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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駒:《雪白血紅》蒙難記
劉家駒:《雪白血紅》蒙難記
劉家駒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89年8月,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張正隆撰寫的長篇報告文學《雪白血紅》。該書頌揚了我軍在東北解放戰爭中從弱到強的巨大勝利,由于真實地表現了指揮這場戰爭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在軍內外以及部分領導人中引起軒然大波。

我作為這一事件的當事人和知情人,如實地把這場鮮為人知的“大波”記錄下來,留給歷史并供公眾評說。
 

年輕人勇闖禁區寫林彪

1988年初夏的一天,沈陽軍區的作者張正隆來京找我,說:“總政批準撰寫解放戰爭回憶錄的長卷, 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沈陽軍區分工撰寫遼沈戰役,軍區文化部研究決定,讓我來担負這一寫作任務。”兩年前,解放軍出版社要我寫林彪傳遭到封殺,冤情未了,現在又來了個牛犢闖禁區。我知道,這是解放軍出版社另出的新招,以為只寫軍事斗爭, 遠離政治事件就不會引火燒身。我對張正隆說:“有冠冕堂皇的官方出面,您的采訪絕對通行無阻,不需要來找我。”張說:“是我們部長的主意,說你能打通關節。”
 
沈陽軍區文化部部長是我的老戰友,他知道我采寫林彪傳受挫,手中肯定有不少知情人的線索。可我心底生疑,沈陽軍區有的是經歷過戰爭的文化人,**戰爭的征文都參加過,筆下功夫也深厚,他們上馬豈不是輕車熟路?為什么偏偏選個沒聞過火藥味的張正隆,解放戰爭他才幾歲?戰爭、戰亂有多少感受?我和老戰友部長通了話,問他,寫戰史為什么不用“老槍”?部長解釋說,我挨家挨戶去求過,沒人愿意出山,都有后怕,張正隆有紅衛兵的沖勁,不識忌諱,更不會心有余悸地瞻前顧后。部長要我相信,這支“新槍”保證能完成軍區給他的任務。

經驗告訴我,經歷過戰爭的作者,能最真實最充分地展現戰場的血與火。文革開始,這批“老槍”被推到第一線參加批判“十七年的文藝黑線”,橫掃舞臺上的資封修,十年文革結束,又反過來批判他們的極左,好多人已心灰意冷,堅決表示擱筆洗手。我理解部長的苦衷。我告訴張正隆,只要你敢往前沖,我會全力支持你,我來安排你在北京的采訪活動。

我帶張正隆走訪老軍們

從這天開始,我帶張正隆訪問了參加過遼沈戰役的老兵老將和林彪女兒林豆豆,還有一大幫林彪身邊的工作人員和知情人。張正隆如魚得水。經過幾個月的采訪,他滿懷激情地對我說:“劉老,我像進了一塊沒有開墾的處女地,再也不想出來了。”

我感動了,張正隆像一張白紙開始書寫我軍的歷史,他沒有偏見,又懷有激情,上了路肯定會得到收獲。
 
我熟悉張正隆。1981年,我帶一批軍隊作家走訪東北邊防,來到張正隆所在團,他的宣傳股長引薦了他。我讀了他一篇寫紅衛兵到部隊經受磨礪的作品,文筆雖稚嫩,卻有棱有角。我欣喜不已,決定把他帶上和我們一起轉悠,讓他和軍旅作家切磋。由此,我們建立了友誼。

張正隆懷有寫東北解放戰爭的使命,全身心地投入,邊走訪邊大量地讀書。我給他推薦了麥克阿瑟、隆美爾的傳記,他不滿足,自己上書店買回一捆又一捆的書來給自己“十全大補”。采訪沒有錄音器,全憑耳聞手記,晚上就整理筆記,有人說他一天工作15個小時。正是他沒有戰爭閱歷,什么都感到新鮮,什么都想打聽,連只言片語都會刻進心碑。我看過他的筆記,他善于從生活中的細微末節去研究人,判斷人。
 
