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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評傳》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蔣介石評傳》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李敖 汪榮祖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1

    蔣介石口口聲聲“共匪”,給人的印象是,中共乃土匪草寇之類。但是經過四次圍剿失利,已知問題嚴重,甚至担心國民黨政權的存亡。請看蔣作賓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日記所透露的內情:   
    內部軍隊均為“匪”牽制,不能調動,餉糈、彈械缺乏,交通均被日人制止。以如此情形,欲與人戰,真所謂自取滅亡也。況各處“匪共”蜂起,每欲躡其后,恐不亡于敵人,而即亡于“匪共”也。嗚呼!殆亦數也。(《蔣作賓日記》,頁四一○)   
    了解此一內情,始知蔣介石為何一再說:“日本是癬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所以當他聽到第五次圍剿得手,高興異常。十月二十二日在洛陽馳電中央執行委員會報捷,有云:“赤匪日蹙、匪勢已窮……渠魁授首在即。”(《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三卷,頁七五九)復于同月三十一日電令“剿匪”各將領,“此匪不滅,不惟民無噍類,而且國亦難于幸存,故民族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及吾人之是否能為國為民真正努力,均將于此覘之,即個人歷史之榮辱而論,亦全系于此,望切告各將士努力截追!”(同書,頁七六一)然而時機仍然失之,截追失敗,紅軍在毛澤東領導下抵達陜北,別建革命根據地。   
    紅軍的新根據地遠在陜北,在心理上遠不如江西蘇區之具威脅,更何況紅軍在長征途中損失頗為慘重。但是絕不似張其昀在《黨史概要》中所說:“赤匪至此……僅剩二三千人,竄達陜北……預計將于兩星期至一月內可竟全功。”(頁九六六)連董顯光寫的《蔣總統傳》都說:“共匪武力雖因當年流竄的損失而削弱,然在陜北與甘肅境內仍是一個危險性的游擊分子。他們在延安的根據地實際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們還可從其山間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陜西的不設防地區從事掠奪。”(頁二四五至二四六)由此可見:在張其昀筆下所謂“預計將于兩星期至一月內可竟全功”的“剿共”說法,在董顯光筆下,并不成立。同時,董顯光還透露這么一段:   
    事實上,在西安事變一年以前之民國二十四年,蔣總統已派其一位最親信之同僚前往維也納,作為他的私人代表,與俄國代表商議有無合力對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舉雖無結果,然亦足反映蔣總統在此時期的心情。他認識日本為我國最大的危險,甚至不憚考慮與所謂共黨合作,以對付日本。(頁二四五)   
     這段話初看起來,覺得奇怪,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因為蔣介石知道一時剿滅不了的陜北中共,背后還有蘇俄。名為試探聯共抗日的可能性,實際上是怕與日本和蘇聯兩面樹敵,一時對于盤踞延安的中共暫停用兵,以及派親信與俄國代表商議,便事出有因了。   
    陳立夫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在《近代中國》季刊中,發表《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一文。從這篇回憶中透露:原來董顯光所謂的“蔣總統已派其一位最親信之同僚前往維也納”,所謂同僚,不是別人,就是陳立夫。他在回憶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戰爭必不能免,則我方應如何與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蘇聯不利用中日戰爭以助中共擴展。”所謂希望“蘇聯不利用中日戰爭以助中共擴展”,才是真正的意圖,但是為了怕影響剿共士氣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隱秘。陳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來,因而周恩來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寫了一封信給陳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立夫兩先生:   
    分手十年,國難日亟,報載兩先生有聯俄之舉,雖屬道路傳聞,然已可窺見兩先生最近趨向。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之空氣,已非昔比。敝黨數年呼吁,得兩先生為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國難轉機定在此一舉。   
    近者寇入益深,偽軍侵綏,已成事實,日本航空總站且更設于定遠營,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國共兩軍猶存敵對,此不僅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國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軍到西北后,已數做停戰要求,今二四兩方面軍亦已北入陜甘,其目的全在會合抗日,蓋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國,敝方現特致送貴黨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針及建立兩黨合作之希望與誠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徑,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則民族壁壘一新,日寇雖狡、漢奸雖毒,終必為統一戰線所擊破,此可敢斷言者。敝方為貫徹此主張,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做具體談判。現養甫先生函邀面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悴,以便雙方迅做負責之商談,想兩先生樂觀事成,必不以鄙言為河漢。   
    臨潁神馳,佇待回教。尊此并頌   
    時祉(初刊于《近代中國季刊》,另見陳立夫《成敗之鑒》,頁一九三至一九四)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2

    信中有“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的話,“黃君”是指黃華表、“養甫”是指曾養甫、“賢者”是指陳氏兄弟,“所策劃”“所主持”是指什么呢?指的不是別的,就是蔣介石公開“剿匪”聲中的秘密“通匪”作業。這一秘密作業,是由蔣介石這邊主動的。正因為主動的是蔣介石這邊,所以周恩來信中有“黃君從金陵來”的話,陳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茍欲與之接頭,十分困難”的話,可見主動在蔣介石這邊,是無法掩飾的。這邊主動找共產黨,那邊周恩來有了反應,就寫了這封信。陳立夫寫他在收信后:   
     該函經呈閱后,奉命繼續聯系,由余等出名口頭答復,允予轉呈,惟不必立即告以蔣公已允予考慮。此一線索,始終聯系未斷,以待進機之來臨。   
    陳立夫把周恩來的信發表后,沈云龍、李云漢等說周恩來的信中“九月一日”,不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而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沈云龍文見于他的《抗戰前后國、共商談的歷史教訓》等,李云漢文見于他的《西安事變的前因與經過》,均發表在《傳記文學》)但是蔣介石根據其個人的檔案,條列大綱,由陶希圣執筆的《蘇俄在中國》,也明列周恩來“九月一日”的信,在“二十四年秋季”一段之后,正合陳立夫在信尾也加注“民國二十四年九月收到”字樣,信是一九三五年寫的,應無可疑。   
    周恩來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重慶《大公報》上發表《悼張淮南先生》,明說“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兩至匡廬”的話,朱開來《周恩來文的考訂》(《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說:   
