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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離看美國 I --歷史深處的憂慮 第十四封信
近距離看美國 I --歷史深處的憂慮 第十四封信
林達     阅读简体中文版

盧兄:你好!
  收到你的來信很高興。你談到由于辛普森案所反映出來美國的種族問題,希望我對這方面的情況作更多的介紹。這也是我很想多談一些的題目,但是,要講清楚很難。首先是題目太大,其次是因為太復雜,在這樣短短的信里,只能講到一些皮毛。可是我還是希望能夠盡量談一些,使你有至少有一點大致的印象。
  這些日子,美國又很熱鬧,趁著辛普森案所激起的美國黑人的種族情緒,一名黑人領袖出來號召,在馬丁·路德·金當年領導“走向華盛頓”的百萬黑人大游行 30多周年后的今天,再進行一次同樣的活動,也就是,再來一次到華盛頓的“百萬黑人大游行”。這立即引起了全美國社會的關注和許多不安。人們担心,在這種時候,舉行這樣的活動,是否會煽起更大的種族情緒,甚至有人趁機挑起黑人對其他種族的仇恨,担心這么多黑人聚在一起,舉行以"種族"為主題的集會,是否在“群體效應”的影響下,發生一些類似騷亂的事情,更担心萬一發生騷亂,萬一再和警察之類的發生沖突, 又要引起什么社會動蕩。 人們記憶猶新,在民權運動中,人們的情緒,尤其是黑人的情緒是多么強烈,沖突是多么容易發生。馬丁·路德·金的偉大,正在于他站在干柴邊上,卻能夠不去點燃一堆可以利用的烈火,而是主張和平和非暴力的抗議。問題是,這一次活動的發起和組織者,卻不是馬丁·路德· 金,人們的担心實在不是無緣無故的,因為這次“百萬黑人大游行”挑頭的,正是 “黑人伊斯蘭國”組織的領導人法拉肯,在我前面的信中,曾經提到過這個人物。這個組織歷來觀點激進,法拉肯本人也以發表大量的反猶太民族的言論而著名,而且他所發表的言論里,除了反白人之外,也反美國人中的越南裔和朝鮮裔,還反天主教和同性戀,總之一向是樹敵頗多。他的演說能力,也就是鼓動群眾的能力,在大家都很能言善辯的美國,也是非常出名的。他還邀請了辛普森和所有的黑人中的名人參加這個集會。
  這個集會預定的地點,是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中心地帶,國會大廈前面的廣場上。我想,最不安的應該是總統克林頓和美國政府,因為不管惹出什么麻煩來,首先總是政府的麻煩。那么美國政府能不能找點什么理由,阻止這樣一個活動呢?這是不可能的。國會大廈前面的廣場,是理所當然的“公共論壇”,而“集會自由” 又是被涵蓋在“言論自由”里面的,屬于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范圍。如果美國政府表現出哪怕是一點點被懷疑是阻擾之類的舉動,那么它將要遇到的麻煩,就遠遠不止是一場集會了。因此,現在的美國政府,不管它對于一個這樣的集會實際上有多么不安,它最聰明的做法就是積極配合,提供一切方便,擺出一個落落大方的姿態。也許你會問,對于這樣前景不可預測的“巨型集會”,美國政府不能公開阻擾,那么能不能暗中搞點小動作呢?