艱苦的勞動,得到了豐收,有人說他是在用腳寫作。他確實走了大半個中國,訪談200多人,挨凍、受餓、冷遇都經歷過。最讓他興奮不已的是,走進了北京西山軍委的檔案館,那里史料又全又多,他抄出了MZD和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在遼沈戰役中你來我往的(不少是林毛相互爭執的)全部絕密電報(報頭上有++++)。構思《雪白血紅》時,他幾乎是用電報串成了全書的主軸。
 
我讀了他的初稿,發現他文筆大為長進,語匯也生動,從當事人口中得到的情節和細節都得到真真切切的表述。一個未聞槍聲的戰士,像突然變成了一名老兵,全篇幾乎挑剔不出多少敗筆和漏洞。特讓我感動又吃驚的是,張正隆以他樸素的善惡感情,描繪了我們多年不敢觸摸的戰爭中的人性與殘酷。他那橫沖直撞的走筆,打破了我們一直恪守的用階級觀點區分戰爭正義性和非正義性的戒律,對敵我雙方反人性的做法,他都一視同仁地進行譴責。他的初稿讓我看得心都發緊了!更讓人心驚肉跳的是,他花了大篇幅記敘了林彪指揮的“機智”、“果斷”、“冷靜”和 “穩健”,和林獨特的、像拿破侖一樣癡迷戰爭的個性。他是調動了文學手段在真情地刻畫,把一個頂天立地的統帥形象,活生生地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張正隆走南闖北地采訪,看到整個社會十多年來批判林彪的余燼未消,連戰爭中林彪應有的戰功都給以否定。特別是一些秉官方政治結論為天條的作家史家,充分利用了報刊這塊“無產階級的陣地”,把林彪的形象涂抹上了一層厚厚的煙墨,說他剛進入東北戰場就畏葸不前,當了個逃跑將軍;打四平,MZD要他打成馬德里,他不敢碰硬,不請示中央,私自下令撤退;打錦州有三次動搖,是政委羅榮桓嚴厲地批評了他,才被迫打的。……污水全潑在林彪身上。胸懷正氣的張正隆,在他的《雪白血紅》的自序中憤怒地喊道:“10億人的泱泱大國,那么多作家、史學家在做什么?”“一會吹捧”,“一會批判”,“變臉兒的史料可信嗎”?“歷史像個婊子,唯權勢者可以弄它一下!”
 
我對張正隆欽佩又憂心,說:“你的膽子太大了,就不怕有人找你算賬么?”

“劉老吔,”張正隆說,“四野的干部戰士一談起他們的林總,沒一個說他不好,有的說著說著就流淚了,我天天在受感動,能不記下嗎?下筆的時候,我省了又省,刪了又刪,生怕給編輯部帶來麻煩,才留下這些。”

我算了一下,寫林彪的文字全書至少要占15%的篇幅,在這個還在清算林彪老賬的共和國,書稿肯定要挨棒子胎死腹中。我警告他:“你別以為改革開放了,政治關口是無論如何不會給你松動的。”

“我已經盡力了,再刪再砍,就傷筋動骨了,編輯部怎么處理,是他們的事了。”
 
我熟知總政的文宣部門,我叫他們是“文藝戰線上的**部”,他們中的老左就像狙擊手,只要有人站出來吆喝一聲是“反動的”,一本書就會灰飛煙滅。

兩年前,軍內某作家送來他精心構思的短篇小說,故事發生在“對越自衛還擊戰”時期,連隊俘獲了一名重傷的越南女兵,女兵不吃不喝,又拒絕治療,寧死不屈,連長要處決,衛生員保住了她,回撤時,背著她行軍,一路上呵護她如對自己的戰友,女兵感動了,漸漸地生發出朦朧的愛。一天,衛生員醒過來,發現女兵死了,是被人用繩子勒死的,衛生員的感情像決堤一樣崩潰了,他對空鳴了三槍奠祀。之后,遭到逮捕……