    周文內所謂“一登莫干”,系在二十五年夏,由張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干山晉見蔣委員長。所謂“兩至匡廬”,系在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以后,由張先生陪周赴廬山晉謁蔣公。   
    張沖(淮南)的助手杜桐蓀在致蕭錚信(《傳記文學》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說:   
     記得在民國二十五年一個盛暑熱天,張淮南(沖)兄命弟陪送周恩來、潘漢年自南京出發,取道京杭國道,上莫干山晉見蔣委員長,張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無非因事未至公開,避免外間猜測而已。當日弟與周、潘抵達莫干山時,張已先期到達山莊等候,弟任務畢即下山,夜宿西湖蝶來飯店,翌日張與周、潘亦至蝶來飯店,共進午餐后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與淮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晉見蔣委員長即周之悼張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兩至匡廬”之事,其事既發生在二十五年六七月間,因此周致陳果夫、陳立夫兩先生九月一日函之年份,當為民國二十四年無疑。   
    應當指出,周恩來不可能于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見到蔣介石,“一登莫干,兩至匡廬”都在一九三七年。西安事變前,國共秘密談判的對手主要是陳立夫與潘漢年。周恩來是想出馬的,但是由于談判情況不佳,所以毛澤東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發給潘漢年的密電有謂:“目前此事無從談起,恩來事忙,暫難出去。”(署名東、天亥電,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盡管如此,誠如張沖助手杜桐蓀所說:“在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九月一日之前,國共雙方已有多次接觸協商,故在邏輯上周沒有遲到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始致函二陳先生從頭重新接洽和談的道理。”(《誰教史達林說話?》,《傳記文學》第四十二卷第五期,頁五十五)標明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博古關于南京來人談話結果致張聞天、毛澤東電”,今猶存北京中央檔案館。同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還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謂:“托致鄙意,不知已達左右否?”(見《毛澤東書信選集》,頁四十五至四十六)哪里還需要等到一九三六年的九月一日,由周恩來寫信給陳氏昆仲,請他們“進言”,豈非猶如“置馬于車前”(put horse before the cart)之謬嗎?再看周函的內容。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天津日軍演習巷戰,足稱“近者寇入益深”;八月下旬日軍武官高橋、羽山到達綏遠,迫使綏遠各級黨部停止工作,辦理結束,由偽蒙接收,正合“偽軍侵綏,已成事實”。同時毛澤東率紅軍第一方面軍自巴西抵河西,活躍于西北,并早已呼吁抗日。徐向前之第四方面軍亦已抵達陜南,劉志丹早據陜北。閻錫山于七月二十二日紀念周上報告,說是陜北二十三縣幾完全赤化,蔣介石也早于六月十四日發表《告川康陜甘寧青民眾協助剿匪書》。完全與周函“敝方自一方面軍到西北后,已數做停戰要求,今二、四兩方面軍亦已北人陜甘”所陳述的相吻合。   
    正由于周恩來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致函兩陳,陳立夫遂于一九三五年圣誕節前一天,奉蔣介石之命與懂俄語的張沖同行,二人均持化名護照,由上海經馬賽到柏林。然而因秘密曝光,乃不敢徑往莫斯科。(參閱陳立夫《成敗之鑒》,頁一九六至一九九)蔣介石遂改變計劃,一方面,令陳立夫回南京與蘇俄駐華大使交涉;另一方面,密令自俄回國述職的鄧文儀重返莫斯科,轉達和談條件。蘇聯怕刺激日本和德國,不愿與華有任何同盟關系,但可考慮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蔣特別要求蘇聯不得趁日本侵華時,“直接或間接侵華”。他并不担心蘇聯會“直接”侵華,要點是“間接”,意指援助中共。陳立夫自承:“其實我們要和蘇俄訂互不侵犯條約,旨在使蘇俄不要趁中日戰爭而幫助中共。”(《成敗之鑒》,頁一九九)這段秘辛告訴我們,蔣介石之所以積極與蘇聯搭線,就是怕兩邊作戰,并借與蘇聯締約以孤中共之勢。所謂“聯共抗日”只是表面文章。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3

    周恩來對蔣介石聯共抗日計劃,自表歡迎,并重述中共抗日立場,當然不知蔣之謀略,更不知其中深藏聯俄制(中)共的暗盤。于是陳立夫把潘漢年請到南京,直接談判。陳立夫說,經多次磋商后,   
    宣言及條件的文字都已大體談妥,周恩來(應系潘漢年之誤)乃欲回延安復命,余乃令張沖陪其去西安,順便往見張學良,由周口中說出我們雙方對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協議,以免張再唱抗日高調,以保實力。潘則留京續洽,不料事隔數日,西安事變忽起,當時張沖與周恩來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其共赴國難宣言,于七七事變后,于同年九月二十二日與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同日公布。(《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   
    這段話,既把人名搞錯,誤將潘漢年寫作周恩來,又把日子搞錯,《中蘇互不侵犯協定》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布的,中共《共赴國難宣言》是九月二十二日公布的,并非“同日公布”。此外,陳立夫更掩藏了重要真相,以至于變得莫名其妙:“共同抗日”既已“大體談妥”,并已告知張學良,為什么還會發生因蔣不抗日導致西安兵諫的事呢?   
    原因在于根本沒有談妥。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潘漢年與陳立夫在上海滄州飯店,討論《國共兩黨救國協定草案》,預定此次會議后,雙方停戰,然后由周恩來南下簽訂正式協議,解決各項具體問題,但是開會時,陳立夫忽然轉趨強硬,轉達蔣介石的話說:   
    蔣委員長的意思是:既然共產黨開誠合作,首先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其次,紅軍只可保留三千人,編三個團,師長以上的高級將領一律解職出洋,經過考察半年后按才錄用。共產黨作為一個在野政黨參加政府。 (引自辛子陵《毛澤東全傳》第二冊,頁二三一)   
    陳立夫在《成敗之鑒》中也提及“商談內容有四點,大要前已言之如下:一、服膺三民主義;二、服從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之指揮;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四、取消蘇維埃組織”。(頁二O二)潘漢年曾反問陳立夫:“當初鄧文儀在俄活動,曾養甫派人去蘇區,所談均非收編而是討論合作,蔣先生為什么目前有此設想?大概是誤認為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議。”(《潘漢年就與南京政府談判合作抗日給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報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這已不是合作,而是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作業,中共當然不可能接受,誰又肯不戰而降呢?潘陳談判遂無結果,蔣介石想收編而不是合作,可見之于他后來所寫的《蘇俄在中國》:   
    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于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爾后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民國二十三年底,五次圍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陳立夫担當這一政治任務。(頁七十二)   
