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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精神歷程 7 邵建 “走近”胡適先生
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精神歷程 7 邵建 “走近”胡適先生
邵建     阅读简体中文版

  7


  邵建 “走近”胡適先生


  邵建, 南京曉莊學院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文學與現代性批判》、《知識分子寫作:世紀末的“新狀態”》等。


  武嶺突起于剡溪九曲之上,獨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為萬山所景仰……嶺之上,古木參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瀠洄,游魚可數……隔溪之綠竹與嶺上之蒼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潔,無異寫真……


  這段話來自《武嶺樂亭記》,它駢散交錯,文字稱美,是民國時代進入國文教材中的一篇。2003年8月下旬,為編《大學人文教程》,我隨朋友們去了屯溪,其中的一項安排是去績溪上莊拜訪胡適故居。那是一個晴朗的上午,車在徽州山道中逶迤,灰白如帶的山道,一邊是嶺一邊是溪,便不由得產生了上述文字的幻視,盡管它寫的是浙東。皖南與浙東,同樣山水形勝,人杰地靈。對著窗外不斷移動的秀水青山,一車人都在慨嘆:難怪這里出了胡適!


  從胡適故居中出來,正逢一間學校放學,我隨意問路邊的小學生胡適是誰,一連兩次,誰知都望著我搖頭不語。是不知道、還是有什么隱諱?我不解。真不知上莊人是怎么看待這個前輩鄉賢的,這個不是生于上莊卻是從徽州山道走出去的人哪,原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先知”。


  不過,這個“先知”在20世紀的命運卻是繞有意味的。


  胡適,1891年出生,1962去世,享年七十余。19歲時(1910)通過前清華的庚款考試,先后留學于美國的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完成哲學博士的考試,回國后因蔡元培邀請,任北京大學教授。回國前夕,一篇發表在《新青年》雜志上的《文學改良芻議》,使古老的中國發生了一場白話文運動,這是一次劃時代的語言革命,以致我們今天通行的語體得拜那場運動之賜,胡適也由此奠定他在中國的影響。天下何人不識君,那個時代有個口頭禪,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適之”。然而,20世紀下半葉,形勢陡轉,胡適的形象一落千丈。20世紀50年代,大陸中國發起轟轟烈烈的批胡運動。幾十年后(2003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堂皇九卷的《古史考》,其中前四卷就是那個時代(1949年-1980年)批胡運動的史料匯編。近三百萬的大批判文字,集成了這厚厚的四卷大開本,它像小山一樣堆在書桌上,我就像打量一個怪異的時代。


  就我本人而言,接觸胡適很晚,在我讀中學的20世紀70年代,是沒有胡適書讀的,如果偶然碰上,那肯定是在批判的材料中。但,盡管沒讀過胡適,胡適在我的心目中卻是一個反面形象,記得“走狗”兩個字庶幾便是我腦海中對這個形象的最早勾勒。多年后,等到我自己系統地讀胡時,胡適在中國的命運已經走過了一個大大的“之”字。文革結束后的20世紀80年代,大陸中國逐步對胡適重開評價,這是一個“去妖魔化”的過程。胡適作為一個研究對象,逐步從學術領域過渡到文化領域和思想領域。隨著人們對胡適和胡適思想的深入,已經沉入歷史背影中的胡適再度走向歷史前臺。以致一個我很尊敬的老人在他去世前這樣語重心長: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

 

  當然,這里的“胡適”已不僅是他自己,而是某種精神的象征。問題是,今天,如果我們把“胡適”作為21世紀的文化選擇,那么,由他所代表的精神坐標到底是什么呢?