這篇僅6000字的作品,在編輯部傳閱,引發了轟動。有人指責它是蘇聯小說《第四十一個》的翻版,是典型的修正主義人性論文學;有人叫好,說寫出了戰爭中人的情感深度;還有人主張用內參上送。我在想,張正隆這部有角有剌的書,要在黨文化哺育下的人群中通過,千百根政治棍子打將下來,絕沒有人同情他是個初生牛犢。
 
我趕緊去找出版社《星火燎原》編輯部主任王偉,我告誡他:“張正隆的書危險系數高,定會遭到官方的和社會的亂棍齊下,你怎么辦?”王偉說,“我考慮過,先到外地發行三個月再回到北京上市,封殺了,我們也不會蝕本。”

王偉很天真。《雪白血紅》第一版就印刷了93000冊。書在外地賣勢很好,不到一個月就銷售一空,王偉眼熱了,忙不迭地向北京各個書店投售。

僅幾天工夫,厄運來了。
 
黨政軍要人發話討伐《雪白血紅》

原總參作戰部長蘇靜從電話里急切地告訴我,說彭真看了《雪白血紅》,氣極敗壞地把書舉在空中抖動,對他的秘書說:“林彪難道比MZD還英明嗎?”

剛退下來的裝甲兵副司令員賀晉年,寫信給軍委,指責這本書是在為林禿子翻案,要軍委馬上當頭棒喝。

時任國家副主席王震看了,怒火中燒,舉起手比劃成手槍狀,大聲疾呼:“把這樣的反黨亂軍的作者留下有什么用?”

這都是蘇靜傳給我的信息。蘇靜是老中將,他的上層活動多,消息靈通,我相信他說的。

軍事博物館館長劉漢中將,給“雪”書列出31條罪狀,無論哪一條都能把張正隆定為***。

出版社一位領導告訴我,359旅的老兵20多人在京西賓館聚會,正火氣十足地批判《雪白血紅》,要解放軍出版社派人去接受問責。

總政宣傳部有人給我透了個更大的信息:正在北戴河療養的軍委秘書長楊尚昆看了,致信剛上任的軍委主要領導,說《雪白血紅》我看了一半,實在看不下去了!它是一部為蔣介石評功擺好,為林彪翻案的壞書,軍委必須作出嚴肅處理。
 
高層的震怒,反映了事態的嚴重性已非同小可。王偉主任心急如焚,他邀來《解放軍報》文化處的編輯商量對策。我闖去了。軍報同仁的意見是,由軍報發出篇評論文章,肯定《雪白血紅》是一部軍事文學難得的好書,它生動地、準確地、客觀地揭示了我軍在解放戰爭中艱苦奮斗的精神和廣大指戰員的英勇無畏,由于作者是新手,第一次寫戰爭回憶錄,不甚了解我軍**文化的傳統,缺乏用階級斗爭的觀點分析敵我,和平民主提得過頭了,過多地描寫了戰爭的殘酷性和資產階級的人性,過當地記述了林彪的指揮藝術,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我插話:若從學術上說,可能平息不了大家的爭議,還可能挫傷讀者的認知。是不是找幾個遼沈戰役的當事人,如胡奇才(縱隊司令),賈若瑜(縱隊政委),蒲錫文(司令部地圖科長)等寫些回憶文章,他們都曾在戰斗的第一線,所處的地位和角度都好,對廣大讀者更具有親和的說服力。軍報的兩位表示不同意,認為會挑起一場內戰,后患難抑。
 