    明言“中共武裝必先解除”,這怎么可能呢?中共的基本立場是“在實行抗日與保存蘇區、紅軍等基本條件下,成立雙方之統一戰線”。(見楊天石《民國掌故》,頁一九一)國民黨原在情勢所逼下,答應此一統一戰線,然而何以蔣介石的態度突趨強硬呢?因為陳立夫與蘇聯大使商談互不侵犯條約時,獲得蘇方首肯:“他們(指中共)如果不聽話,你們(國民黨)把他們消滅算了。”(轉引自辛子陵《毛澤東全傳》第二冊,頁二三二)這正是陳立夫在回憶中所說的:“這時候蘇聯只希望能促成中日戰爭,他們就是犧牲了中共,亦在所不惜,國家至上,勢所必然。”(《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陳立夫怎么知道蘇聯肯“犧牲中共”?除了得自蘇方的允諾,哪有別的?蘇聯肯犧牲中共也不稀奇,斯大林本來就不喜歡毛澤東,而且在毛打敗蔣介石之前,根本不相信毛有成功之可能。遲至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才承認對中共估計錯誤,在二戰后猶直告中共同志奪權無望,而應與蔣介石“妥協”(modus vivendi)。(見Dedijer,Tito Speaks,P.322)   
    蔣介石知道可以蕩滅殘余共軍,而不會影響中蘇關系,才從停攻延安到猛力進攻延安。毛澤東于十一月十二日復潘漢年電文中,即有“近日蔣先生猛力進攻”之語。(電文見《文獻與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合刊本)這樣高姿態強迫張學良剿共,以致引發西安事變。蔣介石事后于《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說,西安事變前中共已接受取消紅軍及蘇維埃等,停止內戰,是不確實的。果真如此,當張學良在洛陽、西安懇求蔣介石結束內戰,一致抗日時,為什么不說一聲?難道對自己的副司令會與事實正好相反的隱瞞?果真如此,又何必逼張剿共?事實很明白,蔣介石帶著滿朝文武到西安來,氣勢洶洶,就是要大舉剿滅不肯接受收編的紅軍的。正因如此,才會有張、楊兵諫。蔣介石“通匪”是真戲假做,而張學良竟把老蔣的假戲真做起來,打破了他的計劃,難怪此恨終身綿綿不絕,死也不肯饒恕張學良。   
    無可懷疑的,西安事變才真正改變了蔣介石的“先安內再攘外”的既定政策。蔣介石抗日,乃是被張學良逼上梁山的。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4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和東北軍在陜西,處境極為苦悶,因為他們不能在東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國人。有一項記錄說,事變前張學良的機要秘書苗劍秋勸他說:“我覺得陜北共黨不過是癬疥之疾,日本軍閥對我們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副司令應該建議蔣先生放下槍桿,同陜北合作對外。”張學良聽了,說:“我的職務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這種想法太渾蛋了!”苗劍秋說:“你才渾蛋呢!放著國難家仇不報,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內戰,你憑什么資格罵我渾蛋?”張學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說:“你說得對,我們兩個都是渾蛋!”(參閱右軍《西安事變的前因后果》)因此,西安事變的原因,簡單說,就是張學良和東北軍不愿再做渾蛋。他們希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去打日本人。   
    張學良本來的打算是先由他跟中共談拢,再由他向蔣介石進言,最后大家一致對外。在跟中共談拢這一點上,他已經成功,中共對他信誓旦旦,甚至“愿受指揮、愿受監視,任何時候可以隨意譴責”,都無不可。在與中共談拢的過程中,張學良甚至大哭,周恩來也陪他哭(參閱石川忠雄《中國共產黨史研究》),這樣子敲定,當然使張學良感動。于是“各以勿食言為約”后,就等張學良“當向蔣公竭力進言”了。不料他在“向蔣公竭力進言”一點上,始終不成功,他以“巨額私款接濟中共,中共自行撤出瓦窯堡等等,都表示了中共在套他的交情,等待他兌現中國人一致對外的大希望。   
    在這種等待中,張學良的心理壓力愈來愈重,深感不達到“竭力進言”是不行了,最后,他在其他因素的相激相蕩下,終于走上了“兵諫”的路子,即使個人遭到任何損失,也甘愿為國犧牲了。   
    蔣介石既已決定打完內戰再說,他飛往西安,就是要逼迫張學良、楊虎城服從他的政策,堅不聽張、楊苦勸一致抗日,更嚴厲督責,并加以威脅。最可注意的是,蔣介石在十二月九日,即西安事變發生前三日,寫了一封密函給陜西省主席邵力子,全函如下:   
    力子主席勛鑒:可密囑駐陜大公報記者發表以下之消息:蔣鼎文、衛立煌先后皆到西安。聞委員長已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陜、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亦來陜謁蔣,聞將以軍政部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記者,西安各報亦不必發表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西安事變資料》第一冊,頁十至一十二)   
    蔣介石的目的,顯然是想經過《大公報》透露他“剿匪”的決心與布置。這種布置當然也同時給張、楊以警告與威脅,可說是蔣氏要達到其目的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另一方面,張學良于一再試圖改變蔣介石不抗日政策失敗后,為了達到抗日的目的,也采取了非常的手段,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二日發動兵諫,劫持蔣介石兩個禮拜。這就是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件。   
    張學良發動兵諫,主要是他少帥一個人的決定,中共事前固然不知情,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更不知情,是以當南京政府懷疑蘇聯策動西安事變,莫斯科十分憤怒,并向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提出抗議。(見《蔣廷黻回憶錄》,頁一九八至一九九)俄國人既與蔣介石已有尚未公布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為什么以及憑什么命令素無淵源的張學良抓人?   
    事變后一日,中共在張聞天的窯洞里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十二月十五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十五人發表《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說是“西安事變,驚傳蔣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實蔣氏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又說:“公等果欲自別于蔣氏,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軍、各界,組織統一戰線政府。”此時中共顯然仍是“討蔣抗日”的立場,然而蔣既不在他們手中,是否“交付國人裁判”,并非他們所能控制。不過,周恩來于十二月十七日晚上應張學良之請抵達西安后,得以商定和平解決五項條件如下:   
    一、立停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   
    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戰。   
    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   
    四、成立抗日聯軍。   
    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   
    從此一協議可知,中共立場已漸由“討蔣抗日”,傾向張學良“擁蔣抗日”的主張。中共在十九日又召開擴大會議,接受了“保蔣安全,消弭內戰”的意見。盛傳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共產國際來電施壓所致,是不確實的。共產國際確有“指示”,但至十二月二十日才到達保安(見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時致周恩來電),有關和平解決的方針早已定下來了。張學良兵諫之目的始終是“擁蔣抗日”,一旦蔣答應抗日,哪有不和平解決之理?說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共影響張學良,未免小看少帥的決心與獨斷。其實,張學良甚有主意。當西安事變順利解決后,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就因為張學良的兵諫目的已達,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但蔣氏回到南京后,口口聲聲說沒有答應任何事,如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五屆三中全會時,報告西安事變經過有云:“中正始終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聽其有何陳說。”他以領袖人格保證的諾言,雖口說無憑,然而西安事變之后,蔣介石放棄先安內的政策是最好的證明。證明張、楊的兵諫的確促使他把對內的槍桿子對外,也就是說不再打內戰而一致對外,也就是說對日本的侵略,不再忍辱負重、不再退讓。此一“不再”之后,除非日本軍閥停止侵略,抗戰的爆發乃是時間的問題。果然,盧溝橋事件一發生,中國一抵抗,全面戰爭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西安事變與抗戰爆發的因果關系,十分明顯。若問抗戰是怎樣抗起來的,一個最簡單的答復就是西安事變,因為此事徹底改變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5