  胡適一生和他的思想都相當豐富,有這樣一篇寫胡適的文章,內容沒看,但題目卻過目未忘:他什么都沒有完成,但卻開創了一切。這句話非常到位,庶幾可以視作胡適的墓志銘。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國學術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教育史以及20世紀歷史本身都留下歷史轍跡的胡適,他的豐富的精神遺產,放在今天,我以為有這樣一點——這也是胡適身上最突出的一點——可以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樞要,那就是:“寬容”。


  什么是寬容?應該說在中國本土的傳統中幾乎找不到這樣的精神資源。作為一種價值之光,20世紀以來,它主要是靠當年留學英美的那撥知識分子輸入和奉持,而胡適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在牛津、朗門或韋伯斯特等大辭典中,寬容通常解釋為對不同于己的信仰、思想和行為的容忍和承認。美國一位宗教思想家甚至把它視為“一種和思想及行為與眾不同者建立和維持共同體的品質和能力”。是的,社會作為一個異質共同體,組成它的人有不同的信仰、相異的文化背景,這就決定了他們的處世態度和對事物的看法無法一致。那么,這樣一群人如何在社會中共存呢?如果我們不是強調彼此之間斗爭的話,寬容就是構成社會和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培養自己的寬容意識和能力。


  然而,20世紀中國最匱乏的精神資源之一,就是寬容。20世紀是一個奉行“斗爭哲學”的世紀,寬容則是這種哲學的反面,它由于被誤認為是軟弱、妥協和不徹底,因此,奉持這種價值的胡適自然也就成為那個時代的反面。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生為傳播自由的理念盡心勞力。然而,他在他的晚年卻以“容忍與自由”為題,連續作文兩篇(其中一篇是講演),強調的是同一個主旨“容忍”。他說: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會見我的母校康乃爾大學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把這句話稱之為“不可磨滅的格言”,進而申說:“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這里的容忍,就是容忍異己。在胡適看來,“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當然胡適也清楚,真正做到容忍并不容易,“因為不容忍的態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輕易養成的雅量。”


  在“容忍與自由”之后,胡適致信蘇雪林。信中再度重復了一個至今尚未引起我們充分注意的詞:“正義的火氣”。胡適是很鄭重地談這個詞的。在說過有關《紅樓夢》的一大段問題后,胡適筆鋒一轉:“現在我可以談談‘正義的火氣’。你若記得我前年發表的《容忍與自由》,就可以明白我所謂“正義的火氣”是什么。‘正義的火氣’就是自己認定我自己的主張是絕對的是,而一切與我不同的見解都是錯的。一切專斷,武斷,不容忍,摧殘異己,往往都是從‘正義的火氣’出發的。” 為了說明這一點,胡適在“容忍與自由”中甚至舉了自己年輕時的一個例子。年輕的胡適是一個無神論者,他痛恨迷信,因此,也痛恨在他看來是迷信之類的《西游》《封神》,認為它們是“惑世誣民”。在一篇文章中,胡適不惜借《禮記·王制》中的話表明自己的態度:“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亦即殺掉那些借鬼神以疑眾的人。在這里,胡適是斬釘截鐵的,因為他是在反迷信。反迷信還不對嗎?這里正有著“明確的是非”,所以胡適不憚以“熱烈的好惡”顯示自己的決絕。此時,胡適方才十七歲。可是,十幾年后,胡適在北大,北大的一些“衛道士”卻要“殺”胡適了,理由也是《禮記·王制》中的話,所謂:“學非而博……以疑眾,殺”。什么叫“學非而博”?此“非”即“是非”之非。既然,你所學的東西是不對的,且又以此惑眾,那就該“殺”。這里,“明確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也是一點都不含糊。于是,晚年的胡適把這己對人和人對己的兩件事并作一類,說:無論“當年我要‘殺’人,后來人要‘殺’我,動機是一樣的:都只因為動了點‘正義的火氣’,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胡適在美國接受的是自由主義教育,自由主義和容忍有著內在的邏輯關聯。在一個不寬容和反寬容的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選擇事實上是談不上的。執于此,在新文化運動發端之初,年輕的胡適在推進它時始終能以寬容的態度面對文化論敵。長期以來,我們幾乎是一面倒地歌頌新文化運動的偉大功績,與此同時,我們可能忽略了它的一個致命的隱患:不寬容。這個不寬容體現在胡適的同道身上。或者說,胡適的“寬容”和他的同道的“不寬容”構成了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內在的裂痕,它最終導致了新文化運動團體的分裂。如果說這場運動已經形成了我們20世紀的文化傳統,那么,今天我們倒真需要反問一下,這是一個怎樣的傳統?至少,由它的“不寬容”所導致的歷史負面性,我們今天還缺乏到位的體認。

