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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評傳》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用暴力鏟除廣東的反對勢力
《蔣介石評傳》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用暴力鏟除廣東的反對勢力
李敖 汪榮祖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用暴力鏟除廣東的反對勢力 1

    黃埔軍校的設立就是要建立革命武裝,一切反對勢力自然被視為不共戴天的“反革命”。在廣東的“反革命”勢力亦就首當其沖。黃埔師生的第一仗,就是“平定商團”。……(略—編者)   
    不到三個月,蔣介石率領他的東征之師自潮州回廣州,平定“楊劉叛變”。……黃埔學生軍能打敗楊劉,據美國領事的觀察,“功在蘇俄軍事顧問”。(美國國務院編輯 Foreign Relations,1925,1;742)   
    美國領事的觀察可從國民黨原始文件中得到印證。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以廖仲愷為主席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十三次會議,決議:“陸軍軍官學校教導團第二團第九連連長桂永清,此次獲敵衣物不報,違犯軍律,罪有應得,惟念該連長作戰以來……奮勇出眾,不無足錄,應免處死,著仍在連長任內,戴罪圖功,予以自新之路。”(李敖藏會議錄原件)誰要處死桂永清呢?蔣介石也,“校長以該連長不能表率全連官兵,恐貽惡風,將其判處死刑。”(李敖藏原件附錄)只因獲得敵人衣物不報,就要判處死刑,引起黃埔學生李之龍、酆悌、馮毅、薛文藻、黃杰等六十六人以“快郵代電”,急致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廖黨代表,要求“速電校長,變更成案,從寬處治”。此前團黨代表俄顧問亦“請予從寬處治”,“未蒙邀準”,只因在孫中山喪期,沒有立即執行槍決,終得中執會決議寬恕。(見李敖藏原件附錄)此一事件可以證實,俄國顧問至少到團的一級。當時中國的軍隊,包括軍閥在內,外國軍事顧問到這一級的,可能是絕無僅有,難怪陳炯明要抗議外國軍事介入中國內戰也。此一事件也透露了蔣介石的性格,對中執會的特赦決議,有未甘,復函說:“特赦桂連長永清自當遵辦,唯須處以無期徒刑。”于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中執會第七十五次會議上復議,決議:“應免桂永清死罪,令蔣校長酌量減等處分。”(李敖藏會議錄原件)幸虧那時蔣介石的權力尚未至上,被中執會諸公糾正了過來,否則桂永清早以連長身份魂歸離恨天矣!   
    同年五月七日,中執會應蔣介石之請,因教導團改稱黨軍,校長名義不能指揮黨軍,遂“任命蔣中正為黨軍司令官”。約略同時,東江肅清后,在汕頭組織政治局,特派“許崇智、蔣中正、邵元沖、周恩來及市黨部代表一人”為五委員,“監督指揮潮、梅、陸、海豐各縣行政事宜,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李敖藏第七十九次會議錄原件)   
    一九二五年六月,黨軍克復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任命蔣介石身兼廣州市衛戍司令。他的軍權雖更上層樓,但是在孫中山死后的新政權中,他仍在核心之外。六月十五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召開全體大會。三十日中執會第九十一次會議政治委員會臨時提出推定汪精衛、胡漢民、張人杰、譚延闿、許崇智、廖仲愷等十人為國民政府委員,通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見李敖藏會議錄原件),并于七月一日將大元帥府正式改為委員制的國民政府。周德偉回憶說:   
    最可注意者,此時的蔣介石尚未為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推汪精衛為主席、許崇智為軍事部長、胡漢民為外交部長、廖仲愷為財政部長。胡代帥被黜為外交部長,久不任官的汪精衛反為主席,漢民大憤,因辭職走俄,以后若干年汪、胡成為生死敵人,蔣介石則時而聯汪制胡,時而聯胡制汪。李著謂胡之走俄系以后之廖案嫌疑,其實非是,志此以待考訂。(《余之一生與國民黨點滴》未刊手寫本,頁九十五)   