  我想,這是每一個手中握有很大權力的人,心中無法抵擋的誘惑。美國政府也不例外,它也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歷史階段,試過搞點小動作,為自己減少麻煩。但是,在美國這樣一個經過認真設計的國家制度下,這樣做對于政府和操作者,都非常非常危險。首先是一旦被揭露,將成為一個爆炸性的政治丑聞,涉案的人們沒有必要為此搭上自己的政治前程;還有就是在美國這樣的制度下,這類事情很難避免早晚有一天會被揭露。對于美國在歷史上走過的這樣的階段,我也想在這里向你作一點介紹。
  我前面談到過,美國政府對于國內的形勢感到最無從把握的,就是六十年代的動蕩,這也是美國政府最容易一發急就挺而走險的時候。正在進行的越戰,也是這種動蕩的一個重要的起因。1969年,就有兩個美國知識份子,布盧姆和瓦斯寇,他們也是熱衷于民權運動的積極份子并且屬于一個叫“結束越戰新動員委員會”的組織,策劃了一場大的反戰游行集會。當時,他們想使得集會規模盡可能大一些,就去聯合當地的黑人一起參加。但是,當時的黑人更關心的是他們在社會上的平等權益。應該說, 他們是當時美國社會上兩股不同的力量,是動蕩的兩個不同的源頭。他們分開“折騰”,已經使得當時的美國政府頭痛不已。問題是,美國政府和老百姓一樣,也是第一次遇到60年代的許多新思潮新問題新騷亂,誰也不知道這種動蕩是什么走向,到底會產生多大的“破壞”。因此,當時的美國政府,當然希望情況不要向失控的方向發展,當然希望這種騷動不安的力量越小越好,越分散越好。
  有的黑人組織對于這場反越戰的集會是非常支持的,但是他們很想聯合的“黑人聯合陣線”卻沒有多大興趣。大型的抗議集會的組織,經常有財力上的問題,于是,這個“陣線”的領導人就提出,他們可以動員他們的成員前往白人的反戰集會 “助陣”,但是白人的反戰組織是否能給黑人自己的集會捐點款,比如說,他們來一個人得到一美元的捐款?為此,他們舉行了一些協商會議。
  這種主意提出后,在“新動員”組織中當然馬上就引起了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這可以考慮,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民權運動是自愿參加的,這么一來不是成了交“人頭稅”了嗎?但是,總的來說,他們兩個組織之間達成協議而進行聯合行動的可能性還是非常大。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新動員”組織收到來自“黑人聯合陣線”的一封非常不禮貌的催款信,而不久之后,“黑人聯合陣線”也發現一張評論這件事情的傳單,傳單的文章中間, 印了一只黑色的猴子, 文章的題目是“給他們香蕉!”此后, “新動員”組織的反越戰大集會依然如期舉行,而且很成功,但是“黑人聯合陣線” 沒有參加。這兩個組織,也從此產生隔閡而疏遠了。
  誰也沒有想到,所謂的“催款信”和傳單,都是當時的聯邦調查局實行的一個秘密“反間諜計劃”的杰作。當時美國的反戰者和民權運動的組織,都是他們這個 “計劃”干擾和瓦解的目標。聯邦調查局的這個計劃,是在60年代末期美國政府對于國內騷動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候設立的,得到當時的局長胡佛的同意。但是搞出這套計劃的人都知道,弄不好,這就是自己給自己埋下的一個定時炸彈。這種做法的 “違憲性”,人人皆知。但是,可以想象,美國政府中搞出這些計劃的人,當時也是給逼急了。在美國的憲法里,非常特別的一點,就是它的實行不允許有任何假設條件下的變通。
