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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評傳》第五部分:內斗內行有名無實的統一
《蔣介石評傳》第五部分:內斗內行有名無實的統一
李敖 汪榮祖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五部分:內斗內行有名無實的統一 1

    蔣介石于下野之前,固然已做了復出的準備,如果真歸隱山林,宋美齡才不肯嫁給樵夫漁父呢,不過運氣也確在他的那一邊。共產黨大搞廣州公社暴動,給吳稚暉那一幫人大肆攻擊汪精衛的借口,將汪逼走。誠如李宗仁所說,汪一走,蔣復出便穩坐第一把交椅。   
    蔣于復出之前,做了一件頗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制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南京慘案。當時南京政府的當權派是“中央特別委員會”,蔣介石利用新成立的中央黨務學校(他自兼校長,教務主任戴季陶、訓育主任丁惟汾、總務主任陳果夫)煽動學生鬧事,于二十一日搗毀了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翌日黨校學生又聚眾示威游行、高呼口號,由于軍警開槍鎮壓,造成血案。事后,蔣接連發表措辭嚴厲的談話,抨擊政府,極具火藥味,更于二十四日策動組成慘案后援會,要求嚴懲兇手,接著各地黨部發表通電響應。十二月三日,蔣于二屆四中預備會議時議定組織特別法庭,指控居正等十人有罪。蔣身為黨校校長,學生滋事又如此袒護,其幕后導演之事實已呼之欲出。蔣為了東山再起,必須要打倒新當權派“特委會”,遂命陳果夫運用其組織部和黨校勢力,鼓動“反特委會”運動,走上街頭,釀成南京軍警開槍的“一一二二慘案”,使當權派聲譽掃地,促使蔣重掌大權。(見王克文《陳家黨比蔣家天下更早畫下句點——從現代史觀點看陳立夫在國民黨史上的角色與影響》,頁三十)至此,慘案由蔣主導已屬定論。一般史論認為蔣借此事打擊西山會議派,其實西山派只是遭池魚之殃,那些頑固政客無拳無勇,因蔣反共,早已投靠,蔣要重掌大權,絕非障礙。度蔣之意,只是打擊現政府的威信,使其復出更具迫切感,真正造成斯人不出奈蒼生何的情況。古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而此蔣為了造勢,也不惜人頭落地,并殃及居正等老同志,亦云厲矣!   
    居正字覺生,是湖北廣濟人,生于一八七六年,那正是清朝光緒二年,民國成立前三十二年。他在中國受舊教育,后來到日本留學,念的是法政大學,并且從事革命運動。當時中國的革命,有兩大家:一類是邊緣革命家、一類是中原革命家。邊緣革命家只會在海外或沿海省份旁敲側擊,結果作秀有余,動搖清廷根本不足;中原革命家則主張打硬仗,他們深入民間、腹地和內陸,冒真險、犯大難,進行革命。辛亥武昌起義的成功,就是中原革命家判斷正確的明證。中原革命家之一、因痛恨蔣介石而唾棄政治的大儒熊十力,在居正《辛亥札記》序中就說:“武漢為南北關鍵,一旦動搖,則四方瓦解。”武昌起義終使清廷四方瓦解,原因正是在此。而武昌起義的大功臣之一,就是居正。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居正被任命為內政部次長并代理部長。一九一三年,當選為參議院議員。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任黨務部長,《民國雜志》經理。一九一六年到山東組織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任總司令,占濰縣,攻濟南。在這段期間,他手下有一位參謀長,不是別人,就是蔣介石。所以,在國民黨的倫理中,居正是蔣介石的上司。盡管是上司,照樣無辜被整肅。居正夫人鐘明志說,居正雖名列中央特別委員會,并不常住南京,于慘案全不知情,卻仍被株連,存心羅織,最后不了了之,然而一年多以后在上海又莫名其妙被收押在警備總部,“腳鐐手銬,如獲江洋大盜。”(鐘明志《我的回憶》稿本)直至擴大會議失敗,南京有人關說,始準家屬會見,不久起解南京,到九一八事變后才獲自由,并且當上了司法院長。他有詩記此奇遇,說:“御侮當前恥鬩墻,精誠團結為非常。檻車甫脫容登閣,慚愧夷吾笑楚狂。”寫的就是這回事。真教居正哭笑不得,能無伴君如伴虎之懼?   
