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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精神歷程 1 徐友漁 30年中的若干記憶片段
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精神歷程 1 徐友漁 30年中的若干記憶片段
徐友漁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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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友漁 30年中的若干記憶片段


  徐友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羅素》、《語言與哲學》(合著)、《精神生成語言》、《告別20世紀》、《形形色色的造反》、《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編)、《驀然回首》、《直面歷史》等。


  個人面對突如其來的、無法抗拒的巨變,猶如大海波濤上的孤舟,猶如江河旋渦中的枯枝敗葉,禍福安危完全不由自己掌握。這是100多年來中國人命運的縮影。但另一方面,人畢竟是有生命和靈魂的存在物,不是沒有感知、沒有價值、隨風飄逝的塵灰,不只是建造歷史大廈的磚瓦泥漿,在歷史的潮流或逆流中,人可以判斷、選擇;當浩劫和罪惡發生時,如果不能反抗,甚至不能言說,至低限度可以記錄。記憶、語言和文字是上天賜給人類的最大財寶,身外別無長物的人可以因為擁有它們而在精神上富足。當然,這筆財富也需要小心守護,以免遺失或被盜竊。


  1976:巨變


  1976年1月9日的成都寒風凜冽、濃云密布,這天清晨,我從收音機中聽到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消息。


  人們的悲哀是自發的、巨大的,很多單位舉行了吊唁儀式,還有單位以群眾甚至黨委的名義給黨中央發電報,請求不要火化遺體,保存下來供人民瞻仰。上面有命令不準搞紀念活動,從報紙上看,吊唁安排得異常低調、敷衍,相反,還充斥著批判鄧小平“右傾翻案”的內容,甚至說鄧小平這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的包庇,把矛頭公然指向周恩來。


  “文化大革命”已經搞了10年,人們由開始的盲目和狂熱逐漸變得清醒和反感。在兩個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被打倒之后,周成了被打倒的對象,這一點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干部中流傳著毛澤東的一個指示:“批鄧不批周,批周必大亂”。我們從電視報道中看到,在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時,江青沒有脫帽,這馬上引起各種議論和責罵。其實我注意到,時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朱德也沒有脫帽,但沒有人說朱德,因為他年齡實在太大了,而且,都知道他和周恩來是親密戰友,對他而言,決沒有不敬的動機。


  接近清明節的時候,民間自發的吊唁周恩來的活動漸漸高漲,從成都市的中心——人民南路廣場到人民公園,大街小巷墻上貼滿了歌頌和緬懷周的文章、詩詞和繪畫,其中一些水平相當高,觀看、朗讀和抄錄的人擠得水泄不通。歌頌周的內容和對江青等的批判、影射往往結合在一起。后來,干脆出現了公開點名批判張春橋的大字報,作者是某工廠的技術員白智清。在大字報之前發生了爭執,最后大打出手,一邊是市民群眾,一邊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因為立場和觀點的對立而口角,并且發展到拳腳相向,結局是造反派被打傷住進醫院,四川省委的領導在中央的壓力下到醫院看望和慰問。我清楚地記得,從1967年5月起,成都市民就是造反派的“鐵桿后盾”,造反派和其他派別發生爭斗時,一聲號令就傾城出動,而現在全城百姓對造反派則是非常反感。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但這才短短的不到10年!


  4月7日晚,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中傳來中央處理天安門事件的報道,我聽得目瞪口呆,我絕對想不到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反革命暴動”,想像不出成千上萬的人在北京舉行抗議,想像不出在一個歷來號稱“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的首都發生一場血腥鎮壓。報道中引證了“反動宣傳”中的這種言論:“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返了……”這話的震撼力、沖擊力是難于形容的,它道出了我蘊藏在內心最危險、絕對不敢說出來的思想。