  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美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中止人民可以享受的憲法權利。我記得自己第一次注意到這一點,是在文革剛剛結束時看的一本美國小說里。 這本小說好象叫“代號R密件”。這種書在美國,是標準的所謂“暢銷小說”,就是情節緊張引人入勝而且價格便宜,最適合在旅行中消磨時間。暢銷小說的作家都是以掙錢為目標,他們自己和評論界都不會認為這些暢銷小說有什么很高的文學價值。這本書也不例外,很“好看”,充滿了緊張的氣氛。小說假設了以聯邦調查局局長為首的一幫美國政府官員,陰謀通過一個類似緊急狀態法的法案,以期可以在宣布非常狀態的時候,就使權利法案失效。經過緊張的種種情節之后,最終陰謀被揭露,沒有得逞。我到了美國以后才知道,這種對于我十分新鮮的東西,它的內容對于美國人是老掉牙的永恒主題。這就是自從建國以來,民眾就天天在那里圍繞著種種細節和政府計較的問題,即美國政府如何做到無例外地保證人民享有憲法權利。
  正是因為無例外,因此在60年代美國的騷亂此起彼伏的時候,美國政府并不能因此借口什么“緊急狀態”而絲毫減少人民的各種表達意愿的權利,要游行的還是照樣游行,要集會的也照樣集會。著名電影明星簡·芳達在越南戰爭打得炮火連天的時候跑到越南北方,穿上北越軍裝,在北越的高射炮上擺個姿勢拍照,還發表在美國的報紙上。干得如此出格,政府也拿她沒辦法,找不到法律依據去懲罚她,只好隨她去。很多人恨她恨得咬牙切齒,最多也只能是不去看她的電影,這也不妨礙她的電影得奧斯卡金像獎,風光至今。
  在60年代情況越來越不明朗,民間組織多如牛毛的情況下,聯邦調查局作為一個專門對付國內犯罪的機構,壓力也確實很大。他們有一個任務是維持政府機構和首都華盛頓的安全, 但是在60年代末期, 每年至少有4,5次幾十萬或上百萬人的 “華盛頓游行”,還有無數次幾乎整年不斷的小一些的集會,在國會大廈,白宮,國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樓等附近的廣場舉行。大多數示威者是和平的,但是也不斷有一些人,試圖進入五角大樓,爬白宮的籬笆,其中也有少數“戰斗性”特別強的,鼓吹要燒毀橋梁,扔炸彈和殺死警察。聯邦調查局也確實很難分辨,哪些人只是威脅,說不定真有幾個是要真干的。結果,聯邦調查局終于出此下策,搞了這個秘密計劃,主要目的是搞清情況,同時也做些不光彩的“小動作”。
  正因為這是對美國人民特別敏感的憲法的“明知故犯”,因此這個計劃成為當時聯邦調查局的最高機密之一,再三強調絕對不準泄密。實際上,這個計劃的壽命十分之短。 1971年3月,一名聯邦調查局的官員文件失竊,其中有一份文件恰好是有關這個計劃的。事情一發生,聯邦調查局的高層官員就非常緊張,立即全部停止了這個計劃。這個時候,這個計劃已經有了五個分支,從這五個分支和他們的活動來看,他們的目的確實是為了減輕潛在的騷亂,暴力和動蕩,減輕社會在這方面的壓力。在他們的活動中,確實沒有特別的種族傾向和觀點傾向。
  例如, 他們的目標中既有黑人的種族主義激進組織,同時也有三k黨和一些被稱為“仇恨的白人”的各種組織。聯邦調查局的這個秘密計劃成員,甚至已經控制了三k黨的一些基層組織, 并且不斷勸阻它的成員不采取暴力行動。他們當時的目標并不明確,只是尋找一些他們認為有暴力危險的組織,但是也正是因為沒有什么明確的界限,所以他們所違憲調查的組織和個人,范圍非常廣泛,也就是說,侵犯了無數“個人”的憲法權利。
  由于這個計劃執行的時間并不長,聯邦調查局害怕暴露,又主動及時停止了整個計劃,因此在此后的四年中,問題一直沒有被外界所知。直到1975年,美國國會的參議院舉行了聽證會,是為參院一個專門研究政府情報部門運作的委員會舉行的。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丘奇參議員,所以人們都稱它為“丘奇委員會”。他們發現聯邦調查局大量的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行為,例如,瓦解示威,竊聽,檢查信件,檢查銀行收支,甚至查看私人的垃圾。
