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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國共紛爭 19毛澤東為什么和在什么時候決定向蘇聯“一面倒”
戴晴-國共紛爭 19毛澤東為什么和在什么時候決定向蘇聯“一面倒”
戴晴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毛澤東為什么和在什么時候決定向蘇聯“一面倒”
  眼下四十歲左右的大陸中國人,對“蘇聯老大哥”和“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恐怕都還有相當深的印象。總的說來,由共產國際動議、具體策劃創建、并一直受到它的資助的中共,自然而然應該“一面倒”。但我們又知道,由于國民政府當年所具有的“合法性”,以及外部世界對它的認可(并非由于辛亥暴動而在于它與清廷的議和),1949年以前,蘇聯并不希望中共公開這一親密關系。從中共的一方講,也絕對夠不上請旌表水準的死心塌地。比如1944年,當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時,毛澤東就曾熱切地希望向山姆大叔靠拢。那么,從“傾心相與”的1944年,到罵不絕口的1948年,究竟什么因素起了變化?
  應該說,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共核心對美國與蘇聯的好惡或許尚在伯仲之間,這是因為,表面上看來,這二強都“一碗水端平”地力主中國不可打內戰,而中共原本對自己人蘇聯的期望要高得多。校場口事件之后,蘇聯雖然與國府交惡,對中共和已經取得黨內權威的毛澤東也沒有太熱乎。這是因為,第一它自己在歐洲和南斯拉夫問題上正焦頭爛額;第二它不愿意讓西方和國民黨覺得自己是中共的大哥;第三對中共和毛那根深蒂固的藐視與戒心(“農民起義頭目”、“游擊隊長”,不能讀原著馬列,也未必如王明般言聽計從)并沒有消除。這就是為什么從1947年中共準備和國民黨決一死戰(并確認一定打贏)之后,毛澤東三次熱切要求秘密赴莫斯科,“就政治、軍事、經濟等重要問題向聯共(布)中央同志請教”,而三次遭到拒絕。在這期間,中共雖然軍事上節節獲勝,但心里仍有不少惶惑:除了拿不準怎么對付曾經幫同合作反蔣的資產階級外,對自己反復蠻干過的“土地國有化”和完全沒門的工業與金融管理,也想當面請教(起碼探出口風),而首要中之首要,則是蘇聯的物資支援,特別是那三億美圓貸款。
  很快地,到了1949年。在北平已經丟失、南京上海也危在旦夕時,南京政府又搖起橄欖枝,即我們耳熟能詳的所謂“戰犯求和”。斯大林不想再担一次“不許(中共)革命”的埋怨(讀者應該記得,上一次是他逼毛到重慶去談判),終于于該年一月底派要員米高揚到西柏坡去見“中國同志”。為期8天全面、深入也相當坦率的意見交換之后(如米問中共,斯大林這回給他們出的破壞和談的陰招兒是不是走漏出去了?中共也直接問米,為什么在幾乎所有國家都在靜觀局勢發展未采取行動時,唯蘇聯大使館跟隨國民政府搬到廣州),毛澤東在兩個日夜折磨他的問題上有了底,第一莫斯科對共產黨在中國武裝奪權的肯定;第二對他本人是中國革命領袖的肯定。有了這兩條在胸,雖比終日揣揣然(這樣的日子毛忍受了多少年!只從他不管形勢多緊急險惡,都絕對親自控制對“遠方”的聯絡即可知)要好得多,但還不足以使他在戰后世界新格局建立的過程中,走上“一邊倒”這類成熟政治家原則上不取的地步。
  后來發生了什么,讓他下了這樣的決心?