    西安事變達成停止內戰、全國一致抗日,也即是此一事變的歷史意義。目的達到,當然是一種成功。對蔣介石及國民黨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變之后,蔣介石個人的聲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后所未有)。他的聲望大增,當然是由于全國人民相信他將領導抗戰。對共產黨而言,也是成功的,由于停止內戰使紅軍獲致喘息、重整以及發展的機會。唯一失敗的是事變兩主角。張學良被軟禁,楊虎城全家被謀害。而且,最想抗日的東北軍,不準抗日,慘遭解散!張、楊因促成抗戰而遭大殃,確是一個歷史性的大諷刺。   
    但是此一大諷刺并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蔣介石處心積慮造成的。西安事變之后,蔣委員長決心領導全國抗日,聲望如日中天,他豈能予人一種被迫抗日的印象?所以,他一再否認西安事變有任何積極的作用與意義,一口咬定是一犯上作亂的叛逆事件。他之所以安全脫險,是由于他自己的精神感召!因而不惜偽造所謂《蔣委員長對張楊訓詞》、不惜軍事審判張學良、不惜囚張殺楊、不惜宣揚張、楊乃是目無法紀的軍閥余孽。這一切都在制造懲罚叛逆的印象,而極力“淡化”對抗日所起的積極作用。   
    蔣介石掩遮西安事變真相的主要工程是《西安半月記》。他說是當時的日記,因此不少歷史學者就把它當實錄來引證。吳天威的英文專著《西安事變: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樞紐點》 (The Sian l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雖知《西安半月記》實出陳布雷之手(見頁二二八),仍然據為“有名的日記”來引用,甚至據之證明張閱蔣之日記與文件后,態度改變,流淚后悔。(頁八十六至八十七)李云漢撰寫的《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引用不少檔案資料,于《事變經過》一章中,一再長篇征引《西安半月記》所述,視為最信實的史料,并據之以重建“西安事變”半個月的史實。(參閱頁四十九至七十五)   
    然而《西安半月記》全文起承轉合,一氣呵成,井然有序,不像是原始的日記。其淺近文言,更神似陳布雷的手筆。果然,陳布雷于一九四八年歲暮自殺后,上海二十世紀出版社影印其手寫稿出版(其夫人王允默女士提供,書前并有王女士序文)。此影印手稿又于一九六七年,由臺北《傳記文學》社,以鉛字排印出版,書名《陳布雷回憶錄》。觀其內容,稱之為《陳布雷自編年譜》似較恰當。譜中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這樣一段記載:   
    中午往機場迎迓蔣公,隨至官邸,蔣公授余草稿一紙命與夫人詳談,即為整理記錄,于五時前趕成之,即對張、楊之訓詞也。(傳記文學版,頁一一八)   
      是知所謂在西安的對張、楊訓詞,乃是返抵南京后,陳布雷根據蔣氏夫婦授意而編寫成“詞”的,其目的欲告世人事變之結束,由于張、楊勇于悔過。   
    不僅此也,又于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二月二日條記道:   
    蔣公赴杭州,余(陳布雷)與鄭醫師等同行,在杭州度陰歷年,辟室新新旅館,撰《西安半月記》,時適陰歷元旦,寓中寂無他人,望弟來助余繕寫,既成乃赴滬,蓋蔣公歸西愛咸斯路之滬寓請醫檢視身體也。(頁一二○)   
    是知《西安半月記》也并非蔣氏十二月十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記,而是陳布雷遵照蔣氏的意思,在旅館中“閉門造車”的產品,而且,“工程”不小,還需“望弟來助余繕寫”(“望弟”系陳布雷妹夫翁祖望,為陳之機要秘書,女兒為中共地下黨員,后嫁蔣姓,即現任中共人大委員長之喬石,喬石本姓蔣)。陳氏生前沒想到要發表的手稿,居然無意間透露了真相。奇怪的是,此段寶貴的史料,雖早于一九四八年問世,卻不被許多研究“西安事變”的專家所注意與引用。   
    《西安半月記》既由陳氏事后編造,嚴謹的史家自然不能再視為蔣氏日記來引用。不過,陳氏既秉蔣氏意志而編造,仍然具有史料價值,其價值在于足可反映蔣氏的“后知之明” (anachronism),乃是蔣氏事后對“西安事變”的主觀論斷與定位。   
    陳布雷編寫的蔣氏日記從十二月十一日起,正好是事變的前夕,所記種種疑點,諸如:“早起在院中散步,見驪山有二人,向余對立者約十分鐘,心頗異之。”“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為異。”此乃寫文章的伏筆,以及“后見之明”!通篇用意,無處不在維護以及裝飾領袖的尊嚴。其實,“西安事變”之后,“擁蔣抗日”的趨勢已不可逆轉,為了舉國一致對外,維護領袖的尊嚴自有必要,張學良不計后果,堅持陪蔣返京,有若負荊請罪,亦就是要給足蔣氏面子。然而《西安半月記》更有進一步的發揮,盡量凸顯委員長正氣凜然的形象,若謂:“余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戮,而中華民族之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爾有武器,我有正氣;我雖然無武器,須知正氣與喉舌即為余之武器,余必捍衛民族之人格,而求無愧為總理之信徒,無負于革命之先烈。”以及直言張學良等因讀其文件日記,受其偉大人格感召而釋放他,甚至借宋美齡之口,將其西安蒙難,與孫中山廣州蒙難相比擬。類此顯然不僅僅要維護一時之顏面,直欲借此“日記”,以塑造千秋的歷史美名。   
    但是,如果要追求歷史真相,則必須揭除神圣的面紗,以見真面目。我們不妨以《西安半月記》所記,與其他當時人的記錄對質一下,比而觀之。《西安半月記》對被捕時一刻的描述是: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6

    時叛部搜索益急,聞巖穴上叛兵相語曰:“此間有一服便衣者,或即為委員長也。”另一叛兵曰:“姑先擊以一槍再說。”又一叛兵喝止之曰:“不要胡鬧!”余乃抗聲答曰:“余即蔣委員長,爾等不得無禮!如爾等以余為俘虜,則可將余立即槍殺,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稱不敢,向天空發槍者三,高呼:“蔣委員長在此矣!”旋孫銘九營長前來,向余長跪而泣,連言:“請委員長下山。”余乃知圍攻行轅者,為張之衛隊第二營也。孫隨護下山,至華清池行轅前,余欲入內稍憩,見門內物件紛亂,尸體枕藉。孫堅請余登車入西安,謂:“委員長所居之室,已凌雜不可居,營長奉上官命,請委員長入城。”余命孫:“找爾之副司令來!”孫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對上官叛變,實對國事有所請求,將面陳于委員長,望委員長接納吾人之所請。”余怒斥曰:“叛逆狂謬至此,無多言,欲斃余,則速斃余可也!”孫與第一○五師第二旅旅長唐君堯又向余敬禮,請登車入城。余欲見漢卿詢其究竟,遂登車行。(《西安事變史料》,一九八三年出版,上冊,頁四)   
    文中的孫銘九營長亦有回憶,臨潼扣蔣應是他一生最難忘的一刻,同樣一事,請看他是怎樣寫的:   
    此時天色即將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將蔣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陳思孝(衛隊營一個班長)喊著:“報告營長,委員長在這里呢!在這里呢!”我應聲趕緊跑上前去,只見蔣介石剛從洞里出來,彎著腰扶著石頭站在洞口邊,衛隊營的衛士們四面包圍著擁擠在左右。發現蔣的陳思孝和衛士們報告說,我們先看見這塊大石頭旁邊像有人在走動,一會兒又沒有了。我們沿這個方向搜索至大石頭旁,見洞里蜷伏著一個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員長?趕快出來,不出來就開槍了!”里面連忙回答:“我是委員長,你們不要開槍,不要開搶!”隨后站了出來。我走到蔣介石的面前,只見他全身凍得發抖,抬頭看了我一眼又趕緊避開,說:“你打死我吧……”我說:“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時,蔣的臉色蒼白,赤著雙腳,上穿一件古銅色綢袍,下穿一條白色睡褲,渾身都是塵土。“你們是哪里來的?”蔣問。“是東北軍!是張副司令命令我們來保護委員長的,請委員長進城,領導我們抗日,打回東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孫營長,你就是孫銘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報告我的。”蔣可能看出我不傷害他,便說:“你是個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沒有叫我打死委員長。”我解釋并催促蔣說,“委員長快下山進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著你呢!”蔣一歪坐在地上,發怒地說:“叫你們副司令來!我腰痛不能走!”蔣的腰痛是真的,是他從五間廳往外逃跑翻越后墻時摔的。我見蔣不走,便勸他:“此地不安全,請委員長還是趕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們背你下山。”蔣還是不動,并要馬騎。我示意左右衛士把蔣從地上扶架起來,擁推著下山了。來到華清池,蔣又不愿意進西安城。我和幾個衛士便連推帶拉把他弄上了汽車。我也上了車。(《西安事變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頁二二一至二二二)   