  這一切,證實了當初在美國政府要求設立這樣一個全國性調查機構的時候,美國人民對于這種性質的機構最担心它會發生的問題,已經確確實實如預料般地一一發生了。這就是美國國會當初寧可罪犯逃過一個州就抓不住,也死活不肯讓政府成立一個全國性的警察機構的原因。 我曾經告訴過你,直到美國成立100多年之后,國會才勉強同意政府成立一個20人的聯邦調查局。這一類的機構,一直是美國民眾最不放心的地方,因為它最容易步入歧途。
  我前面所提到的反越戰“新動員”組織的領導人布盧姆等人,是在讀了有關國會聽證會的報導之后,才知道他們自己曾經是聯邦調查局的目標。于是,他們決定上法庭起訴。但是,他們也只是聽說有這個秘密計劃,作為原告,他們甚至都不知道,到底在聯邦調查局中,哪些具體的人應該成為他們起訴的對象。結果,他們還是從報紙上的國會聽證會的報導中,找了五個人的名字作為他們的被告。
  他們這個案子一開始的時候并不順利,因為他們手里沒有多少證據。他們只能查到聯邦調查局的一般資料,卻看不到這個秘密計劃的檔案,這也是聯邦調查局這一類的機構容易失控的原因之一。在美國這樣一個憲法至上的國家,這個秘密計劃之所以會誕生,而且存在幾年,能夠侵犯大量公民的憲法權利,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它的發明者和執行者,對這個保密系統存有一定的僥幸心理。事實上,它的保密系統也確實使它成功地一度逃離了民眾的監督。
  但是,我們看到,在美國的制度下,這種情況畢竟還是比在其它一些國家更容易糾正。首先是做的人本身都很了解這個制度以及這樣做可能產生的后果,非常心虛。事實上,這也是這個計劃會自行中止的原因。其次,越是這樣帷幕重重,看上去叫人看不透的政府機構,越是會被國會死死盯住。這個相互制約的機制,使得這種問題的暴露在美國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因此,它最終被國會的“丘奇委員會”揭露,應該說還是必然的。“丘奇委員會”在揭開了聯邦調查局的違法事實以后,美國國會終于通過了一個“信息自由法”。聯邦調查局的秘密檔案資料在這個法案之下,都必須公開,接受監督。于是,在這個法案實行之后,“新動員”組織的這個案子也一下子絕處逢生,因為他們依法拿到了這個秘密計劃有關他們的一萬三千頁的文件。
  查閱了這些文件,他們才知道,在這個秘密計劃實行時期,他們的電話曾被竊聽,銀行帳號被查閱,他們的鄰居朋友被召去談話。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當年和黑人的“陣線”組織在反戰集會聯合問題上的失敗,原來是聯邦調查局偽造信件搞的小動作。在他們的律師查看檔案的時候,還發現了一些他們這個案子以外的問題。比如,在50年代,聯邦調查局就有過類似的計劃,針對調查美國共產黨。還有,在60年代的民權運動的集會中,聯邦調查局使用一些小伎倆,破壞過其它組織的集會,比如利用步話機誤導游行隊伍,等等。
  最終,陪審團宣布,具體參與“秘密計劃”的幾名聯邦調查局的被告罪名成立,賠償金額達70萬美元以上。他們大叫冤枉,他們辯稱,對于他們來說,這只是執行公務。但是從1971年起,美國的法律已經要求公務人員對執行公務中的行為負法律責任,只有在一個情況下例外,就是在公務員執行公務的時候,堅信自己是不違反憲法的,才可以免予起訴。在這個案子中,這些被告無法使陪審團相信這一點。
  在他們上訴的時候,美國上訴法院批示,政府任何企圖瓦解和破壞合法組織,或者恐嚇他的成員的做法,都是絕對違憲的。
  經過曠日持久的調查,這些被告在判決時基本上都已經退休了。當初的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也已經死去近十年。這些退休的被告并沒有多少積蓄,也根本賠不出錢來。最終,直到1986年,雙方達成庭外協議,減少了賠款數字,也同意由聯邦調查局替它的前雇員支付賠款。對于將來,作為被告之一,曾經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的國內安全部頭頭,查理斯·布萊南說,他相信,聯邦調查局今后再也不會去試圖恢復這一類的計劃了。