  當時,更具體說,在南京攻克之后的五、六月間,有兩個人物——兩個處在對立的營壘卻都不希望見到中國被孤立在世界之外的人物——周恩來和司徒雷登(我們都知道他那時雖然已經不是駐華大使,但仍是桃李滿“國共”的傳教士教育家)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不使中美間游絲般的聯絡一下子斷個干凈,周恩來幾乎在南京一攻克,就派司徒的高足黃華進駐這前國都,還安了個“中共南京軍管會外僑事物處主任”的名目,以便與恩師正式聯絡;而司徒也正通過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還有一個主動請纓的陳銘樞等,努力了解新政權對中美關系的態度和高層接觸的可能。
  事實上,在積極地活動著的雙方的后邊,都有著強大的、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制約力量。中共方面是反帝、滅資喊了幾十年的“左”;美國方面是在國會很有勢力的麥卡錫潮流。雙方數渠道幾經接觸,包括小心翼翼的探詢、解釋、預測和討價還價,最后找到一個好借口:6月24日,請這位燕京創始人像往年那樣回北平學校過生日。
  這確實是一個借口,因為黃華前往“拜望司徒雷登,轉達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訊息:如果司徒希望訪問燕京大學,則毛、周歡迎他來北平”時候,已經是那生日之后的四天6月28日。但就在這時,一個令中共意外的局面發生:本來取主動態度的美國突然躊躇不前、司徒對這個他所盼望的結果的回應也相當低調。他回答說:他“雖然希望回燕京,但目前似無可能。而且像他那樣的‘衰弱老人’長途乘坐火車太過勞累。”但正如我們今天通過閱讀歷史文獻已經了然的,這并不是他本人的態度,因為在他向美國國務院報告中,他說的是:“此行定能推進相互之間的更好了解,并增強中共內自由派反蘇分子的力量。它將為美國官員提供唯一的機會與中共首腦進行非正式的談話。此種機會可能從此不再。這將是一個富有想象力和冒險精神的象征,顯示對于中國正在進行的變化的開明姿態,并使今后中美關系獲益。”
  和后來中共常常表現出的強硬態度不同,為挽回局面,黃華再一次表示誠意,說“所有鐵路可以供他使用”,甚至司徒要乘坐自己的飛機,也可以安排——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周恩來所盡的最大的努力。
  當時最為焦急的人是以私人秘書身份為司徒操持一切的傅涇波(傅出身滿族破落貴胄家族,曾是燕京品學兼優的窮學生,對淀積千年的中國高層政治運作具天生感悟)。他得到黃華答復后,勸司徒雷登先斬后奏、立即動身。耿介的司徒罵他“小玩鬧”,隨即按部就班報告請示。他心里有數:會見周恩來的指示本來自美國。他沒有考慮到政局的瞬息萬變。如果當時的美國國務卿不是艾奇遜,而是別的有担當的勢力人物,批復可能會如司徒所期待地適時到達。無奈艾奇遜不敢擅自做主,將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拿到國會去討論,回復到達:干干脆脆的“不許可”,并命令他立返華盛頓。
  中國有句俗話,叫做“熱臉貼到冷屁股上”,這是放到誰身上都覺萬分屈辱與惱火的事,何況正經歷著“天翻地覆慨而慷”、已經拿穩了蘇聯不會換馬、對老美扶持自由派早已瞧在眼里記在心里、好不容易有條件地向黨內溫和派讓了一小步的毛澤東。用不著等到7月2日傅涇波將美國的這一決定正式轉告黃華,毛澤東已于三天前在他載入冊的講話《論人民民主專政》里,決絕地為新中國外交定了向:“必須一邊倒”,“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當美國一個月后發布了那份《中美關系白皮書》之后,由偉大領袖親自撰寫的氣勢恢弘的“五評”隨即出臺。中美關系降到有史以來最低點。兩年后,朝鮮戰爭爆發;二十年后——越戰。二十三年后——尼克松訪華。毛澤東那時連路都走不穩了,卻迫不及待地要親自到機場去接。
  雖然他的子女都說俄文,毛澤東終生學英文而不碰俄文,并堅持用西方訓練的私人醫生(即后來寫了回憶錄的李志綏)。“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在他心里究竟是怎樣的呢?

2013-08-19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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