    兩文對照,用詞遣句雖異,所述事情實同。孫銘九的回憶樸實無華,口口聲聲委員長,并無故意貶誣之處,讀來生動真實。反觀陳布雷編寫的蔣氏回憶,則刻意修飾,一心想在極為窘困的情況下,描述領袖之臨危不懼與義正辭嚴,以凸顯蔣氏的尊嚴,不免言過其實,過度渲染。如謂孫銘九一見到蔣,“向余長跪而泣!”蔣、孫初次面對,孫絕無向蔣“長跪而泣”的感情,今見孫氏回憶所述,蓋知跪泣一景,乃系虛設,而非實有。   
    我們把蔣介石的說法與孫銘九所記對質,可得八點:   
    一、蔣介石說聽到他的侄兒蔣孝鎮“與叛軍厲聲爭執”,這是替蔣孝鎮臉上貼金,事實上,孫銘九說蔣孝鎮“這個家伙已經嚇得面無人色”,講話“半吞半吐”,又何來“厲聲爭執”?在蔣孝鎮表示不知道蔣介石行蹤后,孫銘九即拿槍對著他說:“你不說真話,我馬上斃了你!”于是蔣孝鎮“趕緊回頭向山上看了一眼”。孫銘九就按著“目指的方向,指揮隊伍往上搜查”。   
    二、蔣介石說他被發現時“抗聲答曰:‘余即蔣委員長,爾等不得無禮!’”孫銘九回憶卻是:“我們沿這個方向搜索至大石頭旁,見洞里蜷伏著一個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員長?趕快出來,不出來就開槍了!’里面連忙回答:‘我是委員長,你們不要開槍,不要開槍!’隨后鉆了出來。”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7

    三、蔣介石說孫銘九一見他就向他“長跪而泣”;孫銘九回憶卻是:“我走到蔣介石的面前,只見他全身凍得發抖,抬頭看了我一眼又趕緊避開,說:‘你打死我吧……’我說:‘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時,蔣的臉色蒼白,赤著雙腳,上穿一件古銅色綢袍,下穿一條白色睡褲,渾身都是塵土。‘你們是哪里來的?’蔣問。‘是東北軍!是張副司令命令我們來保護委員長的,請委員長進城,領導我們抗日,打回東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孫營長,你就是孫銘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報告我的。’蔣可能看出我不傷害他,便說:‘你是個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沒有叫我打死委員長。’我解釋并催促蔣說,‘委員長快下山進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著你呢!’”   
    四、蔣介石說:“找爾之副司令來!”孫銘九回憶:“蔣一歪坐在地上,發怒地說:‘叫你們副司令來!我腰痛不能走!’蔣的腰痛是真的,是他從五間廳往外逃跑翻越后墻時摔的。”   
    五、蔣介石說“遂登車行”;孫銘九回憶卻是:“我見蔣不走,便勸他:‘此地不安全,請委員長還是趕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們背你下山。’蔣還是不動,并要馬騎。我示意左右衛士把蔣從地上扶架起來,擁推著下山了。來到華清池,蔣又不愿意進西安城。我和幾個衛士便連推帶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車。我也上了車。”   
    六、蔣介石說上車后“孫銘九與唐君堯旅長既扶余登車,夾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車前,即張漢卿親信之侍從譚海”;孫銘九回憶卻是“在車里,我坐在蔣的左邊,唐君堯坐在蔣的右邊;前面是副官長譚海和司機。蔣皺著眉頭剛說出‘太擠了’一句話,隨即又把話咽了回去。車子向西安奔馳著,蔣不斷地用手撫摸胸前,緊閉雙眼,口中噓噓地呼著長氣。我問道:‘今天以前的事過去了,今天以后怎么辦?’蔣說:‘你們副司令有辦法了’‘我們副司令擁護委員長抗日。’我說。‘我也沒有不抗日呀。’蔣小聲說,‘打共產黨是國策,沒有錯,是我決定的。’蔣顯然是動氣了。我據理反駁。他說:‘你……我是國家領袖、我是國家的最高統帥,國策是由我決定的,國策沒有錯!你不懂!’蔣此時神態改變,怒形于色,并說:‘你不要再和我說話,你不要再和我說話了。’遂閉上眼睛。到灞橋附近,路上軍隊甚多(后來知道這是張學良派來協助衛隊營扣蔣的),汽車時停時走,蔣眼睛向外看,不一會兒沉寂打破了,他問我:‘這是哪里的軍隊?’我簡單地說:‘東北軍。’車到西安城門,門口有崗哨值勤。蔣又問:‘這是哪個軍隊?’我說:‘十七路軍。’進城門后,車子一直開到新城大樓綏靖公署,我和蔣下車進入早巳預備好的住室。”   
    七、蔣介石說抵新城大樓后“孫銘九以護衛之責交付于宋而去”;孫銘九回憶卻是:“我同蔣進屋后,把他引到一張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蔣的右后側,靠著一個小茶幾。蔣仍手撫胸膛,一言不發。隔了一段時間,他才開口,幾次讓我坐下,并重復說:‘你是個好青年。’這時有人進來送茶,又有人送來張學良的大衣,以后又送來牛奶。蔣不喝也不穿。他問我:‘你們副司令怎么還不來?’我隨口答應道:‘馬上就來的。’蔣又叫道:‘叫你們副司令快來!’我沒有答應。約半小時左右,張學良穿著藍色絲綢棉袍推門進來,臉上顯出得意的神情,對蔣微欠身子,劈頭便說:‘委員長受驚了!你這回交給我做做看!’蔣說:‘我看你有什么好辦法!’這時我后退了出來,剛出門,便聽到張與蔣爭吵起來,聲音很高。上午十時,我走出了新城大樓……”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8

    八、蔣介石說第二天孫銘九來見,請他移居,他說:“此處即我死處,余誓死絕不移出此室。”孫銘九回憶卻是:“十二月十三日晚間十一時許,張學良把我找去,說:‘我想把委員長搬到咱們這里來住,劉師長去請,他不肯來。我看你與他對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辦法請他一定搬到這邊來。’我即去新城大樓,為了免除蔣的恐懼,我特意將服裝整理一下,把腰間手槍順著皮帶轉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門進去。剛向蔣敬禮還未開口,他便驚慌地急問:‘你這么晚來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請委員長搬家,命令我來接委員長。這里不舒適,副司令公館旁邊的新房很清靜,請委員長起來同我一起走吧!’蔣即說:‘我不去,我不去!今天這樣晚了,你來干什么?明天再說,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說:‘請委員長起來走吧,晚間外邊無人,方便些。’說了半天,他還是不去。我看不好再勉強行事,便后退一步說:‘今天黑夜委員長不愿意搬,我回去報告副司令一下。’蔣松了口氣說:‘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來用電話報告了張學良,張說:‘就等明天吧。’這時已是凌晨—點鐘了。次日(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張學良又叫我去看蔣,并問他是否需要什么東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靜下來,便于進行談判。這次見面,蔣似乎已明白我昨夜來此并無加害他之意。我一進門,蔣即說:‘你是一個好青年,好青年。’接著講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誠愛國的故事和孫中山蒙難得救的經過等等。神色與昨天不同了。又說:‘我是國家的最高統帥、軍事最高長官,軍人應以服從為天職。你是軍人,應以服從長官為重。’我看出蔣的用意是要我服從他,便說:‘我絕對服從我們的副司令。’他又轉了話題說:‘你家中都有什么人,東北家鄉還有父母嗎?我也是貧農出身的。’想用這些話來取得我對他的同情。蔣最后還說:‘以后你常到我這里來聽故事吧!’我回去把這些情況都向張學良做了匯報,張說:‘隨他講去吧。’”   
    根據以上的八點對照,發現在蔣介石的筆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臨危不亂的、視死如歸的、神氣活現的、大義凜然的;但在孫銘九的筆下,他卻是藏頭縮尾的、狼狽不堪的、貪生怕死的、張皇失措的、喜怒無常的、坐在地上耍賴要馬騎的。最妙的是他不止一次稱贊孫銘九是“好青年”,據孫銘九告訴陳平景,從捉蔣那一幕,他充分看出蔣介石的性格,一面是上海潑皮的性格,一面是上海奸商的性格。蔣介石最后且以“孫中山蒙難得救”的故事想打動孫銘九,一切就都呼之欲出矣!   