  實際上,重要的并不是聯邦調查局此后還想不想這樣做和敢不敢這樣做,重要的是,走過這樣的歷史階段之后,美國防止聯邦調查局這一類機構侵犯公民權利的法律,更為健全了,把這些有過特權的機構,也不例外地置于監督之下的機制,更為完善了。 也就是說, 關鍵是從制度上保證,以后哪怕胡佛又轉世回來當局長, “秘密計劃”也行不通了。
  回顧美國歷史上的這樣一個階段,我總是覺得內容很豐富。仔細看看當時聯邦調查局發生的違憲干擾集會的情況,他們的舉動還是相當小心,動作幅度還是很有限的。他們對于當時混亂的局面感到緊張,因此而越軌,似乎也情有可原。在社會動蕩的時候,這樣做是不是就是可以原諒的呢?美國最高法院對這一類問題的有這樣的看法。他們認為,保護個人權利,尤其是象集會自由這樣的基本權利,在平靜的年代和社會安定的時期,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在社會產生危機的時候,要做到這一點就顯得困難得多。但是,恰恰是這個時候,更應該讓人民有集會和把話說出來的權利, 讓他們有機會表達一種和當時正統的觀點不同的意見。 早在1937年,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寫過這樣一段話:“有人會煽動以暴力推翻我們的制度,我們是應該把社會從這樣的煽動中安全引導出來。但是,我們越是認識到這樣做的重要性,越是應該堅持保護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這樣的憲法權利不受侵犯。堅持這樣做,正是為了使我們能夠通過和平的手段完成所要求的社會變化。幾個世紀以來,共和制度就是建立在這一點上的,這也恰是一個依靠憲法建立起來的政府的真正基礎。”那么,這位大法官是不是太天真,太理想化了呢?是不是把復雜的社會轉變和社會動蕩看得太簡單了呢?
  再回顧60年代的美國,要求給黑人以民權,至少是美國南方各州的“非正統觀點”,要求從越南戰爭中擺脫出來,也肯定是和當時美國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相違背的“非正統觀點”。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所有的人都會看到,美國人民的這兩種“非正統觀點”,無疑是代表了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好在,盡管有聯邦調查局這樣的問題,但是,美國習慣于遵從憲法的總趨勢,還是基本保障了這樣一種民間“非正統觀點”的自由表達,也使得30年代那位大法官非常理想化的預言基本實現。美國經歷了一場巨大的變革,思想,藝術,觀念,精神面貌的各各方面,無一不受到這場變革的影響。如果當時美國政府采取強制封殺的政策,將不會阻止這場社會變革,而只會使矛盾激化。所幸的是,在美國憲法精神之下,這一變化基本上以和平的手段完成了。
  所以,今天的百萬黑人大游行,美國政府盡管有可能感到不安,但是和三十多年前相比,畢竟放松得多了。游行的那天,我也很感興趣,因為30多年前,馬丁· 路德·金所領導的“走向華盛頓”的百萬黑人大游行,我們沒有趕上,很想看看今天是個什么勁頭。盡管這個游行是趁著辛普森案之后,估計黑人的種族情緒最為高漲的時候舉行的,但是人們還是明顯可以看到,美國在三十多年來,在處理種族問題上,已經有了明顯的進步。整個集會的氣氛顯得非常輕松和愉快,就象是一個盛大的節日。
  在美國,有不計其數的“少數民族”,但是最為惹眼的種族問題,還是白人和黑人的關系問題。首先是因為黑人是人口比例最高的人種,在美國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點八,(亞裔只占百分之三點一),其次是任何種族問題,一般總是拿白人作為參照對象。一方面是白人數量大,(占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七十四),在各個層次上都占優勢,另一方面白人和黑人在美國歷史上有過一段奴隸主和奴隸的宿怨。其實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在外觀上的強烈反差。