    胡漢民涉廖案之說,因誤以胡為右派,其實當時胡、汪、蔣都是左派。三人成為右派是后來的事。胡到海參崴后,于赴莫斯科途中,一再寫信給“季兄”(汪精衛),盛道俄國同志關心“中國革命事業”,感激“俄同志之招待親切周至”,贊佩新俄之建設,“唯有歡喜贊嘆而已”(見李敖藏胡漢民十月十一日致汪精衛函抄本)。從胡于途中頻頻馳函看來,此時胡汪尚未成為“生死敵人”,不過胡以代理元帥不愿屈就部長,自有可能,借此游歷新俄,以廣視聽。但是周德偉所說,蔣介石在胡汪之間制造矛盾,的確成為事實。   
    從新成立國民政府的權力分配可知,蔣介石仍與黨政無涉,即就軍事而言,亦仍在軍事部長許崇智之下。一九二五年為統一軍事于七月三日中執會決議:“派汪兆銘、胡漢民、伍朝樞、廖仲愷、朱培德、譚延闿、許崇智、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李敖藏會議錄原件)蔣介石名列最后,汪精衛兼軍委主席。蔣之策略是先聯汪制許,于是許成為蔣之立即“斗爭”對象。自汪于孫死后南歸,蔣即刻意承歡,尊之為大哥,自稱小弟,十分熱絡,汪亦樂得有蔣之助,信以為 此老弟的崇敬為真。蔣遂以整頓軍隊為名,將軍權集中到以汪為主席、蔣為委員的軍事委員會。許崇智雖也是委員之一,無論權勢均大大地被分割了。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用暴力鏟除廣東的反對勢力 2

    軍事委員會成立一個多月之后,八月二十日的早晨,廖仲愷突然被刺身亡。兇手陳順當場被抓,幕后嫌犯則為胡毅生(胡漢民之弟)、朱卓文、林直勉、林樹巍等人,皆屬右派分子。國民黨右派謀害廖仲愷的政治動機十分明朗,而廖案的最大得益者,卻是當時被稱為“左派將軍”的蔣介石。國民黨中央于廖案發生后的三人“全權應付時局”小組即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組成。許因有部下涉案被捕,十分被動,而蔣介石以左派的姿態,又身兼廣州衛戍司令,在汪之允許下,最為積極。邵元沖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便提到“現由介石分逮多人,將興大獄”(頁一八八)。然而表面上的雷厲風行,捉拿兇犯,實際上則是雷大雨小。蔣以衛戍司令,于案發當日即全市戒嚴,特由何應欽的第一軍第一師在市區警戒,并派兵把守市區制高點,居然所有嫌犯,除林直勉一人外,全部逃往香港,而林又因“查無實據”,被驅逐了事。以蔣當日姿態之左,無人會懷疑到他,但事實上卻是“左”傾其表、右傾其實,他不喜歡廖仲愷早見之于就任黃埔校長之前。他若果真涉案刺廖,則由他緝兇,豈非猶同陳其美去追緝刺陶兇犯?蔣即使未直接或間接涉案,包庇之情狀,已無法遮掩。更值得注意的是,蔣所考慮的不是什么“左”傾右傾的思想問題,而是權力的考量,所以他著重的不是嫌犯胡毅生,而是嫌犯的堂兄胡漢民。陳璧君在《自白書》中提到,廖死消息傳出,“全市嘩然,謂殺廖君者,必為胡漢民,工人集隊,學生亦由黃埔來,請愿捕胡,全市震動。”陳璧君打電話找蔣介石,“蔣接電話曰:事很糟,君可先將胡君送東山我家,再商辦法,我說你們不可太兒戲,蔣曰否否”,但當胡漢民一家到蔣宅,“蔣未幾又來電話說,我家仍不妥,游行者亦將來東山,請即偕我家中衛兵,由君親送胡至軍校我住宅,必妥當。”其實蔣在幕后一手操縱,因此邵元沖特別馳書給蔣,勸其“慎重處事”。(《邵元沖日記》,頁一九一)   
    事實上,蔣介石并沒有保護胡漢民。他把胡漢民押解到長洲要塞看管起來,且于九月二十二日,以“出使蘇俄”為名,將胡驅逐出廣東。這件事很容易說成是汪精衛想要搞掉胡漢民,然汪是國府主席,位已在胡之上,更何況胡出走后途中不時寫信給汪。要搞掉胡的意愿,汪實不如蔣,而蔣顯然是散布汪要搞掉胡謠言之人。證據是邵元沖在戴季陶家里聽到來自廣東的消息,有這樣的一段紀錄:   
    適蘆隱從粵歸,為言此次之大獄,實系精衛欲掊去展堂,故羅織種種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陰賊險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為之大慟,同座相對,俱為唏噓。(《邵元沖日記》,頁一九三)   
    蘆隱姓劉,時為黃埔政治部副主任,他所帶來的消息,若非出自蔣介石,尚有誰人?試看刺廖一案,廖死、胡去,汪精衛亦因逐胡而名譽受損,唯有蔣介石獨獲全勝,利益獨占,權位亦隨之上升。   
    廖案又為倒許提供了機會。許崇智一直是壓在蔣介石上面的軍頭,久欲取而代之,許對其舊日上司陳炯明仍有和好共存之意,更遭蔣之忌,乃借許部下有涉廖案之嫌,對許擴大偵查,既指責縱容部下,具有叛國陰謀,更進而散布把持財政、私吞公款之罪,以資羅織。然后密令軍校備戰,廣州戒嚴,乘機監視許宅與繳粵軍第三師之械,并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九日馳書許崇智,惡言譴責,迫其下野,甚至騙許,奪其兵柄,只是代管三月,俟“師出長江”后,不僅將部隊“還歸”,而且要恢復許之令名。函長,只錄一段:   