    孫銘九押送蔣至新城大樓后,即辭出,前往張、楊處報告經過,乃由楊虎城部特務營宋文梅營長監視,形影不離,以察言觀行。《西安半月記》記蔣、張于事變后首次見面:“約半小時后,張始來,對余執禮甚恭,余不為禮,張垂手旁立。”宋文梅則記張于九時三十分左右到達,“蔣見張來,神色突變,仍呆在座椅上,繼續出聲長吁。”所謂“不為禮”者,乃張二次對蔣說:“委員長!受驚了?”蔣不作答。至于“執禮甚恭”、“垂手旁立”,顯然是文人踵華之詞。最后蔣還是說了話,令人感到蹊蹺的是,至此蔣已知東北軍發動兵諫,而《西安半月記》竟謂:“余(蔣)問:今日之事,爾(張)事前知之乎?(張)答:不知!”蔣之問,已屬多此一問,而張居然說“不知”更不可能。細閱當時在場的宋文梅之追憶,始知當日中午蔣要與陜西省主席邵力子見面,蔣與邵談話時要宋離開,宋不肯,乃聽到蔣問邵:“西安發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嗎?邵答不知道,蔣聽后便不再說話。”(宋文梅《我所經歷的西安事變》,載《西安事變親歷記》,頁二五一至二五四)顯然,陳布雷在寫文章時,“邵”冠“張”戴了。益見若果系蔣氏當日日記,絕不可能有此誤記,轉手陳布雷又不及細察,因而有此不自覺之誤。   
    蔣住新城大樓后,張要蔣移居自宅巷內的較舒適新宅,以便于隨時見蔣,但蔣堅持不肯,邵力子去說,也不肯,最后澳洲人端納來見后,才同意移居與端納同住。邵力子對這件“移居的事”,感到“疑怪”,但沒有答案。《西安半月記》說:“余知叛部之意甚險,決以正氣與精神力量與之斗爭。”接著發了一大段慷慨激昂、視死如歸的議論,諸如:“長隸革命之籍,古來忠烈,刀鋸鼎鑊,甘之如飴”,以及“總理之大無畏精神”、“耶穌受惡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試煉”等,以便“于叛部交付所謂人民公判時做最后之犧牲”。(頁十一)僅僅要他移居,何以如此嚴重?蔣對孫銘九持槍來請,更謂“余(蔣)大怒”!其實孫怕蔣恐懼,特意把“腰間手槍順著皮帶轉到身后”,但蔣仍感驚慌,堅持不允在黑夜中移居。孫看在眼里,認為“這種情形說明,蔣是誤解了我們的用意,以為我們要在黑夜間把他拉出去槍斃,因而怕離開住地”。(《西安事變親歷記》,頁二二四)監視蔣的宋文梅亦說:“孫(銘九)因奉命必須遷移,要我勸說,但蔣心存疑懼,堅決不肯。最后,我請孫入室共勸,蔣見孫腰間帶著手槍,更加疑懼,向孫說:我是行政院長,應該住在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同書,頁二五五)孫、宋二人的觀察,頗有助于理解何以蔣氏不肯移居的心理。然而何以端納一來,疑懼頓消,就肯移居了呢?這與端納是外國人大有關系。蔣氏不是挾外自重,而是挾外自安,在蔣氏心理上,有外國人在旁,總不至于被拉出去槍斃。端納與蔣同住一屋,其道理亦就不言可喻了。   
    《西安半月記》一壁大力為蔣撐門面,以維護委員長的尊嚴,另一壁則盡量抹黑張學良。后者顯然與前者相關,因張臉愈黑,則顯得蔣臉愈白。最關緊要的是,全文全面封殺張、楊兵諫的原始動機,并加以歪曲,內容基本導向是,張、楊受人(影射共產黨)迷惑,犯上作亂,然經領袖偉大人格之感召而悔改。然則“西安事變”之結束,乃因西安叛部之動搖而改變初衷,并非蔣氏答應改變“攘外先安內”的政策而遭釋放,如謂:“與余妻研究此次事變之結局,覺西安諸人心理上確已動搖,不復如前之堅持;但余絕不存絲毫僥幸之心,蓋唯以不變者馭天下之至變。”(頁二十三)此與歷史真相相距甚遠。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9

    張、楊兵諫的動機原甚單純,就是要蔣停止內戰,團結全國力量,堅決抗日,以爭民族生存,簡單地說,即出于愛國心。這種動機單純得使不明內情的人,不敢信以為真,即賢者如胡適與傅斯年亦斷然不信,認定張學良別有政治野心。然五十余年來,史料大出,顯示動機就是如此單純。按諸張學良事變前后的言論,也相當一致。楊天石已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所藏孔祥熙“西安事變”期間未刊電報,連載于北京出版的《團結報》上(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其中頗多孔、張間電報,為孔氏回憶錄所不錄,頗可明張之心跡及其單純的動機,以及和平解決之真相,足以揭露《西安半月記》的隱飾。   
    張學良于事變爆發之日(十二月十二日),致蔣妻宋美齡文電,即明言留蔣促其反省,絕無傷害之意,只因“此次綏東戰起,舉國振奮,介公以國家最高領袖,當有以慰全國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來,對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對青年救國運動,反橫加摧殘”。其抗日救亡的動機,已表露無遺。張又于事變后第四日(十二月十五日)復孔祥熙電,亦謂:“弟等此舉,決純為實現救國主張,絕無一毫對人私見”,再度表白其單純之動機。張再于事變之第五日(十二月十六日)復電馮玉祥,更謂:“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所樂為,純潔無私,可質天日。……良等苦悶,惟在抗日未能及早實施。”馮玉祥提及愿担保張之安全,張曰:“担保一層,尤無必要,蓋良固不憚以七尺之軀,換得主張之實現也。”更進一步表明不惜以性命換取純正之主張。張復于事變之第八日(十二月十九日),又重申:“文日之舉,純為積極實現抗日救國主張,如中央確能改變政策,積極領導抗日,行動實現后,用我則愿做先鋒,罪我亦愿束身歸罪。”最后張于事變之第九日(十二月二十日)致電外交部長張群,有曰:“文電既已褐橥八項主張,則八項之外,自無余事,口是心非,弟不為也。”凡此足見張于私函密電中,與平昔公開之主張,完全一致,并以此為交涉之嚴正立場,則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之動機,純為抗日救國,已無可懷疑。   
    宋美齡于復張學良元電(十二月十三日)中,原亦針對張氏主張,謂“凡吾兄所建議,茍利國家,無不樂于采納”,又謂:“我國為民主制,一切救國抗敵主張,當取公意,只要大多數認以為可,介兄個人,當亦從同”,侈言民主固非實在,然表明可從公意。再謂:“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將領,或激于一時之情感,別具苦衷,不妨與介兄開誠協商,彼此相愛,當可無話不說。”但是蔣宋美齡于《西安事變回憶錄》(載《西安事變史料》上冊,頁二十六至五十一)中,為配合乃夫《西安半月記》不與叛部談判之立場,竟謂:“余復以長函(按即元電另由端納攜往西安)致張學良,告以彼等此舉將使國家前途受嚴重之打擊,余深信其魯莽滅裂之舉動,初無斷送國脈陷害領袖之惡意,應及時自拔,勿貽噬臍之悔。”(頁二十九)回憶之文不僅語氣與原電相差甚遠,而且掩飾愿意商談之痕跡,代之以促張釋蔣悔改之詞,其用心亦可知矣!   