  對于美國的種族問題,我不想在這樣短短的信里展開,我只想打破一種簡單的 “種族歧視”的傳統故事。因為事實上,從美國通過民權法,在法律上禁止種族隔離,并且通過平權法案以保障包括黑人在內的少數民族的就學就業等等,到今天已經30多年過去了。我只想告訴你,今天的美國種族問題和黑人問題,都不是一個象一加一等于二這樣邏輯清楚的簡單問題。
  例如,我曾經幾次提到的“平權法案”。30多年前,它的設立是為了保障黑人(主要在南方)在長期教育機會不平等的情況下,能有同樣的升學和就業升遷的機會。因此,它規定了在政府機構和學校等等,在招生招工等方面必須有關于種族的硬性指標比例。比如,郵局有十個工作人員,其中一定要有兩個是少數民族。大學招生也是如此。當時,除了一些有種族主義傾向的白人之外,大多數的白人和同是受惠者的其他少數民族, 都是贊同這個法案的。 但是30多年以后,有些情況反而變得含糊不清起來。今年,加州大學首先提出要取消招生時的平權法案,就是這種變化的一個反映。是不是主張取消平權法案,就是說明種族主義抬頭呢?似乎問題并不那么簡單。平權法案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一目了然的,我就不多作解釋了。我想還是談談它所帶來的問題,使你可以了解問題的復雜性。
  平權法案的原意之一,是為了克服憤恨和偏見。但是,在實行的過程中,卻在一些地方意外地制造了這樣的結果。在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市,是一個標準的南方城市, 它的消防隊在1968年雇用了第一個黑人消防隊員,在8年之后,才雇了第二名黑人。但是,在1981年以前,這個消防隊一直沒有一個黑人長官級的人物。1981 年,這個市的第一名黑人市長把一個雙方同意的判決簽署為當地的法令,開始嚴格執行的黑人和白人在雇用和升遷時的一對一比例。在這種平等權益的措施之下,反而在這個消防隊造成了另一種連續的“不平等”。比如說,在1983年的升級考試中,為了“平權”,市政府挑了兩名考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白人,然后,跳過另外76名白人,晉升了三名黑人,他們的成績在這76名白人成績以下,卻是黑人中的最高分。官階本身還牽涉到工資的晉升,幾年之后,考得好的白人消防隊員終于告上法庭。在今年四月,美國最高法院批準了上訴法院有利于白人的判決,理由是這個地方法,違反了1964年民權法和憲法中的“適當程序”規定。這只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是,類似的問題很多。有時甚至受到影響的不僅僅是白人。
  少數民族在30多年之后,也有了不同的變化。例如,加州大學如果取消“平權法案”的話,那么受到損失和得益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調查表明,如果在招生時不再照顧種族因素,白人學生的比例幾乎沒有什么大的變化,只有非常微小的上升。入學數量減少最多的將是黑人和拉丁裔的學生,唯一的明顯受益者,是美國的亞裔學生。也就是說,現在正在實施的“平權法案”,在這個學區實行的時候,實際上是一個少數民族占了另一個少數民族的名額。
  最近,美國的最高法院裁定,根據種族而給予優惠,幾乎總是與憲法精神不符的。但是,這是美國的一個歷史包袱,最高法院也不是要求停止這一做法,而是要求執行時不要失之太寬。 從這一裁定以及簡單的邏輯思考中, 我們都可以知道, “平權法案”這樣的法案,只能是一個歷史文件,它的壽終正寢是一件早晚的事情。當歷史條件逐步改善之后,每一個移民,每一個少數民族,在這里都必須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得到收獲。“平權法案”給了所有的少數民族一個調整和提升的機會,抓住這樣一個機會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否則機會就會過去。
