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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評傳》第一部分歷史天平上的蔣介石
《蔣介石評傳》第一部分歷史天平上的蔣介石
李敖 汪榮祖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一部分歷史天平上的蔣介石 1

    蔣介石是民國史上少數幾個元首級人物之一,曾一度君臨全球四分之一的圓顱方趾,自有其應有的歷史地位。然而蔣介石的歷史形象卻出現不同的扭曲。在國民黨統治以及影響所及的地區,由于長年“無限上綱”式的涂脂抹粉、極力抬高、捧成豐功偉績書不勝書的“民族救星”,連蔣介石本人亦不自覺地自稱“民族救星”,向大陸同胞喊話,甚至更有人加以神化,徑謂“蔣總統是神”!共產黨則把他從神降為魔鬼,視為“人民公敵”、“兩手沾滿人民鮮血”的“第一號戰犯”。近年為了統戰,做了一些未必完全恰當的正面描述與肯定,但基調仍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及“官僚資本”的代表。似乎是有褒有貶,其實褒貶仍各走極端。在西方,尤其是美國,蔣介石早已被論定為失敗的負面人物,普遍被認為是一既獨裁又無能的政治人物,接受大量美援仍然失去中國內地的常敗將軍。我們在書中述及杜魯門晚年對蔣氏夫婦極為輕蔑的批評,可見一斑。這些不同的極端形象,不論正面或負面,都是經過“包裝”的蔣介石,見不到蔣介石的真面目。   
    但是我們從事歷史研究,就是要展現過去人與事的真相。像蔣介石這樣的人,若真面目不露,許多民國史事亦就難以大明。讀者看完這部《蔣介石評傳》,應可覺察到作者求真的用心,以及對不少疑難的民國史事起了照明的作用。我們愿意在述論蔣介石真實一生的基礎上,進而采宏觀的角度,以歷史天平為準,再做若干綜論性的總結。   
    在眾多的評論中,幾乎沒有人爭議的乃是蔣介石為一革命者,是一愛國的民族主義者,他與他的國民黨員在國際上也被稱為“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s)。但是根據我們的理解,這樣的提法仍有可議之處,并不確切實在。   
    蔣介石當然自稱是革命家,以承繼孫中山的革命法統自任,視政敵為反動或反革命。但是革命兩字自有其客觀的含義,最簡單地說,乃是推翻舊社會,建立新的政教秩序之謂。當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舊社會的軍閥與地主勢力,以及代表外國利益的帝國主義勢力,要建立的則是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然而蔣介石卻一一與軍閥、地主、帝國主義勢力妥協,掛三民主義“羊頭”的南京政府,實際上是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便譏嘲蔣介石執行的三民主義是“賣國主義、黨治主義與民不聊生主義”,雖極盡挖苦之能事,卻有其真實性,故能引起共鳴,亦足以說明蔣介石的“革命”連虛有其表都沒有。蔣介石在短短幾年內,從“紅色將軍”到“白色恐怖”也就不足為奇,更不必徒勞說明他從極“左”到極右的思想轉變,因為他的“革命思想”本無真實的內容,原是一種作為政治訴求或贏得政治利益的口號或形式。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須要能突破既有舊思想的“情結”(emotional evolvement),蔣介石并沒有;如果我們說列寧、托洛茨基、甘地是革命家(參閱Wolfenstein,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Lenin,Trotsky,Gandhi),蔣介石根本不是。   
    當蔣介石下級軍官出身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提倡“大歷史”,呼吁從大處與宏觀來看待歷史事件與人物。其實治史原當如此,不過他從“大歷史”來看蔣介石,有意無意之間,以歷史之“大”來掩遮個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 factors)來解脫個人因素,個人的歷史責任就可推給不可抗御的歷史趨勢,于是蔣介石的“有所作為”或“無所作為”,都成了歷史之“必然”而無可厚非,若加以譴責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謬誤!有趣的是,黃仁宇既認定蔣介石個人在“大歷史”中,身不由己,無可奈何,卻又說蔣氏建成“高層建筑”,主持“人類歷史罕見”的“群眾運動”,以及在“統一的軍令之下”,動員三五百萬兵力抗戰,為“洪荒以來所未有”,為中國現代化鋪了路。(參閱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這些論斷,且不說在思維上的矛盾,與史實也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請共產國際的鮑羅廷當軍師,的確組織并發動了群眾運動,但是自從蔣介石清黨之后,已與群眾運動“劃清界線”,視為暴動,采取敵對的態度與鎮壓的政策。工會、農會一體解散,工運、農運頭目,迭遭殺害。被清除的共產黨倒是在“朱毛”的領導下,大搞特搞工運農運學運,與蔣抗衡。足見蔣自執掌大權之后,始終站在“群眾運動”的對立面,他雖然“革命”不離口,以革命做標榜,實際行動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后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擊潰而失去大陸、退居海島的。一個自稱革命的人結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諷”還是“吊詭”?至于說抗戰時期“統一的軍令”,只是蔣介石的“夢想”而非“實際”,那“洪荒以來所未有”的“動員”,悲壯有之,凄慘更有之,幾乎毀掉了一個國家,于中國現代化絕對有礙,遑言“鋪路”?