    孔祥熙于致張學良寒電時,亦認知張之主張,謂“查抗日御侮,舉國同心,中央同人初無二致”,不同者,“僅有時間之不同,絕非宗旨之異趣”,替蔣代“先安內再攘外”的政策辯解,蔣既亦抗日,則兵諫便無必要。張學良當然不服,于復孔申電中謂,一致抗日之主張“對委座已再四涕泣陳詞,匪惟不蒙采納,且屢被斥責,弟受委座知遇,絕無負氣之理,但委座主張堅決莫移,已絕對不能否認,故不得已而出此”。可見,就張氏而言,只要蔣答應改變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問題即可解決。但是孔祥熙于二十余年后寫回憶錄,竟懷疑“張楊所謂救國八項主張”,甚至說:“張楊通電,雖以抗日為理由,而八項之救國主張,則未有一項涉及抗日,至其所謂容納各黨各派、停止內戰、開放愛國運動等等,皆已走入共產黨之路線!”張、楊通電中無抗日兩字,因當時中日仍有邦交,自無必要啟釁,然八項主張無一不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有關,正見張、楊并非老粗。至于孔謂“容納各黨各派”、“停止內戰”、“開放愛國運動”,乃共黨路線,然則國民黨反對共產黨,豈非采“一黨專政”、“勇于內戰”、“反對愛國”的路線?(孔氏回憶錄載《西安事變史料》上冊,頁一一三至一六一)可謂孔氏失言。   
    《西安半月記》給人的印象是,張扣蔣后,被蔣訓斥,不知所措;讀蔣日記后,更加痛悔,力求弭過,乃送蔣回京。其實不然。張學良自始至終,甚有主意,他的目的是擁蔣抗日,然而必先逼蔣抗日,才能改變先安內再攘外的政策。孔祥熙所藏未刊電報中,有一封錢宗澤于十二月十五日發給張群的密電:   
    衛密。極機密。本日端納顧問由西安回洛,據云:委員長住張學良之旁樓甚安。張要求接受主張,委員長初甚反抗,以后云,無論如何,須回南京方能辦,但對方認無保障,有請求孔部長赴西安之意。總之,內幕情形,似有轉機。謹密陳。職錢宗澤叩。刪酉。(載《團結報》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日《史海鉤沉》欄)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10

    此密電透露,事變發生之第四日,委員長已不再反抗,答應回南京辦,則已允諾張等主張,此一“轉機”,在《西安半月記》中看不到的。然為了“接受主張”有所保障,南京必須派人到西安談判交涉,以獲協議。但南京中央不欲與叛部談判,更不欲接受叛部主張,乃采討伐的高姿態,以便維護尊嚴,惟孔宋家族求釋蔣心切,愿意談判,然又不愿示弱。兩派意見最后整合為雙管齊下策略,即表面上聲張討伐,實際上尋求政治解決,亦即循談判途徑。孔氏急于解救蔣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建議張“一面親送介公至并(太原),弟(孔)即邀中央負責同人,前往會商”。其意先讓蔣脫困,再做商議。但張于十二月十九日電孔,堅持“中央同人果愛國家、愛介公,自當推人來陜商洽。抗日實現以外,別無所求,更無金錢與地盤思想。區區志愿,蘊之已久,絕非一時沖動。中央對弟主張如無辦法,勢難送介公返京”,甚為堅決,一定要中央派人來談,同日張又致蔣鼎文電,謂可派宋子文與顧祝同來。但中央為維持高姿態,即派宋子文亦有阻力,最后讓宋以私人名義赴陜,以掩遮中央派官方代表到西安談判之實,然后宋子文才于十九日飛陜。宋到西安自非探親,當然是要談判,我們雖不知談判內容,但宋于二十一日即返南京,必有所商議,二十二日又偕宋美齡、蔣鼎文、戴笠、端納等返陜,做最后之商定,是則宋氏兄妹代表南京中央助蔣與張談判,達成協議,獲致政治解決,已屬無可懷疑的事實。   
    協議未立字據,已可確定。張學良接受君子協定,因此與楊虎城于釋蔣一事有所爭執。事實上,即使立下字據,亦可撕毀,而君子協定,并非完全口說無憑。張于致蔣鼎文皓電已透露:“此間要求,惟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納。”并謂:“總之,抗日主張如不能實現,難送委座返京。”遲至十二月二十日于致張群電,猶堅持“非至抗日主張實現,殊難送委座南歸”。可見張學良與宋氏兄妹于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商談后,知主張可以實現,乃決定于二十五日釋蔣,并決定親送返京。如果連口頭的君子協定都沒有,張既無以交代,楊虎城等更不肯通融。《西安半月記》謂全無承諾,自不可信,且全文無一語提及要求抗日,僅于一處謂張等“于國事有所請”,故意隱諱所請之國事,乃孫銘九所謂:“副司令要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顯因已有口頭之承諾,不能說“抗日”之不是,又不能說被叛部脅迫而抗日,因而諱之。   
    《西安半月記》全無周恩來的蹤影,更是不實在之忌諱。宋美齡于其回憶中言及“一有力分子”,即周恩來,談甚久,然只說周擁蔣而不言抗日,亦不說蔣允不打內戰之承諾。但是周于晤見蔣、宋后,已將協議三度電告延安,近已收入《周恩來選集》(上卷,頁七十至七十五),則口頭承諾,實已留下文字痕跡。張學良事后絕不言蔣有承諾,直至一九九O年,日本NHK電視臺記者問周、蔣會談,張說不但在場,而且周乃由其引見,但接著說:“對不起,我不能往下講,請體諒我的苦衷,這件事情不應該出自我口,我也不愿意傷害他人。”(轉引自郭冠英《張學良側寫》,臺北傳記文學社,一九九二年出版,頁三十八)說出來,會被傷害之人,舍蔣而誰?可能被傷害的原因,除了蔣有承諾外,還有什么?所以張雖不說,但已盡在不言中。   
    事實上,《西安半月記》雖說毫無承諾,蔣在行動上實已接納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由剿共轉向抗日。孔祥熙說,抗日救國乃蔣之既定政策,并不確實,可由蔣氏自己的話來駁斥。蔣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距西安事變僅一個多月,于王曲軍官訓練團訓話猶謂:“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西安事變史料》上冊,頁十一)然而事變之后,卻停止剿共,逐步走向抗戰之路。盧溝橋事變一發生,中日之戰便不可避免。其實,“九一八事件”遠較盧溝橋嚴重,然因不抵抗,卒未演成戰爭。西安事變之后,既由不抵抗轉為抵抗,任何日本挑釁,一抵抗即可引發戰爭,因不能期望日帝退縮也。就此而言,西安事變確可稱作抗戰的淵源。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11

    蔣介石雖不愿明說張學良逼他抗日,卻忍不住抱怨張學良中斷了他的剿共。《西安半月記》引言中有謂:“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于兩星期(至多一月內)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于一旦。”這一段話,且不論無意中自認西安事變導致其政策之改變,由剿共而抗戰,所謂至多一個月內可竟全功,則絕不可信。固然,若不計代價,傾全國之力,擴大內戰,或可竟全功,然勢必耗盡國力,讓日帝坐收漁人之利,此正是愛國者如張學良所不忍見,乃不惜以兵諫逼蔣改弦易轍,領導全國抗日救國。   
