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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評傳》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綁鴨子上架的北伐
《蔣介石評傳》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綁鴨子上架的北伐
李敖 汪榮祖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綁鴨子上架的北伐 1

    孫中山晚年一直夢想北伐,曾身臨粵北韶關督師,終未如愿。所謂北伐,就是自南向北的武力統一,與吳佩孚的自北而南的軍事統一雄圖,主義雖異,動武則一。由于連年戰亂,民不聊生,許多地方上的領袖遂倡導自治,先由各省自治搞起,然后聯省自治,最后達成邦聯式的和平統一。陳炯明即因主張聯省自治而與孫中山鬧翻。   
    蔣介石絕非唯一繼承孫中山北伐遺志之人,所有中山黨徒,無論左右,都想北伐以統一中國,國共合作之目的,為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亦非北伐莫辦。蘇俄軍援中國國民黨,更是要加強北伐的軍力。問題是有沒有武力統一的實力。蔣介石與俄國顧問季山嘉的爭論,也不是要不要北伐的問題。如果俄人反對北伐,則派軍事顧問為了什么?送來大批俄制軍火,又是為了什么?所以李云漢在《從容共到清黨》一書中說,蔣介石屢次提北伐,但為“俄顧問及共產黨徒迭次阻撓”,是豈有此理的。俄顧問不過是覺得大舉北伐尚非其時,蔣以此與季山嘉爭論,不過是制造中山艦事變諸多借口之一罷了。   
    事實上,蔣介石直到北伐前夕,對北伐仍是十分猶豫不定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廣西的軍隊已在衡陽一帶打得炮火連天,李宗仁于十日抵達廣州,勸蔣北伐,蔣居然說:“你初到廣州,不知道廣州的情形太復雜……現在如何能談到北伐呢?”   
     李跟蔣反復辯論很久,蔣的態度仍是十分躊躇。(見《李宗仁回憶錄》,頁二OO至二O一)后來,李宗仁說動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始助長北伐的聲勢。同時二李明告蔣,推舉他為北伐的總司令。其實最有力的薦蔣者,乃是俄國顧問鮑羅廷。   
    鮑顧問于中山艦事變后,為了“團結”,刻意姑息蔣介石。五月間,蔣逼走胡漢民,逮捕吳鐵城、歐陽格,做替罪羊,將他們與熊克武等一起關押在虎門要塞的橫擋炮臺。(見《郭汝槐回憶錄》,頁十七)鮑羅廷當然十分欣慰,即向莫斯科報告:“右派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不得不放棄他們的陰謀。”(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四六九)于是鮑羅廷大力動員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惶愧力辭”!俄國人不懂“惶愧力辭”的傳統中國文化,竟然以去就力爭,聲言蔣如不就,他也不愿意担任顧問,大有同進退之意。(參閱《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國民黨中央黨部雖于六月四日任命蔣介石為總司令,仍無北伐的跡象,直至七月一日才下北伐動員令;到七月九日才在廣州舉行大規模的誓師典禮,由孫科捧孫中山遺像,國府主席譚延授印,以及監察委員吳稚暉獻旗;到七月下旬蔣介石才離開廣州,鮑羅廷在歡送宴會上仍然號召“在蔣同志之下,共同前進,打倒敵人”。(見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   
    當蔣介石在廣州轟轟烈烈誓師之時,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已據有湘南。李之第七軍遂人湘援唐,七月十日克復長沙。當李、唐于七月十五日在衡陽會晤時,蔣介石還未離開廣州呢。誠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當北伐攻勢已取得成功后,才在廣州誓師的。(見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73)換言之,蔣介石還未出師,李宗仁的第七軍、李濟深的第四軍,以及唐生智的第八軍已在湖南打了勝仗,總司令無與焉。   
    當時李、唐主張一鼓而下武漢,蔣介石卻要他們對鄂取守勢,將主力轉向江西,顯然怕李、唐功高震主,所以想另辟戰場,表顯一下總司令別有妙計。但是在戰術上,奪取武漢,截斷長江中游,畢竟是上策;在戰略上,轉攻江西,勢必進入孫傳芳的地盤,把原持中立的孫傳芳逼向吳佩孚,自是下策。蔣介石就任北伐軍總司令時雖已三十九歲,但基本軍事訓練原極有限,作戰經驗也無多。只是為了想阻擋李、唐直取武漢,竟暴露了他在戰術與戰略上的低能。李宗仁還特別于八月九日再赴衡陽,歡迎北上的蔣總司令,并解釋直搗武漢的必要。(參閱《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三O至二三一)蔣介石于八月十二日抵長沙開軍事會議,在俄國軍事顧問加倫將軍的影響下,最后才決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漢的提案。(參閱《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三O至二三一、二三四至二三五;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四八四)   
    長沙軍事會議結束后,各軍正待命出發,蔣介石忽于八月十四召集第七、第八兩軍,在長沙東門外大校場舉行閱兵典禮,顯然要表示一下總司令的威風。不幸得很,顯威風結果變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憶錄中有生動的描述:   
    當總司令的坐騎自第七軍前頭緩緩前進時,我緊隨其后,但見他時時緩緩舉手答禮,認真檢閱,態度從容肅穆,頗有大將風度。七軍檢閱完畢,第八軍排頭的軍樂隊立時奏樂。各樂器金光閃閃,樂聲大作,我在后看見總司令的坐騎已有點不聽調度的樣子。軍樂隊后面便是號兵十余人,當總司令的座騎剛走過軍樂隊的行列,號兵隊長一聲口令,十余號兵立即單號吹奏。動作十分整齊,但見金光一閃,耀眼欲盲,接著號聲大作,尖銳刺耳。蔣總司令的座馬受此一驚,忽然大嘶一聲,前蹄高舉,立即向校場中心狂奔。大約蔣總司令平素不習騎馬,故勒韁不住,瞬息之間便失掉重心,只見手足朝天,頓時翻鞍墜地。但是他的右腳仍套在腳踏鐙里,被倒拖于地下。我在后睹狀,為之大驚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蔣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馬靴,且很松動,經馬一拖,便從腳上脫落下來。總司令被拖了兩丈遠,便和馬脫離,臥在地上。我們都連忙下馬,將他扶起,問其受傷沒有。但見總司令驚魂未定,氣喘吁吁,一身嗶嘰軍服上沾滿了污泥,帽脫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狽不堪。這時,第八軍的號兵已停止吹奏,總司令部的副官也趕來把蔣氏身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蔣總司令乃率領我們徒步閱兵,一顛一跛,勉強將閱兵式舉行完畢。(頁二三七)   
   


