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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汪精衛》第一部份:為了革命奉獻一切
《真實的汪精衛》第一部份:為了革命奉獻一切
林思云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一部份:為了革命奉獻一切    

   
  1893年5月4日,廣東省番禹縣(今廣州),來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家里,又新添的一個男孩。這個男孩是汪椒的第4個男孩,也是第10個孩子,汪椒給這個男孩齲蝴叫汪兆銘。        
  汪兆銘是汪椒的填房吳氏所生,生汪兆銘那年汪椒已經62歲了。汪椒是個落第秀才,后來棄文從商。汪椒見這個小兒子異常聰明,就特別注重教汪兆銘讀書,在汪兆銘5歲時就開始教他認字。在父親的嚴格教導下,汪兆銘8、9歲時,就基本可以讀書了。汪椒晚年由于年老眼花,無法看清書上的小字,就讓汪兆銘每天為他朗讀詩書。汪椒特別喜歡王陽明和陸游,每天讓汪兆銘為他朗讀王陽明的文章和陸游的詩。每天在父親面前朗讀,不僅無形中培養了汪兆銘演講的口才,還使幼小的汪兆銘接受了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和陸游的豪放文風,這些對汪兆銘后來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里并不富裕,汪兆銘童年時代的生活相當清苦。汪兆銘13歲時,母親病逝,14歲時,父親又病逝。從此汪兆銘就依靠比自己大22歲的大哥汪兆鏞撫養生活。由于家境所迫,汪兆銘17歲時就開始到私塾去教書。1901年汪兆銘18歲時參加了科舉考試,以廣州府縣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秀才。        
  1900年義和團事件以后,清政府開始搞“新政”,開始大量選派公費留學生到外國留學,并給予歸國留學生舉人或進士的待遇,授予高級官職。這在當時的中國青年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有識青年紛紛前往外國留學。        
  當時公費留學生的主要派遣國家是日本,大量留學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地理位置近,留學費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維新后,日本的強國經驗對中國特別有現實意義;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漢字,所以對于中國人來說,學日文要比學歐洲文字省力很多。特別是日本還專門為中國留學生設置了一些學校,在日本教師講課時,旁邊配有中文翻譯,以便讓不懂日文的中國留學生也能聽懂講課的內容。當時日本比較有名的專門招收中國留學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學速成科(汪兆銘母校)、宏文學院、同文書院和振武學堂(蔣介石母校)。        
  1904年,兩廣總督岑春□在廣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學速成科的公費留學生,錄取人數為50名。清政府為每位公費留學生每月資助30日元,這比現在公派留學生的資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較寬裕。汪兆銘考上了這次的公費留學生,和汪兆銘同時錄取的還有胡漢民,朱執信等人,他們后來都成為同盟會的骨干。1904年9月,汪兆銘擠雜在三等艙的乘客當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當時汪兆銘萬萬沒有想到三十多年后,他以“國家元首”之尊乘專機訪問日本,更沒有想到他會客死在這片土地上,人的命運真是不可預測的事。到日本后,汪兆銘住在東京神田區神保町名叫春水館的留學生宿舍,離政法大學很近。政法大學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為主,汪兆銘在那里學習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神》,斯賓塞的《政治進化論》,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銘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樹立起推翻專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國的信念。        
  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日本全國都處于極度興奮的狀態。即使在課堂上,發表最新戰況的號外新聞一到,教授就停止講課,和學生一起朗讀新聞。日本這種舉國上下的愛國熱忱,不僅使汪兆銘十分感動,也喚起了很多中國留學生的愛國心,激發他們投身于救國救民的革命運動之中。        
  到1905年,僅僅在東京一地,就有中國留學生1萬余名,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空前的規模。中國的革命家們紛紛在留學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黨派,使日本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當時在日本主要有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黨,和主張推翻異族皇帝的革命黨。保皇黨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和梁啟超,他們反對進行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張承認清政府統治的合法性,在清政府的主導下進行漸進的立憲改革。保皇黨在海外華僑中有不小的勢力,但在日本的血氣方剛的年青留學生們,并不喜歡保皇黨的漸進穩健主張,大多數都支持革命黨激進的暴力革命方案。        