    然而,西安事變導致中共坐大論,卻大有人唱和。孔祥熙于一九五O年的冷戰時期寫西安事變回憶錄,劈頭便說:“八年抗日戰爭與今茲共黨之竊據大陸,亦實于是役種其因。”即于西安事變時代表張、楊赴太原與閻錫山商談的李金洲,竟亦說:“大陸全部淪陷,政府偏安海隅,使七億同胞陷于水深火熱之中。推源禍始,皆肇端于西安事變。”(李氏撰《西安事變親歷記》,頁一)國民黨官方史家更將張學良描繪成失去大陸的罪魁禍首,史傳曲筆,莫此為甚,李敖曾撰《別賴張學良了》長文駁斥,鏗鏘有聲,足資參考。(見李敖編著《張學良研究》,頁一五五至二一六)須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以求抗日,如因抗日失敗而亡國,尚可怪罪漢卿,但抗日勝利,漢卿不僅無功可言,仍為階下囚。當抗戰勝利之時,國民黨聲勢十倍于共產黨,不旋踵于四年之內,喪失神州大陸,竟怪罪于囚中的張學良,寧有此理?   
    由“中共坐大論”再推本溯源,演成共黨陰謀說,大肆發揮《西安半月記》所指張學良“受人迷惑,做聯俄夢想”,認為張、楊原無主見,因受到中共的滲透、分化而制造事變,并以周恩來為西安事變之“謀主”。李云漢專著論述事變前因主要章節,分別為“共黨慫恿張學良”、“信心動搖”、“三次秘密接觸”、“赤氛籠罩西安”等(見李著《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頁三至十二),可謂陰謀說學術化的大成。李氏固代表國民黨的立場,但長久以來內地學者亦輒謂,張之逼蔣抗日方針系受到共產黨的啟示與影響。事實上,中共對東北軍的影響不能說沒有,而之所以有影響乃因日帝侵略的大氣候,東北軍并非因中共的宣傳而抗日,但中共號召抗日,自有相契之處。   
    《西安半月記》中觸目之曲筆,尚有:“爾(張)應回憶,四年以前,國人皆欲得爾而甘心,余(蔣)代爾受過者不知凡幾,以余之寬容庇護,爾尚可安然遠游海外。”此顯指“九一八”事,明明張受蔣不抵抗政策之累,代蔣背黑鍋,而竟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此!抑陳布雷畫蛇添足之筆歟?   
    《西安半月記》中已埋下嫁禍于楊虎城之伏線,如借張口曰:“余(張)此次之事,楊虎城實早欲發動,催促再三,但彼(張)躊躇未允;惟自十月來臨潼親受訓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發難,然實后悔莫及。”(頁十七)竟認為張受楊之煽惑,失之更遠,故張于臺灣囚中作《反省錄》,不惜力言:“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西安事變史料》第一冊,頁一一二)顯因蔣氏恨楊“堅決不主張送余回京”,挾嫌彎曲,實可做楊氏一家于抗戰勝利后遭滅門之禍的伏線讀。   
    蔣介石脫險歸來,馬上背信棄義,把張學良扣留下來。張是自愿而且十分堅持陪蔣回京的,為西安事變做了動人的收場。他于行前告訴孫銘九:“我抓了他,現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來,也是一抓一送。這樣豈不成了千古美談!”但是張學良看錯了人,蔣介石才不來這一套呢,他要泄一時之憤,顧不到“千古美談!”哩!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12

    回京沒有幾天,張學良就被蔣介石移付軍事審判,但在法庭上,侃侃而談,把蔣比做袁世凱。據傅斯年說,審判經過為“委員長所聞,甚氣,謂不放這小子回去”。(見汪子飚《傅斯年密函里的西安事變》,《張學良研究》,頁一四九至一五四;另參閱馬王《西安事變逸話》,《香港時報》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最后,張學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國民政府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核準。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同時要求請予特赦,理由是:“當今國事多艱,扶危定傾,需才孔亟,該員年富力強,久經行陣,經此大錯,宜生徹悟,尚復加以銜勒,猶冀能有補裨,似又未可遽令廢棄。……予以特赦,并責令戴罪圖功,努力自贖……”一月四日,特赦獲準:   
    張學良所處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長居正。   
    張學良雖被特赦,但是,蔣介石的寬大是很可怕的,因為“加以銜勒”、“嚴加管束”,最后淹沒了“需才孔亟”、“戴罪圖功”,張學良還是“遽令廢棄”了。最不甘心的也許是硬不讓他帶兵去抗日。   
    近半個世紀來,蔣介石“拿著培養一個團部隊的經費”,看住張學良,只是說著要起用他,但是他一直失掉自由,從浙江溪口關到安徽黃山,從安徽黃山關到江西萍鄉,從江西萍鄉關到湖南郴州、沅陵,從湖南郴州、沅陵關到貴州修文,從貴州修文關到臺灣新竹、北投,在蔣政權遷到臺灣來以前,誰也見不到他,連東北耆宿兼國民黨同路人莫德惠,也不過在十二年中,一共只見到他三次。   
    蔣介石不講信義,令宋子文、宋美齡這兩個調解人顏面無光。宋美齡是妻子,無可奈何,只是說了一句“我們對不起漢卿”的良心話。宋子文是小舅子,他對“他(張學良)送蔣先生回到南京后,結果中央卻拿他當‘犯人’看待這一點,似乎表露過十分的不滿”(見高山流《張學良幽居生活實錄》),而“宋子文覺無以對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戰未担任政府正式工作”(見李金洲《西安事變親歷記》),顯然也不無內疚與抗議的雙重意味。事變之后,國民黨和共產黨又和好了。在蔣介石的聲望如日中天里,在國共第二次合作的聲浪里,在“停止一切內戰”的實行里,在“開放言論”、“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談話里(蔣介石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談話),在“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的釋放里,在西安事變八條件無異大部分的同意里……中國在走向自由,張學良在失掉自由。——“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2013-08-19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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