    蔣于復出之后,又做了一件頗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借北伐需款,大量發行國庫券,親自致電上海總商會以及中國、交通銀行,強力推銷。中國銀行的張嘉璈于前一年已被蔣敲去一大筆,不愿再輕易介入,不肯應命赴南京商量。蔣竟大怒,于二月二十八日致宋子文電文中,指責張不來寧即是“阻撓北伐”,并限張于一星期內承銷一千萬元。張也動了肝火,措辭強硬地回復宋子文,說是:   
    此等電文,余無法承受。若轉與余,只好復電決裂。試問:國民軍自粵而湘而贛而浙而寧,中行幫助逾千萬;去年第一次庫券,中行允八九百萬;第二次庫券,中行允六百余萬;龍潭之役,孫軍過江時,中行幫助幾何?此次上臺,中行助力幾何?去年過年,中行又借幾何?此謂把持何?北伐失敗之罪,系于何人?非嚴重詰問不可,否則如此無信無義之人,何能當我輩首領!我輩犧牲為行,一生窮困,至于今日,所望事業有成、國家有裨,若因此二者而絕望,則既無興趣,隨時可拋棄地位。(楊天石《民國掌故),頁二一五)    
    宋子文婉言相勸無效。翌日張又得蔣之電報催募,遂以“感觸太深、精神不濟”為由,隱居不出,避不見面,以抗議“威權相逼”。三月四日,蔣親自到上海施壓,聲稱:“北伐費必須籌足,每月千萬始可進行。”張嘉璈雖心不甘情不愿,但是還是怕決裂而引起金融風潮,最后議定中銀墊款六百萬,分三個月付清。蔣終于表示“融洽諒解”,再次平白獲得巨款。(參閱楊天石《民國掌故》,頁二一四至二一六)其行徑何異強盜勒索啊!   
   


第五部分:內斗內行有名無實的統一 2

    蔣介石于一九二八年元月四日回到南京,宣布將于九日恢復總司令職務,并預告四中全會的召開,日期是一月十三日到二月一日。此會雖一直由汪精衛堅持要召開而未果,但現在召開完全在蔣介石籠罩之下,聽其意志辦事。寧漢合流,原是取消寧偽府,以便漢府遷寧,而現在蔣取得權力后,實際上等于是他擅立的寧偽府,把漢真府給消化掉了,不僅中共被趕盡殺絕,國民黨左派被掃地出門,汪派人馬也被排除在權力的大門之外。   
    蔣安排好政治權力后,即準備繼續軍事行動,統一中國,完成孫中山的遺志。他稱之為“第二次北伐”,但北伐的性質已大大改變。他仍稱之為國民革命,但革命的性質與原有的相比更背道而馳。廣州誓師時,國民革命軍北伐仍秉承孫中山的遺志聯俄容共,但現在是反蘇反共,對共黨與“左”傾分子格殺勿論,蔣氏反赤情緒比孫傳芳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反共,同時壓制了群眾運動,而群眾運動乃是當年廣州革命根據地的基礎,如省港大罷工,震動一時,也是北伐迅速成功的推動力。然后在蔣主導下的二屆四中全會上,連中央政府以及各級黨部中有關工、農、商、婦女、學生等組織都被取消了。他不再靠群眾,而依賴一直在建設中的特務組織。再說,原來的革命有兩大目標:“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旗幟鮮明。但蔣一到京滬,立即與帝國主義妥協,甚至屈服。他復職后不到幾天,就槍斃了五十余名士兵,指控他們是在共黨嗾使下于前一年(一九二七)攻擊外國人的罪犯,還逮捕了不少軍官接受軍法處置。(見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P.125)是知蔣不僅不與帝國主義嚴正交涉南京慘案,而且殺人媚外。其欲保障帝國主義在華權益的態度與政策,更毫不隱飾。至于打倒軍閥,蔣早已收編了不少軍閥為己用,雖然還須打倒張宗昌、孫傳芳,以及奉系舊軍閥,但國民黨內新軍閥集團亦已形成。蔣介石自領第一集團軍,以其親信黃埔學生為班底組成的嫡系部隊,聚合了六十師之多,完全聽命于蔣。蔣為了展示大家長的威風,于復出之時,向何應欽施了下馬威,令何驚羞交加,告假兩月。馮玉祥的國民軍(又稱西北軍),于北伐節節勝利時集體加入國民黨,就像令全部士兵受洗入基督教一樣,組成第二集團軍。閻錫山及其山西部隊到一九二七年九月才加入國民黨,組成第三集團軍。李宗仁與白崇禧的桂系部隊,于“第一次北伐”中戰功卓著,勢力不斷擴張,組成第四集團軍。這四個集團軍各有地盤、各有軍頭,名為黨軍,實聽命于軍頭,非新軍閥云何?而“第二次北伐”的軍力就是靠這四個新軍閥集團。   
