個星期,等我在紐約安頓下來,就會把錢轉到美國,放在我的名下,這樣納粹就拿不到了。而且,他們也會來美國和我會合。不久,他們會暫時搬到一棟小公寓。我這次回來,已經催父親去幾個奧地利鄰國的領事館辦簽證,瑞士、捷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這幾國都辦好了,連同家母的證件,有效期限是兩年。”
  伯爵說:“很好。我想,能做的也就是這些。”
  “納粹來時,伯爵您打算怎么辦?想去哪里?”
  “我們不會出國的。我們和令尊令堂的情況不同,我們沒有孩子。”
  ※
  不到一年的光景,納粹真的大舉入侵,救了父親一命的就是家里的舊址。納粹派兵到他一年前賣掉的房子搜查,到納粹恍然大悟時,父親已在前往蘇黎世的火車上了。由于前一年已辦好簽證,因此通行無阻。
  特勞恩特勞聶克伯爵和瑪麗亞·米勒小姐也逃離了這一切——在德國大軍以勝利者的姿態邁入維也納的那一天,這一對鴛鴦悄悄自盡了。●譯注
  ①巴特(1886~1968):瑞士基督教神學家,1919年發表《羅馬書注釋》,在此書的影響下出現了辯證神學派。
  ②理查·尼布爾(RichardNiebuhr1894~1962):美國神學家,普世教會運動興起之前,對宗教進行社會學研究。著作有《宗派主義之社會根源》和《基督與文化》。萊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Niebuhr1892~1971):美國神學家,曾任紐約協和神學院教授,鼓吹“基督教的現實主義”,著有《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等。
  ③里科弗(1900~1986):美國海軍將領暨工程師,曾參與發展世界首座核子動力引擎。
  ④錘子和鐮刀:共產主義運動的象征,代表工人和農民團體的聯盟。
  ⑤饒勒斯(1859~1914):1914年以前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文學、史學、哲學等方面的學識俱豐,又長于雄辯。1904年成為《人道報》的創辦人之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被一個認為他要將法國出賣給德國的狂熱分子所暗殺。
  ⑥弗蘭西斯(1844~1924):法國小說家、文藝批評家,關心社會問題,后逐漸傾向社會主義,1921年加入法國共產黨,同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⑦韋伯(1864~1920):德國社會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現代社會學奠基者之一,對社會學理論有很大的影響,著有《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經濟與社會》等。
  ⑧齊美爾(GeorgSimmel1858~1918):德國社會學家、新康德派哲學家。主要以社會學方法論的著作聞名。
  ⑨艾登(1897~1977):英國首相、保守黨領袖,因英法人侵埃及失敗,于1957年1月辭職,之后被封為終身貴族。
  ⑩麥克米倫(1894~1987):英國首相、保守黨議員,曾任空軍大臣、國防大臣、財政大臣等,繼艾登任首相。
  容克:普魯士與德意志東部的地主階級,德意志帝國(1871~1918)及魏瑪共和國時期強大的政治勢力。俾斯麥就是出身容克階級。

2013-08-19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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