 

 


  不妨以粗線條勾勒一下這個運動的輪廓。1917年1月,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后,陳獨秀嫌改良不夠,又做了篇態度更激烈也更極端的《文學革命論》。人在紐約的胡適看了后,心中不安,便致信陳獨秀: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顯然,胡適的態度是寬容的,也是懇切的。可是,陳獨秀讀了信,大不以為然,他給胡適回了封公開信,卻如同一份宣言書: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于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胡間的一通書信,構成了新文化運動中同一陣營的不同文化對比。如果胡適的主張是對話和討論,陳的態度則是“不容”和“一言堂”。這是“文化霸權”,也是“正義的火氣”的自然流露。而陳唯一的理由就在于,白話的主張是“對”的、“是非甚明”的。陳獨秀沒有考慮到,所謂“對”和“是非甚明”都是一種“認為”,而“認為”常常是人各認為。當你認為“對”就不容討論,哪怕即使“對”的是你,這樣的邏輯也將導致文化專制——“對”的專制。


  在這種邏輯下,我們看到,北大教授錢玄同披掛上陣。他比陳獨秀更進一步的是開始罵人了,在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當期,以“通信”為題,錢玄同寫到:


  頃見五號《新青年》胡適之先生《文學芻議》,極為佩服。其斥駢文不通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辟……具此識力,而言改良文藝,其結果必佳良無疑。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


  緊接著,針對上述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錢接過話頭:


  此等論調雖若過悍,然對于迂繆不化之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實不能不以如此嚴厲面目加之。


  以為自己“對”,就不容別人“反對”,甚至還罵人。我們今天回看五四,有些東西實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可是,在什么意義上,“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作駢文之選學名家”(錢玄同語)就要被罵為“謬種”和“妖孽”?新文化運動,其實是新文化運動者罵人在先,并且以罵鳴鑼開道。你看,對方還沒出陣,它就把未來的敵手給“妖魔化”。有趣的是,錢氏不但罵以壯行色,還唯恐人家不罵,居然懸擬被罵者將“若何咒罵”。此公罵字當頭,理直氣壯,不就是認為自己“對”,自己正義在胸、真理在手嗎?


  更有遞進的是魯迅。1926年了,新文化運動已有10年的歷史,白話文早已取代文言文。可是,魯迅對于反白話文的態度是:


  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該墮入地獄,也將決不改悔,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


  ……只要對于白話來加以謀害者,都應該滅亡!……只要對于白話來加以謀害者,都應該滅亡!


  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當年,蘇俄的高爾基也說過類似的話。兩人的態度,何其相似乃爾。


  那么,胡適呢?和以上幾位相比,胡適是理智的、寬容的,同時也是孤立的,面對來自美國留學生對《新青年》罵人和不容討論的批評,胡適在《新青年》上表態:


  本報將來的政策,主張盡管趨于極端,議論定須平心靜氣。一切有理由的反對,本報一定歡迎,決不致“不容人以討論”。


  然而,胡適只能代表他個人,無以代表《新青年》群體。上述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或先鋒,在文化氣度及其方式上,比例是1∶3。這樣一個格局,表明新文化運動以陳、錢、魯的方式為主導,胡適則注定要被邊緣化。因此,新文化運動的路線圖由胡適而陳獨秀而錢玄同而魯迅,就是從“平等討論”到“不容匡正”到“罵”到“咒”。這條“不寬容”的邏輯一路下行,必然付諸“不寬容”的行動。