  天安門事件的清理運動波及全國,幾乎每個單位總有人出差北京,或者有職工的子女在北京上大學,“說清楚”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一時謠言流傳,人人自危。這一年天怒人怨的跡象一再出現,7月底唐山發生大地震,死傷極其慘重,緊接著8月中下旬在四川北部的松潘、平武之間相繼發生了兩次7.2級的強烈地震,在成都有明顯震感。大部分人家搬到戶外居住,廣場上、公園里床鋪鱗次櫛比,每家人的占地面積幾乎就相當于鋪位的大小。夏季的瓢潑大雨使露宿的人們叫苦不迭,院子里時常漂流著蔬菜和瓜果,刑事犯罪的數字直線上升。

 

 


  幾乎所有的工廠停了產,人們在戶外受苦,但不敢回到家里,政府(那時叫“革委會”)動員但無濟于事。突然間,發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撤不撤街頭的鋪位,回不回家,成了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依中國幾十年的規矩,政治運動的風暴一來,什么事情都不由分說,立即解決。


  這件大事是:毛澤東逝世了。


  記得是在9月9日下午,我和妻子正走在大街上,要去看一場電影(大概是關于“廣交會”的紀錄片,那時完全不上映故事片),突然,街頭喇叭傳出中央關于毛澤東逝世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電影院貼出停映通告,我們立即返家。一路上,看到每個人都是滿臉茫然的表情。


  我的第一反應也是極度茫然。10年來,毛已經被塑造為神,每個人每天都要重復若干遍“萬歲”和“萬壽無疆”,習慣成自然,這時聽到的消息,好像是發生了一件違反自然規律的事。


  隨著收音機反復傳來同一內容,加上各種后續情況的報道,我終于能夠確定:毛主席確實是逝世了。10年的“文革”使得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在政治上都異常敏感和有經驗,我立即意識到:中國要大變,也許,我們這一代的命運前途也會隨之改變。


  1977和1979:考試與入學


  “四人幫”的覆滅讓人著實高興了一陣,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很可能既是空前的,也是絕后的)高級干部們也走上了大街,和普通民眾一道游行,歡慶這次政治斗爭的勝利,很顯然,他們最先和最真實地把握到了當時流行的口號“第二次解放”的含義。


  但是我的預測卻落空了,“四人幫”的倒臺并沒有馬上帶來政策上的變化,這讓人失望,也讓人感到無法理解。當然,后來知道這是歷史的巨大慣性。最高領導人中有的不愿改變以往的金科玉律,同時也要保護自己從“文革”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我陷入了徹底的絕望,因為這之前任有種種倒行逆施,心中總是堅信它們違反根本的人性和社會發展規律,一定不會長久,但如果一個變得較為正常的社會都要判定我們一代人成為犧牲品,那真是無力回天的事了。


  大約從1977年的夏天開始,我漸漸看到了變化的跡象,許多科學家亮相發言,談論科學隊伍的青黃不接,教育遭到的破壞和急需恢復。快到年底,中央終于發出通知,決定恢復高校的入學考試。


  準備和參加考試自然非常緊張,不過考下來我的自我感覺很好,畢竟,以前在校時一直是好學生,而且,雖然一般地說我們這代人耽誤了整整11年光陰,但我卻基本上沒有丟開過書本。但是,錄取的結果是,我落榜了!因為,這一次錄取的政治審查標準,還是援用“文革”之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感到極度尷尬,生怕人們問:平常說得那么行的,怎么連大學都考不上?


  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是“77級”,實際進校時間是1978年春節之后。錄取工作已經完全結束了,中央指示在落榜生中補招一些人入學,許多學校宣稱校舍沒有空余,中央又指示讓這樣的學生住在家里,實行走讀。這是異乎尋常的舉措,體現了為現代化培養人才的苦心孤詣。最后,我成了一名“走讀生”,被四川師范學院數學系錄取。大家都說,只有鄧小平才能做出這種打破常規、堅持到底的事情。