軍報評論文章未出爐,沈陽軍區三個老紅軍的指控信送到了軍委,總政宣傳部已放風要批“雪”書。王偉緊張了,他担心的不止是封殺,還有可能對編輯部進行組織處理。他找來張正隆,要他馬上改動原著,提示他:增強人民戰爭思想的主線;不要偏離我軍的“偉大、光榮、正確”;淡化林彪的功績;刪除對我軍的黑色描述(如359旅把他們在南泥灣種的鴉片,帶到東北做軍費開支等)。
 
陳沂去見新任軍委領導,試圖挽救作者

正好,陳沂從上海來京,他是總政第一任文化部長,1957年被總政打成右派,發配到黑龍江勞改了22年,復職后到上海出任市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他在電話里召我去見他。

他每次來京,都要從我這里打探些北京的小道傳聞。我立即到北海邊上海駐京辦事處見他,并把《雪白血紅》犯了天條的事給他作了詳細的匯報。陳沂說,“明天遲浩田(時任總參謀長)請我全家吃飯,我給遲老總說說,要軍委手下留情,不要打作者的屁股。”陳沂又說:“你為什么不讓張正隆來上海找我?我事先應該給他寫個序就好辦多了,我這把老骨頭還能給他抵擋一陣子。”

我說:“現在真的要靠您了,楊白冰是你的部下,他至少要聽聽你的說法。”我說的楊白冰,已是總政主任,解放初期,他還是個西南軍區下屬的師副政委。

陳沂說:“我這個右派,又大又老,無所顧忌。”
 
第二天,我帶張正隆去見陳沂。陳老慷慨激昂,要張正隆不當軟骨頭,說:“我寫的白山黑水是在勞改農場零下40度寫成的。我把林彪寫成了正面人物,他既是東北戰場的統帥,又是普通一兵。”,最后忠告小張:“你要想當作家,先要學會打官司。”
 
一天夜間,陳沂從遲浩田那里赴宴歸來就和我通了話,說他在飯桌子上剛和遲浩田說了個開頭,老伴馬楠就干擾他,不讓他說下去。馬楠在1950年初陳沂任總政文化部長時,當了解放軍文藝的副總編輯,陳沂從右派復職到上海任市委副書記,她出任上海市的文化局長。文藝戰場的斗爭,他倆都吃盡了苦頭,她為陳沂担心,不讓陳干預這部書。陳對自己部下可以說一不二,對自己夫人總是敬畏三分。陳沂告訴我,他有另一條思路,馬上去找新任軍委領導,讓他來為《雪白血紅》說話。前些年這位領導在上海時,對他很尊重,他倆關系非常密切。
 
大約五天后的清晨,陳沂要我馬上去,說已見過軍委領導,滿意他的表態中肯。我高興地去了。一進門,見原總政文化部長徐懷中在座,他也是來聽陳傳達軍委領導的態度的。陳說:“他看了楊尚昆給他的信,認為,如何表現我軍的重大戰役是件大事,不能一出了問題就挖一鍬土把它埋了。這是歷史,總政要承担主要責任,不能只讓一個作者來負責吧?對作者只是個教育提高的問題,要保護作者。”我一聽軍委領導有如是的表態,一顆懸浮的心放下來了。徐懷中說:“這本書,編輯在處理上有責任,他們老想去沖撞禁區。只要刪除書中對林彪的描寫,只需去掉250多個字,恐怕事情就不會這么嚴重。”

徐部長原是昆明軍區的七位作家之一,其它六位在自己的作品或言論上冒犯了天條,都成了右派,唯獨他的作品,從不在政治上惹事生非。比如他的《她們在播種愛情》,寫解放軍和藏族同胞軍民友情的故事,得到官方和社會的肯定和好評。他對《雪白血紅》,能精確地計算出250多個字的失誤,說明他在我們黨的文學王國是很有政治心力的。
 