  在海外一時有很多革命黨成立,由于中國歷史上就有同鄉結黨的傾向,這些革命黨都建立在同鄉會的基礎上。有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黃興、宋仁教的湖南派“華興會”,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復會”等等。其中以孫中山的“興中會”和黃興的“華興會”勢力最大。黃興身材魁梧,儀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氣派”,很為年青的留學生們所傾倒敬仰。而孫中山則身材矮小,說話慎重,在留學生中間的人氣不如黃興高。但孫中山提出了一套“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比黃興派的單純革命相比,在海外華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1905年7月孫中山從美國再次來到日本,汪兆銘和胡漢民,朱執信等廣東同鄉一起拜訪孫中山,加入了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汪兆銘文思敏捷,擅長演講,有很大的組織力和號召力,很快脫穎而出得到孫中山的賞識并委以重用。由于當時的革命黨都是各自為政,力量很分散,這次孫中山來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聯合各派的革命黨,組成一個統一的革命黨。1905年7月30日,孫中山前往黃興的住所拜訪。孫中山和黃興都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兩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線上,出來沒有見過面。        
  黃興對孫中山的來訪大喜過望,黃興緊緊握著孫中山的手,半晌說不出話來。當時黃興32歲,孫中山40歲。可是孫中山和黃興交談不久,氣氛就開始緊張起來,兩人語氣強硬,各持己見,甚至到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地步。最后黃興破顏一笑說:“孫先生,我服你了”,兩位革命巨星終于達成了聯合。1905年8月20日,各革命黨派的大聯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被選為總理,汪兆銘作為同盟會的發起人之一,被選為評議部部長。新建的同盟會最初設有三個部:執行部、評議部、司法部。汪兆銘當選重要職務的評議部部長,說明汪兆銘在革命黨中有相當的影響力,那時汪兆銘才22歲。        
  同盟會最初的主要任務是搞宣傳和制造輿論,1905年11月,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正式創刊。《民報》特邀章炳麟担任主編,主要編輯則為汪兆銘、胡漢民、吳稚暉等人。汪兆銘從《民報》的創刊號開始,一直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銘以“精衛”的筆名在《民報》上發表文章。汪兆銘使用“精衛”的筆名,源自《山海經》里精衛填海的故事,含有對革命鍥而不舍之義。汪精衛的文章邏輯嚴密,筆鋒銳利,有很大的影響力。當時《民報》的主要對手是梁啟超等保守派主辦的《新民叢報》,汪精衛的文章以與保守派的改良主張論戰為主,宣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1906年6月,汪兆銘從政法大學速成科畢業,在260余名學生當中,汪兆銘成績名列第二。本來公費留學生在學成畢業后,有歸國服務的義務,同級的大部份同學紛紛歸國。但汪兆銘卻不準備回國,決定留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由于逾期不歸就沒有了公費資助,必須自己解決生活問題。幸好汪精衛日語較好,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僅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還可以資助朋友。        
  同盟會成立后,革命派的勢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開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取締中國留學生的反政府活動。盡管日本政府中,對中國留學生的革命行動持同情態度的人很多,但由于考慮到與清政府的外交關系,開始對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反政府活動進行限制。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發布的禁止中國留學生進行反政府活動的規定,但事實上對中國留學生的反政府活動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壓力,“請”孫中山出國。        
  此后汪精衛跟隨孫中山出走越南和馬來亞等南洋各地,繼續從事革命活動,這時汪精衛已成為孫中山最為信賴的親信之一。1908年3月汪精衛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陳耕基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經常為孫中山捐錢捐物,孫中山則定期向陳耕基贈送《民報》等革命刊物。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非常愛讀《民報》,在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響下,陳璧君決心以實際行動投身革命。汪精衛到檳城演講時,臺下聽講的陳璧君對汪精衛的風度和才識十分欽服。汪精衛因為革命的公事不時走訪陳耕基家,所以也經常見到陳璧君。但每次陳璧君與汪精衛見面都是在母親衛月朗的陪伴下,沒有單獨談過話。        