  學校把年齡大的學生分在一起,稱為“大班”,我們都有類似于劫后余生的感覺,特別珍惜現在的機會,學習極其刻苦。新時期也有種種新問題,是校方和老師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一開學出現的最大問題是懷著“天之驕子”心態進校的77屆新生與尚未畢業的“工農兵大學生”之間的沖突,新生對未經考試就讀大學的人表現出公然的鄙視,“工農兵”們也不服氣,學校費了好大的力氣才使雙方相安無事。數學系把新生好好教訓了一下,辦法是舉行一次“摸底測驗”,試題相當深,以至于大半同學不及格,狼狽如此,自然失去了傲視“工農兵學員”的本錢。


  當年一個普遍而又嚴重的問題是77屆學生中出現了“陳世美”,一些人“中舉”之前“落難”在農村或基層單位,草草結婚,生子育女,一進大學,周圍是如花似玉、天真清純的“小班”姑娘,情不自禁地燃起拋棄發妻,另度一春的欲念。記得那時學校領導、年級主任或班主任經常接待前來哭訴、哭鬧的“秦香蓮”,流言和故事飛快地在同學中傳播。當年《人民文學》上有一篇小說《杜鵑啼歸》,講的就是這種事,影響很廣。據我觀察,我校的“陳世美”們似乎沒有人成功地謀得新歡,除了暴露自己的不忠,只落得學校的處罚和同學的批評、議論。


  經歷“文革”摧殘的大學校園在70年代末顯得生機勃勃,思想空前活躍。最吸引我的是各種課外講座,數學教授們的講演我幾乎一場不缺,值得回味的是,他們講完專業問題之后,總要小心翼翼、自責地補充一句:“我這次沒有闡述馬克思《數學手稿》中的光輝思想,這是我今后要努力學習和改進的。”我讀過馬克思的《數學手稿》,那根本不是數學著作,而是黑格爾哲學概念的搬用,但教授們不發揮馬克思的思想總有一種有罪感,就像幾年前發言、寫文章不引用毛主席語錄就沒有正確性一樣。四川著名作家雁翼的講演很大膽和刺激,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句話是:“其實,歷次運動整知識分子,下手的還是知識分子。”在討論“真理標準”的開始,四川大學一位哲學教師來做報告,談到她在北京開會的情況,似乎有以身家性命為賭注的緊張氣氛,我不明白,為了一個簡單的哲學命題,怎么會鬧到這個地步。

 

 


  我在“文革”期間結識的兩個好朋友h和z與我同年,他們對于報考大學沒有信心,以為年齡這么大根本沒有希望,結果直接考研究生倒考上了,而且都是北京大學!一個是西方哲學專業,一個是英美文學專業,他們考得十分順利,成績名列前茅。在h到我家告訴他的喜訊時,一個念頭油然而生:我怎么就丟了研究生呢?當即下了決心,下一次一定考,也要挑最著名的學術機關!


  上大學只有一個多學期我就開始準備考研究生,我原本打算報考數理邏輯專業,在此之前自學了希爾伯特和阿克曼的經典教科書《數理邏輯引論》,但第二年卻沒有相關專業招生,于是改考現代西方哲學,打算研究羅素,這離原先的計劃最接近。準備工作相當艱苦,因為本科課程很重,不過考試比較輕松,我問了考場上坐我周圍的相同科目考生,他們居然連指定的專業書《分析的時代》都沒有找到,這是“文革”前內部出版書籍,我在當知青時就讀了5遍以上。


  大約在1979年9月下旬,我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錄取通知書,這引起了一陣小小的轟動,數學系為我搞了一個熱情洋溢的歡送會。那一年,四川師范學院一共考取3名研究生,全是77屆學生,當然我們的教師中報考的人更多,但沒有一個人考上,盡管他們的條件要好得多。我在學校賴到最后一刻,因為我太喜歡學習數學。我告別的最后一句話是:“我最懷念的,是和大家一起解難題的幸福時光。好幾個同學后來告訴我,這話把他們氣得半死,外人很難體會解不出數學難題有多痛苦,這完全不是可以靠勤奮、開夜車解決的!