    蔣在南昌抗命時,武漢中央曾擬取消總司令以削其兵權,惟力不從心。而今蔣恢復總司令職之后,竟自動改為平行的四個集團軍,各稱總司令。不僅此也,蔣還主動于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中,提議設立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四個政治分會,分由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出任主席,實同政治分權。李宗仁認為蔣于下野前曾被人罵獨裁,故復出伊始,做此安排,以杜人口。我們覺得并不盡然,獨裁乃其一貫目標,為達此目標,自有其迂回的權術與戰略運用,所謂“奪之先予之”。一九二八年年初的形勢,馮、閻各據一方,而二人資歷都在蔣之上,為了盡快底定華北,絕對得罪不得,而李、白桂系于擊潰唐生智后,控馭兩湖,軍容甚盛,亦必須拉拢籠絡。更何況直魯軍雖已是強弩之末,但張作霖的奉軍以東北為根據地,實力仍然強大。簡單言之,蔣為了清除舊軍閥以完成北伐,必須團結新軍閥不可。   
    蔣介石所謂的“第二次北伐”,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開始總攻擊,第一集團軍沿津浦鐵路北上。馮玉祥第二集團軍攻掠京漢路以東與津浦路以西地區。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自太原出娘子關,截斷京漢線。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自武漢循京漢鐵削匕進,與友軍會師北京。如此龐大的軍團,南北夾攻,聲勢浩大。孫傳芳與張宗昌的直魯軍于龍潭一役后,已一蹶不振,然而蔣介石及其第一集團軍沿津浦鐵路北上時,左翼忽被孫傳芳殘部突破、頓感驚惶失措,幸馮玉祥的孫良誠部及時截斷孫軍退路,始得解圍,蔣馮兩軍遂于四月二十二日在泰安會師,并于五月一日進占山東省城濟南。   
    蔣介石進駐濟南,當時濟南有日僑兩千人,日本田中政府遂以護僑為名,不顧蔣之外交部長黃郛一再保證日人生命財產的安全,蔣復于三月六日歡宴日本記者演說時,強調“中日親善提攜”(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鳊(一),頁一一四),仍于四月十八日決定派五千遠征軍到山東。北京、南京兩府俱向日本抗議侵犯主權。蔣到濟南后立即與日將獲致協議,日軍撤退,蔣保證維持和平,并令各軍“對日本始終忍耐,勿出惡聲、勿使沖突”(見同書,頁一二四),但五月三日一早就發生沖突,引起槍戰。蔣介石害怕,同意撤至城外,以換取停戰。根據英美公使的密件報告,沖突的發生實由于蔣軍入城后紀律太壞之故。(見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P·179)然而蔣雖撤兵城外,日軍仍借題發揮,派遣生力軍,聲言懲罚,并于五月七日遞交第一次通牒,要求處置有關官員,解散有關部隊,撤去濟南城內部隊,查禁一切反日宣傳,以及所有中國部隊向濟南至青島鐵路南北兩側撤退二十華里等,并限十二小時內答復。(見同書,頁一三三)蔣介石在日帝橫蠻威嚇下,居然答應一部分極具侮辱性的條件,但日方仍不滿意,于五月八日下午向濟南實施攻擊,至十一日蔣軍無力抵抗而屈服,濟南城內外遭到嚴重破壞,中國軍民死亡數千人之多。(據《蔣總統秘錄》,日寇殺害中國軍民三千二百五十四人,見第七冊,頁五十一)   
   


第五部分:內斗內行有名無實的統一 3

    蔣介石于五月五日晚上,當日機轟炸濟南時,就倉皇逃出城外,把總司令部遷至黨家莊車站,翌日馮玉祥來晤(見《馮玉樣日記》第二冊,頁四五八),黃鄲、王正廷、楊杰、楊永泰、蔣作賓等參與會議。蔣介石居然在會議上提出放棄北伐,與奉張劃江而治的主張,但遭馮玉祥等反對。最后決定避開日軍,繞道北伐。五月十日,南京政府黨政聯席會議在兗州召開,與會國民黨要員一致表示必須對日妥協,滿足日軍一切要求,并訴請國聯調停。有趣的是,蔣介石再度提出放棄北伐,此次馮玉祥不在場,由譚延力言不可放棄,蔣介石無辭以對,只好打消這個念頭,再度肯定繞道北伐的前議。但他自己不肯再在前線指揮了,把任務交給馮玉祥后,即返回徐州去也。(參閱蔣致馮玉樣電,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頁一三九)   