總政下令抓捕作者編輯

實際上,事態并未因陳沂居間說項出現轉機。陳沂剛離京,總政就開始抓人了。離奇的是,由時任總政副主任李繼耐(他分管文宣口)親自出馬,還帶上總政軍事法院院長,午夜來到解放軍出版社,把該書的責任編輯馬成翼召到辦公室。李繼耐對他宣布,說他編輯的《雪白血紅》一書,犯了政治性錯誤,要他隔離反省。當即由法院院長把馬成翼帶走。后來小馬告訴我,他被關在總政警衛連的樓上,一日三餐送飯,洗澡時由兩個士兵持槍押著進澡堂,大池里的十多個泡澡的被趕走,小馬一個人在兩支槍下邊洗浴邊反思。

我大惑不解的是,小馬是被指派担任此書責任編輯的,對戰爭生活也是一知半解。他雖是責任編輯,只是給書稿做了些文字修飾。按規定,這部書必須經過“三堂會審”,主任看過,社長看過,都署有“同意”的批示,為什么單單的只抓一個小編輯?
 
與此同時,沈陽軍區也接到總政逮人的指令,由軍區的副政委帶上保衛部長,半夜趕到64軍駐地本溪抓捕張正隆。逮捕令是副政委宣布的,由64軍收押監護。

我在文革中看過造反派抓“叛徒”,抓的是我們軍區的三位領導人,他們都是中將銜、大區職,宣布逮捕令是保衛部造反的副部長。這回抓的張正隆,職務是團的報道員,小馬是編輯,這樣的級別只是軍隊的芝麻官,即使《雪白血紅》被定為政治事故,按常規至多也是個人民內部矛盾,為什么要用相當高級別的領導人出面捕人?難道抓的是欽犯?再說,書稿由出版社策劃,經由總政宣傳部審過稿的提要批準的,論責任誰的責任更大?

一本書竟引發高層如此聲勢的鬧劇。
 
全軍準備聲討《雪白血紅》,國際輿論蜂起, 總政只好息鼓放人

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挾持兄長楊尚昆的余威,以文問罪,加大了對這部書的討伐聲勢,急令全軍上上下下都要批判《雪白血紅》的“反動性”。

這可忙壞了大區的各級領導。濟南軍區的政委正在青島警備區檢查工作,得知要批《雪白血紅》,跑遍全城的書店,怎么也買不到,他急不可待,宣布說,誰轉讓他一本,愿出300元的代價;武漢軍區請示總政,說市面已沒有此書出售,望能批準自己印刷發給部隊;南京軍區報來印數需5萬冊,干部人手一冊,連隊一個班一冊;北京軍區認為這是在擴大放毒,批判最好限于中高級干部中進行……總政不知所從,轉而電傳全軍,通報張正隆的人品,說他當紅衛兵后,在公社毆打數名干部,有致傷致殘的惡行——讓人們知道張正隆是“混進軍隊的壞人”。
 
就在軍委領導制造這一全軍恐怖事件的同時,國外媒體高度關注,紛紛發表報道和評論,無一例外,都為張正隆助陣鳴冤。

軍委領導們悟到國際輿論的不利,不得不作出改弦更張的決定。總政主任楊白冰在西直門總政招待所召開的政工會議上,借機宣布:“《雪白血紅》一書有嚴重政治錯誤,但我們還是準備解除對作者張正隆、編輯馬成翼的監禁。”楊白冰點著在座的64軍政委說:“我們把張正隆放了,你們64軍不要對他有任何歧視。”這位政委會后憤然對我們說:“安排張正隆寫書,是沈陽軍區決定的,抓張正隆是你們總政下達的命令,放人也是你們說的,我們有什么歧視不歧視的?”

抓人放人都由領導人出示口諭,無需法律程序,馬成翼關了23天,張正隆關了一個月。釋放后,張正隆對他遭受的無情整治沒有怨天尤人,仍保持了刻苦的創作作風,拼盡全力寫羅榮恒、韓先楚等人的傳記。他在政治上“成熟”了,在軍事文學的道路上,懂得繞開雷區前行。

 

2013-08-20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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