  我依依不舍地告別心愛的數學,隨著北上的列車開始了另一種生活,一路上心潮起伏。那時考上社科院的研究生似乎是很了不起的事,我的一個親戚是大學的系主任,他的一個熟人考社科院研究生失敗了,他為我的考取十分自豪,說:“敢去考就很了不起,更不用說居然還能考上!”我一個哥哥在祝賀之余有些遺憾:“好倒是好,不過沒有‘社會’這兩個字就更好!”幾十年來,中國人的不變觀念還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社會科學總是意味著危險。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似乎乏善可陳,沒有校舍,我們哲學系的學生暫時住在通縣的一個車馬旅館里,條件較差。我很快就發現,社科院有很強的研究力量和傳統,但教學完全不行(我認為經過了近30年,時至今日還是如此),我除了主動去上上一屆邏輯專業研究生的數理邏輯課程,其余時間完全是自學。


  我們當時正處在一個思想解放、熱氣騰騰的時代,西單“民主墻”前天天都是人山人海,圖書室里,除了可以看《大參考》,還有幾種香港出的政論性雜志,哲學所的負責人是一位曾經在軍隊工作的高級干部,他經常來看望研究生,帶來不少內部消息,相比于其他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他說話相當沒有顧忌。那時黨內正在熱烈討論“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這位負責人的議論中可以知道,他和許多人都主張對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講深透一些,對“文化大革命”的危害說充分一些,不過,最后的表述沒有采納這種意見。


  1986—1989:“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


  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真是熱得現在難于想像,記得我剛到北京念研究生時,舉辦一場哲學專業的講座,參加者往往在千人以上。哲學所的梁志學先生講“黑格爾的自然哲學”,地點居然安排在中國天文館,人民大學開設“現代西方哲學系列講座”,可容千人的大禮堂場場爆滿。我記得,武漢大學江天驥教授講“邏輯實證主義”,北京大學熊偉教授講“存在主義”,我參加了。江教授說廣東話,人們聽不懂,但至少有好幾百人堅持坐到底。熊教授是海德格爾的親傳弟子,所以吸引的人非常多,但他顯然心有余悸、言不由衷,說什么“現在年輕人穿小管褲,梳飛機頭,就是受了存在主義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害”,這使我極其失望。


  1986年年初,剛從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碩士畢業的g找到我說,打算把我們這些朋友聯絡起來,成立一個在社會上從事學術活動的團體。我一開始覺得行不通,一是對我們的水平、能力不自信,二是在此之前已經成立了不少這樣的團體,尤其是其中的“中國文化書院”和“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學術實力雄厚,在社會上活動很有能量和辦法,已經有了很大的影響,我担心我們這么晚才起來,已經沒有什么空間了。


  g堅持說服我,很快就把我說動了,而且,我們越分析形勢就越是感到樂觀和前景光明。“中國文化書院”聚集了一批優秀的國學學者,鑒于近30年來對傳統學術文化的打壓,國學一片凋零,他們的復興活動屬于恢復正常,取得成功當屬自然,而且,他們搞中學,我們搞西學,不存在發展空間的競爭。“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勢頭很好,能量很大,核心力量是自然科學院的學者,興趣在于吸收當代科學中的最新成果和方法來構建一套新的歷史觀和世界觀,不知為什么,這些以西學見長的學者竟然對20世紀西方主流的人文學術沒有表現出興趣,這一廣闊的天地至今還無人問津。我們這批朋友以現代西方哲學研究生為主,專攻存在主義、現象學、解釋學和分析哲學,引薦這些學術思想到中國來,正是發揮我們的長處。

 

 