蔣介石建筑的“高層機構”,無非是說他成立了一個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機構并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層,而同樣缺乏中下層的基礎,何足深論?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最后做這樣的結語:“蔣介石不是大獨裁者,他缺乏做獨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民主斗士。縱使他有此宏愿,他也無此機會。”(見前引書,頁四二七)事實上,蔣介石并不缺乏獨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軍隊外,還有中統、軍統等特務機關,所謂“藍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the black shirts)與希特勒的“褐衣社”(the brown shirts),只是比不過希特勒的“集權”,又因中國幅員遼闊,“魔掌”尚不能涵蓋全域耳。正由于獨裁心態,他絕無可能有做“民主斗士的宏愿”;若有此宏愿,則絕對有足夠的機會。且不論抗戰勝利后,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堅持一黨專政,反對聯合政府,即使在美國的壓力下,完成政協決議而又故意破壞之。至少撤退到臺灣后的四分之一世紀中,有足夠的時間與環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卻以一再違憲連任,嚴禁言論自由,使反對黨胎死腹中終其生。“無此機會”云云,完全不能符合事實,大歷史的角度竟把歷史銅鏡看成哈哈鏡了。


第一部分歷史天平上的蔣介石 2

    蔣介石生長的時代,正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勃興,在空前激烈的內憂外患震蕩下,仁人志士們的救亡意識特別強烈。蔣介石身歷其境,具有顯著的民族主義與愛國情操,原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我們細察他一生的言行,這位普遍被認為“深具民族主義”人物的愛國情操,并非如是簡單。他的反帝民族情緒很不一致,例如對英帝表現出深惡痛絕,而對美帝卻委曲求全,未免勢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國家民族利益與其個人利益孰輕孰重的問題。我們不難看出,他常把個人與黨國的利益,二而為一,他的危機就是黨國的危機、他的挫敗就是黨國的挫敗、背叛他就是背叛黨國,例不勝舉。兩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時候,例如他“絕對反對”臺灣獨立、美國托管,既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為無論“臺獨”或“托管”都將動搖他的權力基礎,以及蔣政權的合法性。周恩來于一九五九年說:“民族立場很重要,我們對蔣介石還留有余地,就因為他在民族問題上對美帝國主義還鬧別扭,他也反對托管、反對搞兩個中國。”(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獻》,頁三九七)其實并不盡然,哪里僅僅是“民族立場”呢!蔣介石本身利益與黨國利益沖突的時候未嘗沒有;至此時也,孰輕孰重,便見分曉:在抗戰之前,他為了清除異己以穩固一己的權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蠶食鯨吞;抗戰期間,若非日本軍閥過于狂妄,不愿意撤軍,他已準備承認滿洲國,接受長城以南的國土了;抗戰勝利后,為了拆中共的后臺,不惜犧牲東北權益、出賣外蒙,以與蘇俄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他與史迪威鬧翻,似乎是因為不愿把軍隊指揮權交給外國人,然而當國共內戰失利,竟主動要求美國全權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魯門拒絕耳。類此可見,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顯置于黨國之上。他是“皮”,黨國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最可表達他的心態。   
    然則我們又如何來看待這位歷史人物?臺北的“野史館”館長劉紹唐(《傳記文學》主編——編注)曾透露一則大內秘聞,說是大陸上大鬧文化革命之時,國民黨內策士議論紛紜,而蔣總裁一言搞定:“權力斗爭是真,其余都是假的!”且不論此一驚人之語是否完全正確或過于簡單化,至少透露出此語者的心術,并可從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記里得到印證:“政治生活全系權謀,至于道義則不可復問矣!”這種不擇手段的以術謀權,原是打天下或爭天下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項羽與劉邦,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之”,另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是也”,都表現出這種野心,而蔣介石在發跡之前,于一九二一年歲暮,自滬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愛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聲(見《陳潔如回憶錄》上冊,頁一二九),所謂“野心”的具體內容,乃是不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來開創基業。既然把國事視為自己的基業,何異自古以來的帝王思想?蔣介石終于把基業傳給兒子蔣經國,豈是偶然?俗稱“蔣家王朝”,并非虛妄,而蔣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識更帶有傳統色彩。   