  1908年汪精衛26歲,陳璧君17歲,正是男女熱戀的年齡。當時雖然兩人之間都很有好感,但還只是革命同志的關系,沒有發展到戀人的地步。另外阻礙他們成為戀人的還有另外一層原因,那就是汪精衛和陳璧君都已經和別人訂婚。根據中國的傳統習慣,陳耕基為陳璧君選了一個華僑巨商的兒子訂了婚,而且準備在近期內就讓陳璧君結婚。陳璧君讀了《民報》等宣揚西方個人主義思潮的書報后,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選擇結婚對象的自由結婚。陳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談到革命,談到自己將來準備投身革命。她的未婚夫卻思想十分保守,對革命也沒有任何興趣,他對陳璧君說:“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搞革命象什么樣子?”。由于兩人思想差距太大,陳璧君最后終于選擇“退婚”。陳耕基開始不同意“退婚”,但無奈陳璧君態度堅決,只好同意讓陳璧君“退婚”。        
  汪精衛少年父母雙亡,所以長兄汪兆鏞在他15歲時,為他選擇了一個同事的女兒劉氏訂了婚。汪精衛在日本參加革命后,汪兆鏞經常來信訓斥汪精衛忘恩負義,拿了朝廷的公費出國,到國外卻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鏞要汪精衛立即懸崖勒馬,放棄革命回國為朝廷盡忠。其實汪兆鏞也并非堅決反對汪精衛搞革命,只是怕汪精衛成為朝廷的罪犯后連累他們整個家族。汪精衛也明白長兄的用心,在清政府發出對他的通緝令后,汪精衛寫信給汪兆鏞,表示斷絕與家庭的關系,解除婚約。汪精衛在信中說:“罪人兆銘在日本從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發覺,謹自絕于家庭,以免相累……吾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謹請諒鑒。罪人與劉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約,但既與家庭斷絕,則此關系亦當隨之斷絕。請自今日始,解除婚約”。汪兆鏞接到汪精衛的斷絕信后,退還了劉家的訂婚聘禮,為汪精衛解除了婚約。        
  陳璧君退婚后,倔強地要求到日本參加革命,陳耕基只好同意陳璧君去日本。1908年7月,陳璧君搭乘荷蘭客船來到日本,在孫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會,到《民報》編輯部幫忙,和汪精衛在一起工作。陳璧君到《民報》后,編輯部的氣氛一下活躍了起來。本來《民報》的編輯們都是些窮書生,生活十分拮據,極少去飯店吃飯。陳璧君卻是個闊小姐,口袋里總有花不完的錢,經常請大家去高級飯店聚餐暢飲,使這些編輯們大為開懷。在這些未婚的年青編輯中,陳璧君成了他們追求的對象,然而陳璧君卻逐漸傾心于汪精衛。        
  陳璧君傾心于汪精衛,不僅因為汪精衛的相貌才能,還因為他嚴肅的生活作風。在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賭博酗酒,而汪精衛卻象清教徒一樣生活,被人稱為“道學先生”。最讓陳璧君感動的是汪精衛“革命家不結婚”的信念。汪精衛對陳璧君說:革命家生活無著落,生命無保證,革命家結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讓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過。汪精衛發誓說:“革命不成功就不結婚”。汪精衛越說不結婚,陳璧君反而越愛汪精衛,但汪精衛卻從來沒有碰過陳璧君一個指頭。后來汪精衛說:正因為他太愛陳璧君,他才沒有碰陳璧君一下,他不想毀了陳璧君一生的幸福。        
  汪精衛后來真的實踐了他的諾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和革命同志陳璧君結婚,舉行了盛大的婚禮。汪陳的革命婚姻在當時一時傳為佳話。汪精衛婚后也一直嚴守一夫一妻的準則,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汪精衛的道德人品在當時的革命家中無人可比。        
  到1908年冬,革命進入最困難的時刻。六次武裝起義相繼失敗,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時梁啟超等保皇黨乘機攻擊革命黨的暴力革命,批評革命黨領袖是唆使別人送死而自己謀取名利的“遠距離革命家”。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于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的批評反響很大,一時在海外華人中掀起批評了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不久這場批評的矛頭就開始指向孫中山,有人寫了《孫文十四大罪狀》一文,揭露孫中山貪污革命經費2萬元自用。當時孫中山獨攬同盟會中的經費大權,從不公開經費的使用情況,所以人們懷疑孫中山貪污也不是無中生有。雖然孫中山到底有沒有貪污的問題一直沒有搞清楚,但這場批評對孫中山在黨內的威信影響極大,同盟會中出現也了反孫運動。章炳麟的浙江派公開反對孫中山,宣布脫離同盟會,恢復他們以前的“光復會”。黃興的湖南派持中間態度,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大量出現,一時間革命陷入失敗的邊緣。        
  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站了出來,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   

    

2013-08-20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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