  我們還分析說,現在從事學術文化活動的一些團體和個人,總想馬上提出一整套理論,想要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但他們完全沒有顧及中國學術思想大大落后的事實,弄出來的東西只能是過眼云煙。學術思想和文化建設有自己的規律,欲速則不達,現在剛開始復蘇,在幾十年之內,主要的工作應該是了解情況、積累資料。g明確提出,我們要以慢為快,在20年到50年之內,集中力量搞翻譯,力爭5年趕上蘇聯,10年趕上日本,他指的是翻譯出版現代思想家的全集。這個想法在“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總序”中得到系統闡發,其中引證梁啟超的話說:“今日之中國欲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事。”因為這個宗旨和追求,我們的小團體叫做“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其工作包括4個方面,主打是“學術文庫”,這體現了本編委會的品牌,然后還有“新知文庫”、“人文研究叢書”,以及一套期刊性的論叢。


  編委會的工作非常有效率,其宗旨和方向與當時的社會需求十分投合,大有“開風氣之先”的聲勢。成立之后大約只有短短一年多,在國內和海外就相當有名聲,被視為“全盤西化”的有力倡導團體,我們對自己的定位和外界的評價是相當得意的。


  我只來得及參與編委會的前期工作,就于1986年9月到英國牛津大學,師從當代著名的語言哲學家達梅特(micheal dummett)研修當代西方語言哲學,直到1988年夏天歸國。


  我回到北京,立即產生了恍若隔世之感。原先的朋友和同學中,已經有人成為名人,編委會的聲勢和氣派與我出國時不可同日而語。我記得在我臨走之前,朋友們聚集在我那庫房式的、暗無天日的小房間中商量成立編委會的事,我家連凳子都不夠,我一直坐在門檻上,中午煮了好幾鍋掛面招待大家。回北京后,編委會設盛宴為我接風,以后商量編務,常常進飯店。我一時非常不習慣,給一位回貴州探親的朋友寫信說:“歸來后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有時還用歡迎我的名義,真想有‘罷宴’之舉,又恐被嘲笑為響應人民日報的號召而成了俗套,悻悻然作罷。”其實,與90年代以來到今天的吃喝風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和以前清貧的學生生活比,則是有些奢侈浪費了。


  編委會有一定的經濟來源,因為出版社給了一些編輯活動經費。不過和另外兩個山頭相比,我們只能說是窮光蛋。為了得到一些經濟效益,更是為了傳播新知識和擴大影響,編委會在北京辦了一個講習班,在全國招生。第一講由我們的主編上陣,我記得他只是反復地說,從世界歷史上看,第二、三流的思想家致力于收集和分析經驗材料,而第一流的思想家不屑于這么做,他們致力于提出基本概念和思想框架。看到他在臺上語無倫次、結結巴巴,而教室里啞雀無聲,聽講者竭盡全力要弄明白這深奧難懂的道理,我不禁暗自發笑。我記起主編臨講前告訴我,他昨天晚上才考慮講什么,幾乎熬了一個通夜才勉強想出個提綱。他沒有吃早飯,臉色發黑地匆匆趕來開講。


  另外的講課也很好玩。我的一個師弟輩分的年輕學者在講臺上耍狂,他從包中拿出一本外文書在大家眼前晃一晃,大聲喝問:“這本書你們念過沒有?”然后再拿出一本,再問,幾次都是“沒有念過”,他于是得意地說:“那好,你們正該聽我講。”事后,我告訴他,這樣做是不妥當的:“你知不知道,坐在下面的,有懂6門外語的教授?”另一位更年輕的朋友,在北大念碩士剛畢業,講宗教倫理學在臺上卡了殼,狼狽不堪,卻有聽講者遞上去一張紙條:“c老師,你不要急,你講得很好,我們很愛聽。”


  那時的文化氣氛,人們的學習熱情真是動人。這些人大夏天從全國天南海北各個地方、千里地迢迢趕到北京參加講習班,住宿在一個中學的教室里,到京的第一天遇上城市衛生部門檢查,為了躲避還不能休息,被集中到另一個隱蔽的地方躲風頭,直到我們的人把事情擺平才能回到教室。我不為我們編委會的講習班成功而自豪,我為付費聽講的人感動。