  于是,我們看到,1925年11月,北京知識界(左翼)在政黨背景下策劃倒段運動。11月29日下午,天安門廣場集聚著被運動來的學生、工人約五萬,散會后,群眾游行示威。其中部分隊伍手執旗幟,上書打倒晨報及輿論之蟊賊等標語,浩浩蕩蕩,直沖宣武門大街的晨報館而去。在現場,人們一邊高呼“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一邊以“正義的火氣”,點燃沖天大火,把恰恰象征著言論自由的晨報館燒成灰燼,而晨報不過發表了煽動者素所不能容忍的主張。事后,從新文化運動中已經分別走出但還保持私誼的胡陳兩人論及此事,胡適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陳獨秀卻在信中反問:“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陳獨秀的邏輯一以貫之,當他以為自己是唯一的“對”,他就能在《新青年》上不允許別人討論;同樣,他以為自己是唯一的“對”,他也就能(只要他能夠的話)不允許對方存在或消滅它。不寬容的邏輯必然導致縱火這種表達“正義火氣”的方式,而這種方式又不斷升級……,終于,它釀就了20世紀這一百年來的血與火。

 

 


  胡適不是沒有意識到其中的危險,針對陳獨秀的反問,他的批評可謂嚴厲:


  你我不是曾同時發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里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唯一的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惟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批評過后,胡適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慨,新文化運動過去了,“但這幾年以來,卻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國中,”令胡適驚心的是,這個不容忍的力量并不是舊勢力,他們已經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的人物”,而且是新文化運動中的領頭人物,以及由他們培養出來的青年學生。這讓胡適感到“悲觀”,他說:“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后,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噫吁兮!胡適是杞人憂天嗎?歷史不幸如此,使我們倍感寬容的重要。當年,從新文化運動中的言論不寬容,發展到這里,就邏輯地變成一把火,以至再往下,我們分明可以把握這其中的發展脈線。這條“不寬容”的脈線四處橫溢,它給20世紀的中國文化和文化以外的中國帶來了致命的傷創,甚至驅導我們走上包括文化領域在內的“斗爭哲學”的不歸路。這條路,你死我活,一走就是一百年。


  血與火的一百年!今天,我們終于在時間上走出了那個世紀,我們在價值上也走出了嗎?答案懸疑。就這個時代而言,30年來的精神蛻變,從歷史上走失了的胡適又回來了,這個時代開始重新認讀胡適。但,盡管如此,胡適這個形象以及由它體現的寬容精神,是否成為這個時代的價值認同?沒有,遠遠沒有。即使在今天,在新文化運動已經翻過90年日歷之后,我依然感到,在我們的精神世界里,寬容依然是一種稀缺元素。如果進一步把它落實到自己,我不得不承認,雖然我認同并欣賞寬容,但寬容的能力在我身上依然低弱,除了自身的性格偏激,畢竟我還吃過前一時代的精神之奶,中過“毒”的我尚需長期克己。


  今天,寬容的求取,是為了社會這個共同體的和諧,而和諧本身又必然要求寬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諧的“和”就是口中有糧,和諧的“諧”則是人人都能說話。前者姑置,后者如果像當年陳獨秀那樣“不容”異己的言論,哪怕你是正確的,所得也不過是“正確的專制”。現代社會,又有哪一種專制不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呢,包括法西斯。因此,我們可以不要“正確”,但決不能取舍“專制”。21世紀的今天,我們為“和諧”而努力,就是為“寬容”而努力,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寬容的意識和能力,我們更須要寬容的制度(不妨想想那種不寬容的制度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吧)。胡適和弘揚胡適的意義,正在于此。因為胡適的一生,就是為制度寬容而努力的一生,盡管他直到去世都沒有看到這種制度的到來。


  正如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并非指的是實然,那是一個文化老人的文化企盼;本文這里的走近“胡適”,其訴求也就是走近“寬容”,從而讓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紀成為一個非血火的寬容世紀。那么,丈量一下吧,我們離寬容,到底還有多遠。記得2003年8月,我和朋友們從績溪小路一步步走近胡適,心中抱著一份期待;今天,我們這個世紀也在一步步走近胡適,心中更抱一份期待。我期待我們這個世紀鑄“斗爭”之劍為“寬容”之犁,我期待我們能為這寬容世紀的到來做出努力、哪怕是抗爭的努力——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就像當年胡適所做的那樣。


  讓這個世紀早日到來吧!


  讓我在此馨香禱祝!

2013-08-20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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