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綁鴨子上架的北伐 2

    在眾目睽睽之下,總司令墜馬落地,實在狼狽之至。不過,蔣介石還算有能耐,墜馬以后仍繼續檢閱分列式,并對官兵演說后才畢事。李宗仁指出,唐生智很迷信,以為“蔣氏爬不過第八軍這一關”,而想入非非。(見《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三八)其實蔣介石又何嘗不迷信,在日記中抱怨入湘以后,與唐生智“拒之不得,迎又不愿”(見《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窩囊可知。   
    進兵武漢既定,李宗仁的第七軍與唐生智的第八軍揮師北上,節節勝利,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控制通往漢口的鐵路線,二十七日經血戰奪取汀泗橋。蔣介石于二日后乘火車經過,猶見“死尸累累,慘目傷心”。遲到的總司令于九月四日在武昌附近涂家灣,又召集軍事會議,但對敵情并不了解,遽下限四十八小時之內攻下武昌的命令,李宗仁等高級將領面面相覷,不好說什么話。結果九月五日凌晨三時開始硬攻,傷亡慘重而不能下,只好又下令停止攻擊。最后有賴第八軍先取漢陽,于九月六日攻克,翌日再進占漢口,至此武昌已成為甕中之鱉,不戰而降。北伐軍攻克武漢三鎮,總司令應該是十分風光,但是蔣介石心中有數,戰功既屬李宗仁與唐生智,而且在李、唐面前出了丑,很不是滋味,遂決定“親督江西之戰”。(見《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一九二六牟八月二十九日)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蔣介石當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主要由于利用中山艦事件搞政變成功,由于權謀運用得手,而非因其軍事長才。事實上他的軍事才能甚短。更不應忽略的是,遲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對北伐仍感猶豫,后來第四、七、八軍已進兵湖南,北伐已成騎虎之勢,才隆重誓師,形同綁鴨子上架。北伐軍勢若破竹,于兩個月之內攻占武漢三鎮,可稱神速。雖說第四、七、八三軍將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絕非簡單的軍事勝利。其實就軍事實力而言,北伐軍是遠遠不能與北洋軍隊相比的,此亦即是包括蔣介石以及俄國顧問在內的廣州國民政府,遲遲不能決定北伐的主因之一。   
    我們不難看出,在北伐軍事行動的背后有兩股龐大的力量在推動。其一是自五四運動以來,經過五卅慘案,所激發的全國性反帝愛國情操,使民族主義彌漫神州,形成風潮,莫之能御。誠如鮑羅廷所說:“我們并沒有制造五卅慘案,而是別人送上門來的。”(見熊式一英文蔣傳,頁二二二)而此浩浩蕩蕩的風潮成為革命的助力,而北洋軍閥恰首當其沖。中國共產黨又借此風潮,組織工農,發動群眾運動,刻意宣傳。北伐軍無疑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聲浪中推進的。其二是來自蘇俄的援助,無論是人力與物力兩方面的援助,都是在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所不可或缺的。鮑羅廷根本是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改組的總設計師,蔣介石東征北伐都有俄國軍事顧問在身邊。至于俄援軍火槍炮到底有多少,尚無確實數據。但李宗仁記得,北伐前夕,蔣介石曾告訴他,“俄國接濟革命軍的械彈已運抵黃埔港,約有步槍萬余支,重機槍百余挺,無線電發報機數十座。”(《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二O)今從俄國密件可知,北伐初期俄方還提供空軍,曾用之于江西戰場,并做了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的航空預算,美金二百六十萬元。(見Wibur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P.781)從此蛛絲馬跡,可以略知俄援之非同小可。如果沒有許多俄制裝備,即使有民氣可用,北伐亦難有成效。民氣與俄援無疑是北伐旗開得勝兩個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蔣介石抵達京滬后,公開大肆反共清黨之余,民氣(打倒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與俄援(特別是俄國顧問)竟均在譴責排斥之列,不亦怪哉!   
   

2013-08-19 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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