  我們的編委會越來越紅火,各地出版社,還有臺灣出版社紛紛來聯系,希望合作出書,門庭若市的局面使得我們的主編窮于應付,以至于宣布,除了正主編和社長,其余的人一概不見。但是到了1989年年初,最核心、最親密的幾個朋友之間卻出現了矛盾,而且無法調和,最后一發不可收拾地發展為分裂。我屬于被迫離開編委會的4個人之一,后來“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也不復存在,這使得它的內部重創成為無關緊要的事。


  90年代:面臨新的格局


  1989年,我過了大約半年蟄居生活,以前熱衷和尊崇的學術研究忽然變得不重要,生命處于失重狀態。走出蟄居期是在1990年夏天之后。這年9月,我所在的官辦學會在離武當山不遠的十堰舉辦全國性學術會議,我聯絡了一大批朋友與會,會后游武當山、神農架、大小三峽,暢談我們自己的話題。同年12月,我應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去上海逗留了好幾天,商量紀念毛澤東誕辰百年的選題。我們精心策劃的選題后來被槍斃,但得到了副產品——一次確實豐盛的精神會餐。


  90年代初有兩個重要話題,一個是20世紀西方哲學中發生的“語言轉向”,一個是米蘭·昆德拉的小說(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為代表)的含義。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再加上中國學術界、文化界固有的望文生義式理解和淺薄,許多人對這兩個主題作了一種(他們理解的)后現代主義的闡釋,強調“意義的解構”,其實質是對自己當下犬儒主義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作形而上學的辯解。在這種情況下,我致力于對“語言轉向”給出全面、準確的說明,特別強調其邊界條件,并挑明昆德拉的中國式解讀中的誤讀與錯位。

 

  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登陸發生在1986年,美國后現代主義者弗里德里克·杰姆遜這一年到北京大學進行一個學期的講學活動,但后現代主義并沒有因此而傳播開來。在90年代初的條件和氛圍中,這種主義開始大行其道,成了文學、文化、學術界最時髦的東西。這種主義的中國版包含的膚淺和謬誤使我憂慮和反感,我堅信啟蒙在中國是未竟的事業,現代化應該爭取和實現,而不是被消解、批判,我開始發表論文和評論來阻擊它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在論戰中發現,真正懂得后現代主義的是少數不事喧嘩的研究者,那些名氣很大的“后主”們只長于炒作,在學理方面很欠缺。


  在90年代的氛圍中還理所當然地產生了文化民族主義思潮,以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為代表,主張“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其理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西方文化的主流地位已經有兩三百年,風水流轉,下一世紀輪到咱們中國了;另一個論據是,西方社會正遇到無法解脫的危機,只有乞靈于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才能擺脫危機。我對這種觀點大不以為然,發表了尖銳的批評意見。


  我的態度被觀察敏銳的f教授注意到了,他借助于“青年論壇”的名義召開會議,部署對于“國學熱”展開大批判。f教授認為,“國學熱”中有人企圖以國粹主義、復古主義來抵制、排斥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所以他想要開展的批判是政治大批判,我和被邀請與會的h、l都表示只能進行說理的、學術性的磋商、批評,我特別指出,政治大批判往往會在學理上鬧笑話,而且不得人心,即使對于應該批評的東西,其效果也是適得其反。


  f教授確實是我以前沒有見過的一類人,會議一開始,他摸出一個又大又厚的記事本,就像指揮戰役的軍官首先介紹敵情一樣,講“當前思想戰線的形勢”:哪位學者在海內外什么刊物上發表過什么文章,有什么問題,得到什么樣的評價,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作者的師承關系、單位關系、社會關系如何,各種背景和來龍去脈,等等,等等,如數家珍,一講就是一個小時,聽得我不寒而栗。事后發生的情況說明,他對我們拒絕參加他的大批判銘記于心,使我們在他認為十分關鍵的事情上付出了代價。


  到了2005年,我在批評“國學熱”的某些方面一如既往地尖銳、猛烈,同時發現f教授的立場有了很大的變化,也許,他是在與時俱進,這是好事,但愿在這新一輪的“國學熱”中他不再把我當成對立面。

 

2013-08-20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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