  種族問題在美國是非常敏感的。曾經有過一個著名的美國華裔作家寫過一篇文章,把美國稱為“自嘲國”,因為美國給一個外來的移民印象最深的就是整體氣氛特別輕松,輕松到了別的國家都要指責它淺薄的地步。上到總統下到百姓,一開口總是先開玩笑,而且經常是拿自己開玩笑,所謂自嘲。但是,這位作家也馬上就發現,這種情況是有例外的,那就是美國的少數民族不在其內。美國有很多笑星,每天滔滔不絕妙語連珠,但是一般來說,他們只敢嘲笑白人,一旦不小心走火嘲笑了一個黑人,或是拉丁裔亞裔,就很可能會搞得“吃不了兜著走”。弄不好還要打一場官司。
  不僅如此,實際上,在美國的白人變成了兩部分。一些人依然是種族主義者,他們發表他們的種族主義言論,但是,大勢已去,他們并不是這個社會的主流言論。其它的大多數白人,尤其是自由派的白人,他們不知不覺地為一個遙遠的,似乎成了他們理所當然的共同祖先的“白人奴隸主”,在那里背負一個歷史負担。他們絕對不敢在公開的場合談到美國黑人所存在的問題,唯恐自己被叫做“種族主義者”。而美國的少數民族,包括黑人在內,也絕對不愿意在所有的種族都可以看到聽到的公眾論壇上,談到自己的問題。生怕因此而更被別人“歧視”。這在美國,幾乎已經成了一個“循環”。越是不正視和糾正這些的弱點,問題越多,問題越多,也就更不敢去碰。不管怎么說,這只能說明在這個問題上,美國還沒有能夠“輕松”起來。但是,一個不敢反思反省,不敢正視自己弱點的種族,是不會真正健康強健起來,也不會真正受到尊重的。因此,在30多年后,當美國的黑人再一次舉行“百萬人大游行”的時候,這個集會表現了它特殊的意義。在美國,這是第一次,全國這么多黑人聚在一起集會,主題不是抗議白人和美國社會的不公平,而是面對和正視自己的問題。它要求黑人的成年男子參加,主題是“共度贖罪,和解和承担責任的神圣一天”。在集會上,黑人兒童的代表站在全美國民眾的面前,向所有參加集會的和沒有參加集會的黑人成年人呼吁,“停止毒品,停止犯罪,停止虐待”,給我們一個健康成長的環境。盡管法拉肯長達幾個小時的講話有著不少邏輯混亂的地方,仍然用偏激的觀點解釋歷史,盡管他的講話,還是被許多人認為是在搞政治花樣,試圖提高聲譽,但是,他畢竟清楚地向全美國的黑人表達了這樣的信息:你們沒有什么特別的事情要做,你們所要做的,就是回到你們的社區,使它變得更好,更安全,把它變成一個適合生活的地方。你們不要一味只是責怪白人如何如何,你們要從自己做起,承担責任,建立起自己的經營,建立起自己的經濟,戒絕各種惡習,戒絕暴力和毒品,尊重“為我制造未來”的妻子。
  這次集會,由于它的發起人法拉肯是一個出了名的反猶太民族的“種族主義者”,也是一個出了名的偏激言論者,因此大大削弱了這次集會所引起的反響,但我還是覺得,這是美國黑人的一個重要的歷史性事件。
  事實上,奴隸制是一個社會制度的罪惡,而不是種族的罪惡,只是在美國,在一個歷史階段,它恰與種族相連。當時,奴隸主基本上都是白人,奴隸基本上都是黑人。但是,在今天,把這種制度的罪惡過度地和種族相連,并不是合理的事情,哪怕是在有這種歷史負担的美國。一些善良的美國白人年輕人中,很多人至今還有對印地安人和黑人的負罪感,和他們談起來,他們比我還要不愿意提到黑人的“問題”,他們在潛意識里總覺得黑人的一切“問題”,都是包括自己在內的白人造成的,我的朋友勞拉就是一個典型。也有一些人感到十分冤枉。比如我的朋友杰米,他就一肚子委屈地對我說過:“憑什么一說白人就說是奴隸主,我的祖先移民來的時候也是窮人,最窮的愛爾蘭人,(愛爾蘭移民在美國確實曾經是出了名的窮),他們也是奴隸。再說,那些白人怎么買到的黑人,是他們的黑人奴隸主賣了他們!” 他說的確實都是事實。我聽了一名黑人主持人的談論節目才知道,實際上,在美國歷史上,還出現過自由身份的黑人蓄奴的。由此,你可以看到,這是一種制度的罪惡,而不是特定與某一種族相連的罪惡,但是,美國的歷史卻使得黑白雙方都負担沉重。