    嗚呼!吾兄內阻革命事業之進行,外聯林、劉、楊、熊叛逆,以為殲除革命根本之計,各軍為疑,所部為二,空談革命,口是心非,信用已失,名譽掃地……今不惟吾軍不平,氣憤填膺,即兄之所部,亦欲食兄之肉以為快……此則吾兄行為反乎革命之常軌,弟所痛心疾首者也……   
    如兄不以不材為不忠,且能反躬以自省,深知既往之非,不感宵小之言,毅然獨斷,保全名節,則兄不如暫離粵境,期以三月,師出長江,還歸坐鎮,恢復令名,既朗于公,更浹于私。如蒙贊同,當可為兄準備一切,安全登艦,則兄之所部,弟當負責維持,不負兄之初意。否則兄部激變,制止無方,地方紛擾,人民杌隉,是兄不能辭其咎也。(《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五冊第七篇,頁三十三)   
    同日,蔣已將許之親信廣東財政廳長李基鴻、軍需局長關道職等人,以侵吞公款、接濟反革命軍隊之罪逮捕。當許崇智于二十日清晨二時,收到蔣的譴責函時,已形同軟禁的籠中鳥。就在同一天,“中央政治委員會”決議,準軍事部長兼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卸職。當天晚上,蔣介石就派旅長陳銘樞監送許氏登輪赴滬。   
    許崇智到了上海,向朋友言及此事,猶憤憤不平,連邵元沖都感到“殊可驚詫”,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中記道: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用暴力鏟除廣東的反對勢力 3

    汝為(許崇智)出示介石致彼之抨擊函件,歷數其用人不當、財政不清、撓師出發等罪名,促其從速離粵。同時有精衛一函,亦表示贊同介石之主張,而促汝為速行者;又汝為復渠之函稿,對所攻擊各點有所解釋,而介石再復一函,仍不變初旨,而促其速行,故汝為遂行。其(蔣)態度突兀至是,殊可驚詫。汝為并言:介石有時或受人挑撥,盛氣難回,然精衛不為之諒解,而反投井下石,殊非對友朋之道,言時慨然!(《邵元沖日記》,頁一九八)   
    此一“掊擊函件”,不見于任何一種蔣介石集,有意隱其惡聲,是顯而易見的,只奈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竟錄之于黃埔校史,被李敖發現。許崇智被人整到如此地步,還誤將“處心積慮”想作“受人挑撥”。不過,若非汪支持蔣,計必不能得逞。汪并無驅許的必要,只是聽從了蔣的要求,汪的確以國府主席及軍委主席之尊,于九月十八日授蔣以廣州衛戍司令身份,“全權處置粵局”,不啻給予倒許的合法性。益知汪當時為蔣之殷勤所迷,以蔣為可以“傾談”與“親愛”的老弟,不惜左袒其作為。從事后看,汪顯然被蔣利用了。   
    驅許未久,又來了熊克武及其川軍。熊字錦帆,早年參加革命,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軍人身份被選為中央委員,可知受孫中山知遇之深。孫準備北伐,熊即率師自貴州欲經湖南入粵,然為趙恒惕所阻。當熊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抵達廣州,孫已逝世半年,但仍受到國民政府要員熱烈歡迎。孰料廣州衛戍司令蔣介石突于十月三日,將熊及川軍將領余際唐、喻培棣、劉棱、熊曉巖、王子騫、吳庶咸等拘留,并送往黃埔,后來囚禁于虎門炮臺。十月五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百一十一次會議,提出“熊克武私通敵人、危害政府”案,決議將熊“先解除本會執行委員職務,聽候本會審判”。(李敖藏會議錄原本)   
    所謂“私通敵人”,指與陳炯明勾結,所謂“人證俱獲”,指有陳炯明手下張織萬的供詞,以及陳炯明給熊克武的親筆信云。但關了兩年之后,蔣介石兵力抵達上海,致電李濟深釋放熊克武等人,說是由于“共產黨人誣毀所致”。然而“人證俱獲”的昭然罪狀,卻毫無共產黨誣毀的痕跡。至少熊本人不以共產黨誣毀為然,所以后來投了共,以民革中央副主席終。反而蔣介石誣毀老同志的政治動機,倒是十分昭然。熊是具有中央委員頭銜的實力派軍人,無論黨、政、軍以及革命背景,都在蔣之上,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蔣好不容易把許崇智請走,豈肯讓熊克武再來插一腳?所以熊等一行,席未暇暖,蔣介石就迫不及待采取行動,誣毀熊等將領,導致已達粵北的川軍北撤受損,再因失去領導而全軍潰亡,削弱革命軍的實力,在所不惜。蔣之得逞,再一次顯示國府主席汪精衛猶未察蔣介石的野心,受其慫恿,任其所為。   