    從帝王的角度看,蔣介石的“野心”、“權術”與“際遇”,已使他實際上成為開國之君,他的名義是蔣總司令、蔣委員長、蔣主席、蔣總裁、蔣總統,實質上與操生殺大權的皇帝無異,他手批槍斃實在比皇帝批殺頭更無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馬上得天下,槍桿子出了政權,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奮斗了一輩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結局。我們重讀孔尚任的《桃花扇》,能無歷史重演的感慨?請看這一段: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來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頁一四八)   
    豈不是又一場金陵春夢?而其興亡之遽,照詩人史家陳寅恪的說法,古來沒有幾回,而其亡也,使公(蔣介石)“自我失之”!(見己丑夏日詩)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蔣介石少年頑劣無賴,成年混跡幫會、拜老頭子、炒股票,以及在十里洋場的荒唐放縱行徑,乏善可陳。然而在綿長的國史中,以流氓而成國君者并不罕見,開創兩漢四百年江山的漢高祖與大明三百年基業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與流氓少異,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盜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權威學者蕭公權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蔣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閑話一句”的氣派,或不至于失敗。可是蔣介石早年對付汪精衛、胡漢民;中年處置張學良、楊虎城;晚年整掉吳國楨、孫立人,以及把葉公超打入冷宮不得翻身,在在顯示他一貫的、異曲同工的“心胸狹窄”,不僅假公濟私,而且以私害公,不僅此也,他還要刻意掩飾他過去不光彩的歷史,甚至為了掩飾,對明媒正娶的陳潔如作出違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飾之外,還要偽裝,在官方文書以及中小學的課本中,竟謊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我們在這本評傳中,有專節澄清,證明他不曾進過士官。考證事小,正誤糾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見大,一葉知秋,正如浙儒馬一浮所指出,蔣氏之褊狹與矯揉,影響其治國,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標準而言,蔣介石的表現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氣象。   
    蔣介石的時代畢竟有異于古帝王,作為一國的領導人,基本的現代知識必不可少,而蔣在這方面顯然是不夠的。經濟學家馬寅初曾將蔣光頭的腦袋比作電燈泡,里面真空,外面進不去,也許失之嚴酷,但絕非虛構。開羅會議時,蔣介石在國際場合不知“季風”是什么,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領導人本身雖然知識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眾智為己智,未嘗不可截長補短,胡適以“乘勢以為本,御眾智以為馬”祝蔣介石七十壽 (見《自由中國》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這個意思,胡適的獻言固然來得太遲,而七十翁不僅不與見聽,反被激怒。因此終其生,唯憑自身的不足,一味蠻干,以軍警特為鷹犬,無人敢于糾正其誤,魯莽滅裂的后果,斷非偶然的了。   
    由于這樣的蔣介石操生殺之權、掌黨國命運,其影響所及,固不僅止于一群人、一個黨,勢必波及全國全民。他一個人的決策可以影響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國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諸如中原大戰、八年抗戰、國共內戰、中蘇以及中美關系等等。這一切的功過成敗、代價巨細,都記在歷史的賬上,這部評傳也有所交代。可以更進一步指出的是,朝代雖已終結,他留下的影響并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碩的“中正紀念堂”仍然高聳在臺北的精華地區,留下一個難以視而不見的具體象征。   
    更具現實意義的是,當今臺灣海峽兩岸的現狀,就是蔣介石遺留下來的問題。當年國民黨仍擁有大陸半壁江山時,蔣引退下野之際,即預先布置將主力遷到臺灣,因此朝鮮戰爭爆發后,形成海島與大陸對峙的局面,以迄于今。蔣介石的靈柩暫厝于慈湖,顯然按照他的遺言,“待來日光復大陸,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蔣經國《守父靈一月記》,頁二)“光復大陸”于其生前早成虛愿,更有人譏為“神話”,不過歸葬紫金山的遺志,應可于兩岸和解與統一后得酬。他的蓋棺入土雖尚未塵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于其逝世二十周年之際論定。   
   

2013-08-19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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