    濟南慘案毫無疑問地暴露了日帝橫蠻兇殘的真面目,不過一片反日情緒卻也模糊了蔣介石舉措失當的真面目。這件慘案是在他眼皮底下發生的,他一開始就采取極為軟弱的對策,不惜卑躬屈膝,在五月二日的日記里自認:“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賢所尚,小不忍則亂大謀,圣賢所戒。慎之!勉之!”他又于五月六日電告南京政府,“轉飭所屬,對各友邦領事、僑民生命財產,須加保護,凡有礙邦交之語宣傳,宜隨時取締。”(《見國聞周報》第五卷第十八期)但是他對帝國主義的屈辱,并未稍減日帝的暴行,更未得絲毫善意回報,可稱國恥。(參閱楊天石《濟案交涉與蔣介石對日妥協的開端》,頁七十五至八十九)他于失敗屈辱之余,竟憂懼喪志,二度想放棄北伐。他還掩飾第一集團軍的軍紀廢弛。前次漢口事件與南京事件,他有共產黨可以指責,而此次共黨既被他清除干凈,已無代罪羔羊,只好加以掩遮。其實蔣軍的紀律絕不會比一般軍閥的軍隊好。   
    蔣介石于兗州會議后回到徐州,把繞道北伐進兵河北的任務交給馮玉祥,讓第二集團軍去應付京津一帶的帝國主義,以及號稱百萬的奉軍。他又約馮玉祥與白崇禧到鄭州,于五月二十一日開軍事會議,以地盤與軍餉來鼓勵馮、白積極進攻。白返漢口后,即率第四集團軍北上。白回憶稱:“奉軍之偵察機發現我方之援軍有百余列車,才退回關外。”(《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冊,頁九十)張作霖奉軍足與閻錫山晉軍周旋,但桂系大軍壓境,勢必退守東北。不過由于張作霖極度敵視馮玉祥,故于離京前所做撤退安排,故意有利閻錫山進取京津。奉軍于五月底即棄守保定。蔣介石于五月三十日到石家莊晤閻,許諾京津地盤。六月一日張作霖通電出關,六月三日清晨在皇姑屯被關東軍炸死,張學良于六月四日至天津,安排奉軍退出山海關。同時北京的“和平維持會”電請在保定的閻錫山進京。八日閻屬商震部先入京,翌日閻偕白崇禧進京,設立衛戍司令部。十二日閻以部將張蔭梧任北京市警備司令,命傅作義任天津警備司令,完全控馭京津地區。蔣介石先促馮玉祥進取河北,后讓閻錫山據有京津,自有制造閻馮間矛盾之嫌。馮玉祥于六月二日電蔣,“謂我軍是為革命而犧牲、為統一而作戰,非為爭地盤而革命”(《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四六八),已露意氣,馮的不開心,不僅表之于電文,而且付諸行動,命韓復榘故意阻截北京公使館所請維持秩序的一旅奉軍,并繳其械。公使團與南京政府幾經交涉,才逼使馮玉祥放人還槍。顯然馮生此事端,令蔣難堪。   
    蔣介石以南京政府名義,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發表宣言,通告統一完成。事實上,統一并未完成,新疆至十七日始易幟;張學良退據東北,至歲暮才內屬。日本早已警告南京政府,不得染指東北,蔣豈敢進兵?由于當時感到統一東北無望,才會于六月十五日宣告統一。他未料到張學良國仇家恨,不顧日帝的威脅與阻撓,毅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宣布東北易幟,歸屬中央。(見《申報》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報道,另見同日上海《新聞報》)然而即使東三省內屬,南京政府成為唯一的中央政府,但是各個集團軍雄踞一方,派系林立,軍令與政令均未真正統一。所謂北伐成功,全國統一,根本是有名而無實。   
   

2013-08-19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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