    蔣介石于拘捕川軍將領之時,又大舉東征,以周恩來為東征軍政治部主任,欲徹底蕩平陳炯明的武力。十月十三日下午兩點起,開始總攻惠州,十四日下午四點半結束,整個攻城作業是俄國顧問加俄國大炮,象征陳炯明一生大業的最后據點——惠州,惠州夙稱天險,有宋以來從未破城,就在外國現代大炮下擊毀了。十月十七日的“土蔑”西報(Hong Kong Telegraph)報道說,鮑羅廷于惠州攻下次日,專車抵達石龍,轉赴前線視察,蔣介石親迎之于車站。國民黨創辦的黃埔軍校得自俄國的幫助,俄國顧問前來培訓,并且俄艦運來大批槍炮,早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第一艘運械俄艦直抵黃埔,運來“山炮、野炮、長短槍枝、輕重機關槍及各種彈藥”。(《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冊,頁二)這次蔣介石借赤俄之刀,消滅了陳炯明,達到了斬草除根的心愿。他并不諱言蘇俄的功勞,甚至還要拍馬屁,說是“我們今天能夠消滅叛逆,達到這個目的,大半可以說是蘇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國際的實力與其革命的使命,起來以至誠與本黨合作,幫助我們中國的效力”,更大言不慚地說,如果蘇俄同志愿意指揮我們革命,我們亦愿意受他們的指揮;不但不足為恥,而且同列于世界革命黨員的地位。(《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十三冊,頁二十;另參閱《蔣介石年譜初稿》,頁四七三,未刪改之原文)不足為恥嗎?這種說法已經可恥,更可恥的是,蔣介石說此話實乃言不由衷的權術運用。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用暴力鏟除廣東的反對勢力 4

    陳炯明失敗下野后,整個廣東的革命根據地好像是穩固了,其實第二次東征的捷報大大地穩固了蔣介石個人的權勢。而適于此時,國民黨準備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初在北京的中執會政治委員會電請各執委到京視孫中山病,并擬于五個月內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見李敖藏第六十四次會議錄原件)然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召開的第六十六次會議上,胡漢民提議“為自由安全討論黨務起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應在粵開會,決議通過(見李敖藏原件),汪精衛又以政治委員會主席名義,于十月三十一日致函再度肯定廣州為中執會以及國民政府所在地,會議須在廣州召開,終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四日發出二三一號通告,駁斥北京西山會議派“反革命”言論,強調“吾黨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聯合蘇俄”,并“決定第二次全國大會會期為明年一月一日”。(李敖藏原件)   
    當大會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廣州召開時,蔣介石與譚延闿二人具名,繼汪精衛的政治報告與宋子文的財政報告之后,做軍事報告。毛澤東則以代宣傳部長做工作報告,此為蔣、毛同列重要政治會議之始。(見李敖藏《出席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人員名單》原件)   
    元月六日那天下午,蔣介石以“東征英雄”,“身披斗篷大衣,足登高筒馬靴,用濃重的浙江口音在會上做軍事報告”(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一O二),極引人注目。報告完畢,由于東征勝利,全場歡呼,起立致敬(見《政治周報》第六、第七期合刊本),在此聲勢下以高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僅比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少一票。汪蔣政軍體制儼然形成。此前,蔣尚是一介武夫,黨政地位在毛澤東之下,即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時,他亦非七人主席團之列,與權力核心還沾不上邊。然而二大之后,蔣氏直線竄升,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但是抬轎子的大都是左派激烈分子,蔣是以“紅色將軍”的形象出線的。蔣與汪打得火熱,口口聲聲“汪主席”、“汪黨代表”,汪對蔣亦別具青眼,以“練成真正的革命軍隊”相期許。蔣之“左”傾言論,亦贏得蘇俄顧問的好感,以為出現了革命反帝的軍事強人,可以達成統一戰線的任務。哪里料得到,強人“逼宮”之勢,已迫在眉睫了。

2013-08-19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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