  作為一個有過被白人奴役歷史的民族,終于能夠拋開歷史的心理負担,從重建自己的角度尋求在這個社會的平等和自由,這是非常不容易的。盡管要真正做到這一點,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能夠站到這個起點上,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
  我想到,曾經聽過一位在這里移民幾十年的華裔長者說,當初華裔美國人在這里能夠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還是仰仗了黑人的民權運動。在今天,依然有一批黑人在思考平等和自由的問題時,走在華裔美國人的前頭。我想起著名的現代黑人女詩人瑪雅·安吉魯給她的學生提出的問題: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別人?人能不能夠不解放別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別人?仔細想想,這真是很有意思。在考慮種族問題的時候,所有的人,不論他是哪一個族裔,似乎都可以先考慮一下安吉魯的問題。
  這次黑人大集會,整整一天美國首都華盛頓幾乎都工作停頓,因為交通基本中斷了。現在美國最著名的黑人領袖杰西·杰克遜講了話,黑人女詩人瑪雅·安吉魯也在大會上朗讀了她的詩作。但是辛普森并沒有出席,我想他沒有出席的原因之一,是他自己也知道,即使在黑人中間,仍有很多人認為他是有罪的,他沒有必要冒險出現在任何公眾場合,他還吃不準公眾對他的反應。
  另一個大家關心是否會出席集會的人物,是美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也就是掌實權的三軍指揮官,黑人鮑威爾將軍。這個時候,他是全美國調查下來聲望最高的一個政界人物。美國人都在期望明年他出來競選總統。民意調查說明,比起現在的克林頓總統,以及作為克林頓對手一些共和黨領袖,鮑威爾在民眾中的支持率都要高得多。民意調查中還有一個有意思的情況,就是在黑人中,有更多的人支持克林頓,而在白人中間,卻有更多的人支持這個黑人將軍鮑威爾。最終,他沒有出席這個頗受爭議的法拉肯召集的黑人集會,他回避了。
  因為這不是一個主流社會的集會,而且還是一個有爭議的集會。除了它的召集人使人感到不放心之外,還由于它提出要黑人男子參加,而被包括一些黑人學者在內的人們,斥之為“性別歧視”。一些自由派攻擊它是保守的,但是一名保守派的談論節目主持人,又因為他在電視播放的集會中,只看到一面國旗,而且是倒掛的,為此憤怒不已。可是,不論這個集會產生怎樣的爭議,這些人有權利站在這個廣場上,表達他們的喜怒哀樂,這就是美國憲法的精神和原則。不僅是集會,連集會以后人頭數得不對都不行。當華盛頓的公園管理局宣布他們估計集會人數為40萬的時候,法拉肯還不干了,宣稱要向法院控告,說是公園管理局有意低估了集會的人數,是種族主義。結果,當局只能采用可能找到的科學手段,盡可能精確地為他重新估算。最后算下來的結果大約是80萬人左右,法拉肯因此又爭回一口氣來。
  我又想起他站在臺上,周圍站著一圈保鏢。這家伙可真是能說。法拉肯當然也知道,在這個國家很多人都不喜歡他。但是,看來他還是滿喜歡這個國家。在集會上,他就是這么說的。因為,他說,只有美國,會讓我站在這里,說出我想說的話來, 雖然,你們也許并不喜歡我。你說,這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就寫到這兒吧。謝謝你給我們寄來了小田田的畫兒,畫得好極了。
  祝 好!
   林達 

2013-08-19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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